民族（nation），指在文化、語言、歷史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來通過研究人類進化史及種族所形成的概念。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的文章8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篇1
民族團結是我們從未忽視的問題。五月的和風伴著我們迎來了自治區第26個民族團結教育月。今年的民族團結教育活動顯得尤為重要。
民族團結從中國上千年的歷史中從未褪色。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率先為少數民族打開了向漢族學習的大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歷時十八年，考察了許多國家，把西域的自然環境、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等都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匯報，為漢朝反擊匈奴創造了有利條件，加強了中原與西域的相互了解與來往。大漠的駝鈴聲記錄著遙遠的文明。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有一批愛國的少數名族為祖國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用他們的生命換來了之后千萬同胞們的幸福生活。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所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數民族同胞的權利，使得在新疆生活的47個民族能夠像一家人一樣相親相愛的生活。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中所展現的民族團結精神深深烙印進了人們心中：忘不了全國各族人民為汶川遇難者默哀的情景，忘不了玉樹地震中藏族孩子渴望生命的眼光。忘不了國慶節天安門前那56根民族團結柱。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有血濃于水得親情。
我們學校是一個各民族學生與老師和諧相處的大家園。學校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回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的同學。學校在學習生活方面也給予少數民族同學很多的關心，而我們也應該用一種團結、友愛的態度來對待學校里的每一位少數民族同學。只有關系的和諧才能創造出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校園。
無論從哪一方面說，和諧都是發展的前提。09年的“7.5”事件使生活在新疆的我們更加體會到穩定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了團結我們很有可能成為那個近代任人宰割的中國，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就會成為空談，變成一個遙遙無期的夢想。面對國內外嚴峻的形勢，我們更應做到團結，用一種全新的姿態面對世界!居安思危能使我們防患于未然，能讓我們見證一個蒸蒸日上的新家園!
回望歷史，我們擁有輝煌的華夏文明;我們共同書寫中華的傳奇!展望未來，我們擁有美好的明天，我們共同仰望同一片藍天!
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篇2
摘要：通過對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研究及分析，多元文化的傳承及知識體系的探究可以全面促進民族文化的價值體系。將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作為重點，對其多元化的研究內容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核心目的是通過民族體育文化的研究及分析，規范研究內容，實現民族體育文化的多元性、雙向性及全面性發展。
關鍵詞：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多元研究
在民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文化內容是維系民族成員之間的關鍵內容，同時也是群族身份認證的重要標志，這種文化理念逐漸成為民族生存及發展的基本核心。伴隨民族文化的發展及傳承，民族文化經過不斷的融合及創新，逐漸形成了優秀的文化形式。對于民族傳統地域文化而言，其內容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組合部分，很多體育活動的構建會將文化形態作為基礎，實現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以及文化氛圍的穩定創造，充分彰顯社會環境下民族體育文化構建的核心內容。由于文化是時展的重要標志，所以，在整個時代背景下，人們應該認識到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基本價值，通過對相關研究內容的梳理及分析，實現對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傳承。
一、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多元研究的重要性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自覺性是文化重構的基礎
文化的自覺性是民族文化發展中的核心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民族文化一定會承受外來文化的沖擊及碰撞，主要是在民族發展中，需要有民族文化的支撐，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也就導致文化傳播中問題出現，因此，一些傳統文化需要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實現不斷的更新。在整個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傳統體育文化應該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文化的自我揚棄，從而促進良性循環狀態下社會文化的穩定發展。而且，在當今文化沖突及文化遷移的過程中，人們應該在多元文化沖突與融合的背景下，進行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及重建，從民族文化的發展需求出發，通過對自己需求的分析，確立文化發展的基本思路，為體育文化的傳承及創新提供穩定支持。由于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作為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體育工作者應該樹立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認真審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拓展民族文化的發展空間，從而為民族體育文化的傳承提供支持[1]。
（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弘揚民族精神的保證
在民族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每個民族文化作為獨特性的藝術形式，在文化發展及創新的環境下，具有一定的特色性，因此，在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過程中，只有發現民族文化之本，才可以在文化上形成直立、創新的文化傳承理念，通過與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實現民族文化的有效創新。同時，在民族體育文化多元化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先注意民族文化的本土性，再注重民族文化的全球化，認清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根基、特點以及歷史內容，實現體育文化的有效重構，促進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傳承[2]。
二、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研究中的局限因素
（一）對人文現象認識不充分
對于中華民族體育文化而言，由于其獨立性不強的特點，會導致研究者在人文現象認識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中華民族體育文化與共生文化分析的過程中，其文化形式沒有呈現出完全剝離的狀態，例如，在節慶、娛樂等活動構建中，肢體活動會與體育中的行為交織在一起，人們極容易對日常生活與民族體育身體活動產生混淆，所以，對一些人對人文現象的認識也就存在著模糊性的特點。（二）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受特殊文化影響對于人文現象而言，一些人會認為這一內容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所以，在研究中會很少涉及到民族體育文化，這種現象的出現也就嚴重影響了體育科學研究體系。同時，由于研究人員對民族體育文化的認知不全，對民族體育背景、起源以及功能的認識存在著片面化特點，導致在體育文化分析中出現了主觀臆斷的現象[3]。
（三）研究方法的單一性
通過對現階段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研究分析可以發現，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獻分析以及文本敘述的過程中，在這種單一性研究方法構建的過程中，并沒有發現適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研究策略，雖然在這種方式研究的過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們對體育文化的了解，但是，與復雜文化內容相比，這種文化形式仍然缺少更深層次的文化內容，導致人們不能全面的認識到民族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在不同歷史時期，同一文化的發展會展現出一定的時代特征，因此，這種復雜性的文化特色需要得到人們的關注。文化研究、文化闡釋以及社會之間的關系應該得到穩定的融合，實現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合理描述，所以，應該在體育文化傳承中，通過多種研究方式的運用，進行傳統體育文化的有效分析，從而實現民族體育文化的綜合探究[4]。
（四）傳統思維制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研究
在傳統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過程中，其中高度普適性現象的出現雖然可以采用籠統、模糊的方式進行自然現象的分析，但是，通過這一條件內容的概述及分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認識到事物的本質性內容，從而形成科學性及專業性的概述理念，促進體育文化的有效傳承。對于不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在其內容分析的過程中具有差異性的發展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系統性的發展脈絡，保證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有效創新，實現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規律性分析。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種文化的發展會呈現出時代性的特點，但是，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及文化分析中，應該尋求文化演進的基本規律，保證體育文化傳承背景下的社會性及文化性的特點，減少傳統思維對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限制。
三、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多元化研究
（一）構建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基本思想
在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傳承及發展的過程中，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基本內涵，在歷史實踐及反思的過程中，文化理念得到了系統性的提升，同時，在民族傳統文化提升的同時，應該做到以下幾點內容：第一，需要樹立科學化的傳統體育教育理念，通過正確、客觀評價理念的設計，可以正確進行指導理念的分析，從而達到文化傳承中實事求是的特點。在正確理論指導構建的環境下，體育研究者應該摒棄傳統的觀念及保守的思想，通過辯證理念進行民族體育文化特點及發展規律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堅持與時俱進的文化傳承理念，促進民族文化的有效傳承及穩定創新，實現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基本思想[5]。
（二）促進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族體育的交流
對于民族傳統文化而言，是在我國民族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認識自然、掌握社會及傳統文化的實踐內容的綜合性文化內涵。但是，在現階段文化傳承環境下，由于人們對歷史文化認識的不足，難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問題，導致民族體育文化傳承中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在傳統體育文化傳承及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認真的篩選及分析，由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珍貴資源，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中，應該不斷朝著多元文化方向進行發展，充分展現民族結構的實用性價值。同時，在科學時展背景下，人們需要運用多科學原理進行價值問題的研究及分析，構建完善性的體育文化發展理念，從而為體育文化的繼承及發展提供穩定支持。而且，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創新及傳承中，我國民族體育文化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導致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傳承形式受到限制。因此，應該進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有效傳承，通過文化的傳承，實現與不同文化的穩定交流，使專業的體育研究人員掌握體育文化的成果，從而實現文化傳承中本土化及全球化的有效整合，推動民族文化的全面發展[5]。
（三）實現單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轉變
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及發展的過程中，其內容的研究不能離開專業方法的支持，如果在文化傳播中缺少了傳播的方法，也就會造成民族精神的缺失。在這一方面上分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僅涉及到民族學以及人類學，同時也會波及到社會學以及傳播學之中，所以，在宏觀角度下，進行構建科學化的文化服務理念，并在問題研究及方法創新的同時，實現人文主義及實證主義的有效融合。在方法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可以將人文主義與實證主義進行穩定的融合，并在此基礎上實現靜態理論與動態理論的相互統一。在基本方式分析的過程中，人們可以通過對文獻資料收集、民族志研究以及考古研究問題的使用，實現理性時代民族文化的有效傳承，促進民族體育文化的有效傳承及穩定創新。通過這些成部分，它需要相關部門與醫務人員的重視、完善制度的建立及實施、政府足額資金的投入、定期業務知識培訓及日常督導。規范的醫療廢物管理可防止疾病傳播、保護環境、保障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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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篇3
摘要:該文通過分析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對現代體育文化的互補作用,筆者認為加強理論完善,宏揚文化傳統;加強國際化趨勢,融入世界文化;強化中國特色,繼承傳統文化是其發展的共生之路。
關鍵詞:全球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文化自覺
1全球化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沖擊
全球化在體育上的影響,集中地展現在奧林匹克運動及各單項運動會上,無一滲透著西方體育文化的價值觀念及評判標準,與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文化理念出現了差異乃至于“沖突”。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一切都處在百廢待興的狀態,極力想在國際體育舞臺上表現中華民族的國力,經歷了多次改造的武術,終于按照西方體育的標準和模式逐漸在國際的舞臺上嶄露頭角,以至于形成現在的“舞術”,已經失去了真正的武術內涵的精髓。可以說,中華民族傳統體育在發展的進程中丟失了傳統,在大力發展競技體育的同時忘記了給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留下生存的空間,一度造成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身份和定位出現了危機,文化認同越來越困難。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共存的統一體,具有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56個民族創造了上千種的傳統體育文化,猶如一個浩瀚的文化寶庫,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革故鼎新,繼往開來,悉心呵護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維護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身份。
2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的區別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僅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長處,還應了解自己文化的短處,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推己及人,以健康的和豁達的心胸平等地對待自己和他人。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深受儒家、道家、法家文化的影響,與當今的西方現代體育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前行,人們越來越關注于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中的價值體系,對它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1)產生于工業文明的現代西方體育文化強調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與環境和自身的競爭,崇尚不斷達到目標而又不斷地超越過去。而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含蓄深邃、樸質內向、天人合一的理念,達到與社會的和諧統一。與西方體育相比中國民族傳統體育具有強烈的個性,對于平衡西方體育文化的偏頗,可以起到一種難能可貴的互補作用。(2)現代西方體育的倫理學基礎薄弱,許多項目是缺乏傳統文化滋潤的“試管嬰兒”,因而帶來了暴力、賭博、服用禁藥,過分職業化和商業化弊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偏重于修身養性、怡情鑄志,講究集團利益和宗教等傳統的倫理觀念恰恰可以對此產生良好的互補作用。中國的傳統體育養生術、氣功和傳統的養身保健法,因其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效果正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被重新認識和研究,日益明確地被賦予防病保健等意義,逐漸聚合進入現代追求健康生活的潮流。
3建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系統思維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認為,世界上的各種文化和民族之間應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全球共生共長,不同以利于相輔相成。因此,保存和強化56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特殊性,從而達到保持本民族獨特的歷史文化屬性,強化身份認同,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與自覺。
3.1激活社區居民的參與機制,建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信與認同
發展人類學常用的兩個概念,參與和賦權,既是理論,也是方法。一些地方發展項目采用了這兩種理論和方法,結果表明當社區和社區成員參與發展項目的計劃和決策過程、被授權管理和控制他們自己的資源和未來時,平等發展最有可能實現。因此,民族傳統體育能否正常發展的關鍵在于當地的民眾,而不是政府機構,更不是專家、學者。
3.2“求同存異”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
3.2.1加強國際化趨勢,融入世界體育文化
我們要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的條件,借鑒現代體育文化的組織制度和以奮發與競爭為核心的精神價值,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走向國際舞臺,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現階段,武術、中國式摔跤、龍舟競渡、圍棋、中國象棋、風箏等項目在國際上也舉辦了多次的賽事,并成立了國際單項組織,入會的國家有擴大的趨勢,這對項目的在國際上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數量太少,需要體育界的有識之士篩選有特色的、在國內開展得比較好的項目,經過適當的改造,使其盡可能地靠近或是符合現代體育的評價標準,并且能夠保持自己獨特的傳統特色和文化底蘊。
3.2.2強化民族特色,立足本土,發揚傳統文化
全球化時代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體育項目都要以進入奧運會為最終發展目標。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這是由各民族所處的特殊的生存環境決定的,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有些傳統體育項目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只適于在本民族內開展,有的項目已成為民族成員喜聞樂見的活動,甚至成為該民族的一種象征,如我國彝族的阿細跳月、苗族的跳蘆笙、瑤族的長鼓舞、黎族的跳竹竿、納西族的東巴跳等,這些項目都是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現形式,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近兩年體育界對“東巴跳”的多項研究證明,民族傳統體育在民族文化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獨特作用。這些項目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文化的瑰寶,說明它能夠與時代相適應,跟上時代的步伐。
3.3加快理論建設,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扎根“沃土”
1997年設立民族傳統體育學,隨后設立民族傳統體育專業,時至今日已有20年的時間。民族傳統體育一度成為研究的熱點,雖然近幾年呈下降的趨勢,仍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研究涵蓋了民族傳統體育的各個領域,遺憾的是至今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因為民族傳統體育學屬于一門超級交叉的學科,包含了文化學、教育學、民族學、民俗學以及人類學等。民族傳統體育的起源、發展、演變的歷程漫長,而現在分得很清楚的各種文化藝術門類,在其原始積淀期是共生體,融和了宗教、藝術、教育等諸種成分,因此,文獻古籍中沒有“體育”一詞。當它被冠以“體育”這一稱謂之初,自然的出現了各種分歧,至今學術界仍沒有達成一致的觀點。如“醒獅”,這一古老的傳統文化項目,融武術為一體,當之無愧的屬于體育項目。但是,在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上赫然冠以“民間舞蹈”的范疇,成為了舞蹈項目,到底是體育還是藝術,民族傳統體育學需要給出一個充分的理由。“一位文化巨人曾經說過,理論的命運取決于它滿足現實需要的程度。”難道說民族傳統體育真的無法滿足當今社會的需求了嗎？答案很明顯。因此,盡快建構民族傳統體育學的學科框架和理論體系,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體育文化,是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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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篇4
摘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各族兒女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是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動力和寶貴精神財富，大學生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接班人和中堅力量，必須持續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不負國家和時代的重托。
關鍵詞：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義;問題;對策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民族工作的總體思路是：“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在重要場合明確提出，要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高度。當代，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元一體格局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而言，就是要提升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促進各民族團結進步和共同發展繁榮。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大學生作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理應在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中有所作為，肩負起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陣地，更應該主動作為，加強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和研究，探索出一條符合新時代大學生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
一、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已步入新時代，新時代的總任務是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影響下，民族分裂勢力有所抬頭，中華各民族團結、發展、繁榮的美好局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其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發展和“中國夢”的實現，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邏輯前提和必然要求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強調民族認同，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又強調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認同，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只有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思想基礎和力量來源，號召各民族群眾同心同德，凝心聚力，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不懈奮斗，把各民族的力量和智慧最大限度的聚集起來，共同捍衛建設國家和民族的美好局面。
（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崇高的事業，也是各中華兒女共同的事業，需要各民族同胞團結奮斗，攜手同行。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之際，我們面臨著國內外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現實挑戰，加強民族團結的工作不容半點懈怠，必須久久為功，常抓不懈，維護好民族團結穩定的良好大局，通過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夯實好民族團結進步的思想文化基礎，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群眾基礎，捍衛好、建設好來之不易的民族團結一家親局面。
（三）有利于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
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把56個民族打造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同呼吸，共患難，榮辱與共，誰也離不開誰，也不拋棄誰，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政治層面上就是要強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在目標指向上則是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認同，增強各民族群眾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歷史文化多樣性中保持統一，在團結中實現各民族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道路上書寫各民族的精彩華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添磚添瓦，奉獻力量。
（四）是培養新時代合格大學生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誠如是，青年學子特別是大學生群體作為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肩負著國家民族的未來和前途命運，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將直接關系到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否實現。無論是在革命還是在改革建設的歷史大潮中，大學生群體作為先鋒隊和生力軍的歷史角色從來都未缺席，并將在新時代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強化大學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不僅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激發他們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追求，更有利于號召大學生自覺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個人的理想追求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牢牢結合起來，弘揚社會正能量，培育社會新風尚，在砥礪奮進中推進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
二、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一）西方仇華勢力的滲透
西方仇華勢力利用大學生喜愛接受新生事物的特點，不斷地將其腐朽消極的思想政治文化進行有針對性地滲透和傳播，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極端主義等思想開始在大學生群體傳播蔓延，并利用互聯網開放性、便捷性、無界性、隱秘性的特點，在網絡上肆意丑化黨和政府的形象，歪曲放大社會問題，并美化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在高校中，西方仇華勢力則通過宗教文化學術交流、講座、培養代理人等途徑來宣傳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給價值觀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的大學生群體帶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也給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工作帶來無形的挑戰。
（二）傳統呆板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但受制于師資、教育發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行政化、功利化等問題，仍有不少地區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仍然實行單向的被動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雖然這種模式簡單高效，但嚴重的影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使他們無法獨立自主的進行價值評價和選擇，也就很難內化為大學生自身的行為規范，這樣的教學模式也就難以取得長效，久而久之，則使得部分大學生逃避甚至厭煩思想政治課，使思想政治教育課只是為了取得相應學分的一種手段，無法從根本上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也就無從談起。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思想價值的多元化
伴隨著的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重大變革，各國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也使得西方各種各樣的思潮文化如潮水般涌向中國，給人們的價值思想帶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然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并不排除主流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和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諸多價值觀中依然處于指導和統帥地位，各種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西方腐朽文化的傳播蔓延，不可避免的會對我國主流價值觀的宣傳和教育產生沖擊，尤其是對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尚未正確確立的大學生而言，所面臨的迷惑和誘導不言而喻，不僅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的成長成才，也削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給新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小的阻礙。
（四）大學生群體自身的性格心理特點
當前，大學生群體大多屬于獨生子女，物質生活條件相對優越，但由于部分家庭不健康的溺愛的家庭教育，導致部分大學生群體的心理特征偏于自我和功利，同時，由于大學時期，正是大學生性格心理發展完善和成熟定型的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就是不穩定、波動性較大，容易受到外界環境或因素的干擾或影響，在價值判斷上往往趨于簡單化、片面化、從眾化，難以真正做出理性的獨立自主思考，叛逆心理比較強烈，如果在這一時期不進行合理的干涉和引導，則很難使大學生自身樹立起正確崇高的理想信念，甚至會走向歧途。
三、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對策探析
（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引導
西方的敵對勢力從未放棄西化、分化、丑化中國的圖謀，在價值文化多元開放的背景下，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引導顯得格外重要和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價值指導，必須牢固樹立，堅決貫徹落實，只有這樣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中，保持主導地位和戰略主動，才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中保持正確的方向和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色，不至于迷失自我，失去目標。
（二）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
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然成為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和目標要求，廣大思政教學工作者要緊跟黨和政府的時代要求，立足于滿足大學生理論知識訴求的基礎上，創新教育形式和內容，革新以往純理論說教式的教學模式，通過講案例、視頻播放、小組互動討論當前熱點社會現象等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教學形式，在潛移默化中加強大學生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教育，并在課后教學實踐環節，通過走訪參觀紅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民族團結示范基地等形式引導大學生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關注和解決大學生群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大學生正處于經濟尚未完全獨立，價值思想尚未成熟的特殊階段，這一時期的大學生往往在思想心理上趨于敏感，經濟上與其他同學的差距，很可能導致他們的自卑和自我封閉心理和行為，在學習、生活、情感、就業等方面，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干預和解決，則很有可能使他們放棄學業、放棄生命、甚至仇視社會，在思想行為上走向歧途，因此高校老師特別是輔導員要對學生的異常言行舉動保持敏感，及時地加以疏導和幫助，必要時進行正確的心理干預，使他們走出自卑封閉的自己，端正理想信念，認真完成學業，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
（四）積極開展特色實踐活動，增進各民族相互了解和團結
高校在開展實踐活動時，要不失時機的利用民族節日的良好契機，組織學生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學習參觀他們的民族節日活動，增進相互了解和民族認同，要通過“三下鄉”、志愿者支教等多種形式，引導大學生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關心解決少數民族同胞的現實困難問題，宣講黨的最新民族政策，在學習實踐中幫助大學生增強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中華民族是偉大而團結奮斗的民族，在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要常抓不懈，深入貫徹落實，鞏固發展好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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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的地域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基所在
共同的地域意識是“我”民族區別于“他”民族的物質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我們中華的地域內形成的，在該領域內形成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寶貴財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容的一種外在形式的表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要通過愛國主義教育，積極培養國家統一意識、主權神圣意識、領土完整意識等中華民族共同地域意識，牢固樹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理念。”地域作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和繁衍生息的重要客觀地理條件，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中必不可少的客觀依賴，同時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體人民群眾的生產，學習，生活，工作等一系列的活動都是在共同的地域中完成的，因而共同的地域意識是我們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仰仗所依，正是祖國的大好河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生存、繁衍、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空間實體，我們的中華民族才能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共同的經濟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主義在闡發的理論中，作出了“物質決定意識”的論斷。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豐厚的物資來源和物質基礎，同時這也對于各民族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無疑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不容忽視的至關重要的聯系渠道。馬克思的這一論斷同時也指出正是由于在經濟生活中各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各民族之間的互信、互助的良好關系在經濟的調節中逐漸建立起來，經濟生活的往來行成為為共同意識的支柱。共同的社會主義經濟意識是聯結各民族人民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利益而奮斗的粘合劑，把各族人民群眾緊緊聯系在一起，為了中華民族在經濟領域的復興和繁榮共同付諸實際行動，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經濟意識是構建中華民族“利益”共同體前提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這一共同的經濟意識為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
（三）共同的文化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紐帶
“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展現出來的是對我們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化的一種堅定的自覺和自信，也是我們在未來實現文化自強的根基保障。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中華文化歷久彌新，時至今日依舊散發魅力，中華文化是我們廣大人民群眾最寶貴的智慧結晶，因而人民群眾形成強大的文化認知和認同，從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意識有利于在全體人民群眾中間促進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需要中華民族認同的保駕護航，為此需要廣大人民群眾在意識認知上和內心信仰上堅定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進而成為一種自覺、自信，最終樹立成就中華文化的自強。
（四）共同的語言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牢固橋梁
“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努力培育愛黨愛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需要。”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是我們人民群眾最有力的身份驗證，在全國范圍內加大推行力度，是在新時代這個新的歷史方位下加強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程中，我們作出的重要戰略。共同的語言意識有利于打通各個民族交流往來的語言和文字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對于加快經濟發展，尤其是對于強化邊遠民族地區和其他經濟發達區域的聯系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對縮小經濟發展的落差都是有很大幫助的。學校是培養新時代人才的場所，加強對新時代學生的共同語言意識的培育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舉措，在學校隨處可見的“請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是符合新時代教學的必然要求。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全國范圍內加強推行，努力提高各族人民普通話水平和漢字使用的能力，可以有效地促進各族人民的溝通交流，增進各民族相互認識、相互了解，進而增進感情。共同的語言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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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總書記在廣西考察時指出：“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是中華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牽、團結奮進，共創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1]。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要從形式上認可我國領土的完整性與政權的合法性，更要在實質上形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性認知、心理認同、情感依賴、態度肯定、積極評價，厘清內外之別。對內親如手足，各族人民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平等享有公民權利，履行公民義務;對外團結一致，不卑不亢，自覺維護中華民族共同的利益，彰顯大國風范。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題中應有之意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預設了主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個人、民族和國家融為一體，尋求最大公約數，要求個人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三者的高度一致。我們每個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個人的努力匯聚成強大的合力，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個人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充分調動全社會積極因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立包容性秩序，使創造社會財富的力量充分涌現，使消極因素盡可能被化解，盲動因素得到正確引導。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實現民族振興。民族振興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核心價值觀振興。“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2]共同價值觀與現代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相匹配，通過書寫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形成穩定的文化共同體，為中華民族信仰振興明確了奮斗目標;二是經濟振興。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利益共同體關系，充分發揮市場的整合功能，創造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才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三是文化振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奉行“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和“軟權力論”，驅動其在輸出代表西方價值的政治和大眾文化過程中蠱惑大眾意識形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樹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信，才能把人民期盼、民族向往、國家追求三者融為一體。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實現人民幸福。一方面，實現社會幸福和個體幸福的辯證統一需要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指引進行動態心理調試。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民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仍將長期存在。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做到絕對平均，絕對平均也不等同于公平，但差異性可能導致心理落差，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才能引導人們正確看待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先進帶動后進，共同砥礪前行。另一方面，實現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辯證統一，需要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根本驅動力。物質需求的滿足是實現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礎，精神幸福則更為高尚持久。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蘊含著五千年厚重的歷史積淀，凝聚著強烈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形成了共同行動的原生內驅力。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仍在不斷鼎故革新、與時俱進，在新時代亦將發揮繼發內驅力的作用，集聚更強大的合力，激勵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是中華文明幾千年歷史賦予的國家稟賦。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這是中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的起點和歸宿。在我國遼闊的疆域內，讓14億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秉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消除發展起點不一致及自然、社會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影響，保障社會公平，促進平等。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走中國道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弘揚中國精神，弘揚中國精神必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方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中華民族是我國各民族相互認同而形成的共同體，是“大一統”思想的文化載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于中華民族的傳統基因之中，“大一統”思想在人民心中高于一切、根深蒂固。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各族人民共同抗擊共同的敵人、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各民族人民合作共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鑄就的偉大改革開放精神，極大豐富了時代精神內涵，成為當代中國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改革開放精神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通過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總結出來，同時被實踐反復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改革開放精神”，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對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實踐有著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凝聚中國力量，凝聚中國力量必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是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力量。歷史實踐有力證明，團結一致是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繁榮、發展的法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關系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偉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會遭遇各種艱難險阻，需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精神支撐，形成強大的向心力，促進共同體內部成員相互幫助、不分彼此、共同發展，保證“兩個一百年”目標任務的完成。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重要作用。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空前大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發揮黨組織與黨員作用，使各級黨組織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紐帶和橋梁，讓每一名黨員成為共同歷史文化記憶的書寫者、實現共同理想使命的領路人和踐行者。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推動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改善群眾生活，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提升發展質量效益，創新驅動發展。同時深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強“五個認同”。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差異背后隱藏的是人民群眾的發展訴求。國家意志、民族意識根植于人民理性選擇之中，具有建構性、動態性的特征。而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一方面，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堅持系統觀念，鼓勵東部地區帶動和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擴大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的對口援助，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另一方面，繼續完善民族地區的經濟政策。包括：增加民族地區的基礎建設資金投入，完善轉移支付力度財政政策;發展現代工業，加快民族地區產業協調發展政策;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統籌協調、促進西部地區的區域政策;支持貧困民族地區發展的差別化扶貧政策;興邊富民行動，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專項規劃的扶助政策;貫穿我國大部分民族地區的“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經濟政策;經濟發達地區對口支援民族地區的政策等。
構筑中華民族共有家園，鞏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是照亮民族復興征程的精神之光。深入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將個人的前途命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融為一體;堅定文自信，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構筑當代中國人共有精神家園，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血脈，明確當代中國發展訴求;促進文化交流交融，強化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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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大以來，為適應新時期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科學概念，這是對費孝通先生相關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創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為指引，促進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全面發展，不斷鑄牢中華各族兒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建設工程的歷程任務。這既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建設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2-0001-009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多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在黨的十九大上將之寫入黨章，相關論述和觀點形成了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這個重大理論成果是結合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發展要求對以往理論探索成果的發展創新，為我們進一步做好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和實踐要求。
一、對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兩方面基本內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講，提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論斷。[1]371996年10月，費孝通先生在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報告《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又對自己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2]有學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充分肯定了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3]，并引證了該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的“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4]來說明習近平同志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肯定。其實這個論斷既是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片面理解，更是對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情觀的誤解。
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內容上如果仔細分辨，其實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的理論：其一是關于中華民族實體“自覺”與“自在”存在的兩種狀態理論。這個理論因為涉及到民族實體的判斷標準及其自身的邏輯缺陷，在理論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從民族實體判斷標準來看，金炳鎬先生認為：“費老的觀點沒有說明民族實體和民族復合體之間的矛盾性，或者說他認為民族實體與民族復合體兩個概念之間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詳細考察民族實體概念5個方面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指出，“中華民族雖然在這五個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特點，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實體的概念內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族是屬于次生形態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復合民族”[5]70。從敘事邏輯上分析，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說中的“自在”狀態，也即“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是指在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古代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的內在聯系與整體不可分割性在客觀地形成與發展著，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種整體聯系，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狀態，準確地講只能定義為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性，而無法用民族實體來界定。更何況用“中華民族”來定義中國各構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體制下的中國民族敘事基本上都是納入“天下體系”和“大一統”格局中來闡述的。這也說明了費孝通先生“自在”狀態的中華民族實體論斷本身與民族敘事的歷史性之間的邏輯沖突。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自在”說顯然無法在概念內涵和歷史實然性上滿足其自身的邏輯自洽性。當然，指出這樣的理論缺陷，并不等于我們就否認這個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內部聯系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其二是關于中華民族內部結構及構成狀態的“多元一體結構”理論。費孝通先生在“泰納演講”中對該“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歷程進行了詳實可信的歷史分析，并對其現實存在狀態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8]3-4，并明確肯定了“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種情狀”[8]36。我們認為這些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光輝的真知卓見才是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大貢獻。正如林耀華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貢獻在于它提出并通過論證而確立了‘多元一體’這個核心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1]9。有了這個工具和鑰匙，就足以讓我們把關于中華民族的實體概念與其整體結構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也足以讓我們把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形態放在中國社會發展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經歷的民族過程和建設歷程的差異性和共同性。這個理論創新為我們站在中華民族整體觀上回顧過往、認識國情、創造未來都提供了科學可靠的理論框架和敘事體系。這也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元一體格局”的本義所在。
綜上可見，學者們對費孝通先生理論的爭議更多地集中在“一體”的中華民族實體屬性方面，在對中華民族結構整體性研究上并無實質性的否定意見，也不存在某些學者所提出的“討論的焦點是：是否承認存在一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3]。承認“這樣的格局”是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及其內部構成關系的認可，并不等于對中華民族實體屬性已經形成的認可，否則習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創造性地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華民族實體”的提法豈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們在21世紀還要堅持‘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尚未形成’的觀點，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有什么客觀基礎？”[3]的疑問。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也與之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已經形成，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還有什么客觀必要？顯然，學術問題如果僅僅是依靠這樣簡單的質疑而沒有深入的理論分析，就不會有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所以，我們仍然有必要在對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觀與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途徑問題。
二、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理論創新和學術價值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上文中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自在狀態的實體屬性敘事判斷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對中華民族自在狀態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從本質上講屬于歷史敘事方式的應然性范疇，而后者則是歷史實踐發展的實然性范疇。前者在話語體系上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背景，而后者則更多地表現為歷史事實，是“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歷史事實。物必先有其實而后有其名，所以歷史存在一般情況下也必先于敘事方式，這是物質存在決定意識形態的基本表現和一般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成為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實然和應然狀態的話語橋梁，也是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王朝國家體系下的“華夷一體、天下一家”歷史敘事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國家層次民族建設敘事的話語橋梁。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與發展。
從歷史發展的實然角度講，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民族實然性發展的客觀描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幾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9]150。在開發疆土的過程中，中華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區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進而在地區范圍內實現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統一，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國。在此過程中，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內部社會分工的發達，民族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滲透，必然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民族的遷徒運動，也促進了民族族體在血統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于整個中華民族及各構成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存在時期最顯著的發展特點。有些民族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有些民族與別的民族相互融合演變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構成民族在近代世界歷史由王朝國家政治體系向民族國家政治體系的演變中，由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擴張都面臨著國破族亡的共同威脅。外部壓力是中華民族實現由自在向自覺狀態轉化的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劑。費孝通先生認為：“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8]9-10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是中華民族整體在面臨強大的外部侵略時所發生的由自在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標志。覺醒意識的訴求則是中華民族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外求獨立，在國內構成民族層次上的內求平等。以革命領導階級和綱領路線的差異為依據，為完成這個覺醒訴求的努力在“五四運動”之前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則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積極投身于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共同了締造了屬于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任人宰割、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團結，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為我們考察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發展史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敘事體系和民族話語基礎。可以講，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的歷史前提和基礎。千百年來在王朝體系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各構成民族間基于不同社會分工基礎上的需求互補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民族關系是其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所在，也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客觀的歷史條件。而近代以來在血火抗爭中覺醒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的歷史起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的實體建設也正在這個偉大飛躍進程中突飛猛進，但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某些斷言中華民族實體已經形成的論斷。因為“蘇聯民族”轟然倒塌的“烏拉”聲還在我們耳邊回應，因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堅民族也并沒有像某些學者所宣揚的那樣用公民權力就可以镕鑄成鐵、合眾為一，因為即使是號稱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臨著北愛爾蘭分裂勢力的威脅，更因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民族層次上推進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事業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實體建設歷程是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內容。在如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歷史進程問題上，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和重溫毛澤東同志建國初期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準確判斷和科學認識。1956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11]214，并首次區分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他看來，“建立”時期不同于“建成”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很不完善”。這些科學思想無疑為后來我們黨提出和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借用這樣的話語邏輯，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出中華民族多元復合性實體“已經建立”但單一民族實體“尚未建成”的判斷。1我們認為，這樣清醒而又審慎的判斷更符合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歷程。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要求，在中華民族實體建設進程中，我們一定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成是重中之重，并為之付出更為堅苦卓絕的努力和耐心，扎實推進而又只爭朝夕，多措并舉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這項爭取人心、凝聚民心、團結族心的事業做好做成。 用習近平同志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觀點來改造和提升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我們嘗試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三個階段的歷史邏輯和基本特點：第一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存在階段，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和基本前提。第二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存在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王朝體系向民族國家體系轉型過程中面臨西方列強外部侵略而導致實體意識覺醒，從而為中華民族外求獨立、內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國家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奮斗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的中華民族“站起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邁向國家層次的民族實體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載體和實現途徑。第三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為存在階段，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時期。“自為”階段與“自覺”階段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僅對自身的存在和整體性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掌握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對自己民族實體的形成建設途徑都有了科學可行的基本思路。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站起來”的基礎上，通過多個方面、多個層次的“建起來”，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實現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施工期。由此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想實現之日，必將是也可能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形成之時。只有到了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全體兒女對自己國家層面民族實體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極大提升，在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國際交往中中國各族人民群眾都以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作為自己的首要族屬認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程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的偉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等基本特點。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
建設工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12]3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千百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心理特征，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強大精神紐帶和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正如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同志所指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論斷，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歷史傳統的準確把握，是對中華民族團結進步規律的深刻揭示，突出點明了處理好“一”和“多”關系的主線，揭示了“我國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奧秘所在，必將引領中華民族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大團結大進步。[13]這個論斷也為我們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為狀態的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指明了發展方向和施工途徑。
一是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原理與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工作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多年黨和國家民族工作實踐證明了的關于解決當代中國民族問題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條道路的基本內容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對民族工作經驗的歷次總結中。這些工作經驗的總結成果，既體現了不同時期國家發展的統一性、進步性要求，又滿足了民族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會發展目標的與時俱進，又有民族綱領基本原則的充實完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闡述，1則是全面系統地對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經驗及綱領、方針的最新提煉、豐富和升華，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基本內容，實現了對新時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則的開拓創新。我們堅決反對某些學者把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這兩次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件作為否定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質疑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甚至抹殺和取消我們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據。[3]我們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數民族敗類自私自利、叛國賣國的丑惡行徑永遠也代表不了這些少數民族廣大人民群眾的主流意志，他們煽風點火、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實既不屬于民族問題，也不屬于宗教問題。我們絕不能按照他們的荒唐邏輯來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些糊涂認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地宣告：“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沒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這樣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覺，才能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問題處理模式的偉大創造”[14]29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術，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國家建構與民族平等、保護公民權利與尊重民族差異之間平衡的系統把握，及對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全面考慮。在該制度初創之時，我們黨強調的是區域自治與民族自治的正確結合。此后，與時俱進地結合時代發展需求，不斷深化和發掘對其優勢的認識和本質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對其片面化理解和誤讀。1957年，周恩來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1992年，江澤民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區域自治有機結合起來，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有機結合起來，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統一，后來，又增加了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統一，進一步豐富了該項制度的內涵。為了防止對該項制度認識上出現新的偏差和失誤，2014年，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著重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為我們在新時期正確把握該項制度的本質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習近平同志指出：“團結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15]強調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機械結合，而是要和國家及自治地方整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考慮兩者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把握兩者關系要強調自治多一些，是為了在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保護和發揮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權;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統一多一些，則是為了彌補民生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等市場經濟體制的天然缺陷，加強和發揮好上級國家機關扶持自治地方發展的責任，給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習近平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區域因素，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這一點必須搞清楚，否則就會走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達賴集團、‘東突’分裂勢力就打這個旗號，要求漢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禍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們的同志不能照這個邏輯走！”[15]新時期我們黨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充分體現了該項制度強大的生命力、科學性與適應性，也充分說明了其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是堅定不移地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從語義學講，作為次生復合民族的中華民族，實際上就等同于中華諸民族。正如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并不是指漢族或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統一體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學地把兩者對立起來，單純地以為強調一方就必須要忽視另一方的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也不符合黨的民族工作實踐。我們無法想象，拋開了56個構成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關系的平等和諧，單純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就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體建設任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1強調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堅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把加強民族團結作為戰略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來做。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是在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鋼筋鐵骨，就是在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不可摧的民族關系基石。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離不開“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這些傳統的民族政策話語。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的基本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體現和要求。這三者辯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體系之中，但他們各自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實現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民族團結是促進民族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保證，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本質在民族問題上的體現和要求。如果不堅持各民族共同繁榮原則，那么民族平等團結便失去了發展方向和前進動力。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對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榮”，“在這個問題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17]178這些民族綱領在具體實踐中具象化為民族政策時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促進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盡量減少同一地區中民族間的公共服務政策差距，避免出現民族間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導向人為制造隔閡、強化固化民族意識，強調要更多針對特定地區、特殊問題、特別事項來修訂完善和制訂出臺政策。可以講，這些對民族平等政策的發展完善正是與時俱進地實踐民族平等綱領的深層次要求的充分體現。
四是堅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民族地區無論從哪個層次和方面理解，也離不開少數民族聚居區這個核心概念。這些地區不僅具有全國其他貧困地區所面臨的普遍性困難和問題，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難和問題。由于自然和歷史原因，這些地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處偏遠，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市場化程度低，多數產業低端化發展，市場競爭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務半徑大，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成本高。這樣的條件，沒有國家和發達地區的扶持和幫助，依靠市場自發力量及其自身條件發展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逐步扭轉民族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趨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全局，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是我國實現平衡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鑄牢各族群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條件和物質基礎。民族地區只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與全國其他地區融為一體，形成相對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共同體，才能為各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要著眼于民族地區的特殊困難和問題，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在依靠民族地區自身努力的同時，還需要中央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減少。同時，還要求要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民生這個首要任務，抓好扶貧攻堅這個重點，抓好教育、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個著力點，以促進市場要素流動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貫通為途徑，把發展落實到解決區域性共同問題、增進群眾福祉和促進民族團結上，推動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民族地區特點的科學發展路子。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與科學發展的路子，顯然體現了我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政治性要求，顯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群體性平等發展訴求的尊重與重視。
五是堅定不移地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總體來講，文化認同是具有不同層次性的差序認同體系，按照文化主體差異性而言，可以分為個體認同——群體認同——國家認同——世界認同等基本認同層級。在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體系中則可以具體表現為個體認同（各民族成員的自我認同）——群體認同（國家構成民族的群體性認同）——國家認同（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世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一般而言，低層次認同是高層次認同的基礎和組成部分，高層次認同可以包容和引導低層次認同，并且各層次認同協調發展的基礎在于支撐這些認同的利益認同機制的協調發展。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諳各民族文化認同的政治屬性和深遠意義。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推動民族工作，解決好民族問題，要依靠物質和精神兩種力量，要解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問題。這是新時期黨從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不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強調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認同，核心就是要增強各族群眾在政治意識上的“五個認同”，1其中的基礎則是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認同是五個認同中最深層次的認同，是鞏固其他四個認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要求。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內涵，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構成，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要反對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兩種錯誤觀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當代發展的價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內涵和發展方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價值取向政治屬性的基本體現。要注意從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汲取營養。在民族意識調控上，我們反對某些學者危言聳聽地斷言“我國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并不在于那些實施恐怖襲擊和制造街頭騷動的少數極端分子，而在于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內心中的現代民族意識”[18]。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首先是對“現代民族意識”的污名化，因為在當代中國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現代民族意識”是能夠正確處理民族與階級、民族與國家以及民族相互間關系基礎上的民族意識，是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的民族意識，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論中以單一實體民族唯我獨尊“一族一國”的民族意識。同時，這樣的判斷也是對廣大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的污名化，因為即使是以蘇聯解體為依據，我們也無法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主體民族出身的領導人應該為聯盟解體負的責任歸咎到納扎爾巴耶夫、尼亞佐夫等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頭上。 六是堅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關鍵”和“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關鍵”。有學者把“階級認同”與“以階級斗爭為綱認同”等同起來，把人們的思維導入了階級認同與民族（宗教）認同二元對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撥亂反正導致了“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這兩個傳統群體認同”對“階級認同”的取代。[3]我們認為這樣簡單和武斷的判斷并不能成立。實際上，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對應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個主張都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線，而“階級認同”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對該階級領導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就是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路線、綱領及方針的認同，更是對其本身領導地位及合法性的認同。所以，即使在我們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后，也不能說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眾對黨的階級認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同時，認同是有兼容性的，一個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少數民族群眾，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對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認同，這并沒有什么認同的沖突可言。各族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認同，從來也沒有因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失誤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相反卻因為我們黨對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堅固。這樣的認同成就，自然也就內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為此，習近平同志明確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毫無疑問，這就是新時代各族群眾“階級認同”意識的最好體現和終極表現形態。幾十年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復說明了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的正確性。只要我們各族群眾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拔我們的民族關系，各民族間“語言不通階級親，民族不同心連心”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本質就會有充分堅實的政治保障。另外，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還明確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贏得民族工作的“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劇增的新常態后，提出了我國已經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的基本判斷。對于這樣“送上門來的民族工作”，我們還存在著不重視、不熟悉、不適應、跟不上的問題。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泛，是一項系統工程。做好這項工作，關鍵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對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協作機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信息系統，做好各類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開展各類便民服務活動，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切實保障好散雜居和城市地區各民族的合法權益，教育和引導各族群眾相互尊重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才能實現城市讓各族群眾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是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和實踐要求對以往中華民族理論成就的偉大創新和發展，是指導我們進行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的理論指南。只有認真、全面、系統地學習、領會和把握好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涵，切實按照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要求，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引領凝心聚力，全面系統地促進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發展完善，不斷鞏固和加強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一致性，不斷促進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建設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園，才能真正完成歷史賦予我們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偉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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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字鑄牢中華共同體論文篇8
我國少數民族生活的地區，不僅有美麗如畫的自然風光，而且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物產豐富，還擁有珍貴的動植物資源、水力資源以及礦產資源等。
我國南方氣候溫和，少數民族的服飾多種多樣。男子一般穿對襟上衣和褲子。婦女穿的飄逸輕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綢料筒裙，景頗族的毛織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壯族婦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層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繡花衣裙等。
由于我國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地理、氣候條件不同，經濟、生活方式也不同，他們的住房結構各具特點。在濕潤多雨的南方少數民族地區，人們一般居住在干欄式樓房里。這種樓房分上下兩層，所用材料以竹木為主。樓房上層用于圈養家禽、牲畜，放置農具或雜物。有些少數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別致的小竹樓。一棟棟造型獨特的小竹樓，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樹織成綠色帷幕中，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美麗極了!
在春暖花開或秋收季節，壯族群眾喜歡開展拋繡球的活動。拋繡球是壯族男女相互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青年們在草坪或空地上豎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桿，頂端釘一塊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圓孔。男女各為一隊，以拋出的繡球穿過木板上的圓孔為勝。也有在場中間搭歌棚，繡球拋不過棚或拋出界，或接不住對方拋過來的繡球，就要被罰唱歌，非常有趣。
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