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2022年形勢與政策人口問題論文的文章3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1】2022年形勢與政策人口問題論文
【摘要】為了提高高速收費站通行效率，切實改善民生，ETC成為當下時政熱點。國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動ETC市場覆蓋度。但是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市場營銷亂象造成了較多客戶投訴，惠民政策卻造成擾民現象。本文以近期ETC相關的政策為數據基礎，通過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分析方法，結合政策工具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管制型、市場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類，通過分析每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發現ETC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對應優化對策。
【關鍵詞】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問題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連續出臺一系列和ETC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鋪開推廣ETC，頓時ETC成為了熱門話題。該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要實現ETC全覆蓋，汽車ETC安裝率達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車輛ETC使用率須達到90%以上，力爭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在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和完善操作結算系統的同時，政府依托各大商業銀行、汽車4S點、收費站、服務區等一系列汽車場景服務點，迅速上量提升汽車ETC的覆蓋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減少車主停車排隊等待繳費的時間，提高車輛通行效率，汽車也能夠減少剎車、起步量，節能減排。該政策是一項利國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過民意調查后發現該項便民措施卻致擾民現象。
通過觀察法，本文發現各大營銷機構如銀行、高速收費口，在營銷的過程中時有過激行為出現：某收費站實行客車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車人工收費車道;某銀行員工身著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攔車營銷ETC;某機動車檢測公司拒絕為未裝ETC的車子年檢。而步入新系統使用階段后，車主對新系統的收費方式和標準紛紛產生質疑;有不少車主過高速時，ETC識別失敗導致該條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時向部分群眾發放調查問卷，對ETC服務進行進一步了解，車主對于ETC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時常接收到銀行的營銷推薦，著實影響日常生活;安裝ETC設備后無人問津，售后服務空白;辦理過程繁瑣復雜，經常遭遇銀行捆綁銷售、收取押金等各種條條框框;個別車主因自身喜好、或因臨時租用汽車等情況不愿安裝ETC，面對排隊收費卻也束手無策。
政策結果在朝政策目標前進的過程中發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重要途經，故本文以近期與ETC相關的政策作為數據，結合政策工具相關理論將ETC政策工具劃分為四類：管制型、市場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過對ETC政策進行工具分類及分析研究，提出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缺陷，并對此進行優化建議。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
根據ETC的民意調查，本文對ETC政策工具的使用進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給的過程中，大力建設了包括軟件、硬件、安全在內的各項基礎設施，但自2019年5月出臺政策至目標的2019年年底，僅7個月時間略顯倉促，不利于基礎建設的建設和測試，還未待穩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廣和車主規制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消費者保護板塊，關于車主群體的自由選擇權、信息知曉權等沒有得到有效立法保護。
（二）市場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廣主要依賴于市場工具，各大金融機構和車場景的部門在指標和競爭的趨勢下確實干勁十足，在短短7個月中完成ETC安裝覆蓋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獲得了極大的效益，但是這種僅以“ETC安裝率”為績效考核目標的體系低估了市場型政策工具的真實實力，致使了擾民現象的發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較少
與另兩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較少，僅僅引導車場景使用ETC，所針對的主體是那些主動到指定停車場的車主和新購置車輛的小部分群體，剩余未安裝設備的大批存量車主們無對應引導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傳導有限
車主們大多只知道2020年啟用新系統，但對新的收費方式一無所知，所以在新系統上線后跑過高速公路的車主們產生了大量質疑和投訴，而政府也是在產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運輸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對消費金額和收費方式進行解釋。且車主現在無法查詢新系統中ETC的消費明細，相關系統正在研究開發中，無法及時做到消費信息公開透明化。
三、對策與建議
（一）完善基礎建設
一條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廣使用，每一項政策都應該能夠對應牢靠的物理設施、穩定的操作系統和安全值得信賴的網絡。在整個系統開發完成后先進行小范圍內試點，待試點區域內有了積極正向的反向后即擴大范圍正式推廣使用，而非在短時間內各項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行推廣。
（二）引導市場機制
市場中各經濟主體出于指標、激勵獎懲和價值奪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戶資源的爭搶上紛紛來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場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明確所有的經濟主體在遵守一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競爭資源獲取利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從宏觀上引導方向指定該項規則。
創新ETC的績效考核，摒棄自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考核，考核系統過程化，在考核系統中加入：營銷結果、是否投訴、對產品的熟悉認知程度等等，實施更有力的獎懲措施，投訴率高的機構扣減效益，完成程度較好的機構追加獎勵，不僅增強機構的責任感還能夠調動各大機構的營銷積極性。
（三）增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能夠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社區中設立ETC專項辦公室，及時為居民們答疑解惑ETC相關問題，相比營銷機構，社區辦公室更為專業中立，能及時準確處理問題。鼓勵群眾監督舉報ETC政策在執行中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個執行主體不遵守市場規則，協助政府治理，掃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提高政府實施ETC政策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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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2022年形勢與政策人口問題論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視角，采用內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分析對象，從政策工具、政府扶貧領域二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扶貧的二維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教育扶貧政策工具強度越強，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設型轉移，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性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內容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對于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對政策內容的梳理，而從政策工具視角來研究教育扶貧政策內容的較少。本文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教育扶貧政策展開研究，構建以“政策工具分類”和“教育扶貧領域”為主的二維分析框架，整理并篩選過去10年教育扶貧政策，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領域分析并優化梳理教育扶貧政策。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框架
1.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教育扶貧政策文獻均來源于公開的數據資料，根據發布主體和關鍵詞進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圍覆蓋教育部網站等平臺，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了科學客觀準確地遴選研究樣本，政策文獻按照以下原則：一是發布單位是以教育部為主;二是發布時間從2011年開始;三是發布內容與教育扶貧相關，體現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內容;四是發布類型為實施方案、意見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貧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軸：基本政策工具維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環境下，政策制定者為解決政策問題、達成政策目標、實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體手段和方式[1]。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本文采用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觀點，政策工具分為強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和激勵型政策工具[2]。
Y軸：教育扶貧領域維度。根據已發布的教育扶貧政策，教育扶貧領域主要劃分為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Y軸以教育扶貧領域設置為基礎，分析不同領域內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政策文本進行研究，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不系統的、定性的內容如文字、圖像等轉化為系統的、客觀的、定量的數據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質性軟件Nvivo11按照“編號—具體章節”的方式順序進行逐條編碼，在具體條款中以表達一句完整意思的話語或以句號為一個編碼分解的標準分類。
3.信度檢驗
對于信度檢驗，多位文本編碼評判員的編碼結果一致性超過80%即表明編碼結果可信。通過多位編碼評判員主評判員編碼結果一致性對比，經過多次調整優化，文本編碼結果一致性比例達到89.7%，表明編碼結果可信度較高，可以接受編碼結果。
二、教育扶貧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X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使用呈現“以強制型為主、重長遠能力建設、輕短期激勵”的特征。強制型政策工具是推進教育扶貧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視長遠能力建設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時，較為注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長期發展能力的培養，激勵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規劃建設被視為輔助性措施予以實施。
以強制型政策工具為主的教育扶貧政策。強制型政策工具總體占比44.7%，內部工具政策落實使用過溢。其中，政策落實占比最高，達到31.7%，法規管制和機構改革使用頻率相對較低，分別占比8.4%、4.6%。政策落實運用過溢，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進教育扶貧政策的落實。機構改革政策工具運用尤為短缺，這表明教育扶貧政策涉及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機構重組較少。法規管制作為教育扶貧政策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夠重視。
注重能力建設型的教育扶貧政策。在具體措施中，內部工具的使用相對均衡，其中教育發展占比12.2%，人才培養占比10.8%，環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脫貧效果的穩固與長效取決于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貧困人口的素質和能力為著力點，與教育扶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貧中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應被更充分地應用。
激勵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貧政策。激勵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僅為24.4%，總體上政策工具運用不足。具體而言，財政補助、資源傾斜、社會保障分別占比11.4%、7.9%、5.1%，反映激勵性政策工具中財政補助占據了較大優勢。
2.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Y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主要以義務教育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為輔的方式。其中，在義務教育中，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較多，高中教育占比僅次于義務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較多的政策工具來促使貧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發揮出教育扶貧政策的“造血”功能。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占比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勵型政策工具為主，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啟示
針對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轉移。脫貧的關鍵是激發內生動力，而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與教育脫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部門實施教育脫貧政策時要適度擴充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加強各領域不同階段教育發展，引導和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設。第二，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型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將強制型政策工具作為調適點，配置激勵型政策工具，既檢查督促政策實施主體，緩解各權利主體利益博弈所帶來的沖突與矛盾，給予政策實施主體信任和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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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苗士祥（1994.10—）男，漢族，江蘇揚州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篇3】2022年形勢與政策人口問題論文
一、我國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眾多
國家統計局1982年公布的我國總人口,包括臺灣省和港澳地區人口,全國10.32億人,約占世界總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國大陸人口已達11.85億,比1992年凈增1346萬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間,我國大陸總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過12億人。
(二)絕對增長量大
我國人口的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如1930年出生率為38‰,死亡率為33‰,自然增長率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如1965年出生率為37.88‰,死亡率為9.50‰,自然增長率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由于70年代末我國政府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們生育意識的變化和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這一階段中,1985年出生率為21.04‰,死亡率為6.78‰,自然增長率為14.26‰。1993年出生率為18.09‰,死亡率為6.64‰,自然增長率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7‰,發達國家為6‰,發展中國家為20‰。但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育齡人口和將要進入育齡的人口比重大,我國人口的絕對增長量仍然是相當大的。
(三)地區分布不均
胡煥庸1935年根據當時創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圖和人口密度圖清楚地表現出東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兩者之間明顯地看出有一條人口分界線。這條線的東北端起于當時黑龍江省的璦琿(現稱黑河),以此向西南劃一條直線直達云南省的騰沖。當時把這條線稱作璦琿—騰沖人口地理分界線。當時計算,這條線以東的中國東半部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的36%,而人口卻占全國的96%;而這條線以西的西半部,面積約占全國的64%,人口僅占全國的4%。到80年代,胡煥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重新計算了這條線東西兩側的人口分布。結果是:東半部面積占全國的42.9%,人口占全國的94.4%;西半部面積占全國的57.1%,而人口僅占全國的5.6%。這個比例數字同1933年的統計數字相比,僅有1.6個百分點的差別。因此,盡管解放以來國家曾一度重視西部經濟的發展,人口增長較快,由于東部人口眾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長,它們之間的比率,雖然經過半個世紀但仍沒有多大的改變。
(四)人口素質低
根據第4次人口普查結果,全國15歲以上的人口中,有1.8億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5.88%;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萬人,占總人口1.4%;大學以上(包括相當于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數僅占全國人口總數的0.060%。造成人口素質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國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還遠遠落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大陸20～24歲適齡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學率僅為2%,而印度為10%,泰國為16%,埃及超過20%,韓國則為38%。掌握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的高等專門人才,是一個國家在經濟競爭中最有效的資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質低,將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
(五)人口結構
1.民族結構
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有56個民族,漢族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93.3%;少數民族共有6723萬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廣大地區。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
2.性
別結構
我國人口的性別結構,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產布局的合理組合。據1993年統計,全國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齡結構
我國人口各年齡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數十分接近。中年組為60%,少年組為35%,老年組為5%。中年組比率高,社會上勞動力充裕,中年所需撫養老年和少年的任務不重。但中年組的人口比重過高,尤其是育齡人口和將要進入育齡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在短期內難于控制。
4.城鄉結構
近百年來,工業發達國家城市人口日增,農村人口日減。據1980年世界人口資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39%,發達國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發展中國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國長期以來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不夠發達,城市人口比例較少,農村人口比重大,農民占絕對多數。1993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28.14%,鄉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職業結構
我國工業化水平較低,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仍占絕大多數。據1993年的資料統計,我國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占總人口的56.4%,從事第二產業的人口占22.4%,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遷移
19世紀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間,由關內遷移到東北3省的人口共3000萬左右;19世紀以及20世紀上半葉遷往世界各地的華僑約有二三千萬人(不包括華裔);1950～1982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之間的凈遷人口3000萬,年平均大約90萬。
我國人口發展過程中人口遷移的主要類型有:1戰爭造成的人口移動;2災荒造成的人口遷移;3水庫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學生畢業分配;5為經濟建設服務的人口遷移。如建國初期,國家為了調整全國人口分布,開墾荒地,開發森林,開發落后地區的經濟文化,鞏固邊疆國防,促進各民族經濟的發展,曾組織動員人口遷移。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誤,人口增長過快,農村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1949～1983年農村人口出生由4.84億人增加到7.84億人,平均每年增長1.4%;適齡勞動力由2.37億人增長到4.47億人,平均每年增長1.9%;在業勞動力由1.65億人增長到3.4億人,平均每年增長2.1%。在農村勞動力不斷增長的同時,由于工業、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設占地,耕地卻有所減少。農村勞動力平均播種面積1983年比1952年減少了45.7%。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以來,廣大農民可以擺脫土地的束縛,為農業剩余人口的轉移創造了條件,于是,出現了所謂的“民工潮”、“打工仔”、“外來妹”。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促進和溝通了城鄉工農業產品的交流,繁榮了市場,滿足了城鄉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但這種“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從而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如自流人口對流入區的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造成資源浪費;農業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增加了城鎮人口的負擔;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使一系列問題尖銳化,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過快增長引起的有關問題
(一)土地資源強度消耗
盡管我國國土遼闊,但由于人口眾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國耕地面積仍以每年平均30萬ha的速度遞減,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國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約50億t。我國草原面積3.2億ha,但已有0.87億ha的草原退化,493萬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脅。盡管我國近年來堅持不懈地植樹造林和保護森林,但森林覆蓋率僅僅達到13.4%,人均森林面積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緊缺
1993年我國消耗11億t煤,1.4億t原油,人均0.9t標準煤。而美國人均10t,日本4t,德國5.6t,中等發達國家3～5t。預計本世紀末,我國需要14～1
5億t標準煤,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的能源生產要增長3～5倍,即30～50億t標準煤,我國的能源缺口較大。
(三)水資源短缺
我國江河年徑流總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來計算,我國是一個缺水的國家,人均占有水資源量僅為全球人均的1/4,(前)蘇聯的1/7,美國的1/3,而我國水資源用量已占全國水資源總量28000億m3的1/5,占全國可能利用的水資源量的1/2,其開發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國水資源量地區分布不均勻,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資源量分布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占全國土地面積50%以上的華北、東北、西北地區水資源量只占全國的18%,再加上降雨在時間上分配不均勻,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國北方廣大地區缺水十分嚴重,其中以華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現最為嚴重。
工農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尖銳。據預測,我國目前全年缺水已達350億m3,如不采取強有力的節水措施,到本世紀末將缺水1000億m3,如不及時興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將超過200億m3。
(四)環境惡化
由于人口眾多,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國是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全國煙塵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來自于燃煤,使工業和人口集中的城市產生比較嚴重的大氣污染,以煙塵和酸雨最為嚴重。我國多為古生代地層的煤,含硫量達5%～7%,最高的達10%～13%,中國每年排放1700萬tSO2,在長江以南、青藏高原以東地區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慶和廣西柳州酸雨率超過70%,pH值為4.0。華中地區酸雨最為嚴重,其中心區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頻率在80%以上,對農業、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
我國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巨系統,由于人口過快增長,導致系統不同程度地呈現出無序狀態,要使這個巨系統由無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演化,其基本條件是各子系統之間要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協調這個巨系統各子系統發展的戰略,因為這一戰略從人類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的全過程中全面、系統、綜合地考慮了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實現這一戰略,可以使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四者協調發展,獲得最佳的社會、經濟、生態效益。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人口問題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過人口關,既要解決人口數量對發展的制約,又要迎接人口對發展的挑戰。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質量是在人口數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質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人口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既有數量問題,也有質量問題,但現階段數量制約是主要的。我國人口過快增長表現為四大顯著特征,即人口基數大、凈增長量大、持續增長慣性大、人口對生活資料的絕對消耗量大。人口基數龐大成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約因素。
鑒于人口在持續發展問題上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國人口的現實態勢及其在制約我國持續發展諸因素中的作用,決定了現階段實現我國的持續發展必須以控制人口數量、平抑人口的過快增長趨勢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保持適度的人口規模,將為我國人口素質的逐步提高創造必要的條件,進而從整體上為緩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增強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內涵發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礎。因此,控制人口應成為現階段持續發展一系列舉措中的關鍵舉措。具體地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加強計劃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數量的工作納入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并置于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質。為此必須增加教育投資,改善教師和知識分子待遇,普及初等教育,努力提高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質,社會、經濟得到較大的發展,人民才能自覺地降低生育率。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3)向全體公民宣傳全球環境與發展形勢和中國持續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前景和基本對策,增強憂患意識,樹立人類與自然共生、環境與發展協調共進的整體觀念,明確持續發展的目標,增強全社會對持續發展的信心和責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國人口的主要特點和人口問題,指出人口問題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進而論述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觀對策。
關鍵詞：人口;人口問題;持續發展
人具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兩層屬性。從各種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關系統中的主體,又是環境和資源的組成要素。研究我國人口問題與社會持續發展對于探討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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