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是一個漢語詞語，拼音是lùnwén，古典文學常見論文一詞，謂交談辭章或交流思想。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的文章8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第1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主體所參與的經濟法律關系具有多元性和復雜性，在理論界，對經濟法主體的定位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甘肅政法學院何文杰老師認為，經濟法主體首先分為經濟調節主體、社會中間層主體、被調節主體三大類，其中經濟調節主體又由經濟行政機關、權力機關、司法機關組成;被調節主體由經營者和消費者以及其他主體構成;社會中間層主體主要由社團性中間層主體和公共性的經濟鑒證性中間層主體、公共性的市場中介性中間層主體、經濟調節性中間層主體中的政策性銀行等部分主體、輿論監督性社會中間層主體等構成。這個觀點是相對比較客觀、全面的，是符合我國市場經濟基本情況的。循環經濟是一項全民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即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公眾共同參與。循環經濟涉及的范圍很廣泛，不僅涉及生產、建設領域，還涉及流通、消費領域，所有從事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采取符合循環經濟理念的經濟發展措施，實現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的循環經濟原則。因此，在這些領域內所牽涉的主體都有可能成為循環經濟法的主體。
一、法律責任的綜合性
違反經濟法所承擔的法律責任是復合的，會涉及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大多數違反經濟法的行為都是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對于一個違反經濟法的行為，如果只是剝奪主體資格權利，而不要求經濟損害賠償，剝奪或限制人生自由，那么這只是處罰了加害者，對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只有綜合性的經濟法責任才能有效地制裁違反經濟法的行為，經濟法責任的綜合性也是責權利相一致的體現。循環經濟法律責任也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其中主要是行政責任。首先，行政主體在執行循環經濟法律規范賦予的職權時違反循環經濟法的規定，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次，由于循環經濟法對企業設定了大量的義務，相應地，在法律責任中應當設定不履行義務的法律責任，其中多數是行政責任;最后，事業單位、其他組織和公民違反循環經濟法律，應當承擔行政責任。例如，金融機構違法對生產、進口或者采用列入淘汰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的企業提供授信支持的，由主管行政機關依法追究行政責任。對于嚴重違反循環經濟法律并產生危害后果的行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二、“兩個核心”的契合
(一)保護社會公共利益
經濟法天然具有社會本位屬性，即經濟法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基本立場。從經濟法的基礎來看，經濟法的社會基礎是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問題，經濟法就是站在社會公共利益的高度，對側重保護個人利益的民商法和側重保護國家利益的行政法所不能保護的利益進行保護，從而調和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經濟法的經濟基礎是市場調節(無形之手)與國家干預(有形之手)的關系問題，經濟法強調“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配合使用，不僅為市場的自由競爭提供了有序的環境，而且為國家干預提供了法律依據，從而保障了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利益;經濟法的政治基礎是契約自由與人權保障的關系，經濟法是國家干預之法，因此，國家對經濟要進行必要的干預，更重要的是適度干預。從經濟法的內容來看，宏觀調控法是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國民經濟活動就是在宏觀調控法的規制下有序進行的，國民經濟良好有序的運轉是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因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每個人發展的基礎。因此，宏觀調控法是保障國民經濟運行的法，從而保障了社會公共利益;市場在運行過程中會出現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競爭失效，競爭失效會對社會公共利益產生重大的威脅，市場規制法就要對其進行調整，保障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因此，無論是宏觀調控法還是市場規制法，社會公共利益都是其理所當然的保護對象，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就是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和立場所在。循環經濟法側重保護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即社會公共利益。循環經濟法的目的是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保護和改善環境，保障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使得社會經濟呈現出“綠色”發展的良好態勢，這樣的“綠色”發展是惠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因此需要我們積極參與和支持。循環經濟法也是站在社會公共利益的高度去審視社會經濟的發展，它為經濟發展植入了更先進的理念，提供了更為科學的法律制度。循環經濟法涉及了經濟運轉的各個環節，涉及了各類經濟主體，因此，社會公共利益是循環經濟法發展的支撐點，也是循環經濟法區別于環境保護法的根本所在。
(二)政府干預
經濟法是確認和規范國家干預社會經濟之法。市場固然有其天然的優勢，它能夠提供有效的反饋機制，使得私人和公共決策者都能夠迅速地糾正錯誤，但是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市場失靈就決定了政府對經濟的必要干預。政府在干預經濟的同時也會出現政府失靈，因此，經濟法就要規制政府的行為，解決政府失靈問題。即使政府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會出現失靈，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也是必要的，這一點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變革足以證明。無論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經濟法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預社會經濟。循環經濟法中的大部分法律規范都體現了政府對微觀市場經濟的干預。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是其他機構無法替代的，尤其我國處在循環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政府的干預和主導作用體現得更為突出。從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現狀可以看出，循環經濟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政府的影子，可以說循環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就是政府。政府通過調整財政稅收政策、增加科技投入、鼓勵自主創新等政策，全方位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在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循環經濟法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法律依據，為政府主導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支持，有政府調控經濟發展方向的作用。
三、“一個歸宿”的契合
無論是經濟法還是循環經濟法，最終將回歸于一個理念，就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不與具體制度相結合，而僅僅作為一種觀念而存在，會失之空洞。正是可持續發展在傳統法律體系中的缺位，為經濟法法律規范的制定創造了契機，同時經濟法所調整社會關系的特殊性、獨特的價值理念，為始終貫徹可持續發展要求進行立法，進行相應的制度構建提供了可能性。”經濟要可持續發展，經濟法就要保障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制度構建上，要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最佳選擇模式。可以說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表現形式，循環經濟旨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呈現出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進一步體現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循環經濟不僅強調“發展”，更強調“可持續”，實現代際公平。因此，循環經濟法應當嚴格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保障循環經濟高效運行和協調發展。
第2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關于依法治國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摘 要】本文主要圍繞深化改革發展，進行依法治國。首先從社會文明建設著手，開展了依法治國、文明治國，走社會主義特色道路。進而講述了依法治國和改革發展的實踐與歷史，在法治與改革的雙重作用下成就我們的中國夢。
【關鍵詞】依法治國;改革;制度文明
一、圍繞深化改革，開展法制強國的道路
1.首先抓住制度文明建設。
創建制度文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建設。在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和完善的基礎上，國家現代化體系的治理能力也要不斷的提高，也從各方面彰顯我國了對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決心。我國對制度文明的執行力以及制度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的文明程度。同時，國家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反映了制度文明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制度文明程度不僅影響著國內的發展水平，同時對于國際規則制度、參與度以及在國際上的信服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套完整的文明制度是社會健康快速發展延續的基礎。并且抑制了社會中一些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行為，這種抑制性的持續會形成一種共識，從而使社會主義文明有一個質的飛越。
2.法治―文明治國的一種模式。
社會主義制度主要體現于國家法治，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主要方式。該制度是一套集實施、監督以及保障為一體的規范體系，同時也是促進國家現代化發展以及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換而言之，現代化的發展必須依靠對國家法制治理體系以及能力的完善，全面推廣社會主義文明制度勢在必行。對于目前各國法治現狀而言，國家法治核心主要有以下幾點：國家法律的平等性、強制性以及法律至上等。總的來說，法治對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提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沒有法治的國家那么他們的文明程度也無從談起。
二、依法治國與改革發展的實踐和歷史
1.依法治國與改革開放的關系。
為了促進法制理論的創新，應該吸取中國法律文化的精華。為了加強法治道德底線，應該發揚中國優秀傳統美德。因而，發展具有中華特色、符合中華實際、體現出了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制理論，務必要認真整理歷史上的解決方案和法制關系的教訓。從而，更深刻的解析全面強化改革和全面促進依法治國的關系，為依法治國提供有效的學理支撐和理論指導。
我國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變法”。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隸土地制。地主階層隨著經濟勢力和政治壯大，要求改革政治，廢除奴隸主特權，創造地主階級的治理秩序。商鞍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發動了兩次變法。
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表明，把改革的成果經過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能夠借助法律所擁有的規范性、權威性、穩定性，以憲法的確認，為改革保駕護航;以先行法律的方式，經過授權法律和立法的及時立改廢釋，發揮法律的引領和推動功能，以憲法促進改革，完成改革計劃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性。經過嚴格的執法與公正的司法，明確違法與合法的邊緣，避免改革所導致的負面影響。
2.用依法治國的思維與方法進行改革。
在全面強化改革背景下，必須加倍重視維持依法“變法”和依法改革。在改革進程中，須依法有據，更要高度重視利用法制方式和法制思維，完成法制對改革的推動、保障、和引領功能。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法治思維的條件是將法治精神連接上認識、處理、分析問題的過程，是以法律道德規范為標準的邏輯化理性思考方式。法制思維比較重于強調職業化思維的方式，為法律所掌握運用。和法治思維對立的是人治思維。人治思維是法治思維的天敵，人治思維是強調人和權力的用意，忽略法的作用，導致以權壓法、以言代法，甚至以權廢法。習慣人治思維，缺少法治思維，這樣導致法治尊嚴和權威不復存在，導致人們信小不信大、信上不信下、信訪不信法。即損害人民利益，也破壞社會秩序，還可能損害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
三、改革與法制相輔相成
全面深化強調改革的整體性、全局性，要求社會、經濟、政治等制度的運轉。必須從基礎上促進法制建設的進度，加快法制社會的完善。全面強化經濟改革對完善經濟法制的提議。隨著經濟改革的完成，經濟法治建設必然進入新的階段，邁上新的臺階。
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全面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對推進依法執政提出新要求，推動依法執政有利于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落實。黨的領導是全面推動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動依法治國全過程。
總之，從首要問題開始，進行全方面的改革，加快社會發展，全力推動依法治國，用法治的手段來推動社會改革的成果、創新與深化。依照黨中央委員會的要求，全力發展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保證社會改革的措施與法律法規的調整同步進行，再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推動社會的改革發展。從而使得全民奔小康，早日實現我們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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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視角，采用內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分析對象，從政策工具、政府扶貧領域二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扶貧的二維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教育扶貧政策工具強度越強，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設型轉移，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性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內容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對于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對政策內容的梳理，而從政策工具視角來研究教育扶貧政策內容的較少。本文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教育扶貧政策展開研究，構建以“政策工具分類”和“教育扶貧領域”為主的二維分析框架，整理并篩選過去10年教育扶貧政策，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領域分析并優化梳理教育扶貧政策。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框架
1.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教育扶貧政策文獻均來源于公開的數據資料，根據發布主體和關鍵詞進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圍覆蓋教育部網站等平臺，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了科學客觀準確地遴選研究樣本，政策文獻按照以下原則：一是發布單位是以教育部為主;二是發布時間從2011年開始;三是發布內容與教育扶貧相關，體現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內容;四是發布類型為實施方案、意見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貧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軸：基本政策工具維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環境下，政策制定者為解決政策問題、達成政策目標、實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體手段和方式[1]。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本文采用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觀點，政策工具分為強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和激勵型政策工具[2]。
Y軸：教育扶貧領域維度。根據已發布的教育扶貧政策，教育扶貧領域主要劃分為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Y軸以教育扶貧領域設置為基礎，分析不同領域內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政策文本進行研究，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不系統的、定性的內容如文字、圖像等轉化為系統的、客觀的、定量的數據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質性軟件Nvivo11按照“編號—具體章節”的方式順序進行逐條編碼，在具體條款中以表達一句完整意思的話語或以句號為一個編碼分解的標準分類。
3.信度檢驗
對于信度檢驗，多位文本編碼評判員的編碼結果一致性超過80%即表明編碼結果可信。通過多位編碼評判員主評判員編碼結果一致性對比，經過多次調整優化，文本編碼結果一致性比例達到89.7%，表明編碼結果可信度較高，可以接受編碼結果。
二、教育扶貧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X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使用呈現“以強制型為主、重長遠能力建設、輕短期激勵”的特征。強制型政策工具是推進教育扶貧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視長遠能力建設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時，較為注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長期發展能力的培養，激勵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規劃建設被視為輔助性措施予以實施。
以強制型政策工具為主的教育扶貧政策。強制型政策工具總體占比44.7%，內部工具政策落實使用過溢。其中，政策落實占比最高，達到31.7%，法規管制和機構改革使用頻率相對較低，分別占比8.4%、4.6%。政策落實運用過溢，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進教育扶貧政策的落實。機構改革政策工具運用尤為短缺，這表明教育扶貧政策涉及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機構重組較少。法規管制作為教育扶貧政策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夠重視。
注重能力建設型的教育扶貧政策。在具體措施中，內部工具的使用相對均衡，其中教育發展占比12.2%，人才培養占比10.8%，環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脫貧效果的穩固與長效取決于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貧困人口的素質和能力為著力點，與教育扶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貧中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應被更充分地應用。
激勵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貧政策。激勵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僅為24.4%，總體上政策工具運用不足。具體而言，財政補助、資源傾斜、社會保障分別占比11.4%、7.9%、5.1%，反映激勵性政策工具中財政補助占據了較大優勢。
2.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Y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主要以義務教育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為輔的方式。其中，在義務教育中，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較多，高中教育占比僅次于義務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較多的政策工具來促使貧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發揮出教育扶貧政策的“造血”功能。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占比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勵型政策工具為主，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啟示
針對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轉移。脫貧的關鍵是激發內生動力，而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與教育脫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部門實施教育脫貧政策時要適度擴充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加強各領域不同階段教育發展，引導和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設。第二，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型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將強制型政策工具作為調適點，配置激勵型政策工具，既檢查督促政策實施主體，緩解各權利主體利益博弈所帶來的沖突與矛盾，給予政策實施主體信任和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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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苗士祥（1994.10—）男，漢族，江蘇揚州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第4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作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不久也將步入社會，會成為建設祖國的一份子，祖國“十三五”的實現離不開我們，所以，我們更要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要有正義感。在學習、工作、生活中，要積極向上，學好專業知識，關心國家大事，為黨的事業做貢獻，提升自我能力。
所以在經過對《形勢與政策》課的學習，我對國內外的形勢與政策有了淺顯的認識。雖然只是短暫的幾節課，但卻使我受益匪淺。我平時很少看新聞，很少關注國家政策、社會形勢，因此對社會形勢政策基本不了解。而《形勢政策》這門課，正是對我們學生進行形勢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每個大學生的必修課，幫我們了解和分析形勢與政策。
我們上課的形式是老師講解配合ppt演示。雖然每周只有一堂課，但老師講的津津有味，同學們得興趣也很大。給我們授課的老師滔滔不絕，睿智敏捷的思維，豐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別有風趣的講演，無不為我們展示了一位領導所具備的良好素質和出眾能力，在課堂上，我們不僅享受著知識的積淀所帶來得無限快樂，更被其無窮的講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們欽佩他，是因為我們年輕，我們用自己年輕、活躍、開放、包含的個性來聆聽哲人的教誨，固然會受益匪淺、澤被至深。
隨著世界的不斷變化，社會的不斷發展，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事，形勢與政策也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在不斷的變化著。而這些形勢與政策的變化也對我們的生活有著一定的影響。
作為一名大學生，對社會的了解是必須的。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發展，形勢與政策的變化也決定著我們的未來發展。大發展決定小發展，形勢與政策的變化應該是必須去關注的。我們未來的發展離不開這個社會的大環境，周圍的各種變化都會影響著我們的發展之路，特別是形勢與政策的變化，這是一個社會的制度和約束的體現，這是對我們所選擇的道路與發展方向的一個約束和限制，所以我們應學會認識和把握形勢與政策。
形勢是制定政策的依據，政策影響形勢的發展。我們必須深入了解政策的原意，懂得靈活運用政策幫助我們發展，懂得變通，更應該在此基礎上來進行創新。同時，我們應順應形勢和政策的發展和變化去發展自我，找準自己的發展目標，結合自己的優勢，定位自己的方向及發展地位，依據個人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努力奮斗，不斷提高個人能力，利用形勢與政策，為我所用，形成對形勢與政策的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養超前的把握形勢與政策的膽識。
作為一名在校學習的學生，我覺得大學生對《形勢與政策》課課程的認知出現一些比較鮮明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大學生對《形勢與政策》課重要性的認知存在矛盾。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不愿意”，個別學生認為大學期間的主要任務就是專業課的學習，掌握專業技能，這些是硬本領，而形勢與政策教育課則是軟任務，不一定要學;二是“不重視”，部分學生認為專業課學習任務重，時間緊，根本沒有功夫再來學習形式與政策教育課;三是“不必要”，不少學生認為要了解形勢與政策，看報紙、上網、聽收音機就行，不必非要來上形勢與政策教育課。可以看出，同學們對課程價值的認知出現了反差或者矛盾，這種消極的認知將會直接影響到學生對待課程的態度，進而影響到課堂教學效果。
第二個特點：課程要求學生學習要有積極主動的態度和學生自我評價消極的矛盾。
《形勢與政策》課教育大學生認清國內外形勢，要求學生能在課堂上積極配合老師、主動思考，而事實上當老師提出問題時，絕大部分學生沒有反應，上課沒有積極性。在周圍的同學中，我覺得大多數同學對課程感到滿意，但是只有部分同學能夠認真聽課，經過課堂教學，只有小部分同學對形勢與政策有了興趣和收獲。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課堂教學目前還存在各種問題，部分同學感到未能從課程學習中直接受益，課程講授也未能真正滿足大多數同學希望能從課程中增強政治敏感性、了解形勢與政策以及黨和國家路線方針的意愿。
以上是我學習《形勢與政策》課的課堂內容的體會，和我對這門課的認識，以及根據周圍同學對這門課的認識提出的幾點建議。總之，我覺得學習這門課是必要的，要使這門課真正發揮其作用，不僅要從學生自身方面加以認真對待，而且對于老師的教學方式、課程內容方面也應得到完善。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快速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新時期。
當前的經濟形勢在波動中實現平穩增長、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是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長都比較穩定。中西部經濟增長速度快于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內需對經濟的增長的貢獻度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經濟發展實現了量的擴展與質的提升。但是，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消費需求的擴張力不夠強勁，投資的接續能力不足，出口面臨的國際環境偏緊，結構性矛盾依舊突出，消化過剩的產能，節能減排的壓力還比較大;地方政府債務和國際金融風暴有待化解和防范。
從當前我國的發展現狀看，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對此，為穩定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縱觀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導致腐敗增生，腐敗是人類尚未攻克的頑疾，它的出現時經濟發展帶來的結果。對此，我們現正在積極應對，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反腐敗從戰略上予以高度重視，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上打出“組合拳”，扎實推進反腐敗行動，反腐敗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再次是反腐敗不留死角，法律面前不分國企、外企、和私企，反腐子彈不長眼，不管你是教授、官員、醫生還是高人，擊中誰就是誰，打‘老虎‘’蒼蠅’絕不手軟。20**年反腐有一新亮點，就是糾正不正之風，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列為“靶心”動員全黨對作風上的弊垢掃除，全面改革以清除腐敗土壤。同時加強監督力度，監察機構履職能力大幅提升。國內大學畢業生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外部原因影響了大學生就業的大環境，高等教育體制、培養模式和學生就業觀念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不相匹配。造成了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困難，還有一些大學生雖然落實了工作，但就業狀況不好，進退維谷。這一批不得志的大學生構成了“蟻族”等“族化”群體，破解“族化”應從幾方面入手，政府上，健全相關政策措施，加大相關領域的改革力度;社會上，營造良好的有利于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環境;教育主體上，結合社會需求全方位培養大學生;大學生自身層面上，正確定位，做好自身發展。我國還面臨著產能過剩的現狀，產能過剩呈現著全面化特征，傳統產業和部分。戰略新興產業均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部分產業出現絕對和長期產能過剩。
近幾年，集中投資造成了產能增長過快，而且新產能還在不斷地釋放和形成。原因是由于自由競爭，政府行政力量推動產業發展，經濟波動性大，政策有效性不高，政府服務信息不足，國際金融危機使供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對此，我們應該創造有效的需求，消化一批產能，還有就是增強企業跨國的經營能力，向境外有序轉移一批產能;優化產業結構;嚴格執行環保、安全、能耗等市場準入標準，淘汰一批落后產能，而最根本的還是要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當今形勢下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的復雜環境，只有不斷加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以事業的發展，不斷開闊周邊外交工作新局面，積極應對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才能更好的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
第5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千百年來,不同的文化在古絲綢之路上交相輝映、相互激蕩,積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開放、包容、互信、互利的絲綢之路精神,而且不斷注入時代內涵。作為多元文明碰撞與交流的遺產,絲路精神并非中國獨享,它一直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一帶一路”構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首先,它體現了對古絲綢之路精神的繼承和發揚。2000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絲綢之路精神,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在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今天,更需要將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在文明交流史上續寫燦爛篇章。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
倡議,充分體現了互信和互利的精神。“一帶一路”建設將貫穿“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以經濟和人文合作為主線,不搞封閉性的集團,不妨礙既有的多邊機制。
其次,與以往西方地緣政治學者所認為的包括中亞在內的歐亞大陸腹地是全球戰略競爭中心不同,“一帶一路”構想旨在使中國發展引擎所驅動的地緣經濟潛力,形成巨大的正外部性,為相關國家和地區所共享。它展示出中國將自身發展的宏偉愿景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愿景相結合,將“中國夢”和“亞洲夢”、“歐洲夢”相連接,支持有關國家改善民生、增加就業和工業化的努力,積極為沿線地區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讓有關國家安心、舒心、開心。為了消除一些國家的疑慮,中國莊嚴宣布決不干涉中亞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而是要相互堅定支持,做真誠互信的好朋友;要將政治關系優勢、地緣毗鄰優勢、經濟互補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優勢、持續增長優勢。 三
對于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構想寄托著多層次的區域合作愿景,對于絲綢之路中國國內段和國際段都有著重要的發展意義。
其一,從國內段而言,這是一個引領未來中國西部大開發、實施向西開放戰略的升級版。西部地區擁有中國72%的國土面積、27%的人口,與13個國家接壤,陸路邊境線長達1.85萬公里,但對外貿易的總量只占中國的6%,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所占的比重不足10%。因此,中國擴大對外開放最大的潛力在西部,拓展開放型經濟廣度和深度的主攻方向也在西部。西部大開發已實行了15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未來的西部大開發,需要建立在對內對外開放的基礎上,通過擴大向西開放,使中國西部地區與中亞、南亞、西亞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得以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實現東西部均衡協調發展的關鍵一環。
其二,從國際段的中國緊鄰區域而言,這一構想符合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新方向。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內正式成員的中亞國家、俄羅斯等都面臨經濟發展的重大任務,安全與合作是推動組織發展的兩個“輪子”,而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該組織元首峰會和總理會議的重要議題。此外,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共同體存在一定的互補性。特別是歐亞經濟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觀察員國地跨歐亞、南亞、西亞,有一定重合,大都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通過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同歐亞經濟共同體的合作,有關國家都可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其三,從整個國際段而言,這一構想展現了中國發展區域共贏合作的新理念、新藍圖、新途徑和新模式。構想提出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描繪出一幅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中亞到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交通運輸經濟大走廊,其東西貫穿歐亞大陸,南北與中巴經濟走廊、中印孟緬經濟走廊相連接的新藍圖。構想通過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新途徑,以戰略協調、政策溝通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與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如上合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亞太經合組織、東盟、海合組織和歐盟等合作協調發展,可謂講求實際、高度靈活、富有彈性。中國將以帶狀經濟、走廊經濟、貿易便利化、技術援助、經濟援助、經濟一體化等各種可供選擇的方式與沿線國家共同推進歐亞區域經貿發展,這種創新的合作模式,可以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 總之,中國政府倡議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有利于推動中國自身發展,而且惠及亞洲、歐洲、非洲乃至世界,對提升世界經濟發展繁榮與和平進步具有深遠意義。可以預見,這一造福于世界各國人民的宏偉藍圖必將在各國互信合作中得以實現。
第6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摘要】為了提高高速收費站通行效率，切實改善民生，ETC成為當下時政熱點。國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動ETC市場覆蓋度。但是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市場營銷亂象造成了較多客戶投訴，惠民政策卻造成擾民現象。本文以近期ETC相關的政策為數據基礎，通過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分析方法，結合政策工具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管制型、市場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類，通過分析每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發現ETC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對應優化對策。
【關鍵詞】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問題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連續出臺一系列和ETC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鋪開推廣ETC，頓時ETC成為了熱門話題。該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要實現ETC全覆蓋，汽車ETC安裝率達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車輛ETC使用率須達到90%以上，力爭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在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和完善操作結算系統的同時，政府依托各大商業銀行、汽車4S點、收費站、服務區等一系列汽車場景服務點，迅速上量提升汽車ETC的覆蓋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減少車主停車排隊等待繳費的時間，提高車輛通行效率，汽車也能夠減少剎車、起步量，節能減排。該政策是一項利國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過民意調查后發現該項便民措施卻致擾民現象。
通過觀察法，本文發現各大營銷機構如銀行、高速收費口，在營銷的過程中時有過激行為出現：某收費站實行客車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車人工收費車道;某銀行員工身著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攔車營銷ETC;某機動車檢測公司拒絕為未裝ETC的車子年檢。而步入新系統使用階段后，車主對新系統的收費方式和標準紛紛產生質疑;有不少車主過高速時，ETC識別失敗導致該條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時向部分群眾發放調查問卷，對ETC服務進行進一步了解，車主對于ETC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時常接收到銀行的營銷推薦，著實影響日常生活;安裝ETC設備后無人問津，售后服務空白;辦理過程繁瑣復雜，經常遭遇銀行捆綁銷售、收取押金等各種條條框框;個別車主因自身喜好、或因臨時租用汽車等情況不愿安裝ETC，面對排隊收費卻也束手無策。
政策結果在朝政策目標前進的過程中發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重要途經，故本文以近期與ETC相關的政策作為數據，結合政策工具相關理論將ETC政策工具劃分為四類：管制型、市場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過對ETC政策進行工具分類及分析研究，提出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缺陷，并對此進行優化建議。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
根據ETC的民意調查，本文對ETC政策工具的使用進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給的過程中，大力建設了包括軟件、硬件、安全在內的各項基礎設施，但自2019年5月出臺政策至目標的2019年年底，僅7個月時間略顯倉促，不利于基礎建設的建設和測試，還未待穩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廣和車主規制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消費者保護板塊，關于車主群體的自由選擇權、信息知曉權等沒有得到有效立法保護。
（二）市場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廣主要依賴于市場工具，各大金融機構和車場景的部門在指標和競爭的趨勢下確實干勁十足，在短短7個月中完成ETC安裝覆蓋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獲得了極大的效益，但是這種僅以“ETC安裝率”為績效考核目標的體系低估了市場型政策工具的真實實力，致使了擾民現象的發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較少
與另兩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較少，僅僅引導車場景使用ETC，所針對的主體是那些主動到指定停車場的車主和新購置車輛的小部分群體，剩余未安裝設備的大批存量車主們無對應引導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傳導有限
車主們大多只知道2020年啟用新系統，但對新的收費方式一無所知，所以在新系統上線后跑過高速公路的車主們產生了大量質疑和投訴，而政府也是在產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運輸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對消費金額和收費方式進行解釋。且車主現在無法查詢新系統中ETC的消費明細，相關系統正在研究開發中，無法及時做到消費信息公開透明化。
三、對策與建議
（一）完善基礎建設
一條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廣使用，每一項政策都應該能夠對應牢靠的物理設施、穩定的操作系統和安全值得信賴的網絡。在整個系統開發完成后先進行小范圍內試點，待試點區域內有了積極正向的反向后即擴大范圍正式推廣使用，而非在短時間內各項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行推廣。
（二）引導市場機制
市場中各經濟主體出于指標、激勵獎懲和價值奪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戶資源的爭搶上紛紛來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場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明確所有的經濟主體在遵守一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競爭資源獲取利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從宏觀上引導方向指定該項規則。
創新ETC的績效考核，摒棄自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考核，考核系統過程化，在考核系統中加入：營銷結果、是否投訴、對產品的熟悉認知程度等等，實施更有力的獎懲措施，投訴率高的機構扣減效益，完成程度較好的機構追加獎勵，不僅增強機構的責任感還能夠調動各大機構的營銷積極性。
（三）增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能夠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社區中設立ETC專項辦公室，及時為居民們答疑解惑ETC相關問題，相比營銷機構，社區辦公室更為專業中立，能及時準確處理問題。鼓勵群眾監督舉報ETC政策在執行中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個執行主體不遵守市場規則，協助政府治理，掃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提高政府實施ETC政策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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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賈輝（1993—），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2019級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第7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摘要：本文從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出發，通過分析當前民生財政建設的不足，從如何構建適合社會發展需求的現代化民生財政管理模式的角度出發，進行關于民生財政建設的若干思考，并提出了能夠提升民生財政建設水平的若干建議，以便為相關財政工作者提供參考，力爭全面促進財政事業向前發展。
關鍵詞：民生財政建設若干思考
民生財政，顧名思義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財政體系，伴隨著我國對民生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民生財政建設引發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大關注，特別是在教育領域、生活保障領域、就業領域等重點領域，民生項目的投資更是呈直線增加態勢。無容置疑，民生財政建設已成為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重點項目，在當今社會經濟體系不斷深入改革的今天，我們如何從“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角度出發，對關于民生財政建設做出詳細思考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分析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伴隨著經濟的良好發展，社會事務需求也不斷增多，與此同時也引發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民利益訴述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善民生建設的難度，民生建設改善工作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要知道，民生財政是“庶政之母”，加強民生財政建設能有效緩解社會經濟壓力，消除社會經濟矛盾，確保社會經濟得以長久穩定發展。以下就民生財政建設的現實意義展開分析。
1.1、是實現“中國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
改善民生財政建設，宏觀角度上是要求財政建設從社會經濟體系架構改革出發，立足社會經濟發展實際，跟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步伐而進行相應的改革與創新，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領域、教育領域、住房保障領域、公共衛生領域等民生方面的財政消耗，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種不同的社會需求，進而達到“中國夢”與“人民夢”的相互統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民生基礎。
1.2、是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現實需要
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需要多方面要素支持，宏觀角度上要求通過科學規劃合理配置充分發揮財政分配功能作用與地位，著重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把財政支出向人民群眾保障領域轉移，重點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包括公共衛生醫療設備、教育、社會住房等社會服務問題，進一步緩解社會民生矛盾。
1.3、是推動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具體體現
數據表明，2012年，全國31個省(區)市的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長，且多數地方占到了當地公共財政支出的50%以上。以安徽省為例，據財政廳廳長羅建國說：“2012年，安徽省民生支出3161.2億元，增加553.8億元，增長21.2%，占全省財政支出近80%。”一系列數據說明了民生支出比重正在不斷優化。可見，加強民生財政建設，必須把財政支出重點向人民群眾公共需要或公共服務轉移，解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局面，進一步推動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建設。
2、民生財政建設面臨的問題
2.1、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社會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財政撥款的形式也向復雜化、多樣化趨勢發展，政府投資形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財政管理體制中的事權和財權不匹配，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決策權都在上級領導手上，下級領導空有管理頭銜，卻無法實施正確的管理權限。這種不平衡的決策方式，使得地方政府壓力加大，導致很多民生政策無法落到實處。除外，由于財政局財政管理的組織建設不完善、財政管理人員配置不合理、職能分配不明確。財政局在進行財政管理工作時，缺乏健全的財政管理監督與控制體系，甚至出現私自挪用單位內部資金、私設賬外賬，避開財政監督把單位預算外的收入據為私有，進行公款玩樂等情況，嚴重影響了財政局的經濟利益，民生財政建設受到影響。
2.2、財政約束問題
從現階段我國政府的財政決算預算看來，財政管理模式單一，無法精確、完整地反映出政府的債務、資金等情況。從財政局發布的財政預算信息來看，財政報告不夠全面，對資金使用細化不到位，存在多方面不足，極容易滋生腐敗行為。由于財政資金管理缺乏足夠的公開透明度，這種模式下的財政報告也缺乏足夠的約束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生建設工作開展的難度。
2.3、資金管理問題
首先是資金來源渠道單一。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相關的一些民生領域尚未完全向社會資金開放，再加上社會公益、慈善等民生領域制度建設不健全，使得社會資金流入民生建設領域的渠道單一，民生建設支出仍然需要附屬財政投入。
其次是民生資金使用存在“越位”與“缺位”現象。民生建設項目雖然遍布社會各大民生領域，然而發達地區卻相比于經濟欠發達或者偏遠地區更為深入。
在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經濟水平較高，在這種經濟條件較好的大環境背景下，出現“越位”的情況就比較多;而在經濟落后地區，由于受到經濟限制，一些應用政府承擔的民生領域得不到相應的建設，多會出現“缺位或不到位”的狀況。顯而易見，民生建設現階段還存在明顯的資金管理難題，出現地區建設不平衡現象。
3、完善民生建設的'幾點可行性策略
民生建設工程意義重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針對當前民生建設工程存在的種種問題，必須加以改變，才能提高民生建設水平，以更好地發揮民生財政對擴內需、調結構，促和諧的多重效應。
3.1、在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領域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嚴格控制行政經費的過快增長。通過把財政支出向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共設施等方面轉型，凸顯社會公共保障在國民經濟總值當中的比重，加大公共設備與產品的供給，努力做到經濟性公共服務與社會性公共服務相互統一，讓民生建設項目功能充分發揮出來，得以服務大眾，服務社會。
3.2、要以財政改革為先導，強化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加快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實踐證明，行政改革與財政建設制度的變革有著密切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財政建設制度的變革會引發行政建設改革同步改革。因此，財政制度改革可以作為先導，現行一步進行改革，引導政府行政改革。例如通過將預算管理、資產管理、財務管理等整合到統一的平臺，加強對單位基層和管理層的內部控制，確保財政管理記錄、財政報告信息和其他財務管理信息的及時性、真實性、完整性。在企業崗位設置上，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機制、運行機制、激勵機制、決策機制，建立科學的考核標準，制定比較合理的，操作性強，有激勵性的考核方案，形成相互激勵、相互制約為主體的運作模式，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
3.3、繼續改革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照顧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基層政府。民生建設工作不僅聯系著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與處室，與千家萬戶也有著緊密的聯系。在當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一些欠發達地區及基層政府事權、財權不匹配，財政財力不足。民生建設要因地制宜，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不同建設。對于一些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應重點建設，而一些地處偏遠，遠離中心城區的地區應充分放權，給予優惠政策，大力鼓勵其快速發展。
4、結語
民生財政建設工作的進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目的不單是為了優化民生管理，同時也是為了通過科學規劃和合理配置使民生財政建設發揮最大的功能效應，從而改變人民群眾生活環境，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對關于民生財政建設做出思考，以找出提高建設水平的可行性策略，對于實現民生建設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其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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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形勢與政策2000字論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統中，對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觀的外部環境、政策本身的屬性以及利益團體的博弈等方面，關于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學界則鮮有涉及。政策作為政策系統最直接的輸出產品，在本質上體現為政策參與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將其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作為研究切入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政策地位的評判標準從四個方面體現：政策制定主體地位的高低、學者關注程度的大小、執行部門是否聯合行動、政策最終作用對象的廣度。在此基礎上，判斷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過自上而下、承上啟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徑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
關鍵詞：政策系統;政策終結;政策地位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政府購買農村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人口老齡化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簡介：張桂敏（1987-），女，石家莊人，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王軻（1982-），男，河南泌陽人，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吳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營利組織管理。
自“政策科學之父”拉斯韋爾提出政策階段論之后的20年時間里，有關政策科學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始于“趨后傾向”，特別是普雷斯曼和威爾達夫斯基等人編寫的《執行》一書的面世，“政策終結”開始走進學者的研究視野并引起廣泛關注。至此，政策系統在理論層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環，包含了從政策制定到政策終結的一系列環節。所謂政策系統，是指政策主體、政策客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不斷進行互動調適的動態系統。換言之，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如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終結等，所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并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需要強調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統在政策系統中并不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執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關于政策終結的研究卻相對較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策終結不重要或者相對簡單。相反，政策終結長期以來并不如預期中那樣一帆風順，各種或潛在或顯性的因素都可能成為政策順利終結的障礙。
如何作出政策終結？終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政策終結的后果是什么？這些構成一個“政策黑箱”，困擾著研究者。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視角對相關的影響變量展開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占有的位置，對政策終結的影響一直未得到足夠關注。無論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終結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影響變量，將政策地位作為切入點對政策終結作出補充性、專題性的研究，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相關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終結的概念梳理
對研究主題展開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關鍵性概念，因此在對現有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對政策終結的概念作一簡要梳理。從字面理解，政策終結就是一項政策的終止或結束。Brewer認為，政策終結是“政策與項目的調試，大凡政策與項目無法發揮功能或已成為多余或過時，甚至不必要時，則將政策與項目予以終止或結束”[1]。Deleon從廣義層面定義政策終結，認為它是政治當局對某一特殊的功能、計劃、政策或組織，經過審慎評估的過程之后，而加以結束或終結[2]。國內學術界對公共政策終結概念的界定多見于教科書中的一些參考性解釋。在臺灣學者林永波看來，政策終結隱含著舊有東西的終止和新期望、新價值的建立。張康之從利益分配視角提出，政策終結本質上是一種政策資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機制[3]。陳振明、張金馬、陳慶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構下提出，政策終結是決策者在審慎評估之后，通過必要的措施，對錯誤、過時、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終止的行為。
從對政策終結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政策終結涉及到資源、利益以及各種價值的交鋒和重配，能否順利實現終結取決于各種政治力量間暗潮洶涌的博弈結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終結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的變動，如若沒有任何激勵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間難免出現利益沖突，甚至導致終結停滯[4]。再加上利益集團受“沉沒成本（sunkcost）”的束縛會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張金馬早年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一種人為的政治行為[5]。此外，即使當局者意識到政策存在過時、無效甚至錯誤進而需要對其進行終止，在當前漸進主義決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終結也很難進入人們的認知轉變，甚至不存在于人們的思維之內，因為當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補、調整作為邏輯出發點。
（二）國內外關于影響變量的梳理
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閾作出解說。其中，廣被認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終結障礙的經典理論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總結了具體的變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組織機構的持續性、動態的保守主義、反終結聯盟、法律上的障礙、終結啟動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樣觀點。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歸結為終結聯盟的反動、動態保守主義、啟動成本、立法障礙和恐懼或不確定性。以上幾人的表述雖有細微差別，但對于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解釋卻殊途同歸。Gevamay認為組織的特性和終結的內在成本是阻礙政策終結的兩大主因，Harris卻僅僅將限制因素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部分學者直接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簡化為對組織持久性的考慮以及終結的代價（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財政等的考慮）兩個方面。里斯蒂娜·亞當等人認為，政策的變遷抑或終止是經濟發展、政治競爭、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專業化的副產品[6]。概言之，國外學者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分析，可大致歸為三類：客觀因素、驅動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國內已有研究多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觸、組織的持久性、反對集團聯盟、法律障礙、成本障礙。除此之外，陳振明指出，社會輿論通過新聞傳播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成為影響政策終結的第六大障礙[8]。陶學榮、王鋒認為，政策評估的缺失也是本該終結的政策遲遲無法合理終結的原因之一[9]。劉雪明等認為，典型事件、政策評估、環境變化、公共輿論、領導者的領導力五大因素緊密關聯共同影響公共政策終結[10]。王振波則將政策終結的根源歸納為：不合規、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維護，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終結[11]。
縱觀既有研究，政策終結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區、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層級的政策終結，各個變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難批判不同變量對政策終結影響的大小。然而，在當前研究中鮮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從而削弱了現有理論的邏輯解釋力，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政策地位在政策終結中的影響作用作出嘗試性研究，以期豐富相關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處地位的判斷標準
政策作為政策系統的直接輸出產品，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各政策參與者之間利益角逐的產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實質就是明確承載公共權力的政策參與者在政策系統中是如何尋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參與者，既指直接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組織和個人，也指受政策影響反過來又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組織和個人。具體到判斷標準，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體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體特指擁有法定決策權的高層組織或個人，在整個政策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組成并領導整個決策過程。在政策終結過程中，政策制定主體（包括權威機構、政治精英人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政策能否順利終結具有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與政策所處地位呈正相關關系，也即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越高，政策所處地位就越高，對于政策加以終結就越難以實施。
同時，政策制定主體從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階的高低，政策位階與政策地位成正相關關系。例如，上升為法律層面的政策相較于地方法規、部門規章，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穩定性和權威性也較強，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終結往往要大費周折，不僅耗時，也會面臨不可預期的抵觸心理和抵制行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體通過主體層級以及政策位階兩個方面折射出政策所處地位，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礎標準。
（二）專家學者的關注程度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查爾斯·O.瓊斯指出，組織機構一旦結成共同體，就會有效地威脅政策終結行為[12]。盡管專家學者不直接參與一項政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但卻可以通過研究報告、與會發言、網絡書信等渠道表達政策意見。同時，他們一般以大學、科研院所等機構為依托，構成學術共同體，利用團體專業技術優勢活躍于政策終結的舞臺上，從技術理性的角度帶來共鳴、提出參考性方案，對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應，即專家學者表達意見的初衷是確保政治當局制定決策的科學化，同時也間接構成影響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專家學者對于某一項政策的關注度可以說是公共政策終結的催化劑，在引導公共輿論走向的同時，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斷標準之一。誠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圍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輿論確定。普通民眾心中，專家學者本身就代表相關領域的權威，對于哪些政策需要被關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終結，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猶如一顆“定心丸”，影響民眾認知，間接框定政策的范圍和方向。當某一項政策引起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評論時，說明這一政策在政策系統中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發現政策不合時宜或存在過失、錯誤，政策終結便較為快速、順暢。相反，一項政策如若未能引起專家學者關注，說明其相對于其他政策處于弱勢地位，甚至無足輕重，那么關于這一政策的終結便出現復雜局面：在不影響整體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沒成本的潛在影響，政策當局往往會抱有“打擦邊球”的心理，對需要終結的政策輕描淡寫甚至視而不見;只有在影響社會整體利益或團體自身利益時，才可能會采取被動措施加以終結。
（三）執行部門的聯合狀況
恰如張金馬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人們主動進行的一項政治行為[14]。這種顯著的人為性致使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終結都需要借助相關的執行部門和一線執行者加以落實。在實踐中，執行部門可能是單個部門“單打獨斗”直接執行終結，也可能是多個部門“抱團”聯合執行終結，這可以說是判斷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風向標。若是單個的執行部門則多數情況下意味著政策影響范圍較小，所處地位不高，進一步講，政策終結過程中所遇阻力較小，較易實施;如若是多個部門聯合執行，則表明這一政策影響范圍相對廣泛，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政策走向終結就存在較大阻力，期間難免牽涉主體間的利益博弈、權力抗衡，終結過程的推進勢必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整體表現為一種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動。
（四）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
政策是針對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制定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體便是政策效力輻射的對象。所謂的政策作用對象，即政策直接作用與影響的公眾群體或那些受政策規范、管制和調節的社會成員，亦即受政策影響的目標團體[15]。順言之，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可以理解為政策事件輻射到的目標團體的數量，具體到本文指代全體民眾、部分民眾抑或是特殊利益群體。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直接影響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成為重要判斷標準之一，這是因為政策作用對象并非消極被動地接受政策，相反會主動積極地參與并影響政策的制定與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會上絕大多數民眾，且走入公眾的視野范圍，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體壓力下就不得不對政策予以足夠重視，權衡利弊作出審慎理性的決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處地位較高。例如，三峽工程實施時需要移民數十萬，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自然將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統的顯著地位上來。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眾，且范圍較小，則地位相對較低。也就是說，政策作用對象范圍越廣，對政策地位的影響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極端情況的影響，即政策盡管影響對象范圍狹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關系的特殊利益團體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集團，則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也會呈現出較高的態勢。
三、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
通過對政策系統中政策地位判斷標準的分析，大致可以確定在現實實踐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過政策地位的確定，來探析其對政策終結是否會產生影響、影響程度怎樣、又是通過何種形式體現這種影響程度的，才是筆者的目標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
所謂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指的是決策者對某一政策的關注度，進而由決策制定者對政策是否需要終結作出主動判斷。對政策進行終結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策立法活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無法很好實現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本身就意味著政策終結會陷入難以擺脫的窘境。正如美國政策學家托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終止。……一旦一項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別難以終止。”[16]
其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是政策難以終結的根本原因。政策終結與其說是一項新政策的起點，毋寧說是決策者復雜利益之間重新洗牌的信號燈。正如Easton從經濟學視角所闡述的，政策的形成實質上是政策制定主體圍繞著特定的政策議題，為各自利益展開的討價還價和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17]。政策一旦終結通常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損失，為避免這種損失或者將損失降到最低，他們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擾政策終結。
根據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存在明顯的尋利動機。這種尋利的主體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有時兩者合二為一）。在利益沖動下，夾裹著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與公共利益相沖突，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決策者也會基于利益驅動而想法設法保障政策的執行以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導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現終結能力不足的障礙[18]。甚至，政策終結會忽視公民話語權，背離公共性原則和公益性目標，出現公共權力異化的現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評晉升機制和任期制導致的政績工程是政策難以終結的內在驅動。考評晉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長偏好于關注見效快、實施周期短，但卻可能與地方實際發展不相適應的政策來實現政績目標，這些政策一般在決策領導者任職期間不會出現終結的趨勢。例如，有些地方領導通過打造一些政績形象工程來取得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獲取政治資本，實現自身的政績目標、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鮮活的例證就是近年來地方政府層出不窮的“政績錦標賽”。此外，人事變動也會對政策終結產生重要影響。政策在制定的過程中凸顯著制定者或決策者的“人格化”，決策者在考慮終止某項政策時，主觀上其實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敗的結局，任職期間政策一般鮮有終結[19]。一旦發生領導者調任、離職、辭職或者辭退開除等情況，新一輪領導者的更替多數意味著政策注意力的轉移，政策發生終結的情況較為多見。
（二）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
所謂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指媒體力量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其中隱含專家學者的意見、民眾的關注。無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媒體具備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傳播力，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國外，媒體被稱為“第四種權力”，與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許多政策實踐表明：媒體在政策地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進而影響政策終結。盡管其不能直接對政策終結產生影響，但作為非正式舞臺上最為積極的活躍者，它們可以依據對相關新聞事件、專家學者言論的篩選、過濾、編排，從外圍推動政策議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壓力，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20]。具體來說，媒體的角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傳播器、專家學者意見的風向標、社會輿論變化的發酵劑。
當媒體對某一項政策關注度較高且持積極終結態度時，其背后必定涉及眾多參與者，則政策終結較易進行;反之，持消極或阻礙的態度時，政策終結的進程通常是緩慢的甚至出現停滯。托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書中說：“當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必須回答記者的問題，必須對新聞報道做出反應，必須對編輯意見做出回應時，媒體就在直接施加影響于政府的決策。通過呼喚民眾關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媒體就在間接地影響著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來，精英們依靠媒體來界定“社會問題”，進而制造“問題”，媒體的關注度引導社會公眾的聚焦點，通過大量的報道宣傳進入廣大公眾的視野，進而對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最終迫使政府部門作出終結那些不合時宜、無效的政策的決定。
此外，媒體的權威性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反應程度也是政策終結的重要影響變量。這是因為媒體一方面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另一方面又對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產生間接影響[22]。換言之，媒體既影響政府官員，又影響民眾。在媒體對一項政策持溫和的接受態度，則改變現狀、終結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較小。相反，該項政策引起了媒體的激烈反應時，各種或隱性或顯性的風險就隨時可能爆發，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終結那些無效、過時、錯誤的政策。如由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就是在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以及新華網等各大媒體的持續跟進和轉載下迅速發酵，成為焦點事件，最終促成政策的終結。
（三）自下而上的抗爭終結
所謂自上而下的抗爭終結，亦即社會民眾對政策終結作出的反應。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民眾將自身權力交付給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民眾對其進行監督，政府部門制定的政策本質上理應體現民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國家起源論也進一步指出國家的出現以及政府部門的設立都是民眾行使權力、實現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現實生活中，政策制定時常出現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或損害社會大眾合法權益的情況，因而政策的執行便會遭到社會自下而上的排斥，進而引致社會大眾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集體式抗爭，迫使政策制定主體終結原有政策。可以說，社會公眾的抗爭是推動政策終結的驅動力和助推力，并多數通過鄰避效應引發導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民眾由于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的差異，對于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終結可能存在分歧，出現“蹺蹺板”現象，此時，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決定政策終結成敗的關鍵因素。若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超過反對力量，則政策終結的目標便會順利實現[24];反之，政策終結將會失敗。
結語
政策終結是體現國家治理能力諸多要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主體。面對政策終結中錯綜復雜的價值沖突和利益訴求，各利益主體基于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利益立場，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終結聯盟，對政策在政策終結中的地位產生“滾雪球式”的影響，進一步影響政策的終結[25]。政策作為具有生命力的過程系統，符合效力遞減的規律，無論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終結抑或消亡。但通過對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條理地對政策終結作出客觀、全面的理性判斷，政策主體可以對那些低效、無效、過時的政策及時加以廢止，實現真正的終結，避免資源的浪費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終結的效能，保證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進而達到政府善政、國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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