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戰略。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的文章9篇 ,歡迎品鑒！
【篇1】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摘要]鄉村振興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也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部署。江蘇揚中市新壩鎮新治村以建設最美鄉村，實現強村富民為目標，優化發展布局，創新發展途徑，規范發展行為，共享發展成果，使這片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紅色熱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全市鄉村振興的一張亮麗新名片。
[關鍵詞]美麗鄉村;振興戰略;協調發展;小康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識碼]A
江蘇省揚中市新壩鎮新治村位于揚中市西南部，東連揚中長江一橋，南臨長江夾江，西望鎮江新區圌山，是70年前百萬雄獅渡江戰役的主要渡江點。為了優化農村規劃布局，合理配制資源要素，2010年揚中市在農村合并建制村，當時新治村由新壩鎮原治安村、永治村和治聯村合并而成，全村總面積380公頃，戶籍人口4362人，下轄44個村民小組。多年來新治村“兩委”領導班子，立足區域實際、特色優勢和發展定位，堅持強村富民目標，一任接著一任干，將建設最美新治的理念融人鄉村振興的全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片革命老區的紅色熱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后獲得“全國美麗宜住村莊”、“全國民主法制示范村”、“江蘇省最美鄉村”、“江蘇省文明單位”、“江蘇省三星級康居鄉村”等多項榮譽稱號，讓全體村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普遍擁有滿滿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1立足規劃先行，優化發展布局
秉持“科學優化、物盡其用”的原則，立足群眾生產、生活、生態的實際需求，按照“以凈為底、以美為形、以文為魂、以人為本”的思路，以沿江傳統民居為底色，推進總體規劃，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土地利用、交通水利、生態環保等城鄉融合，確保發展建設一本規劃、一張藍圖，充分彰顯鄉村風景。
堅持產業、文化、生態、治理、富民“五位一體”聯動發展要求，著力構建全村域規范布局。充分挖掘新治村的自然風光、區位特色和發展現狀，全面融入產業發展、歷史記憶、特色民俗等要素，最大限度保留古樹、水塘、民居等鄉村印記。邀請江蘇省環科院專家高標準編制《揚中市新壩鎮新治村生態文明建設規劃》，規章共分7章，主要有總體思路、形勢分析、規劃目標、重點任務、重點工程、效益分析及保障措施。在分析新治村生態文明建設優勢和面臨挑戰的基礎上，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標和重點任務，促進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將新治村建成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秀麗的宜居家園。
2注重產業協調，增強發展動力
實現鄉村振興，“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個字總要求。產業振興是核心，緊緊圍繞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努力做強一產、做優二產、做活三產，構建鄉村產業發展體系，把產業發展落實到農民致富增收上來。在發展現代高效農業方面，積極爭取政策扶持，投入省級財政支農項目資金250萬元，新修農田水利涵閘5座，固定溝系1100米，硬質化水泥道路2000米。建設高標準農田150公頃，加快土地合法有序流轉步伐，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力發展綠色稻米、優質果蔬、長江名貴水產等特色農業，搶抓“互聯網+”機遇，發展農村電商新業態。開辟現代農業新渠道。全村80多名弱勢勞動力本地就業，每人年收入增加1.5元。新治村利用工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優勢，通過建設標準化廠房，提高土地租賃收入;完善居民小Ⅸ配套設施，提高開放性收入;發展高效農業和物業經濟，提高發包性收入;優化涉企服務，提高駐村企業反哺性收入。以上措施的疊加效應，使村級集體經濟穩定性收入由2010年的140萬元增加到2019年的360萬元;總收入由2010年的240萬元，增加到2019年的550萬元。由于村級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切村級事業有了基礎的底氣，促進了農業產業提檔、農村面貌提升，全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4520元。
3注重以民為本.共享發展成果
以利民、惠民凝聚人心，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為目標，不斷整合公共服務功能，采取職能下移、服務下沉的途徑，統籌辦好各項社會事業。新治村堅持以民為本，聚力共同富裕，構建了較為完善的村民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堅持“精準脫貧，共同富裕”的基本方略，確保在脫貧奔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一戶，不丟一人。積極實施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光伏扶貧等多種扶貧行之有效的扶貧模式。村“兩委”領導與5名在校就讀的貧困大學生結對幫扶，不讓一人因貧輟學，全面推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有效實施健康評估干預，實行“先診療后付費”一站式結算，真正讓低收入農戶健康醫療有保障。為46戶建檔立卡低收入農戶建立家庭檔案，符合條件的無勞動能力14家低收入農戶及時納入低保兜底。成立新治村級慈善工作站，廣泛動員黨員干部、企業能人和社會愛心人士全力投入“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行動中去，踴躍捐款共籌集專項資金近50多萬元。先后為22戶困難家庭雪中送炭，投入20多萬元的五保戶及困難戶重建或修繕房屋，明顯改善了居住環境和生活條件。以“幸福社區”建設為抓手，以提升社區服務功能為主線，以社區便民服務中心為陣地，為村民提供菜單式、互助式等多種多樣的公共服務，打通聯系服務群眾的“最后一米”，有效提升了社區管理專業化、規范化和常態化。為60歲以上老人提供代餐、送餐服務。逢年過節村里為80歲以上高齡老人發放老年慰問金。使黨的關懷溫暖民心，自2015年連續5年來，全村居民醫保續保率達100%，社保續保率達98%以上，社會就業率達100%。
4發揮區位優勢，創新發展路徑
發展鄉村旅游是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注重多要素集聚、多產業疊加、多領域聯動的發展局面，是延長農業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優化供應鏈的重要載體，為鄉村產業興旺發揮推動作用。新治村利用沿江紅色旅游資源優勢，做精單品，串珠成鏈，以“四個一”開辟最美鄉村建設的新路徑。一園，即渡江文化園。以我送親人過大江館、揚中革命斗爭發展館為核心，集紅色文化體驗、革命傳統教育、黨員法規教育、生態觀光休閑于一體，每年接待游客近20余萬人。一廊，即紅色長廊。長達1600米，東至打靶場、國防園，途徑渡江廣場，西延到濕地公園、梓陽園，臨江而建，橫臥于長江之上，滿目蔥蘢，清新自然，是群眾休閑散步的最佳去處。一館，即陳履生美術博物館。既有陳履生先生歷年來的藝術創作作品展，也有反映漢文化博大精深的文物展，還有兼顧揚中特色的竹器展。現已正式約落戶，2020年底將對外開放。一片，即主題文化民宿片區。依托老圩埭改造，建設宿予主題文化民宿，滿足游客文化、餐飲、住宿。體閑活動等需求。通過發展生態旅游吸引廣大游客來釋懷鄉村情結，放松心情，享受生活，陶冶情操，有效促進鄉風文明建設。成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的新路徑。 5彰顯文化特色，賦予發展內涵
建設美麗鄉村，不僅需要心曠神怡的自然生態來賞心悅目，還需要有特色的鄉村文化來錦上添花。新治村創建了全市首家村級道德文化園，開揚中農村文化建設先河。搭建全市首家村級百姓大舞臺，高標準配備設施、高素質組建隊伍，高水平編排節目，以原汁原味、有滋有味、多姿多味的農村文化節目，勾勒出了新治有聲有色的風景。2011年投資200余萬元建設了老年活動中心，建有農家書屋，征訂刊物超過20種，藏書7000余冊以上。2013年成立新治村寶晉詩社，詩友們每個月10號聚在一起緊扣時代主題討論詩詞創作，5年來從未間斷，這已經成為一種鄉風文化。2018年建成一類健身廣場，籌建村級文化大禮堂，使其成為村民開展文化活動，豐富精神文明的家園，為建設現代化農村開創了新途徑，探索了新空間。
6創建文明鄉風，規范發展行為
以智慧化平臺打造基層“強磁場”，將智慧黨建、智慧政務、智慧旅游、智慧閱讀的有機融合，建設覆蓋線上線下的智慧管理，形成便民公共信息服務體系，構建群眾和村“兩委”的溝通橋梁，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基層組織力、戰斗力和凝聚力顯著提升。緊扣農村實際需求，聚焦政治思想、科學素養和法治道德，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動員全村黨員干部和群眾，積極投身“黨員模范戶”和“星級文明戶”創建活動中去。在文明行為的引導上，新治村堅持“三治”并進，在自治上，注重加強村級事務決策程序的規范化建設，編排《村規民約三字經》，從遵紀守法、文明新風、環境衛生等多方面規范村民行為。推動移風易俗，傳承好家風，爭當社會文明標桿，爭做新鄉賢。在德治上，常態化開展孝老愛親戶評選，全村涌現出全國孝親敬老之星1名，市、鎮敬老模范10多名，孝親敬老模范戶和文明戶家庭比例達70%。在法治上，成立全國首個區域法治社會實踐基地，引導社會組織在法治宣傳、依法治理、法律服務、矛盾調解、心理修復等方面抱團發力，全村實現18年無越級上訪。
目前揚中市新壩鎮新治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用新發展理念為指導，趁勢而上，奮發作為，定將在全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高水平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綻放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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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任務。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我們勾畫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藍圖，并專門進行了重大決策部署。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做好的8項重點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是一盤大棋，要把這盤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學理解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導向，對于更好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意義。自黨的十九大以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為解讀性或表態性文章。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相關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韓俊（2018）、張曉山（2018）、葉興慶（2018）、張天佐（2018）、姜長云（2018）等。有些文章開始關注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導向，如張合成（2017）。但就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仍然亟待加強。本文認為，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導向，主要包括3個方面，即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
一、堅持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以下簡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6項主要任務之一，盡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的范圍實際上超出經濟工作，但推動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應該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導向之一。仔細研讀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內容，不難發現這實際上也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質量發展的思想。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堅持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怎樣實現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
第一，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在順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要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質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對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有多大實質性的貢獻，對于緩解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三農”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有多大實際作用。比如，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社會需求結構加快升級，呈現個性化、多樣化、優質化、綠色化迅速推進的趨勢。這要求農業和農村產業發展順應需求結構升級的趨勢，增強供給適應需求甚至創造需求、引導需求的能力。與此同時，對農村產業發展在繼續重視“生產功能”的同時，要求更加重視其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將重視產業發展的資源環境和社會影響，同激發其科教、文化、休閑娛樂、環境景觀甚至體驗功能結合起來。尤其是隨著“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為社會的主流消費群體，產業發展的生活、生態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視。以農業為例，要求農業在“賣產品”的同時，更加重視“賣風景”、“賣溫情”、“賣文化”、“賣體驗”，增加對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來，電子商務的發展日益引起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鏈接和匹配功能，能夠改善居民的消費體驗、增進消費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間的互聯性，而體驗、便利、互聯正在成為實現社會消費需求結構升級和消費擴張的重要動力，尤其為邊角化、長尾性、小眾化市場增進供求銜接和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新的路徑。
第二，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在貫徹新發展理念，突出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即增加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增強供給體系對需求體系和需求結構變化的動態適應和反應能力。當然，這里的有效供給包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這里的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和競爭力，首先表現為提升農業和農村產業發展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
除此之外，還表現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方面面，體現這些方面的協同性、關聯性和整體性。解決好“三農”問題之所以要被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歸根到底是因為它是一個具有競爭弱勢特征的復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矯正市場失靈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旨在解決好“三農”問題，重塑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因此，要科學區分“三農”問題形成演變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借此，將支持農民發揮主體作用、提升農村人力資本質量與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并有效激發工商資本、科技人才、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結合起來，通過完善農村發展要素結構、組織結構、布局結構的升級機制，更好地提升鄉村振興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
第三，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為協調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系。在十九大報告和新版《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鄉村振興戰略與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鎮化戰略未被列入要堅定實施的7大戰略，這并不等于說推進新型城鎮化不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之所以這樣，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1）城鎮化是自然歷史過程。雖然推進新型城鎮化也需要“緊緊圍繞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也需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但城鎮化更是“我國發展必然要遇到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須“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而實施上述7大戰略則與此有明顯不同，更需要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甚至優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則，更容易出現比較大的問題，甚至走向其反面。（2）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貫穿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雖然推進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后，中國城鎮化將逐步進入飽和階段，屆時城鎮化率提高的步伐將明顯放緩，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流動將由鄉—城單向流動為主轉為鄉—城流動、城—城流動并存，甚至城—鄉流動的人口規模也會明顯增大。屆時，城鎮化的戰略和政策將會面臨重大階段性轉型，甚至逆城鎮化趨勢也將會明顯增強（張天佐，2018；王利偉，2017）。至于怎樣科學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系？本文認為，關鍵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一問題將留待后文專門分析。
第四，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為科學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農業農村政策轉型的關系，做好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大文章。關于這個問題，后文也將專門分析。
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最終體現為統籌推進增進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要求“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如果做到這一點，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十九大報告突出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高度重視“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為增進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環節。注意增進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價值所在。當然也要看到，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農民發揮主體作用往往面臨觀念、能力和社會資本等局限。因此，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鼓勵社會力量和工商資本帶動農民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增強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對于提升鄉村振興質量至關重要。
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有許多國際經驗可供借鑒。如在美國、歐盟和日、韓等國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農民培訓、優化農業農村經營環境，并有利于增加農村就業創業機會。2014年美國《新農業法案》將支持中小規模農戶和新農戶發展作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專門支持初始農牧場主創業，為其提供直接貸款、貸款擔保和保險優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職業農民。該法案增加農產品市場開發補助金，明確優先支持經驗豐富的農牧場主，優先支持最能為某些經營者或農牧場主創造市場機會的項目；
鼓勵優化農村經濟環境，在農村地區提高經商創業效率、創造就業機會并推進創新發展。2000年以來，歐盟的農村發展政策將培養青年農民、加強職業培訓、推動老年農民提前退休、強化農場服務支持等作為重要措施。為解決農村人口外遷特別是青年勞動力外流問題，歐盟注意改善農民獲得服務和發展機會的渠道，培育農村企業家，以確保農村區域和社區對居民生活、就業有吸引力。2014年歐盟農業政策改革通過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掛鉤支持青年農民和小農戶；
采取重組和更新農場等措施，為青年農民提供創業援助，建立農場咨詢服務系統和培訓、創新項目等。后文強調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導向，為此必須把推進農民優先提升技能作為戰略支撐，借此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合格市民，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合適的勞動力和農村居民。
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從根本上是因為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三農”發展不充分，是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現。此外，還是因為“三農”發展對促進社會穩定和諧、調節收入分配、優化城鄉關系、增強經濟社會活力和就業吸納能力及抗風險能力等，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具有較強的公共品屬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三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競爭弱勢特征，容易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因此，需要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優先支持農業農村發展，解決好市場失靈問題。鑒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方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應該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背景下，面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形勢，“各國日益相互依存、命運與共，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楊潔篪，2017）。相對于全球，國內發展、城鄉之間更是命運共同體，更需要“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面對國內工農發展、城鄉發展失衡的狀況，用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三農”工作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更應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差距過大導致社會斷裂，增進社會穩定和諧。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原則，要求“把實現鄉村振興作為全黨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做到認識統一、步調一致，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短板”。該文件在第12部分還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提高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大意義的認識，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體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進一步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工業農業一起抓、堅持城市農村一起抓，并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這為我們提供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路線圖和“定盤星”。那么，在實踐中如何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本文認為，可借鑒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支持中小企業的思路，同等優先地加強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具體地說，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優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市場化改革
《國務院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國發〔2016〕34號）提出，“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市場機制高效運行的重要基礎”，“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要“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為此，要通過強化公平競爭的理念和社會氛圍，以及切實有效的反壟斷措施，完善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機制有效運轉；
也要注意科學處理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系，積極促進產業政策由選擇性向功能性轉型，并將產業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場失靈領域（王一鳴，2018）。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也應注意這一點。
為此，要通過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積極營造有利于“三農”發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環境，引導各類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公平競爭，成為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鄉村振興參與者，甚至鄉村振興的“領頭雁”。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加快推進農業農村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結合發揮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變農業農村發展中部分領域改革嚴重滯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轉型升級的問題。如在依法保護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護土地經營權？目前，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對平等保護土地經營權重視不夠，加大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困難和風險，也影響了其對鄉村振興帶動能力的提升。近年來，部分地區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改革創新，初步取得了積極效果。但隨著“三變”改革的推進，如何加強相關產權和要素流轉平臺建設，完善其運行機制，促進其轉型升級，亟待后續改革加力跟進。
（二）加快創新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制，優先支持優化農業農村發展環境
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清除不適應形勢變化、影響鄉村振興的制度和環境障礙，可以降低“三農”發展的成本和風險，也有利于促進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如近年來雖然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積極推進，但實際惠及面仍然有限，嚴重影響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導致大量宅基地閑置浪費，也加大了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建設美麗鄉村的困難，制約農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為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開了題”，明確“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應該說，這方面的政策創新較之前前進了一大步。但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于現實需求，導致宅基地流轉限制過多、宅基地財產價值難以顯性化、農民房屋財產權難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閑置浪費嚴重等問題日趨凸顯，也加大了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用地困難（劉守英，2018）。類似改革仍待進一步擴圍提速或延伸推進。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匯聚全社會力量，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勵城市專業人才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兩會”期間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進”。但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和農房產權制度改革滯后，不僅僅是給盤活閑置宅基地和農房增加了困難，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鄉”甚至農村人才“跨社區”居住特別是定居的困難，不利于緩解鄉村振興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農業農村產業更好地對接城鄉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需求擴張。在部分城郊地區或發達的農村地區，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資源豐厚的普通鄉村地區，適度擴大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范圍，鼓勵試點地區加快探索和創新宅基地“三權分置”辦法，尤其是適度擴大農村宅基地、農房使用權流轉范圍，有條件地進一步向熱心參與鄉村振興的非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開放農村宅基地或農房流轉、租賃市場。這對于吸引城市或異地人才、帶動城市或異地資源/要素參與鄉村振興，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其意義遠遠超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問題，并且已經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而是應該積極穩健地“鼓勵大膽探索”的事情。建議允許這些地區在保護農民基本居住權和“不得違規違法買賣宅基地，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的基礎上，通過推進宅基地使用權資本化等方式，引導農民有償轉讓富余的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允許城鄉居民包括“下鄉”居住或參與鄉村振興的城市居民有償獲得農民轉讓的富余或閑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國的經驗值得參考，詳見案例1。
案例1：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鄉村多元產業的發展和鄉村多元價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內的部分人口回鄉就業創業，一些追求鄉村生活的城市人開始在鄉村地區定居，促進了鄉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國注重通過政策、法律和規劃手段，促進土地整理、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改善、支持鄉村舊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設等，滿足都市區居民到鄉村休憩甚至定居對“二套房”的需求。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山區等文化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以及臨近大都市的鄉村地區。1990年，在法國鄉村地區的居民結構中，農民、自由職業者和企業主、中高層管理人員、雇員和個人、退休農民、非農民退休人員分別占9.9%、6.9%和14.9%、27.6%、11.1%、29.6%，占比分別較1962年下降23.9個、1.9個和增加11.0個、2.6個、4.0個、8.2個百分點。在去法國鄉村地區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達23.1%，較1961年提高14.2個百分點（湯爽爽、馮建喜，2017）。
近年來，許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速發展，對于加快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迅速凸顯。但相關政策和監管規則創新不足，成為妨礙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部分地區對新興產業發展支持力度過大、過猛，也給農業農村產業發展帶來新的不公平競爭和不可持續發展問題。此外，部分新興產業“先下手為強”、“贏者通吃”帶來的新壟斷問題，加劇了收入分配和發展機會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導完善這些新興產業的監管規則，創新和優化對新經濟壟斷現象的治理方式，防止農民在參與新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分享利益的邊緣人，分擔成本、風險的核心層”。
此外，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以支持融資、培訓、營銷平臺和技術、信息服務等環境建設，鼓勵包容發展、創新能力成長和組織結構優化等為重點，將優化“三農”發展的公共服務和政策環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對而言，由于鄉村人口和經濟密度低、基礎設施條件差，加之多數農村企業整合資源、集成要素和壟斷市場的能力弱，面向“三農”發展的服務體系建設往往難以繞開交易成本高的困擾。因此，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應把加強和優化面向“三農”的服務體系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包括優化提升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對市場化或非營利性服務組織的支持，完善相關體制機制。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還應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政府對“三農”發展的“兜底”作用，并將其作為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國家推動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快建立多層次農業保險體系等，都有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準推進農業農村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引導支持力度。如積極推進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農業科技園區、電商產業園、返鄉創業園、特色小鎮或田園綜合體等農業農村發展的載體建設，更好地發揮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輻射帶動作用。
三、堅持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從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種重大政策導向的演變反映了我們黨對加快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認識逐步深化，也順應了新時代工農城鄉關系演變的新特征和新趨勢，這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導向也是一脈相承、互補共促的。十九大報告將“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置于“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之前。這說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一樣，也是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隨著工農、城鄉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不斷增強，城鄉之間的人口、資源和要素流動日趨頻繁，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和資源、要素、產權之間的交叉重組關系日益顯著，城鄉之間日益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格局。越來越多的問題，表現在“三農”，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業和服務業，下同）；
或者表現在城市，根子在“三農”。這些問題，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越來越難以解決，越來越需要創新路徑，通過“頭痛醫腳”的辦法尋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越來越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當務之急和戰略需要。借此，按照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共榮、分工協作、融合互補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那么，如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銜接起來
在當前的發展格局下，盡管中國在政策上仍然鼓勵“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增強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能力”。但農民工進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為主，流向縣城和小城鎮的極其有限。這說明，當前，中國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較強的集聚經濟、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且其就業、增收和其他發展機會更為密集；
至于小城鎮，就總體而言，情況正好與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順應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優質資源、優質要素和發展機會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難以根本扭轉的趨勢。但是，也要看到，這種現象的形成，加劇了區域、城鄉發展失衡問題，給培育城市群功能、優化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關系，以及加強跨區域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礙，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資本和要素下鄉的渠道，不利于發揮城鎮化對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作用。
上述現象的形成，同當前的政府政策導向和資源配置過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傾斜也有很大關系，由此帶動全國城鎮體系結構重心上移。這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產業項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網等重大基礎設施、產權和要素交易市場等重大平臺的布局，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投資分配、獲取承辦重大會展和體育賽事等機會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
二是許多省區強調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不夠是其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致力于打造省會城市經濟圈，努力通過政策和財政金融等資源配置的傾斜，提高省會城市的經濟首位度。這容易強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極化效應，弱化其擴散效應，影響其對“三農”發展輻射帶動能力的提升，制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推進。加之，許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片面追求“攤大餅式擴張”，制約其實現集約型、緊湊式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釋”其對周邊地區和“三農”發展的輻射帶動能力，甚至會擠壓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空間，制約周邊中小城市、小城鎮對“三農”發展輻射帶動能力的成長。
今后，隨著農村人口轉移進城規模的擴大，鄉—城之間通過勞動力就業流動，帶動人口流動和家庭遷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過度強調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重點吸引農村人口轉移，也會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加劇進城農民工或農村轉移人口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困難，容易增加進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與原有市民的矛盾，影響城市甚至城鄉社會的穩定和諧。
因此，應按照統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力度，深化相關改革和制度創新，在引導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約型、緊湊式發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質和創新能力的同時，引導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發揮區域中心城市對區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作用。要結合引導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導周邊衛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功能特色，形成錯位發展、分工協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融合協調、共生共榮的城市群。這不僅有利于優化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提升城市群系統功能和網絡效應；
還有利于推進跨區域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和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王利偉，2017），為城市人才、資本、組織和資源等要素下鄉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進以工哺農、以城帶鄉和城鄉融合互補，增強城市化、城市群對城鄉、區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功能，幫助農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發展的機會，提高農村共享發展水平。實際上，隨著高鐵網、航空網和信息網建設的迅速推進，網絡經濟的去中心化、去層級化特征，也會推動城市空間格局由單極化向多極化和網絡化演進，凸顯發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為更好地增強區域中心城市特別是城市群對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力，要通過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資源分配的傾斜引導，加強鏈接周邊的城際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網絡和關鍵結點、連接線建設，引導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完善競爭合作和協同發展機制，強化分工協作、增強發展特色、加大生態共治，并協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以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為目標導向，推進有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體系創新，著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開放發展、包容發展水平和輻射帶動能力。要加大公共資源分配向農業農村的傾斜力度，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與此同時，通過深化制度創新，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向農村延伸，加強以中心鎮、中心村為結點，城鄉銜接的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網絡建設。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政策創新，以及推進“三農”發展的政策轉型，鼓勵城市企業或涉農龍頭企業同農戶、農民建立覆蓋全程的戰略性伙伴關系，完善利益聯結機制。
（二）積極發揮國家發展規劃對鄉村振興的戰略導向作用
十九大報告要求“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當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正處于緊鑼密鼓的編制過程中，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還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和專項規劃或方案。要結合規劃編制和執行，加強對各級各類規劃的統籌管理和系統銜接，通過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加強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優先支持，鼓勵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在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規劃的過程中，要結合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貫徹中央關于“強化鄉村振興規劃引領”的決策部署，促進城鄉國土空間開發的統籌，注意發揮規劃對統籌城鄉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引領作用，引導鄉村振興優化空間布局，統籌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今后大量游離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鎮很可能趨于萎縮，其發展機會很可能迅速減少。優化鄉村振興的空間布局應該注意這一點。
要注意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在引導農村人口和產業布局適度集中的同時，將中心村、中心鎮、小城鎮和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農業科技園區、電商產業園、返鄉創業園、特色小鎮或田園綜合體等，作為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結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中央政府對鄉村地區的關注逐步實現了由鄉村全域向發展緩慢地區的轉變，通過“鄉村行動區”和“鄉村更新區”等規劃手段干預鄉村地區發展；
同時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鄉村市鎮合力推動鄉村地區發展的局面。鄉村市鎮主要通過鄉村整治規劃和土地占用規劃等手段，推動鄉村地區發展。鄉村整治規劃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代表、專家和居民可共同參與。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但這并不等于說所有鄉、所有村都要實現振興。從法國的經驗可見，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找準重點、瞄準薄弱環節和鼓勵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建設城鄉統一的產權市場、要素市場和公共服務平臺，也應在規則統一、環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鑒政府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思路，通過創新“同等優先”機制，加強對人才和優質資源向農村流動的制度化傾斜支持，緩解市場力量對農村人才和優質資源的“虹吸效應”。
（三）完善農民和農業轉移人口參與發展、培訓提能機制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關鍵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一方面，幫助農村轉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門檻，讓農民獲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穩定、更可持續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權利；
另一方面，增強農民參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能力，促進農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鄉村發展。要以增強農民參與發展能力為導向，完善農民和農業轉移人口培訓提能支撐體系，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的新型職業農民和高素質人口，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產業工人。要結合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注意發揮新型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帶頭人的示范帶動作用，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帶動普通農戶更好地參與現代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要按照需求導向、產業引領、能力本位、實用為重的方向，加強統籌城鄉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建設，通過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等方式，加強對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市民培訓能力建設的支持。要創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導的普惠式培訓與市場主導的特惠式培訓分工協作、優勢互補。鼓勵平臺型企業和市場化培訓機構在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市民培訓中發揮中堅作用。要結合支持創新創業，加強人才實訓基地建設，健全以城帶鄉的農村人力資源保障體系。
（四）加強對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支持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把培育城鄉有機結合、融合互動的產業體系放在突出地位。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發揮城市企業、城市產業對農村企業、農村產業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要結合加強城市群發展規劃，創新財稅、金融、產業、區域等支持政策，引導農村產業融合優化空間布局，強化區域分工協作、發揮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對農村產業融合的引領帶動作用。要創新農村產業融合支持政策，引導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統籌處理服務市民與富裕農民、服務城市與繁榮農村、增強農村發展活力與增加農民收入、推進新型城鎮化與建設美麗鄉村的關系。鼓勵科技人員向科技經紀人和富有創新能力的農村產業融合企業家轉型。注意培育企業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產業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營造產業融合發展帶動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鼓勵商會、行業協會和產業聯盟在推進產業融合發展中增強引領帶動能力。
【篇3】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逐漸從靜止的狀態向開放流動轉變，越來越多的鄉村人才扎根于城市，鄉村空心化的趨勢愈發嚴重。逐漸空心化的鄉村，振興無從談起，人才的流失和緊缺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最大難題。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6月在山東考察時指出“鄉村振興，人才振興是關鍵”。山東省作為教育大省和人才大省，人才流失成為阻礙山東全面發展的絆腳石，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各地市紛紛出臺各種吸引人才回流的措施。山東省J市2018起開始實施鄉村振興助理員計劃，廣泛吸納本土人才，助力鄉村振興發展。本文將以鄉村振興助理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鄉村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在鄉村振興中遇到的困境。
關鍵詞：鄉村振興;人才振興;鄉賢文化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4.035
1鄉村人才振興的重要性和理論依據
1.1鄉村人才振興的重要性
鄉村在我國社會中處于非常重要的位置，“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兩個一百年目標中的過程中，任務最繁重的環節在農村”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農村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戰略中最為關鍵的要素是鄉村的人才振興。鄉村的人才振興要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才隊伍”，人才作為鄉村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對農村的經濟發展和全面振興來說意義重大。鄉村的產業發展靠人才，鄉村的文明建設靠人才，大到國家的繁榮發展，小到鄉村全面振興無不需要人才的引進。當前，農村存在的最大問題便是農村的空心化和老齡化現象比較嚴重，具有生機與活力，在鄉村振興中發揮主體作用的青壯年流向城市。各地為了將鄉村振興戰略真正落到實處，紛紛出臺各種引進人才的政策措施，實現人才的外引與內造相結合，為鄉村產業的振興、文化的振興、生態的振興和組織的振興積聚力量。
1.2鄉賢理論
“鄉賢”一詞最初是指鄉村社會中有作為的官員，或者具有一定影響力，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獲得的榮譽稱號。隨著時代的發展，鄉賢文化的內涵不斷向外延伸。如今人們將具備德行、才華和愿意為故鄉及社會作出貢獻的人稱之為“新鄉賢”。鄉賢曾在基層治理中發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古代有“皇權不下縣”的政治傳統，縣級以下社會治理主要依賴于以鄉賢為代表的地方精英進行管理。黃宗智將這種治理方法概括為“簡約治理”，這種結合了村莊社區和地方精英的治理模式不僅沒有破壞傳統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反而對鄉村的治理秩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在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沉的大背景下，由于國家對村級治理的要求提高，村干部失去了鄉村治理的主動性，進而出現了治理內卷化的問題。我們應該認識到鄉村秩序的動力來源是生活在鄉村中的本土人才。眾多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嵌入型人才”雖然對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如若只是不斷的吸納外來人才，忽視對本土人才或新鄉賢的培養和發掘，就會陷入人才流失的窘境。
2本土鄉賢：鄉村振興助理員
2.1鄉村振興助理員機制的內涵和優勢
為補齊鄉村振興人才缺乏的短板，進一步選優配強鄉村振興的骨干力量，積極引導廣大青年人才投身于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中，不斷夯實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山東省J市探索打通本土青年人才回引的新渠道。自2018年起，J市充分發揮山東作為一個教育大省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以鄉情鄉愁為紐帶，面向社會廣納具有鄉土情懷，熱愛鄉村工作的社會人才，實施鄉村振興助理員計劃。鄉村振興助力員簡單來說就是基層培養的一批有膽識能干事的“儲備村官”。J市各區縣招聘鄉村振興助理的政策文件尤其突出本土屬性，選聘條件的“硬杠杠”是“具有與報考崗位一致的鄉鎮戶籍”，旨在將發掘“本土型人才”與引進“嵌入型人才”融會貫通。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熟人社會是由一個天然的“信任”網絡編織而成，在這樣一個“知根知底”的環境中，陌生人是很難在短期內獲得成員之間的信任，以大學生村官和駐村書記為代表的“嵌入型人才”由于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且因為自身的關系網絡和語言等問題很難融入其中。陳毅在上海金山區關于大學生村官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中發現，“有近兩成的大學生村官在入職后短期內無法實現與村民的正常交流”。尤其是在南方地區，因其方言的種類繁雜，導致大學生村官在開展工作的第一個環節便遭遇了挫折。而鄉村振興助力員憑借著“熟人”的身份，用最短的時間和適應期開展工作。J市L區對鄉村振興助理員的考核也表明“擁有本鎮/村戶籍的人對村情民情了解得更多、更深入、鄉土情結也更濃厚。實踐表明，選聘出來的本村戶籍人員有著更強的責任感與歸屬感，融入村級工作的狀態更加高效良好。”
2.2鄉村振興助理員的人才“引用留”機制
鄉村振興必須要突破人才短缺的制約瓶頸，中國的人才群體非常龐大，關鍵之處在于如何將人才從城市吸引至農村，農村的人才振興關鍵是要“引得進、用得好、留得住”，這三個環節缺一不可，讓人才在鄉村有事可干、有情可托、有利可得，J市鄉村振興助理員計劃創新人才的管理方式，為更好的留住人才打下基礎。
2.2.1引才：突出“本土”屬性
J市各縣區在結合本地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情況的基礎上，設置符合本地的選聘條件，旨在選聘一批高素質人才。在各縣區選聘條件上的共性便是突出本土優勢，吸納戶籍在本地的優秀人才，這是J市實行鄉村振興助理員計劃最大的亮點和獨特之處。與此同時，也積極鼓勵符合條件的村“兩委”干部參加選聘，進而實現內外人才的銜接。
2.2.2用才：鎮（街）干部儲備人才
鄉村振興助理員通常情況下會被納入鎮（街道）村干部的儲備人才庫，進行重點培養。正式黨員一般任工作所在村的黨組織書記助理，非正式黨員任工作所在村的村委會助理，也可根據所在村的實際情況兼任村“兩委”的其他職務。協助做好本村基層黨建、鄉村振興、脫貧攻堅、基層治理等工作。 2.2.3留才：構建良性育才機制
鎮（街道）對鄉村振興助理員進行定期考核，構建良性的育才機制。鼓勵助理員進“兩委”，并對助理員參與學歷進修和公務員招考不設關卡，助理員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提升自己的學歷和能力。區委（縣委）固定出部分事業單位名額用于招錄服務期滿且表現優秀的助理員，旨在打通助理員個人成長的渠道，解決因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勵機制，助理員將自己視為鄉村的“過客”導致服務鄉村的熱情不高的后患之憂。對表現不合格的助理員，選聘單位可與助理員解除勞動合同。
3助理員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
3.1規范基層黨組織建設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的“神經末梢”，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不斷延伸，國家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規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現鄉村振興，做好農村工作，必須要充分發揮好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而廣大農村黨支部面臨著黨員結構老齡化嚴重和組織缺乏活力的問題。鄉村振興助理員擔任服務村級黨組織的書記助理，助理員的到來給基層黨組織帶來了新鮮的血液。他們協助村級黨組織書記規范黨建工作，定期開展三會一課等黨員活動，配合各鎮（街）開展軟弱渙散黨組織的整頓工作，讓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的戰斗堡壘。在疫情防控期間，助理員充分發揮黨員的模范先鋒作用，J市新引進的許多助理員還未到上崗時間，便積極投身于基層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自費印制宣傳單及橫幅，日夜堅守在村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2推動惠農政策落地開花
鄉村振興助理員的工作場所是在鄉村，助理員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即是鎮（街）政府選拔的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之一，同時又是任職鄉村的服務者和管理者，承擔著溝通政府部門與村民的橋梁作用。他們定期前往鎮街政府學習最近的惠農政策，并協助鄉鎮政府實施政策。例如，為了建設美麗新農村，國家在農村開展“改廁工程”，改廁的出發點和目的非常明確，但由于村民已經習慣使用旱廁，所以在政策實施的初期阻力很大，助理員利用自己的“熟人”身份，到對改廁反應比較強烈的村民家中，做溝通工作，助理員利用鄉村天然的“信任網絡”使得農村改廁率達到了90%以上。
3.3帶領群眾實現脫貧致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脫貧攻堅的決戰之年。鄉村振興助理員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和積聚的能力為家鄉的脫貧致富貢獻力量。J市L區的一名助理員，曾在大城市做銷售工作，受父母的影響放棄大城市工作的機會，來到自己所在的家鄉做一名鄉村振興助理員，充分發揮自己的所長幫助村民打通銷售彌胡桃和紅棗的銷路，讓村民不再有后顧之憂。像這樣的助理員在J市不在少數，又如S鎮一直有種植金銀花的傳統，為了更好的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助理員主動提出建議，幫助村民拍攝金銀花采摘節的宣傳片，也有熱愛觀看短視頻直播的助理員自己做起網絡直播，幫助村民銷售金銀花。除此之外，在鄉村振興助理員的帶領下，村民更愿意配合扶貧小組的工作，早日實現脫真貧、真脫貧，打通鄉村振興的最后一公里。
3.4加強鄉村文明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源泉活水，鄉村振興若沒有文化作支撐，那么就會變成一個規劃整齊，毫無生氣的軀殼。原有的鄉土文化需要有人去復興，更需要有人去建設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文化。J市L區的鄉村振興助理員充分利用自己的專長，秉持著“家有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的原則，打造“五點半課堂”，為更多的兒童打造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復興農村教育，培養更多的青年人才。除此之外，諸多鄉鎮為增進鄰里感情，舉辦“廣場舞原創大賽”，評選文明家庭與文明個人，充分調動村民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的積極性，弘揚文明新風，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4鄉村振興助理員面臨的困境及不足
4.1人才截留問題
“權小責大，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責任重于泰山，權力輕于鴻毛”是基層干部工作的真實寫照。國家制定的“三農”惠農政策都需要借助鎮（街）政府來實施，但是由于鎮政府的編制是有限的，開展工作經常會出現人手不足的尷尬情況。肖唐鏢指出“表面上看起來鄉鎮人滿為患，但實際上各種各樣的中心工作一波接一波，自上而下有很多的檢查評比需要考核，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部分縣區出現將本應駐村的鄉村振興助理員截留在鎮政府。他們通常會被分配到黨政辦，抑或者組宣辦這些比較繁忙的部分，整日與文字材料打交道，失去了接觸村民的機會，以至于當助理員臨時下村開展工作時處于很尷尬的境地。缺少了深入了解群眾，大展身手的平臺，那么助理員也就失去了其設置的合理性。
4.2自治與他治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農村基層民主制度，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對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村民通過村民大會定期選舉出有影響力值得群眾信任的，作為本村的領軍人物。鄉村振興助理員作為鎮（街）政府派出的協助村“兩委”進行鄉村振興建設的主力軍，但是進駐村莊的助理員沒有實權，因而與村兩委成員關于如何治理鄉村的問題上產生不同意見時，只能等兩委成員發生思想轉變時再實施。抑或者村干部認為年輕人想法多，富有朝氣，便完全撒手讓助理員來管理村莊。在治理村莊，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上，村兩委成員與助理員的作用同樣重要。村兩委成員因為長期生活在群眾之間，對村情村況非常熟悉，應該充分發揮其在這方面的作用。年輕的助理員在外接觸到很多新鮮的事物，視野開闊，但是其對“三農”問題和村莊的實際情況仍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和經驗，因而走鄉村善治之路，必須要處理好村委會成員與助理員的關系。
5結束語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而鄉村振興戰略正是破解我國“三農”問題的金鑰匙。人才振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和突破口，更為重要的是本土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回流。山東省J市實施的鄉村振興助理員計劃，尤其強調人才的本土屬性，源于本土人才出生于鄉村，有著更加濃厚的鄉土情結，對鄉村振興，復興家鄉的愿望更加強烈，同時對腳下土地更為熟悉，與群眾的感情更為深厚，這一優勢可以避免助理員淪為鄉村的“過客”，增強了其服務家鄉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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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任務。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我們勾畫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偉藍圖，并專門進行了重大決策部署。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做好的8項重點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是一盤大棋，要把這盤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學理解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導向，對于更好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意義。自黨的十九大以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為解讀性或表態性文章。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相關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韓俊(2018)、張曉山(2018)、葉興慶(2018)、張天佐(2018)、姜長云(2018)等。有些文章開始關注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導向，如張合成(2017)。但就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仍然亟待加強。本文認為，推進鄉村振興的重大戰略導向，主要包括3個方面，即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
一、堅持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以下簡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6項主要任務之一，盡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的范圍實際上超出經濟工作，但推動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應該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導向之一。仔細研讀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內容，不難發現這實際上也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質量發展的思想。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堅持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怎樣實現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
第一，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在順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要求。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質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對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有多大實質性的貢獻，對于緩解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三農”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有多大實際作用。比如，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社會需求結構加快升級，呈現個性化、多樣化、優質化、綠色化迅速推進的趨勢。這要求農業和農村產業發展順應需求結構升級的趨勢，增強供給適應需求甚至創造需求、引導需求的能力。與此同時，對農村產業發展在繼續重視“生產功能”的同時，要求更加重視其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將重視產業發展的資源環境和社會影響，同激發其科教、文化、休閑娛樂、環境景觀甚至體驗功能結合起來。尤其是隨著“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為社會的主流消費群體，產業發展的生活、生態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視。以農業為例，要求農業在“賣產品”的同時，更加重視“賣風景”、“賣溫情”、“賣文化”、“賣體驗”，增加對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來，電子商務的發展日益引起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鏈接和匹配功能，能夠改善居民的消費體驗、增進消費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間的互聯性，而體驗、便利、互聯正在成為實現社會消費需求結構升級和消費擴張的重要動力，尤其為邊角化、長尾性、小眾化市場增進供求銜接和實現規模經濟提供了新的路徑。
第二，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在貫徹新發展理念，突出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是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即增加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增強供給體系對需求體系和需求結構變化的動態適應和反應能力。當然，這里的有效供給包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這里的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和競爭力，首先表現為提升農業和農村產業發展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
除此之外，還表現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方面面，體現這些方面的協同性、關聯性和整體性。解決好“三農”問題之所以要被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歸根到底是因為它是一個具有競爭弱勢特征的復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矯正市場失靈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旨在解決好“三農”問題，重塑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因此，要科學區分“三農”問題形成演變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借此，將支持農民發揮主體作用、提升農村人力資本質量與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并有效激發工商資本、科技人才、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結合起來，通過完善農村發展要素結構、組織結構、布局結構的升級機制，更好地提升鄉村振興的質量、效率和競爭力。
第三，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為協調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系。在十九大報告和新版《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鄉村振興戰略與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鎮化戰略未被列入要堅定實施的7大戰略，這并不等于說推進新型城鎮化不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之所以這樣，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1)城鎮化是自然歷史過程。雖然推進新型城鎮化也需要“緊緊圍繞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也需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但城鎮化更是“我國發展必然要遇到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須“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而實施上述7大戰略則與此有明顯不同，更需要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甚至優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則，更容易出現比較大的問題，甚至走向其反面。(2)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貫穿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雖然推進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后，中國城鎮化將逐步進入飽和階段，屆時城鎮化率提高的步伐將明顯放緩，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流動將由鄉—城單向流動為主轉為鄉—城流動、城—城流動并存，甚至城—鄉流動的人口規模也會明顯增大。屆時，城鎮化的戰略和政策將會面臨重大階段性轉型，甚至逆城鎮化趨勢也將會明顯增強(張天佐，2018;
王利偉，2017)。至于怎樣科學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系?本文認為，關鍵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一問題將留待后文專門分析。
第四，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體現為科學處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推進農業農村政策轉型的關系，做好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大文章。關于這個問題，后文也將專門分析。
鄉村振興的高質量發展，最終體現為統籌推進增進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要求“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如果做到這一點，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十九大報告突出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高度重視“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為增進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環節。注意增進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價值所在。當然也要看到，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農民發揮主體作用往往面臨觀念、能力和社會資本等局限。因此，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鼓勵社會力量和工商資本帶動農民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增強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對于提升鄉村振興質量至關重要。
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能力，有許多國際經驗可供借鑒。如在美國、歐盟和日、韓等國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農民培訓、優化農業農村經營環境，并有利于增加農村就業創業機會。2014年美國《新農業法案》將支持中小規模農戶和新農戶發展作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專門支持初始農牧場主創業，為其提供直接貸款、貸款擔保和保險優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職業農民。該法案增加農產品市場開發補助金，明確優先支持經驗豐富的農牧場主，優先支持最能為某些經營者或農牧場主創造市場機會的項目;
鼓勵優化農村經濟環境，在農村地區提高經商創業效率、創造就業機會并推進創新發展。2000年以來，歐盟的農村發展政策將培養青年農民、加強職業培訓、推動老年農民提前退休、強化農場服務支持等作為重要措施。為解決農村人口外遷特別是青年勞動力外流問題，歐盟注意改善農民獲得服務和發展機會的渠道，培育農村企業家，以確保農村區域和社區對居民生活、就業有吸引力。2014年歐盟農業政策改革通過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掛鉤支持青年農民和小農戶;
采取重組和更新農場等措施，為青年農民提供創業援助，建立農場咨詢服務系統和培訓、創新項目等。后文強調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導向，為此必須把推進農民優先提升技能作為戰略支撐，借此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合格市民，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合適的勞動力和農村居民。
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從根本上是因為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三農”發展不充分，是當前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現。此外，還是因為“三農”發展對促進社會穩定和諧、調節收入分配、優化城鄉關系、增強經濟社會活力和就業吸納能力及抗風險能力等，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具有較強的公共品屬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三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競爭弱勢特征，容易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因此，需要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優先支持農業農村發展，解決好市場失靈問題。鑒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方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應該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背景下，面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的形勢，“各國日益相互依存、命運與共，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楊潔篪，2017)。相對于全球，國內發展、城鄉之間更是命運共同體，更需要“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面對國內工農發展、城鄉發展失衡的狀況，用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三農”工作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更應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差距過大導致社會斷裂，增進社會穩定和諧。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原則，要求“把實現鄉村振興作為全黨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做到認識統一、步調一致，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短板”。該文件在第12部分還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提高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大意義的認識，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體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進一步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工業農業一起抓、堅持城市農村一起抓，并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這為我們提供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路線圖和“定盤星”。那么，在實踐中如何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本文認為，可借鑒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支持中小企業的思路，同等優先地加強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支持。具體地說，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優先加快推進農業農村市場化改革
《國務院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國發〔2016〕34號)提出，“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市場機制高效運行的重要基礎”，“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要“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為此，要通過強化公平競爭的理念和社會氛圍，以及切實有效的反壟斷措施，完善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機制有效運轉;
也要注意科學處理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系，積極促進產業政策由選擇性向功能性轉型，并將產業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場失靈領域(王一鳴，2018)。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也應注意這一點。
為此，要通過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積極營造有利于“三農”發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環境，引導各類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公平競爭，成為富有活力和競爭力的鄉村振興參與者，甚至鄉村振興的“領頭雁”。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加快推進農業農村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結合發揮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變農業農村發展中部分領域改革嚴重滯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轉型升級的問題。如在依法保護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護土地經營權?目前，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對平等保護土地經營權重視不夠，加大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困難和風險，也影響了其對鄉村振興帶動能力的提升。近年來，部分地區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改革創新，初步取得了積極效果。但隨著“三變”改革的推進，如何加強相關產權和要素流轉平臺建設，完善其運行機制，促進其轉型升級，亟待后續改革加力跟進。
(二)加快創新相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制，優先支持優化農業農村發展環境
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則，清除不適應形勢變化、影響鄉村振興的制度和環境障礙，可以降低“三農”發展的成本和風險，也有利于促進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如近年來雖然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積極推進，但實際惠及面仍然有限，嚴重影響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導致大量宅基地閑置浪費，也加大了農村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建設美麗鄉村的困難，制約農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為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開了題”，明確“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應該說，這方面的政策創新較之前前進了一大步。但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于現實需求，導致宅基地流轉限制過多、宅基地財產價值難以顯性化、農民房屋財產權難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閑置浪費嚴重等問題日趨凸顯，也加大了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用地困難(劉守英，2018)。類似改革仍待進一步擴圍提速或延伸推進。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匯聚全社會力量，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勵城市專業人才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兩會”期間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臺上大施拳腳”，“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進”。但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和農房產權制度改革滯后，不僅僅是給盤活閑置宅基地和農房增加了困難，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鄉”甚至農村人才“跨社區”居住特別是定居的困難，不利于緩解鄉村振興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農業農村產業更好地對接城鄉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需求擴張。在部分城郊地區或發達的農村地區，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資源豐厚的普通鄉村地區，適度擴大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范圍，鼓勵試點地區加快探索和創新宅基地“三權分置”辦法，尤其是適度擴大農村宅基地、農房使用權流轉范圍，有條件地進一步向熱心參與鄉村振興的非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開放農村宅基地或農房流轉、租賃市場。這對于吸引城市或異地人才、帶動城市或異地資源/要素參與鄉村振興，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其意義遠遠超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問題，并且已經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而是應該積極穩健地“鼓勵大膽探索”的事情。建議允許這些地區在保護農民基本居住權和“不得違規違法買賣宅基地，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的基礎上，通過推進宅基地使用權資本化等方式，引導農民有償轉讓富余的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允許城鄉居民包括“下鄉”居住或參與鄉村振興的城市居民有償獲得農民轉讓的富余或閑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國的經驗值得參考，詳見案例1。
案例1：從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鄉村多元產業的發展和鄉村多元價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內的部分人口回鄉就業創業，一些追求鄉村生活的城市人開始在鄉村地區定居，促進了鄉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國注重通過政策、法律和規劃手段，促進土地整理、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改善、支持鄉村舊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設等，滿足都市區居民到鄉村休憩甚至定居對“二套房”的需求。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山區等文化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以及臨近大都市的鄉村地區。1990年，在法國鄉村地區的居民結構中，農民、自由職業者和企業主、中高層管理人員、雇員和個人、退休農民、非農民退休人員分別占9.9%、6.9%和14.9%、27.6%、11.1%、29.6%，占比分別較1962年下降23.9個、1.9個和增加11.0個、2.6個、4.0個、8.2個百分點。在去法國鄉村地區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達23.1%，較1961年提高14.2個百分點(湯爽爽、馮建喜，2017)。
近年來，許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迅速發展，對于加快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迅速凸顯。但相關政策和監管規則創新不足，成為妨礙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部分地區對新興產業發展支持力度過大、過猛，也給農業農村產業發展帶來新的不公平競爭和不可持續發展問題。此外，部分新興產業“先下手為強”、“贏者通吃”帶來的新壟斷問題，加劇了收入分配和發展機會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導完善這些新興產業的監管規則，創新和優化對新經濟壟斷現象的治理方式，防止農民在參與新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分享利益的邊緣人，分擔成本、風險的核心層”。
此外，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要以支持融資、培訓、營銷平臺和技術、信息服務等環境建設，鼓勵包容發展、創新能力成長和組織結構優化等為重點，將優化“三農”發展的公共服務和政策環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對而言，由于鄉村人口和經濟密度低、基礎設施條件差，加之多數農村企業整合資源、集成要素和壟斷市場的能力弱，面向“三農”發展的服務體系建設往往難以繞開交易成本高的困擾。因此，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應把加強和優化面向“三農”的服務體系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包括優化提升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對市場化或非營利性服務組織的支持，完善相關體制機制。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還應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強化政府對“三農”發展的“兜底”作用，并將其作為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國家推動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快建立多層次農業保險體系等，都有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準推進農業農村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大引導支持力度。如積極推進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農業科技園區、電商產業園、返鄉創業園、特色小鎮或田園綜合體等農業農村發展的載體建設，更好地發揮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輻射帶動作用。
三、堅持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從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種重大政策導向的演變反映了我們黨對加快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認識逐步深化，也順應了新時代工農城鄉關系演變的新特征和新趨勢，這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導向也是一脈相承、互補共促的。十九大報告將“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置于“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之前。這說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同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一樣，也是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來，隨著工農、城鄉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不斷增強，城鄉之間的人口、資源和要素流動日趨頻繁，產業之間的融合滲透和資源、要素、產權之間的交叉重組關系日益顯著，城鄉之間日益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發展格局。越來越多的問題，表現在“三農”，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業和服務業，下同);
或者表現在城市，根子在“三農”。這些問題，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越來越難以解決，越來越需要創新路徑，通過“頭痛醫腳”的辦法尋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越來越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當務之急和戰略需要。借此，按照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共榮、分工協作、融合互補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那么，如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銜接起來
在當前的發展格局下，盡管中國在政策上仍然鼓勵“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增強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能力”。但農民工進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為主，流向縣城和小城鎮的極其有限。這說明，當前，中國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較強的集聚經濟、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且其就業、增收和其他發展機會更為密集;
至于小城鎮，就總體而言，情況正好與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順應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優質資源、優質要素和發展機會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難以根本扭轉的趨勢。但是，也要看到，這種現象的形成，加劇了區域、城鄉發展失衡問題，給培育城市群功能、優化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關系，以及加強跨區域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礙，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資本和要素下鄉的渠道，不利于發揮城鎮化對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作用。
上述現象的形成，同當前的政府政策導向和資源配置過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傾斜也有很大關系，由此帶動全國城鎮體系結構重心上移。這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產業項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網等重大基礎設施、產權和要素交易市場等重大平臺的布局，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投資分配、獲取承辦重大會展和體育賽事等機會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
二是許多省區強調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不夠是其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致力于打造省會城市經濟圈，努力通過政策和財政金融等資源配置的傾斜，提高省會城市的經濟首位度。這容易強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極化效應，弱化其擴散效應，影響其對“三農”發展輻射帶動能力的提升，制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推進。加之，許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片面追求“攤大餅式擴張”，制約其實現集約型、緊湊式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釋”其對周邊地區和“三農”發展的輻射帶動能力，甚至會擠壓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空間，制約周邊中小城市、小城鎮對“三農”發展輻射帶動能力的成長。
今后，隨著農村人口轉移進城規模的擴大，鄉—城之間通過勞動力就業流動，帶動人口流動和家庭遷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過度強調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重點吸引農村人口轉移，也會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價和生活成本，加劇進城農民工或農村轉移人口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困難，容易增加進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與原有市民的矛盾，影響城市甚至城鄉社會的穩定和諧。
因此，應按照統籌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加大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力度，深化相關改革和制度創新，在引導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約型、緊湊式發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質和創新能力的同時，引導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發揮區域中心城市對區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作用。要結合引導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導周邊衛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功能特色，形成錯位發展、分工協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融合協調、共生共榮的城市群。這不僅有利于優化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提升城市群系統功能和網絡效應;
還有利于推進跨區域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和生態環境綜合整治(王利偉，2017)，為城市人才、資本、組織和資源等要素下鄉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進以工哺農、以城帶鄉和城鄉融合互補，增強城市化、城市群對城鄉、區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功能，幫助農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發展的機會，提高農村共享發展水平。實際上，隨著高鐵網、航空網和信息網建設的迅速推進，網絡經濟的去中心化、去層級化特征，也會推動城市空間格局由單極化向多極化和網絡化演進，凸顯發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為更好地增強區域中心城市特別是城市群對鄉村振興的輻射帶動力，要通過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資源分配的傾斜引導，加強鏈接周邊的城際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網絡和關鍵結點、連接線建設，引導城市群內部不同城市之間完善競爭合作和協同發展機制，強化分工協作、增強發展特色、加大生態共治，并協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以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為目標導向，推進有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體系創新，著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開放發展、包容發展水平和輻射帶動能力。要加大公共資源分配向農業農村的傾斜力度，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與此同時，通過深化制度創新，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向農村延伸，加強以中心鎮、中心村為結點，城鄉銜接的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網絡建設。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政策創新，以及推進“三農”發展的政策轉型，鼓勵城市企業或涉農龍頭企業同農戶、農民建立覆蓋全程的戰略性伙伴關系，完善利益聯結機制。
(二)積極發揮國家發展規劃對鄉村振興的戰略導向作用
十九大報告要求“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當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正處于緊鑼密鼓的編制過程中，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還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和專項規劃或方案。要結合規劃編制和執行，加強對各級各類規劃的統籌管理和系統銜接，通過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加強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優先支持，鼓勵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在編制和實施鄉村振興規劃的過程中，要結合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貫徹中央關于“強化鄉村振興規劃引領”的決策部署，促進城鄉國土空間開發的統籌，注意發揮規劃對統籌城鄉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引領作用，引導鄉村振興優化空間布局，統籌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今后大量游離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鎮很可能趨于萎縮，其發展機會很可能迅速減少。優化鄉村振興的空間布局應該注意這一點。
要注意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在引導農村人口和產業布局適度集中的同時，將中心村、中心鎮、小城鎮和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農業科技園區、電商產業園、返鄉創業園、特色小鎮或田園綜合體等，作為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結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中央政府對鄉村地區的關注逐步實現了由鄉村全域向發展緩慢地區的轉變，通過“鄉村行動區”和“鄉村更新區”等規劃手段干預鄉村地區發展;
同時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鄉村市鎮合力推動鄉村地區發展的局面。鄉村市鎮主要通過鄉村整治規劃和土地占用規劃等手段，推動鄉村地區發展。鄉村整治規劃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代表、專家和居民可共同參與。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但這并不等于說所有鄉、所有村都要實現振興。從法國的經驗可見，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找準重點、瞄準薄弱環節和鼓勵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都是至關重要的。此外，建設城鄉統一的產權市場、要素市場和公共服務平臺，也應在規則統一、環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鑒政府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思路，通過創新“同等優先”機制，加強對人才和優質資源向農村流動的制度化傾斜支持，緩解市場力量對農村人才和優質資源的“虹吸效應”。
(三)完善農民和農業轉移人口參與發展、培訓提能機制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關鍵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一方面，幫助農村轉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門檻，讓農民獲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穩定、更可持續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權利;
另一方面，增強農民參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能力，促進農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鄉村發展。要以增強農民參與發展能力為導向，完善農民和農業轉移人口培訓提能支撐體系，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的新型職業農民和高素質人口，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產業工人。要結合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注意發揮新型經營主體、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帶頭人的示范帶動作用，促進新型職業農民成長，帶動普通農戶更好地參與現代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要按照需求導向、產業引領、能力本位、實用為重的方向，加強統籌城鄉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建設，通過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等方式，加強對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市民培訓能力建設的支持。要創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導的普惠式培訓與市場主導的特惠式培訓分工協作、優勢互補。鼓勵平臺型企業和市場化培訓機構在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市民培訓中發揮中堅作用。要結合支持創新創業，加強人才實訓基地建設，健全以城帶鄉的農村人力資源保障體系。
(四)加強對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支持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把培育城鄉有機結合、融合互動的產業體系放在突出地位。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發揮城市企業、城市產業對農村企業、農村產業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要結合加強城市群發展規劃，創新財稅、金融、產業、區域等支持政策，引導農村產業融合優化空間布局，強化區域分工協作、發揮城市群和區域中心城市對農村產業融合的引領帶動作用。要創新農村產業融合支持政策，引導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統籌處理服務市民與富裕農民、服務城市與繁榮農村、增強農村發展活力與增加農民收入、推進新型城鎮化與建設美麗鄉村的關系。鼓勵科技人員向科技經紀人和富有創新能力的農村產業融合企業家轉型。注意培育企業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產業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營造產業融合發展帶動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鼓勵商會、行業協會和產業聯盟在推進產業融合發展中增強引領帶動能力。
【篇5】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在市委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陳敏爾書記提出鄉村文化振興要在“鑄魂強根”上精準發力。對于鄉村文化振興，我深有體會。
有了精氣神，才有真干勁。鄉村振興既要看村民們的錢袋子鼓不鼓，更要看精氣神足不足。2013年8月，我開始任榮昌區安富街道通安村黨總支書記。進村之初，我帶領村民們每月開展“通安大講堂”，讓他們自己談村里的大事、議村里的大事、定村里的大事;開展“五星級文明戶評選”，以好家風帶動好鄉風;每周開展“送文化進院壩”，讓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覆蓋全村;開放有4000余冊書籍的“農家書屋”，組織志愿者團隊開展“小樹苗”工程，幫助留守老人、婦女收糧食，輔導留守兒童做作業;和村民一起制定紅白喜事公約，倡導文明鄉風……剛開始，村民們對這些活動不理解、不認同，甚至說“差不多就行了，做這些難道還掙得到金子。”我一邊聽著，一邊干著，短短半年，通安村就變了，村容整潔、村風文明、社會和諧，成為遠近聞名的先進村，村民們從“不買賬”到主動參與，做事更起勁了，產業發展推進起來也順暢多了。
鄉風和煦，才能百業振興。參加鄉村振興報告團，更加堅定了我要在鄉村好好干事創業的信心和決心。下一步，我要在全村繼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以文化高質量發展推動鄉村振興。一是組織實施“美麗鄉村·通達陶都”基層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創新示范點建設，將黨建、紀檢、宣傳思想文化建設等內容融入其中，大力開展黨的方針政策宣講。二是提升農民文明素養，持續開展好媳婦、好兒女、好公婆等評選表彰活動，培育優良家風、文明鄉風;培育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舉辦“夢想課堂”專題培訓，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管理中涵養現代文明素質。三是保護和發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帶領村民們充分發掘通安村“陶文化”底蘊，傳承農耕文明精髓，培養鄉村文化自信;依托宋窯、劉家拱橋兩個制窯遺址，精心打造集陶藝制作、陶藝體驗、陶文化傳播為一體的“特色民宿”陶藝村。
鄉村文化振興，需要廣大鄉村黨員干部和群眾共同努力奮斗，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支持和幫助。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一定會讓農民群眾生活富起來，環境美起來，精神樂起來，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精神激勵、智慧支持和道德滋養!
【篇6】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大家知道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而且也把這個戰略寫進了《黨章》(修正案)。十九大報告在第五部分的第三條專門講了“鄉村振興”戰略。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在第六部分和第九部分也做了一些農村的安排和要求。所以，我們要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報告，既要學好第五部分的第三條，還要學好其他有關的章節和內容。
我將借這個機會，就學習領會十九大精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個話題，給大家談五點體會和思考。
第一，時代背景。也就是說，為什么這個時候要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大家知道，十九大提出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轉化，對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從供給來看，過去我們主要是關注數量，現在更加注重質量，過去主要是保供給，現在還要保安全。
再比方說，從農業和農村產業發展來看，過去主要是強調農業的生產，農業的產業發展，現在我們既要做好農業的發展，同時還要圍繞著農業做好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從過去的一產到現在的三產融合發展。這也提出來新的要求，特別是要求提質增效。
第三個方面，從農村的生態環境來說，過去我們要搞好農村生態環境，主要是改善農村的生產條件和農民的生活條件，讓農民宜居、宜業。現在我們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發展還要能夠吸引城里人到農村休閑、渡假、投資、興業。
第四個就是從農民的收入來看，過去我們講增加農民收入，主要是要滿足農民的衣、食、行的要求。現在我們不僅要滿足這些要求，還要滿足農民的就學、養老、居住等一些新的要求。
總體來看，新時代人們對生活需要的要求也對我們的農業、農村、農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這個主要矛盾轉化的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我們農業、農村、農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不平衡、不充分。
從不平衡來看有三個問題，城鄉的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不平衡，比如現在城鄉差距還有2.7：1，這個數據和世界銀行講的世界的平均經驗數據2.5：1還有一定的差距。大家知道，我們的城鄉收入差距的分配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給我們提供新的判斷。如果考慮到計算方法的不同和我們實際計算的一些項的漏項，學者的判斷現在的城鄉收入差距在4.5：1。
第二個不平衡，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不平衡。從水、電、路、房和教育、文化、社保、醫療這八個方面，我們從感受上就能看出來差距。我們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第三個不平衡，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比如東部地區一些城市郊區出現了一些十億元村，百億元村，有些地區還很貧困，還有空客村和貧困村。
不充分也有三個表現。一，農業發展的基礎依然薄弱。我們從“三力”來看，綜合生產能力，土地資源透支，生態環境超載，雙重約束壓力很大。二，資源利用的不平衡，農業、秸稈還存在大量的不能充分利用，這個秸稈的不能充分利用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等于丟了一半農業。三，農業基礎不平衡，就是持續發展能力，防災、減災、抗災，遇到災害還是沒有辦法，馬上就下去了。
所以，不論從農業的生產能力、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力，還是由27%的農業勞動人口支撐著不到9%的農業生產值來看，我們的基礎依然薄弱。
第二個不充分，資源利用不充分，剛才我講了，土地、勞動、資源利用不充分。
第三個不充分，在其他方面還有很多不充分，比方說我們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們講農業投入主要是看渠道，另外農民增收，現在主要靠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比重還很低，農民增收困難，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這也是我們增收不充分的原因。
這樣看來新時代主要矛盾轉化，一方面是對我們的農業農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從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凸顯了我們農業、農村發展的突出矛盾。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一方面是目標導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給我們的“三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問題導向，我們農業、農村、農民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發展尤其突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我講的第一點，時代背景。
第二，歷史方位。我們怎么看待這個戰略?這個戰略是在什么時候提出來的呢?是在決勝全面小康社會，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這樣一個歷史交匯期提出來的，我們就從這兩個角度去解讀。
一，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決勝期來看，可以說“鄉村振興”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有繼承和發展的關系。2005年我們提出新農村建設，講了五句話20個字，這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也講了五句話20個字，這五句話我們對比一下，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從村榮整潔到生態宜居，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從生活寬裕到生活富裕，在內容、內涵上都有提升，都有轉變。同時，鄉村文明的內涵要求也不一樣。也就是說，通過對比我們會發現，“鄉村振興”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在決勝全面小康的時期它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二，從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新征程這個角度來看。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我們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鄉村振興”。這個戰略部署實際上是在我們開啟新征程的時候新時期的“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它不僅是一場經濟社會的變革，而且是一次文化、生態的復興。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它的目標導向就是按照現代化的要求，讓農業成為有希望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希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美麗的家園，也就是“鄉村振興”戰略是面向現代化的戰略部署。
第三，總體要求。這個總體要求我們看十九大報告，從原則上來提“鄉村振興”，我看有這樣六條。
第一條，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這句話的含義是什么呢?就是在“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我們要以“八個明確”、“十四個堅持”為行動指南。
第二條，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也要樹立和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就是說要通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來實現“鄉村振興”。
第三條，行動舉措、戰略安排的五句話20個字，實際上都體現了“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所以，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也要統籌推進這五個建設。
第四條，堅持兩個優先，這次特別強調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第五條，要強化兩個保障。“鄉村振興”需要有體制機制創新，需要有政策體系的調整和完善，就是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第六條，加快兩個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第四，主要任務。這個主要任務就是這五句話20個字，我簡單說一下。
一，產業興旺。它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個要求。我們要實現產業興旺，還是要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村發展新動能為主線。那么，以提高質量效益競爭力為方向，我們主要關注這樣四個事，或者四個問題。
1.糧食安全要確保。這個確保主要要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就是藏糧于地、藏糧于技。
2.處理好農業這個產業的發展問題，還是要通過調結構，促進農業提質增效。
3.促進農業產業發展的問題，促進一二三產的融合發展。
4.處理好規模經營主體的發展與小農戶之間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要完善利益完善機制，讓小農戶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平等參與戰略之路。
“鄉村振興”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生態宜居，我個人理解是兩方面。一個是生態，一個是宜居，良好的生態，宜居的環境，是我們農村留住人，吸引人的重要方面。我個人想是不是要促進三個轉變，完成三個任務。三個轉變，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二，發展方式要轉變。要構建五谷豐登，百業興旺，綠色循環的這樣一個生態體系。第三，發展模式要轉變。這是三個轉變，轉變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轉變發展模式。
四個任務。第一，治理突出環境污染問題。很多地方土壤污染了，水源污染了，大氣污染了要治理，我們出臺了三個十條，“土十條”“水十條”“氣十條”。出臺了三個規劃。第二，把生態環境保護好和修復好，要依照尊重自然、修復自然的方式修復。第三，建立多元化甚至是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機制。第四，發展生態農業和綠色產業，這是生態宜居。
第三個任務就是鄉風文明。鄉風文明就是“鄉村振興”過程中，既要富口袋，還要富腦袋，我們要加強對農民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弘揚傳統文化，把很多文化遺產保護起來，特別是李司長原來講的三古，古村落、古建筑，古村寨，要保護好。還有把文化設施和文化體系搞好，文化建設鄉村文明沒有基礎設施、沒有公共服務體系也不行，治理有效，這里既要治理，還要有效。
我們要加強農業農村的基礎工作，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還要加強基礎工作，這個基礎規律既有農村發展的基礎，也有執政體系的基礎。第二，建成農村治理體系，這次我們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第三，要培養造就三農工作體系隊伍，我們提的叫“一懂兩愛”，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這樣的隊伍造就出來，實現鄉風文明。同時，要挖掘傳統文化。最后，生活富裕，還是要增加農民收入。要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搞好，這本身既是富裕的內容，也是富裕的表現。建設美麗鄉村，就是村容整潔的問題，比如垃圾、污水，如實施三年的“廁所革命”。
最后，政策措施，或者叫體制和舉措。整個十九大報告里面，400個字講了六條政策舉措，我概括為叫三個制度，三個體系。
三個制度就是土地制度，強調承包關系要穩定，強調三權分置，這是農地。同時，還要對建設用地的三塊地，征地、宅基地、基建地進行改革，實際上是要解決農業農村發展振興問題。二是經營制度，既包括經營主體的培育，經營方式的創新，處理好小農與農業現代化的銜接這些內容。三是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改革上我們寫了三句話非常重要，第一句話講內容，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第二句話，切實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另一方面，壯大集體經濟。這件事涉及兩個主體，一個是集體，一個是農民。
三個體系。第一，產業體系，產業生產運營體系。第二，服務體系。第三，治理體系。我結合學習十九大精神，圍繞“鄉村振興”戰略談五點體會和思考，簡單來說就是時代背景，既有要求，又凸顯了矛盾和問題，所以既必要，又緊迫。第二，歷史方位，既是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又是面向現代化的戰略部署。第三，總體要求，就是六條。第四，主要任務，五個任務。第五，政策舉措，也是六條。
【篇7】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鄉村振興戰略在價值、制度及組織三個維度上的創新是新時代的產物。價值維度上的創新是根本方向，制度維度上的創新是重要保證，組織維度上的創新是強勁支撐。這些創新耦合形成鄉村振興發展的不竭動力，將日益推動鄉村振興由藍圖走向現實。
繼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出全面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我們黨對多年“三農”工作的繼承與創新，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正在形成。鄉村振興戰略的創新之處可以從價值、制度、組織三個維度來認識，意義重大。
價值維度上的創新
明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文件指出，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明確鄉村全面振興的目標。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明確鄉村振興的長遠目標。鄉村振興是黨和國家的大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文件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安排，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三個階段性目標任務作了部署。分別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
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制度維度上的創新
高起點。與新農村建設不同，鄉村振興戰略首先從國家層面制定戰略規劃。《規劃》通過與文件對表對標，分別明確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2022年召開黨的二十大時的目標任務，細化實化工作重點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等，指導各地區各部門分類有序推進鄉村振興。在此基礎上，各地區各部門要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和專項規劃或方案;
加強各類規劃的統籌管理和系統銜接，形成城鄉融合、區域一體、多規合一的規劃體系。
高標準。鄉村振興，法制法規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緊研究制定鄉村振興法，把鄉村振興政策法定化。多年來，特別是2005年新農村建設以來，中國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時各地方可以從本地鄉村實際需要出發，制定促進鄉村振興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為鄉村振興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把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傳統、要求、政策等以黨內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確保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這意味黨對“三農”的領導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質量。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旨在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全方位高質量地服務于鄉村振興。其中，若干制度創新值得關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
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上述舉措旨在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管理辦法，建立高標準農田建設等新增耕地指標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機制，將所得收益通過支出預算全部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一創新性政策舉措改變了以往增減掛鉤、占補平衡均取之于鄉、用之于城的做法，通過跨省域調節，可以大大提高節余指標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農村。創新培訓機制，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龍頭企業等主體承擔培訓;
建立縣域專業人才統籌使用制度;
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到鄉村和企業掛職、兼職和離崗創新創業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經營性農技推廣融合發展機制，這些制度創新有助于構建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農業經營者隊伍。
組織維度上的創新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打造一支新時代“三農”工作干部隊伍。實施鄉村振興，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保證。為此，文件強調健全黨委統一領導、政府負責、黨委農村工作部門統籌協調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建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領導責任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黨政一把手是第一責任人，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縣委書記要當好鄉村振興的“一線”總指揮。按照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要求，打造新時代的“三農”工作干部隊伍。
懲治“微腐敗”，打造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管黨治黨，從基層黨組織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處力度。嚴厲整治惠農補貼、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侵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扎實推進抓黨建促鄉村振興，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組織力;
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創新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持續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穩妥有序開展不合格黨員處置工作，著力引導農村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加快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農業經營者隊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場、手工作坊、鄉村車間，鼓勵在鄉村地區興辦環境友好型企業，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提供更多就業崗位。上述經營主體及農業企業、家庭農場主、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農業經營者的骨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須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文件指出，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戶，積極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中國現有兩億多小規模兼業農戶，多數年齡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婦女。現階段的迫切之舉，是采取針對性措施，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使之分享到現代農業發展紅利。
壯大農業龍頭企業和行業組織，帶領中國農業“走出去”。文件提出，積極支持農業走出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糧商和農業企業集團。農業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能夠引導小農戶參與系統內的分工協作，使農民由傳統的農業生產者向具有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投資意識、風險意識的現代產業工人或農業企業家轉變，從而解決土地配置細碎化、生產經營分散化問題，整體提升農業的產業層級和質量效益。農產品行業協會是由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大戶以及相關科研、教學和其他組織、個人參加，為維護和增進全體會員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礎上依法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組織。農產品行業協會可以跨地域、跨組織發展，能夠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和水平上提高農民和農業經營者的組織化程度，實現小農戶和農業經營與國內外市場對接，降低市場風險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帶領中國農業“走出去”。
【篇8】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是傳統農業大縣,農村幅員廣、基礎差、產業弱、人口多、貧困重,仍是最現實最根本的問題。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市決策部署,推進全縣鄉村振興發展,我們必須突出問題導向,綜合對癥下藥,著力在統籌規劃、重點突破、改革創新三個方面下足工夫、取得實效。
統籌規劃,整合力量確保鄉村振興方向明、路徑優
立足實際,科學規劃。“鄉村振興”是一項系統復雜工程,必須堅持全縣一盤棋,做好頂層設計、總體規劃,整合力量、統籌推進。要根據全縣各地農村農業發展現狀,特別是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等方面的情況,按照“特色發展、區域聯合、全域聯動”的鄉村發展思路,著力打破鎮(村)行政區劃界限、部門行政職能界限,科學制定全縣鄉村振興總體規劃。要強化統籌規劃,推進“多規合一”,同步做好城市總體規劃、鄉村建設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環境保護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機銜接,促進城鄉功能和空間融合發展。
優化布局、典型帶動。要結合縣委關于“一區四圈”的旅游規劃,做好新村建設、特色產業布局。要堅持差異發展、揚長避短,根據各地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產業基礎、氣候特點等,確定優先發展的重點方向,優化功能分區、產業布局。要加強示范創建及模式推廣,結合脫貧攻堅引領區、農建綜合示范區建設,在有條件的鄉鎮先行試點示范,培育打造一批鄉村振興示范典型,輻射帶動全縣鄉村發展水平整體提升。
強化領導,合力推進。要組建強有力的領導和工作機構,明確領導責任和工作任務,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研究解決具體問題。將鄉村振興工作納入年度目標績效管理,作為全縣重點工作定期督促檢查,確保各項工作扎實推進、及時完成。堅持重中之重戰略地位,落實農村優先發展,建立健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財政投入保障制度,確保財政投入持續增長。
聚焦重點,狠抓關鍵確保鄉村振興措施實、效果好
突出三產融合,推動農業效益大增長。把發展產業作為脫貧攻堅、助農增收的主抓手,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根本導向,走特色化、專業化、品牌化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子。突出“牛、藥、果、茶、菌”五大重點產業,推動各地產業連片規模發展,實現每個鄉鎮一個千畝產業園、一個萬頭養殖場目標,形成全縣性的農業支柱產業。積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深化“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合作機制,延伸、完善配套產業鏈,加快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打造一批特色優勢農業品牌,全面提高農業綜合效益。要堅持農旅融合發展,充分利用宣漢旅游資源稟賦,大力發展旅游+精品農業、旅游+特色產品,打造一批特色旅游鄉村,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突出基礎配套,推動農村面貌大改善。把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作為重要目標,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實施一批基礎設施重點項目,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提升群眾幸福指數。以“幸福美麗新村”和“四好村”建設為統攬,統籌推進“廣廈行動”、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大力實施三化工程,全面開展農村院落整治,統籌推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代辦服務、環境治理、社會治安“五進村”。認真貫徹綠色發展理念,按照“田成方、水成系、路相連、林成網”格局,加快山、水、林、田、湖系統治理,建設生態宜居家園。
突出鄉風塑造,推動農民素質大提升。把農民素質提升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強農民思想文化教育培訓,深入開展“誠信、守法、感恩”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動,加強群眾道德約束和村規民約管理,大力宣傳、引導和弘揚好家風,塑造良好鄉村軟環境。深入實施農村實用人才培育計劃,加大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力度,統籌整合培訓資源,建立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民教育和培訓體系,全面提升農民生產經營能力。加強群眾民主管理意識教育,引導參與村務管理,提升村務管理水平。
深化改革,強化創新確保鄉村振興機制活、動力足
探索建立更具活力的要素市場。以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創新城鄉融合發展思路,探索建立更加多元、更具活力的農村資源開發模式,充分激活農村要素市場。重點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推進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制改革,鼓勵各地多種方式盤活農地、小型水利設施、集體資產。健全農村產權流轉市場體系,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現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完善鄉村發展用地保障機制,合理安排農業農村各業各類用地,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需求。
探索建立更廣渠道的引才機制。探索創新農業高層次人才聘用機制,充實農業部門專業人才力量。深化農業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加快農業農村科技人才力量建設,加強與農科院所開展合作研發、成果轉化,激勵更多優秀農業科技人才到一線創新創業。出臺落實返鄉下鄉創業就業優惠政策,支持、鼓勵在外宣漢人帶著項目、資金、技術回鄉創業發展。注重將優秀回鄉創業人員納入黨員和村委后備干部培養,及時為村級組織輸入新鮮血液。
探索建立更加多元的投入體系。建立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體制,吸引和撬動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運營。推廣農村資金互助社、村級扶貧互助社試點經驗,規范發展農村資金互助組織。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試點,鼓勵發展農業互助保險。探索完善農業保險補貼政策。
【篇9】鄉村振興戰略規劃論文
摘要：“互聯網+”是當今社會最熱的議題之一，所謂“互聯網+”就是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聯合，以提升生產力、優化生產要素、提高傳統產業科技含量等途徑來實現經濟轉型和升級，最后實現社會財富的增加。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最新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1]。無處不在的互聯網正在給我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思維習慣帶來越來越大的影響，正在改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關鍵詞：互聯網+教育；鄉村振興；提升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9.07.214
1“互聯網+教育”的本質和內涵
易觀國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于揚在第五屆移動互聯網博覽會上首次提出“互聯網+”理念。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加速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增強各行業創新能力，構筑經濟社會發展新優勢和新動能，將“互聯網+”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互聯網+教育”就是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等與教育相結合，優化和集成教育資源，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應用于教育的各環節之中；為學習者提供優質、靈活、個性化教育的新型服務模式，以滿足互聯網時代人才需求，實現教育轉型。實現教育資源共享、創新素養教育、教師隊伍建設、學校黨建思政和現代教育治理五個方面的“互聯網+教育”模式。“互聯網+教育”就是智慧教育，充分發揮互聯網的積極影響，增強學習者通過網絡進行學習和交流的能力，教育他們逐步掌握從網絡獲取、傳遞、加工和處理各種有益信息的能力，充分調動學習的積極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互相交流學習和方法，提高學習質量和效果，以達到學習和教育的目的。將“互聯網+”的本質精神融入到教育領域，形成互聯網時代新型教育形態[2]。
2“互聯網+教育”的優勢
“互聯網+”對傳統行業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不斷促使其換代升級。當“互聯網+”遇到教育的時候，尤其以慕課、微課、翻轉課堂等新興教學模式的出現，已充分說明了“互聯網+”對教育優勢作用，互聯網和教育的已高度融合[3]。
第一，“互聯網+教育”有利于優化教學資源實現資源共享。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而借助互聯網技術，結合院校優秀教育資源，將院校最優秀的教師、最好的教學成果傳播到四面八方，學生無論是在近處還是遠方只要擁有網絡及一定的計算機操作能力均可學習知識。從而實現課程資源共享、網絡資源共享、教學中難點問題解答的共享。
第二，“互聯網+教育”適應學習者的要求。在傳統教育中會出現老師和學生缺乏溝通和交流，學生經常處于被動接收的地位，不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互聯網+”時代，學生是教育的“用戶”，“以用戶為中心”的思維貫穿于教學實施管理的各個環節中，可根據學生個人學習情況、學習能力，開展針對不一樣學員的個性化學習建議、指導教學和指導方案等。用戶學習方式高度個性化，為個人興趣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獲取知識的途徑多樣化，“互聯網+教育”使得學生可以不受時空限制進行學習。教與學的多元化，教學資源和教學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共享和交流，多元化的教育產品可以滿足了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第三，“互聯網+”有利于教育的平等和自由學習。學校不再是學習者學習的唯一場所，學校的開放將是大勢所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不再是封閉的；教師的教學資源是共享的，學習者的學習思維是發散的。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是學習者，學習不受年齡的限制，任何有學習需求的人都可以在互聯網技術支撐的環境下進行自由、開放、平等的學習，并且學習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能力或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資源等[4]。
3“互聯網+教育”背景下鄉村振興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重要指示，強調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明確思路，扎實推進。
深入推進鄉村振興，必須牢牢抓住“人”這個關鍵，尤其是貧困地區人才是最稀缺的資源。積極培養本土人才，鼓勵鄉賢返鄉，鼓勵大學生村官扎根，激勵各類人才在廣闊農村大地上大展才華、大顯身手，建設一支強大的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其中，培養本土人才是重中之重，因為他們“懂農業、愛農村”，只有提高農民自身的知識水平、技術技能，才能更高效的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通過充分發揮“互聯網+教育”平臺優勢：（1）培養一批掌握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農民技術骨干實現科學化規模化種植和專業化生產、培養一批優秀的的農業經營管理者、農業職業經理人形成鄉村產業體系，實現振興鄉村的首要任務即產業興旺。（2）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讓其主動參與鄉村治理和農村建設中來；增強農民的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對基層腐敗等現象進行有力監督，杜絕鄉村內部公共事務無人負責，避免惠農資金、集體資產管理、土地征收等領域的腐敗問題，最終實現“法治鄉村”建設。（3）對特色的鄉村習俗進行傳播交流，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鄉村文化，增強鄉村文化的凝聚力和民風約束力[5]。
4結語
在高速發展的網絡時代，利用互聯網技術在教育中的發揮積極作用，將是未來趨勢；本文分析和總結了“互聯網+教育”的本質和內涵，闡述了“互聯網+教育”的優勢。抓住鄉村振興戰略機遇，通過“互聯網+教育”方式為鄉村振興大力培育鄉村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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