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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集合10篇

                  時間:2022-12-25 畢業論文 點擊:

                  論文是一個漢語詞語,拼音是lùnwén,古典文學常見論文一詞,謂交談辭章或交流思想。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的文章10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一】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有一首歌,它誕生于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從北京房山霞云嶺飛向神州大地;它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被人們邊傳唱邊修改,一直傳唱到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今天,歷久彌新、經久不衰,它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人民的心聲,更是歷史的昭示!奮進新時代,共圓中國夢,需要每一位中華兒女接續唱響這首經典之歌,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以涓滴之力匯聚磅礴偉力,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美好目標勇毅前行。
                    共產黨員要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誠如歌中所唱,“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心得體會范文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從南湖的紅船出發,中國共產黨從幾十人的黨發展壯大成為擁有9100萬黨員的世界大黨,其奧秘就在于我們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神圣使命。不論是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年代,還是日新月異、勇毅創新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的幸福作為自己的責任,勇敢地扛在肩上。奮斗新時代,開創新征程,每位共產黨員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論年紀大小,不論崗位高低,時刻保持黨員先進性和政治本色,對得起人民的信任與重托,以先鋒行動讓黨員旗幟飄揚在人民群眾的心間。
                    廣大群眾要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堅定不移跟黨走。正如歌中所唱,“它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它領導中國走向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秉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帶領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即便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依然帶領人民實現了“十三五”、脫貧攻堅戰的圓滿收官,領航中國號巨輪駛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奮斗新時代,開創新征程,思想匯報范文廣大群眾要接續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堅信在黨的領導下,明天的日子會更加紅火,自己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會更加驕人,偉大的中國人民會上下同欲、共克時艱,以無窮的智慧與力量創造一個個新的人間奇跡。
                    青少年要接續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做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奮斗新時代,跑好新征程,需要全社會共同扛起“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神圣使命,幫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銘刻于心,化作報效祖國之志、刻苦學習之行。需要圍繞“立德樹人”這個教育的根本任務,把扎實上好思想政治課與其他課程體系有機結合,挖掘其他課程和教學方式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實現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最全面的讓這首經典之歌飛駐每個青少年的心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讓這首經典之歌在中華大地世世代代傳唱下去!

                  【篇二】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新常態下,“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重新審視課程性質和特點,回歸課程和教育教學原本。本文針對現在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從課程定位、教學模式和長效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課程內涵和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918(2019)02-0137-02

                    一、引言

                    “形勢與政策”課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新時代國內外形勢,深刻領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面臨的歷史性機遇和挑戰的核心課程,也是引導大學生準確理解黨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時代高職院校如何定位“形勢與政策”課,探索全新的教學模式并構建長效機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二、“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理論武裝時效性、釋疑解惑針對性、教育引導綜合性等三個特點。

                    (一)理論武裝時效性。理論性是指該課程理論性強,要講好“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必須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比如中東局勢為代表的國際局勢類的問題就涉及諸如勞動、剩余價值、資本、(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等概念和理論,同時也涉及諸如戰略位置、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陸)海權論、文明沖突等軍事、地理、歷史、政治多學科的相關知識。該課程理論性強的特點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綜合多學科相關知識背景以及相關學者的論述,才能將相關的焦點、熱點講透說明,否則就熱點講熱點,就焦點講焦點,流于表面而影響教學效果。另一方面,該課程時效性強。根據教育部社政司每學期初下發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選取半年內發生的要聞組織教學,而國際國內的焦點熱點瞬息萬變,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課結束后,下周的課講什么內容都要重新嚴格界定和組織。這里要說明的是,不管是理論性還是時效性,對教師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論性和時效性同時集聚在該課程里面,教學難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釋疑解惑針對性。根據理論的時效性特點,“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和直面學生的問題。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在大部分高職院校都被劃人理論課,但實際講授中,理論只能是一條隱形的支撐線索,更多的還是針對一個個鮮活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形勢與政策”課不同于高職院校一般的理論課,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體鮮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過大量紛雜的現象點明本質再回到現象本身,難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邏輯分析和推理過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經常直接面對來自學生的各種質疑和問題,現實而敏感,差異性大而又有相似之處。如何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任課教師極大的考驗,也是“形勢與政策”課課堂教學效果好壞的關鍵點。

                    (三)教育引導綜合性。如上所述,“形勢與政策”課不僅要求任課教師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要綜合利用各相關學科理論和背景知識,更要有針對性地回答來自學生的各種問題。學生所提問題,從三觀缺失到大學生活適應,從學業迷茫到失戀迷失,從網絡時尚到人際關系,從社會萬象到人間小事,紛繁雜呈應接不暇。在這種情況下,“形勢與政策”課要想起到教育引導作用,教師要綜合考慮學生各種情況,要掌握當代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特點,使學生通過課堂教學,從不同的側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學生不失時機地實現智力發展,逐漸促進學生優良思想品質的形成。

                    三、“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教育觀念和重視不到位。高職院校對“形勢與政策”課重要性和特殊性認識不到位,對課程重視不夠,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思政課“無用論”的觀念根深蒂固。長久以來,對思政課的厭倦,幾乎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幾乎把思政課與“洗腦”“無聊”等字眼直接掛鉤,很多教師甚至是學校領導也把思政課歸入雞肋課程行列。第二,高職院校普遍存在重專技輕思政的傳統。第三,高職院校的思政課的生存空間逐步被實習實訓、頂崗實習、技能大賽和考證侵吞。于是,“形勢與政策”課學分少課時少,任課教師之間以及與專業課教師之間各自為政,大班上課成為常態。

                    (二)教師隊伍建設有待加強。在大多數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一般歸屬于三類——帶其他思政課專任教師、輔導員和學校行政人員。第一類教師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還是未知數。第二、三類教師愿意上但很難上好。這三類教師分屬不同部門,很難進行有效的組織課堂教學。同時在這三類教師中,中級職稱和本科學歷的人員居多,比例高達60.5%,高級職稱和博士學歷的教師嚴重缺乏,占比不到7%。這三類教師一般教學任務繁重,在完成授課任務之余,難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時間和自我提升的學習精力,繁重的教學任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教師繼續學習和教研活動的開展,因而導致部分教師職業能力水平低下難以勝任教學工作。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不夠豐富。高職院校許多教師仍然采取滿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來作報告。這樣的教學形式往往會抑制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學生總處于被動學習,興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調動,于是開小差、遲到、曠課、睡覺也就成了普遍現象。另外,有的“形勢與政策”課仍然是教師一支粉筆、一本講稿、一張嘴的授課方式,網絡化、數字化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沒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師做的PPT課件,充其量是對傳統板書的簡單代替,達不到應有的教學輔助效果。

                    四、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重視程度和教育觀念雙到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質和法治素質是人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專業知識和技能,更應關注學生的思想品質和全面發展。“形勢與政策”課不是單純地灌輸時事熱點,而是磨礪學生的雙眼,使其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是機械地進行道德大義說教,而是磨礪學生的思維,使其學會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不是強制式的頭腦洗禮,而是引導學生的靈魂,在帶人中發現差異,在對比中發現自我、認識自我、回歸自我。如果“形勢與政策”課有幸能讓學生搞清楚“我是誰”,那么接下來能做什么和應該做什么就順理成章簡單自然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勢與政策”課的真正意義和作用就能呈現出來。因此,高職院校要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在人力、財力上,還是政策、組織、措施上都給予足夠支持,確實保障其健康和持續發展。 “形勢與政策”課只是一門課程,但其課程改革和建設發展離不開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為誰培養人和培養什么人是高職院校辦學定位的根本問題,也是高職院校包括“形勢與政策”課在內的各類課程教學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職院校辦學都面臨經費、生源、師資以及大環境的變化等等都是具體而不能繞開的辦學實際問題,直接關乎怎樣培養人的問題。“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關鍵在于,如何將課程性質與辦學定位、辦學實際相結合,在綜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適合高職院校教學改革的起點。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找到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種光鮮艷麗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則,人云亦云始終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構建良性發展的基本框架。

                    (二)構建課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強師資隊伍多元化建設。專業教師結構配置要多元化。專任教師要“好”,輔導員和行政人員要“能”,其他專業課教師要“愿”。選拔那些政治素質強、知識結構合理、教學技能豐富的作為專任教師,形成師資隊伍的中堅力量。選拔經驗和閱歷豐富的輔導員及行政人員作為兼職教師,充分發揮多學科融人的優勢。切實提高“形勢與政策”任課教師的地位,讓其他專業課教師“愿”加入其中,并在統一規劃和有力領導下,塑造良性的競爭狀態和發展趨勢。當然,多元化不是無底線,而是讓“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構成形成良性互補和充分競爭的良好態勢。另外,專業教師成長多元化。在教師成長類型上。教學效果良好的任課教師應多鼓勵和支持其賽課、評課,培養“以賽促長”“以賽促建”和“以賽促學”的軟環境;在教師成長激勵上,要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和政策支持相結合。在教師考評上,實現學生評教、同行互評和學校考核相結合。在職稱評審上給予關注。

                    其次,規范教學內容和管理。“形勢與政策”課沒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學內容,卻有一條不變的紅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圍繞這條紅線,模塊化每學期的教學內容以確保教學內容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結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學要點”,可視化每學期的教學專題以確保教學內容的統一性。發揮教研室的作用,標準化備課、編寫教案和制作課件以確保教學內容的規范性。另外,課程管理規范化,課程由誰組織協調、由誰布置實施、由誰負責考評,高職院校要出臺文件務必落實到各具體職能部門。

                    (三)課程改革重在形成長效機制。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設計,并不是實施過程更不是結果。因此,高職院校應該在具體教學組織和實施過程中,隨著各種問題的暴露,不斷結合本校實際,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并充分發揮高職院校靈活多變的優勢,實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課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發展之路,走創新發展之路,走內涵發展之路。

                    豐富教學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是教師素質和業務水平的集中體現。“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瓶頸或許不是選擇規范性、系統性的教學專題,而是如何找到合適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參與進來并入腦人心。因此,應充分考慮各學院以及不同專業學生的實際情況,合理編制課表,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充分激活專題,以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為導向調動學生的興趣;充分研究高職學生的特點,找到起點代人理論,內化于心;充分利用熱點分析、主題演講、時政報告、現場辯論等多樣化教學手段,提高課程互動比重,激發學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結語

                    綜上所述,面對各種實際問題,高職院校的“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該在了解課程性質和特點的基礎上,綜合本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找到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進而構建課程教學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特色發展模式。

                  【篇三】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穿越血與火的歷史煙云,歷經建設與改革的風雨洗禮,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她100歲的生日。
                    憶往昔崢嶸歲月,百年史浸滿多少屈辱的淚水,數十年抗爭又流盡了多少中華兒女熱血滿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紅船從黎明中駛來,中國革命放射出第一縷絢麗的曙光。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航向。黨以七月的名義,呼喚八月的南昌風暴,呼喚秋天的井岡星火,呼喚長矛、大刀和紅纓槍。100年風雨兼程,說不盡的坎坷滄桑;九十九年風云巨變,道不完的偉業輝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凱歌嘹亮。在無數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黨旗上,翻卷著的是x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濤,流淌著的是為保衛祖國而澎湃的血浪。是黨帶領我們斬關奪隘,歷盡風險奪取勝利;是黨帶領我們艱苦奮斗,建設家園,奔向小康。
                    滄海桑田,神州巨變,100年征程歲月崢嶸,100年征程金光燦爛。如今,南極上空早已飄揚著我們的五星紅旗,太平洋上出現了我們強大的海軍艦隊,神州5號也帶著剛強的氣勢沖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個個商廈、工廠、高科技企業正遍地生花……香港回來了,澳門回來了,那些曾經蔑視我們為東亞病夫的列強,一個個低下了自命高貴的頭,就連大洋彼岸那個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一次次為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道歉。我們這個曾經饑寒交迫的民族,已經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一個偉大的黨正帶領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實現小康,走向富裕。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5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美聯社一位記者在香港發出電訊說:“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時光荏苒。50年后,當人類跨入新世紀,回首百年歷程時,一組關于中國的長篇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這組報道的總標題赫然寫著:“中國半個世紀--壯麗、驕傲與渴望”。
                    100年風云變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橫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100年成功的真諦。
                    今天,我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發揚傳統,艱苦奮斗。永保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學習與時俱進,熱愛祖國,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熱血,為黨旗爭光。我們新一代大學生們理應跟隨黨的腳步,明德勵志勤踐行,創先爭優爭先鋒。
                    歷史的塵煙,掩蓋不住世紀的風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先驅者已將希望的種子撒向人間,綻開了一片爛漫的紅色。彈指一揮間,上下越千年,黯淡與輝煌、幻滅與再生,永恒的悲愴與不朽的豪情,貫穿于這一清晰的脈絡。這便是我們的黨堅韌求索的過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復著這幾句話,每一次都熱血沸騰,胸膛里燃燒著對祖國的熱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深深地為我們欣欣向榮的國家而感到榮耀、為我們不斷求索、不斷前進的政黨而感到驕傲,更為能夠投身充滿機遇和挑戰的現代化建設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邊,巍巍陽山下,我無數次重復自己年輕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塊磚,也要去構筑祖國興旺強盛的大廈;哪怕我只是一顆螺絲釘,也要去鋪設民族走向輝煌的路軌;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為祖國的春天奉獻自己生命的綠色!

                  【篇四】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新時期是高校“形勢與政策”課的重要發展時期,教師和學生都面對著與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學模式,教學方式應進行創新和改革。課程要進行包括線上教學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師要真正適應新媒體技術條件下的教學新模式,多方面進行創新,從而使課程的教學模式出現質的飛躍。

                    [關鍵詞]新時期;形勢與政策;教學模式;創新

                    [基金項目]2019年長沙師范學院校級教學改革項目課題“新時代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模式構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簡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學博士,長沙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設。

                    [中圖分類號]G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學生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信息化時代,高校傳統的“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戰。而從矛盾辯證法來講,課程受到的挑戰中也包含著機遇,緊抓機遇進行教學模式的改革往往會收到不錯的成效。在新時期,“形勢與政策”課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實行線上教學,并且要對以往的教學模式進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進該課程教學模式質的飛躍。概言之,高校“形勢與政策”課要緊抓全面進行線上教學改革、全面提升教師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強教師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水平和全面增強學生的“四個自信”這四個方面。

                    二、新時期“形勢與政策”課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開展線上教學,這是大力推進該門課程改革的契機

                    原來的“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模式之所以面臨著改革難以推進等一系列問題,關鍵在于許多任課教師改革意識不強,創新觀念不夠,對該門課付出的精力和時間不夠,有個別教師上課時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時期,使得部分原來在現實課堂中照著PPT講課的教師面臨著新的線上教學環境而不得不有所改變,在線上教學,如果對授課內容不事先熟知并進行自如地講解,就會出現一堂課難以講授下去的尷尬場景,即使是口才較好的老師,也要對教學內容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線上課堂中侃侃而談。此類課堂教學,與網絡主播的情況類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學淺,觀眾的參與度就會很低,從而使主播難以“混”下去。

                    “形勢與政策”課的老師也面臨著同樣的情況,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會面臨著無生動話語可說,干巴詞窮的尷尬局面,學生隨時會退出網絡課堂,讓教師難以繼續進行教學。當然,教師手中還有“考勤”這把“尚方寶劍”,學生應當不會不請假就退出課堂,但對于教師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學生會選擇靜默老師的聲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這樣就倒逼教師提高教學水平,在此方面進行有效的創新。

                    三、全面提升教師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線上課堂將正確的價值觀有效教授給學生

                    當前任課教師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參差不齊,而且多數教師操作電腦和手機相關教學技術設備能力有待大幅提高,傳統的教學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課程改革的思想和行為上的重要障礙。在脫貧攻堅時期,教師應與時俱進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打造“形勢與政策”云課堂,將我國當前脫貧攻堅工作與思政課堂相結合,體現高校思政課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脫貧攻堅的偉大戰役中,思政課教師肩負重大責任,每位教師要守好自己的“責任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教學中結合脫貧攻堅的典型事件開展教學,弘揚愛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同時發揮線上教學的優勢,使思政課真正發揮其育人功能,取得積極的成效,為下一步本課程開展教學改革積累經驗。

                    高校目前在“形勢與政策”課信息化教學方面面臨著如下困難:一是網絡成為青年學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會已經全面進入信息化時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教學卻顯得比較薄弱;二是課程具有極強的實效性,這對老師的政治素養和理論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傳統的課堂教學這一單一的教學形式,對學生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四是任課教師數量得不到根本保證,而且教師獲取教學資源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是通過相關教材,相關的課程培訓來獲得信息和教學內容,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學生的多層次需要。

                    四、全面加強教師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水平,通過專題培訓提升教師的理論素養和理論結合實際的能力

                    為了保證“形勢與政策”課理論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必須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師隊伍先進行培訓。通過培訓,所有“形勢與政策”課教師熟練掌握教學內容,把握教學要點,科學運用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充分滿足“形勢與政策”課理論教學的現實需求。多年實踐證明,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師先進行培訓,培訓合格后方承擔具體的教學任務,給學生講授“形勢與政策”課,能夠切實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有效保證“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效果。

                    “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內容具有非常顯著的現實性特點,基本上都是當前的熱點問題。這些社會熱點就發生在我們身邊,都能夠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進行調查研究。因此,“形勢與政策”這門課不能關起門來搞教學,教師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賢書,而要把課堂上講與走出去看結合起來,千方百計提高自身對現實問題解答的能力,比如脫貧攻堅,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表現差異極大,教師應重點鉆研具體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做出讓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說服力的結論。同時,應讓學生帶著問題到社會上去調查研究,然后把調研心得帶回到課堂,實現理論升華。這樣既可以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拓寬思路,讓學生對課堂內容有切身的體會,又可以豐富教學的載體和內容,增加教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強教學的效果。

                    五、通過講好中國的“脫貧攻堅”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詮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面增強學生的“四個自信”

                    原來我們自己講中國的制度優勢,某些國人不以為然,尤其是極個別“公知”對此不屑一顧,甚至美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一套精英與平民迥異的雙重標準。而在“脫貧攻堅”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國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而西方國家卻普遍考了個不及格,可見,民生工程猶如一面“照妖鏡”,映射出了西方所謂“人權”等價值觀的虛偽本質。因此,通過“形勢與政策”課教學講好脫貧攻堅等專題,在幫助大學生學習和領會黨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時,還可以使大學生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增強制度自信。以新時期網絡教學為契機,通過精心設計,也有助于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改革創新。

                    “形勢與政策”課教師應把脫貧攻堅等體現我們黨“執政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學各專題,引導學生做新時代合格公民,鼓勵學生增強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信心。教師應善用和樂用現代媒體手段,扎實高效地讓學生完成線上學習任務。教師可通過發布話題、在線答疑、批改作業等方式與學生進行良好的互動,并以脫分攻堅為切入點引導學生學習“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專題,使學生充分認識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科學完備的制度保障,并堅定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勝信心。

                    六、結語

                    新時期帶給“形勢與政策”課的絕不僅僅是挑戰,更多的是變革和機遇。脫貧攻堅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國制度的巨大優勢,這些都是課程的自信資源。我們相信通過不斷地創新和改革,該門課將會越來越對學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巨大魅力。

                  【篇五】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當前經濟新常態下社會經濟發展各個領域都在不斷進行改革創新,以期更好地適應市場形式變化,把握政策機遇等全面提升發展效能。本文圍繞經濟新常態探究了目前就業形勢整體情況與問題,并圍繞經濟新常態下就業政策方面提出了相關的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就業形勢 經濟新常態 結構 政策選擇 對策

                    新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轉型改革的新階段,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就業形勢也面臨新的挑戰,如何進一步優化就業政策,為廣大就業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廣泛的就業平臺,成為目前相關部門探索的重點。加強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課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分析

                    當前我國經濟不斷進行轉型發展,新時期我國在就業形勢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問題或挑戰,具體表現在:

                    (1)結構性就業矛盾依然比較凸顯。經濟新常態下勞動力市場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供需發生變化,那么產業結構也會發生變化,進而就業結構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目前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勞動力結構調整和產業機構變化之間未能協同的矛盾更加凸顯。比如常見的大學生就業難、農民工招工難的現象。究其原因還是由于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投入,沒有上升到依靠內涵式發展以及人力資本素質提升等發展道路上來,市場勞動力價格低,且沒有競爭優勢等,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依然比較粗放,從而導致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2)供給側結構改革帶來轉崗就業的現實問題。伴隨國家供給側結構改革進程的深入實施,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工程有序推進,但是也要看到供給側結構改革也會導致一些勞動力出現轉崗等情況,進而導致煤炭、鋼鐵等傳統行業很多的職工需要轉崗就業,面臨新的就業壓力。

                    (3)科技水平不斷提升與就業難度大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隨著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向前發展,科學技術的作用更加凸顯,國家對科技方面的重視度不斷提高,國家科技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是也要看到科技進步一定程度上在短時間內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技術性失業情形的出現,尤其是對于勞動人口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而言,他們對科技進步方面的認知度不夠,甚至存在機器代替人工等作業情況,機器人等智能化工具的推廣使用,將會導致很多的工作群體面臨失業。

                    此外隨著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勞動力用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工資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形勢不斷進行提高,加上國家社會保障機制不斷完善,中國企業承擔較重的社會保險費率,另外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導致勞動群體人數不斷減少,進而出現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場形勢的發展和企業用工需求的滿足。另外還存在就業質量偏低等問題。這主要是由于伴隨國家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城鄉差距依然比較大,勞動力就業質量明顯不高的局面依然存在。

                    二、經濟新常態視域下我國就業政策的選擇探究

                    為了切實推動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為廣大勞動者提供更多公平開放的就業環境,切實提升人力資源利用成效,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就業政策進行完善探索:

                    (1)圍繞穩增長與保就業兩大基調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政策銜接機制。當前政府對民生問題越來越關注,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推動經濟逐步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時另一方面對就業問題也越來越關注。因此應當圍繞穩增長和保就業兩大基礎從戰略發展角度進行統籌規劃,財政方面要進一步探索實施擴大就業的財政支持與保障機制,穩妥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等實施。同時在貨幣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擴大就業相關產業的扶持力度,不斷引導更多就業能力強的產業和企業進一步擴大就業機會。此外還應當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優化市場環境,完善市場監督機制,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融資模式等方式,鼓勵民間資本主動投入的積極性,進一步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平臺。

                    (2)完善積極就業政策。政府要發揮有力的宏觀調控作用,在就業政策的完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以此為基礎出臺更加完善的多元化的就業政策。要充分結合創新創業的新形勢進一步加強政策的宣傳,完善相關的信息發布管理機制,出臺更多的創業優惠扶持政策等,從而進一步推動創業質量不斷提升,創業規模不斷擴大。

                    (3)深化勞動力市場供給側結構改革,進一步提高對就業弱勢群體的關注和保障力度。一方面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市場形勢進一步圍繞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市場活力的釋放以及就業保障政策的完善三個方面進行調研分析和政策機制完善,從而更好地為提升勞動者的就業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要針對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政府應當進一步完善相關的保障機制,實施多元化的競爭很難就業服務,加強貧困勞動力職業培訓,強化對女性群體的勞動技能培養,針對女性創業者等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針對殘疾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等,從而更好地讓越來越多的群體通過就業實現自身的價值,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大的貢獻。

                    另外還應當全面加強勞動者就業質量的提升。通過完善勞動力市場法制機制,強化市場監管;引導企業加強規范管理,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加強社會輿論宣傳,更多的對優秀勞動者事跡等進行傳播等,從而更好地引導勞動就業群體努力作為,轉變觀念,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

                    總之,目前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異常嚴峻,只有不斷完善相關的就業政策,才能切實為勞動群體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1]劉昌平,汪連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我國就業形勢的新變化與政策選擇[J],上海經濟研究,2016(09).

                    [2]李長安.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J],中國培訓,2017(10).

                    [3]彭幫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的變化與政策創新[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8(08).

                    [4]李長安.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2).

                  【篇六】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為了提高高速收費站通行效率,切實改善民生,ETC成為當下時政熱點。國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動ETC市場覆蓋度。但是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市場營銷亂象造成了較多客戶投訴,惠民政策卻造成擾民現象。本文以近期ETC相關的政策為數據基礎,通過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分析方法,結合政策工具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管制型、市場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類,通過分析每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發現ETC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對應優化對策。

                     【關鍵詞】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問題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連續出臺一系列和ETC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鋪開推廣ETC,頓時ETC成為了熱門話題。該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要實現ETC全覆蓋,汽車ETC安裝率達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車輛ETC使用率須達到90%以上,力爭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在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和完善操作結算系統的同時,政府依托各大商業銀行、汽車4S點、收費站、服務區等一系列汽車場景服務點,迅速上量提升汽車ETC的覆蓋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減少車主停車排隊等待繳費的時間,提高車輛通行效率,汽車也能夠減少剎車、起步量,節能減排。該政策是一項利國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過民意調查后發現該項便民措施卻致擾民現象。

                     通過觀察法,本文發現各大營銷機構如銀行、高速收費口,在營銷的過程中時有過激行為出現:某收費站實行客車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車人工收費車道;某銀行員工身著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攔車營銷ETC;某機動車檢測公司拒絕為未裝ETC的車子年檢。而步入新系統使用階段后,車主對新系統的收費方式和標準紛紛產生質疑;有不少車主過高速時,ETC識別失敗導致該條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時向部分群眾發放調查問卷,對ETC服務進行進一步了解,車主對于ETC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時常接收到銀行的營銷推薦,著實影響日常生活;安裝ETC設備后無人問津,售后服務空白;辦理過程繁瑣復雜,經常遭遇銀行捆綁銷售、收取押金等各種條條框框;個別車主因自身喜好、或因臨時租用汽車等情況不愿安裝ETC,面對排隊收費卻也束手無策。

                     政策結果在朝政策目標前進的過程中發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重要途經,故本文以近期與ETC相關的政策作為數據,結合政策工具相關理論將ETC政策工具劃分為四類:管制型、市場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過對ETC政策進行工具分類及分析研究,提出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缺陷,并對此進行優化建議。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

                     根據ETC的民意調查,本文對ETC政策工具的使用進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給的過程中,大力建設了包括軟件、硬件、安全在內的各項基礎設施,但自2019年5月出臺政策至目標的2019年年底,僅7個月時間略顯倉促,不利于基礎建設的建設和測試,還未待穩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廣和車主規制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消費者保護板塊,關于車主群體的自由選擇權、信息知曉權等沒有得到有效立法保護。

                     (二)市場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廣主要依賴于市場工具,各大金融機構和車場景的部門在指標和競爭的趨勢下確實干勁十足,在短短7個月中完成ETC安裝覆蓋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獲得了極大的效益,但是這種僅以“ETC安裝率”為績效考核目標的體系低估了市場型政策工具的真實實力,致使了擾民現象的發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較少

                     與另兩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較少,僅僅引導車場景使用ETC,所針對的主體是那些主動到指定停車場的車主和新購置車輛的小部分群體,剩余未安裝設備的大批存量車主們無對應引導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傳導有限

                     車主們大多只知道2020年啟用新系統,但對新的收費方式一無所知,所以在新系統上線后跑過高速公路的車主們產生了大量質疑和投訴,而政府也是在產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運輸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對消費金額和收費方式進行解釋。且車主現在無法查詢新系統中ETC的消費明細,相關系統正在研究開發中,無法及時做到消費信息公開透明化。

                     三、對策與建議

                     (一)完善基礎建設

                     一條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廣使用,每一項政策都應該能夠對應牢靠的物理設施、穩定的操作系統和安全值得信賴的網絡。在整個系統開發完成后先進行小范圍內試點,待試點區域內有了積極正向的反向后即擴大范圍正式推廣使用,而非在短時間內各項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行推廣。

                     (二)引導市場機制

                     市場中各經濟主體出于指標、激勵獎懲和價值奪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戶資源的爭搶上紛紛來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場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明確所有的經濟主體在遵守一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競爭資源獲取利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從宏觀上引導方向指定該項規則。

                     創新ETC的績效考核,摒棄自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考核,考核系統過程化,在考核系統中加入:營銷結果、是否投訴、對產品的熟悉認知程度等等,實施更有力的獎懲措施,投訴率高的機構扣減效益,完成程度較好的機構追加獎勵,不僅增強機構的責任感還能夠調動各大機構的營銷積極性。

                     (三)增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能夠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社區中設立ETC專項辦公室,及時為居民們答疑解惑ETC相關問題,相比營銷機構,社區辦公室更為專業中立,能及時準確處理問題。鼓勵群眾監督舉報ETC政策在執行中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個執行主體不遵守市場規則,協助政府治理,掃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提高政府實施ETC政策的效率。

                     參考文獻:

                     [1]曹宇.政策工具視角下的公共圖書館讀者權力保障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2019.

                  【篇七】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視角,采用內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分析對象,從政策工具、政府扶貧領域二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扶貧的二維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教育扶貧政策工具強度越強,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設型轉移,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性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內容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對于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對政策內容的梳理,而從政策工具視角來研究教育扶貧政策內容的較少。本文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教育扶貧政策展開研究,構建以“政策工具分類”和“教育扶貧領域”為主的二維分析框架,整理并篩選過去10年教育扶貧政策,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領域分析并優化梳理教育扶貧政策。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框架

                     1.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教育扶貧政策文獻均來源于公開的數據資料,根據發布主體和關鍵詞進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圍覆蓋教育部網站等平臺,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了科學客觀準確地遴選研究樣本,政策文獻按照以下原則:一是發布單位是以教育部為主;二是發布時間從2011年開始;三是發布內容與教育扶貧相關,體現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內容;四是發布類型為實施方案、意見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貧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軸:基本政策工具維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環境下,政策制定者為解決政策問題、達成政策目標、實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體手段和方式[1]。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本文采用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觀點,政策工具分為強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和激勵型政策工具[2]。

                     Y軸:教育扶貧領域維度。根據已發布的教育扶貧政策,教育扶貧領域主要劃分為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Y軸以教育扶貧領域設置為基礎,分析不同領域內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政策文本進行研究,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不系統的、定性的內容如文字、圖像等轉化為系統的、客觀的、定量的數據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質性軟件Nvivo11按照“編號—具體章節”的方式順序進行逐條編碼,在具體條款中以表達一句完整意思的話語或以句號為一個編碼分解的標準分類。

                     3.信度檢驗

                     對于信度檢驗,多位文本編碼評判員的編碼結果一致性超過80%即表明編碼結果可信。通過多位編碼評判員主評判員編碼結果一致性對比,經過多次調整優化,文本編碼結果一致性比例達到89.7%,表明編碼結果可信度較高,可以接受編碼結果。

                     二、教育扶貧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X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使用呈現“以強制型為主、重長遠能力建設、輕短期激勵”的特征。強制型政策工具是推進教育扶貧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視長遠能力建設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時,較為注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長期發展能力的培養,激勵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規劃建設被視為輔助性措施予以實施。

                     以強制型政策工具為主的教育扶貧政策。強制型政策工具總體占比44.7%,內部工具政策落實使用過溢。其中,政策落實占比最高,達到31.7%,法規管制和機構改革使用頻率相對較低,分別占比8.4%、4.6%。政策落實運用過溢,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進教育扶貧政策的落實。機構改革政策工具運用尤為短缺,這表明教育扶貧政策涉及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機構重組較少。法規管制作為教育扶貧政策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夠重視。

                     注重能力建設型的教育扶貧政策。在具體措施中,內部工具的使用相對均衡,其中教育發展占比12.2%,人才培養占比10.8%,環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脫貧效果的穩固與長效取決于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貧困人口的素質和能力為著力點,與教育扶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貧中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應被更充分地應用。

                     激勵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貧政策。激勵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僅為24.4%,總體上政策工具運用不足。具體而言,財政補助、資源傾斜、社會保障分別占比11.4%、7.9%、5.1%,反映激勵性政策工具中財政補助占據了較大優勢。

                     2.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Y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主要以義務教育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為輔的方式。其中,在義務教育中,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較多,高中教育占比僅次于義務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較多的政策工具來促使貧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發揮出教育扶貧政策的“造血”功能。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占比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勵型政策工具為主,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啟示

                     針對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轉移。脫貧的關鍵是激發內生動力,而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與教育脫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部門實施教育脫貧政策時要適度擴充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加強各領域不同階段教育發展,引導和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設。第二,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型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將強制型政策工具作為調適點,配置激勵型政策工具,既檢查督促政策實施主體,緩解各權利主體利益博弈所帶來的沖突與矛盾,給予政策實施主體信任和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1]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國促進大數據發展政策工具選擇體系結構及其優化策略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8,(11):5-15.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統中,對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觀的外部環境、政策本身的屬性以及利益團體的博弈等方面,關于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學界則鮮有涉及。政策作為政策系統最直接的輸出產品,在本質上體現為政策參與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將其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作為研究切入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政策地位的評判標準從四個方面體現:政策制定主體地位的高低、學者關注程度的大小、執行部門是否聯合行動、政策最終作用對象的廣度。在此基礎上,判斷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過自上而下、承上啟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徑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

                    關鍵詞:政策系統;政策終結;政策地位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政府購買農村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人口老齡化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簡介:張桂敏(1987-),女,石家莊人,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王軻(1982-),男,河南泌陽人,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吳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營利組織管理。

                    自“政策科學之父”拉斯韋爾提出政策階段論之后的20年時間里,有關政策科學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始于“趨后傾向”,特別是普雷斯曼和威爾達夫斯基等人編寫的《執行》一書的面世,“政策終結”開始走進學者的研究視野并引起廣泛關注。至此,政策系統在理論層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環,包含了從政策制定到政策終結的一系列環節。所謂政策系統,是指政策主體、政策客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不斷進行互動調適的動態系統。換言之,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如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終結等,所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并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需要強調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統在政策系統中并不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執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關于政策終結的研究卻相對較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策終結不重要或者相對簡單。相反,政策終結長期以來并不如預期中那樣一帆風順,各種或潛在或顯性的因素都可能成為政策順利終結的障礙。

                    如何作出政策終結?終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政策終結的后果是什么?這些構成一個“政策黑箱”,困擾著研究者。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視角對相關的影響變量展開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占有的位置,對政策終結的影響一直未得到足夠關注。無論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終結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影響變量,將政策地位作為切入點對政策終結作出補充性、專題性的研究,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相關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終結的概念梳理

                    對研究主題展開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關鍵性概念,因此在對現有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對政策終結的概念作一簡要梳理。從字面理解,政策終結就是一項政策的終止或結束。Brewer認為,政策終結是“政策與項目的調試,大凡政策與項目無法發揮功能或已成為多余或過時,甚至不必要時,則將政策與項目予以終止或結束”[1]。Deleon從廣義層面定義政策終結,認為它是政治當局對某一特殊的功能、計劃、政策或組織,經過審慎評估的過程之后,而加以結束或終結[2]。國內學術界對公共政策終結概念的界定多見于教科書中的一些參考性解釋。在臺灣學者林永波看來,政策終結隱含著舊有東西的終止和新期望、新價值的建立。張康之從利益分配視角提出,政策終結本質上是一種政策資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機制[3]。陳振明、張金馬、陳慶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構下提出,政策終結是決策者在審慎評估之后,通過必要的措施,對錯誤、過時、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終止的行為。

                    從對政策終結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政策終結涉及到資源、利益以及各種價值的交鋒和重配,能否順利實現終結取決于各種政治力量間暗潮洶涌的博弈結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終結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的變動,如若沒有任何激勵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間難免出現利益沖突,甚至導致終結停滯[4]。再加上利益集團受“沉沒成本(sunkcost)”的束縛會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張金馬早年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一種人為的政治行為[5]。此外,即使當局者意識到政策存在過時、無效甚至錯誤進而需要對其進行終止,在當前漸進主義決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終結也很難進入人們的認知轉變,甚至不存在于人們的思維之內,因為當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補、調整作為邏輯出發點。

                    (二)國內外關于影響變量的梳理

                    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閾作出解說。其中,廣被認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終結障礙的經典理論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總結了具體的變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組織機構的持續性、動態的保守主義、反終結聯盟、法律上的障礙、終結啟動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樣觀點。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歸結為終結聯盟的反動、動態保守主義、啟動成本、立法障礙和恐懼或不確定性。以上幾人的表述雖有細微差別,但對于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解釋卻殊途同歸。Gevamay認為組織的特性和終結的內在成本是阻礙政策終結的兩大主因,Harris卻僅僅將限制因素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部分學者直接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簡化為對組織持久性的考慮以及終結的代價(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財政等的考慮)兩個方面。里斯蒂娜·亞當等人認為,政策的變遷抑或終止是經濟發展、政治競爭、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專業化的副產品[6]。概言之,國外學者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分析,可大致歸為三類:客觀因素、驅動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國內已有研究多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觸、組織的持久性、反對集團聯盟、法律障礙、成本障礙。除此之外,陳振明指出,社會輿論通過新聞傳播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成為影響政策終結的第六大障礙[8]。陶學榮、王鋒認為,政策評估的缺失也是本該終結的政策遲遲無法合理終結的原因之一[9]。劉雪明等認為,典型事件、政策評估、環境變化、公共輿論、領導者的領導力五大因素緊密關聯共同影響公共政策終結[10]。王振波則將政策終結的根源歸納為:不合規、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維護,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終結[11]。

                    縱觀既有研究,政策終結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區、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層級的政策終結,各個變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難批判不同變量對政策終結影響的大小。然而,在當前研究中鮮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從而削弱了現有理論的邏輯解釋力,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政策地位在政策終結中的影響作用作出嘗試性研究,以期豐富相關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處地位的判斷標準

                    政策作為政策系統的直接輸出產品,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各政策參與者之間利益角逐的產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實質就是明確承載公共權力的政策參與者在政策系統中是如何尋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參與者,既指直接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組織和個人,也指受政策影響反過來又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組織和個人。具體到判斷標準,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體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體特指擁有法定決策權的高層組織或個人,在整個政策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組成并領導整個決策過程。在政策終結過程中,政策制定主體(包括權威機構、政治精英人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政策能否順利終結具有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與政策所處地位呈正相關關系,也即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越高,政策所處地位就越高,對于政策加以終結就越難以實施。

                    同時,政策制定主體從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階的高低,政策位階與政策地位成正相關關系。例如,上升為法律層面的政策相較于地方法規、部門規章,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穩定性和權威性也較強,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終結往往要大費周折,不僅耗時,也會面臨不可預期的抵觸心理和抵制行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體通過主體層級以及政策位階兩個方面折射出政策所處地位,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礎標準。

                    (二)專家學者的關注程度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查爾斯·O.瓊斯指出,組織機構一旦結成共同體,就會有效地威脅政策終結行為[12]。盡管專家學者不直接參與一項政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但卻可以通過研究報告、與會發言、網絡書信等渠道表達政策意見。同時,他們一般以大學、科研院所等機構為依托,構成學術共同體,利用團體專業技術優勢活躍于政策終結的舞臺上,從技術理性的角度帶來共鳴、提出參考性方案,對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應,即專家學者表達意見的初衷是確保政治當局制定決策的科學化,同時也間接構成影響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專家學者對于某一項政策的關注度可以說是公共政策終結的催化劑,在引導公共輿論走向的同時,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斷標準之一。誠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圍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輿論確定。普通民眾心中,專家學者本身就代表相關領域的權威,對于哪些政策需要被關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終結,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猶如一顆“定心丸”,影響民眾認知,間接框定政策的范圍和方向。當某一項政策引起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評論時,說明這一政策在政策系統中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發現政策不合時宜或存在過失、錯誤,政策終結便較為快速、順暢。相反,一項政策如若未能引起專家學者關注,說明其相對于其他政策處于弱勢地位,甚至無足輕重,那么關于這一政策的終結便出現復雜局面:在不影響整體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沒成本的潛在影響,政策當局往往會抱有“打擦邊球”的心理,對需要終結的政策輕描淡寫甚至視而不見;只有在影響社會整體利益或團體自身利益時,才可能會采取被動措施加以終結。

                    (三)執行部門的聯合狀況

                    恰如張金馬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人們主動進行的一項政治行為[14]。這種顯著的人為性致使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終結都需要借助相關的執行部門和一線執行者加以落實。在實踐中,執行部門可能是單個部門“單打獨斗”直接執行終結,也可能是多個部門“抱團”聯合執行終結,這可以說是判斷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風向標。若是單個的執行部門則多數情況下意味著政策影響范圍較小,所處地位不高,進一步講,政策終結過程中所遇阻力較小,較易實施;如若是多個部門聯合執行,則表明這一政策影響范圍相對廣泛,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政策走向終結就存在較大阻力,期間難免牽涉主體間的利益博弈、權力抗衡,終結過程的推進勢必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整體表現為一種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動。

                    (四)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

                    政策是針對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制定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體便是政策效力輻射的對象。所謂的政策作用對象,即政策直接作用與影響的公眾群體或那些受政策規范、管制和調節的社會成員,亦即受政策影響的目標團體[15]。順言之,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可以理解為政策事件輻射到的目標團體的數量,具體到本文指代全體民眾、部分民眾抑或是特殊利益群體。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直接影響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成為重要判斷標準之一,這是因為政策作用對象并非消極被動地接受政策,相反會主動積極地參與并影響政策的制定與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會上絕大多數民眾,且走入公眾的視野范圍,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體壓力下就不得不對政策予以足夠重視,權衡利弊作出審慎理性的決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處地位較高。例如,三峽工程實施時需要移民數十萬,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自然將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統的顯著地位上來。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眾,且范圍較小,則地位相對較低。也就是說,政策作用對象范圍越廣,對政策地位的影響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極端情況的影響,即政策盡管影響對象范圍狹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關系的特殊利益團體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集團,則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也會呈現出較高的態勢。

                    三、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

                    通過對政策系統中政策地位判斷標準的分析,大致可以確定在現實實踐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過政策地位的確定,來探析其對政策終結是否會產生影響、影響程度怎樣、又是通過何種形式體現這種影響程度的,才是筆者的目標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

                    所謂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指的是決策者對某一政策的關注度,進而由決策制定者對政策是否需要終結作出主動判斷。對政策進行終結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策立法活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無法很好實現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本身就意味著政策終結會陷入難以擺脫的窘境。正如美國政策學家托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終止。……一旦一項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別難以終止。”[16]

                    其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是政策難以終結的根本原因。政策終結與其說是一項新政策的起點,毋寧說是決策者復雜利益之間重新洗牌的信號燈。正如Easton從經濟學視角所闡述的,政策的形成實質上是政策制定主體圍繞著特定的政策議題,為各自利益展開的討價還價和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17]。政策一旦終結通常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損失,為避免這種損失或者將損失降到最低,他們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擾政策終結。

                    根據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存在明顯的尋利動機。這種尋利的主體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有時兩者合二為一)。在利益沖動下,夾裹著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與公共利益相沖突,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決策者也會基于利益驅動而想法設法保障政策的執行以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導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現終結能力不足的障礙[18]。甚至,政策終結會忽視公民話語權,背離公共性原則和公益性目標,出現公共權力異化的現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評晉升機制和任期制導致的政績工程是政策難以終結的內在驅動。考評晉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長偏好于關注見效快、實施周期短,但卻可能與地方實際發展不相適應的政策來實現政績目標,這些政策一般在決策領導者任職期間不會出現終結的趨勢。例如,有些地方領導通過打造一些政績形象工程來取得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獲取政治資本,實現自身的政績目標、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鮮活的例證就是近年來地方政府層出不窮的“政績錦標賽”。此外,人事變動也會對政策終結產生重要影響。政策在制定的過程中凸顯著制定者或決策者的“人格化”,決策者在考慮終止某項政策時,主觀上其實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敗的結局,任職期間政策一般鮮有終結[19]。一旦發生領導者調任、離職、辭職或者辭退開除等情況,新一輪領導者的更替多數意味著政策注意力的轉移,政策發生終結的情況較為多見。

                    (二)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

                    所謂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指媒體力量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其中隱含專家學者的意見、民眾的關注。無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媒體具備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傳播力,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國外,媒體被稱為“第四種權力”,與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許多政策實踐表明:媒體在政策地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進而影響政策終結。盡管其不能直接對政策終結產生影響,但作為非正式舞臺上最為積極的活躍者,它們可以依據對相關新聞事件、專家學者言論的篩選、過濾、編排,從外圍推動政策議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壓力,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20]。具體來說,媒體的角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傳播器、專家學者意見的風向標、社會輿論變化的發酵劑。

                    當媒體對某一項政策關注度較高且持積極終結態度時,其背后必定涉及眾多參與者,則政策終結較易進行;反之,持消極或阻礙的態度時,政策終結的進程通常是緩慢的甚至出現停滯。托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書中說:“當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必須回答記者的問題,必須對新聞報道做出反應,必須對編輯意見做出回應時,媒體就在直接施加影響于政府的決策。通過呼喚民眾關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媒體就在間接地影響著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來,精英們依靠媒體來界定“社會問題”,進而制造“問題”,媒體的關注度引導社會公眾的聚焦點,通過大量的報道宣傳進入廣大公眾的視野,進而對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最終迫使政府部門作出終結那些不合時宜、無效的政策的決定。

                    此外,媒體的權威性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反應程度也是政策終結的重要影響變量。這是因為媒體一方面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另一方面又對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產生間接影響[22]。換言之,媒體既影響政府官員,又影響民眾。在媒體對一項政策持溫和的接受態度,則改變現狀、終結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較小。相反,該項政策引起了媒體的激烈反應時,各種或隱性或顯性的風險就隨時可能爆發,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終結那些無效、過時、錯誤的政策。如由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就是在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以及新華網等各大媒體的持續跟進和轉載下迅速發酵,成為焦點事件,最終促成政策的終結。

                    (三)自下而上的抗爭終結

                    所謂自上而下的抗爭終結,亦即社會民眾對政策終結作出的反應。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民眾將自身權力交付給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民眾對其進行監督,政府部門制定的政策本質上理應體現民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國家起源論也進一步指出國家的出現以及政府部門的設立都是民眾行使權力、實現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現實生活中,政策制定時常出現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或損害社會大眾合法權益的情況,因而政策的執行便會遭到社會自下而上的排斥,進而引致社會大眾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集體式抗爭,迫使政策制定主體終結原有政策。可以說,社會公眾的抗爭是推動政策終結的驅動力和助推力,并多數通過鄰避效應引發導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民眾由于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的差異,對于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終結可能存在分歧,出現“蹺蹺板”現象,此時,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決定政策終結成敗的關鍵因素。若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超過反對力量,則政策終結的目標便會順利實現[24];反之,政策終結將會失敗。

                    結語

                    政策終結是體現國家治理能力諸多要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主體。面對政策終結中錯綜復雜的價值沖突和利益訴求,各利益主體基于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利益立場,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終結聯盟,對政策在政策終結中的地位產生“滾雪球式”的影響,進一步影響政策的終結[25]。政策作為具有生命力的過程系統,符合效力遞減的規律,無論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終結抑或消亡。但通過對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條理地對政策終結作出客觀、全面的理性判斷,政策主體可以對那些低效、無效、過時的政策及時加以廢止,實現真正的終結,避免資源的浪費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終結的效能,保證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進而達到政府善政、國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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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托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31-45.

                    [22]劉雪明,曹迎賓.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因素分析[J].理論探討,2014(4)∶33-36.

                    [23]盧梭.社會契約論[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0-42.

                    [24]BEHN,ROBERTD.Howtoterminateapublicpolicy:adozenhintsforthewouldbeterminator[J].PolicyAnalysis,1978(3)∶393-413.

                    [25]李雪松.公共政策價值中和:一項溯源性的政策議題[J].寧夏社會科學,2019(6)∶20-26.

                  【篇八】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當前經濟新常態下社會經濟發展各個領域都在不斷進行改革創新,以期更好地適應市場形式變化,把握政策機遇等全面提升發展效能。本文圍繞經濟新常態探究了目前就業形勢整體情況與問題,并圍繞經濟新常態下就業政策方面提出了相關的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就業形勢 經濟新常態 結構 政策選擇 對策

                    新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轉型改革的新階段,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就業形勢也面臨新的挑戰,如何進一步優化就業政策,為廣大就業群體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廣泛的就業平臺,成為目前相關部門探索的重點。加強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課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分析

                    當前我國經濟不斷進行轉型發展,新時期我國在就業形勢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問題或挑戰,具體表現在:

                    (1)結構性就業矛盾依然比較凸顯。經濟新常態下勞動力市場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供需發生變化,那么產業結構也會發生變化,進而就業結構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目前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勞動力結構調整和產業機構變化之間未能協同的矛盾更加凸顯。比如常見的大學生就業難、農民工招工難的現象。究其原因還是由于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投入,沒有上升到依靠內涵式發展以及人力資本素質提升等發展道路上來,市場勞動力價格低,且沒有競爭優勢等,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依然比較粗放,從而導致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2)供給側結構改革帶來轉崗就業的現實問題。伴隨國家供給側結構改革進程的深入實施,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工程有序推進,但是也要看到供給側結構改革也會導致一些勞動力出現轉崗等情況,進而導致煤炭、鋼鐵等傳統行業很多的職工需要轉崗就業,面臨新的就業壓力。

                    (3)科技水平不斷提升與就業難度大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隨著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向前發展,科學技術的作用更加凸顯,國家對科技方面的重視度不斷提高,國家科技水平也在不斷提升。但是也要看到科技進步一定程度上在短時間內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技術性失業情形的出現,尤其是對于勞動人口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而言,他們對科技進步方面的認知度不夠,甚至存在機器代替人工等作業情況,機器人等智能化工具的推廣使用,將會導致很多的工作群體面臨失業。

                    此外隨著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勞動力用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工資水平隨著經濟發展形勢不斷進行提高,加上國家社會保障機制不斷完善,中國企業承擔較重的社會保險費率,另外隨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導致勞動群體人數不斷減少,進而出現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場形勢的發展和企業用工需求的滿足。另外還存在就業質量偏低等問題。這主要是由于伴隨國家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城鄉差距依然比較大,勞動力就業質量明顯不高的局面依然存在。

                    二、經濟新常態視域下我國就業政策的選擇探究

                    為了切實推動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為廣大勞動者提供更多公平開放的就業環境,切實提升人力資源利用成效,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就業政策進行完善探索:

                    (1)圍繞穩增長與保就業兩大基調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政策銜接機制。當前政府對民生問題越來越關注,一方面要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推動經濟逐步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時另一方面對就業問題也越來越關注。因此應當圍繞穩增長和保就業兩大基礎從戰略發展角度進行統籌規劃,財政方面要進一步探索實施擴大就業的財政支持與保障機制,穩妥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等實施。同時在貨幣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對擴大就業相關產業的扶持力度,不斷引導更多就業能力強的產業和企業進一步擴大就業機會。此外還應當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優化市場環境,完善市場監督機制,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融資模式等方式,鼓勵民間資本主動投入的積極性,進一步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平臺。

                    (2)完善積極就業政策。政府要發揮有力的宏觀調控作用,在就業政策的完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就業形勢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以此為基礎出臺更加完善的多元化的就業政策。要充分結合創新創業的新形勢進一步加強政策的宣傳,完善相關的信息發布管理機制,出臺更多的創業優惠扶持政策等,從而進一步推動創業質量不斷提升,創業規模不斷擴大。

                    (3)深化勞動力市場供給側結構改革,進一步提高對就業弱勢群體的關注和保障力度。一方面要圍繞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市場形勢進一步圍繞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市場活力的釋放以及就業保障政策的完善三個方面進行調研分析和政策機制完善,從而更好地為提升勞動者的就業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要針對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政府應當進一步完善相關的保障機制,實施多元化的競爭很難就業服務,加強貧困勞動力職業培訓,強化對女性群體的勞動技能培養,針對女性創業者等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針對殘疾人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等,從而更好地讓越來越多的群體通過就業實現自身的價值,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大的貢獻。

                    另外還應當全面加強勞動者就業質量的提升。通過完善勞動力市場法制機制,強化市場監管;引導企業加強規范管理,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加強社會輿論宣傳,更多的對優秀勞動者事跡等進行傳播等,從而更好地引導勞動就業群體努力作為,轉變觀念,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

                    總之,目前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異常嚴峻,只有不斷完善相關的就業政策,才能切實為勞動群體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1]劉昌平,汪連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我國就業形勢的新變化與政策選擇[J],上海經濟研究,2016(09).

                    [2]李長安.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J],中國培訓,2017(10).

                    [3]彭幫銀.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就業形勢的變化與政策創新[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8(08).

                    [4]李長安.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就業形勢與政策選擇[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2).

                  【篇九】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新常態下,“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重新審視課程性質和特點,回歸課程和教育教學原本。本文針對現在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從課程定位、教學模式和長效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課程內涵和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918(2019)02-0137-02

                    一、引言

                    “形勢與政策”課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新時代國內外形勢,深刻領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面臨的歷史性機遇和挑戰的核心課程,也是引導大學生準確理解黨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時代高職院校如何定位“形勢與政策”課,探索全新的教學模式并構建長效機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二、“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理論武裝時效性、釋疑解惑針對性、教育引導綜合性等三個特點。

                    (一)理論武裝時效性。理論性是指該課程理論性強,要講好“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必須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比如中東局勢為代表的國際局勢類的問題就涉及諸如勞動、剩余價值、資本、(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等概念和理論,同時也涉及諸如戰略位置、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陸)海權論、文明沖突等軍事、地理、歷史、政治多學科的相關知識。該課程理論性強的特點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綜合多學科相關知識背景以及相關學者的論述,才能將相關的焦點、熱點講透說明,否則就熱點講熱點,就焦點講焦點,流于表面而影響教學效果。另一方面,該課程時效性強。根據教育部社政司每學期初下發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選取半年內發生的要聞組織教學,而國際國內的焦點熱點瞬息萬變,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課結束后,下周的課講什么內容都要重新嚴格界定和組織。這里要說明的是,不管是理論性還是時效性,對教師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論性和時效性同時集聚在該課程里面,教學難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釋疑解惑針對性。根據理論的時效性特點,“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和直面學生的問題。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在大部分高職院校都被劃人理論課,但實際講授中,理論只能是一條隱形的支撐線索,更多的還是針對一個個鮮活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形勢與政策”課不同于高職院校一般的理論課,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體鮮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過大量紛雜的現象點明本質再回到現象本身,難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邏輯分析和推理過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經常直接面對來自學生的各種質疑和問題,現實而敏感,差異性大而又有相似之處。如何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任課教師極大的考驗,也是“形勢與政策”課課堂教學效果好壞的關鍵點。

                    (三)教育引導綜合性。如上所述,“形勢與政策”課不僅要求任課教師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要綜合利用各相關學科理論和背景知識,更要有針對性地回答來自學生的各種問題。學生所提問題,從三觀缺失到大學生活適應,從學業迷茫到失戀迷失,從網絡時尚到人際關系,從社會萬象到人間小事,紛繁雜呈應接不暇。在這種情況下,“形勢與政策”課要想起到教育引導作用,教師要綜合考慮學生各種情況,要掌握當代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特點,使學生通過課堂教學,從不同的側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學生不失時機地實現智力發展,逐漸促進學生優良思想品質的形成。

                    三、“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教育觀念和重視不到位。高職院校對“形勢與政策”課重要性和特殊性認識不到位,對課程重視不夠,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思政課“無用論”的觀念根深蒂固。長久以來,對思政課的厭倦,幾乎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幾乎把思政課與“洗腦”“無聊”等字眼直接掛鉤,很多教師甚至是學校領導也把思政課歸入雞肋課程行列。第二,高職院校普遍存在重專技輕思政的傳統。第三,高職院校的思政課的生存空間逐步被實習實訓、頂崗實習、技能大賽和考證侵吞。于是,“形勢與政策”課學分少課時少,任課教師之間以及與專業課教師之間各自為政,大班上課成為常態。

                    (二)教師隊伍建設有待加強。在大多數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一般歸屬于三類——帶其他思政課專任教師、輔導員和學校行政人員。第一類教師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還是未知數。第二、三類教師愿意上但很難上好。這三類教師分屬不同部門,很難進行有效的組織課堂教學。同時在這三類教師中,中級職稱和本科學歷的人員居多,比例高達60.5%,高級職稱和博士學歷的教師嚴重缺乏,占比不到7%。這三類教師一般教學任務繁重,在完成授課任務之余,難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時間和自我提升的學習精力,繁重的教學任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教師繼續學習和教研活動的開展,因而導致部分教師職業能力水平低下難以勝任教學工作。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不夠豐富。高職院校許多教師仍然采取滿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來作報告。這樣的教學形式往往會抑制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學生總處于被動學習,興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調動,于是開小差、遲到、曠課、睡覺也就成了普遍現象。另外,有的“形勢與政策”課仍然是教師一支粉筆、一本講稿、一張嘴的授課方式,網絡化、數字化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沒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師做的PPT課件,充其量是對傳統板書的簡單代替,達不到應有的教學輔助效果。

                    四、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重視程度和教育觀念雙到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質和法治素質是人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專業知識和技能,更應關注學生的思想品質和全面發展。“形勢與政策”課不是單純地灌輸時事熱點,而是磨礪學生的雙眼,使其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是機械地進行道德大義說教,而是磨礪學生的思維,使其學會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不是強制式的頭腦洗禮,而是引導學生的靈魂,在帶人中發現差異,在對比中發現自我、認識自我、回歸自我。如果“形勢與政策”課有幸能讓學生搞清楚“我是誰”,那么接下來能做什么和應該做什么就順理成章簡單自然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勢與政策”課的真正意義和作用就能呈現出來。因此,高職院校要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在人力、財力上,還是政策、組織、措施上都給予足夠支持,確實保障其健康和持續發展。 “形勢與政策”課只是一門課程,但其課程改革和建設發展離不開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為誰培養人和培養什么人是高職院校辦學定位的根本問題,也是高職院校包括“形勢與政策”課在內的各類課程教學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職院校辦學都面臨經費、生源、師資以及大環境的變化等等都是具體而不能繞開的辦學實際問題,直接關乎怎樣培養人的問題。“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關鍵在于,如何將課程性質與辦學定位、辦學實際相結合,在綜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適合高職院校教學改革的起點。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找到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種光鮮艷麗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則,人云亦云始終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構建良性發展的基本框架。

                    (二)構建課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強師資隊伍多元化建設。專業教師結構配置要多元化。專任教師要“好”,輔導員和行政人員要“能”,其他專業課教師要“愿”。選拔那些政治素質強、知識結構合理、教學技能豐富的作為專任教師,形成師資隊伍的中堅力量。選拔經驗和閱歷豐富的輔導員及行政人員作為兼職教師,充分發揮多學科融人的優勢。切實提高“形勢與政策”任課教師的地位,讓其他專業課教師“愿”加入其中,并在統一規劃和有力領導下,塑造良性的競爭狀態和發展趨勢。當然,多元化不是無底線,而是讓“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構成形成良性互補和充分競爭的良好態勢。另外,專業教師成長多元化。在教師成長類型上。教學效果良好的任課教師應多鼓勵和支持其賽課、評課,培養“以賽促長”“以賽促建”和“以賽促學”的軟環境;在教師成長激勵上,要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和政策支持相結合。在教師考評上,實現學生評教、同行互評和學校考核相結合。在職稱評審上給予關注。

                    其次,規范教學內容和管理。“形勢與政策”課沒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學內容,卻有一條不變的紅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圍繞這條紅線,模塊化每學期的教學內容以確保教學內容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結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學要點”,可視化每學期的教學專題以確保教學內容的統一性。發揮教研室的作用,標準化備課、編寫教案和制作課件以確保教學內容的規范性。另外,課程管理規范化,課程由誰組織協調、由誰布置實施、由誰負責考評,高職院校要出臺文件務必落實到各具體職能部門。

                    (三)課程改革重在形成長效機制。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設計,并不是實施過程更不是結果。因此,高職院校應該在具體教學組織和實施過程中,隨著各種問題的暴露,不斷結合本校實際,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并充分發揮高職院校靈活多變的優勢,實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課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發展之路,走創新發展之路,走內涵發展之路。

                    豐富教學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是教師素質和業務水平的集中體現。“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瓶頸或許不是選擇規范性、系統性的教學專題,而是如何找到合適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參與進來并入腦人心。因此,應充分考慮各學院以及不同專業學生的實際情況,合理編制課表,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充分激活專題,以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為導向調動學生的興趣;充分研究高職學生的特點,找到起點代人理論,內化于心;充分利用熱點分析、主題演講、時政報告、現場辯論等多樣化教學手段,提高課程互動比重,激發學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結語

                    綜上所述,面對各種實際問題,高職院校的“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該在了解課程性質和特點的基礎上,綜合本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找到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進而構建課程教學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特色發展模式。

                  【篇十】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中國共產黨始終同全國人民心連心,與中國命運的脈搏一起跳動,步履堅定,從偉大走向偉大。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無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1000字,供大家參考。
                    2021百年奮斗路啟航新征程形式與政策論文【1】
                    穿越血與火的歷史煙云,歷經建設與改革的風雨洗禮,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她100歲的生日。
                    憶往昔崢嶸歲月,百年史浸滿多少屈辱的淚水,數十年抗爭又流盡了多少中華兒女熱血滿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紅船從黎明中駛來,中國革命放射出第一縷絢麗的曙光。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航向。黨以七月的名義,呼喚八月的南昌風暴,呼喚秋天的井岡星火,呼喚長矛、大刀和紅纓槍。100年風雨兼程,說不盡的坎坷滄桑;九十九年風云巨變,道不完的偉業輝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凱歌嘹亮。在無數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黨旗上,翻卷著的是x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濤,流淌著的是為保衛祖國而澎湃的血浪。是黨帶領我們斬關奪隘,歷盡風險奪取勝利;是黨帶領我們艱苦奮斗,建設家園,奔向小康。
                    滄海桑田,神州巨變,100年征程歲月崢嶸,100年征程金光燦爛。如今,南極上空早已飄揚著我們的五星紅旗,太平洋上出現了我們強大的海軍艦隊,神州5號也帶著剛強的氣勢沖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個個商廈、工廠、高科技企業正遍地生花……香港回來了,澳門回來了,那些曾經蔑視我們為東亞病夫的列強,一個個低下了自命高貴的頭,就連大洋彼岸那個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一次次為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道歉。我們這個曾經饑寒交迫的民族,已經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一個偉大的黨正帶領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實現小康,走向富裕。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5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美聯社一位記者在香港發出電訊說:“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時光荏苒。50年后,當人類跨入新世紀,回首百年歷程時,一組關于中國的長篇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這組報道的總標題赫然寫著:“中國半個世紀--壯麗、驕傲與渴望”。
                    100年風云變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橫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100年成功的真諦。
                    今天,我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發揚傳統,艱苦奮斗。永保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學習與時俱進,熱愛祖國,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熱血,為黨旗爭光。我們新一代大學生們理應跟隨黨的腳步,明德勵志勤踐行,創先爭優爭先鋒。
                    歷史的塵煙,掩蓋不住世紀的風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先驅者已將希望的種子撒向人間,綻開了一片爛漫的紅色。彈指一揮間,上下越千年,黯淡與輝煌、幻滅與再生,永恒的悲愴與不朽的豪情,貫穿于這一清晰的脈絡。這便是我們的黨堅韌求索的過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復著這幾句話,每一次都熱血沸騰,胸膛里燃燒著對祖國的熱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深深地為我們欣欣向榮的國家而感到榮耀、為我們不斷求索、不斷前進的政黨而感到驕傲,更為能夠投身充滿機遇和挑戰的現代化建設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邊,巍巍陽山下,我無數次重復自己年輕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塊磚,也要去構筑祖國興旺強盛的大廈;哪怕我只是一顆螺絲釘,也要去鋪設民族走向輝煌的路軌;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為祖國的春天奉獻自己生命的綠色!

                  熱門標簽: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 譜寫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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