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繁榮。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黨課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黨課篇1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文化DGM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7.7——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文化DGM”的發動。
八．“文化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文化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文化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文化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一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黨課篇2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因為黨領導我們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繁榮富強。
一、1931年-1949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一)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人民斗爭深入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辛亥革命后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自19世紀70年代產生以后，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辛亥革命后五四運動前，才有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后，就不斷地進行著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20世紀斗爭已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斗爭，1916年天津工人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斗爭，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初步開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2、新文化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出版，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性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是客觀上為傳播和接受適合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創造了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俄國工農大眾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和所取得的成功，更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同時也推動了他們去認真了解和研究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一派文化思想，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見于中國的記載。隨后，中國的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根據各自的認識，相繼介紹過馬克思本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觀點。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五四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首次重大勝利。五四運動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于：五四運動表現了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這也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逐步擴大，加快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的步伐。
4、中國共產黨的創建。193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小組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代表陳公博，旅日小組代表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也參加了大會。7月30日晚，由于會場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會議最后一天改為8月初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中間經過中國共產黨創立、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五個歷史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道路，期間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大的歷史性轉變。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性的勝利。
1、大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黨史上，通常從193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1937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這段歷史，稱作“大革命時期”或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經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興起和低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廣泛的同盟軍，沒有革命的武裝力量，就無法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勢力。黨經過慎重的選擇，把聯合的主要對象確定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并經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33年6月12日到20日在廣州召開)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時，193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時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各民族平等;把民權主義解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為少數人所私有;把民生主義解釋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舊三民主義于是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國共合作實現后，工人、農民、學生運動得以迅猛發展。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的五卅運動帶動了全國范圍內的大革命高潮。在此次革命高潮中，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一年內黨員數增加了10倍，并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準備了后方基地。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國共合作結出了北伐戰爭勝利的碩果。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勢并不能掩蓋和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隨著1935年3月12日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逐漸滋長。北伐戰爭勝利后，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并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蔣介石開始露出反共面目，與1937年4月12日在上海悍然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這是黨建立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2、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
黨史上，通常將從193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這個時期稱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者“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3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獨立領導革命斗爭的新道路。
193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糾正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出路，成為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性轉折點。
八七會議后，黨開始進入到反動勢力薄弱的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將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內積累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得到壯大，黨員數量從1938年的4萬多人發展到1930年的10萬多人。這樣，大革命失敗后似乎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又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出現了。
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兵力，開始對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第五次反“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遭到失敗。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軍事上和領導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姜臺堡會師，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
3、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從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歷時八年。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特殊的重要歷史階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標志著日本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與1937年9月22日，發表了周恩來等送交給蔣介石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開始把對國民黨軍事打擊為主的策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把主要力量轉移到對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上來。在日本誘降、英美勸降的影響下，國民黨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和分裂，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在1938年公開投降日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也轉而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開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我們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裝挺進敵后，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粉碎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圍攻。1940年下半年，彭德懷指揮八路軍組織105個團的兵力，對華北地區的日偽軍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史稱“百團大戰”。
抗戰初期，八路軍和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共同打擊日軍，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40年冬至1941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4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給敵后抗戰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
1941年和194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敵后武裝斗爭，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法打擊日偽軍，保衛和鞏固了抗戰陣地，使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進入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轉變。中國敵后解放區戰場從1943年夏天開始，逐步恢復和擴大。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游擊隊普遍發起攻勢作戰，在局部反攻中打擊日偽軍，恢復鞏固原有根據地，開辟了新的根據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八年抗戰，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在對敵斗爭、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以及黨自身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黨的領導能力大為提高，自身鍛煉得更加成熟，能夠掌握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純熟而恰當地處理種種復雜問題，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達到了成熟。這些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4、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中國革命進入了為建立新中國而斗爭的時期。黨史上把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這段歷史稱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或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后，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的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卻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獨霸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成為戰后國內一切問題的焦點。國共兩黨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構成了戰后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
根據戰后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勢，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真誠而不懈的努力，號召全黨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力爭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建設新中國的目的。然而，通過1945年8月至10月的重慶談判，及其后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其它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在美帝國主義的干預和國民黨的背信棄義下付之東流。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以此為起點，全國規模的內戰開始了。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對戰爭前途作了正確的分析和估計，指出人民解放軍戰爭所具有的正義的革命性質。為贏得人民解放戰爭，中共中央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在軍事方面，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在政治方面，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三大戰役歷時142天，人民解放軍傷亡24萬余人，國民黨軍被殲154萬余人，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隨后，解放軍繼續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舉行勝利大進軍，分別以戰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解放國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終于被人民趕出中國大陸，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
10月1日，首都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世界大戰后的重大歷史事件，使中國結束了幾千年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100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開辟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黨從建立的時候起，就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民主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二、1949年-1978年，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過度時期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千瘡百孔，人口眾多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探索課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地肩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國各族人民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做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新局面。
建國伊始，新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面展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新中國的國營經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財經委員會成功地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到1950年6月，黨和國家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基本平衡，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打好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場經濟仗。
1952年，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懲處了黨內的腐敗分子，純潔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隊伍，凈化了社會風氣，為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
從1953年開始，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將經濟建設工作作為整個國家的首要工作。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推進。1955年夏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線喜報頻傳，農業、教育業都得到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總之，“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均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奇跡。
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們中間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設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隨著新生的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的情況下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成為黨所面臨的全新課題。當時世界上社會主義只有蘇聯一種模式，而且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未必都適合中國國情。因此，黨面臨著在新的形勢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標志著黨對中國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開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黨的八大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八大確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既綜合平衡又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這兩個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首先是由于錯誤地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1958年5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因此必然存在嚴重缺陷。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表明了“大躍進”運動的正式發動。“大躍進”是從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開始的。在工業方面，盲目提高鋼產量指標，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在農業方面，提出過高的生產指標，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教育、文藝等各界也不甘落后，紛紛開展“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它導致了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大失調，使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重大的損失，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很快地覺察到了，到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左”，“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
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開始出現的政治上“左”的錯誤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反而逐步發展起來，終于使1965年初開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為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長達10年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科教文衛事業、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挫折。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1957年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的結果。從它的起因看，既有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領導上犯錯誤的主觀原因，又有復雜的社會歷史的客觀原因，還有黨內反革命集團的別有用心的利用。
10年內亂期間，盡管情況十分困難，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國防科技和外交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繼1960年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1964年我國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1967年又爆炸成功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我國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上天。這些成就，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
三、1978年-至今，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民族復興開辟了正確道路
1976年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迎來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這時，擺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這場內亂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和經濟建設的進一步調整。然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造成了思想上的嚴重阻礙，使黨無法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夠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提高的新道路，中國又經歷了兩年的徘徊。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救助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1993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試驗。1993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這次大會做出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三)黨的十六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這次大會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此后，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決定胡錦濤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領導集體大幅度的新老交替，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平穩而順利的交接，充分說明了我們的黨更加成熟。
(四)黨的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理論在全黨指導思想的確立。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1日，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這次大會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明確發展方向和奮斗目標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在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正在努力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奮斗!
(五)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2012年11月8日，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同志代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本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結晶。報告旗幟鮮明、思想深刻、求真務實、部署全面，經過本次代表大會修改完善，必將成為新形勢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這次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將科學發展觀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八大主題，簡明而又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這4個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主題，是在全面把握當前世情、國情、黨情，全面把握我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緊密相聯的。科學部署了“兩個百年”和“兩個翻一番”的奮斗，為全面奪取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
(六)黨的十九大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本指導的確立。2017年10月18日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回顧和總結了過去5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論斷，深刻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定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目標，對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黨課篇3
近日，中央“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不忘、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把學習黨史、新中國史作為主題教育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守、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
欲想治國，必先懂史。推動主題教育走實走深，黨員干部必須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挖掘更多精神“富礦”，于黨史國史中感悟、踐行、堅守。
于黨史國史中感悟“”，感恩圖報回望來時的路。《通知》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把自己擺進去，真學深學，學會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黨員干部學史，要有“第一人稱”的代入感，將自己擺進歷史，在歷史的海洋中聽一聽先輩“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豪言壯志；
看一看星星之火燃起的熊熊燎原之勢；
走一走紅軍走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以歷史的思維和眼光回眸往昔歲月、審視來時路。98年來，是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斗，從低谷走向復興、從苦難走向輝煌、從落后走向領先，完成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改變的是人民群眾越來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永恒不變的是產黨人為帶領人民站起來的。
于黨史國史中踐行“”，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習近平總書記囑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建國以來，共產黨人始終堅持“愈艱難，就愈要走”的信念，才成就如今的波瀾壯闊。今天，歷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我們感悟，更要以行動踐行，努力拼搏，團結奮進，擔負起人民和時代時代賦予的使命。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黨員干部要堅定不移干、大膽創新干、久久為功干、盡心竭力干、坦坦蕩蕩干，跨越“雪山”“草地”，征服“婁山關”“臘子口”，做復興路上只爭朝夕的“行動派”和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以實干為基，腳踏實地走好腳下的路。
于黨史國史中堅守“”，砥礪前行展望未來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彰往而知來。修好黨史國史這門“必修課”，黨員干部要以每一名偉大的共產黨員先輩為鏡，尊重歷史、順應時代、思考未來，時刻審問、傳承、堅守，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才能跟得上黨中央要求、趕得上時代步伐、推得進事業發展；
才能以清醒的頭腦迎接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
才能守諾如初，踐諾不輟，走好新時代“長征路”未來每一步，做好新時代的“答卷人”，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簡史的黨課篇4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史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程和全部斗爭之中，明確為什么學以及如何學黨史的問題，能夠更好地指導我們愛黨愛國愛人民，更好地淬煉精神品質，提升政治意識。黨員干部要在重溫黨史中踐行“讀、講、看、做”，在“四字要領”中領悟黨史、筑牢初心。
用功學，著手“讀”，在書桌與書香的“暢游”中夯實信念。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需要常讀常新、常習常研。學好用好黨史教材，需要我們拓寬學的廣度，提升學的深度。要緊密結合“四史”內容，在抓好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時間脈絡中貫穿黨史學習教育精髓，在歷史時空中把握共產黨人的本質，真正領悟黨史學習教育中的“紅色精神與力量”，賡續“紅色血脈”。結合四本“指定書目”，聚焦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國共產黨簡史》，緊密聯系時事，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主脈絡，樂學善思、真學深學、細學深悟，不斷從黨史學習教育中汲取營養，強化理論武裝，堅定理想信念，鑄牢新一代黨員干部的“精神支柱”。
用情講，全力“講”，在臺上與臺下的“撞擊”中激蕩思想。黨課是黨組織生活的一項重要制度，黨課宣講也是豐富黨史學習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黨課怎么講？是我們每一個黨員在鞏固黨史學習教育成效中應思考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回憶他在講黨課情形時曾說，“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正所謂“給別人一杯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講好主題黨課或微黨課，授課人要“統講”“活講”“趣講”，要站在百年風云激蕩的時代洪流下，采取“歷史視角+現實視角+未來視角”的方法，深入研習講課內容，結合自身理解思考進行梳理歸納，對接工作實際，把本地區本單位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擺進去，以“接地氣”的授課方式，吸引臺下“學生”的興趣，確保黨課講授的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用心看，著眼“看”，在艷陽與和風的“熏陶”中升華靈魂。打卡“紅色地標”，感悟“紅色傳奇”，黨史學習教育當“動”“靜”結合。中共一大會址，向我們鋪展開“一船紅中國，萬眾跟黨走”的星火燎原路；
井岡山烈士陵園、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向我們展示了一批批優秀共產黨員“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錚錚鐵骨；
“半條被子”的物印初心，向我們講述著穿越時空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魚水情深……這些紅色文化地標，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燃燒著熊熊不滅的紅色火種，成為信仰的豐碑。作為黨員干部，當在接受紅色教育洗禮的過程中憶黨史、頌黨恩，在“打卡”每一處紅色教育基地、觀看每一件革命文物與老照片中用心感受動蕩年代中偉大優秀共產黨員為保家衛國所做出的貢獻，銘記革命英烈，深深感受偉大革命精神，感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從中汲取滋養，使先輩的革命精神代代相傳，讓紅色火炬的“熱力”生生不息。
用功做，奮力“做”，在幸福與美好的“伴隨”中踐行使命。學黨史悟思想，最重要的目的是辦實事、開新局。打下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的“地基”后，修建學史力行的“紅樓”，需要我們力推黨史學習教育落地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翻開歷史的畫卷，焦裕祿、谷文昌、黃文秀等一批批耳熟能詳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們矢志為民、無私奉獻，向我們傳遞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作為新時代黨員干部，當以強力擔當做好群眾的“貼心人”，從群眾所想所急入手，以“微笑服務”“傾情解決”“群眾滿意”為抓手，在細小服務中詮釋真情為民的初心使命，擦亮共產黨員的政治底色，努力做無愧于新時代的合格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