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高階思維，是指發生在較高認知水平上的心理活動或認知能力。在教學目標的分類上表現為分析、綜合、評價和創造。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的文章7篇 ,歡迎品鑒！
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1
輕度認知障礙(mildcognitiveimpairment,MCI)是指有輕度記憶力損害,但其他功能保持完好,達不到癡呆標準的老年人所處的一種認知損傷狀態。Petersen［1］認為MCI是正常老化和早期老年性癡呆之間的過渡階段,其診斷標準為：主訴記憶障礙,有知情者證實；有記憶損害的客觀證據(記憶測驗成績低于年齡和文化程度匹配的正常對照1.5個標準差)；總體認知分級量表輕度異常,如總體衰退量表(globaldeteriorationscale,GDS)2～3級，或臨床癡呆評定量表(clinicaldementiarating,CDR)0.5分；一般認知功能正常；日常生活能力正常；不夠癡呆診斷標準并除外任何可以導致腦功能紊亂的軀體和精神疾患。MCI包括三個亞型：單純的遺忘型、單一的非記憶認知損害、輕微的多方面認知損害。BusseA［2］等用不同的標準發現MCI的患病率波動在3%～20%,部分患者持續惡化,每年8%～25%的MCI患者轉化為癡呆［3］,因此MCI人群為老年癡呆的高危人群,應該重點監測,早期診斷。對于我國大群體老年人及有限的醫療資源,這就需要簡便快速的篩查評估工具。現將國際上報道的MCI篩查評估工具介紹如下。
1國外對MCI篩查評估工具的探索
國外對MCI的篩查評估大致有沿用認知篩查工具，聯合使用篩查工具，研制專用工具，計算機軟件版的測試工具等發展方向。
1.1借用傳統的篩查工具2004年以前篩查MCI沒有專門的工具，大多借用癡呆或其他認知篩查量表直接篩查。目前仍有用其他領域的篩查量表篩查MCI的嘗試研究。此類工具畢竟不是為MCI量身定做的，故測試的認知領域不夠全面，敏感性特異性未達到最理想水平。
1.1.1簡易智能精神狀態檢查(mini-mentalstatusexamination,MMSE)是由Folstein［4］等設計的癡呆篩查量表，是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認知缺損篩查工具。包括定向、記憶、計算、語言、視空間、運用及注意等方面的測試,共11個項目,總分30分，測試時間不應超過30分鐘。MCI的界定值根據地域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有26和27截斷點之分。MMSE對癡呆診斷的敏感性可高達1.0，特異性0.98，重測信度0.80～0.99，施測者之間信度0.95～1.00［5］。但其作為MCI的篩查工具,并不具有特異性，如Strain報道［6］，MMSE識別MCI的敏感性僅為0.52，且易受受試者教育程度的干擾。
1.1.2畫鐘測驗(ClockDrawingTest,CDT)是用于注意力集中和結構性失用的神經心理學檢查，方法是讓受試者畫一鐘表,寫上12個數字,指針指向11時10分［7］。檢測理解能力、計劃性、視覺記憶、圖形的重建能力、視空間功能、動作的執行功能、數字知識、抽象思維、注意力等。評分方法簡單，Yamamoto［8］證實常用的三種評分法Sunderl、Rouleau、Cahn中，Cahn"s法在截斷點為7時,對MCI有最高的檢出率,敏感性0.74,特異性0.75,得分與MMSE的相關性為0.8以上,耗時短(1～5min),受受試者文化程度、種族語言、社會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小，因此適宜在不同種族人群中應用，但在低受教育程度者或上肢有殘障者中單獨作為癡呆篩查的工具時,其準確性較低。
1.1.3提示回憶測試(Enhancedcuedrecall,ECR)包括自由回憶和提示回憶［9］，提供給受試者四張卡片,每張4個黑白圖，共16項。學習后先自由回憶,然后給予提示后回憶,最后根據受試者回憶的卡片數記分。Saka［10］等證實其是評價土耳其老年患者記憶損害的有價值的篩查工具,對MCI的識別,ROC曲線下面積0.625(ROC曲線由不同診斷截界值的真陽性率和假陽性率構成的曲線，曲線下面積大小反映診斷價值的大小,其范圍為0.5-1)。耗時短,不受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1.1.4七分鐘篩查（7-MinuteScreen）［11］是一個包括定向力、記憶、視空間和語言流暢性等4方面認知的簡短測試，比其他篩查工具提供較廣泛的神經檢查,重測信度0.91，施測者之間信度0.92，平均檢查時間為7分鐘左右,但其對MCI的篩查效果在西班牙人群試驗中顯示不是很理想［12］,對MMSE>24分的MCI的敏感性僅為28%。
1.1.5簡短認知能力測試(TheShortCognitivePerformanceTest,Syndrom-Kurztest,SKT)［13］是測查記憶和注意認知損害的評估工具,包括9個不同的子測試,主要測試記憶、注意、相關認知功能、執行速度等方面。每個測試限制在60秒,整個試驗不超過10-15分鐘,評分簡單易學。Flaks［14］等用SKT在巴西人群中篩查MCI,證實其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alpha=0.80）,總體得分和MMSE、CDT顯著相關,受受試者教育程度的偏倚影響。已有巴西、德語、英語等版本。
1.1.6電話篩查認知功能(telephoneinterviewforcognitivestatus-modified,TICS)［15］是一經濟、簡便、靈敏的認知篩查途徑，最新版為Gallo和Breitiner的修訂版,21項,總分50分,可分為三部分：記憶力20分、定向部分13分、語言和注意力部分17分。應用此版本對12709名老年雙胞胎進行大規模的MCI篩查,其結果顯示敏感性0.99，特異性0.86,ROC曲線下面積0.88,平均耗時10.2±3.5min，記憶部分敏感性最高,定向部分敏感性低,cronbachα系數為0.91。不足的是受聽力的影響和外界條件的限制。
1.1.7嗅覺篩查試驗(theSniffin"SticksScreeningTest,SSST)是通過對12個常見氣味的識別［16］，簡單快速地評估嗅覺功能，已在歐洲廣泛應用,意大利人對此項目的篩查比較敏感。得分大于11分為嗅覺功能正常，小于10分為部分缺失，小于6分為嗅覺缺失。SSST用于MCI的篩查,是MCI篩查領域新的嘗試。Eibenstein［17］研究表明遺忘型的MCI患者的嗅覺功能有明顯的損害。MCI患者的SSST得分為8.3±2.1，正常對照組為10.8±0.9，P1.2.2認知能力篩查試驗(CognitiveCapacityScreeningExamination,CCSE)和MMSE結合組成CMC(兩者縮寫)篩查Xu［19］等發現MMSE、CCSE、CMC對MCI的測查敏感性分別為0.61、0.74、0.83,最低特異性0.80,在保持特異性不變時,CMC比MMSE和CCSE單獨使用,敏感性要高。CMC是客觀實用的MCI篩查工具,缺點是比單一工具相對冗長和繁瑣,而且評分分成兩個量表。
1.2.3兩步篩查法［20］第一步通過郵寄問卷篩出記憶下降的老年人,接著電話訪談和十個單詞學習測試評估其記憶和認知狀態,縮小篩查范圍,第二步面對面地用MMSE和語言學習聽力測試(AuditoryVerbalLearningTest,AVLT)進行評估,可準確篩查一般老年人群中的MCI。缺點是工作相對繁瑣，測試時段較長。
1.2.4簡短問卷篩查測試（Briefinformantscreeningtest，Li）［21］等報道了采取簡短記憶問題(asingle-iteminformantreportofmemoryproblem,IRMP)和日常生活活動量表中的4個條目(afour-itemInstrumentalActivitiesofDailyLiving,4IADL)的組合方法篩查MCI,IRMP指簡短詢問有無記憶下降問題；IADL的內容包括使用電話、自我用藥、處理自己的錢財、使用公共車輛能力。二者聯合使用對MCI的鑒別,工作曲線下面積(AUC)由分別的0.795和0.796上升到0.872,敏感性和特異性提高到0.865和0.795,達到較理想的篩查水平，建議作為MCI的篩查工具使用。
1.3專用工具的研制和使用2004以后，國外出現了針對MCI的認知損害領域研制的測試工具,這些新的工具包含多種認知評估工具中的優勢條目或多個認知領域的單項測試即子測試，這是上述聯合篩查的進一步發展后形成的較系統的篩查，尚缺乏大規模的臨床驗證，還未引入我國。
1.3.1AB認知篩查（ABCognitiveScreen，ABCS）包括定向、重復單詞、延遲回憶、畫鐘、語言流暢等5個認知子測試，總分135分，完成時間3分鐘。能敏感地區分正常人群、MCI、癡呆。Molloy［22］等研究結果表明在使用標準MMSE測試MCI和正常人時平均得分差別不明顯，而使用ABCS時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MCI患者平均得分為106.6，正常人群得分為111.7,曲線下面積0.7，且不受讀寫能力的限制，也較少受受試者教育程度和年齡的影響。
1.3.2記憶改變測試(MemoryAlterationTest,MAT)是針對遺忘型MCI的篩查工具，包括語言片斷和語義記憶測試,5分鐘完成,快速簡易。Rami［23］等對400名西班牙老年人群的前瞻性研究，結果表明人群均分41.4,MCI患者得分31.5；取截斷點37時，對MCI的識別敏感性0.96，特異性0.79；取截斷點28時，敏感性0.87，特異性0.82，能有效的識別MCI和早期癡呆。
1.3.3DemTect［24］是Kalbe等研制的快速有效的MCI測試工具,選取了及時延時記憶、數字轉換、語言流暢、操作記憶等子測試。13-18分代表認知正常,9-12分為MCI,0-8分為癡呆,全過程需要8-10分鐘,具有很高的信度，敏感性等同CDR,適用于早期或輕度其他記憶損傷。部分MCI的MMSE得分正常，但DemTect是低于正常范圍,對MCI患者的識別，敏感性0.80,特異性0.92，明顯優于MMSE。且不受受試者教育程度和年齡的影響。
1.3.4蒙特利爾認知評估（TheMontrealCognitiveAssessment,MoCA）［25］是Nasreddine等研制的MCI篩查工具，評估注意力、執行功能、記憶、語言、抽象思維、計算、定向力等認知領域,總分30。MoCA和MMSE得分顯著相關,對MCI的測查,選取截斷點26時,MMSE的敏感性0.18,特異性1.0,而MoCA的敏感性為0.90,特異性為0.87,但MoCA可在MMSE的正常范圍內發現MCI。與DemTect相比,MoCA的敏感性要高,而且評估的認知領域較全面。同時MoCA具有很高的重測信度(0.9以上)、內部一致性（Cronbachalpha=0.83）、陽性和陰性預測值。完成整個測試大約需要10分鐘。已有英語、法語、荷蘭、西班牙語版。
1.3.5認知綜合篩查（ATriageforCognitiveScreeningUlrike）［25］等研制了德國人的MCI組合篩查工具。其選取了字母分類測驗（LetterSortingTest,LST）、記憶損害篩查、語言流暢、CDT、ADAScog（Alzheimer"sDiseaseAssessmentScale）定向測試、Boston命名測驗等6個子篩查項目,包含了認知損害的主要領域,如語言信息的記憶、視空間能力、定向力、物品命名、認知流暢等。試驗完成時間不到10分鐘。其診斷MCI的敏感性為83%,比單一測試(LST的62%)的準確性明顯提高,但相對來說,測試項目較多,適合精神和神經科門診病人使用。
1.4利用現代技術擴大測試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利用因特網計算機進行測試，成為神經心理學發展的趨勢，將篩查量表發展到計算機軟件版，實現網上自我測試，是篩查領域里質的飛躍。MCI的篩查也出現了計算機軟件版。
計算機實施的輕度認知障礙的神經篩查(TheComputer-AdministeredNeuropsychologicalScreenforMildCognitiveImpairment,CANS-MCI)［27］,計算機管理實施,評分,通過觸摸屏上多個子測試,自我測試語言流暢、執行功能、記憶等認知功能,有效性可與韋氏記憶修訂量表等同。最高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alpha為0.93，重測信度0.62-0.89。通過計算機管理，減少了施測者的人為誤差和工作時間，并可自由轉化成各種語種，但要求受試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測試時間相對較長，完成需要一個半小時時間。
2我國對MCI篩查工具的探討我國的MCI研究起步較晚，對其篩查主要是沿用癡呆的評估量表，如MMSE、CDT、TICS等，其中也有自行編制MCI的篩查量表的嘗試研究。
肖世富等［28］認為世界衛生組織老年認知功能評價成套神經心理測驗（WHO-BCAI）中的連線測驗B、小標記測驗、精神運動測驗、視覺推理和語義聯系測驗等能較好地區分MCI和正常人群，王金環［29］也證實了其對老年認知損害的早期評估價值。解恒革［30］對1437例60歲以上男性非癡呆老年人MMSE的參考值和MCI進行調查，證明MMSE仍可用于MCI的調查研究，但對于其結果的解釋，應結合年齡－文化參考值加權考慮。孟超等［31］報道證實CDT具有很好的重測信度和診斷效度,可用于癡呆的臨床和流行病學調查，但對于MCI和正常人群的識別能力有限；隨后對64例MCI患者與52例正常人對照研究證實TICS-m診斷MCI的敏感性0.89［32］，特異性0.92，同時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并優于MMSE,可用于MCI的臨床和流行病學篩查。其中郭起浩等對MCI的篩查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先后報道了老年記憶功能問卷［33］、圖片學習［34］、韋氏記憶量表中文修訂版(WMS-RC)中圖片短時記憶和心智B［35］、Boston命名測驗測驗等對MCI的識別作用［36］。史偉雄等［37］研究表明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VMT）可以很好地識別有記憶損害但未達到癡呆的MCI患者。
3結論
對MCI的篩查研究還在不斷深入,以期更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遺憾的是所有的MCI篩查工具都未考慮到老年人的視力、聽力、肢體殘障等缺陷，其中MCI篩查評估工具大多數受文化水平的影響，尤其在我國相對較低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群中，要注意文化水平的校正與調適。對于TICS和計算機軟件版的測試目前在我國還缺乏相應的硬件設施，因此普及還有很大的難度，不過可以作為今后發展的方向。我國的MCI篩查研究，除了自行編制的老年記憶功能問卷(樣本量僅為16例，缺乏大規模的驗證)外，多是借用從國外直接引進或進行部分修訂的癡呆評估量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群特征,會有偏倚的產生，而且MCI患者的認知水平要高于癡呆患者，故沿用的傳統的認知篩查量表雖然簡便，但測試的認知領域不夠全面，對MCI的測試缺乏特異性；聯合篩查工具較傳統認知篩查工具有所改善，但其測試內容相對增多，測試時間延長，篩查的認知領域仍然很局限；專用工具和計算機版的測試能全面測試MCI損害的認知領域，但計算機軟件版的測試對硬件設施和受教育程度的需求，我國目前是很難達到的，故專用工具的測查是值得推薦的；經過文獻檢索，在專用工具中，MOCA是測試認知領域最全面、敏感性和特異性最理想、測試畫面形象生動、花費時間合理、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的MCI篩查評估工具。
應該借鑒國際上對MCI篩查量表研究成果,從我國實際出發,選擇或研制一套適合我國老年人群的,簡便快速高準確性的標準化MCI篩查工具，進一步進行臨床效證，真正做到對MCI患者的早期篩查,早期預防,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減輕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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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畫鐘測驗(ClockDrawingTest,CDT)是用于注意力集中和結構性失用的神經心理學檢查，方法是讓受試者畫一鐘表,寫上12個數字,指針指向11時10分［7］。檢測理解能力、計劃性、視覺記憶、圖形的重建能力、視空間功能、動作的執行功能、數字知識、抽象思維、注意力等。評分方法簡單，Yamamoto［8］證實常用的三種評分法Sunderl、Rouleau、Cahn中，Cahn"s法在截斷點為7時,對MCI有最高的檢出率,敏感性0.74,特異性0.75,得分與MMSE的相關性為0.8以上,耗時短(1～5min),受受試者文化程度、種族語言、社會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小，因此適宜在不同種族人群中應用，但在低受教育程度者或上肢有殘障者中單獨作為癡呆篩查的工具時,其準確性較低。
1.1.3提示回憶測試(Enhancedcuedrecall,ECR)包括自由回憶和提示回憶［9］，提供給受試者四張卡片,每張4個黑白圖，共16項。學習后先自由回憶,然后給予提示后回憶,最后根據受試者回憶的卡片數記分。Saka［10］等證實其是評價土耳其老年患者記憶損害的有價值的篩查工具,對MCI的識別,ROC曲線下面積0.625(ROC曲線由不同診斷截界值的真陽性率和假陽性率構成的曲線，曲線下面積大小反映診斷價值的大小,其范圍為0.5-1)。耗時短,不受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1.1.4七分鐘篩查（7-MinuteScreen）［11］是一個包括定向力、記憶、視空間和語言流暢性等4方面認知的簡短測試，比其他篩查工具提供較廣泛的神經檢查,重測信度0.91，施測者之間信度0.92，平均檢查時間為7分鐘左右,但其對MCI的篩查效果在西班牙人群試驗中顯示不是很理想［12］,對MMSE>24分的MCI的敏感性僅為28%。
1.1.5簡短認知能力測試(TheShortCognitivePerformanceTest,Syndrom-Kurztest,SKT)［13］是測查記憶和注意認知損害的評估工具,包括9個不同的子測試,主要測試記憶、注意、相關認知功能、執行速度等方面。每個測試限制在60秒,整個試驗不超過10-15分鐘,評分簡單易學。Flaks［14］等用SKT在巴西人群中篩查MCI,證實其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alpha=0.80）,總體得分和MMSE、CDT顯著相關,受受試者教育程度的偏倚影響。已有巴西、德語、英語等版本。
1.1.6電話篩查認知功能(telephoneinterviewforcognitivestatus-modified,TICS)［15］是一經濟、簡便、靈敏的認知篩查途徑，最新版為Gallo和Breitiner的修訂版,21項,總分50分,可分為三部分：記憶力20分、定向部分13分、語言和注意力部分17分。應用此版本對12709名老年雙胞胎進行大規模的MCI篩查,其結果顯示敏感性0.99，特異性0.86,ROC曲線下面積0.88,平均耗時10.2±3.5min，記憶部分敏感性最高,定向部分敏感性低,cronbachα系數為0.91。不足的是受聽力的影響和外界條件的限制。
1.1.7嗅覺篩查試驗(theSniffin"SticksScreeningTest,SSST)是通過對12個常見氣味的識別［16］，簡單快速地評估嗅覺功能，已在歐洲廣泛應用,意大利人對此項目的篩查比較敏感。得分大于11分為嗅覺功能正常，小于10分為部分缺失，小于6分為嗅覺缺失。SSST用于MCI的篩查,是MCI篩查領域新的嘗試。Eibenstein［17］研究表明遺忘型的MCI患者的嗅覺功能有明顯的損害。MCI患者的SSST得分為8.3±2.1，正常對照組為10.8±0.9，P1.2.2認知能力篩查試驗(CognitiveCapacityScreeningExamination,CCSE)和MMSE結合組成CMC(兩者縮寫)篩查Xu［19］等發現MMSE、CCSE、CMC對MCI的測查敏感性分別為0.61、0.74、0.83,最低特異性0.80,在保持特異性不變時,CMC比MMSE和CCSE單獨使用,敏感性要高。CMC是客觀實用的MCI篩查工具,缺點是比單一工具相對冗長和繁瑣,而且評分分成兩個量表。
1.2.3兩步篩查法［20］第一步通過郵寄問卷篩出記憶下降的老年人,接著電話訪談和十個單詞學習測試評估其記憶和認知狀態,縮小篩查范圍,第二步面對面地用MMSE和語言學習聽力測試(AuditoryVerbalLearningTest,AVLT)進行評估,可準確篩查一般老年人群中的MCI。缺點是工作相對繁瑣，測試時段較長。
1.2.4簡短問卷篩查測試（Briefinformantscreeningtest，Li）［21］等報道了采取簡短記憶問題(asingle-iteminformantreportofmemoryproblem,IRMP)和日常生活活動量表中的4個條目(afour-itemInstrumentalActivitiesofDailyLiving,4IADL)的組合方法篩查MCI,IRMP指簡短詢問有無記憶下降問題；IADL的內容包括使用電話、自我用藥、處理自己的錢財、使用公共車輛能力。二者聯合使用對MCI的鑒別,工作曲線下面積(AUC)由分別的0.795和0.796上升到0.872,敏感性和特異性提高到0.865和0.795,達到較理想的篩查水平，建議作為MCI的篩查工具使用。
1.3專用工具的研制和使用2004以后，國外出現了針對MCI的認知損害領域研制的測試工具,這些新的工具包含多種認知評估工具中的優勢條目或多個認知領域的單項測試即子測試，這是上述聯合篩查的進一步發展后形成的較系統的篩查，尚缺乏大規模的臨床驗證，還未引入我國。
1.3.1AB認知篩查（ABCognitiveScreen，ABCS）包括定向、重復單詞、延遲回憶、畫鐘、語言流暢等5個認知子測試，總分135分，完成時間3分鐘。能敏感地區分正常人群、MCI、癡呆。Molloy［22］等研究結果表明在使用標準MMSE測試MCI和正常人時平均得分差別不明顯，而使用ABCS時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MCI患者平均得分為106.6，正常人群得分為111.7,曲線下面積0.7，且不受讀寫能力的限制，也較少受受試者教育程度和年齡的影響。
1.3.2記憶改變測試(MemoryAlterationTest,MAT)是針對遺忘型MCI的篩查工具，包括語言片斷和語義記憶測試,5分鐘完成,快速簡易。Rami［23］等對400名西班牙老年人群的前瞻性研究，結果表明人群均分41.4,MCI患者得分31.5；取截斷點37時，對MCI的識別敏感性0.96，特異性0.79；取截斷點28時，敏感性0.87，特異性0.82，能有效的識別MCI和早期癡呆。
1.3.3DemTect［24］是Kalbe等研制的快速有效的MCI測試工具,選取了及時延時記憶、數字轉換、語言流暢、操作記憶等子測試。13-18分代表認知正常,9-12分為MCI,0-8分為癡呆,全過程需要8-10分鐘,具有很高的信度，敏感性等同CDR,適用于早期或輕度其他記憶損傷。部分MCI的MMSE得分正常，但DemTect是低于正常范圍,對MCI患者的識別，敏感性0.80,特異性0.92，明顯優于MMSE。且不受受試者教育程度和年齡的影響。
1.3.4蒙特利爾認知評估（TheMontrealCognitiveAssessment,MoCA）［25］是Nasreddine等研制的MCI篩查工具，評估注意力、執行功能、記憶、語言、抽象思維、計算、定向力等認知領域,總分30。MoCA和MMSE得分顯著相關,對MCI的測查,選取截斷點26時,MMSE的敏感性0.18,特異性1.0,而MoCA的敏感性為0.90,特異性為0.87,但MoCA可在MMSE的正常范圍內發現MCI。與DemTect相比,MoCA的敏感性要高,而且評估的認知領域較全面。同時MoCA具有很高的重測信度(0.9以上)、內部一致性（Cronbachalpha=0.83）、陽性和陰性預測值。完成整個測試大約需要10分鐘。已有英語、法語、荷蘭、西班牙語版。
1.3.5認知綜合篩查（ATriageforCognitiveScreeningUlrike）［25］等研制了德國人的MCI組合篩查工具。其選取了字母分類測驗（LetterSortingTest,LST）、記憶損害篩查、語言流暢、CDT、ADAScog（Alzheimer"sDiseaseAssessmentScale）定向測試、Boston命名測驗等6個子篩查項目,包含了認知損害的主要領域,如語言信息的記憶、視空間能力、定向力、物品命名、認知流暢等。試驗完成時間不到10分鐘。其診斷MCI的敏感性為83%,比單一測試(LST的62%)的準確性明顯提高,但相對來說,測試項目較多,適合精神和神經科門診病人使用。
1.4利用現代技術擴大測試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利用因特網計算機進行測試，成為神經心理學發展的趨勢，將篩查量表發展到計算機軟件版，實現網上自我測試，是篩查領域里質的飛躍。MCI的篩查也出現了計算機軟件版。
計算機實施的輕度認知障礙的神經篩查(TheComputer-AdministeredNeuropsychologicalScreenforMildCognitiveImpairment,CANS-MCI)［27］,計算機管理實施,評分,通過觸摸屏上多個子測試,自我測試語言流暢、執行功能、記憶等認知功能,有效性可與韋氏記憶修訂量表等同。最高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alpha為0.93，重測信度0.62-0.89。通過計算機管理，減少了施測者的人為誤差和工作時間，并可自由轉化成各種語種，但要求受試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測試時間相對較長，完成需要一個半小時時間。
2我國對MCI篩查工具的探討我國的MCI研究起步較晚，對其篩查主要是沿用癡呆的評估量表，如MMSE、CDT、TICS等，其中也有自行編制MCI的篩查量表的嘗試研究。
肖世富等［28］認為世界衛生組織老年認知功能評價成套神經心理測驗（WHO-BCAI）中的連線測驗B、小標記測驗、精神運動測驗、視覺推理和語義聯系測驗等能較好地區分MCI和正常人群，王金環［29］也證實了其對老年認知損害的早期評估價值。解恒革［30］對1437例60歲以上男性非癡呆老年人MMSE的參考值和MCI進行調查，證明MMSE仍可用于MCI的調查研究，但對于其結果的解釋，應結合年齡－文化參考值加權考慮。孟超等［31］報道證實CDT具有很好的重測信度和診斷效度,可用于癡呆的臨床和流行病學調查，但對于MCI和正常人群的識別能力有限；隨后對64例MCI患者與52例正常人對照研究證實TICS-m診斷MCI的敏感性0.89［32］，特異性0.92，同時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并優于MMSE,可用于MCI的臨床和流行病學篩查。其中郭起浩等對MCI的篩查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先后報道了老年記憶功能問卷［33］、圖片學習［34］、韋氏記憶量表中文修訂版(WMS-RC)中圖片短時記憶和心智B［35］、Boston命名測驗測驗等對MCI的識別作用［36］。史偉雄等［37］研究表明聽覺詞語記憶測驗（AVMT）可以很好地識別有記憶損害但未達到癡呆的MCI患者。
3結論
對MCI的篩查研究還在不斷深入,以期更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遺憾的是所有的MCI篩查工具都未考慮到老年人的視力、聽力、肢體殘障等缺陷，其中MCI篩查評估工具大多數受文化水平的影響，尤其在我國相對較低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群中，要注意文化水平的校正與調適。對于TICS和計算機軟件版的測試目前在我國還缺乏相應的硬件設施，因此普及還有很大的難度，不過可以作為今后發展的方向。我國的MCI篩查研究，除了自行編制的老年記憶功能問卷(樣本量僅為16例，缺乏大規模的驗證)外，多是借用從國外直接引進或進行部分修訂的癡呆評估量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群特征,會有偏倚的產生，而且MCI患者的認知水平要高于癡呆患者，故沿用的傳統的認知篩查量表雖然簡便，但測試的認知領域不夠全面，對MCI的測試缺乏特異性；聯合篩查工具較傳統認知篩查工具有所改善，但其測試內容相對增多，測試時間延長，篩查的認知領域仍然很局限；專用工具和計算機版的測試能全面測試MCI損害的認知領域，但計算機軟件版的測試對硬件設施和受教育程度的需求，我國目前是很難達到的，故專用工具的測查是值得推薦的；經過文獻檢索，在專用工具中，MOCA是測試認知領域最全面、敏感性和特異性最理想、測試畫面形象生動、花費時間合理、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的MCI篩查評估工具。
應該借鑒國際上對MCI篩查量表研究成果,從我國實際出發,選擇或研制一套適合我國老年人群的,簡便快速高準確性的標準化MCI篩查工具，進一步進行臨床效證，真正做到對MCI患者的早期篩查,早期預防,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減輕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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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石川
2007-05-25收稿，2007-09-10修回
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3
隨著企業再造理論風靡西方各國，國內學者也紛紛撰文將這一革命性的思想引入國內，通過對國外先進管理思想的學習和借鑒，開始對我國企業再造工程進行初步研究，在結合我國的實踐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國內對該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概念的引進與介紹
許多學者將企業再造思想引進我國，對其理論和方法進行分析，指出企業再造工程在我國應用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并結合我國企業實際情況，將企業再造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1996年，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徐淵教授寫了一本《公司再造》，這本書從背景知識、學說主旨、實踐例證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而詳盡的論述。1997年，上海復旦大學芮明杰教授和學生錢平凡博士合著了《再造流程》一書，全面地分析并總結了“再造流程”的實質，重點研究了流程問題，給出了再造理論的流程圖。1998年，由顏光華、劉正周等在《企業再造》一書中指出了企業再造工程的指導思想為“顧客至上、以人為本與徹底改造”，剖析了企業再造工程的核心領域為流程再造，但應有同步工程――重塑企業價值觀、重新設計工作方式與重新設計考評體系的配合。介紹企業再造的文章也層出不窮，如毛越烽介紹了企業再造理論的基本概念、歷史背景、主要內容及在中國的發展。唐尊訓闡述了企業再造的涵義、源緣、原則、關鍵等。張蘭霞論述了企業再造的適用范圍、指導思想，等等。
二、企業再造理論框架的嘗試應用研究
企業再造理論框架的嘗試應用研究集中體現在企業再造實施的方法步驟、路徑、策略、失敗原因及對策和注意問題等。如王文杰、龐君，認為業務流程再造的實施策略是：一是全面認識企業外部環境，了解客戶需求，力爭準確把握市場信息并有效傳遞到企業內部；二是有效進行管理過程控制，通過完善營銷策劃、銷售服務，搞好資源配置，以縮短管理鏈條、權力重心下移等多種手段保證客戶需求得到快速滿足，爭取客戶滿意。郭志針對我國企業管理現狀，認為企業實行企業再造一般應遵循以下程序：建立危機意識，塑造緊迫感；描繪企業的遠景；選擇再造對象；制定再造方案；推進組織變革。他還提出企業再造成敗的四個關鍵是：必須以經營戰略為導向；積極主動溝通，達成共識；大力抓好職工培訓，全面提高職工素質；重塑企業文化。吳宗杰、黃業德，從再造條件、再造成本以及再造入手等幾個方而對企業再造作了深層次的理論分析，并針對中國企業的現狀，對中國企業再造的具體思路和方案作了初步探討。蔣曉華、王平強調我們不能忽視該理論在應用過程中所帶來的問題：企業再造理論將會產生新的利益沖突企業；流程再造忽略了作業流程之間的聯結作用；企業再造將會出現管理流程與作業流程的不適應。
三、企業再造中的信息技術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研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廣泛應用，信息化己成為當今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當前企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和核心，更多的學者關注信息技術在企業再造中的作用。如李愛民、李非在概述企業再造的基礎上，研究了信息技術在企業再造中的六大作用機理:消除信息不對稱與不完全，減少管理層次，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降低內部交易成本，降低管理成本，降低運作成本。最后，探析了企業再造與信息技術的互動關系:信息技術是企業再造的“使能器”、“加速器”，企業再造是信息技術固化流程的前提。晚明通過分析現代企業流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影響因素，就信息技術在優化企業流程再造，提高核心競爭力中的應用進行了論述指出信息技術可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陳浩義、鄒德平，分析了信息技術與企業再造的關系，指出信息技術、企業組織結構、企業經營環境和企業員工素質是影響企業再造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研究了信息技術對其它三種主要因素的作用。趙金先、王曙光，認為信息技術是企業業務流程再造產生與發展的直接動力，信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企業組織及其傳統管理體系賴以生存的信息基礎。現代信息技術己經使信息的快速處理、實時傳輸與全力一位共享成為可能。企業流程再造與信息技術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企業流程再造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支持，信息技術效能的充分發揮有賴于管理模式和業務流程再造。
四、企業再造工程的案例研究
雖然企業再造還是一個新興的概念，一些大中型企業已經開始進行企業再造工程的嘗試。在實踐中,這些企業結合自身的特點,本著與國際接軌和參加國際競爭的宗旨,紛紛對作業流程、組織結構等進行重組和再造,一些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則對成功企業的經驗和失敗企業的教訓進行了分析研究。青島的海爾集團就是較成功的一例，毛越烽對這一成功的案例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海爾的流程再造目標是以市場鏈流程為中心,建立“零管理層”,使全體員工都面向市場,使企業組織流程與市場信息流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通俗地講,就是企業生產首先要從市場獲得定單,有了定單,人、財、物才能在計算機網絡管理下同步流動。按照這樣的設計,海爾把業務流程分為主流程、支持流程和流程基礎三個部分。海爾的流程再造實際上就是企業再造。海爾的流程再造,一是推倒了企業內外兩堵墻,把割裂的流程重新聯結起來,形成以定單信息流程為中心的市場鏈流程。二是速度制勝,海爾通過輸入用戶的需求將職能下達任務轉化為用戶下達需求,減少流轉層次,讓企業每位員工直接感受和快速滿足用戶的需求。三是全員經營,海爾流程再造的目的是增強企業的活力和市場競爭力,只有企業每一位員工都充滿活力,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才能得到體現。
總之，對于企業再造這個新的管理理論和思想，國內研究大多還處于理論探討和消化吸收階段，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正在加入到企業再造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在投身到企業再造的實踐中，這一理論在我國會不斷向前發展，并為我國的企業發展發揮更大的指導作用。
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4
摘要：校園安全是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校園欺凌作為威脅校園安全的一大隱患，越來越為社會所關注和重視，國內外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本文通過分析以往學者對校園欺凌概念與成因的研究結果，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與措施，為我國制定完善的校園欺凌干預制度提供參考，以促進校園欺凌現象的防治。
關鍵詞：研究綜述;校園欺凌;中小學
中小學是學生成長的重要階段，只有保障校園安全，才能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2016年6月，李克強總理針對校園暴力頻發作出重要批示，校園應該是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同年，我國相繼出臺《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政策文件，將防治校園欺凌與暴力上升到了國家層面，反校園欺凌已成為時下最重要的議題。
一、校園欺凌的概念
挪威心理學家奧維斯（DanOlweus）將校園欺凌定義為，一名學生長時間并且重復地暴露于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負面行為之下[1]。英國政府教育與技能部（DFES）將校園欺凌界定為持續的、有意的或者反復的，故意制造傷害的行為，某些偶然發生的事情在特定情況下也可視作欺凌行為[2]。美國預防校園欺凌中心將校園欺凌定義為：“任何破壞教育的使命、教學的氛圍以及危害校方預防人身、財產、毒品、槍械犯罪的努力，破壞學校治安秩序的行為。”[3]2016年4月28日，我國教育部發布《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明確使用了校園欺凌這一概念[4]。本文認為校園欺凌是在學校管控范圍之內，發生在學生之間的，一方通過肢體、語言、網絡等多種形式故意對另一方實施持續性的欺負、侮辱，從而造成另一方身體傷害、精神損害或財產損失的行為。
二、校園欺凌的成因
（一）國外研究現狀
納森爾（Nansel）等人對美國非裔、西班牙裔兒童的調查結果顯示，種族生活環境的安全性越高，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帕頓（Potton）等人對美國非洲兒童學校的校園欺凌現象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兒童是否容易卷入欺凌行為之中與家長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關系。奧維斯（DanOlweus）認為影響欺凌行為的因素包括主要養育人的教養態度、同輩群體的影響、大眾傳媒、遺傳基因和個人氣質等[5];還有學者指出，受欺凌的學生大多表現為在意他人、冷靜、孤獨、并且敏感的特征，并且被欺凌后會選擇哭泣或退讓[6]。
綜上，國外學者對校園欺凌的成因研究主要從宏觀環境、家庭氛圍、同伴關系以及受欺凌者性格特征等方面出發，從不同層面對校園欺凌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社會成因方面，屈生憲（2012）等認為電視、電影以及網絡等媒體對欺凌場面的過度渲染，無形中強化了學生的欺凌意識，增加了欺凌事件發生的頻率;李燕秋（2016）認為社會價值觀、社會結構、經濟狀況以及居住環境等都會影響學生對欺凌行為的認知[7]。學校成因方面，楊衛敏（2011）認為，重點中學和位于城市的學校，其校園欺凌發生率要比普通學校、位于農村的學校低;屈生憲（2012）等認為教師貶低與體罰學生會激起學生的逆反心理，從而發生校園欺凌事件。家庭成因方面，丁一杰（2015）認為缺乏父母關心的學生更易成為校園欺凌的受害者，被家長過度溺愛和縱容的學生則更易欺凌他人[8];李燕秋（2016）認為如果家庭環境不良且家長的教育方式有誤，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學生就更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9]。個人成因方面，張文新、紀林芹（2005）提出欺凌者會將欺負他人當作炫耀的資本，對自己的欺凌行為持認可和肯定傾向[10];張小華、項宗友（2016）則認為學生是否有心理抑郁傾向以及心理抑郁的程度是影響學生遭受校園欺凌的重要因素。
綜上，我國學者主要從社會、學校、家庭和學生個人等角度出發，對校園欺凌進行歸因分析。同時可以看出，校園欺凌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三、校園欺凌的對策
（一）國外研究現狀
奧維斯（DanOlweus）與其團隊共同擬定了《奧維斯校園欺凌預防計劃》，提出制定全校范圍內的反校園欺凌準則、鼓勵教師設計校園欺凌預防與治理計劃、加強社區對反校園欺凌的宣傳等來預防校園欺凌現象的發生。英國制定了相關政策來規制校園欺凌，主要包括賦予學校處分欺凌他人的學生的權力、開設“轉介學校”幫助矯正因欺凌被停學的學生，同時開發了網絡匿名平臺供學生對欺凌行為進行投訴[11]。美國則鼓勵各種職業和社會機構人員組成欺凌防治小組，主張通過風險評估來關注學生是否會有欺凌行為[12]。日本文部大臣要求學校處分做出欺凌行為的學生，大阪市教育委員會設計出“同伴支持”和“預防學生攻擊”兩大計劃來防治校園欺凌，主張對有欺凌傾向的學生進行輔導，同時培養教師識別學生危險行為的能力[13]。
綜上，對校園欺凌防治策略的研究雖然因國情不同而存在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說都強調聯合多方主體、調動各界力量共同防治校園欺凌。
（二）國內研究現狀
第一，政府層面。王靜（2016）認為，現有立法中的反校園欺凌制度是缺失的，必須制訂反校園欺凌法使校園欺凌有法可依。第二，社會層面。龐雪峰（2016）認為，應當加強對網絡的社會監督，降低網絡欺凌的比率;王宏（2017）認為，必須加強社會機構、組織與學校的協作，有效處理校園欺凌事件[15]。第三，學校層面。李燕秋（2016）認為，學校應當對學生進行法律知識的教導和道德教育，增強學生法律意識和道德意識;王大偉（2016）認為，學校應當建立被害人救助機制、設立校園欺凌救助站，為被欺凌者提供康復治療、心理疏導以及法律援助等幫助。第四，教師層面。陳振江（2013）認為，教師應關注班級中存在的小群體，采用以人為本的教育管理模式，警惕校園欺凌的發生;王宏（2017）認為，教師應當加強與學生的溝通，注重對學生價值觀的引領，從源頭遏制校園欺凌。第五，家庭層面。陳純槿、郅庭瑾（2017）認為家長應當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家庭氛圍，積極配合學校的校園欺凌防治活動[16];馮幫、何淑娟（2018）主張通過構建家長學校、家長委員會等途徑，加強家校合作，形成良性互動[17]。第六，個人層面。張瓊（2014）認為學生要主動與師長同伴進行溝通交流，充分認識校園欺凌的危害，增強安全意識;楊令平（2018）認為，學生應當樹立崇高理想，堅持健康的價值取向，消除校園欺凌行為動機[18]。綜上，我國學者從政府、社會、學校、教師、家庭、個人等維度提出了對策建議。只有在全社會形成反校園欺凌的氛圍，加強相關主體的協作，才能有效遏制校園欺凌現象，建設平安校園、陽光校園。
四、簡評
國外對校園欺凌進行的研究起步早，內容也比較深入，取得了很多成果。國內對校園欺凌的研究起步較晚，主要圍繞現狀、成因、以及對策三方面展開。學者們基于已有的校園欺凌現狀，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校園欺凌的成因，提出了防治校園欺凌的對策。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一套完整的措施來規制校園欺凌現象，也沒有形成完善的校園欺凌干預制度。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校園欺凌研究現狀，從多種角度出發對中小學生遭受校園欺凌的成因進行歸因分析，在參考相關文獻和借鑒國外防治經驗的基礎之上，對我國校園欺凌的防治提出對策建議，促進我國校園欺凌干預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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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晶雪（1997—），女，漢族，山西臨汾人，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5
【摘要】屢見媒體報道因校園暴力而產生的學生跳樓、臥軌、服毒等惡性事件，校園暴力已經成為影響家庭和諧、校園安全、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總結了近年來國內對校園暴力的概念界定、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以及干預策略等方面的一些主要成果和最新進展，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國內；校園暴力研究；最新進展；問題思考
近年來，屢見媒體報道我國因校園暴力而產生的學生跳樓、臥軌、服毒等惡性事件，校園暴力已經成為影響家庭和諧、校園安全、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事實表明，屢教不改、肆無忌憚、不計后果的青少年引發的性質惡劣校園暴力，不僅對當事人造成了身心傷害，而且對同齡伙伴的身心健康帶來了消極影響，也給相關家庭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和精神等方面無法挽回的損失。針對各國校園暴力發生率日益上升的趨勢，這一現象引起了各國政府、教育機構、專家、媒體的廣泛關注，也在校園暴力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新進展。為此，筆者在廣泛地參閱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歸納國內在校園暴力的概念界定、研究內容、干預策略等方面的最新進展，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希望對研究和有效預防校園暴力有所裨益。
一、校園暴力的概念界定
校園暴力是一種發生在校園內外較為普遍的特殊社會現象。但什么是校園暴力？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學術界普遍認同的概念。第49屆世界衛生大會（1996）首次將暴力作為嚴重危害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提出，定義為：“暴力是指蓄意濫用權力或軀體力量，對自身、他人、群體或社會進行威脅或傷害，導致身心損傷、死亡、發育障礙或權利剝奪的一類行為。”[1]我國學者張旺認為“校園暴力是發生在校園內外、施加于學校成員（既包括老師又包括學生）的能導致身體和心理傷害的行為。”[2]楊宏飛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小學師生普遍認可比較嚴重的身體攻擊和性騷擾為校園暴力，不太認可言語攻擊為校園暴力。教師比學生更認可身體攻擊為校園暴力，而學生比教師更認可言語攻擊、財產破壞和一般性的體罰為校園暴力。”[3]說明教師和學生對校園暴力概念的認識本身還存在一定的分歧。姚建龍認為，“目前對校園暴力界定的各種觀點，大體可分為以‘校園’為中心的界定模式和以‘師生’為中心的界定模式兩種。校園暴力宜界定為發生在中小學幼兒園及其合理輻射地域，學生、教師或校外侵入人員故意侵害師生人身以及學校和師生財產，破壞學校教學管理秩序的行為。”[4]
綜上所述，校園暴力可以界定為發生在各級各類學校（包括幼兒園、中小學、大中專院校等）內外的，導致師生身體和心理傷害、造成師生財產和名譽受損、破壞學校正常教育秩序的言語和行為。
二、校園暴力的研究對象
近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對校園暴力的研究視角從關注國外研究，逐步發展到更多地關注國內特殊群體的具體行動研究，特別是關注中學、中專、中職、大專院校等的青少年群體。
1.關注中小學生。荊春霞等[5]對廣州市某中學1890名學生校園暴力發生情況及原因分析的研究；劉霞等[6]對某市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級抽取875名中學生校園暴力行為及相關因素分析的研究；陳海珍等[7]對廣州市1064名中學生校園暴力發生現狀及危險因素分析的研究；薛玲等[8]對唐山市中小學校園暴力發生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的研究，特別關注發生在中小學的校園暴力。
2.關注中專（中職）生和大學生。孫靜等[9]護理女生校園暴力情況調查和干預效果評價的研究；陳大光等[10]中專女生童年期目睹校園暴力經歷及其與心理問題的關聯研究；龐淑蘭等[11]唐山市某職業高中校園暴力的流行病學調查與分析的研究；王暢等[12]人對廣州市大學生校園暴力發生情況與危險因素的研究，特別關注中專、中職、高校的校園暴力。
三、校園暴力的研究內容
1.校園暴力的現狀研究。劉霞等對中學生校園暴力的研究發現，精神暴力的檢出率為59.0%，軀體暴力的檢出率為35.7%。[6]薛玲等在對河北省唐山市中小學校園暴力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校園暴力發生率為53.0%，其中軀體暴力發生率為36.3%，心理暴力發生率為31.5%，性暴力發生率為5.5%；50.8%的學生曾遭受過暴力，16.7%的學生有過施暴行為；男女生施暴行為分別為21.7%和11.8%。[8]龐淑蘭等對唐山市某職業學校的研究發現，校園暴力發生率為59.0%，其中男生為75.9%，女生為50.5%，暴力形式以心理暴力發生率最高，為50.7%，其次是軀體暴力，為34.8%，性暴力發生率最低，為7.2%。[11]陳海珍等對廣州市中學生在近1年里校園暴力的研究發現，校園暴力的發生率為40.7%，其中遭受暴力和施暴他人發生率分別為33.5%、18.6%；在受暴類型中，心理暴力發生率最高（18.2%），其次是被人故意破壞物品（14.8%），身體暴力（13.7%）和性暴力（4.7%）；在施暴類型中，身體暴力發生率最高（11.9%），其次是心理暴力（9.4%），故意破壞他人物品（4.1%）和性暴力（2.7%）。[7]王暢等人對廣州市大學生校園暴力發生率為69.9%，男、女生校園暴力發生率分別為75.6%、63.8%。校園暴力施暴和受暴發生率分別為63.6%、55.3%，男生施暴和受暴發生率分別為70.9%、60.0%，女生施暴和受暴發生率分別為55.7%、50.1%。精神暴力發生率最高為68.0%，其次為性暴力為34.2%，軀體暴力最低為16.5%。[12]
四所學校校園暴力發生率對比表
如上表所示，同樣是中學，校園暴力的總體發生率在不同地域存在一定的差別；在同一地區，如唐山市普通高中心理暴力的發生率明顯低于職中，軀體暴力的發生率卻略高于職中。廣州市中學生校園暴力的總體發生率明顯低于大學生，性暴力的發生率明顯低于大學生。由此可見，校園暴力的類型在中學階段與大學階段存在差異，中學階段的心理（精神）暴力要得到學者和校方的關注，大學階段的心理（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要得到學者和校方的足夠重視。2.校園暴力的成因研究。石艷等人在分析“第二反抗期”青少年生理、心理發展矛盾和迷茫的心理狀態的基礎上，指出“第二反抗期”青少年的校園暴力呈現暴力方式多樣化、轉移責任、實施過程中有“從眾”現象等特征。他們認為“‘第二反抗期’內的‘攻擊性傾向’、心理支撐系統缺乏、來自媒體的“暴力”模仿以及學校教育功能的缺失等”[13]是校園暴力的主要原因。羅建河等人針對女生校園暴力頻發的新表象，研究指出女生校園暴力行為有著一些獨特的表現，如群體性、戲謔性、常常包含著性凌辱或者性侵犯的成分等，認為“暴力文化的不良影響、性別教育的缺失、個體心理的失調以及社會家庭關愛的缺乏”[14]是導致女生校園暴力的主要原因。傅濤從校園暴力的社會心理背景的視角出發，認為校園暴力是“家庭結構或功能不健全、學校管理理念落后、教師管教失當、接受大眾傳媒負面影響、結交不良同伴等相互作用的混合產物。”[15]由此可見，校園暴力產生的有個性心理傾向、個性心理失調、心理支撐系統缺失等個體方面的內因原因，也有暴力文化影響、媒體宣傳過度、學校管教適當、管理理念落后、家庭結構不健全、結交不良同伴等方面的外在原因。
3.校園暴力的危險因素研究。劉霞等人采用非條件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各種可能影響校園暴力行為的影響因素發現：男性、獨生子女、父母關系不好、父親飲酒等是校園暴力行為的危險因素。[6]
陳海珍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暴力發生的危險因素發現：吸煙、游蕩、流漣娛樂場所、零用錢少和曾受家庭暴力均是遭受暴力和施暴他人的危險因素，此外，認為欺凌行為屬正常行為也是施暴他人的危險因素。[7]
薛玲等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對中小學生施暴行為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分析發現：有過暴力經歷、目睹過暴力事件、支持暴力觀點、有不良行為、家庭高收入的學生及男生對他人施暴的危險性更大。[8]
龐淑蘭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暴力發生的危險因素發現：性別、年級、戶口、逃學、看暴力電影、父母經常打罵、玩暴力游戲均是發生校園暴力的可能影響因素。[11]
王暢等采用卡方檢驗分析校園暴力的性別、年級、專業分布情況。對可能影響大學校園暴力中施暴和受暴的因素進行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男生、文科專業、非獨生子女、生活費不足、玩電腦游戲、玩滑板等特技、喜歡暴力節目、母親有賭博行為、父親放縱型教養方式、高中之前有時遭他人欺負、對學校現行環境和制度不滿、小學老師對自己有不良行為是校園暴力施暴的危險因素。男生、少數民族、非獨生子女、自身有不良行為習慣、家庭經濟困難、母親有賭博行為、父親放縱型教養方式、偶爾被母親體罰、高中之前曾遭他人欺負、上學期間壓力大、對學校現行環境和制度不滿、小學老師對自己有不良行為是校園暴力受暴的危險因素。[12]
4.校園暴力的干預策略研究。石艷等[13]提出要建立學校、家庭和社會三維的預防和干預系統；羅建河等[14]提出女生校園暴力的防治需要學校、社會和家庭三方面的通力合作，從宏觀層面強調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干預策略；陳大光等[10]提出要在學校開展預防暴力規劃，為受害兒童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張福[16]提出通過開設選修課、系列講座等加強對優秀傳統思想道德文化的學習、吸收和實踐，從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方面增強學生抵御校園暴力的免疫力，從課程層面強調學校預防校園暴力的干預策略；李婧[17]提出應加強防治校園暴力的專項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規的人格權保護制度，完善校園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濟途徑，強調立法層面預防校園暴力的干預策略。董新良等[18]指出政府應確立“校園暴力危機意識”，將校園暴力危機防控納入其公共危機管理的范圍，學校應在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協調下，主動、積極、創造性地做好校園暴力危機防控工作，強調從政府層面構建校園暴力危機的防控策略。
四、校園暴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思考
1.研究內容不夠系統。研究內容不夠系統是指對校園暴力的內容認識不夠系統，或者說仍然存在分歧。較全面的校園暴力研究至少要包括以下內容：
（1）沉默性暴力。也可以理解為“冷戰”式暴力，如小群體的成員團結起來突然孤立某人、長時間不與某人說話交流，使其內心失去群體內的歸屬感，體驗孤獨感，造成心理的郁悶煩躁。這種方式常常表現在幼兒園大班和小學中低年級。
（2）語言性暴力。群體內成員因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相互之間謾罵、詆毀、詛咒等，有些甚至通過傳紙條、手機短信、QQ留言等方式進行語言攻擊，影響他人的聲譽。這種方式常常表現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學生群體之間。
（3）肢體性暴力。一般在語言沖突中，當一方情緒激怒后，往往上升到相互（一般是當事雙方兩人之間）當場撕頭發、扇耳光、腳踢拳打，造成軀體傷害。這種方式常常表現在小學高年級、中學和大學低年級的學生群體之間，往往導致一些治安案件的發生。
（4）器械性暴力。在沖突發生后，如果相互不服氣，勾結社會閑散人員或者其他曾經的同學，通過以強欺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等手段，有預謀、有準備地使用器械（如管制鐵棒、雙節棍、鋼管、刀具等鈍器）群斗群毆；也可能在盤問過程中用煙頭燙傷對方，迫使某人喝臟水，實施報復，造成人身傷害。這種方式常常表現在中學和大學低年級的學生群體、社會閑散人員之間，往往造成刑事犯罪。
（5）強迫性暴力。這種暴力往往是在雙方當事人有一方不愿意的情況下，另一方強迫某人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比如，強迫他人經常性為自己寫作業、跑腿買東西和望風，強迫他人經常性為小團體過集體生日、贈送禮物（類似于“強捐”、“強賣”）、請客吃飯、唱歌跳舞、上繳安全保護費等，最嚴重者引誘強迫他人參加淫穢、色情表演或者是性交易。這種方式常常表現在中學（中職）和高校（高職）的學生群體、社會閑散人員之間，往往造成刑事犯罪。
2.研究方法不夠合理。研究的方法不夠合理是指絕大多數的研究主要采取單一的問卷調查法。這種方法本身的缺陷是被調查者可能采取對敏感問題回避的、或者是折中的回答方式。如前表所示，在比較兩所高中學校的“施暴發生率”和“受暴發生率”時發現，“受暴發生率”明顯高于“施暴發生率”，其實，大多數有“施暴”經歷的被調查者不一定如實回答問卷中的選項。假如能對被調查者對應的學校老師、學生家長進行深入地訪談或調查，也許會得到不盡相同的結果。同時，在對干預機制構建方面，大多數研究是從理論層面的思辨性研究，而從實踐中得到驗證、操作性較強的干預策略仍然不足。今后應該加強行動研究，特別是用專業性較強的心理干預策略（如團體心理輔導策略、人際關系改善策略）及其效果評價的研究應該要得到足夠的重視。對校園暴力危險因素的深入研究中，要通過心理咨詢輔導的專業人員，運用自信心訓練、漸進式內觀等專業心理輔導方法，干預暴力傾向鮮明的學生群體，從而完善其人格結構。3.研究成果不能推廣。經過綜述性研究發現，國內對校園暴力的發生現狀、產生原因、危險因素、預防機制的研究成果比較多，但是日益上升的校園暴力事件并沒有為此而得到有效遏制。究其原因，可能是有關校園暴力的研究成果并沒有得到推廣應用。有些防御機制淺嘗輒止，并沒有形成長效機制。例如，“自福建“南平血案”之后，緊接著在合浦、雷州、泰興、濰坊等地36天發生5起校園血案，情節惡劣、傷亡慘重，威脅社會安全”。[19]此后一個時期，很多校園內外有民警、交警，甚至武警值勤，保證校園師生的人身財產安全，起到了重要的威懾作用，似乎形成了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校園安保體系。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良好的局面漸漸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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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6
思想，是從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對客觀世界運行規律和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活動規律性本身的認識。它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擁有深厚歷史基礎、回應現實需求的產物，也為更進一步的實踐行動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理論先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學習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它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的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著眼新的發展實踐，深入推進發展的理論創新，在發展目標、發展動力、發展布局、發展保障等方面形成的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發展理論和實踐上實現了新的重大突破，對破解當今中國的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5年來，我們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我們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立足大局，把握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具有豐富內涵。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七個堅持”是基本內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和重要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深刻闡明了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那就是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實實在在、沒有水分的發展；以民生改善、就業充分為追求的發展；以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活力增強、結構調整有成效為戰略目標的發展。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首先，要明確高質量的發展觀；其次，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它是高質量發展觀的目標和落腳點；再次，要落實人口資源環境全面協調的持續發展觀，它是高質量發展的保障。三者是具有密切聯系和內在邏輯一致性的有機統一體，在實踐中決不能割裂開來。牢固樹立高質量發展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發展觀是時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和持續發展的要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清晰而有力地回答了經濟發展首先要解決為誰發展、由誰分享發展成果的根本問題。人民是發展的主體，也是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此外，在發展中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準則，堅持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建設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新事業的偉大歷史實踐過程中，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適時提出相應的發展戰略，引領和指導發展的實踐。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到堅持科學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到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正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六十多年經濟社會發展正反兩方面豐富經驗和深刻教訓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每一次發展理念、發展思路的創新和完善，都推動實現了發展的新跨越。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在起步階段，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盡快發展起來的問題。發展才能自強，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物質基礎和關鍵。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發展的基本特征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那種追求規模、不計資源、環境、社會成本和代價的數量型低質量發展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
新時代呼喚更高質量的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是黨和國家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必須長期堅持、不斷豐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我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和理論結晶，深刻洞悉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的科學把握，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是中國共產黨關于發展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同時，它也是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矛盾和突出問題提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實踐意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
學習理論背景下教學模式研究綜述篇7
一、問題的提出
1990年邁克爾·哈默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題為《再造：不是自動化改造而是推倒重來》（ReengineeringWork：Don'tAutomate，Obliterate）的文章，文中提出的再造思想開創了一場新的管理革命。1993年邁克爾·哈默和詹姆斯·錢皮在其著作《企業再造：企業革命的宣言》（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AManifestoforBusinessRevolution）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業務流程再造（BPR：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概念，并將其定義為：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徹底性的再設計，以取得企業在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衡量企業績效的關鍵指標上取得顯著性的進展。
自業務流程再造理論創立以來，業務流程再造理論自身的發展和業務流程再造理論與其他理論的比較研究一直是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因此，本文試圖以簡潔的圖表和語言從20世紀90年代BPR理論與21世紀BPR理論比較；BPR和CRM 、福州OA、SCM的關系比較；BPR與TQM比較；激進式改革和漸迸式改革比較等四個方面述評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的比較研究文獻。
二、主要的業務流程再造理論比較研究
業務流程再造理論的比較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業務流程再造本身的比較研究，主要有自身的理論發展和再造的方式比較；二是和其他理論的比較。
1．20世紀90年代BPR理論與21世紀BPR理論比較
業務流程再造理論自提出以來，就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由表1可以發現，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的業務流程再造理論在概念、思考問題的角度、信息技術的應用、關注的焦點、強調的重點、變革步伐、變革頻率、方法工具和地域性等方面均有顯著的進步和發展。由此可見，業務流程再造理論在時間序列上是一個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
2．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比較
再造的方式一直是業務流程再造的焦點問題之一。在前期，哈默等人提倡激進式的變革方式，但隨著實踐的發展，理論的反思，漸進式變革開始成為變革方式的另一重要選擇。如表2所示，激進式和漸進式變革在發起人、動因、方式、節奏、廣度、風險和績效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故企業在選擇變革方式時，可以根據自身的狀況和變革的目標等做出權變的選擇。
3．BPR和CRM、福州OA、SCM的關系比較
桂良車等（2004）從功能模塊、側重點、目標等三個方面比較了業務流程再造與客戶關系管理（CRM）、企業資源計劃（福州OA）、供應鏈管理（SCM）的關系。桂良車等（2004）認為，BPR是福州OA的基礎和前提，福州OA是BPR的工具和手段。具體如表3所示。
4．BPR與TQM的比較
大多數的文獻認為，TQM是現有基礎上的漸進式的改善，而BPR則是徹底的再造。具體而言，如表4所示，兩者在改進策略、變革方式、所需時間、參與方式、典型范圍、IT作用、變革方式、變革的風險方面存在不同。
此外，還有學者就業務流程再造與工業工程、標桿管理、知識管理 、公司重構、價值工程等進行了比較研究。
三、簡要述評
業務流程再造理論自提出以來，就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21世紀的業務流程再造理論更加成熟。在變革方式的選擇上、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狀況和變革的目標等在激進和漸進之間做出權變的選擇。業務流程再造與客戶關系管理（CRM）、企業資源計劃（福州OA）、供應鏈管理（SCM）等在功能模塊、側重點、目標有明顯的區別，此外TQM是現有基礎上的漸進式的改善，而BPR則是徹底的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