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是指經過閱讀和實踐后形成的一種接受性寫作。語文閱讀體驗類似于數學閱讀筆記經驗是指將所學的東西運用到實踐中，通過實踐和記錄反映出所學的內容，類似于經驗總結。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提高鄉村治理效能心得體會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1】提高鄉村治理效能心得體會
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野下，基層黨組織要緊緊抓住這一契機，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把統籌鄉村事務與鄉村振興同頻共振，著力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為開創鄉村社會治理的新格局提供更多參照樣本。
調動村民自主性，提高農村組織化程度。要破解鄉村治理癥結，就要充分調動村民自主性以提高農村組織化程度，重塑村集體主體性，抓好基層黨組織規范化建設“最后一公里”，發揮其在鄉土社會的領導作用，可以總結提煉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以村為壕、村能成戰”經驗，以村級黨組織為核心，構建“一核多元”的社區治理格局，形成的協同治理局面。同時，加大對農村志愿者協會、青年人才黨支部等各類青年人才聚集“高地”的建設力度，充分發揮各類社會組織的治理作用，為當地增強服務能力注入“源頭活水”。
完善體制機制，精準定位縣鄉兩級治理任務。縣鄉兩級整體工作思路應當高度統一、步調一致，但在基層治理的任務具體落實上，應各有側重、和而不同。縣級必須系統謀劃、高位統籌，當好鄉村治理的“一線指揮部”，要建立健全組織領導體系和相應基層治理的專門機構，充分借鑒“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經驗，避免部門條塊分割，明確大抓基層的工作導向。鄉鎮一級應當更加注重為民服務功能的發揮，實現規模收益和提升公共服務，要深入貫徹“放管服”精神，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示范帶動更廣泛的志愿行為，不斷推動廣大轄區干部群眾“自治”。
強化科技支撐，不斷推進鄉村治理智能化。鄉村治理現代化應與現代科技發展相結合，發揮科技支撐作用，在鄉村“智慧黨建”、鄉村電子政務、數字化鄉村、農村電商、“互聯網+”等信息化平臺建設過程中，應注重與鄉土社會實踐相結合，強化鄉村社會信息資源互聯互通，完善信息收集、處置、反饋工作機制和聯動機制，探索建設鄉村信息化治理平臺，在現代科技與鄉村治理的深度融合中不斷提高鄉村治理智能化水平，不斷促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篇2】提高鄉村治理效能心得體會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切實提升治理效能。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何有效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更好助力鄉村振興，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2018年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指出，當前的鄉村建設在堅持黨和政府主導的同時，要加強“社會協同”，即“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讓包括專家學者、醫生、教師等在內的各類知識分子成為鄉村振興的“建設性力量”。顯然，這一戰略舉措旨在讓一切有利于鄉村建設的源泉充分涌流。但是，如何充分發揮這一制度規劃的巨大優勢，在實踐和操作中還有許多難題亟待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鄉村振興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外腦”。知識分子是“外腦”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作為外來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應當怎樣進入鄉村，才能有效提升治理效能？有什么具體的路徑和方法？鄉村建設自近代以來一直有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先生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就曾組織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直接深入農村，開展鄉村建設，在當時被譽為“博士下鄉”。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也特別提到以晏陽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認為其在開辦平民教育、推廣合作組織，以及傳授農業科技知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相應地，總結民國時期平教會鄉村建設的經驗教訓，對于探索新時代知識分子團體服務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和方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為此，筆者將嘗試通過對平教會相關檔案資料的梳理，總結其中若干經驗和啟示，為當前鄉村振興工作提供參考。概括來說，知識分子下鄉進行鄉村建設，關鍵是要處理好與基層政府、普通村民、鄉村精英三者的關系。第一，要努力實現與基層政府的適當合作以發揮自身專業優勢。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外來主體下鄉進行鄉村建設，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入場”問題，一般要選擇與當地社會或政府力量合作才能順利進入某個鄉村。在平教會的鄉村建設實踐中，它開始時借助社會力量進入定縣翟城村，并且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憑借自己的力量獨立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即針對農民存在的“愚窮弱私”四大問題，分別推行文藝、生計、衛生和公民這“四大教育”。但由于在隨后的實驗推廣方面遇到了問題，平教會開始選擇與政府合作，以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各項鄉村建設措施。總的來說，平教會在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時，經歷了從單獨力量、不依靠政府到“政教合一”（即在當時“縣政建設實驗縣”改革的背景下，平教會實際上兼任了基層政府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務），再到“政教部分合一”（即政府委托消極事務仍由鄉鎮保甲長來辦，積極的建設工作由平教會用教育工作來推動）的演變過程。從最終實行的效果來看，平教會與政府完全合一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鄉村原有的權力結構，由此導致當地鄉村社會秩序的混亂，而后一階段的適度合作舉措則取得了相對不錯的成績。這對當下知識分子服務鄉村振興的啟示是，在處理與基層政府的關系時，既不能徹底脫離政府，又不能完全“陷進去”。一方面，基于當前中國的現實背景，下鄉服務鄉村振興的知識分子與當地基層政府合作，并依靠它來引薦，無疑是解決“入場”問題最方便、最有效的辦法；但另一方面，一旦完全依靠政府甚至成為政府的附屬執行機構，就很容易陷入日常行政瑣事甚至鄉間沖突糾紛之中，從而喪失本身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其服務鄉村振興的獨特專業優勢也便不復存在。這顯然不是鄉村振興政策的初衷。由是觀之，知識分子群體與當地基層政府之間最好的合作狀態應該是，二者分別發揮各自優勢，確定適當的邊界，共同推進鄉村振興大業。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知識分子參與鄉村振興不要依附于基層政府，并不是說知識分子可以分出去自成一派，而是應當在黨的領導下集中發揮好自己的專業優勢，以助力鄉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第二，要格外注重以各種行動策略吸引農民參與鄉村建設活動。解決“入場”問題后，知識分子下鄉直接面向的對象是廣大普通村民，即鄉村建設的真正主體，如何處理好與他們的關系更為關鍵。在黃宗智對華北小農的界定中，一個很重要的維度是強調小農是追求利潤者。小農的這一性質也決定了，農民對知識分子服務鄉村振興的評價好壞和認可程度取決于它是否能給自己帶來直接利益。這一點就要求知識分子進行鄉村建設不能是簡單說教，而是要充分利用各種行動策略來吸引農民參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準確掌握農民的核心需求，進而以其為切入點來進行“賦能”改造。在平教會的鄉村建設實踐中，它一開始基本上是以單純教育為目標，比如以識字教育、公民教育等為重點。這在短期內還算受歡迎，但之后不少普通民眾由于看到生活沒有得到根本變化，遂逐漸對平教會的工作由熱情轉向冷漠，從期盼轉向失望。該種轉變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些“賦能”改造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相距較遠。比如，農民并非“愚”而不識字，而是因為識字對他們的現實生活并無多大用處，因而動力不足。吸取這一教訓，平教會的工作重點逐漸從識字教育轉向生計教育，并在后期的華西試驗區直接提出了“四大建設”（即農村經濟、教育、衛生和地方自治建設），強調“鄉村建設應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用教育力量來引發建設力量”等。此舉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受到當地大部分農民的歡迎。應當說，包括知識分子群體在內的任何一個外來主體，從事鄉村建設肯定都有自己的目標和行動理念，比如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或提高農民組織能力。但這種“賦能”改造必須與一些和農民的直接利益密切相關的行動策略相配合，才能有實質效果，否則很有可能陷入困境。平教會工作目標從“四大教育”向“四大建設”的轉變即是例證。此外，“賦能”改造過程中一些具體的行動技巧亦很重要，比如知識分子進入鄉村后需要盡可能做到“接地氣”，努力在生活方面融入當地農民生活，以為之后推行各項鄉村建設活動奠定良好的基礎，也就是平教會當年定縣試驗時提出的“欲化農民，需先農民化”。第三，要充分利用鄉村精英在鄉村建設活動中的引領示范作用。一般認為，鄉村精英是指在村莊比較有威望的一批人。在本質上，他們也是當地村民，但其在鄉村社會結構中擁有比較特殊的地位。具體來看，鄉村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地基層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間的聯結點，是平時真正在“前臺”管理村莊事務的一個群體。因此，知識分子在進入鄉村后，要想快速了解村莊情況，最直接和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尋求村里精英的幫助。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得到當地基層政府的“入場券”后，還需要注意和所在村莊的鄉村精英處好關系。平教會在鄉村建設初期得到了當地鄉村精英的大力支持，比如，其之所以前往定縣翟城村，就是因為受到該村莊鄉紳的邀請。在之后開展的“賦能”改造活動中，平教會也非常注意利用鄉紳在村民當中的威望，尤其是在舉辦活動時一般先找村莊精英來“說幾句”，以解除村民對外來主體的懷疑。這對其前期活動的順利開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期因為“縣政建設實驗縣”改革的推行，平教會與鄉紳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增多。最終的結果是，不僅既定的鄉村建設計劃無法進行下去，而且鄉村原有的社會秩序也難以繼續維持。這顯然背離了知識分子群體參與鄉村建設的初衷。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群體服務鄉村振興一定要與當地村莊精英維持好合作關系，爭取得到他們的承認與支持。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們并非基層政權，但由于他們直接在村莊從事管理，與他們的合作關系有時甚至比基層政府更加重要。很多“賦能”改造的做法如果能率先得到鄉村精英的認可，后面的工作就要容易得多。因為普通老百姓一般對新事物持觀望態度，如果有鄉村權威的引領，自然更容易接受。因此，知識分子服務鄉村振興要充分發揮村莊精英在其鄉村建設活動中的引領示范作用，這樣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總體言之，借鑒平教會鄉村建設的經驗和啟示，新時代知識分子服務鄉村振興需要充分利用自身專業優勢，積極采取各種行動策略吸引農民參與，并注重發揮鄉村精英的引領示范作用。唯有如此，知識分子群體才能在黨領導下的多主體協同治理中更好地將當前鄉村振興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篇3】提高鄉村治理效能心得體會
省委十四屆八次全會指出，要率先推進省域治理現代化。蕭山區戴村鎮結合自身發展實際，大力實施“映山紅計劃”，通過與浙江大學計算機創新技術研究院緊密合作，應用區塊鏈思維和技術，瞄準當前鄉村治理矛盾最為突出的幾大問題，對切實提升鄉村治理效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
2019年3月，為保護戴村鎮云石群山被瘋狂盜挖的映山紅，一群戶外愛好者自發組成志愿者隊伍，默默守護云石群山靚麗的自然饋贈。作為“保護映山紅”的活動延伸，戴村鎮以“映山紅計劃”作為鄉村治理的品牌化機制加以推進，從根本上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映山紅計劃”的實現路徑是治理與發展的“雙螺旋”演進，治理是為了高質量發展，發展推動可持續治理，在這個過程中實現鄉村自治體系、信用體系和品牌體系的重塑，系統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激發主動意識，構建“去中心化”的自治體系
要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核心是要激發每個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將原有被動式的“管理—規制”轉向主動式的“治理—服務”，切實做到以人民為中心。
映山紅計劃以“積分”的發放機制為核心，體現不同階段不同的貢獻維度和貢獻回饋，調動村民始終圍繞基層黨組織的指導方針“匯流前行”。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充分調動村民的主觀能動性，映山紅平臺設置的“我要發起”板塊，讓村民意愿和村民領導力得以充分發揮和落實；二是充分調動村民的互相監督，村民治理行為的好壞，由全民來監督和評價，避免“尋租”“搭便車”等行為，也從制度上化解干群矛盾；三是始終堅持公開透明，將所有人參與鄉村治理的行為數據化、可追溯，記錄所有正向行為，既倒逼村民“讀懂”規則導向，也抑制“搗亂者”非主流行為。
凝聚全民共識，構建“去中心化”的信用體系
當前，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依賴第三方和制度體系，人們對信用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迫切。但顯然，鄉村信用體系沒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村民之間、村民與政府、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信用有些失靈，亟待重塑。
映山紅計劃基于“以貢獻論英雄”的治理共識機制，充分導入優先用工、優先售賣農產品、優先租賃民居、優先享受公共服務等激勵舉措，在民意互動、村民互助、團隊協作等方面強化引導，鼓勵村民積極“貢獻”以爭取“優先”權益，從而完善各“節點”之間的信用關系，將村民關注度從原來“無謂內耗”轉向“團結一致爭取外部資源”上。這個以區塊鏈技術為支撐、每位村民共同維護的信用體系，既連接了每位村民的共同利益，同時也實現了與外部社會的信用互通。
突出過程追溯，構建“去中心化”的品牌體系
鄉村振興，需要城鄉資源融合，其間用市場機制加以有效串聯。城市居民需要高品質的農產品、人性化的鄉村旅游；鄉村百姓需要便利的城市公共服務、高效的城市公共資源。但相對于城市資源，鄉村資源碎片化嚴重，很難形成標準體系從而支撐鄉村品牌體系建設。
映山紅計劃導入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引進農業農村相關專業團隊、設置全方位線下運行機制，讓每位參與者都以“自覺行動”共同構建農業品牌體系，提升農產品附加值。一是要破解“碎片化”農村資源的低成本“規模化”問題。核心要包括閑置勞動力、閑置土地等“碎片化”資源以統一的標準或規范，低成本出產符合品牌價值需要的一致性產品。二是要讓品牌產品生產過程“可量化”“可視化”。品牌體系下的所有產品均需要有完整的技術支撐和機制設計，全過程可控可追溯，確保產品品質得以直接呈現，樹立品牌形象。三是要多維度推廣宣傳品牌。鄉村的有效治理本身具有高曝光度，此外要結合鄉村旅游、爆品打造、活動組織等形式，系統多維度地擴大宣傳面，不斷強化品牌價值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