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nbsp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使遭受嚴重災害的中國人民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篇1】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科學表明，魚的記憶只有7秒，其實，人相比于魚，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健忘是人類普遍的特征，“好了傷疤忘了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以前的人民唱“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被當作發自內心的認同，現在你說幾句共產黨的好話，都會有一些跪族和美分跳出來指責你，說你被洗腦云云。在他們眼里，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似乎是一個錯誤，他們試圖從各個角度向人民暗示，沒有共產黨也許現在的中國會更好。然而事實真如他們所宣揚的那樣嗎？
一、別樣煙火——認識國家表象下的中華文明
亨廷頓在他的名著《文明的沖突》中論斷“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認識中國，首先要從文明的角度入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即便按照西方所謂的“標準”，中國亦當仁不讓的位居“四大文明古國”之列，且是唯一綿延至今的文明體系。回望歷史，這個文明體系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一）以“天下大同”為政治建設理念。早在西周，我們的祖先就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漢宣帝則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宣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致，皆為漢土”。這兩句話的意思很明確，即中國不僅是中國人的中國，更是天下人的中國，中國的使命就是帶領天下人民建設一個光明的“王道樂土”。從歷史上看，“王化”始終是中華文明的天然使命，她從黃河流域起步，以文明洗禮為武器，以朝貢體系為架構，在當時人們已知的全部地理范圍內，始終充當著掌舵者、領航員的角色。歷代士子，不管他所修何業，有一個理念始終是共通的，即“中國”等于“天下”，“中國”不存在了，“天下”也就亡了。所以，幾千年來，每當危難時刻，“沒有什么比救中國更重要”是印入我們這個民族骨子里的共識。
（二）以“大一統”為政治建設目標。中華文明源于黃河流域，水患頻發要求大家更多的利用集體力量，均勻軟細的黃土很容易使人們在思想上樹立起整齊劃一的共識，襁褓之中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即“大一統”。遍觀歷史，這一目標是任何時期的“政治正確”，一旦某個政治集團或政治人物試圖偏離這一軌道，那他的歷史定性無疑將是極為負面的，政權不視為“正朔”，個人則被視為“國賊”。可以說，“大一統”理念是融入我們民族基因的東西，歷代知識精英無不以為“大一統”添磚加瓦而視為自己的畢生榮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的“大一統”還絕非僅著眼于今天中國的地理范圍，她從一開始秉持的就是無限開放的模式，以“王化與否”為標準，以定性而非定量為方法，制定了面向所有未知地理范圍的“統一時間表”，典型表現就是“朝貢體系”內涵的不斷延展。回溯古代中國，我們的勢力所及，幾乎覆蓋了整個亞洲。正是對“大一統”的不懈追求，確保了這個文明屢屢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我們文明綿遠悠長最重要的內在動力。
（三）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系紐帶。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傳入之前，我們的祖先是不強調“國家”概念的，多數場合，是以“華夏”來涵括所有認同并實踐華夏文明的各類種族。所謂“入夏則夏，入夷則夷”，你認同并實踐華夏文明，不管你出身何處，你均是中國的一員，反之，你便是“非中國”。這個文明認同的具體表象一是文字，二是哲學，三是衣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縱觀中外歷史，無論中國的文字，還是哲學和衣冠，它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尤其是文字，西方字母文字略加改動，即可形成新的文字體系，從而形成新的國家，但漢字幾乎“改無可改”。以文明認同為政治聯系紐帶很大程度上確保了文明的穩定性，而文明的穩定又確保了“中國”這一文明載體的穩定性，這也是中國始終保有遼闊疆域的理論基礎。
回溯中華文明的顯著特征，可以看到：引領天下是中國的天然使命，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要幻想“茍活”，一旦某個政權有“茍活”的跡象，那么人民也一定會讓你這個政權茍活不了；中國必須是統一的，任何試圖分裂國家的言行，都將被人民無情的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必須是穩定和永續的，中國的滅亡就等同于天下的淪亡，而沒有了天下，天下的人民就無路可走。所以，每當“中國”處于淪亡的邊緣，“拯救中國”就是各階層最重大、最首要的任務。
二、文明之殤——回望中華文明的末路轉圜
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中開宗明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古代中國以超然于世的姿態締造了傳奇式的輝煌，但正如羅貫中先生所言，我們的文明也數度處于崩潰的邊緣。一般而言，一個文明的崩潰，首先是承載這個文明的載體即政權的崩潰，如果承載某個文明的政權崩潰后不能如期重建，那這個文明在大概率上最終也將趨于消亡，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等，正因為政權崩潰后未能如期重建，他們的所謂文明也早已消散于歷史的長河。
古代中國有無數的政權崩潰，但正因為政權崩潰后總能如期重建，確保了中華文明能始終衰而不亡、危而不倒。這里面有著何種軌跡？是什么力量支撐了她的重建和重塑？讓我們從中華文明的幾個大分裂期后的重建過程來尋找答案。
（一）春秋戰國時期：即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這一時期“王室衰微”，中央王朝趨于消解，但各諸侯國仍然保有和維持了本區域內的局部秩序。各諸侯國以重建統一的中央王朝為使命，展開了大規模的爭霸和攻伐，最終由諸侯國之一的秦國重建統一王朝而實現中華文明載體的重建。
分析這一時期中華文明的重整過程，我們不難看到：一是中華文明的高度穩定性，即便是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整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指向，各諸侯國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突出追求。三是在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政權重建的方式以內部各武力集團的兼并和分化組合為主，外力的制約相當有限。四是政權重建的主力是統治精英，主要是各諸侯國的統治階層和游走于各諸侯國的士人集團，廣大普通百姓因局部社會秩序的維持而置身事外。
很顯然，中華文明因其穩定性和同一性，在龐大體量的加持下，當我們相較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即便出現“禮崩樂壞”的極端局面，僅社會精英分子即可以輕松收拾舊山河，從而實現文明的重整，也即實現“救中國”的歷史任務。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即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這一時期以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為先導，在摧毀東漢的基礎上形成三國。此一時期的顯著變化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的增長而使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首度在軍事上處于一定劣勢，其主要表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下，并在中華文明腹心地帶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各類政權。但很顯然，因為周邊文明的優勢僅限于軍事一隅且僅具相對優勢，軍事拉鋸成為常態，且在軍事拉鋸的過程中，外族政權常困于中華文明的文化優勢而不得不逐漸中華文明化。同時，外族政權在中華文明化的過程中，那些服務于外族政權的中華文明精英分子也比較容易的依托自身的文化優勢而躋身外族政權上層，并最終由楊堅以“借殼上市”的形式實現了中華文明的再度重整。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整，我們看到，當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不再具有全面優勢時，文明復興的難度顯著增加，僅精英分子的內部整合已不能達到目的，農民作為普通百姓的代表首度參與了中華文明的重建過程，并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當僅僅是軍事方面成為我們這個文明的短板時，文明崩滅的結果并不如我們預想的那樣糟糕，精英分子在文化方面的優勢仍然為新的精英階層攫取異族權力提供了條件。
（三）元末明初時期：大致為公元14世紀左右。這一時期，因蒙古軍事集團的異軍突起，使中華文明首度出現了整體“陸沉”期，其標志就是南宋的滅亡。這一時期的背景變化具有了迥異于以往任何時期的新特點，即中華文明相對于周邊文明，不單軍事上出現了較大程度劣勢，文化上也僅處于相對優勢，我們可以看到，終元一朝，不單沒有出現我們熟悉的軍事拉鋸，即便服務于元朝庭的漢族精英分子也依然缺乏攫取其最高權力的機會。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不利局面，中華文明重建道路顯然就復雜的多，這里面同步出現了兩個顯著變化，一是社會各階層的投入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士人、原統治精英等均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文明重建過程，二是各階層的廣泛整合成為時代要求，其杰出代表朱元璋，高屋建瓴式的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口號，從而成為當時各階層整合所普遍接受的公約數，特別是有效的整合了農民和士人集團，也間接的整合了農民和浙東地主集團，成功建立明朝從而宣告中華文明的再度重建。
總結這一時期的文明重建，很顯然，當難度空前增強時，文明重建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需要發動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零打碎敲的方式，無論其烈度多么驚人，結果都不會盡如人意。
透過歷史的迷霧，當我們回望中華文明大分裂期后的重整與重建過程，以下幾點是非常明顯的：一是中華文明的存續雖常處生死邊緣，但正如本文開篇所分析的中華文明的先天特質維持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即便長達數百年的大分裂也始終不能將其擊碎。二是文明重建的目標始終以“大一統”為導向，各實力集團無不以重建統一王朝為追求。三是文明重建的方式隨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參與的階層及各階層的整合深度都逐漸系統化和復雜化。
由此，可大體歸納中華文明的重建軌跡如下：
（一）當相對于周邊文明具有全面優勢時，社會精英的內部整合即可實現重建，也即我們熟悉的“自娛自樂”范疇。
（二）當相對于周邊文明僅具有相對優勢或軍事上的相對劣勢時，軍事拉鋸成為常態，外族政權在拉鋸過程中中華文明化并由服務于外族政權的文明精英分子擇機實現中華文明的同一化。
（三）當相對于周邊文明在軍事上處劣勢或者僅文化上處相對優勢時，必須凝聚共識以動員和整合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共同參與，并在重新確立軍事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文明的再度復興。
三、帝國危局---剖析近代中國的深重危機
滿清入關是中華歷史發展的一個偶然，本文不討論滿清統治對中華文明發展的利弊，事實是當西方列強攜堅船利炮出現在中國的近海時，他們驚奇的發現，如此遼闊的土地上，居住的幾乎是“一群白癡”。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西方列強利用全面優勢，將中國毫不留情的送入了半殖民地的行列，滿清政府系列割地、賠款等喪權辱國的行為在此不再贅述，我們著重分析的是此一時期相比于以往的大分裂期出現了哪些明顯的不同：
一是中華文明相對周邊文明處于全面劣勢。西方文明挾工業文明成果幾乎對中華文明形成了“碾壓”，這種“碾壓”甚至只能用“代差”方可形容。
二是中華文明的絕效續命丹即文化優勢也喪失殆盡。從直觀來看，是力量的差異，從間接來看，則是你無法將西方列強中華文明化，因為文明的層次不在一個維度，就如非洲的原始部落，哪怕人數再多，也無法將今天任何一個現代文明部落化，精英分子即便委身列強，他們也只能尷尬的充當西方列強的“買辦”，“借殼上市”的辦法也行不通。
三是中央王朝落伍、式微但僵而不死，這在以往文明崩潰期也是極為獨特的。其根源在于中華文明的龐大體量，使任何一個西方列強均無法實現直接統治，他們極需要時刻扶持一個傀儡式的本土政權以實現代理統治，而不在乎這個政權是否符合中國國民的實際需要。換句話說，一旦我們內部任何武裝力量的崛起可能影響到西方列強的利益時，他們本能的選擇是毫不猶豫的幫助這個政權撲滅潛在的競爭者。
四是中華文明的整體顏面掃地。正如前文所述，當時的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眼里，等同于“白癡”，西方文明進化的短暫，使西方人并不具備中華文明“悲天憫人”的高尚情懷，他們毫不客氣的對中華大地進行了各種思維所及的燒殺搶掠，中華的國權和人權基本沉淪到馬里亞納海溝，這是驕傲的中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極端局面。
事實上，當時的諸多仁人志士已經看到了這個極端危重的局面，他們意識到，如果任由這種局面發展下去，則中華文明將“萬劫不復”，各路有志之士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了“救中國”的系列嘗試，我們來具體的看一下：
（一）農民階級：以太平天國起義為代表，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幾乎推翻代表落后生產力和西方殖民者利益的清政府。但很顯然，他們的斗爭目標始終僅局限于農民階級一隅，無論前期的“均田薄賦”還是后期幾乎沒來得及實施的“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主張，其著眼點都聚焦在農民階級層面，從而注定了他們并不能融合當時社會最廣泛的力量共同參與，特別是無法吸引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參與，最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的聯合絞殺下失敗。太平天國，轟轟烈烈的出場，但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個背影。
（二）士人集團：以戊戍變法為代表，他們目光如炬，敏銳的察覺了當時迥異于以往任何時代的大變局，并按照自己的設想制定了有關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系列改革措施，這是士人集團首度以一個獨立階層的身份走上“救中國”的前臺。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士人集團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恰恰是農民階級的主張未能吸引他們的目光，加之中央王朝的僵而不死，使他們對中央王朝還抱有最后一絲的期待。然而，“廟堂之策”如沒有“江湖之遠”的支撐，注定了這只能是一場悲劇，由于他們所有的措施均天然的缺乏來自其他階層特別是廣大普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這場變法運動持續百天即歸于寂靜。
（三）地主階級：也即一般意義上的統治精英，以洋務運動為代表，他們試圖以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來實現富國強兵。這樣的路線不能將之完全的斥為“天真”，俄國歷史上的彼得大帝即以同樣的思路取得過成功，但中國的地主階級所沒有看到的是，歷經200余年的統治，當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中央王朝事實上已處于瓦解的前夜，沒有富于進取的統治階層集體作支撐，他們這種試圖以局部進步來挽救整體的行動依然只能收獲失敗。
（四）資產階級：即資本集團，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洋務運動的副產品，洋務運動雖然失敗了，但間接的造就了資產階級，以辛亥革命為代表，以建立中華民國為標志。很顯然，資本的逐利性使資產階級和廣大普通百姓天然的居于對立，他們無力也無愿與廣大百姓深度融合，從而注定他們的階級力量始終處于一個相對弱勢地位，特別是當他們走上前臺面對西方列強的資本勢力時，更是處境尷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形式上的統一政權是建立了，但這個政權是空前弱勢的，是不能有效維護民族利益、有效承擔文明復興重任的。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么中華民國建立后，全國的革命運動依然風起云涌。正如本文開頭所論述的，中華文明要么引領世界，要么歸于消亡，沒有任何第三條路可走，試圖茍活的政權無法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
很顯然，當我們透過歷史的側面，總結近代中國諸多嘗試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華文明相較周邊文明已處于整體劣勢，要有效實現目標，就必須出現這樣的一種力量：一是它的斗爭目標必須是既能推翻腐朽落后的中央王朝，又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強的凌辱。二是她必須能動員和號召最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并能提出被最廣泛社會階層所接受的斗爭綱領和路線，從而實現最廣泛社會階層的深度融合。三是她必須能有效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維護好最普通百姓的現實利益。四是她必須能有效維護中華文明的道統，在重建統一政權的基礎上，重塑中華文明的體面。時代呼喚這樣的力量，一旦這樣的力量出現，那就將是中華文明順利步入現代社會的最后一搏。那么，這樣的力量在哪里？
四、橫空出世---中國共產黨的天然使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政治層面來講，是一門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哲學。無數的知識精英敏銳的察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契合點，即馬克思主義起碼是一種能夠發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器，總結近代系列“救中國”嘗試的失敗，未能有效發動群眾無疑是關鍵性因素之一，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與當時中國的現實要求一拍即合，中國共產黨歷經艱難在上海正式成立了。
黨的革命歷程，大家已耳熟能詳，本文不再引述。我常常在在想，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救中國”事業上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回到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契合了當時處于“絕望”狀態下的中國的所有現實需求，它具備迥異于以往任何革命力量的鮮明特點。
（一）革命目標：中國共產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共產主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中華文明的特質決定了所有的“第一”對中華子民均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可以說，這面奮斗的大旗，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產生了難以抗拒的魔力，從而為最廣泛社會力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粘合劑，相當程度上，也奠定了最廣泛社會階層源源參與的理論基礎。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幾乎集合了當時中國各階層的有志之士。
（二）：革命主力：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首先從制度層面劃定了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農民，從而確保了當時社會最主體階層的深度參與。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指引，有效吸引各路知識精英的源源加入。尤為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以“團結所能團結的大多數人”為目標，將當時有志復興中華的各階層精英團結到自己的大旗之下。革命主力的囊括性，確保了中國共產黨累積起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三）利益再分配：中國共產黨始終抓住“土地”這一當時中國農民階層最現實的利益需求，不斷深入和完善土地改革政策。建國后，又著力推進公私合營，完成民族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看得見的現實利益，為獲得最廣大普通百姓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奠定了基礎，從而也為革命進展扎好了最深厚的底層支撐。
（四）道統承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來自西方，但始終以“中國化”為己任，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特別是在經歷偉大的長征之后，基本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并明確樹立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革命階段奮斗目標，將中華文明的復興和中國人民的幸福列為首要議事日程，這無疑對當時的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精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五）民族體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民族利益的維護置于首位，無論是革命期，還是執政期，面對西方列強，均講求“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哲學，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妥協退讓，特別是一舉廢除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各類不平等條約和規定，更是重聚中華民族精氣神的關鍵之舉。至于建國后的系列對外自衛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抗美援朝的勝利，是對整個民族的強力補鈣之舉，她極大的復興了中華民族整個古老、偉大的民族榮光。
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門記錄社會運行軌跡的科學，而“科學”就蘊含在社會運行邏輯之中，這種邏輯，需要我們用心去探求。很顯然，結合中華文明重整和重建的歷史運行規律，我們很容易的看到，中國共產黨出現在近代處于崩潰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在當時“救中國”的危重社會背景下，只有中國共產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所有現實需求，也是看似紛繁復雜的中國社會運轉體系在不斷優化組合之后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這是今天的我們所尤其需要記取和珍視的寶貴經驗。
最后，筆者只是一個業余的歷史愛好者，所記所述亦未能遵循一般的學院派觀點，只是結合歷史運行的邏輯軌跡提出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不專業，也不系統，期待并歡迎大家的批評指正。
【篇2】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共產黨做到了以下幾件事情。
一是避免了中國的碎片化。
如果是國民黨打贏了內戰，中國面上是統一了，但實際上內部是碎片化的，廣西有李、白，云南有龍云，山西有閻錫山，寧夏青海有二馬，如果國際上反對，國民黨軍隊基本進不了西藏，也很難控制新疆。這種內部的碎片化，使得整個國家形成不了合力，經濟發展沒有統籌性，政治上相互牽制。國家內部的碎片化，其實就是一種面上的統一，事實上的分裂。
我們看看臺灣，一個巴掌大的地方，居然也能分出南臺灣北臺灣，居然也能分成本土外省，居然還分出了藍營綠營。國民黨的那點能力，如果在大陸，也不知道能折騰出多少個這營那營來。
而共產黨，橫掃天下，把舊的割劇勢力全部掃個干凈，把土豪劣紳消滅干凈，從上至下全面打通，進西藏，控新疆，從中原到邊疆全面統一。從此，中國實現了從版圖、政治、文化上的真正統一，從此，這個國家才有了真正的力量。
在中國，除了共產黨，還有誰能做到這一點？沒有！
第二，實現了中國的全面的工業化。
中國這100多年來，為什么一直被人欺負？因為我們是個落后的農業國，是工業化的洋大人打進了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沒有工業化，就沒有一個民族的自信。國民黨能不能把中國帶上工業化的道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中國會有工業，但真正的全面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在政治上，國民黨受制于美國，抗日的時候是美國有支持的，是美國救了國民黨。國民黨的中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什么，基本上取決于美國意志。核武器？別想，航天工業？美國人讓發展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航空工業？能修修補補。缺門少類，這是肯定的，很大的可能就是些輕工業，電子工業之類的。中國是個農業國，不像日本有著對重工業的堅持，民族沒有內在的工業化要求。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沒有一個工業化的決心，抵抗不住外部的壓力和沖擊，那么，工業化也只是一個夢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不聽任何國家的扯蛋，不怕任何國家的威脅，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化，走先重后輕的道路。六十多年的奮斗使我們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工業化像什么？就像一個家庭，別人家有汽車，你只有兩條腿，那別人一腳油門一溜煙就沒有人影了，你兩條腿跑斷了，也就別人一個小時的路程。我們的工業化像什么？別人家有寶馬奔馳，俺們有BYD，差是差點，但俺也不用兩條腿走路了！俺也能在高速公路上加加油門！有了工業化，俺們就敢對任何人說，怎么，想打架，那走，找個地方練練去！
第三，共產黨給了中國人自信。
幾十年前，中國被人打怕了，打到絕望了。人的牛B勁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那種裝B的人文情懷，是要吃飽喝足了才能迸發出來的。
許多人不理解為什么敘利亞的政府軍明明知道被抓到了要被割頭還是不拼命，還是投降了，因為這些人不能理解什么叫絕望。天天聽的就是槍聲，每天等待的就是死亡，每天神經高度緊張。要吃的沒有，要休息沒有，身上臟得像鬼，每天都是這樣，人是會抑郁的，會絕望，對他們而言，死就是唯一的出路，活著就要打仗，打仗就是在撞運，今天不死明天死。被抓被殺，無非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
人們最勇敢的時候，一般是打嘴炮的時候，嘴巴上牛B的不要不要的，真面對生死垮的比任何人快。
何應欽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時候，他確實牛B不起來，即使是日本挨了兩個原子彈。假如那個時候美國蘇聯就此打住，殘破的日本打打中國還是可以的，進攻不行，守住已占的地方還是有余的。他們是聽到日本宣布投降了，才出來接個勝利果實。就這樣的人有什么心氣？所以，就算日本投降后，中國也沒有人敢低看日本人一眼。恨是肯定的，怕是更多的。就算日本投降了，也不敢得罪敗兵，想修個好，怕日本人以后再打上門來。
共產黨打了朝鮮戰爭，和蘇聯對抗了幾年，和印度打了一仗，和越南打了一仗，現在，人們牛B了，口氣很大很大。動不動就罵政府軟弱。好像中國人天生這樣牛B的。
現在臺灣人看日本，臺灣看美國，就像看到爹一樣。如果國民黨在大陸，我們估計也就這個樣子了。
總結一句。看看現在的臺灣，看看現在的國民黨，筆者想，也許我們這個民族還真的是命不該絕。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篇3】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這一百年，可謂風起云涌，波瀾壯闊，也可以說是曲折蜿蜒，跌宕前行。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建黨百年之際，學習黨的歷史，就是要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學習分析，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厘清認識上的誤區，從而以史為鑒，知興衰更替的目的。
但歷史事實很容易記住，要基于歷史事實，得出結論，卻需要歷史的辯證的思維。
比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現在在各行各業活躍著的50、60、70、80后，應該還能唱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很好理解：新中國確實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統治，趕跑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來的——這是不容任何人改變的歷史史實。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不管如何打扮，小姑娘還是小姑娘，總不能顛倒是非黑白，把小姑娘打扮成小男孩吧？
但另一個話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卻是一個判斷。那么，這種判斷是否符合歷史認知呢？
我們今天，就這個問題，來做一番探討。
毫無疑問，在中華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曾是世界最先進的文明，中國的歷朝歷代，基本都上是全世界生產力水平最高、政治制度最先進、軍事實力最強大、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甚至，在很多現在的國家還沒有成型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大國了！
漢唐盛世，自不待言，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也無需多說，就是今天看來相對弱小的宋朝，文化之先進，科技之發達，經濟之強大，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就連導致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清朝，其前期也是異常強大的存在。
強大，往往意味著孤芳自賞。
在中國陷入到強大的虛榮心中時，“兩牙”（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法德意奧匈等西方列強，卻異軍突起，早于中國數百年，發展資本主義，并開始將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國。
兩次鴉片戰爭，圓明園頤和園成為廢墟；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徹底淪為列強砧板上的魚肉。
于是，中國簽訂了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割地賠款，成為了常態。而老百姓被三座大山壓迫，民不聊生。
從高度發達，到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中國人民開始反思救國之策。
一、救國的重任，首先交給了農民
率先發起救國運動的，是農民。咸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韋昌輝、石達開等組織饑寒交迫的農民，發起農民起義，既反對清朝統治，也反對帝國主義入侵。
組成的領導集團從廣西金田村率先發起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農民起義戰爭，是19世紀中葉中國最大的一場大規模反清運動。
為什么歷史首先選擇農民來救中國呢？道理很簡單，農民人多。當時，接近4億中國人，農民超過3.5億。人多力量大，人多，其中的優秀分子數量相對也更多。
但由于農民的歷史局限性，沒有理念的指導，缺乏精誠團結，更沒有對制度的創建能力，最終幾乎全盤模仿了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最終，天京失守，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宣告失敗！
農民起義，沒能成功救中國于水火之中！
二、農民功敗垂成，封建統治者接過救國圖強的接力棒
農民不行，封建統治者又開始扮演拯救者的角色。這一次上臺的，是一部分開明的清朝官員和讀書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就是著名的“師夷制夷”“中體西用”。
處于封建統治核心的恭親王奕?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以及崇厚、沈葆楨、劉坤一、唐廷樞、張謇等，認為要富強，使中國“有備無患”，必須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甚至社會政治學，因此提倡興“西學”、提倡“洋務”、辦軍工廠，生產新式武器、建立新式軍隊，達到“自強”目的，采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并創報刊、辦新學、選派留學生、翻譯外來書籍、修建鐵路等等。
只可惜，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35年的洋務運動宣告破產。
但封建統治者中，依然有一批開明人士，接過洋務派的救國任務，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這就是以光緒皇帝為首、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中堅力量的維新運動。
這一次的改變，已經開始涉及到政治體制問題，但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力量太過于強大，戊戌政變，光緒被囚，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六君子”被殺，只留下譚嗣同一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悲壯，供后人憑吊。
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革新，從此煙消云散，宣布救國之策徹底失敗。
三、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試圖救國又該如何呢？
中國人民從來不敢信任人欺凌，農民、封建統治者雖有救國愿望，但終歸失敗。這一次救國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孫中山、黃興。
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第二年，又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規定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個綱領。1895年，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以失敗告終，被迫流亡海外，只留下“黃花崗72烈士”的鮮血，血染長空。林覺民的一封《與妻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至今讀來，讓人淚流滿面。
但中山先生不甘失敗，于1905年組建中國同盟會，確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雖歷經波折，終于還是在1911年10月-1912年初，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轟然倒塌。
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袁世凱就任總統，后來搞復辟，中國陷入軍閥混戰時期。
革命來革命去，國家沒有越來越強，反倒是越來越積貧積弱；人民的生活沒有越來越好，反而是越來越苦。
即便是后來北伐戰爭勝利，中國依然是暗流涌動，外有強敵環伺，內有軍閥割據，終于被日本帝國主義乘虛而入，陷入到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
自此，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依然以失敗而告終。只留下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的勸勉！
回顧一下，農民沒有完成救國任務，封建統治者內部自省的開明人士，也沒有完成救國任務，新興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依然沒有完成救國任務，幾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做過一番努力，難道，中國就沒有人能救了嗎？
四、由弱到強，星火燎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歷史賦予的重任
可以說，比起上述三種政治力量，產生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是實力最差的：
人數，沒有農民多——農民3億多，1921年建黨前夕，全國產業工人約有261萬人，不到農民的1%！
權力，沒有封建統治者大——比起那些身居高位的洋務派、維新派，中國的工人簡直就是白丁！
錢，沒有資產階級多——工人數與無產階級，是給資本家打工的，掙一點工錢，養家糊口都成問題！
但工人階級有其他政治勢力所不具備的優勢：
一是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生產力發展是最主要、最關鍵的推動力量。一直到今天，不管科技如何發達，人工智能如何先進，最終需要的，還是大量的產業工人，也就是說，先進的生產力，最終還是在工人手中！
二是有先進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傳播了數十年，而1917年的俄國革命的成功，更是給了中國直接的借鑒。
三是反抗意愿強烈——農民有一點土地，基本上可以半溫半飽；資本家有錢，可以購買服務；當權者有權，可以占有資源。所以，革命的愿望都不強烈。唯有工人，是無產的，是受剝削最深重的，自然，反抗的意愿是最強烈的。
四是有組織紀律性——工業生產需要組織紀律，工作】生活基本上都在一起，更能夠團結起來。
所以，經過數年的思想傳播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組織，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雖然是一群平均年齡28歲的小伙子，但胸懷救國夢，熱血澎湃的他們，代表了全國50多名黨員，代表著200多萬工人，硬是在圍追堵截中，正式宣告成立。
黨的綱領和路線，經過數次完善和修訂，革命隊伍經過歷史的檢驗，積極配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積極投身民族解放斗爭，并最終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趕跑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了新中國——
從此，中國人民頭上，不再有大山的壓迫！
從此，中國的土地上，不再有肆意橫行的侵略者！
從此，中國人的事情，中國人民自己說了算！
歷史的事實，充分說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能充分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篇4】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19世紀中期的中國，由于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和閉關鎖國導致中國在世界上落伍。落后就要挨打，西方國家在中國落后的情況下，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中國人民肩負著雙重任務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國有許多仁人志士進行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撓的斗爭與探索。如，有農民階級掀起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有以洋務派為首的地主階級進行的洋務運動；有資產階級發動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有激進民主主義者掀起的新文化運動，還有學生和無產階級掀起的“五四”運動，他們最終的結果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中國人民仍然沒找到一條救人民于水火的道路。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下面就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客觀分析一下。
一、農民階級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其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
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后進入風云變幻、激烈動蕩的時期。深受外國資產階級和本國封建勢力雙重壓迫的農民階級率先登上歷史舞臺，以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拉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探索國家出路的帷幕。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正式建立了與清王朝對立的政權，頒布了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兼具革命性和空想性的《天朝田畝制度》和以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為主的帶有施政綱領性質的《資政新篇》。然而，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國領導集團進取心日益減退，個人私欲膨脹，后期領導集團出現嚴重內訌，發生了天京事變。后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勢力的聯合包圍下，太平天國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我國封建社會的農民階級有許多優點和長處，如勤勞、善良、質樸、憨厚等等優良品質。但從本質上看，由于農民群眾分散的、落后的小農經濟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不可克服的缺陷。
作為小生產者，狹隘的、閉塞的自然經濟使農民目光短淺、自由散漫，心胸比較狹窄，家族觀念和地方觀念比較強，這就不容易形成長久堅強的內部團結；作為小私有者，農民階級私有觀念比較強，這正是歷史上農民領袖往往爭權奪利貪圖享樂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種腐朽的封建思想對農民階級的侵蝕影響，農民隊伍中不健康的觀念和習慣存在是比較普遍的。所以說，我國的農民階級不可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二、資產階級的領導和統治不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
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后，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領導了旨在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維新變法運動。雖然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然而維新派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的既得利益，慈禧太后決不允許光緒皇帝通過變法取得清政府的實際權力。在變法運動進行了103天以后，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宣布再次“垂簾聽政”，下令逮捕康有為等維新志士。至此，轟動一時的維新變法運動夭折了。戊戌維新變法的夭折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中國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力量強大，根本不允許出現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觸犯其既得利益。外國侵略勢力也決不允許中國通過改革走上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成為他們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企圖與封建勢力妥協，走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然而，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的妥協而告終，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并沒有完成。辛亥革命以后，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會。辛亥革命的歷史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于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有頑固的封建勢力，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中國不可能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建立起來以后，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比以前更加厲害，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動統治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人民要爭得民族獨立和翻身解放，就必須用革命戰爭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因而，在近代中國，由于資產階級發展不充分，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不可能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也就不會得到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中國的革命道路不可能由資產階級領導。
三、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中國人開始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極大鼓舞，萌發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五四運動中，以知識分子作橋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在此結合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起來。這些早期組織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基本具備。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即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它的成立，使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有了自己堅強的戰斗司令部，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有了可以信賴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歷史的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肩上，中國革命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同國民黨進行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必須獨立得建立起自己的武裝，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井岡山的斗爭，建立起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為滿足農民要求，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各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長征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軍的剿殺，實現了戰略大轉移。爾后，為挽救民族危亡，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的八年抗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戰爭勝利以后，為爭取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打敗了國民黨發動的全面內戰，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確立了在全國的執政地位，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最科學的思想武器為指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制定了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地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英勇奮斗，終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對中國革命勝利原因的最樸實最深刻的表達。所以說，中國共產黨對近代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必然。
【篇5】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中國經過上下五千年萬國來朝的輝煌歷史，到清中期由于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導致生產力落后，經濟等綜合國力下滑開始走向了衰落。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陷入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
近代以來，林則徐、魏源、洪秀全、恭親王奕?、康有為、孫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通過實踐證明農民運動、封建王朝的自救、資產階級的改良與革命都沒有改變中國的面貌和人民群眾饑寒交迫的窘境；但是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民主獨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4周年之際，重新討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老命題，對于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地位；對于新時期凝聚中國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堅定不移的走中國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意義。為什么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一個先進的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并使其成為領導階級。
毛澤東同志指出：“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過去對救國救民探索實踐的任何一個階級、團體都沒有代表當時的先進階級和先進的生產力。
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動力。工人階級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程中最早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它不但是伴隨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的，而且是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的企業而產生的。中國工人階級是當時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中國工人階級除了具有與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富于組織紀律性外，還具有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堅決和徹底，比任何階級都最具有覺悟的階級；從而使它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第二：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個天然的盟友—--中國農民階級，并始終代表其根本利益。
由于工人階級的成員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產農民，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這使得工人階級便于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共同團結并肩戰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沒有找到這個農民盟友，是其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其中的貧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中農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工人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革命任務。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是實現革命領導權的基礎。沒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農民的革命動力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都首先把打土豪分田地解決勞苦大眾農民階級的生產資料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中國共產黨把農民階級的根本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把解放勞苦大眾的農民當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并為之奮斗。使獻身于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光明和希望，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和參軍的積極性，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第三：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戰無不勝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在其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其精神內涵。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那天起，它的指導思想就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與以往任何仁人志士的救國救民的思想和主張都迥然不同。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李大釗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俄國十月革命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艱苦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在實踐中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第四：中國共產黨探索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里進行革命，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必須面對和回答的生死攸關的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中國革命應該走什么路，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經過了艱苦卓絕的血與火的實踐過程。
中國共產黨找到并始終不渝的踐行一條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由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內無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外無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的無產階級根本不可能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先在城市經過長期的、公開的合法斗爭，然后再組織武裝起義，最后奪取政權。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只能是武裝斗爭，以革命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相應的主要組織形式必然是軍隊。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不是照抄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而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反映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主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了新中國，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實現了中國人民社會政治地位的根本變化，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戰亂不斷的局面，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的基本統一，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掃清了障礙，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所以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在當今中國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幸福奔小康。
【篇6】再論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摘要：本文從四個方面再次論述了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建國70周年之際，再次討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老命題，對于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地位；對于新時期緊密的團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周圍凝聚中國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堅定不移的走中國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奮斗目標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再論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中國經過上下五千年萬國來朝的輝煌歷史，到清中期由于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導致生產力落后，經濟等綜合國力下滑開始走向了衰落。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陷入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
近代以來，林則徐、魏源、洪秀全、恭親王奕?、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通過實踐證明農民運動、封建王朝的自救、資產階級的改良與革命都沒有改變中國的面貌和人民群眾饑寒交迫的窘境；但是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民主獨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重新討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老命題，對于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地位；對于新時期緊密的團結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周圍凝聚中國力量，弘揚中國精神，堅定不移的走中國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奮斗目標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意義。為什么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一個先進的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并使其成為領導階級。
毛澤東同志指出：“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過去對救國救民探索實踐的任何一個階級、團體都沒有代表當時的先進階級和先進的生產力。這就是我前面所講的林則徐、魏源、洪秀全、恭親王奕?、康有為、孫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沒有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原因。因為無論是農民運動、封建王朝的自救，還是資產階級的改良與革命都沒有找到代表當時的先進階級和先進的生產力。
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中國工人階級開始逐步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那時的中國工人階級具有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優點，又有其自身獨有的特點：（1）它深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三重壓迫和剝削，勞動條件差，勞動時間長，工資待遇低又毫無政治權利，其革命性最強。（2）它人數最少，但相對集中，從地區上講主要集中于上海、廣州、武漢、天津等大城市，從行業上講主要集中于紡織、面粉、采礦、鐵路等行業，便于形成革命的力量和傳播先進的思想。（3）它主要是由破產農民和家庭手工業者轉化而來的，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便于結成工農聯盟。因此，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社會中最先進、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階級。
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動力。工人階級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程中最早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它不但是伴隨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的，而且是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的企業而產生的。中國工人階級是當時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也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核心。
中國工人階級除了具有與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富于組織紀律性外，還具有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堅決和徹底，比任何階級都最具有覺悟的階級；從而使它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根本保證。
第二：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個天然的盟友—--中國農民階級，并始終代表其根本利益。
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都是是農民，根據歷史的教訓，農民階級具有自身的階級局限性，他們想要的是土地、生產工具，沒有治理、管理國家的能力；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是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農民是分散的個體小生產者，目光短淺；農民階級不可能提出切實可行的革命綱領；農民階級沒有用科學的理論作指導；農民階級很難形成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但是，農民階級碰到了工人階級，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化學反應”
由于工人階級的成員中的大部分出身于破產農民，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這使得工人階級便于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共同團結并肩戰斗。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沒有找到這個農民盟友，是其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其中的貧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中農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他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建立紅色政權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首先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首先解決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法制、法規等，解決農民的基本生活問題，進而爭取農民的支持和參與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工人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革命任務。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是實現革命領導權的基礎。沒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農民的革命動力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以百姓心為心，是黨的初心，也是黨的恒心。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都首先把打土豪分田地解決勞苦大眾農民階級的生產資料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中國共產黨把農民階級的根本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把解放勞苦大眾的農民當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并為之奮斗。使獻身于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光明和希望，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和參軍的積極性，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第三：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戰無不勝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在其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其精神內涵。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那天起，它的指導思想就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與以往任何仁人志士的救國救民的思想和主張都迥然不同。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李大釗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俄國十月革命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極其艱難的，是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血與火的革命考驗逐步形成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無論對于毛澤東同志個人或者是中國共產黨都做出了巨大的探索與犧牲。井岡山上的斗爭、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等都是最有力的歷史和反復革命實踐的證明。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艱苦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讓中國人民從此揚眉吐氣了，讓中國人民從此腰桿挺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在實踐中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第四：中國共產黨探索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里進行革命，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必須面對和回答的生死攸關的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中國革命應該走什么路，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經過了艱苦卓絕的血與火的實踐過程，建黨之初，當時黨中央幾個負責人認為：中國的革命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建設紅色政權，就必須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走攻打大城市的道路。在這個錯誤指導思想的指導下中國革命走了極大的彎路，比如攻打長沙、攻打贛州等。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找到了并始終不渝的踐行一條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
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由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內無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外無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的無產階級根本不可能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先在城市經過長期的、公開的合法斗爭，然后再組織武裝起義，最后奪取政權。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只能是武裝斗爭，以革命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相應的主要組織形式必然是軍隊。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不是照抄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而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反映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主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奠定了堅實的道路基礎，這條道路是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對此我們要刻骨銘心謹記，并把這紅色基因教育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后代。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了新中國，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實現了中國人民社會政治地位的根本變化，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共產黨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戰亂不斷、人民受苦受難的慘烈局面，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基本統一，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掃清了障礙，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所以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富強中國，在當今中國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幸福美麗的小康生活。
在我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今天，已經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也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我們炎黃子孫中華兒女只有再認識、再重溫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老命題，才能站穩人民政治立場，不迷失政治方向；才能緊密的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才能飲水思源，不忘革命先輩和革命先烈；才能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才能忠心永向黨、建功新時代。
參考文獻：
[1]谷安林.中國共產黨歷史二十八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