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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黨史篇1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也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重溫黨史、學習黨史有特別重要的意義。2021年2月20日，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
我們在學習黨史時，要明白三個“為什么”。第一個“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第二個“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第三個“為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同時，我們在學習黨史時，還要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的黨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是不斷自我革命的一百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堅決糾正各種不正之風，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這段話里有16個字非常關鍵，“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四個“自我”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都有所體現。
黨是在自我革命中不斷完善的。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敢于修正錯誤的黨。敢于修正錯誤是我們黨非常重要的品格，在我們黨早期時，由于缺乏經驗，也因為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性，走了很多彎路，這在探索的過程中是難以避免的。我們黨勇于、敢于自我修正錯誤，突出體現在兩個《決議》中：一是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我們黨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我們黨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決議》是我們學習黨史，把握黨史，分析黨史，理解黨史的重要依據。
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黨在早期從1921年到遵義會議之前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總結。我們黨在“八七會議”后，由于錯誤地判斷形勢，產生了“左”傾冒險主義，其后果是黨的力量遭到了削弱。事實證明，在我們黨的革命過程中，以城市為中心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準備。
“左”傾路線帶來的影響，最突出的一次就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在長征之初，一些錯誤的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給黨帶來的影響非常大，所以在遵義會議上，對這些錯誤進行了修正。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是對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走的一些彎路做了闡述。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不回避問題，難能可貴的是敢于去正視自己的錯誤，同時也修正錯誤。
在以上兩個“歷史決議”后，我們黨均開辟了新的偉大歷史征程。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我們黨召開了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在這之后，中國的革命更加順利，發展得更快。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高貴品質是勇于理論創新。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黨，我們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偉大的理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集中成果，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之后，我們黨根據新的實踐、新的時代需要，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講得非常清楚。此外，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建設、外交、軍事等領域，都有很多新的思想。這些思想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產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繼鄧小平理論之后，我們黨根據新的實踐在黨的十四大后，開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我們黨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它的具體內容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在新世紀，我們黨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2000年后，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比如，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式，所以為了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快速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回答了實踐和時代提出的新課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在黨的百年時間里，我們一次一次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飛躍，產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論成果，正是因為有這些新理論、新思想，才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不斷的往前走。這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非常獨特的地方，也是我們的政治優勢。
第三，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政治本色。中國共產黨最講政治，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的傳統。講政治包括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能力。在我們黨的建設里，政治方向如果出問題了，就是系統性問題。政治問題是一個方向問題，在這方面，我們黨在歷史上是有過教訓的，比如張國燾，他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因為他在政治方向上出了問題，所以導致他的人生道路出現重大的問題。
第四，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完善自己的組織體系。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在全世界所有政黨里是最完善、最高效的。從中央到基層都有黨的組織，我們黨之所以能做到集中統一領導，就是因為我們有完善的組織體系。在組織體系中，我們還有一支聽黨指揮的黨員干部隊伍，這個組織體系一旦運轉起來，是非常高效的。
第五，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體現在不斷提升的輿論宣傳能力中。在今天，輿論宣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革命年代，關于輿論宣傳工作，我們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第一，要說實話。第二，要辦實事。我們怎么宣傳的就怎么做。其實輿論宣傳的技巧非常簡單，就是說實話、辦實事、得民心、贏主動。
我們黨之所以能在思想輿論宣傳方面越來越主動，就是堅持客觀、真相、實事求是這幾點。因為謊言最終要破產，真相一定會大白于天下。
第六，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增強本領。我們黨非常重視能力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我們黨的能力概括為八個方面：一是學習本領;二是政治領導本領;三是改革創新本領;四是科學發展本領;五是依法執政本領;六是群眾工作本領;七是狠抓落實本領;八是駕馭風險本領。這八方面能力是我們衡量領導干部的基本要素。
第七，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正風肅紀、刮骨療毒。在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上海剛解放時，我們的解放軍戰士沒有像國民黨士兵一樣去搶占民房，而是睡在大馬路上。習近平總書記講過，我們黨得到了中國最廣大人民支持和擁護，中國沒有一種政治勢力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很牢固，但如果作風問題解決不好，也有可能出現“霸王別姬”這樣的時刻。我們一定要有危機意識。
百年來我們黨對自我的要求非常嚴格。我們黨為什么要不斷自我革命?不斷自我革命就是不斷地提高自己，不斷革新自己，不斷去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在解決問題中不斷完善自己，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更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歷史使命。
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
第一變化，從舊中國之亂到新中國之治。舊中國指的是1949年之前的中國。1840年之后，中國到底是什么樣子?那時候，只要帝國主義殖民者來，清政府就會給點東西打發他們，不打發，這些殖民者是不會走的。在那個時期，中國不乏仁人志士進行抗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救國圖存的革命運動。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這些以西方為師的革命，最終均已失敗告終。所以，一部分人意識到，在中國走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社會要變革，一定要有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由此，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我們在革命中探索國家的政權建設、制度建設。這一百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終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了自己的制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這個制度相配套建立了完整的國家治理體系。
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制度，它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根本制度;二是基本制度;三是重要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起頂層決定性、全域覆蓋性、全局指導性作用的制度。其中，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國的社會治理制度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即通過貫徹和體現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基本原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等發揮重大影響的制度。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制度，即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來的、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具體的主體性制度。包括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法治體系、黨的建設制度，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等。這些制度上接國家治理體系頂層，下連社會生產生活方方面面。
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這里有三個關鍵詞，“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這三點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描述得非常準確。
第二個變化，從一窮二白到基本完成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說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話，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各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就是當時的現實情況。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要改變這種面貌，如果不改變這種面貌，我們的新的人民政權就很難穩固。所以，我們制定了“一五”計劃。在“一五”中，當時的蘇聯援助了我們156個工業項目，正是這156個工業項目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基礎。
2021年，我們已經進入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經發展起來了，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國現在是名副其實的工業大國。當然工業大國不等于工業強國，我們距離工業強國還有一定差距，需要繼續努力。
第三個變化，從經濟凋敝到經濟高增長、高質量發展。在舊中國，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那時我們的工業、農業都極其落后。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是1.5億噸，按當時的人口來計算，這點糧食遠遠不夠吃。
如今，我們在經歷了4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后，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2010年到2020年，我們的GDP總量已經是日本的近3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進入了新階段，對發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時調整，新發展理念必然帶來新發展方式的變化，我們稱之為高質量發展。在新發展階段里，我們主要靠以下幾個要素去推動社會發展。第一，科技。科技已經在國家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誰掌握了科技，誰在科技上占領制高點，在國與國的競爭中就能占據主動。第二，經濟結構。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第三，高質量發展的特征是中高端產業結構正在形成。以往我們的產業結構是低端的，現在中國的產業結構從低端到了中高端。第四，高質量發展。現在我們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四個變化，從絕對貧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困問題是幾千年來一直困擾中華民族發展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78年后，我們實行改革開放，經過4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實施了精準扶貧，打響了脫貧攻堅戰。2021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此外，我們還建立了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
第五個變化，從一盤散沙到集體主義凝聚力的形成。當今世界，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價值觀，一種是以西方為代表的個人主義，主張以個人為中心，強調個人利益高于國家、社會集體利益之上;一種是中國的集體主義，主張集體利益至上，強調保護個人利益，但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這兩種絕然相反的社會價值觀，不僅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制度，而且也表現為各自不同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
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大力弘揚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其根本原因是讓人民凝聚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可以這樣講，長期以來，我們黨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重大危機面前，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正能量作用。
第六個變化，從民族悲觀論到民族自豪感的深刻變化。民族自信，是一個民族對自己國家治理能力和發展前景的高度認同和信任。一個高度自信的民族，背后是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與之相反，一個缺乏自信的民族，背后一定是一個衰敗落魄的國家。
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說：“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就當時一部分國人而言，自卑的情形確實是存在的。幾乎在同一時期，魯迅先生寫下《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一文。他說，從古至今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國人在，他們就是“中國的脊梁”。
抗日戰爭的勝利，洗雪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正如彭德懷同志所說：“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的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成就在全世界都是很難見到的。中國不僅僅自己發展起來，這幾年我們也為世界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增長乏力，但中國卻可迅速走出危機。
中國正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擴大對外開放，內需潛力不斷釋放，新動能逐步增強，宏觀經濟指標保持穩定，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輻射和帶動周邊及一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逐年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蟬聯全球第二大投資國地位，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的比重超過10%以上。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給全球消費者帶來了諸多實惠。中國消費市場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市場，中國市場為全球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空間。
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同樣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國際人士這樣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故事，值得世界認真傾聽，值得其他國家認真學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積極為世界各國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在改革開放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擔當，逐漸由國際公共產品的受益者，發展為國際責任的承擔者和全球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供不應求的情況，中國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構建新型全球化發展模式和路徑，強調平等互利與共商共建共享。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治理新思維新模式，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建設等，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進程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這里所說的自信，指的就是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認同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念。黨史學習教育根本意義就在于此。
什么是黨史篇2
透過近段時間閱讀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讓我深受教育、深受啟發。黨史記錄著新中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蘊涵著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一個個輝煌和奇跡的經驗與智慧。中國共產黨100年來的光輝歷程，72載的執政實踐，充分說明我們黨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經過黨史學習，讓我更加深刻地認識了黨，更加熱愛黨，更堅定跟黨走的決心。下方談談自我的學習體會。
與時俱進的精神伴隨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同志倡導下，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逐步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成長歷程說明，沒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就不可能有黨的發展壯大。
優秀的共產黨員隊伍是黨完成各項使命的重要保證。黨的歷史，是黨不斷加強和改善自身建設，經受住各種風險和考驗，不斷提高領導水平的歷史。在戰爭年代，當時黨員的先進性主要表現為：始終站在革命斗爭的第一線，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英勇奮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員的先進性表現為：始終走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最前沿，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以昂揚的斗志，率先垂范，用心進取，開拓創新。共產黨員不怕犧牲、不為名利、無私奉獻、勇挑重擔的精神，在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各個崗位均發揮了先鋒隊作用，鼓舞了全中華民族的信心和斗志，為黨圓滿完成各時期的歷史使命帶給了堅強的保證。
什么是黨史篇3
中共黨史是政黨史，是專史，它研究建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其主要內容，一是怎樣執政，即怎樣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一方面通過憲法和法律把它們變成國家的意志，貫徹到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
一方面通過其各級組織、各級干部，團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
二是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包括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黨的隊伍的發展、壯大，黨的干部的培養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繼承、發展，黨紀黨規的確立和監督、檢查，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等等。
什么是黨史篇4
中共黨史是政黨史，是專史，它研究建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歷史。其主要內容，一是怎樣執政，即怎樣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一方面通過憲法和法律把它們變成國家的意志，貫徹到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
一方面通過其各級組織、各級干部，團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
二是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包括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黨的隊伍的發展、壯大，黨的干部的培養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繼承、發展，黨紀黨規的確立和監督、檢查，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等等。
什么是黨史篇5
百年歷史，苦難輝煌，那是一幅精彩而壯麗的歷史畫卷。在百年的優秀奮斗歷史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頑強地奮斗，不懈地奮斗，出現了很多看死的革命烈士、很多頑強的奮斗愛國志士。這些犧牲的英雄們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們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一代人傳承。從新民主革命的紅船精神、長征精神到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從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女排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形成的抗疫精神。回顧歷史，不僅緬懷黨的輝煌業績，更重要的是關注新世紀。
學黨史不僅是為了紀念先烈，也是為了從黨的輝煌歲月中明確自己的成長和發展方向。作為新世紀的年輕人，我們必須承擔時代賦予的使命。把握新階段，抓住新機遇。努力成為新時代領先的開拓者、獻身者，努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想的實踐中創造自己美好的人生。
什么是黨史篇6
關于黨史，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知道一些的，如1921年建黨、南湖紅船上的一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等常識類的知識點。但如果深究一步，1921年建黨后陳獨秀、李立三、向忠發等最早一批領導者經歷了什么，黨的一大后革命怎么樣了，為什么有井岡山根據地、它的歷史地位如何，也許研究的人就不多了。我們常常講“讀史使人明智”，但因為年輕，總沒有多么深刻的感悟，愛學歷史的年輕人還是少數。至于我們年輕黨員，認真學黨史的也就更少了。單位的多數黨員，對于經常聽到的大道理，如講政治、有信仰、為人民服務等等，總是聽得多，卻因為并不深入理解而缺乏一份敬畏和篤信，也自然談不上言行上的堅守，只好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但內心總有疑問，中國共產黨明明就是靠著這些大道理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就啊，所以這些大道理一定不是空話，既然讀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何嘗不認真學習下黨史，看是否能找到答案呢?恰巧近期上級下發了最新版的《苦難輝煌》，我們每名黨員都要進行學習，我們將在黨團日開展“黨員講黨史”活動，前期，副書記為我們講了周恩來的事跡，給我們開了個好頭，我相信黨員同志隨著學習的深入，慢慢地會找到了自己心中追尋的答案，或者說啟發。也許隨著繼續深入的研究，會有更豐富的答案、更深的感悟，甚至對同一事件、同一問題會有新的理解，且學且品吧!下面我就圍繞十個“為什么”，講一講我們為什么要學習黨史。
第一，為什么要有信仰?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鮮明地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我們黨一路走來，無論處于順境還是逆境，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講四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講政治，有信仰”，如何評判講政治，講政治究竟講什么，答案是“有信仰”。作為共產黨員，我們的信仰就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有的人不理解信仰的含量，我跟大家分享朱總司令的兩個故事，希望大家能從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朱德入黨。朱德曾是滇軍的準將旅長。1922年8月從四川北上到上海找陳獨秀要求入黨，結果因為他的舊軍閥經歷被拒絕了。換作一般人，肯定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何況當時的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還是個不成氣候的小黨。但是，朱德打聽到中共有個旅歐支部在法國，于是從上海坐船到法國，在馬賽登岸后聽說支部負責人張申府和周恩來去了德國，朱德又從法國追到德國，最后在柏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們現在入黨的考量估計很少是為了信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入黨之前研讀過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論述。也正因為此，我更欽佩朱德的千里入黨之舉。而這個行動背后，反映的是朱德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絕對信仰，為了信仰百折不撓的堅韌性格。第二件事，朱德率領部隊火種到井岡山與毛主席會師。“南昌起義”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建軍節定在8月1日也不是隨隨便便選的日子。中國人民解放軍10位元帥中的8位、10位大將中的6位都與南昌起義緊密相連。但尷尬的是，朱德當時只是一個邊緣人物，邊緣到什么地步呢?起義當天晚上，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兩個團長。他名義上是9軍副軍長，但實際上9軍只是個空架子，且沒有軍長，一共只有500人不到。可是，南昌起義卻奠定了朱德的地位。南昌起義失敗后，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進行阻擊。朱德一共4000余人，三天三夜阻擊后還剩下2000余人。主力部隊在潮汕全軍覆滅、領導人分散突圍，朱德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有人看到形勢不好，建議解散。但是朱德堅決反對，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到了天心玗的時候，已經到谷底了。部隊黨代表中，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軍事干部中，師團級干部只剩一個王爾琢。部隊面臨的形勢，用“頃刻瓦解”“一哄而散”來形容，一點不為過，關鍵時刻，是朱德站出來了。他鼓勵大家相信中國會像俄國一樣，1905年的失敗只是暫時的，終將迎來1917年的革命勝利。陳毅后來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最后，部隊留下了火種，800人。這800個留下來的人，全部是因為信仰而留下來的，這才是真正的火種。沒有話語權的朱德因為南昌起義而站到了“朱毛會師”的位置。朱德為什么能成為總司令，為什么能成為十大元帥之首?究其原因，不僅與他的赫赫戰功有關，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其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
第二，為什么要堅定政治立場?
“政治”就是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凡是背離這兩點的就是政治立場不堅定。“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沒有這種統一的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員會的力量和權力，黨的堅定性和純潔性——這就是實質之所在”……在馬列經典作家的論述中，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總是擺在最為突出的位置。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八個明確”，其中一條是“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突出政治建設在的黨的建設中的重要位置。可見，擁護黨的領導，就是講政治。“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只有一個核心”“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在我黨的認知中，向核心看齊、維護領導核心，總是作為“最最緊要的政治”。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落實“兩個維護”，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體統一領導。必須不斷強化“四個意識”，即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服從核心、維護核心就是服從大局、維護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這是長期革命實踐得出來的經驗。且看張國燾不講政治、不維護黨中央核心所帶來的的慘痛教訓。1935年6月25日，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幾十人3公里外迎接張國燾的隊伍。從中共一大開始，張國燾就開始并長期處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其“資格”之老遠在毛澤東之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與張國燾關于會合后的發展方向有分歧。毛澤東主張目前在岷江以東，向岷江、嘉江兩江之間發展，而張國燾認為岷江、嘉江兩江之地形給養均不利于大部隊行動，應該向南進攻。面對分歧，6月26日，黨中央召開了兩河口會議，一致通過北向甘肅，去川陜甘，并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但很快，張國燾不同意了。會師后，張國燾向周恩來了解到了一方面軍的實際人數，大約3萬人不到，也就是說兩軍會合后的10萬兵力，四方面軍是絕大多數。這一情況開始讓張國燾的野心膨脹起來。為此，他開始向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的林彪、彭德懷“做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駐地慰問，張國燾表示了對中央的不滿，要求“充實紅軍總司令部”。7月8日，張國燾召開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會議，借“西北聯邦政府”事件攻擊中共中央。9日，張國燾向黨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人員。10日，黨中央致電希望紅四方面軍分路迅速北上，到蘆花集中指揮。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還提議由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18日，陳昌浩致電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任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專行”。同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解決組織問題，作出了很大讓步。張國燾成為軍委的總負責人。7月21日，中革軍委修改了紅一方面軍番號，下達《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并將紅軍混編為五個縱隊北上。大軍剛到毛兒蓋，張國燾就拿出了對政治局蘆花會議的不滿，召開緊急干部會議，宣布黨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紅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干部分別批準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不達目的不進軍。矛盾空前激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決定再次退讓。會議后，黨中央恢復了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紅軍改稱一方面軍。由于時間耽誤，胡宗南部已集結松潘，完成了堡壘封鎖。中共中央只能放棄松潘戰役計劃，改經草地北上。此時，將紅一、四方面軍進行了整編，朱德、張國燾率領紅軍主力為左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其他軍為右路軍，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在猶豫中開始北上。包座之戰勝利后，打開了北上大門。但是，張國燾又不愿意了，于9月3日公開反對北上計劃，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9月9日，張國燾致電右路軍和中央，堅持南下，并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他發密碼電報給陳昌浩，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幸虧葉劍英提前看到了電報，并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決定離開四方面軍到三軍團去，依靠彭德懷。這一天開始，中共中央與張國燾在戰略行動上要分離了。中共中央決定與四方面軍分離，緊急北上。《苦難輝煌》中介紹了毛澤東一生中最難忘的三個9月9日。第一個是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起秋收起義后，被清鄉隊抓住，死里逃生。這是關系個人安危的一次。第二個便是此時的1935年9月9 日，這是丟失蘇區后、長征走到最艱難的時刻，因為內部分裂而出現了巨大危機。第三個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回顧這一段歷程，張國燾對于權力的熱衷與追求，置大局于不顧，完全不講政治，不維護核心，使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發生分裂，引發內部矛盾，給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實不應該!對于“位置 ”的迷戀，確實值得我們警醒。習總書記強調的“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其實是為我們考慮問題提出了一條基本遵循，切莫因為個人的權力野心而使眼界狹隘，作出錯誤的選擇。再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那些落馬的的“大老虎”倘若能從講政治、講大局、向黨中央看齊的角度思考問題，又何至于到如此境地?這樣的教訓難道不夠深刻嗎?
第三，為什么要堅持為人民服務宗旨?
我們黨來自于人民，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必須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說，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是我們共和國的堅實基礎，是我們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從群眾路線教育、到“兩學一做”、再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都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迫切需要。《偉大的轉折》中，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轉移，湘江戰役后從8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被國民黨湘軍、川軍、黔軍、中央軍圍追堵截，我們黨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除了李德博古軍事指揮的失誤，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沒有了自己的根據地，沒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紅軍在湘黔川邊界活動時，就有軍團負責人感慨，沒有群眾的支持，打起仗來都頗有些困難，陣地戰、消耗戰紅軍打不起，最擅長的游擊戰、運動戰，因為沒有深入群眾，無法發揮所長。直到最后長征結束，在陜北重新建立了根據地，我們黨才又迎來了“復興”時刻。再從我們黨1921年建黨講起，當時陳獨秀、李立三、向忠發等最初一代領導人都沒有看到農民階級的偉大力量，沒有意識到最廣大的農民階級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依托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無法擺脫蘇聯共產國際經費支持，只能作為共產國際第57個黨支部，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進行革命。這也導致了后來照搬蘇聯革命經驗而發動的南昌起義、長沙起義等中心城市起義的失敗。直到毛澤東在井岡山領導建立了我們黨自己的根據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才完成了經濟獨立，才有了獨立自主領導革命的基礎。《共產黨宣言》：“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貫之體現到黨的全部奮斗中。這是真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真正對共產黨執政根基的深刻認識。為人民服務才能真正獲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依靠人民群眾實現無往不勝。我們再來從國共兩黨對抗日戰爭的理解看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3個月就能滅亡中國。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對親信說，可以支撐6個月。如此論斷，如果僅僅從中國政府現狀，即軍隊作戰力來看，是合理的。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則是看到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力量。下面摘錄部分原文：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么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斗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此時我們的任務，在于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斗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一段艱難的路程。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沒有一種力量比人民更強大，沒有一種根基比人心更堅實。早在1906年列寧就明確指出：“工人階級的力量在于組織。不組織群眾，無產階級就一事無成。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就無所不能。”1943年毛澤東專門以《組織起來》為題作重要講話，強調“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我們常說的講政治，應該理解為兩個層面，一是對黨員的教育要求，作為黨員，要服從黨中央，堅持“兩個維護”，堅持“四個意識”;二是對全體民眾進行動員。從抗戰的實踐來看，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共產黨主張要實現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就必須依靠、動員、組織和武裝廣大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團結和發動各階級、階層、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造成陷敵于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局面。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的白崇禧，就直言不諱地說過，我們作戰“只是單純地軍事動員，政治并未動員，只是軍隊的抗戰，民眾并未動員”。20世紀60年代末，越南總理范文同和國防部長武元甲訪華，請教林彪對越南戰爭取勝的建議，林彪的回答是：“熬就是勝利。”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要戰勝強國，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持久作戰，打敗侵略者。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真諦，也是弱國對強國的取勝之道。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分析越戰失敗時，總結了一段話：“我們進行的是一場軍事戰爭，而我們的對手打的是政治仗。我們追求的是從肉體上消滅敵人，而我們的對手的目標是從心理上拖垮我們。我們忘記了游擊戰的重要格言：游擊隊不被消滅，即是勝利;正規軍不能全勝，就是失敗。”近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正是由于未能認識到普通民眾中蘊藏的偉力，皆未把動員民眾、組織民眾、喚醒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重點。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再到孫中山組織的一次又一次會黨起義，基本都是力圖依托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進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導致變革與革命一再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打土豪分田地，喚起工農千百萬，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鐵桶圍剿”;抗日戰爭時期，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侵略者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解放戰爭時期，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改革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激發群眾首創精神，“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時至今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黨支部要擔負好直接教育黨員、管理黨員、監督黨員和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凝聚群眾、服務群眾的職責。”將群眾的地位上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冠冕堂皇的面子話，而是從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偉大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抓住這一點，我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也只有繼續抓住這一點，我們才能實現民族的復興。習總書記說，我們的初心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有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復興!
第四，為什么要堅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兩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民主是正確集中的前提和基礎，離開民主講集中，集中就成了個人專權專斷。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歸宿，離開集中搞民主，就會導致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狀態。舉個簡單的事例：單位新組建了一支籃球隊要參加比賽，需要統一購買球衣。如果把所有人召集起來商量，球衣的款式、材質、定制的logo、設計樣式等等，一定是眾口難調，難以形成統一意見。如果把這個球隊進一步放大到100人、1000人，甚至10000人更多，充分民主討論問題，不搞集中，那必然難以形成最后決議，而且容易造成拉幫結派、相互攻擊等一系列問題。如何落實民主集中制呢?答案是——開會。這不是憑空虛構的，而是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且看并不簡單的遵義會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隨后又經歷了湘江戰役慘敗，紅軍從8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但是，以李德、博古為主的“三人團”依然要求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率領紅軍去湘西匯合賀龍、蕭克領導的二、六軍團，而這一計劃早已被蔣介石知悉，布下重兵等著全殲紅軍。其實，從士兵到各軍團長，再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都知道要改變戰略，不能按照共產國際的原定指示行軍(此時已無法聯系上共產國際)。但是，“三人團”目前是最高領導。此種局面如何破解呢?毛澤東給出的辦法是——開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三人是政治局常委(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云、王明、張國燾、項英)，只要有兩位常委提出就可以開會，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就能改變既定北上湘西戰略為西進貴州。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開啟了中央紅軍偉大轉折的序幕。但是，部隊到達貴州黎平后，李德、博古仍然一意孤行，指揮部隊北上湘西。關鍵時刻，毛澤東給出的辦法依舊是——開會。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8日長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即黎平會議。這次會議決定放棄北上湘西計劃，建立黔北根據地，并決定在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強渡烏江稍遇困難的時候(紅軍計劃派突擊隊“偷渡”烏江，被發現后失敗，犧牲1人)，李德、博古又一次提出北上湘西的意見。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否定了李、博二人建議，重申黎平會議決定。最后，強渡烏江成功后，才有了我們都熟知的遵義會議!“開會”體現的是民主集中的組織原則的運用，這是我們黨在緊急關頭轉危為安的法寶!通過會議，研究問題，厘清思路，撥正思想，凝聚思想，形成共識。但是，如今我們身處基層又常感慨，會議過多，沒有實效。其實，是我們把“開會”這個手段沒有理解透，沒有運用好。首先，從目的來看，不能為了開會而開會，不能出現以會議落實上級精神的情況，開會是要遇到問題，需要解決問題，需要凝聚共識的時候才能啟動的。其次，從會議的形式來看，開會不是照本宣科、傳達精神甚至上級通知，而是要有充分的會前醞釀、討論和準備，“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中的“民主”體現在哪里呢?就是這個會前醞釀、討論的過程，會議是“集中”的體現。當然，在會議中允許參會對象各抒己見也是從形式上保證民主的落實到位。有人經常抱怨，開會前都基本形成共識了，開會就是走個形式，哪還有什么民主?其實是沒有弄懂“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最后，從會議結果來看，會議是承載內容的形式，沒有內容的會議、沒有解決問題的會議，純粹是浪費時間與精力的形式主義，通過會議取得共識，解決問題，才是一個成功的會議。維護黨中央權威必須做到“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首先提出以來，我們黨就將“四個服從”作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內容，作為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它不斷強化著黨員意識、組織意識，讓黨員時刻想到自己是黨的人、是組織一員，有力維護了黨中央權威、維護了黨內團結統一，保持了黨組織的紀律性和約束力。充分民主拾起美麗珍珠，正確集中串起珍珠，形成璀璨的項鏈。這項制度帶來的“中國效率”“中國震撼”，正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認可。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進行決策，它的決策力、決策質量總體上明顯高于西方國家的小圈子決策、游說集團決策和民粹主義決策模式。黨的--提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們要有充分的、絕對的制度自信。我們黨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緊密結合的制度。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集中全黨智慧，體現全黨共同意識，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
第五，為什么要加強思想理論學習?
馬克思曾經說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群眾掌握，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從現代政治規律來看，任何政黨發展都要解決兩大問題：“心往一處想”(凝聚共識)和“勁往一處使”(行動一致)。前者是構筑共同思想基礎，后者是建立嚴密組織體系。一個政黨沒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共識，就很難組織起來，很難保持穩定、發展壯大。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天然的馬克思主義者。“姓馬”容易，“信馬”不易。“出身是一回事，進黨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無產階級，進黨后是無產階級，他的思想、他的行為要變成無產階級的。”早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就創造性提出“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的重大命題。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是前進的旗幟。延安窯洞的毛澤東思想，照亮了黨的全國執政之路;改革初期的鄧小平理論，創造了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新時代的習近平思想，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達必識其途，至必由其道。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跟進一步;黨的創新理論發展到哪里，集中教育就跟進到哪里。從延安整風運動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從“改造我們的學習”到“理論學習有收獲”，回顧黨的歷次集中教育，都把理論武裝作為“當頭炮”，通過集中性教育和經常性教育相結合，不斷強化黨的理論學習、教育、武裝工作，補足黨員精神之鈣，夯實黨員思想之基。“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黨的基層組織一項基本任務就是“組織黨員認真學習”。長征途中“天當教室地當紙、樹枝石頭當筆用”;延安時期“吃小米飯、攻理論山”，認字就在背包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進入新時代，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從上到下的黨員干部教育培訓體系，海量即時的現代遠程教育平臺，超燃爆棚的“學習強國”……全黨同志都進入這個“無期大學”，與時代同步、與真理同行。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黨組織堅持把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重中之重，全黨大興學習之風。新時代新思想占據了高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總結時，向大家推薦《共產黨宣言》等五本著作，“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里，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2018年習近平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號召大家多學習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如果心里覺得不踏實，就去鉆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1月29日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講述了一個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一天，一個小伙子在家里奮筆疾書，媽媽在外面喊著說：“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他說：“吃了吃了，甜極了。”結果老太太進門一看，這個小伙子埋頭寫書，嘴上全是黑墨水。結果吃錯了，他旁邊一碗紅糖水，他沒喝，把那個墨水給喝了。但是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了可甜了”。這人是誰呢?就是陳望道，他當時在浙江義烏的家里，就是翻譯《共產黨宣言》。我們一些黨員未必讀過《共產黨宣言》，但是在那段探索革命的艱苦歲月中，有無數人研讀過它，并受它影響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在1920年8月付梓，共計印行1000冊。隨后，迅速在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中掀起一股購買與閱讀熱潮。9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印行了第二版，同樣熱銷，以致許多讀者致信《新青年》《民國日報》，詢問購書事宜。或許陳望道未曾料到，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會在當時的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當中產生如此強烈反響，一大批具有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滬成立。在該社的首批出版書目中，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州平民書社、上海書店等紛紛重印此書，單是平民書社一家就重印達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該書已相繼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遠超同時代的任何一本圖書，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當年，毛澤東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眾多擁躉中的一員。1936年7月，他對來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長的心路歷程，“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排在這三本書之榜首的即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進而又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不僅僅是毛澤東，《共產黨宣言》教育和鼓舞激勵過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萬。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時，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著在場代表們的面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這就是思想理論的力量，歷史雄辯地證明了為什么要重視思想理論教育。
第六，為什么要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
黨的十九大指出，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作為支部書記，結合自己工作內容和工作重點的變化，能明顯覺察出黨中央對抓好基層黨組織建設、尤其基層黨支部建設的高度重視。從2015年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提出“做合格黨員”，到2018年11月印發《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提出“每月相對固定1天開展主題黨日”，黨建觸角越來越延伸到每一個基層黨支部、每一個中共黨員。重視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這不僅是做好黨委支部工作的需要，更是我們黨長期實踐探索總結出的經驗。要談基層黨組織建設，不得不提及“支部建在連上”這一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和制度。1927年9月，毛澤東同志率秋收起義余部挺進井岡山途中，有感于南昌、秋收起義相繼失敗，“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遂確定在江西永新三灣村改編部隊，實行“支部建在連上”：在連隊設黨支部，在優秀士兵中發展黨員，在班排設黨小組，在連以上設黨代表并擔任黨組織書記。這就在部隊建起嚴整的黨組織體系，為黨全面建設和掌握部隊提供了可靠組織保證。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這次會議除了以黨內制度形式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還對紅軍如何開展支部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其一是對支部建設中黨內政治生活原則的規定。決議要求堅持“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則;其二是關于黨支部吸收、教育、管理黨員方面的具體規定。在吸收黨員方面，決議明確了“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忠實;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沒有發洋財的觀念;不吃鴉片、不賭博”等五項入黨條件。在教育黨員方面，決議將黨內思想教育問題列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指出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辦法，明確規定以馬列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有計劃的進行黨內教育”。在管理黨員方面，決議要求“支委會及支委以上各級黨部應該有計劃地每月規定支部大會及小組會討論的材料，并規定會期，嚴密地督促開會”，同時把黨內批評作為“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斗力的武器”。古田會議相比于三灣改編的重要意義在于不僅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制度化，而且進一步認識到：除了加強組織建設以外，還需要抓好支部思想建設來進一步鞏固“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毛澤東同志曾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以至于在美軍教材《軍人的政治教育》中也有如此的總結：“在戰爭中從未發現一支健全的共產黨軍隊陷入解體。不管這支軍隊如何遭到慘敗，損失如何嚴重，或者近期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前景，他們總能從暫時的失敗中恢復過來。”反觀國民黨，正是由于不重視基層組織建設以及在軍隊中沒有堅強的黨組織，最終走向了失敗。1938年冬至1939年春，一份針對國民黨147個部隊單位(以師為單位)的調查顯示：有30%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有國民黨，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義。到1946年，一則材料顯示國民黨已變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上層有黨，下層無黨;城市有黨，鄉村無黨;沿海有黨，內地無黨”。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展的黨內主題教育活動，從強化黨員身份意識著手，從做合格黨員開始要求，從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進行部署，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激活基層黨組織、基層黨員，如果九千萬共產黨員都能成為合格的黨員，都能凝聚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下，那該是一股多么強大的力量，我們的初心和使命又何愁不能實現?
第七，為什么要重視調研?
20世紀20年代是極具轉折意義的時代，1919年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那是一個為救國革命而迷茫求索的時代。雖然“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但并未有人注意到工人農民，尤其農民這個階級。從陳獨秀到蔣介石，從蘇聯到國民黨，都低估甚至忽視了這個階級的力量。今天來看，1927年1月，應該是個值得銘記的日子。那時，34歲的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實地考察農民運動。這是一次關系到解決中國革命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一次考察。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現了農民這個階級的偉大力量。后來，才有了1927年“八七會議”上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現在回想這一切的根源，我以為還是毛主席那句“調查才有發言權”總結得最到位。無論研學多少思想理論著作，無論總結多少成功失敗的經驗教訓，歸根到底還是要落到實際，而要掌握這個最真實的實際，唯一途徑就是調研。2020年年末，旅首長讓我們每名干部結合自身實際，圍繞“為什么當干部?當一個什么樣的干部?怎么當好干部?”。借鑒此類做法，我們黨員要圍繞“為什么做一名黨員?做一名什么樣的黨員?怎么做一名好黨員?”寫出自己的思想匯報。其實，我們黨的領導人都十分重視調研工作，也十分善于調研。老一輩革命家周恩來為我們做出了表率，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就講述了這樣一段故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遭遇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加之大躍進的失誤及前蘇聯的連續逼債，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全國發生了空前絕后的大饑荒。黨中央意識到這個問題后，在毛主席親自率領下，中央領導奔赴祖國各地，深入到最基層進行社會調查，以便掌握第一手資料，調整相關政策。這就是遇到問題后，中國共產黨的應對之策——調研，深入一線調研。周恩來總理在鄧穎超陪同下，從貴州花溪一路風塵來到河北邯鄲武安縣的伯延公社。伯延公社是革命老區，當年的劉鄧大軍曾在此駐扎，和百姓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公社主任郭鳳林在老支書父親影響下，幾十年對黨忠心耿耿。他基于樸素的階級感情，懷著為黨分憂、為國擔難的信念，不想讓總理看到農村的困苦實情而堵心，便采取了一系列弄虛作假、粉飾太平的行動：威脅干部不能說實話;把平時愛說怪話的“落后分子”關郵電局后屋;對生性耿直的父親封鎖總理到來的消息。然而，當周總理到伯延后，看到村口沒有樹葉的大樹和眼前的紅燒肉，便察覺出異常。當他在干部口中聽不到真話，便甩開干部去農民家里、去田間地頭訪貧問苦。通過不眠不休的四個晝夜深入調研，做好群眾思想工作，周總理用自己的真誠，慢慢感染了干部和群眾，他交下的窮朋友張二廷仗義直言;被關押的“落后分子”群起響應;郭鳳林等終于幡然猛醒，承認錯誤說出了實情。這才有了周總理和毛主席長時間含淚通話，當即做出調整政策、取消大食堂、分戶吃飯的英明決定。涉淺灘者得魚蝦，入深水者得蛟龍。搞好調查研究的關鍵在于“深入”二字。而要真正做到深入，首先得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帶著對群眾的感情、對職責的使命與擔當投入工作。沒有這份初心，調研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其次要發揚求真務實的良好作風，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研不扎實也沒有發言權。有的調研是“出發一車子、開會一屋子、發言念稿子”，完全是“作秀式”調研，既找不到問題，也找不到對策，更拉開了干群關系，影響了黨的形象。《正風反腐就在身邊》中，我們看到擔任江西省寧都縣委書記王四華宣揚自己把全縣299個村，3600多個村小組都跑遍了，其實就是蜻蜓點水，追求數量走秀場，最多的一天10多個鄉鎮，有時候就是幾分鐘，完全是敗壞黨員干部形象。談到調研，在此推薦湖北省政研室余愛民的幾條觀點，我們一起來看看：1.跟著領導搞調研。領導調研總要帶部署，我們應該主動爭取機會。2.獨當一面搞調研。領導安排我們搞調研，應該抓住機遇、敢于擔當，殫精竭慮、形成成果，從而取得進一步的認可和信任，爭取更多機會。3.優勢互補搞調研。與基層干部、新聞記者開展互補性調研合作，推出“省城加基層”“ 后方加前方”的調研產品。4.參加會議搞調研。大會是思想觀點的“盛宴”，座談會是情況問題的“聚餐”，都是調研的好機會。5.外出考察搞調研。外出考察時，即使沒有調研任務，也要自加壓力來上一篇調研報告。6.培訓學習搞調研。大家五湖四海聚在一起，是搞調研的好機會，可以互相學習交流。7.雙休日搞調研。兩天時間短，可搞近距離調研。8.休年假搞調研。休年假難得，當然要好好休息，休息和調研并不矛盾，只要我們善于發現、勤于總結。9.春節回鄉搞調研。春節回鄉莫忘搞調研，問問家中兄弟姐妹的收入，聽聽父老鄉親的反映，這種“順手牽羊”“就湯下面”式的調查，只需留個心就行。10.蹲點住村搞調研。比如參加小康工作隊、扶貧工作隊，跟農民吃住在一起，一住一兩年，這可是難得的調研良機。11.長期聯系搞調研。一次調研成朋友，長期往來如親戚。經常搞調研，就會有很多基層干部朋友和農民“親戚”，搞調研會更方便。12.微信群里搞調研。人人都有微信群，不能光在群里“咵天”，也可以搞調研。13.大數據下搞調研。人人頭上都有一朵“云”，充分利用云計算、大數據搞分析研究，指尖和腳尖一碰撞，平板和腳板一折疊，把“云調查”和實地調查結合，弄篇好的調研報告并非難事。這些好的方法，我們支部也是可以拿來借鑒的。
第八，為什么要注重意識形態工作?
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并且常抓不懈，以“潤物無聲”的形態長期貫穿于黨的工作，融進黨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應該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意識形態”一詞的熱度逐漸上升。“四個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對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足可見，“意識形態”的極端重要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這一重大任務。這是我們黨領導意識形態工作長期積累的寶貴經驗。黨建小故事——日本民眾的瘋狂。日本民眾對法西斯運動的瘋狂支持，也許會打破原有認知，他們比以少壯軍人為代表的法西斯更令人咂舌。究其緣由，雖然有日本社會形勢嚴峻的危機為背景，有北一輝《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的瘋狂探索，更離不開的還有日本媒體的瘋狂宣傳。了解了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對滿蒙問題的爭論與實踐過程，不免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僅為參謀的少壯軍官能策劃推動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等重大事件，除了天皇裕仁的支持，還有什么推動力呢?答案是——媒體宣傳。審訊刺殺犬養毅的極右翼軍人組織“血盟團”期間，古賀清志海軍中尉和三上卓海軍中尉等人，竟然收到了11萬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5萬人在一份請愿書上簽名，要求對他們寬大處理。1931年七八月間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事件”成為日本媒體開展軍國主義煽動的突破口。從7月到8月，日本各報社、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組織各種講演會、座談會，開始狂熱地宣傳“滿蒙危機”。1931年8月28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表題為《軍部和國民》的社論：國民與軍隊經常互相配合，以完成國防之大任。正如古語所云，二者是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如果雙方不協調，鳥不能飛，車不能轉。無論軍備多么精良，軍人多么勇敢，沒有國民的后援恐怕連弱敵都不能戰勝。現在的戰爭實際上不只是軍人的戰爭。9月8日，《大阪朝日新聞》刊登一條消息：有部隊用飛機向城市散發傳單，上面寫著“覺醒吧，我的國防!我的同胞!”9月26日，《東京每日新聞》報道：滿洲事變突發后，報社的桌上堆滿了從全國寄來的血書和慰問袋。截止到25日，寄來的血書和鼓勵信達2萬封，其中有的慰問信中，夾著小孩積攢的1元、2元的零用錢及過節用的錢等，共收到現金2千多元，而且肥皂、毛巾、牙膏等慰問品更是難以盡數。10月16日，《大阪朝日新聞》報道，朝日新聞社決定“今后社會上的戰爭捐款、慰問袋等送往戰地的請告知本社，明天開始本社將應募者的姓名、住址、金額公布出來”。日本新聞界在完成戰爭輿論動員之后還不夠，鼓動、宣傳逐漸朝向極端方向發展，由報道對侵略戰爭的慰問活動轉向報道各種極端行為。《國民新聞》報道：“兩名第8師團的士兵因未被選派到滿洲而悲憤自殺。大阪一名24歲青年因未被選派出征滿洲，從新世界通天閣跳下自殺。”9月26日的《東京每日新聞》報道：“兩名公共汽車售票員在給部隊的信中寫道：一定要讓我們去做戰地當護士;第10師團軍醫家中的女傭人，為激勵士兵出征，從山陽線列車跳下自殺。”12月14日的《國民報》報道：“大阪步兵井上清的夫人井上千代子為鼓勵丈夫出征，以短刀自刃身亡。她在遺書中寫道：明天你就要出征了，我非常高興地離開這個世界。不要為我難過，我的死算不了什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保佑大家平安，為國出力。”這些極端事件經報紙作為“愛國主義材料”一加宣傳，使日本國民的戰爭情緒更加激動，軍國主義者則更加有恃無恐。當對戰爭的狂熱異化為愛國主義，一場災難就在所難免。如今，在參加為廣島長崎祈福日活動的日本人，如果不能意識到發動侵略戰爭的錯誤根源，還在修改教科書，還在參拜靖國神社，那又何來和平祈福的愿望實現?反觀這一場全民支持的法西斯運動，媒體宣傳所起的作用，恐怕不止推波助瀾、助紂為虐這么簡單!再看今日香港新一代年輕人的愛國主義教育缺失而引發的騷亂，我們應該對意識形態教育有更深的體會和更高的關注!在基層意識形態工作中，該如何做呢?我認為有五抓：一是理論建設。讓黨的創新理論進入每名干部群眾的頭腦，但關鍵點和難點在于如何創新方式、方法、形式、手段，讓大家聽得懂、喜歡聽、愿意信，需要我們黨員干部努力。二是陣地建設。當前，我們一方面在進行宗教信仰排查清理，另一方面還要加強基層黨組織陣地建設，有句話說得好，“你不爭取群眾，有人會去爭取”，黨的組織陣地都沒有建設好，怎么做好群眾工作?三是隊伍建設。必須打造一批理論宣傳員隊伍。四是制度建設。結合實際，以制度建設推動更多黨員干部敢抓、會抓、愿意抓意識形態工作。五是注重人工智能時代的意識形態工作。
第九，為什么要講奉獻?
從小到大，我們耳濡目染的紅軍英勇戰斗有兩個：一是飛奪瀘定橋;二是強渡大渡河。但少為人知的是：一是一師一團出了“安順場十七勇士”;二是二師四團出了“瀘定橋二十二勇士”。安順場十七勇士是：紅一軍團一師一團一營二連連長熊尚林，二排排長羅會明，三班班長劉長發，副班長張表克，戰士張桂成、肖漢堯、王華亮、廖洪山、賴秋發、曾先吉，四班班長郭世蒼，副班長張成球，戰士肖桂蘭、朱祥云、謝良明、丁流民、陳萬清。瀘定橋二十二勇士，只有8人姓名可以確認：紅一軍團二師四團一營二連連長廖大珠，三連支部書記劉金山，副班長劉梓華，特等機槍手趙長發，還有戰士楊田銘、王海云、李友林，和一個貴州入伍、不到17歲、攀崖涉水很在行、被戰友們起名“云貴川”的苗族戰士。“奉獻”是不計報酬的給予。這些勇士之中少有人活到勝利，更無一人成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這是一群犧牲生命，奉獻革命、奉獻國家民族的人。他們付出生命后的“報酬”是什么呢?安順場十七勇士是在《紅星報》和《戰士報》報道了他們的姓名。瀘定橋幸存的十八勇士是每人一套列寧裝、一個筆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一雙筷子。在“學習強國”搜索欄輸入“講奉獻”，會看到很多很多講奉獻的先進典型故事。在我身邊，最近一次讓我感受到講奉獻精神的是一位張富清式的導彈老兵肖德準，同樣是深藏功名，同樣是不求名利、甘于奉獻。但我想追問一句，為什么他們能做到“甘于奉獻”呢?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在獄中寫下一篇《可愛的中國》，我讀完后似乎找到了答案。“我很小的時候，在鄉村私塾中讀書，無知無識，不知道什么是帝國主義，也不知道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自然，不知道愛國為何事。以后進了高等小學讀書，知識漸開，漸漸懂得愛護中國的道理。一九一八年愛國運動波及到我們高小時，我們學生也開起大會來了······”方先生回憶了一個青年學生抵制日貨、立志要帥兵攻打日本的情形。這是一個青年學生樸素的愛國情懷。隨后，方先生又講了他作為一個窮學生的社會見聞，講述了因無錢買船票而被毆打的兵士，刻畫了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形象。“那名叫‘帝國主義’的惡魔的面貌是多么難看呀!在中國許多神怪小說上，也尋不出一個妖精鬼怪的面貌，會有這些惡魔那樣的獰惡可怕!滿臉滿身都是毛，好像他們并不是人，而是人類中會吃人的猩猩!他們的血口，張開起來，好似無底的深洞，幾千幾萬幾千萬的人類，都會被它吞下去!他們的牙齒，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銳利，發出可怕的白光!他們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鐵爪!那么難看的惡魔，那么猙獰可怕的惡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個可怕的惡魔，正在包圍著我們的母親呀!朋友，看呀，看到了沒有?呸!那些惡魔將母親摟住呢!用他們的血口，去親她的嘴，她的臉，用他們的鐵爪，去抓破她的乳頭，她的可愛的肥膚!呀，看呀!那個戴著粉白的假面具的惡魔，在做什么?他彎身伏在母親的胸前，用一支銳利的金管子，刺進，呀!刺進母親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這金管子上，拼命的吸母親的血液!母親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其他的惡魔也照樣做嗎?看!他們都拿出各種金的、鐵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親身上被他們鐵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來了!母親，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們吸干了嗎?”方先生把祖國母親所受的磨難，赤裸裸地展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無人不為之動容，無人不想奮起而斗爭，哪還有時間去想個人榮辱與生命!“現在我是一個待決之囚呀!我沒有機會為中國民族盡力了，我今日寫這封信，是我為民族熱情所感，用文字來作一次為垂危的中國的呼喊，雖然我的呼喊，聲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將死之鳥的哀鳴。假如我還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為中國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鼓勵戰士們前進啦!”當一個人對祖國飽含如此的熱愛，我又怎么好意思再問“你為什么能甘于奉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系、情之所歸。”從1840年到1949年，近一百年的時間，一位又一位革命先烈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從1949年至今，70多年的艱苦奮斗又凝結了多少人的無私奉獻，才開啟了新時代的征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說，中華民族的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中華民族的今天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革命戰爭時期，談“講奉獻”，更多的是不怕犧牲;艱苦奮斗時期，談“講奉獻”，更多的是不計得失;走進新時代，我們談“講奉獻”，更多的則是要將個人努力奮斗融入時代、融入國家發展需要。
第十，為什么要保持斗爭精神?我們在平時教育時，一定對“打贏攻堅戰”“掛圖作戰”“成立指揮部”“隊伍建設”等字眼不陌生。有人問，為什么在和平時期，我們還要常提這些字眼呢?我以為，這是一種深入共產黨人靈魂的品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學懂弄通做實黨的創新理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夯實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思想根基”。那我們來看一下馬克思主義關于矛盾的基本觀點(這也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作為矛盾統一體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社會歷史領域也不例外。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構成了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種理論品格，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實踐的、革命的理論。卡爾·馬克思曾說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要改變世界，打破舊有的社會秩序，就勢必遇到各種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保守勢力的阻礙甚至瘋狂反撲。因此，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還是無產階級政黨發展壯大的過程，都充滿了斗爭的艱辛。所以，《共產黨宣言》第一段就講到“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來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原則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這就要求我們清醒認識到，矛盾普遍存在、斗爭就在身邊，要隨時保持“頑強的斗爭精神、堅韌的斗爭意志、高超的斗爭本領”。其實，我們黨在成長起來的過程中，又何嘗沒有深刻體會到斗爭、甚至武裝斗爭的殘酷與必要呢?但我們黨并不與生俱來就認識到這一點。在黨成立時，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已從辛亥革命以來幾次革命失敗中得到了教訓，認識到在中國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于是有了國共兩黨合作的中國大革命，進行北伐戰爭。我們黨也在這一革命和戰爭中，開始懂得了軍事的重要性。而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幼稚，毫無抵抗的準備和能力，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積極分子被殺達31萬多人，黨的隊伍從約5.8萬人銳減至萬余人。中國共產黨陷于嚴重挫折的痛苦考驗之中。革命的嚴重失敗，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黨和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毛澤東在“八七會議”第一次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從槍桿中取得的!”1927年8月1日，黨領導了共產黨人掌握的部分軍隊在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因為奉行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從南昌起義到翌年黨的六大前，各地黨組織或中國共產黨人組織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都失敗了。在南昌起義的40天后，秋收起義軍在向長沙前進途中遭受挫敗，毛澤東當即意識到要從敵強我弱實際出發，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戰略，率領起義保存隊伍轉戰到井岡山地區，與當地的農民革命相結合，實行他稱之為的工農武裝割據。這種工農武裝割據是武裝奪取政權的新形式，主要是把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三者結合起來，這種“工農武裝割據”的不斷發展，成為了黨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今年羅振宇“時間的朋友”第四場跨年演講提到一個難忘的電影片段：電影《風聲》的結局有一段畫外音——“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際，我輩只能奮不顧身”。是否真的要等到民族存亡之際，我們才應該記起來奮不顧身去斗爭呢?如此則太悲壯，且當今形勢也不允許。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與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臺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越來越復雜，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越發艱巨繁重。從國際看，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乏力。在逆全球化思潮影響下，一些國家政策內顧傾向加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大國經貿關系緊張不斷。2021年將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一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有諸多大事等著我們期待。記住馬克思所說的，“如果斗爭只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么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所以，拿出斗爭精神和斗爭意志來吧，為中國夢去斗爭，為實現初心和使命去斗爭!
什么是黨史篇7
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扎實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就要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不斷提高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水平。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每個政黨都有追求，但不同政黨的追求很不相同，不少政黨是為小集團爭權奪利，而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利益。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曾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絕非偶然，而是因為她有一系列優秀特質。中國共產黨有遠大理想追求，有科學理論引領，有選賢任能機制，有嚴明紀律規矩，有自我革命精神，有強大領導能力。
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馬克思主義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消除剝削和兩極分化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進行改革開放，推動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開放轉變，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體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創造了人間奇跡。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個偉大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實踐性品格的新激發，是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追求富裕，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國的必然產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好不好，關鍵要看這種制度是否有利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新中國成立72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0多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它從奮斗中得來，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其生動實踐和偉大成就、以其獨特魅力和巨大優越性，生動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這個重大問題。
什么是黨史篇8
黨史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不斷激勵中國共產黨人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它淬煉于我們黨艱苦創業的百年歷程之中，展現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拼搏不息的偉大精神特質，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當前，開展黨史教育學習，就需要結合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講清楚賡續紅色精神對中國共產黨高質量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高規格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獨特意義，教育引導全體黨員要更加發揚擔當精神，為民擔責、為民盡責，腳踏實地、久久為功，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