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旨在獨立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這是紅軍第五次與“解放軍”作戰圍剿為了糾正伯古、王明、李德等人的錯誤&ldquo左&rdquo這次會議是針對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的文章11篇 ,歡迎品鑒！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1
2021年6月9日，省委網信辦組織全體黨員干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組織學習了《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部分篇章，并進行了黨史知識測試。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網信辦主任梁洪濤以《遵義會議重要地位及啟示》為題，為全辦黨員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專題黨課。
黨課以黨史學習教育為切入點，從“遵義會議召開的有利條件、會議主要成果、會議歷史意義和重要啟示”等方面作了系統深入的分析解讀。梁洪濤指出，遵義會議奠定了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先河，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征程，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充分理解“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的遵義會議精神內涵，對于新時代發展網信事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刻啟示。
聆聽黨課后，黨員干部紛紛表示，要以黨史學習教育為契機，進一步傳承發揚紅色革命精神，做到在思想上堅定理想信念、在行動上服務人民群眾、在崗位上勤奮努力工作，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為新時代全省網信事業貢獻力量。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2
此次黨課分為“長征背景”、“長征及其意義”、“遵義會議”及“長征精神”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了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和五次反包圍破壞。第二部分是紅軍長征過程中四渡赤水，強渡大河，巧渡金沙江，奪瀘定橋，爬雪山。
過草地的艱難跋涉路線及其長征的偉大意義。第三部分講述王明“左”傾主義導致第五次反圍剿行動失敗的遵義會議召開背景和遵義會議召開的內容及意義。第四部分講述長征精神是艱苦奮斗的精神，是堅定的信念和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其時代價值。
100年風雨兼程，100年崢嶸歲月，紅軍長征是一部宏偉的歷史畫卷，紅軍長征精神是永不枯竭的革命精神，通過黨課學習，圖書館全體教職工對長征革命歷史和遵義會議的召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深受長征精神鼓舞，且有責任有義務傳播和發揚長征精神，堅定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崇高革命理想和信念而奮斗。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3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傳承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2015年6月，他在貴州調研時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論述，為進一步深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1、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
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軌道，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遵義會議使中共中央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遵義會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列寧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東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是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只有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遵義會議期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解決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確定主導核心等重大問題。從此，中國共產黨進一步開創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戰略策略，對中國革命產生深遠影響，遵義會議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待到計多里安節助。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發展，遠在莫斯科遠離中國革命實踐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瞎指揮”愈來愈脫離中國實際，導致中國革命多次出現右傾或“左”傾錯誤。由于長征初期的行動經過共產國際批準，博古、李德在敵情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堅持向敵人部署重兵的湘西進軍，遭到毛澤東同志等的堅決反對。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偉大開端。從遵義會議開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確定長征路線，獨立自主地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獨立自主地根據具體情況不斷變換長征方向，獨立自主地確定長征最終目的地，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克敵制勝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獨立自主地領導解放戰爭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獨立自主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原則。
遵義會議堅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遵義會議之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國情民情和中國革命實際，空談教條，盲目指揮，只唯上，只唯書，一切照“本本”上說的辦。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和拋棄“左”傾教條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堅持把中國革命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起,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系在-起,把長征"落腳點”的確定與建立全國抗日戰爭的前進陣地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奪取長征勝利同實現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路轉變緊密聯系在一起。遵義會議和長征勝利實現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有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極大鼓舞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信心和勇氣，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打下堅實基礎。
2、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遵義會議精神包含著深刻的科學內涵。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等都是遵義會議精神的應有之義。在中國革命危急關頭，全黨全軍不恐慌不懈怠不放棄，理想信念堅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斷金”。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獨立自主地決定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開辟出中國革命新路。遵義會議既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凝聚集體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對重大危機，萬眾一心，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眾志成城的典范。
遵義會議精神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歷來反對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實際空談馬克思主義，他提出“反對本本主義”，注重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創造了紅軍“打得嬴就打，打不贏就走”“蝕本不干”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在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主張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戰路方針和前進方向。這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具體體現。
"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就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觀真實性，抓住真問題，防止偽問題﹔就要把握客觀規律性，在認識規律遵循規律的基礎上開展工作。”他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點，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強調:"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
歷史證明，遵義會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內生動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4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5
遵義會議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樓上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云、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后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會議成員擴大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當時擔任《紅星報》主編、在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華夫)、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是在中國革命瀕于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它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了英明的決策，開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
1、首先，遵義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中央紅軍主力八萬余人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當我軍從江西、福建出發以后，國民黨蔣介石就布置了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將我軍一網打盡。在這種極其危險困難的環境下，我軍指戰員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過三個月的連續艱苦作戰，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邊境地區，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進入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軍占領遵義城。一月九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隨軍委縱隊進入遵義。這一階段，我軍的損失是慘重的。當紅軍到達遵義時，損折過半，只剩下三萬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傾錯誤領導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把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戰略轉移的突圍行動，變成了“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對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任務與方向問題，他們“始終密而不宣”，不但沒有“在干部中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
在第五次反“圍鄲”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面前，紅軍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推行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結果，因而產生了對“左”傾中央的懷疑不滿以至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湘江戰役后，這種情緒達到了極點。與此同時，原來一些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和實際教訓面前醒悟過來，轉而反對“左”傾錯誤。對于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多次提出過意見，軍委內部也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納。過了湘江后，毛澤東提出討論失敗的問題，于是從老三界爭論到黎平，從黎平又爭論到遵義。在黎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論得很激烈，中心是關于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李德主張紅軍在黔東北與敵人硬拼，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北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漸取得了多數同志的擁護。毛澤東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終于“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周恩來;—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這樣，遵義會議才得以召開。正如陳云同志傳達會議情況時所說︰“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召集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毫無疑問，會議召開的本身是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一大勝利。
2、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作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和中國革命。
根據陳云同志的手稿，遵義會議的目的有二∶“(--)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
會議開始，由博古作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它竭力為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作辯護，把失敗的原因統統推到客觀上去，諸如“帝國主義對于國民黨的幫助，白區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斗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等等。”（《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見中共黨史資料第三輯）引起與會同志的不滿與反對。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評了“左”傾領導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先是冒險主義，繼而是保守主義，然而是逃跑主義。“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發言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擁護。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6
臨近黨的百年華誕，為從黨史中感悟共產黨人的入黨初心，體味中國共產黨曾歷盡的艱辛與坎坷，培養青年學子感黨恩、跟黨走，在新時代新思想的指引下繼續奮力前行，生物技術系和研究生支部共同來到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地遵義去參觀遵義會址。遵義會議是我黨、我軍在長征途中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它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會址是一幢二層紅色的磚木結構，一樓是作戰室、二樓是會議室。當年，革命先輩們在這里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選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領導集體。這次會議后紅軍飛奪瀘定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從軍事上徹底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為紅軍長征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標志，它開始堅持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解決了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它標志著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開始形成。
遵義會議已過去86年，但它的會議精神仍然激勵著一代代共產黨人為民族的偉大復興而砥礪奮進。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國共產黨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造性的發展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精準脫貧”、“打老虎、拍蒼蠅”、“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思想，這些思想指引著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做為一名黨員或積極向黨員看齊的青年積極分子，我們更應該以民族的復興為己任，努力學習文化知識，提高服務水平和技能，滿足全國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自己的貢獻。
遵義會議精神是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指引我們前行的風向標、指南針。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7
【銘刻】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錯誤，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追尋】
從建黨到開國，中國共產黨走了28年，時空坐標的中點落在1935年的遵義。遵義——偉大的歷史轉折地，因一次會議，戴上中國革命圣地的光環，而此后的14年，中國革命昂首闊步，走向勝利。
1935年1月初的黔北，寒氣襲人，紅軍攻克了素有“黔北鎖鑰”之稱的遵義城。在這里，紅軍得到了一次較長時間的休整。這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商議，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義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討論重大事宜，提議得到了同意。
此時，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只能從零星情報中，得知那支他們一直遠程控制的紅軍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
毛澤東后來形象比喻當時的狀況：“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也是一條真理。”正是這個時機，中國共產黨開始“沒有先生、自己讀書寫字”，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
坐落在遵義老城子尹路96號的遵義會議紀念館（原國民黨第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私邸），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樓，青瓦灰墻，上下兩層均有回廊。1935年1月，紅軍進占遵義后，這座建筑成了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也成為了遵義會議會址所在地。
二樓東側長方形的客廳，天花板上吊著一盞油燈，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椅子圍成一圈，如今陳設如初，再現86年前偉大的歷史瞬間。
1935年1月15日，中國共產黨黨內隨中央紅軍長征的重要領導人、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和其他相關重要人物共20人，圍坐在此，共商大計。
會議的主題是檢討在五次反“圍剿”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在緊張激烈的氣氛中，遵義會議連開3天。
首先博古作主報告，他把沒有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反“圍剿”的原因主要歸結為敵人過于強大等客觀因素。
周恩來作副報告，著重檢討了主觀方面的錯誤。隨后，張聞天作“反報告”，擊中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要害。張聞天批評博古的重大失誤：拱手讓權于李德，破壞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給紅軍造成巨大損失。
毛澤東隨后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他指出：“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的發言得到了朱德等在內的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朱德指責李德不僅把根據地弄丟了，還犧牲了很多人命，并且表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王稼祥的發言明確表示，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并提議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1月17日晚，會議作出了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建立的軍事指揮“三人團”等決議。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黨內重大問題的開端，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撥正了中國革命航向。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領導指揮下，邁開鐵腳板，忽東忽西，“四渡赤水”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1935年5月，紅軍渡過金沙江后北上，徹底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決定意義的勝利。
【感言】
照搬理論寫不出自己的歷史，復制別人的模式開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之偉大，核心要義正基于此，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體現著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遵義會議精神如今依舊熠熠生輝，不但照亮了中國過去的革命道路，也指引著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8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傳承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2015年6月，他在貴州調研時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論述，為進一步深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1、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
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軌道，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遵義會議使中共中央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遵義會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列寧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東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是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只有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遵義會議期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解決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包括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確定主導核心等重大問題。從此，中國共產黨進一步開創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戰略策略，對中國革命產生深遠影響，遵義會議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接受共產國際領導，待到計多里安節助。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發展，遠在莫斯科遠離中國革命實踐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瞎指揮”愈來愈脫離中國實際，導致中國革命多次出現右傾或“左”傾錯誤。由于長征初期的行動經過共產國際批準，博古、李德在敵情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堅持向敵人部署重兵的湘西進軍，遭到毛澤東同志等的堅決反對。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偉大開端。從遵義會議開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確定長征路線，獨立自主地實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獨立自主地根據具體情況不斷變換長征方向，獨立自主地確定長征最終目的地，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克敵制勝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獨立自主地領導解放戰爭贏得中國革命勝利，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獨立自主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原則。
遵義會議堅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遵義會議之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國情民情和中國革命實際，空談教條，盲目指揮，只唯上，只唯書，一切照“本本”上說的辦。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和拋棄“左”傾教條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堅持把中國革命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起,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系在-起,把長征"落腳點”的確定與建立全國抗日戰爭的前進陣地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奪取長征勝利同實現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路轉變緊密聯系在一起。遵義會議和長征勝利實現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有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極大鼓舞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信心和勇氣，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打下堅實基礎。
2、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遵義會議精神包含著深刻的科學內涵。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等都是遵義會議精神的應有之義。在中國革命危急關頭，全黨全軍不恐慌不懈怠不放棄，理想信念堅如磐石，"上下同心，其利斷金”。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獨立自主地決定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開辟出中國革命新路。遵義會議既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凝聚集體智慧的典范，又是面對重大危機，萬眾一心，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眾志成城的典范。
遵義會議精神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歷來反對離開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實際空談馬克思主義，他提出“反對本本主義”，注重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創造了紅軍“打得嬴就打，打不贏就走”“蝕本不干”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在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主張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戰路方針和前進方向。這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具體體現。
"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就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把握客觀真實性，抓住真問題，防止偽問題﹔就要把握客觀規律性，在認識規律遵循規律的基礎上開展工作。”他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點，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強調:"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
歷史證明，遵義會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內生動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9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
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10
我們的傳家寶——遵義會議精神
在貴州省遵義市，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兩層青瓦紅墻小樓，然而這座小紅樓卻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偉大的見證者之一，它是照亮中國革命的閃閃紅燈，它見證了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偉大轉折，它讓紅軍精神和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六年前，紅軍長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個小樓里召開了一次會議，正是這次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就是“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精神是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給我們留下了極為重要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的歷史經驗。
“遵義會議”這個光輝的名字，時時在我腦海中閃現，作為新時代的小學生，作為少先隊員，我們要用實際行動踐行遵義會議精神。
實事求是，要求我們誠實守信；獨立自主，要求我們獨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堅定信念，要求我們牢記加入少先隊的誓詞；民主團結，要求我們尊敬師長、團結同學；務必求勝，要求我們努力取得好成績。
老師、同學們，革命先輩用鮮血為我們換來今天美好的生活，能夠在這樣偉大的時代快樂成長，我們非常幸福，倍加珍惜！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讓我們努力學習、再創佳績，為我們敬愛的黨獻上百年華誕生日禮物！
讓我們把遵義會議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讓遵義會議精神在新時代熠熠生輝！
學習遵義會議講黨課篇11
長征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文化遺產，它所孕育的精神推動著中華民族不懈追求富強、民主、文明與和諧的目標。下面請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長征故事中的遵義會議。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干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王明軍事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占領遵義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蘇維埃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周恩來(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王稼祥(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陳云(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秦邦憲(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何克全(即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參加會議的還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伍修權(翻譯)。
會議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會上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接著，會議圍繞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討論。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講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他說：如果說敵人力量強大，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他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群眾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于根據地政府和群眾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張聞天發言同意毛澤東、王稼祥的意見，并且強調指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云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家的批評，李德為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絕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基本上是錯誤的。《決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在敵人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的情況下，我們的戰略戰術應該是決戰防御(即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然而。我們卻以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以分散兵力的作戰方針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戰方針，違背了我軍戰略上持久，戰術上速決的基本原則。放棄誘敵深入的方針，而搞“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造成嚴重損失，使紅軍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根據地。
《決議》指出，政治上，“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沒有利用敵人內部的第一矛盾沖突，拒絕援助福建事變，喪失了打破“圍剿”的良機。
《決議》指出，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者同樣犯了原則錯誤。“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抗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恐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干部中群眾中關于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后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
《決議》指出，在領導作風上，“華夫同志惡劣的領導方式”，在軍委內造成了不正常現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評糾正、反而支持。他們的錯誤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決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遵義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主要作出四項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3.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不久，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后，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