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11篇

時間：2019-08-22 事跡材料點擊：

派對課程[1] 它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一門教育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的課程。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的文章11篇 ,歡迎品鑒！

【篇一】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歷史節點下，我們每一名黨員干部都要在新時代展現新擔當新作為、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賦予的歷史使命而努力奮斗。按照黨委關于支部書記講黨課的相關工作安排，今天，我就結合自身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圍繞知黨史感黨恩跟黨走，同大家一起交流。

　　一、堅定理想信念，時刻不忘知黨史

　　7月1日，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奇跡，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無論我們黨走多遠，走向多么光輝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人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我們黨從哪里來，為什么出發。

　　我們黨從革命中走來。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同外國侵略勢力和封建統治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卻都沒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命運。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7月，中國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號樹德里“李公館”、中國浙江嘉興南湖湖面上的小游船，中共一大13位代表，代表全國58名黨員在這里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表現出了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使命擔當和英雄氣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新中國建設中走來。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僅一窮二白、百廢待興，而且面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部的經濟封鎖、政治孤立和軍事威脅。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新社會、新生活的重任，帶領全國人民在曲折中前行、在圍堵中突破、在打壓中奮起，用辛勞和汗水為社會主義建設筑基打樁、添磚加瓦。從生產出第一輛汽車，到試制第一輛噴氣式飛機；

　　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從武漢長江大橋建成，到成渝鐵路通車，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成功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改革開放中走來。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短短41年的時間內，我們黨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巨變、這樣的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進入了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歷史變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武裝下，全社會力量竟相迸發，萬涓成水，匯流成海，形成了推動中華民族闊步前進的歷史洪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正在乘風破浪前行，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我們黨從為人民謀幸福中走來。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的探索，“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讓“諸路皆走不通”的東方古國重獲新生；

　　從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一百年的跨越，讓積貧積弱的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的潮流，走近世界舞臺中心。近百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用鮮血與汗水寫就的奮斗史冊上，回響著對“可愛的中國”的深情呼喚，激蕩著“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雄心壯志，書寫著“走自己的道路”的豪邁宣言。風雨兼程百年路，初心不改中國夢。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9059.4萬名黨員的全球第一大政黨，向世界展示出愈加成熟、愈發強大的信心和力量；

　　中華民族，這個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民族，將以更加堅定的意志、更加昂揚的斗志不斷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

　　二、補足精神之鈣，時刻不忘感黨恩

　　我們出生在和平年代，改革開放，國富民強令我們盡享太平盛世的福祉，樹高萬丈不忘根，人若輝煌莫忘恩！今天的我們要時刻牢記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時刻牢記我們黨交出的一份份無愧于歷史和人民的答卷，始終做到熱愛黨、擁護黨、感恩黨。

　　（一）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和基礎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從這個標注改天換地的日子開始，人民翻身成為國家主人。烽火28年，執政70載，中國共產黨將自身的成長壯大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億萬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以始終如一的初心和使命，實現一個國家波瀾壯闊的發展與進步，創造一個民族與過往全然不同的歷史，不斷把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推向一個個嶄新高度。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同春雷喚醒大地，改革開放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41年的深刻變革，重塑了中國人民的面貌，重塑了中華民族的面貌，重塑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現代化強國的光輝未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政治宣言，也是帶領社會主義中國穩步走向現代化的最新戰略規劃。習總書記在這份報告中，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兩個百年目標做出了明確安排，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強國時間表。

　　（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遠奮斗的根本保證

　　在這里，我想向大家講述一下張富清老人和黃大年教授：張富清是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分行來鳳支行離休干部。張富清在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先后榮立一等功3次、二等功1次，被西北野戰軍記“特等功”，兩次獲得“戰斗英雄”榮譽稱號。建國后，他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到偏僻的湖北來鳳縣工作，為貧困山區奉獻一生。60多年來，張富清刻意塵封功績，連兒女也不知情。2018年底，在退役軍人信息采集中，張富清的事跡被人們發現。為黨分憂，為人民謀幸福，是任何時代的共產黨員都應有的選擇。95歲的張富清堅定地認為，在人生的諸多岔路口，他選擇了最應該走的那條路——跟著黨走。

　　黃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吉林大學特聘教授、新興交叉學部學部長，負責協調和組織管理中國跨部門和跨學科優勢技術資源和團隊，首次推動了中國快速移動平臺探測技術裝備的研發，攻關技術瓶頸，突破了國外技術封鎖，他既是“無私的愛國者”，也是“新時代海歸科技報國的楷模”。很多人評價黃大年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因為他什么職務也不要，就想為祖國做些事。還有人評價他是另類的科學家，因為他對待科研只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黃大年是祖國的棟梁，他爭分奪秒，即使透支自己，也要讓人生發光。他是新時期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為民族振興不惜以身許國的先進楷模，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展現了新一代歸僑心系家國、鞠躬盡瘁的赤子情懷，在僑界樹立起了一座矢志創新、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豐碑。

　　正是因為我們祖國有著一批批像張富清、黃大年這樣的民族脊梁，我們才能在一次次的跌倒后重新爬起來，才能在一次次的壓迫下站起來，重回世界民族之林。

　　三、踐行初心使命，一心一意跟黨走

　　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上，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越是形勢復雜、挑戰嚴峻，我們越要以聽黨話跟黨走的忠誠、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私無畏的勇氣，投入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用攻堅克難的實際行動詮釋新時代黨員干部的使命擔當。

　　一是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信仰信念不是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對黨忠誠更不能流于口頭表態，而要建立在深厚的理論修養基礎上。要把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擺在首位，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更大功夫；

　　要靜心凝神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做到常學常進，常悟常新，切實把握貫穿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從中汲取強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實踐力量，學出堅定信念、學出絕對忠誠、學出使命擔當。

　　二是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習總書記強調，“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因此，必須把對黨絕對忠誠落實到一言一行、體現在一點一滴、貫穿于一生一世；

　　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把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融入血脈靈魂、落實到修身為政的全過程，進一步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四個服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以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夯實絕對忠誠之基。

　　三是加強黨性修養、黨性鍛煉。要認真貫徹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培養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純潔黨內政治文化；

　　要把加強黨性修養作為終身課題，堅決杜絕思想上的跑冒滴漏、行為上的出軌越界，堅決抵制碼頭文化、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實人，保持共產黨人的初心不改、本色不變，確保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做到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篇二】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2021年是我們中國共產黨100歲生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向著勝利前行的新時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新時代。我們這一代人是唱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長大的，從新中國到新時代，在這一新的歷史方位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新時代，我們要應對新風險新挑戰、完成新使命新任務，不能因勝利而驕傲，不能因成就而懈怠，面對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更高標準和更高要求，要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繼續在嚴和實上下功夫。今天在這次主題黨日上，圍繞我們黨的宗旨和初心使命，我與大家相互學習交流。
　　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最高價值取向。是否實現人民的利益，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是衡量我們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否正確的最高標準。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奮斗歷程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地為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除了忠實地代表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外，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這就決定了黨的根本立場和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階級政黨的重要標志，也是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最高原則和根本內容。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我們共產黨員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擺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當首先想到黨和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即從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自覺地做到為人民服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行為規范，也是衡量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
　　要做到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認為從3個方面自覺自律，把工作作風切實的落實到工作實際中，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才能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一、增強理論自覺勇于擔當作為。
　　理論自覺首先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運用，重視從思想上加強學習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法寶。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自覺，體現在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并身體力行、率先垂范，這方面的重要論述吸納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弘揚了馬克思主義精神，把擔當精神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賦予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長遠指導性。深入學習這些重要論述，對增強廣大黨員干部主動擔當、進取作為意識，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脫貧攻堅取得勝利，我們要充分認識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切實增強學習貫徹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一是落實責任，下足繡花功夫。二是落實政策，激發內生動力。三是落實精準，保障脫貧成效。同時我們要對標對表，學習脫貧攻堅模范，學習時代楷模黃文秀那樣的先進事跡，自覺踐行黨的宗旨，始終把群眾的安危冷暖裝在心間，事無巨細，大到推動工程項目，帶領群眾發展產業，細微處學方言，干農活，為村民脫貧致富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黃文秀同志研究生畢業后，放棄大城市的工作機會，毅然回到家鄉，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傾情投入、奉獻自我，用美好青春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譜寫了新時代的青春之歌。廣大黨員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黃文秀同志為榜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勇于擔當、甘于奉獻，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二、牢固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
　　大局決定局部，整體高于個體。習總書記強調，必須牢固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自覺從大局看問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當前，黨和國家面臨的各種情況錯綜復雜，三大攻堅戰、全面深化改革、境外勢力干擾等等形勢任務逼人。作為黨員干部，我們必須對面臨的形勢和所處的方位有一個正確清醒的認識，自覺把講大局作為一種思想觀念來強化，作為一種精神動力來培養，作為一種政治紀律來執行。
　　就說應急時期的疫情防控，我們每位黨員干部都親身經歷，并積極參與到社區防控的主陣地，一張桌子一個凳子，風雨無阻守住了這道防線，應對了風險，經受了考驗，這次的疫情不僅事關一人一家，更關系整個城市整個國家，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正是服從大局的意識和緊跟全局的觀念，讓我們打贏了疫情防控阻擊戰。
　　古人講，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全局的發展，為局部開辟廣闊的前景;全局活不了，局部的發展必定受到極大的影響和限制。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一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
　　有的同志認為，自己是做具體工作“人微言輕”，只要服從組織安排，搞好“一畝三分地”完成任務就行了，至于有沒有大局觀念，那是領導的事，別人的事，與自己關系不大。作為黨員，這種認識無形中降低了自我要求，實際上也不利于做好分擔的具體工作。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天天排查、反復登記、不停的核對和開具通行證，還要耐心解釋忍受群眾的不理解不配合，如果僅僅為了完成手頭任務，不化解矛盾，不識大體，漏了一個問題，產生一個風險，損害的將是全家全小區的利益，導致整體防控出現險情。眾人拾柴火焰高，其他的工作也是一個道理。
　　現在我省疫情防控已向常態化防控轉變，但并不意味著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還需要我們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舉措，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還要要毫不懈怠搞好美麗鄉村建設、文明創建、社區共建等各項工作，鞏固疫情防控成果，服務我市經濟社會發展。
　　三、堅持實踐自覺，做到求真務實。
　　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以實踐自覺的精神，不斷豐富著自己的價值生命。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其價值之源產生的途徑就是實踐，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基本的觀點，崇尚實干是共產黨人的重要品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干出來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干出來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滿足人們美好生活新期待，只能立足于干，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不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干，半點希望都沒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要抓住人民最關心的事，要抓住最需要關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務求實效，不貪虛功，鍥而不舍向前走。
　　求真務實，為人民服務不能搞花架子，來不得半點形式主義。形式主義背離人民中心立場，危害人民根本利益，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是黨和人民的大敵。我們黨歷來反對形式主義。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不動腦子的東西”。從危害上來看，形式主義不僅貽誤工作、勞民傷財，甚至可能致使黨和國家利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遭受重大損失，比如近年來查處的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重大違法用地破壞生態事件等，背后往往隱藏著黨員干部不作為、不負責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有些事故看似天災，實為人禍，其結果必將嚴重損害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嚴重損害黨的形象與公信力。
　　形式主義是一個頑癥，具有頑固性、反復性、多樣性，我們要緊盯老問題和新表現，全面檢視，加強源頭治理和監督，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始終牢記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切實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統一起來，決不做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眾失望的蠢事。
　　當前，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我們必須站在事關黨的發展全局、事關十四五發展和二〇三五遠景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高度來認識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危害，拿出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決心和魄力，堅決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瘴痼疾開刀，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折不扣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確保為民服務不做虛功，履職盡責不走過場，“牢記黨的宗旨、踐行初心使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作風保證。

【篇三】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篇一

　　今年是建黨 100 周年，按照政治教育計劃，安排由我給大家上一堂黨課。我主要結合中央、省市從嚴治黨重要內涵，聯系目前辦公室內學習和工作實際情況，分析當前我辦干部隊伍的作風狀況、工作中還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如何推動各項工作有序開展。下面，我圍繞四個方面，講幾點自己的心得體會，與大家共同探討交流。

　　改革開放40 多年來，我們國家創造了中國速度、中國高度、中國深度等一系列中國奇跡 ,從 1979 年到 2015 年的 36 年里，中國經濟年均增長 9.8%,而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僅為 2.8%,我們用 30 多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發展道路，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話語權和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取得這一讓國人自豪、世人矚目的驕人戰績，關鍵是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的領導核心，否則就會出現一盤散沙，甚至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偉大復興也將化為泡影。在這方面，世界上有許多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比如歐美國家有的至今還受困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還有一些西亞北非國家，國家政治持續動蕩，社會秩序嚴重混亂。?

　　前段時間，我從相關媒體了解到，我們鄰國朝鮮目前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由于長期閉關自守，基本上還處于我國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發展水平，連民眾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多方對照，我們的制度優勢和道路優勢已經開始彰顯。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張維為教授，撰寫的《中國震憾》一書中寫到：過去 30 年中國穩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中，沒有成功的例子。

　　這個時候，我們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許多問題，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國家總體效果不理想，為什么從民主發源地的希臘，到金融危機的美國，無不面臨著政治、金融問題，而中國依然高度發展 .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再次證明，只有共產黨可以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因此，每個黨員都要從現實中看到希望、看到未來，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堅定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信心，堅定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信賴，筑牢理想信念靈魂，錘煉優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黨愛黨、在黨言黨、在黨為黨。?

　　一、不忘初心，學黨史，做到心中有黨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黨，始終用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正是黨的崇高理想、黨的先進形象，吸引著無數優秀中華兒女，期待成為其中的光榮一員。既然通過組織的考驗，成為一名黨員，那么不論何時何地，都要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這不僅是自我角色的不斷暗示，更是價值取向的反復拷問。唯有忠誠于黨，對黨的宗旨主義和理想深信不疑，堅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與黨的利益統一起來，絕對不做有損于黨的利益和名譽的事情!

　　?對黨絕對忠誠，是講政治的核心，也是辦公室的生命線和做好工作的根本點。當前，面對各種思潮的沖擊影響，我們要善于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從我們黨成立以來中國發生的歷史巨變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時刻忠于黨的理想，忠于黨的組織，進一步堅定自覺聽黨話、跟黨走的信念，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仰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忠實踐行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強捍衛者。

　　一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 (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

　　要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權威，做一個表里如一的老實人和虛懷坦蕩的透明人;要始終把黨中央這個核心力量，以及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的精神實質，作為做好各項工作的定盤星主心骨 ,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動上緊跟、工作上落實，努力成為推動小康××建設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樹立正確的三觀 (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要常掃思想之塵，常補精神之鈣，充分發揚擠和鉆的精神，制定兩學一做學習計劃，加強對黨章、黨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做到學而懂、學而信、學而用，不斷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切實提升精神區位，把好理想信念這個總開關。

【篇四】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最可歌可泣的篇章，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和營養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這次學習教育，總的來說就是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教育引導全黨同志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認真學習領會這些重要論斷，切實做到學史崇德，對于我們從黨的百年歷史中感受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風范，賡續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學史崇德是抵御“四種危險”的必然要求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道德之于個人、之于國家，都具有基礎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用人標準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因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黨面臨的“四種危險”是尖銳的、嚴峻的，我們要通過學習黨的歷史，堅守住共產黨人的“德”，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把黨和人民的事業更好推向前進。

　　學史崇德有利于抵御精神懈怠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于斗爭、勇于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井岡山時期，國民黨軍隊反復進攻和嚴密封鎖，使軍民面臨的處境極為困難。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領導人民不畏強敵、不畏艱難，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取得了多次反“進剿”、反“會剿”的勝利。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的重要論斷，產生了深遠的歷史意義。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方面實力大大增強，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但是，我們黨長期執政，黨員干部中容易出現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態，會出現淡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一重要傳家寶的危險和可能。因此，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精神，繼承和發揚共產黨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趕考”的清醒和堅定答好新時代的答卷。

　　學史崇德有利于抵御能力不足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種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我們黨歷來注重從政治上建設黨，提升干部政治能力。從古田會議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到1945年黨的七大提出“首先著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到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強調“到什么時候都得講政治”，都充分表明：注重從政治上建設黨是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抵御政治能力不足的危險，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堅守馬克思主義政黨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嚴明的政治紀律，堅決糾正偏離和違背黨的政治方向的行為，堅定不移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

　　學史崇德有利于抵御脫離群眾的危險。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百年來，我們黨之所以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能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堅持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最廣泛動員和組織人民投身到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中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領導人民開展抗日戰爭、趕走日本侵略者，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領導人民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領導人民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變一窮二白的國家面貌，是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領導人民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是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爭。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因此，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必須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學史崇德有利于抵御消極腐敗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發出通告指出，對腐化分子混入黨內的現象必須高度警惕，“應該很堅決的洗清這些不良分子，和這些不良傾向奮斗，才能堅固我們的營壘，才能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嚴肅查處了劉青山、張子善腐化墮落案件，教育了廣大干部，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共產黨人執法如山的形象。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為重要任務來抓，旗幟是鮮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顯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級黨組織切實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推動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性成果日益顯現，黨內政治生態持續好轉，群眾對黨風政風滿意度穩步提升，黨長期執政的政治基礎更加穩固。盡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我們要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要從黨的歷史中汲取道德建設的智慧。

　　從黨的百年歷史中賡續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

　　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對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中國共產黨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與共產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并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不斷發揚光大，使“德”的內容更加豐富。做到學史崇德，可以從理想信念堅定的大德、執政為民的公德、嚴以律己的私德三個方面來把握。

　　從黨的歷史中體悟共產黨人理想信念堅定的大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理想信念、錘煉堅強黨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在各種誘惑面前立場堅定，這是領導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始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朝著這個偉大理想前行。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生死考驗，支撐他們視死如歸、革命到底的是堅定的理想信念。一百年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英勇奮斗，成千上萬的烈士為了這個理想獻出了寶貴生命。從1921年至1949年，僅有名可查的烈士就達370多萬人，無名烈士難計其數。長征時期，在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1949年以來，僅軍人就有30多萬人犧牲。“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這些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誓言生動表達了共產黨人對遠大理想的堅貞。學史崇德，就要通過學習黨的政治鍛造史，筑牢信仰之基、把穩思想之舵、補足精神之鈣，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永葆對黨的忠誠之心。

　　從黨的歷史中體悟共產黨人執政為民的公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我們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從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那一刻起，我們黨就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始終不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從此，中國人民開始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中華民族開始艱難地但不可逆轉地走向偉大復興。一百年來，不管形勢和任務如何變化，不管遇到什么樣的驚濤駭浪，我們黨都始終把握歷史主動、錨定奮斗目標，沿著正確方向堅定前行。學史崇德，就要牢記黨的初心使命，深化對黨的性質宗旨的認識，永葆對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從黨的歷史中體悟共產黨人嚴以律己的私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嚴私德，就是要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只要嚴以律己，守住做人、做事、用權、交友的底線，就能守住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政治責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線，守住正確的人生價值觀。井岡山時期，按照規定夜晚辦公可點三根燈芯，可毛澤東帶頭勤儉節約，只點一根燈芯，在昏暗的油燈下寫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光輝著作。朱德同普通戰士一起踏著崎嶇山道挑糧上山，沒有半點軍長的架子。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背著金條乞討數年，歷盡千辛萬苦尋找黨組織繼續干革命，不動用分毫黨的經費。這些故事都生動體現了共產黨人嚴以律己的優秀品德。一百年來，共產黨人始終做到嚴以律己，贏得了人民信任，得到了人民支持，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學史崇德，就要通過學習黨的自身建設史，堅持從小事小節上加強修養，從一點一滴中完善自己，慎獨慎初慎微慎欲，培養和強化自我約束、自我控制的意識和能力，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把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始終做到“心不動于微利之誘，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切實把學史崇德的要求轉化為實際行動

　　當前，我們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走過百年光輝歷程、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70多年、擁有9100多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面向新的征程，必須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始終站在時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堅克難最前沿、站在最廣大人民之中。革命精神、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都是共產黨人“德”的集中體現。我們要繼承這些寶貴精神財富，把黨史的滋養轉化為奮斗的行動自覺。

　　發揚革命精神。“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在一百年的非凡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涌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偉大精神，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這些寶貴精神財富跨越時空、歷久彌新，體現著黨的堅定信念、根本宗旨、優良作風，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深深融入我們黨、國家、民族、人民的血脈之中，成為黨和人民事業開拓前進的不竭動力。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革命精神，永遠銘記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輩，永遠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增強攻堅克難的銳氣和斗志，使之轉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

　　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都是激勵我們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并堅持了一整套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對黨忠誠、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艱苦奮斗等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黨要繼續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持之以恒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順利開啟，同時在前進道路上仍面臨著許多難關和挑戰。風險越大、挑戰越多、任務越重，越要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以好的作風振奮精神、激發斗志、樹立形象、贏得民心。我們要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不斷增強意志力、堅忍力、自制力，在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奮勇爭先、建功立業，努力創造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的業績。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傳承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寄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上下求索、歷經千辛萬苦確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載著我們每個人的美好愿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這既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責任。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這些重要要求，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求是高度統一、互為條件的。我們要自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全體人民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奮斗，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加富強、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諧、更加美麗，讓中華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強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中國曾經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后來在世界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人類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中國喪失了與世界同進步的歷史機遇，落到了被動挨打的境地。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于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于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充分展示了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愛國主義始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始終是鞭策我們在改革開放中與時俱進的精神力量。我們要在全黨全社會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繼承革命文化傳統，堅持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自覺培養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永遠朝氣蓬勃地邁向未來。

【篇五】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

　　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

　　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

　　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WHDGM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WHDGM”的發動。

　　八、“WH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WH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WH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WH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WH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WH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WH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篇六】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一百年前，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就是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和領路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續奮斗中，黨團結帶領人民開辟了偉大道路，建立了偉大功業，鑄就了偉大精神，積累了寶貴經驗，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注重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

　　通過黨史學習，深感黨的百年非凡奮斗歷程就是一個不斷凝聚力量的歷程。這個力量磅礴巨大，推動我們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功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尤其是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締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我們可以從黨的百年歷史中學習領悟到，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凝聚力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推動完成了這一偉大功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后召開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推動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黨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8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中，憲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容。這是“中華民族”首次寫入憲法，從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56個民族的憲法地位，為中華民族認同、各民族自我認同和各民族相互認同提供了憲法依據和基礎。要深刻領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我們可以從學習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智慧。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這個強大的凝聚力量，來源于中國共產黨將維護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作為革命的出發點，來源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而這個初心和使命又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貫穿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具體表現為堅定的領導力、理想的感召力、使命的推動力、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和制度的保障力。這些力量以黨的領導力為統領，互相激發、互相支撐、互相疊加，在黨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強大凝聚力，推動締結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下面，我從百年黨史的四個階段來分析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

　　一、救國大業：中國共產黨把各族人民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救國大業中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各族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五四運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北京、上海、天津、長沙、濟南等地的少數民族先進青年與漢族先進青年一起踴躍參加了這場愛國運動，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引領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下，在運動中迅速成長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我列出了長長的一串名單，緬懷他們，向他們致敬！其中一些人，大家在看《覺醒年代》電視劇時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其中，杰出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有鄧恩銘（水族，1920年與王盡美一起創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后任中共青島市委第一任書記，山東省委書記等職）、馬駿（回族，1921年入黨，是東北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王俊（滿族，1921年入黨）、劉清揚（女，回族，1921年入黨，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著名先驅者）、趙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黨，是旅法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張伯簡（白族，1921年加入法國共產黨，次年轉入中共）、向警予（女，土家族，1922年入黨，是中共第一位女黨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部長，被毛澤東稱為“她是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榮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黨）、韓樂然（朝鮮族，1923年入黨）、龍大道（侗族，1923年入黨，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國入黨）、吉雅泰（蒙古族，1925年入黨）、多松年（蒙古族，1925年入黨），李裕智（蒙古族，1925年入黨），烏蘭夫（蒙古族，1925年入黨），韋拔群（壯族，1926年入黨）。這些少數民族早期共產黨員都是赤誠的愛國者、偉大的民族衛士，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毅然決然地投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黨的領導下，在各地開展早期工農運動，在“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斗爭中沖鋒陷陣，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貢獻。

　　具體來看，馬駿在大革命失敗后奉調回國，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于1927年12月被捕，1928年2月犧牲。向警予于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的出賣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被敵人殺害。鄧恩銘于1928年12月在濟南被捕入獄，1931年4月5日英勇就義。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時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堅定表示：“共產黨就是戰斗的黨，沒有戰斗就沒有了黨，黨存在一天就必須戰斗一天，不愿意參加斗爭，還算什么共產黨員！”被捕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辭犧牲，革命種子已經遍布大江南北，一定會茁壯成長起來，共產黨必將取得勝利。”他們將青春和熱血獻給了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詮釋了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他們的犧牲轉化為更加巨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洪流中。這就是在革命征程中，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種力量的激蕩與疊加。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正處于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剝削和壓迫政策，使中國各少數民族不僅在國家中沒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種種剝削、歧視乃至鎮壓和殘殺。中國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閡。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將民族工作作為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團結領導各民族，形成統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體。在對民族關系的認識上，李大釗就曾指出，“今后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團體，是一個領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系，只有自由聯合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舉起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旗幟的政黨。

　　1923年1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主張，即“對外反抗侵略主義的列強加于我人之壓迫，對內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壓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起草的經過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后，毛澤東多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要幫助弱小民族，使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強調，民族沒有優劣貴賤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使這些民族與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應用自己的言語文字及信仰與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指出，未來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在自愿原則下，建立統一的政府”。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黨以強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執行力，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奮斗。如，在廣西西部，中央代表鄧小平和張云逸、韋拔群等領導在黨影響下的一部分廣西軍隊和當地農軍，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成立紅七軍和紅八軍，李明瑞任兩軍總指揮，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創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跨越了十一個省，被稱為“地球上的紅飄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經過自然環境惡劣、社會矛盾復雜的少數民族地區。各族群眾對紅軍從懼怕躲避、物質封鎖甚至武力襲擾，轉變為無私無畏、傾其所有支援幫助，甚至踴躍參軍、堅定跟黨走，為保證長征偉大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彝海結盟”的故事。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繼續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彝海結盟”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功運用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典范。再比如，紅軍經過四川阿壩藏族羌族地區，當地各族群眾為紅軍籌集了1000多萬斤糧食，貢獻了20多萬頭牲畜以及大批鹽巴等生活物資，被毛澤東贊之為偉大的“牦牛革命”。毛澤東說，“我們用雙腳用了一年時間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史無前例的壯舉，這才是真正的長征。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現了紅軍和各族群眾形成的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的黨群關系、軍民關系。

　　今天，我講一個發生在中央紅軍經過通道縣侗寨時發生的一個“豬嘴里吐銅錢”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風凜冽，中央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的前衛部隊，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通道流源村，暫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團寨。當時，整個團寨寂靜無聲，侗寨百姓跑得無影無蹤。原來，因為長期遭受軍閥及土匪的欺壓，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欺騙，當地老百姓看到當兵的，心里就感到緊張和害怕。所以，為避免再次遭受兵禍之亂帶來的痛苦，楊昌雄的奶奶帶著當時只有七歲的父親楊光斌，跟著村民收拾東西躲到了深山里，因走得匆忙，便把一頭一百多斤重的肥豬忘在了豬圈里。當時深藏在山林里的鄉親們，心中十分焦急，因為從沒見過紅軍，也不知道這群人是誰，甚至有些害怕這些國民黨軍隊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紅軍快點走，家中或許還能多剩下一些財物。

　　過了些天，幾個膽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楊昌雄的奶奶也帶著楊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卻發現大肥豬不見了，頓時放聲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貪黑，一年到頭好不容易喂大了一頭肥豬，現在卻被紅軍殺了，當時是既難過又氣憤。過了好一陣，奶奶帶著楊光斌在家中四處查看，突然發現灶屋里的炕上吊著一個豬頭，伸手過去只聽“咚”的一聲，那豬頭滾到地上，“嘩啦、嘩啦”地從豬嘴里掉出一堆銅錢來。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把兩人嚇了一大跳，楊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豬頭里竟然會吐出銅錢來”！她戰戰兢兢地把銅錢撿起來，數了數足足有幾百枚之多，都夠買兩頭豬了。原來，紅軍因為補給困難，饑餓難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將楊光斌家的肥豬吃了，在豬頭里塞了買豬錢。這樣，楊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對紅軍的誤解，并將此事告訴了周圍村民。于是，流源村的鄉親們知道了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仁義之師。當地村民楊道德、楊通提、楊光慈等主動擔當向導，翻山越嶺地找近路將紅軍隊伍帶出一百多里地。這個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其實，豬嘴里“吐”出來的是紅軍對百姓的關懷，是魚水情深的最好體現。如今“豬嘴里吐銅錢”也成了當地代代相傳的佳話，紅色基因永遠留在了侗鄉。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中國共產黨強調，“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號召全國各族人民以“共同體”的形式反對外來侵略。

　　很多少數民族群眾參加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線。在東北有漢、滿、朝鮮、蒙古、回、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海南島有漢、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組成的瓊崖縱隊，在云南有多民族組成的滇、桂、黔邊區縱隊。有些少數民族還組織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如陜甘寧邊區的回民抗日騎兵團，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隊，大青山根據地的蒙古族游擊隊等。另外，新疆各族群眾先后捐獻了144架飛機，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獻了大量的銀圓、羊皮和軍糧，云南各族人民用雙手搶筑而成的滇緬公路，吉林延邊各族兒女“山山金達萊，村村烈士碑”的血灑疆場英雄的各族兒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事實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同時也表明，沒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奮斗，中國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通過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解放斗爭對于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作用。因此，黨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也更加重視了。1947年，我國首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標志著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的歷史終結，凸顯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興國大業：各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

　　中國共產黨在興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真正實現了民族平等、成了國家的主人。費孝通在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時寫道：“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系的轉變，從不平等的關系轉變為平等關系。

　　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系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世界上民族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獲得了獨立，民族壓迫制度被廢除，中國各民族開始進入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繁榮發展的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偉大號召，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時，中央非常重視發揮少數民族干部在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作用，在實踐中通過培養和提拔大批熟悉少數民族事務的少數民族干部，以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如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早在延安時期，1941年9月18日，我們黨就創辦了第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高等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成立，烏蘭夫為第一任院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全國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基于對少數民族干部培養和使用的原則，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中均有少數民族干部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中央政府領導民族地區開展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云南景頗、傈僳、獨龍、怒、佤、布朗、基諾、德昂等“直過民族”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同時先后成立了新疆(1955)、廣西(1958)、寧夏(1958)、西藏(1965)四個自治區和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這期間，黨的領導力、理論的引領力、政策的執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眾的向心力互相激發，提升了各族民眾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增強了國家責任意識、國家認同意識，從而促進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立即成立了中央一級的民族事務機構，即民族事務委員會。之后，在西北、西南、中南、東北、華北等大行政區和一些民族事務較多的省、市、行署、專區以及縣級政府，都陸續成立了主管民族事務的機構。機構的設置，為發揮黨的領導力、政策執行力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民族識別和正名工作，相關部門本著從實際出發、客觀公正、遵從少數民族人民意愿、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深入開展民族識別工作。經過近30年時間，我國確立了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其中包括曾經不被認可、受壓迫和受排擠的少數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國家正式確認，成為中華民族平等的一員。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長期探索和反復比較的結果，是尊重長期歷史發展并合乎我國國情的正確選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們黨獨立探索的制度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是對“大一統”下“因俗而治”政治傳統的自覺超越。

　　在民族區域自治工作的探索階段，把尊重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傳統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生活實際結合起來，把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結合起來，探索區域自治之路，在基層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一致好評。195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于慎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明確要求：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

　　另外，我們黨始終堅持從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出發決定具體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的原則。195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對待佛教等四個問題給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強調，必須充分估計到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悠久歷史及其深入人民的傳統影響，以及達賴、班禪在各階層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時充分認識到宗教問題的長期性、國際關系，從而加大重視西藏地區的宗教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因此，必須堅決遵守和執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宗教政策，對純屬宗教范圍內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

　　尊重各族群眾不僅體現在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方面，還體現在交往的細節中尊重各族人民的感受，切實把對少數民族群眾的真情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新中國成立后，各地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來京或到國內其他各地參觀，存在攜帶禮物向中央、地方首長或領導機關獻贈的情況。為此，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專門對少數民族代表到內地參觀不要攜帶禮物等問題作出指示，對于依照其民族習慣，和領導機關的首長相見時，必須贈送某種禮物（如藏族的哈達等），否則即為失禮者，則應尊重其習慣。并規定：“今后凡組織少數民族來首都或到國內各地參觀，一般均應稱參觀團，不再采用致敬團名義。”禮品贈送看似小事，但卻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民族。而“致敬團”到“參觀團”的改變，則凸顯了人格尊重和民族平等，這也漸漸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第一任總理，曾多次代表黨和國家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政策，集中反映在1957年8月4日《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話中。這個講話首次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使各民族走向共同繁榮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立場和根本政策；各民族要繁榮起來，關鍵在于社會改革，主要是經濟改革；通過對我國和蘇聯國情的比較，詳盡闡明了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強調對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合則雙利，分則兩害；指出必須尊重民族自治權利，必須重視民族化的問題；要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強調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解決，目的是增進民族團結，建設祖國。

　　鄧小平在1950年7月21日《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講話中強調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觀點，比如：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要努力消除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以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要采取特殊政策，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主要是反對大民族主義；要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工作等。

　　兩位領導人都強調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政策，沒有面向落后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就不會有真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世紀5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發展少數民族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黨和國家就開展了青藏公路、內蒙古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等一系列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改善了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合作。

　　各民族實現了經濟共同發展和經濟平等。切實采取措施強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原則，也是各民族自覺體認中華民族同體的現實路徑。正是基于對民族平等重要性的認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廢止歷史遺留中的侮辱或者歧視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和匾聯，少數民族人民有保持民族習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他人不能干涉，要互相尊重。1952年，我們國家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要求政府應該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提倡和鼓勵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禁止有煽動、激化民族矛盾的行為，從而推動了各民族的全方位平等。各民族全方位的平等、團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真正形成的基本保證。

　　三、富國大業：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富國大業中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開放富國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文化成就，有力地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基礎。同時，黨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實踐也逐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發展規律有了進一步的科學認識，在黨的領導力統領下，理論的引領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執行力相互促進，民族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

　　在民族理論建設上，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民族理論政策也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歷屆黨中央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理論和毛澤東民族團結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不同時期的時代特色，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有力支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國內外處理民族問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僅全面恢復了過去正確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而且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形成了鄧小平民族理論。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各兄弟民族已結成了社會主義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

　　鄧小平民族理論集中表現在，鄧小平將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中，提出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是解決好我國民族問題基本保證的思想。具體觀點：一是強調了黨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要求在貫徹民族平等原則的過程中，要在“真正”上下功夫；二是民族政策要著眼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把少數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放到主要位置，并強調“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特別要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三是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分裂是違背民族意志的，中華民族子孫“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了兩個鮮明的觀點，第一，“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于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把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把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涵義確定為“各民族之間平等、團結、互助”的關系。上述觀點載入了同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和198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中。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在我國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后，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根本，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主干的法律體系。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事務治理過程中注重建立完備的民族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中國共產黨也非常重視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在實踐中，江澤民也深入實踐了毛澤東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論述和鄧小平關于“真正民族平等”的論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對于民族團結進步也有系列論述和實踐，如他指出：“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尤其是這一時期也實施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共同繁榮的戰略舉措。因此，這一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為凝結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1979年到1988年，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多個重要會議上將民族工作確定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重要工作、重要任務，從政治的高度闡明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同時，黨和國家在實踐中確立了極具創新性、實效性的少數民族對口支援政策，并通過設立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來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除了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國家還對少數民族聚居人口較多的省份實行定額補助制度。除此之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開始對邊疆民族地區傾斜，實行大量的少數民族地區幫扶和優惠政策。1999年由國家民委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倡議發起了興邊富民行動，旨在振興邊境、富裕邊民。通過強化政府組織領導，廣泛動員全社會參與，加大對邊境地區的投入和對廣大邊民的幫扶，使邊境地區盡快發展起來，邊民盡早富裕起來，在發展中進一步增強愛國主義感情和加強各民族大團結，最終達到富民、興邊、強國、睦鄰的目的。

　　進入新世紀，《國務院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正式出臺，并從21世紀的第一天開始實施。其中涉及：制定政策的原則和支持的要點；增加資金投入的政策；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吸引人才和發展科技教育的政策。這標志著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這一政策措施的頒布和實施，貫穿了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西部開發要積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新機制的指導思想，有利于創造促進西部大開發的良好環境，對西部大開發的各項重點工作，都會產生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對進一步處理好民族問題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注重強化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文化認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工作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文化認同也不可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對于民族團結穩定至關重要。1999年9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解決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關系，必須要用團結、教育的方法，應該做到尊重民族風俗習慣，禁止出現激化民族矛盾以及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情。2003年3月4日，胡錦濤第一次明確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即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2009年，我國發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強調了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特殊重要性，并明確了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以及具體措施。

　　四、強國大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國共產黨在強國大業中發揮凝聚作用，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獲得巨大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對于民族工作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在實踐中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開辟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新境界，為新時代做好民族工作、團結好各民族提供了行動指南。這一思想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各個民族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只有凝心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總結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這意味著這一指導思想將在當下和未來轉化為巨大的理論引領力和制度保障力。

　　在此，我們系統梳理一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論述，有助于對于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的理解和把握。

　　在2014年5月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使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

　　在2015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在201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隨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

　　2019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

　　在2019年9月27日召開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做好各項工作。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這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

　　在2020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2020年9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鞏固各民族大團結。

　　在202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鮮明主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這個時期民族法治建設進一步加強，出臺了《中國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民族法律法規體系更趨完善，黨和國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的體制機制更加完備，為依法有效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撐，進一步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只有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各族群眾自覺按法律辦事，民族團結才有保障，民族關系才會牢固。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強民族工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修訂完善有關民族工作的法規條例，推進城市和散居地區民族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精細化。堅持在法律范圍內、法治軌道上處理涉及民族因素的問題。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依法治理民族事務，確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全面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于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保證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在民族工作領域的集中體現，是維護民族團結的基本路徑，深刻體現了法治文明的時代要求。同時，健全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規體系能夠提升各民族的政治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法律制度層面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堅強的法制保障。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積極培養、選拔少數民族干部，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我國民族工作的新成就、新使命、新要求，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好新時代的民族關系、做好新時代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精準扶貧戰略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大舉措。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關心的重點。貧困問題不解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無法實現。面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難度大、問題多的現實境況，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民族地區是國家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和硬骨頭。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的理念。“十二五”期間，民族八省區的GDP總量達7．47萬億元，地方公共財政收入達8886億元。2012-2019年，民族地區累計減貧25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1%下降到4%。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全面實現小康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首次提出各民族必須同步實現小康。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精準扶貧這一核心戰略，還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先后召開七次跨省區的脫貧攻堅座談會，親自部署、親自掛帥、親自出征、親自督戰，號召全黨全國全社會合力攻堅。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是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靠的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品質，靠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靠的是一任接著一任干的堅守執著，靠的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斗。”我們成功地消除了區域性貧困，但是少數民族地區脫貧不是一勞永逸的終極成果。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用好發展這把解決民族問題的總鑰匙，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確保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

　　在社會主義中國，黨是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的堅強領導核心。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也是經濟共同體，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均衡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經濟共同體成員的積極支持和通力合作，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關于平衡發展理念的一貫堅持。進入新時代，各民族交融發展的物質基礎極大豐富，發展消除了社會結構分割和社會心理疏離，為不同民族基于現代化的共同文化、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100年來，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中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維護，中華民族現代化程度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歷史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最后，讓我們在學習百年黨史的過程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實踐的力量，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行動，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磅礴的力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篇七】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同志們：

　　今年是2021年，再有半年的時間，我們就要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作為一名黨員干部，以什么樣姿態、拿什么樣的成績來為建黨100周年獻禮，是在座每名黨員干部必須思考的內容。在我看來，黨員干部要從黨的百年光輝歷史中堅定初心使命，做到政治過硬、本領高強，常懷憂黨之心、為黨之責、強黨之志，積極主動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下面，我以“黨員干部要從黨的百年光輝歷史中堅定初心使命”為題，為大家上次黨課，和大家一起從兩個方面回顧光輝歷史、堅定初心使命。

　　一、重溫黨的100年光輝歷程，深刻感悟黨的初心使命

　　一個政黨的初心和使命，詮釋著這個黨“是什么、干什么”，“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是根本性、方向性的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鄭重宣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是貫穿我們黨近百年奮斗歷史的重大主題，也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

　　（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懈奮斗史。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回顧黨的歷史，我們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在腥風血雨中能夠一次次絕境重生，在攻堅克難中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義無反顧向著這個目標前進，從而贏得人民的衷心擁護和堅決支持。

　　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我們黨進行的一切奮斗，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浴血奮戰推翻“三座大山”，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始終堅持吃苦在前、奉獻在前，不懼流血流汗，乃至犧牲寶貴的生命。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10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8人為黨英勇獻身，沒有一人叛黨投敵。

　　得民心者得天下。紅軍長征出發時，百姓主動送來門板、床板，甚至壽材，幾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用來搭設了浮橋。在淮海戰役66個晝夜的戰火中，543萬群眾奮勇支前，男女老少齊上陣，僅小推車就動員了88萬輛。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曾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我們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厚植黨的執政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百折不撓、前赴后繼的理論探索史。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和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

　　中國共產黨順應這樣的形勢任務而誕生和成長。近100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實現了三次偉大飛躍。

　　一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二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三是迎來了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三次偉大飛躍昭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從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是從1840年以來追尋民族復興的歷程中走出來的，是從中國共產黨近100年艱辛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從新中國72年接續發展中走出來的，這條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今天，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要更加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自我革命、勇立潮頭的自身建設史。

　　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謀私利才能謀根本、謀大利，才能從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出發，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檢視自己。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危急關頭，黨在x召開“八七會議”，作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使黨在革命中前進了一大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由此開始了戰略大轉移——長征，1935年1月召開x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抗日戰爭時期，黨開展了x整風，全黨同志系統學習黨的歷史，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1978年，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近100年來，我們黨一次次勇敢地拿起手術刀革除自己的病癥，一次次依靠全黨同志的努力解決了自身的問題，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核心力量。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我們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更好地肩負起新時代的使命任務。

　　（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嚴明紀律、反對腐敗的艱辛創業史。

　　我們黨從一個幾十人的小黨，現在成為領導14億多中國人民，有9100多萬黨員的大黨，靠什么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始終有鐵的紀律，是我們事業取得成功和勝利的保證。

　　我們黨成立伊始，就強調立規矩、講紀律。1921年7月，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共15條，900多字，雖無紀律專章，但涉及紀律的內容占相當大的比重。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變者有之，不聽招呼者有之，消極動搖者有之，在黨內另立派別者也有之，1927年4月，黨中央在x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黨的監察委員會。1932年5月9日，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x瑞金伏法，這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做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內的腐敗現象也有所增長。1949年11月，中央就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50年代嚴厲懲處了劉青山、張子善等一批腐化墮落分子。公審劉青山、張子善之前，有人向毛澤東說情，他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沉的使命憂患感、頑強的意志品質，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黨風政風為之一新，黨心民心為之一振，受到了黨內外、國內外的高度贊譽。著名作家二月河評價：“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么強的。”

　　從我們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歷程看，如果沒有嚴明的紀律和規矩，黨內各唱各的調、各彈各的琴，不要說奪取全國政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恐怕我們黨早在革命初期的白色恐怖中就消亡了。當前，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巨大變化。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尖銳而嚴峻，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我們要自覺做黨的紀律的堅定執行者和忠誠捍衛者，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持之以恒正風肅紀，鞏固和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通過不懈努力換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二、踐行初心使命，必須擔當作為

　　黨員干部必須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凈，才有資格、有底氣去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經得起磨礪、頂得住壓力、打得了硬仗”的要求，講政治、練內功、提素質、強本領，成為忠誠干凈擔當的共產黨員。

　　（一）要不忘初心勇擔當。作為黨員都要首先在初心上找差距，認真思考和回答自己入黨的初心是什么、對不對、變沒變?決不能掩蓋、回避這些問題，決不能輕描淡寫、大而化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處理好公與私、義與利、是與非、情與法、親與清、儉與奢、苦與樂、得與失等八對關系，首要的是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一個人的工作狀態、工作作風、工作成效等外在表現，歸根結底都可以從這個問題上找到答案。97歲的老英雄張富清，戰爭年代不怕犧牲、出生入死，和平時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和我并肩作戰的戰士，有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們來，我有什么資格拿出立功證件去擺自己啊?！”我們要學習這種胸懷境界，經常對照黨章黨規黨紀，檢視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開闊了，個人得失就看得淡了，就能心無旁騖努力工作。

　　（二）要狠抓實戰提能力。黨員干部既要有敢擔當的意識，又要有能擔當的本領，還要有會擔當的水平。我們要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如饑似渴學、對照結合學、聯系實際學，邊學邊干、邊干邊學，盡快補齊短板、夯實底板。要注重提高專業化能力，不斷積累專業素養儲備，以過硬的專業知識、專業能力、專業作風、專業精神來支撐艱巨繁重的工作任務，努力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才”。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不做坐而論道的清淡客，當攻堅克難的奮斗者、不當怕見風雨的泥菩薩，在摸爬滾打中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干、壯筋骨。

　　（三）要聚精會神干事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偉大夢想不是等來的、喊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權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不干，半點理由也沒有，半點威信也沒有。我們要堅持知行合

　　一、真抓實干，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做新時代的疾風勁草、烈火真金。要從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選準目標、集中火力，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緊迫就抓緊解決什么問題，確保各項工作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四）要嚴守紀律作表率。黨員干部不是一般的人員，而是離人民群眾最近的服務員。因此，要堅持做到“五個更高更嚴”：隊伍素質標準更高更嚴、紀律作風要求更高更嚴、工作規范化水平更高更嚴、工作質效標準更高更嚴、社會形象更高更嚴。我們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表里如

　　一、對黨忠誠，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嚴守工作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加強請求匯報材料，做到嚴細深實；嚴守群眾紀律，依規依紀依法開展群眾工作；嚴守保密紀律，決不跑風漏氣；嚴守廉潔紀律，嚴格遵守黨紀國法，在行使權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約束上嚴之又嚴。

　　同志們，100年風雨兼程，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新時代一定要有新擔當、新作為。我們每個人都要想干事、會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振奮精神、鼓足干勁，只爭朝夕、勤奮工作，堅持把組織需要、人民期待和個人理想結合起來，努力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的人生。

【篇八】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1921年7月23日，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紅船上傳出巨人的吶喊，猶如春雷喚醒了沉睡已久的東方雄獅，拔開了數百年來籠罩于千萬仁人志士心頭的迷霧，亮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旗幟，點燃了神洲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從此，炎黃子孫們的理想有了歸依，有了值得托付的導航人——中國共產黨。砸碎鐵園牢的斧頭和收獲秋耕的鐮刀相會，悠悠長夜下終于熬出了一盞燦爛的燈塔，照亮著黎明前的黑暗,指引著前進的方向。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在中國的大地上驅趕著黑暗，卷起改天換地般的紅色浪潮。
　　接著__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飽經戰爭滄桑與落后苦難的中國人民終于重新站起來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像一只巨龍一樣，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東方!中國共產黨給予飽經戰爭滄桑與落后苦難的中國人搭建起溫暖的房屋，是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們相信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不可否認的是那時的中國，民生凋敝，經濟落后，百廢待興，政府和人民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面孔。但堅定的中國共產黨和堅強的中國人們并沒有畏縮，而是勇往直前，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初步恢復了國民經濟，涌現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國民經濟得到根本好轉，工業生產已經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國那時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許多工業產品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為了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國政府開始編制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執行，它成為我國工業化的起點。
　　改革開放，使中國加快了發展的腳步，走向繁榮昌盛。華夏兒女們安居樂業，過上了小康生活。青藏鐵路，一條幾乎不可能建成的鐵路，中國人民完成了;火車多次提速，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捷;奧運場館建設，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更把中國進一步推向了世界的舞臺……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完成著一個又一個壯舉!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中國運動員以出色的競技能力和頑強的拼搏精神奪得金牌總數第一，創造了歷史最好成績。開、閉幕式表演、賽事組織工作、志愿者服務、場館設施和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給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更收獲了一筆豐厚的物質精神財富。北京奧運會，使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正滿懷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彈指揮間、滄桑巨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億萬人民艱苦創業，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程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實現著強國富民、民族復興的百年夢想。當今之中國，到處充滿勃勃生機，各項事業蒸蒸日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篇九】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同志們：

　　一、重溫黨的100年光輝歷程，深刻感悟黨的初心使命

　　(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懈奮斗史。

　　(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百折不撓、前赴后繼的理論探索史。

　　中國共產黨順應這樣的形勢任務而誕生和成長。近100年來，黨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實現了三次偉大飛躍。一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二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三是迎來了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自我革命、勇立潮頭的自身建設史。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危急關頭，黨在武漢召開“八七會議”，作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使黨在革命中前進了一大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由此開始了戰略大轉移——長征，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抗日戰爭時期，黨開展了延安整風，全黨同志系統學習黨的歷史，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1978年，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嚴明紀律、反對腐敗的艱辛創業史。

　　我們黨成立伊始，就強調立規矩、講紀律。1921年7月，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共15條，900多字，雖無紀律專章，但涉及紀律的內容占相當大的比重。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變者有之，不聽招呼者有之，消極動搖者有之，在黨內另立派別者也有之，1927年4月，黨中央在武漢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黨的監察委員會。1932年5月9日，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這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做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內的腐敗現象也有所增長。1949年11月，中央就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50年代嚴厲懲處了劉青山、張子善等一批腐化墮落分子。公審劉青山、張子善之前，有人向毛澤東說情，他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二、踐行初心使命，必須擔當作為

　　(一)要不忘初心勇擔當。作為黨員都要首先在初心上找差距，認真思考和回答自己入黨的初心是什么、對不對、變沒變?決不能掩蓋、回避這些問題，決不能輕描淡寫、大而化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處理好公與私、義與利、是與非、情與法、親與清、儉與奢、苦與樂、得與失等八對關系，首要的是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一個人的工作狀態、工作作風、工作成效等外在表現，歸根結底都可以從這個問題上找到答案。97歲的老英雄張富清，戰爭年代不怕犧牲、出生入死，和平時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和我并肩作戰的戰士，有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們來，我有什么資格拿出立功證件去擺自己啊?!”我們要學習這種胸懷境界，經常對照黨章黨規黨紀，檢視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開闊了，個人得失就看得淡了，就能心無旁騖努力工作。

　　(二)要狠抓實戰提能力。黨員干部既要有敢擔當的意識，又要有能擔當的本領，還要有會擔當的水平。我們要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如饑似渴學、對照結合學、聯系實際學，邊學邊干、邊干邊學，盡快補齊短板、夯實底板。要注重提高專業化能力，不斷積累專業素養儲備，以過硬的專業知識、專業能力、專業作風、專業精神來支撐艱巨繁重的工作任務，努力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才”。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不做坐而論道的清淡客，當攻堅克難的奮斗者、不當怕見風雨的泥菩薩，在摸爬滾打中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干、壯筋骨。

　　(三)要聚精會神干事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偉大夢想不是等來的、喊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權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不干，半點理由也沒有，半點威信也沒有。我們要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干，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做新時代的疾風勁草、烈火真金。要從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選準目標、集中火力，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緊迫就抓緊解決什么問題，確保各項工作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四)要嚴守紀律作表率。黨員干部不是一般的人員，而是離人民群眾最近的服務員。因此，要堅持做到“五個更高更嚴”：隊伍素質標準更高更嚴、紀律作風要求更高更嚴、工作規范化水平更高更嚴、工作質效標準更高更嚴、社會形象更高更嚴。我們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表里如一、對黨忠誠，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嚴守工作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加強請求匯報材料，做到嚴細深實;嚴守群眾紀律，依規依紀依法開展群眾工作;嚴守保密紀律，決不跑風漏氣;嚴守廉潔紀律，嚴格遵守黨紀國法，在行使權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約束上嚴之又嚴。

【篇十】慶祝建黨100周年黨課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