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是一國貨幣貶值導致物價上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的文章9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宏觀政策方面的爭論集中于以下三個問題上。
第一，我國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紓困上，還是放在拉動內需上。目前看兼顧了兩者，既要想辦法紓困，又要拉動內需。
第二，主要靠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還是靠貨幣政策？大家的基本結論還是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兩會上，財政政策力度不小，財政赤字3.76萬億、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地方政府專項債3.75萬億，支出擴大8.5萬億元，比2019年增加3.6萬億；減稅降費減支3萬億；合計11.5萬億，廣義財政政策相當于GDP的11%以上，和世界各國財政赤字占GDP10%左右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貨幣政策比我們想象地還要寬松一些。
第三，這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釋放的資金應該用在什么地方？是放在拉動投資上，還是用來拉動消費？拉動基建投資是拉動新型基建還是拉動傳統基建？拉動消費時更多地是通過紓困家庭拉動，還是直接拉動消費需求，如通過發行消費券、直接補貼消費品？
從新增的財政支出看，這次資金主要投向投資。在8.5萬億財政支出中，有5.3萬億元用于基建投資，如果加上抗疫特別國債可能用于基建投資的部分，數量更大。用在投資上的資金投什么？是新基建，還是老基建？兩會上提出的“兩新一重”強調了新興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和重大工程，實際上投老基建的資金比較多。貨幣政策比預想地寬松，房地產問題不大，最擔心的還是制造業投資。
城鎮在紓困方面解決地還可以，社保預算去年盈余5800億元，今年社保預算的缺口接近5000億元，一進一出有1.1萬億元，能夠覆蓋城市里上了社會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失業人群。問題在于農村，返鄉的農民工和本地農民工超過1.4億人，這些人就業相當不充分，農村的扶貧資金能不能覆蓋到這個人群。
下一步經濟發展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一是國際問題。回過頭來看，我們抗擊疫情的工作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國內抗疫階段；從三月中下旬開始，是討論海外對我國的影響以及世界經濟和國外應對疫情的政策給我們帶來的溢出效應。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世界經濟和出口怎么辦？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產業鏈怎么辦？我比較關注電子信息產業和汽車業的產業鏈。短期投資品出點問題也不是大事，因為一旦形成資本存量和生產能力就在那里了，不至于馬上出問題，出了問題也是要解決部分零部件。三是金融影響，包括資本流動、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還有去中國化等問題。
說到零部件問題，以汽車為例，疫情爆發時，國內汽車廠商的零部件只夠兩個星期用，但后來問了一些企業，他們自己的庫存夠兩個星期用，但之前訂的貨正在海運過來的路上，大概需要45天，加在一起就夠汽車產業用兩個月，所以當時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四月份和五月份的問題不大，不會因為進口供應鏈中斷導致生產中斷。現在看到由于中國復工復產得比較早，所以海外零部件廠復工復產后會優先保障中國，這就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鏈和生產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這些，我感覺隨著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復工復產，今年后幾個月，中國進出口的下降情況可能沒有那么嚴重。真正要擔心的是去中國化問題和跨國公司是否繼續愿意留在我國。
二是解決企業困難問題。我還是建議發行特別國債用于解決企業的問題。第一，償還地方政府欠企業的錢。這方面主要有兩筆錢，一筆錢是增值稅留抵退稅，大概有1萬多億元。留抵退稅的企業主要是高技術行業，也是要保下來的企業。另二筆錢是前幾年補貼光伏和太陽能(6.650, -0.05, -0.75%)等新能源項目欠下的錢，累計到現在應該有3000億元了。如果通過特別國債把拖欠的款項給到企業手里去，那么很多高科技中小企業能夠活下來。第二，要給商業銀行注資。按照現在的貨幣政策，我估計今年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應該超過20億。從今年二季度一直到明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的利潤可能是負的，從宏觀審慎監管的角度來說，銀行資本金不足，應該通過特別國債增加注資。
三是民生問題。我比較擔心農村。到4月份，農村1700多萬農民工沒有回城，1.2億農民工就業不充分，這樣整個農村有1.4億農民工，加上他們的家人大概有3億人。需要通過以工代賑的形式給他們發些生活費。
第2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2020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下降6.8%，國際貨幣基金4月份樂觀情景估計今年世界經濟將出現-3%的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如何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我國應在繼續防控疫情的同時，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紓解企業和家庭困難，擴大內需，穩定就業。同時要深化改革開放，保護好生產力，努力保持經濟健康發展。
一、新冠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2019年12月初湖北武漢首現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武漢封城，2月中旬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從高峰回落，到3月底，國內傳播基本阻斷。3月份我國進入既防控疫情又復工復產階段。截至3月底，規模以上工業和建筑業企業復工率超過90%以上，中小企業復工率超過80%以上。我國及時采取多項經濟政策對沖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通過減稅降費、降低融資成本、增加流動性等措施，著力減輕企業困難，保障困難家庭基本生活，穩定就業。3月份我國主要經濟指標降幅相對于1—2月份明顯收窄，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出現了V型反彈。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較大
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下降6.8%，其中一產下降3.2%，二產下降9.6%，三產下降5.2%。和沒有疫情的情況（假定2020年一季度現價GDP增長8%左右）相比，一季度我國經濟損失約2.9萬億元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經濟出現負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出現的。
（二）疫情既沖擊供給又沖擊需求
與一般的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主要沖擊供給不同，新冠疫情既沖擊了供給又沖擊了需求，而且對需求沖擊大于供給。從需求看，內需受到較大影響，封城和保持社交距離，導致居民不能消費、不敢消費、不愿消費。2020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下降19%，餐飲收入下降44.4%，汽車銷售額下降30.3%，房地產銷售面積下降24.7%。很多在建項目暫停，計劃新開工項目推遲，城鎮投資下降16.1%，其中基建投資下降19.7%，制造業投資下降25.2%，房地產投資下降7.7%。人員國際交流大幅減少，國內生產、物流中斷，出口訂單難以完成，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出現斷裂，影響了貿易和跨國投資。一季度，我國出口下降11.4%，進口下降0.7%，商品貿易順差同比下降81%，外商直接投資下降12.8%。消費下拉經濟4.4個百分點，資本形成下拉1.4個百分點，凈出口下拉1個百分點。
從供給看，疫情導致大部分企業不能開工，生產、物流停頓。復工復產后，由于各地疫情狀況不同，工人返城延期和職工到崗率低造成開工不足的現象較為普遍，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生產難以迅速恢復。一季度，規上工業增加值下降8.4%，其中3月份下降1.1%。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為67.3%，低于上年同期8.6個百分點。住宿、餐飲、旅游、娛樂、物流、居民服務等服務業生產首當其沖，服務業生產下降11.7%，其中3月份下降9.1%。居民消費、投資、出口下降幅度明顯高于生產下降幅度，有兩個原因：一是政府的醫療等支出因抗擊新冠疫情大幅度增加，政府消費和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務相對穩定;二是一些行業一旦運轉就不能停工，鋼鐵、有色、化工、石油、煤炭的產量降幅小，產成品庫存有所增加。
（三）失業率上升，失業狀況好于預期
疫情沖擊最大的是餐飲、旅游、娛樂、文化、家政、物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和個體工商戶。這些行業就業減少，失業增加。疫情造成農民工返鄉辭工、延期返城，企業開工不足以及新成長經營主體減少，新增就業數量也會減少。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為229萬人，低于上年95萬人。2月份，我國城鎮失業率為6.2%。3月份城鎮環比就業增加10%，失業率為5.9%，失業壓力有所緩解。但3月份，就業人員比1月份下降6%，按照2019年年底城鎮就業人數44247萬億計算，預計3月份底，城鎮就業人數比2019年底減少2650萬人左右，有 18.3%的就業人員處于在職未上班狀態。與此同時，外出農民工減少，到2月末，外出農民工為1.2251億人，同比減少30.6%，約減少5400萬人。
（四）物價漲幅回落
短期內，我國的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都突然向左上方移動，既有通脹壓力，也有通縮壓力。供給不足而需求增加的商品（如農副產品、抗疫物資）的價格會上升，而需求下降、庫存增加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會下降。但居民消費、投資、出口下降幅度明顯高于生產下降幅度，總體通脹壓力不大。一季度，我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9%，核心價格上漲1.3%，工業生產者價格下降0.6%。
（五）居民收入降幅低于支出降幅，居民預防動機增強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名義增長0.8%，實際下降3.9%，居民收入降幅明顯低于經濟降幅（一季度GDP名義下降5.3%）。春節前國家開展根治農民工欠薪行動成效顯著，部分崗位在未復工復崗的情況下繼續發放工資。各地優先保障民生支出，按時足額發放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保障廣大離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重點做好困難群體生活保障，加大臨時救助力度，對城鄉低保人員、特困人員、殘疾人等群體及時足額發放各類補助，對疫情影響嚴重的地區增發生活補助。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達到1548元，增長6.8%，拉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2個百分點。人均居民支出名義下降8.2%，實際下降12.5%。由于收入降幅明顯小于支出降幅，居民儲蓄增加。一季度，住戶存款增加6.47萬億元，同比多增4000億元。居民預防動機增強，為疫情過后的消費反彈提供了保障。但也要看到，居民收入緩降，也意味著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降幅較大。
二、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新冠疫情是外部性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取決于疫情持續的時間長短，控制疫情至關重要。新冠疫情即沖擊了供給，也沖擊了需求，這種巨大的、同時沖擊供求兩端的經濟現象在近代經濟史上十分少見。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尚難預料，疊加我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復雜。
（一）企業經營更加困難
2019年以來，中國減稅降費超過2.8萬億元以上，減稅減費最多的是制造業和小微企業，但規上工業企業利潤仍然出現負增長，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仍然低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企業在需求下降、沒有營業收入、開工不足的情況下，面臨著廠房租金、設備閑置成本、原材料占用、財務成本的壓力，還要支付未到崗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繳費，疫情防控支出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餐飲、旅游、娛樂、文化、家政、物流行業的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隨著疫情進一步擴散到世界各國，各國生產停滯，需求下降，從今年二季度起我國出口會進一步下降，出口企業開始受到第二輪外部需求下降的沖擊。一些關鍵設備、零部件、重要原材料進口也可能出現中斷，影響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影響。
（二）就業壓力加大并影響居民收入
企業經營困難，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能力減少，就業壓力加大。餐飲、旅游、娛樂、家政服務等行業仍會有大量人員失業，在這些領域就業的農民工就業困難。在農村從事非農工作如農家樂等約1.2億農業工就業也會減少。今年城鎮新增勞動力會超過1300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約874萬人，中職畢業生478萬人。就業壓力大、失業人員多必然影響居民收入，惡化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
（三）財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
2020年，受增值稅和企業養老金政策的滯后影響，減稅降費仍將超過4000多億元，疊加經濟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會明顯減緩。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應對疫情的支出增加，地方政府特別是縣級政府財政困難加大。地方財政困難會導致融資平臺償債壓力加大，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惡化，債務違約會頻發，中小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會上升，并通過金融同業融資影響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金融風險仍在不斷積累。
（四）世界經濟出現嚴重衰退
新冠疫情在極短的時間內，擴散到世界200個國家和地區，影響范圍前所未有。目前，各國政府采取隔離措施，經濟活動出現停滯狀態。疫情會對世界經濟產生怎樣影響，各方看法不一致。有的人認為，疫情對經濟是短期的、外部性的沖擊，世界經濟會出現衰退，但不會發生大蕭條和金融危機;有的人認為，在全球經濟處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債務的背景下，疫情會嚴重沖擊實體經濟并導致金融危機并出現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份最新預測，假設疫情在第二季度達到峰值并在下半年消退，今年世界經濟下降3%，其中發達國家下降6.1%，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下降2.2%，中國增長1.2%。2021年，世界經濟回升到5.8%。如果今年疫情持續更長時間，今年世界經濟將下降6%左右。總的看，世界經濟仍處于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經濟、政治、社會矛盾相互關聯交織，逆全球化趨勢強化，各國協調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三、2020年我國經濟政策
盡管新冠疫情發展仍存在不確定性，但新冠疫情是外部性沖擊，對經濟的影響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此，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保基本民生、保企業、保基層政府運轉，一旦疫情得到控制，生產生活可較快恢復。宏觀調控政策應未雨綢繆，保持必要的力度，著力刺激消費需求，穩就業、穩投資、穩外貿、穩外資。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應對疫情沖擊應主要依靠財政政策，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支持企業、居民和地方政府渡過難關。擴大中央財政赤字，增加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層政府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發行抗擊疫情特別國債，用于三個方面：一是設立企業紓困基金，保護企業生產能力，提高進口替代水平，保證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二是注資中小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增加銀行資本金，提高銀行融資能力;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提高我國的話語權。加大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額度，從2019年2.15萬億元擴大到3.5萬億元，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繼續落實好減稅降費政策，切實降低企業稅收、社保負擔，通過財政擔保、貼息或免息等，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地方政府要調整財政預算支出結構，加大民生支出力度，可給農村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發放500元現金，可暫定發放3個月。數量經濟模型測算表明，發放消費券的乘數效應約為1.3左右，擴大財政支出和發行國債（包括地方債）的乘數效應為1.2左右。
（二）實施穩健偏松的貨幣政策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疫情發生以來，貨幣政策及時發力，對穩定資本市場、支持防疫物資生產、保證經濟運轉發揮了積極作用。 可繼續通過降準、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使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推動銀行通過發行永續債等方式多渠道補充資本金，保證銀行體系的放貸能力。壓實各方責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縣政府的隱性債務風險。
（三）穩定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
穩定內需主要通過刺激消費需求保企業和就業。各地區可根據情況，發放消費券，按照南京、杭州、青島等城市的做法，可在全國290多個城市發放5000億元左右，用于食品、日用品、旅游、文化等消費。減免汽車購置稅，汽車限購城市可階段性放寬購車數量。在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全面落實因城施策和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長效管理調控機制的同時，適度放松開發貸款融資和限價，按照“認房不認貸”的原則，鼓勵居民換購住房，穩定房地產投資。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確定基礎設施投資和投向。支持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川藏鐵路等重大項目建設，加快自然災害防治重大工程實施，加強市政管網、城市停車場、冷鏈物流等建設，加快農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設施建設。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受到的影響明顯大于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要鼓勵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企業技改投資可納入研發加計扣除，土地等生產要素要跟著企業投資項目走。
（四）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
可通過三個渠道保障困難家庭和群眾的基本生活。一是通過農村扶貧系統，給農村中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發放500元現金，暫發3個月。二是在城鎮利用失業登記系統，對失業居民及時發放失業金，把沒有多少營業收入的個體戶暫時納入失業人員管理。三是對退休職工、在校學生、貧困人群等關鍵人群實行價格補貼和現金補助。要積極穩定現有崗位，努力創造新就業崗位，擴大研究生、技校生招生數量，鼓勵專升本，擴招200萬研究生和技校生，適當推遲就業人員數量，減輕就業壓力。加強城市困難群眾住房保障，加強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增加公租房建設力度，逐步解決農民的住房問題。
（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
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布局優化調整，推出國資國企改革三年行動計劃，著力解決國資經營、混合所有制、激勵機制等問題。放開文化、教育、醫療、養老等行業的市場準入，給民企和外資企業留出更大的發展空間。政府采購和補貼對國企、民企、外資企業要一視同仁。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建立土地市場，逐步釋放出農村約4200萬畝集體建設用地，允許城市資本進入農村建設用地市場，一方面，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也可擴大城市土地供給，降低土地價格，穩定房地產市場，降低企業生產成本。要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保護，繼續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擴大自貿區先行先試的自主權，發揮好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打造好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成渝等地區增長極，促進生產要素向優勢地區集聚。
第3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關鍵詞】失業率;通貨膨脹;新冠;中國
【Keywords】unemployment rate; inflation; COVID-19; China
【中圖分類號】F822.5;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20）08-0103-03
1 引言
2020年1月,新型冠狀病毒（以下簡稱新冠病毒）在以武漢為核心的中國地區暴發,在中國政府和全社會各界的共同配合努力下,自2月下旬起,全國現有確診病例開始回落,至2020年4月,新冠病毒在中國得到了初步控制.作為全世界第一個暴發疫情的國家,中國也成了全世界第一個控制住新冠病毒的國家.我國疫情防控期間的新增確診病例情況如圖1所示.
在長達3個月的抗疫過程中,全國人民全力配合政府,嚴格遵守居家隔離政策.在有效控制了病毒傳播的同時,封城隔離、居家辦公等政策也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負面影響.中國疫情暴發期恰逢中國人最重視的農歷新年——餐飲娛樂等服務業的需求量在一年中的增長黃金期,居家隔離、停工停產對這些行業無疑造成了極大的重創,眾多餐飲業在抗疫期間遭遇了資金鏈斷裂以致破產倒閉的局面,也進而導致了我國失業率的同期攀升.
新西蘭統計學家威廉·菲利普斯（A.W.Phillips）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國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的關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線的定義,此后,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解釋.目前,經濟學界一共存在著三種菲利普斯曲線,用來闡述三對不同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第一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失業率與貨幣工資變化率之間的關系,可稱之為“失業-工資”菲利普斯曲線,由威廉·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最早提出.第二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關系,可稱之為“失業-物價”菲利普斯曲線,由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和索洛于1960年提出.第三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的是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間的關系,可稱之為“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在本文中,將以第二種菲利普斯曲線作為研究的對象.
根據菲利普斯定理,經濟體的失業率與同期的通貨膨脹率應為反向變動的關系.而依據我國政府公布的數據,新冠疫情暴發及抗疫期間,這兩個指標在我國經濟體中卻呈現出正向變動關系.為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本文選取2020年1～5月的相關數據,從失業率、通貨膨脹率、消費者指數（CPI）等角度出發,分析菲利普斯定理在中國特殊時期的實際應用,并對一些看似違背經典經濟學理論的現象進行解釋.
2 抗疫期間中國經濟概況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我國新冠疫情暴發的高峰期,我國的服務業增長指數、GDP增長率、進出口總值、工業增加值增速、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等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各行各業均受到了疫情的負面影響.本文從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率兩個角度對這些負面因素帶來的結果進行歸納總結.
2、1 失業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5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3%、6.2%、5.9%、6.0%、5.9%.同期,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2%、5.7%、5.7%、5.8%、5.9%.具體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
由圖2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國失業率呈現出整體上升的趨勢,其中以1月及2月期間的上升最為顯著,3月份失業率有所下滑,4月份又略微攀升.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在統計期內始終低于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水平.
由此可見,在我國新冠疫情暴發的高峰期,受到居家隔離等抗疫政策的影響,市場經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創,失業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對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2、2 通貨膨脹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5月,我國居民消費指數（上年同月等于100）分別為105.4、105.2、104.3、103.3、102.4.其中,食品煙酒類居民消費指數（上年同月等于100）分別為115.2、116.0、113.6、111.3、108.5.具體變化趨勢如圖3所示.
由圖3可見,2020年1～5月,我國居民消費指數均比上年同月發生了一定程度的上升,1月及2月的增長最為顯著,整體物價月均漲幅為4.12%.其中,食品煙酒類居民消費指數的同期漲幅始終位于整體居民消費指數漲幅之上,月均漲幅高達12.92%.
由此可見,我國新冠疫情暴發高峰期,我國居民的各方面的生活開支均水平發生了提高,其中,以食品煙酒等生活必需品的開支漲幅最為突出.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20年1～5月,我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發生了同步增長,其中以1月及2月疫情暴發最為嚴重時期的增長最為顯著.
3 菲利普斯曲線關系在我國特殊時期的適用性及解釋
關于菲利普斯曲線基本關系在我國市場經濟體中是否成立這個問題,國內學術界有著較多的爭議.劉樹成（1997）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后（1981-199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了在我國經濟波動的上升期,受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勞動力需求因素、國有企業改革及結構調整因素等的影響,我國城鎮失業率并沒有隨之下降.鄒薇等（2003）分別用各產業的就業指數代替傳統的失業率指標,得出了第一、二產業符合奧肯法則的關系,而第三產業不符合的結論.那么,在新冠疫情暴發的特殊時期,我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呈現出同向變動的正相關關系的原因在于什么呢?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3、1 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同時下降
根據經濟學基本供求關系原理,當勞動力的供給下降時,會導致勞動力工資水平上升,從而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導致物價水平的上升.
基于智聯招聘千萬量級職位原始大數據分析,于2020年4月發布的《新冠疫情對勞動力市場、中國及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基于招聘大數據的分析和預測》中顯示,我國就業市場第一季度招聘職位和人數同比下降27%,低收入群體受疫情影響最大,1～3年工作經驗的求職人員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可見,如人們所預期,新冠疫情的暴發對經濟增長帶來了危機,同時,也對勞動力市場需求造成了負面影響,加劇了失業率的攀升.
但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居家隔離制度的頒布,全國大部分鄉鎮在疫情防控期間被封鎖,眾多勞動力無法外出,使得勞動密集型導向的企業陷入了招工難的困境.根據《新冠疫情對勞動力市場、中國及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基于招聘大數據的分析和預測》顯示,小微企業和外商合資或獨資企業受疫情影響較大,而在我國,眾多勞動密集型導向的產業,如織造業等,均以小微企業為典型代表.
綜上,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我國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發生了萎縮,而當供給萎縮的程度大過需求時,就發生了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而導致生產成本上升,最終導致了物價上升.
3、2 特殊時期經濟轉型得到促進
在新冠疫情暴發的特殊時期,居家隔離辦公政策也促生了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遠程辦公在更早以前已被國民所熟知,但相對來說仍較為小眾.而此次疫情的暴發促使了大批公司采用了居家辦公的模式,保持業務運營,幫助員工遵守社交距離要求.眾多學校與教輔機構也紛紛采取網絡直播授課的方式開展教學活動.網絡辦公平臺,如Zoom、騰訊會議等,在此次疫情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保證國民安全健康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對經濟發展帶來的阻礙.與此同時,也為經濟體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靈感.
新型辦公方式的突然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失業率統計的誤差,如就業意向統計更新、居家自主就業情況等.這些在疫情中難以及時得到相應反映的新變化,將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逐步得到體現和更新.
4 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啟發
在抗疫取得初步勝利的時期,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指出“要在擴大對外開放中推動復工復產,努力做好穩外貿、穩外資工作,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要做好龍頭企業復工復產保障工作,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與此同時,新冠疫情或將點燃商業模式轉型的導火索,無人快遞行業、線上服務業有望迎來快速發展,居民的消費習慣或將產生一定變化.
蓋洛普公司《2017年美國職場現狀調查報告》中提出,43%的員工會經常進行遠程辦公.研究還表明：在每周5天的工作日中,遠程工作2～3天效果最佳,公司要為員工提供2～3天的會議、協作以及互動時間,這使他們有機會專注于下半周的工作.對于中國,遠程辦公在疫情暴發之前屬于一種小眾的辦公方式,而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這種小眾的辦公方式演變成了一種普遍的行為.遠程辦公所帶來的成本效應,如租金、通勤時間等方面的優勢,也必將為更多的企業所考慮,或將在未來發展成為一種更為主流的工作方式.
在商業模式轉型方面,電子商務已然成為導向.可以預見,未來我國經濟體發展中商務、學習、辦公虛擬化程度會提高,經濟商務活動在地理上的布局往往傾向于集中.正如馬歇爾所說,集中生產會帶來三大好處：節約交通與交易成本,強化社會服務等公共產品的共享,強化相互之間的學習效應.此外,企業、工廠周邊服務社會化的態勢會受到影響,人口居住社區態勢有可能會向分散化的態勢發展.公共服務無人化、自助化、自動化水平會提升,整體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助化、自動化也會進一步強化.
綜上,新冠肺炎疫情將推動中國制造生產方式、中國人整體工作和生活方式、中國公共服務的自助化和自動化水平提升,傳統上中心支配的發展模式向均衡化方向發展.如能把握機遇,對我國的生產發展、公共服務、教育體系等進行相應的調整,減少不必要的人工成本,推動智能化的生產生活方式轉型與變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的沖擊,將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革命的一次寶貴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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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當前，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態勢不斷鞏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擴散蔓延，對世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也帶來了新的挑戰。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我國如何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就相關熱點問題，本報邀請三位專家深入研討。
經濟運行有良好支撐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的沖擊，我國已連續出臺實施了一系列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進一步明確了多項政策措施。這些宏觀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什么？
劉尚希：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負面沖擊，使就業、企業營運和個人日常生活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當中。疫情主要有兩方面直接影響。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體性需求收縮，特別是對于旅游、餐飲、交通運輸等行業，影響很明顯、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給方面，受疫情影響，不少企業春節過后復工出現困難。
國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確定性和分擔風險，對沖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財政政策方面，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強經費保障、減稅降費、貸款貼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進一步提出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重要舉措。這些舉措對沖了疫情給經濟社會平穩運行帶來的負面影響，彰顯了財政應急兜底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些密集出臺的政策，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穩定經濟運行提供了良好支撐。
劉俏：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經濟數據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造成了較大沖擊。在疫情暴發初期，我國及時果斷采取了一系列宏觀政策，增強了逆周期調節力度。這些政策在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過中期借貸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購等操作保證了市場和企業流動性的相對充足；一系列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的財政政策也陸續推出。這些政策對于穩增長、穩就業，幫助受沖擊最為嚴重的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起到了積極作用。
溫彬：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黨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門第一時間出臺多項助企紓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金融30條”支持防疫舉措；貨幣政策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通過降準、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并通過專項再貸款、再貼現、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財政部門及時出臺一系列財稅政策，對新冠肺炎患者、參加防治工作的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響的職工等實施補助補貼或稅收優惠，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給予財政貼息，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企業實施減稅降費等措施。
可以說，這些政策的出臺實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對維護疫情下的經濟正常運轉、保障社會安定大局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對當前促進經濟加快恢復起到支持作用。
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
中央提出，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我國宏觀政策應該如何保持戰略定力？應該從什么樣的邏輯出發制定宏觀政策？
劉俏：全球經濟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時間面臨“停擺”，不僅嚴重影響外需，也帶來了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可避免地給我國經濟復蘇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我國對沖疫情影響的宏觀政策范式，進一步明確宏觀政策定位和實施的重點領域。
在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核心增長邏輯變化的形勢下，面對危機應該堅持關注結構性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應該轉向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方面。
當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對沖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影響。相比經濟總量和增速，更應該關注那些能反映經濟社會結構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變遷、微觀經濟單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結構、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和定位、研發強度和創新能力、投資資本收益率等。擺脫剛性增長目標的約束，以更大力度推動結構性改革，應該成為我國當下采取的宏觀政策新范式。
劉尚希：除了經濟層面，全球疫情風險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都會產生很大影響。中國的產業供應鏈已經進入到全球經濟當中，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長期考慮。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階段性、短期的，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對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一季度經濟增速會產生較大沖擊，但通過一系列政策對沖，能夠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當前，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特別是穩定預期，促進經濟社會盡快恢復常態，回到正軌。但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怎么估計都不為過。有了充分準備，大變局中的風險就變成了戰略機遇。
溫彬：制定宏觀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根據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需要，出臺實施合適的調控政策。同時，也要關注境外經濟刺激政策帶來的外溢效應，以及全球經濟衰退、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要增加宏觀政策彈性，強化逆周期調節，做好充分應對準備，防范各種風險沖擊。
推更多減稅降費舉措
近期，我國已采取加大資金投入、減稅降費等一系列財稅措施。下一步，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為？
劉尚希：我們需要跳出傳統思維，全面分析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公共風險，從穩定市場預期和增強社會信心的角度，在財政風險可控的條件下，讓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對于中央已明確的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等措施，要進一步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盡快充分發揮政策效果。
長遠來看，推動經濟恢復和發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唯有出臺新的改革舉措，才能從根本上增強信心，改善企業預期。
面對前所未有的減收增支壓力，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有必要全面調整預算，對支出項目重新“排隊”。要優化財政資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該砍掉的項目堅決砍掉，該保障的項目要切實保障。
財政資金不是無限的，需要引導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要鼓勵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和政府購買服務，推出市場化改革舉措，把財政資源與市場、社會資源協同起來發揮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創新方式來滿足老百姓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同時，應該建立反饋機制，對政策效果作出及時、動態科學評估，并根據政策實施和現實情況變化，不斷鞏固、修正、調整。同治病用藥一樣，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政策措施應當始終與風險狀態的變化相匹配。
劉俏：鑒于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帶來的風險超過預期，我認為應該實施更大力度的財政政策。從結構性影響角度看，疫情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微觀基礎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就業的沖擊。中小微企業提供了我國80%以上就業崗位，消費在2019年拉動了我國近60%經濟增長，我國財政政策的發力點應該放在穩就業和促消費上，著力為3000多萬中小微企業和9000多萬個體工商戶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對于中小微企業，可以在減稅降費方面推出更多舉措。我國增值稅改革基本上已經到位，未來還可以下調企業所得稅，這將起到增強中小微企業投資信心、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進消費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對沖疫情帶來的影響。比如，通過對個人收入所得稅進一步調整，增加個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為低收入群體和湖北省居民發放消費券；等等。
溫彬：財政政策應充分發揮財政對彌補資源配置市場失靈和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作用。具體而言，可以適度擴大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加快推進項目進展，盡早形成有效投資；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財政資金對“新基建”、補短板支持力度，促進基建投資發揮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貨幣政策應精準施策
下一步，穩健的貨幣政策如何更加靈活適度，為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精準金融服務？
溫彬：“靈活適度”的要求延續了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貨幣政策的部署。我國經濟發展中兩難、多難問題增多，因而貨幣政策要兼顧多重目標。比如，當前就要重點在抗擊疫情、通貨膨脹、匯率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尋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沖擊顯著，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難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貨幣政策給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要繼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和降準降息力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鑒于目前銀行負債成本居高不下，壓降點差空間有限，且企業和居民部門存款占銀行總負債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頻繁變動，適時適度下調存款基準利率將對LPR下行產生顯著效果。
此外，要引導我國國債收益率穩中有降，縮小中美利差至適度水平，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強對短期跨境資金的監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風險。
劉俏：即使美聯儲大幅下調利率，我國央行也很難積極跟進。一是我國目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仍有不暢之處，利率“雙軌制”依然存在；二是因為受疫情影響，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存在堵點，我國經濟面臨較大通脹壓力。因此，制定貨幣政策切忌大水漫灌，應該強調精準施策，滿足真實的信貸需求，謹防信用緊縮。
劉尚希：貨幣政策應該著眼于改善流動性。在貨幣政策松緊適度的同時，要消除政策傳導障礙，疏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動性，甚至采取非常規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國外央行直接出手購買企業商業票據，穩定企業資金鏈、產業鏈和供應鏈。
應對風險需協同配合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宏觀政策工具如何協同發力？
劉俏：穩定經濟增長，必須發揮有效投資的拉動作用，必須根據中國經濟邏輯的變化，尋找新的、大量級的投資領域。建議各方關注兩個與基建相關且有很大空間的投資領域。
一是與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領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領域。通過推進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基礎服務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應和城市所能容納的最優人口規模，促進形成統一大市場，并將更多人納入“市場”，通過集聚實現人均收入增長，縮小發展差距。
劉尚希：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公共風險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風險最小化，百姓安居樂業，是衡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標準。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來提振社會信心、防范公共風險。
應對公共風險不僅僅是某個或者某些部門的事情，而是涉及整個國家治理，需要各個部門協作配合。因此，財政、貨幣、就業等宏觀政策，不應該“單兵作戰”，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組合、協調機制。此外，要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從政策效果上來評價、考核和監督部門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監督。比如，針對企業融資，財政要與金融政策協調配合，可通過提供貸款貼息、擔保費補貼等財政手段，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行業和企業面臨的資金短缺問題，降低融資成本。
要把穩就業放在首位考慮。大量中小微企業是就業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就是保就業崗位，減少疫情對就業存量的沖擊，避免由經濟風險轉化為社會風險；另一方面，為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創造條件，為招工提供幫助。
溫彬：宏觀政策要強化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應對疫情和來自全球經濟波動的沖擊，加快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例如，要針對疫情帶來的短期沖擊，根據不同行業特點，有針對性地出臺就業、產業、金融、財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通道，確保復工復產所需的勞動力、原材料和資金。要繼續用好財政對貸款貼息、擔保補貼等方式，發揮政策合力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要統籌推進中小微企業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工作，金融、財政、監管等方面都要給予配套支持。
政策還要更加統籌兼顧。就業問題關乎居民生計、關乎社會安定，必須強化金融、財政等宏觀政策對就業的支持，特別是對于吸納就業人數較多的服務業、制造業等行業以及重大投資項目，要在資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營企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這部分企業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難廣受關注。要落實好已出臺的政策，想盡一切辦法使其生存下來，保障就業基本穩定的大局。
第5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經濟、金融和就業面臨三大突出挑戰
（一）控制疫情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防控疫情是當前最為重要的工作，在各項工作中應被放在首要位置。但是隨著疫情的進一步控制，疫后恢復生產減少疫情對經濟發展的負面沖擊也是當前及未來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言而喻，政府目前需未雨綢繆，對疫后的各項工作特別是恢復生產工作提前做好規劃和安排，穩定社會、企業和個人的預期。為節后復工高潮的工作重心從抓疫情管控向疫情管控和恢復生產兩手并抓的轉移做好充分準備。
一是疫情嚴重沖擊線下服務業。與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時期相比，現在的服務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比遠超當年，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上半年統計，我國服務業占同期GDP總量的54.5%，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服務業特別是線下服務業首當其沖地受到較大打擊，從各項統計數據和調研報告可以看到交通運輸業、旅游業、餐飲業及電影業等服務業的營業額及利潤利率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因此部分代表性觀點認為本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有可能大于“非典”疫情。但部分樂觀性觀點認為服務業主要是需求端受到沖擊，按照“非典”疫情的后期服務業復蘇的經驗，可以看出需求端的沖擊有滯后性，甚至可能出現服務業報復性增長。總體來看，疫情對服務業沖擊是短期的，會呈現先強后弱的態勢，甚至線上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有機會獲得意外的發展。
二是對工業生產活動產生了明顯沖擊。本次疫情對工業生產活動的用工、庫存、生產及運輸產生了明顯沖擊。工業生產存在需求端和供給端的雙重沖擊，供給與需求矛盾比較突出。特別是接下來復工潮的來臨，還需做足準備嚴陣以待。整體來看，工業恢復生產還面臨以下突出困難，一方面是復產中的防護標準還不明確和物質條件準備還不充分，各工業生產單位在復產初期要遵循什么復產申請流程？不同企業執行何種防護標準？突發群體感染處理流程？口罩等防護工具是否充分？這些現實問題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大企業更為突出。另一方面訂單和庫存因為交通、物流的堵塞面臨延遲。為控制疫情，地方政府對部分關鍵道路進行體溫檢測和道路管控，甚至有部分地區出現關閉道路的情況。與此同時，物流公司普遍延期上班，物流運力受到較大影響，進一步延遲了生產企業的交貨時間。生產企業或面臨違約賠款，或采取加急、空運等提高運輸成本的方式虧本交貨。
三是疫情沖擊下金融風險或出現共振現象。疫情沖擊下的第三產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微企業現金流快速枯竭、資產負債表出現惡化，產生債務風險的可能性加大，并進一步傳導到金融體系中來。具體來看，部分中小微企業在疫情沖擊下利潤率大幅度下降、生產成本進一步抬升和可能面臨被抽貸、斷貸、壓貸的問題，加上受到自身資源和規模的限制，容易陷入經營困境，從而導致債券違約、不良貸款頻發，這將進一步波及金融市場的預期。當市場中恐慌情緒蔓延之時，一定概率出現非理性的踩踏事件，最終將會演變成為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與此同時，疫情作為“黑天鵝”事件有可能增加金融市場結構性、突發性和周期性等多因素疊加的異常震蕩和風險積聚，如果管控不及時不到位，甚至將會成為金融市場中已積聚的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二）疫情沖擊就業問題壓力加大
一是疫情對于就業的短期影響嚴重程度可能會大于對經濟的中長期影響，時間可能會延續更長一些。主要是表現在企業在短期減少了就業存量，在中長期可能會波及到就業存量和就業增量。從近期影響看，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導致生產用人的存量下降，直接的經濟反應是企業減少了生產和用人，影響就業的存量。從中長期影響看，疫苗研發還需時日，在此期間部分疫情嚴重地區的各企業復工還需管制，同時企業的重啟生產和投資也需恢復一段時間，特別是服務業的復蘇更為費時，其對于就業的影響還可能會延續一段時間。
二是就業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目前受此次疫情嚴重影響的行業是交通運輸、旅游業、餐飲業等現代勞動密集的服務業，同時我國制造業以及一些出口重點行業也仍然有不少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如本次疫情沖擊下的玩具制造業和鞋帽服裝等行業，出口增速明顯下滑，這將進一步影響到這些行業勞動力就業問題。中小微企業在我國創造了最多的就業工作崗位，為提高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中小微企業一般社會保障和抗風險能力非常薄弱，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疊加受到疫情沖擊，需要重點關注和扶持。例如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的計件工種，收入波動大，社會保障低，是受疫情沖擊較大的就業群體。
政策建議：財稅政策是關鍵，解決金融風險和就業問題是核心
一是財稅政策是關鍵，持續發揮減稅降費政策效應，適當加快支出節奏前傾。2019年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為我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前瞻地看,一方面持續發揮減稅降費政策效應。根據2月10日財政部公布的2019年年度財政“賬本”，2019年稅收增長1%，個稅下降25.1%。具體來看，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382億元，同比增長3.8%。其中，全國稅收收入157992億元，同比增長1%；非稅收收入32390億元，同比增長20.2%。同時，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8874億元，同比增長8.1%。2019年全年減稅降費超過2.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超過2%，減稅降費是顯著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減稅降費需根據疫情的具體情況進一步落細落實，及時了解和研究解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反映的突出性問題，堅決把該減的稅減到位、把該降的費降到位，持續發揮減稅降費政策效應。另一方面用好今年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和準財政工具PSL（抵押補充貸款），重點支持疫情防控項目、基建以及新興產業等政府指向性領域。著力加大財稅政策對受疫情沖擊企業的扶持力度，同時積極與貨幣政策相配合形成合力，財政支出以及充足的財政緊急撥款和擴大流動性投放可以迅速提高應對危機的效率和力度，其中也包括對一些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企業進行稅費減免。增加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降低相關企業的運營成本，穩定就業和促進增長，減輕相關企業經濟負擔，有助于幫助疫情期間企業渡過難關。可以暫定一個季度，加快財政支出的節奏向一季度受疫情沖擊嚴重的行業傾斜。
二是貨幣政策方面，需及時做好預案并適度提前實施。短期內，央行需要適度地加大對市場的貨幣投放，增強流動性，引導社會、市場及企業及個人的預期，消除個別恐慌情緒。MLF利率和LPR利率要根據疫情的發展選擇合適時機下調，關鍵之點在采用PSL、再貼現、再貸款等多貨幣工具的組合策略，切實降低受疫情沖擊行業和企業的融資成本。中期，建議設立專項貨幣資金科學可持續分批地投向疫情嚴重的地區如武漢地區，加大對當地的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制造業等重點行業和企業的貨幣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支持，做到不斷貸不抽貸不壓貸，穩定當地經濟發展。長期來看，疫情對我國的經濟沖擊是短期性的，我國的貨幣政策不宜進行總量“放水”。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貨幣政策要綜合考慮經濟增長、杠桿率、通脹預期、匯率等內外部平衡多重因素，保持經濟增長更具有重要性。
三是疫情防控和恢復生產需兩手抓。首先，穩住現金流。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制造業等重點領域的稅收減免、政策性短期融資，提供急需的周轉資金。尤其是加大對于因疫情沖擊而陷入困境的民營企業的財政和金融配套支持，穩住中小企業現金流。其次，加快物流恢復暢通。目前，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矛盾突出，政策層面不宜進行總量刺激，應以“疏通”供求關系為主，而物流暢通是關鍵一環。因此，在堅持嚴格防控疫情蔓延的底線要求下，加快物流交通運輸業的復工。最后，政府對企業復工需加大幫扶力度。政府需引導企業的恢復生產預期，給企業樹立信心，深入基層了解企業的具體困難，針對不同地域疫情嚴重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復工策略。政府需給不同行業提供不同的防護要求，為企業提供必要的防護用品。
四是金融風險需系統應對，結構性降準降息與引導理性預期相結合。首先，理清受沖擊對象，精準發力。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與2003年相比已經發生顯著變化，消費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重從2003年的35.4%迅速上升至2019年末的57.8%。此次疫情主要是對消費服務業進而對經濟產生較大沖擊。可以明顯看到消費服務業承擔了較大風險，因此要對消費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做到“三準”，動態監控其潛在的金融風險，做到及時準確；未雨綢繆，做好多方案的準備工作；針對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風險，精準發力、分類施策。其次，要繼續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給予特殊時期還本付息延期支持，同時采用PSL、再貸款、再貼現等多方式多層次的貨幣政策向中小微企業進行融資貸款，貨幣政策不宜全面放水，更應針對不同行業和地區，差異化的進行優惠手段和信貸方式。同時可以考慮優化貸款審批流程，適度提高對不良貸款的容忍度。最后，引導理性投資。在疫情負面沖擊下，積極引導投資者理性看待疫情背景下市場的波動，堅持我國經濟長期基本面是持續向好的客觀判斷和分析，依法開展價值投資長期投資。
五是政府發揮更大作用，降低疫情對就業影響。一方面，各部門應該以積極的姿態，采取相應的對策。穩定城鄉職工和大學生就業隊伍，強有力保障就業穩定，維護社會穩定。政府要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要千方百計地保住在疫情沖擊下處于“休眠”狀態的中小微企業，尤其是此次受沖擊最大、吸納就業能力最強的消費服務業和部分制造業，定向減稅定向貸款保證這部分企業的現金流不斷裂，留住工作崗位，保證居民在特殊時期有穩定的收入。同時對個別疫情嚴重、財政困難地區，由中央加大支持力度，保障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加快再就業，尋找新就業路徑。對于疫情控制良好省份或地區，審慎地推動行業和企業恢復正常生產和投資，使經濟復蘇，并盡快進入經濟良性循環。要加快省、市、鄉三級層面的再就業保障工作平臺建設，利用現代化信息化手段對于失業人員進行再培訓再就業。鼓勵各大國企及大型民企增加就業崗位，同時充分發揮基層社區作用，開展靈活的再就業服務工作，切實保證再就業工作有效開展和就業幫扶做到實處。
第6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結合2003年“非典”經驗，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將對我國經濟產生一定的沖擊，但這種沖擊往往是一次性的。本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從短期看，疫情將使得2020年一季度經濟增速放緩；從長期看，疫情不會改變中國經濟企穩和轉型升級的趨勢，也不會改變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主要集中在2020年一季度，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行業受疫情影響最大
結合“非典”時期的情況，2003年各季度我國經濟增速分別為11.1%、9.1%、10%和10%。可見“非典”對于經濟增速的影響主要集中在2003年二季度。據估算，“非典”對2003年二季度經濟增速的拖累約為1.45個百分點。此外，由2019年各地GDP數據可知，此次疫情中心湖北省和武漢市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分別為4.3%和1.6%，遠低于2003年疫情中心廣東省（11.5%）和北京市（3.6%）占全國經濟的比重。因此，預計本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主要集中在2020年一季度。
分行業看，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行業是受疫情影響的主要行業，但疫情結束后將較快恢復。2003年“非典”時期，交通運輸、住宿餐飲等行業均受到重創，但在疫情過后均快速恢復。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從2002年四季度的9.1%下滑至2003年二季度的2.3%，而后在三季度恢復至7.6%；住宿餐飲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從2002年四季度的12.3%下滑至2003年二季度的7.4%，而后在三季度快速回升至16.9%。需要注意的是，此次疫情爆發正值春節假期，因此，其對交通運輸和住宿餐飲業的打擊將比“非典”時期更大。2020年春運前30日（1月10日至2月8日），全國鐵路、道路、水路和民航累計共發送旅客13.52億人次，較去年同期下降40%。2019年春節假期，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10050億元，全國旅游接待總人數4.15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5139億元；而2020年春節，各類聚餐宴席和大型文娛活動被取消，大量餐館和主要景點停止營業，這將顯著影響餐飲零售和旅游市場。
需求方面，疫情主要沖擊消費，對出口和投資影響可控
短期內消費增速將大幅下降，但中長期消費潛力釋放和消費升級趨勢不變。因疫情防控需要，居民減少外出大幅抑制其當前的消費需求，短期內消費增速將大幅放緩甚至腰斬。但這部分被抑制的消費需求有望在疫情結束后得到有效釋放。以“非典”為例，2003年4-6月正值“非典”疫情高峰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分別為7.7%、4.3%和8.3%，分別較2002年同期放緩0.5、5和0.3個百分點。但7月疫情消退后，前期被抑制的消費需求大量釋放，當月消費增速反彈至9.8%，比2002年同期加快1.2個百分點。此外，當前我國電商零售發達，2019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0.7%。待物流逐步恢復后，疫情對消費的沖擊可能小于2003年情形。
疫情對我國出口貿易沖擊總體可控。一方面，受疫情影響，工業企業春節停工延長、交通運輸等相關配套行業受限、檢驗檢疫更加嚴格等因素將在短期內影響我國出口企業的交貨能力，貨物出口將有所縮減。但疫情好轉后，隨著企業復工和交通運輸的恢復，出口企業的交貨能力也將較快恢復。另一方面，2020年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列入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但若未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列入PHEIC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有限。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歷史上美國、墨西哥、巴西等國也曾被列入PHEIC，但其當年的出口貿易并未受到較大影響。其二，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肯定中方的防控舉措，強調不建議各國對中國旅行和貿易進行限制。因此，列入PHEIC與中國全國成為“疫區國”不能劃等號。其三，PHEIC每3個月將進行評估，如果沒有額外聲明，PHEIC到期將自動失效，且如果疫情出現好轉WHO可以隨時撤銷該認定。
疫情對基建投資影響有限，但需警惕其對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沖擊。一是2020年1月財政部提前批復的新增1萬億專項債各地已緊鑼密鼓發行，這將為基建投資提供較為充足的資金。預計未來基建將繼續作為逆周期調控的重要手段，發揮“穩定器”作用。二是制造業投資本身自2019年以來持續低迷，疊加當前疫情導致的企業開工延遲、成本負擔較重、市場需求縮減等不利影響，制造業投資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三是疫情致使地產開工延后和銷售停滯，房地產企業現金流壓力增大，預計未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將進一步下降。
疫情短期推動CPI上漲和PPI回落，但長期對價格影響有限
疫情短期內推高CPI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企業春節后開工延期，導致居民消費品生產不足；二是部分地區交通封鎖、物流中斷，產生區域性供給不足；三是部分生活必須品和病毒預防、防護用品出現恐慌性搶購和囤貨。未來隨著疫情的穩定和消退，生產將逐漸恢復，恐慌性需求也將下降，CPI將逐步回落。工業品價格方面，受疫情影響，供需均有所下降，PPI將繼續處于通縮區間，企業盈利壓力持續增大。
疫情將給金融市場帶來短期擾動，對金融機構造成負面影響
推高避險情緒，給金融市場帶來短期擾動
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多體現為沖擊人們的未來預期、影響市場情緒，進而給金融市場帶來擾動。我們認為，這種影響往往是短期的，金融市場的中長期走勢仍取決于未來中國經濟運行情況。
股市方面，A股出現短期明顯下跌，但持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股票市場對突發事件的反應往往較為迅速、敏感。從2003年SARS、2012年和2015年MERS等重大傳染病對股市影響來看，基本為短期負面沖擊（表1）。2003年“非典”時期，股市在疫情高峰期（4月至5月）才出現較明顯回落，4月15日至25日期間下跌幅度達8.9%。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散速度更快，且信息傳播速度也更快，A股受影響的時間也有所提前。在春節前最后一個交易日（1月23日），在疫情影響下股市已呈現下跌態勢，上證指數和深證成指分別下跌2.75%和3.52%。在春節后第一個交易日（2月3日），股市更是出現了恐慌性殺跌，上證指數下跌超8%，震蕩幅度明顯。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銀行、證監會等相關部門及時出臺政策以維穩疫情沖擊下的股票市場，自2月4日起上證指數呈緩慢回升態勢。預計A股仍將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持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后續走勢仍需進一步觀察，主要取決于疫情進一步發展情況、相關政策的推出與落實、經濟基本面的運行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債市方面，債券收益率回落，但需警惕違約風險上升。結合2003年“非典”時期債市表現，在4月下旬至5月底疫情高峰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較為明顯下行（從3.2%降至2.8%左右），伴隨疫情消退，6月以后債券收益率又有所回升。在本次疫情爆發并擴散的背景下，市場避險情緒升溫，一定程度上會帶來債市利好，推動債券收益率回落。春節后第一個交易日（2月3日），10年期中債國債到期收益率從2.9932%降至2.8231%，此后呈低位波動態勢。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或將加碼等因素，預計未來債券收益率仍有一定下降空間。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當前我國企業杠桿率水平較高，債券違約事件頻發，未來在旅游、住宿餐飲等受疫情影響明顯的行業，企業償債壓力進一步加大，違約風險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匯市方面，人民幣匯率承壓，但出現大幅貶值的概率不大。本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將引發國際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擔憂，人民幣將在短期承壓。春節期間，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度跌破“7”；2020年2月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9768，春節后恢復交易的第一周人民幣貶值約1.28%。但中長期來看，市場對人民幣走勢的認識愈發理性，預計人民幣出現大幅貶值的概率不大。WHO宣布將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PHEIC之后，離岸人民幣匯率并未出現明顯貶值跡象，處于窄幅震蕩范圍內，顯示了市場對我國未來疫情防控形勢的信心較強。
商業銀行不良率將有所上升，部分業務將受沖擊
在電子化、網絡化普及率明顯提高的背景下，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金融業務的直接影響并不明顯，但其間接影響不可忽視。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影響和沖擊反而要更為持久。
一方面，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還款能力減弱，將可能導致后續銀行不良率的上升。在疫情持續爆發、擴散過程中，部分城市“封城”、務工人員返城受阻，企業正常生產經營被打亂，營業收入和現金流減少甚至中斷，但房租、工資等剛性費用仍需支付，企業經營壓力明顯加大、盈利能力隨之下降。此外，疊加近年來我國處于經濟增速下行階段，民營、小微企業融資問題較為嚴峻，本次疫情將進一步惡化大量企業境況，導致企業還款能力減弱，出現資金鏈緊張、斷裂甚至無力還款的情況，一定程度將推高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中間業務將受到沖擊。一是在疫情爆發、擴散期間，企業生產經營受到影響，企業的信貸需求將進一步削弱，沖擊商業銀行貸款業務。此外，居民外出活動的減少，旅游、購車、購房等消費下降，也將減少相關貸款。二是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利潤空間收窄，將導致企業存款少增，影響商業銀行存款業務。且恰逢春節期間，居民手持現金較多，在外出減少情況下，現金暫時滯留家中。三是由于企業和居民活動受阻，銀行在此期間難以開展新客戶的拓展，且代理、承兌等部分中間業務被推遲。
影響國際資本對我信心，資本流入可能放緩
其一，疫情的爆發引起資本市場波動，短期內削弱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爆發，以及WHO將其列為PHEIC的相關表態，使得全球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尤其是我國各省（市）區均出現了疫情病例，目前還處在病毒疫情爆發的關鍵時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這將影響外資流入中國股市、債市的信心和意愿，使得前期國際資本流入的趨勢放緩甚至逆轉。其二，疫情增加了中國市場的投資不確定性，導致外商直接投資下降。本次疫情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國在應急管理機制、治理體系以及相關機構效能擔當等方面的問題，可能為國際社會部分敵對勢力借此攻擊我國的借口，進而可能會導致一些境外投資者重新審視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
政策建議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還在蔓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未來疫情的發展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經濟金融的影響分析仍需要持續跟蹤。盡管此次疫情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負面影響是短期沖擊，不改變我國經濟中長期穩中向好的局面。但我國當前經濟運行本身困難較多，此次疫情影響與2003年“非典”影響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宏觀政策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第一，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同。2003年正值我國加入WTO紅利期開啟，且中美關系溫和，我國經濟正處在量的擴張期。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逆全球化浪潮抬頭，中美貿易摩擦暫時緩和但仍存不確定性。第二，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2003年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人口紅利釋放，經濟內生動力強大，抗風險能力較強。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增速換檔、新舊動能轉換階段，經濟本身下行壓力明顯，2019年底經濟低位企穩但基礎尚不牢固。面對疫情沖擊，需要更加有力、有效的穩增長措施來應對。第三，宏觀政策的發力空間不同。當前我國宏觀杠桿率偏高，遠高于2003年水平。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上升、M2和社融增速下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受阻等，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發力空間有限。2020年本身就是穩增長任務十分繁重的一年，此次疫情將2019年底出現的經濟短暫回暖勢頭受挫。要減緩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民等等方面造成的壓力，使經濟盡快恢復到正常的增長軌道，宏觀政策應充分做足預案，靈活部署，及時應對。
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方面，加大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
一是將赤字率提高至3%甚至以上水平，緩解財政收支矛盾。一方面，住宿餐飲、文化旅游、交通運輸等行業受到明顯沖擊將導致這些行業稅收減少，疊加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財政增收難度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地方財政補助等領域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此外，疫情對經濟造成短期沖擊，需要穩增長政策加大力度。因此，可考慮提高赤字率至3%甚至以上水平，緩解財政收支矛盾，保障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此外，當前需提前做好基建項目儲備，待疫情結束后，繼續以基建投資為抓手穩增長。
二是貨幣政策加碼逆周期調節。綜合運用降息、降準手段，引導實體企業融資成本，切實降低企業綜合成本。我國仍有降準空間，結合疫情的影響以及經濟本身存在的下行壓力，建議適當增加2020年全年降準（或定向降準）次數或幅度，全年3-4次（1月已實施1次降準），并在春節過后盡早實施。加大調降MLF利率幅度，引導LPR利率下行，并進一步發揮LPR作用，推動實體企業融資成本下降。
應對疫情方面，綜合施策，最大化減輕疫情對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的影響
一是以地方政府專項債等形式對重點受影響地區的地方財政進行補充。在此次抗擊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地方財政尤其是重災區的地方財政在采購醫療物資、兜底患者醫療費等方面支出較大，建議視各地方財政實際情況，及時以專項債等形式對其進行一定的補充，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二是對重點受創行業和企業加大減稅降費力度。對于交通運輸、文化旅游、住宿餐飲、電影會展等短期內受疫情重創的行業，尤其是這些行業中的中小企業，建議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甚至直接對其進行補貼。例如，適當減免增值稅，以虧損金額抵減盈利月份的盈利金額來降低所得稅，降低社保、養老、醫療等繳費率，直接給予企業補貼等。此外，可鼓勵商鋪租戶對受創較重的企業減免租金，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三是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加強對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及地區的信貸傾斜。考慮到湖北省經濟金融受疫情影響嚴重，且“封城”給當地帶來的巨大損失，建議為湖北省發放較大數額再貸款，增強當地金融機構的信貸能力。鼓勵并引導商業銀行增強對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住宿餐飲、旅游文化等行業，醫療衛生等防疫重點行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可在相應考核中給予加分獎勵。
四是積極發揮政策性金融作用。鼓勵國開行、農發行等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加強對受疫情影響較大區域和行業的信貸支持。
五是充分重視本次疫情對就業帶來的影響，加大對城鄉居民就業的支持力度。重點放在對農民工就業和對中小企業的支持上，以補貼、獎勵、稅收減免等方式對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領域的中小企業應該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防止企業由于負擔過重而出現疫情結束后大量裁員的情況。
六是加大對貧困人群的救助力度。本次疫情爆發及相關城市“封城”等措施造成了較多人民群眾生活受損。考慮到疫情并未完全控制，仍存在一定不確定性，未來收入降低或失業的人群可能會繼續擴大。建議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加大對于貧困群體的救助力度，及時監測并救助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人群。
第7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以數量型貨幣政策為主，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政策）為輔；
二是在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以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為主，回購/逆回購和對金融機構貸款等為輔；
三是貨幣政策目標多元，經濟增長、房地產調控、普惠金融、股票市場、匯率穩定、資本流動等都是關注的目標。
數量型貨幣政策和價格型貨幣政策，主要是中介指標選擇上的差異。當然，二者無法完全分割，往往數量型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名義利率或者金融機構資金成本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反之亦然。比如，存款準備金率下調時，銀行可以貸出更多資金，同時，由于存款的使用率更高，銀行的貸款平均資金成本也會下降。數量型貨幣政策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面向所有相關金融機構，而以中期借貸便利（MLF）為主的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和操作期限更短的回購/擬回購操作的流動性獲取，則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選擇。
同時，我國信貸市場的供需規模并非利率主導。從信貸供給的角度來看，信貸限額控制是央行經常使用的穩定貨幣供給的工具，這種數量型控制手段會使得銀行的信貸供給脫離了利率因素的影響。從信貸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金融體系內過剩的流動性會帶來對市場利率不敏感的投機需求，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入了投機性的行業，比如房地產，而正常的對利率敏感的投資需求反而無法得到滿足。同時，比較容易獲得政府信用支撐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信貸，降低了其貸款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
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的復雜影響，給我國的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央行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包括：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和逆回購釋放整體流動性以維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和股票市場穩定；
通過定向降準和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長期資金，主要目標支持普惠金融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融資成本；
設立專項再貸款支持銀行向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和銷售的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并通過財政貼息進一步降低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的融資成本；
開展央行票據互換（CBS）操作，換入商業銀行發行的永續債，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以增強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
并未跟隨美聯儲降息，而是保持了利率的平穩，維護資本賬戶的穩定；
下調金融機構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銀行的貸款意愿，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第8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新冠疫情下，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中國央行目前已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沖擊，但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未來需要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包括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積極配合財政政策，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等。
作者:何平|何平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01
應對非常規疫情，需要非常規貨幣政策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新冠疫情期間，全球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紛紛祭出貨幣政策大招，美國更是推出了高達2.3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一時之間，貨幣政策似乎成了萬能的解藥。
貨幣政策之所以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西方國家推崇政府有限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其干預經濟的主要方式。和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通常會更快通過資本市場的價格變化體現出來，也更容易獲得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一般而言，大眾往往會過高估計看得見聽得著的政策效果，而對于決策者來說，這種認知偏差顯然是需要努力克服的。
當然，從國際視角來看，貨幣政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匯率政策也是全球金融博弈的核心。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手段，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給全球資本流動帶來巨大的影響，因此也格外引人矚目。
事實上，在市場無摩擦的情況下，貨幣供給增加只會帶來通脹和資產價格上漲，不會影響實體經濟。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框架內，假設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貨幣需求保持不變，貨幣供給增加就會帶來利率下降，從而增加投資需求。同時，利率下降還會帶來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需求。此外，貨幣供給增加還會帶來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上升，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因此，經典西方經濟學中的常規貨幣政策是一種短期需求刺激工具，用來避免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下滑。
最新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貨幣政策作用渠道。例如，貨幣政策會改變體系內的債券數量，從而影響金融體系內的抵押品數量和銀行拆借規模，帶來信貸規模的變化，進而影響實體經濟；另外有研究發現，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會改變體系內支付流動性和信貸流動性的比例，從而影響社會消費和投資的偏好；還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周期性的變動帶來了信貸抵押資產價格的波動，以及信貸規模和信貸風險的周期性變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在實踐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比理論可能更加復雜，尤其是各國之間的貨幣博弈，遠非教科書中的理論可以描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通過周期性的貨幣政策引導資本流動，成為其資本獲利的重要手段，而各國的貨幣政策則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金融危機中，常規貨幣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分為兩類：一類是貨幣危機，屬于政府信用危機，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顯然是無效的；另一類是金融機構危機，一般由私人部門信用危機引發，這種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對于改善部分信用出現問題的私人部門的信用狀況以及受到影響的金融機構用處不大。但是，中央銀行提供的流動性可以幫助部分信用狀況沒有出現問題的金融機構，一定程度上防止風險的傳染。金融危機時，非常規貨幣操作往往更有效。比如，次貸危機時，美聯儲購買了資產抵押證券，防止其價格過度下跌帶來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惡化，以控制金融危機的傳染。
新冠疫情對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負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擔心病毒傳染，自動或者被動的人員流動限制帶來需求下降，尤其是服務行業的需求下降更多；另一方面，人員流動的限制使得許多勞動者可能無法復工或者被迫在家辦公，許多產品的生產中斷或者產能受到限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還帶來了外部需求的下降，全球產業鏈的阻斷也妨礙了企業的生產。同時，交通阻隔導致部分國內外物流中斷，也會妨礙供需平衡。
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會蔓延到金融體系。不管是企業還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惡化，都會給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銀行貸款壞賬增多，股票價格下跌，這都可能惡化企業投融資環境，形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負向反饋機制，帶來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因此，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屬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動，而且供需兩端、國內國外都有影響。作為需求調節工具的總量型常規貨幣政策，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巨大外生沖擊帶來的實體經濟局部失衡問題，精準的非常規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02
疫情期間的中國貨幣政策
中國的貨幣政策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以數量型貨幣政策為主，價格型貨幣政策（利率政策）為輔；二是在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以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為主，回購/逆回購和對金融機構貸款等為輔；三是貨幣政策目標多元，經濟增長、房地產調控、普惠金融、股票市場、匯率穩定、資本流動等都是關注的目標。
數量型貨幣政策和價格型貨幣政策，主要是中介指標選擇上的差異。當然，二者無法完全分割，往往數量型貨幣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名義利率或者金融機構資金成本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反之亦然。比如，存款準備金率下調時，銀行可以貸出更多資金，同時，由于存款的使用率更高，銀行的貸款平均資金成本也會下降。數量型貨幣政策中，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面向所有相關金融機構，而以中期借貸便利（MLF）為主的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和操作期限更短的回購/擬回購操作的流動性獲取，則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選擇。
在中國，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主要是貨幣供應量而非利率，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對利率政策并不敏感，資金的可獲得性比資金成本更重要。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政府驅動的要素投入模式，通過政府信譽擔保，有效地動員了民間資金，以金融的穩定支持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政府對于金融體系的干預和管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利率傳導渠道的通暢。以銀行為例，盡管明確的利率管制已不復存在，但仍然存在利率“雙軌制”。
在存貸款方面有基準利率，而貨幣市場利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央行調控市場利率無法充分傳導至貸款利率，使得信貸市場均衡對于貨幣市場利率不敏感。
同時，我國信貸市場的供需規模并非利率主導。從信貸供給的角度來看，信貸限額控制是央行經常使用的穩定貨幣供給的工具，這種數量型控制手段會使得銀行的信貸供給脫離了利率因素的影響。從信貸需求的角度來看，由于金融體系內過剩的流動性會帶來對市場利率不敏感的投機需求，一部分信貸資金流入了投機性的行業，比如房地產，而正常的對利率敏感的投資需求反而無法得到滿足。同時，比較容易獲得政府信用支撐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和地方融資平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信貸，降低了其貸款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
新冠疫情給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帶來的復雜影響，給我國的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央行采取了多種貨幣政策手段來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包括：通過降準、中期借貸便利和逆回購釋放整體流動性以維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裕和股票市場穩定；通過定向降準和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長期資金，主要目標支持普惠金融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增加信貸供給，降低融資成本；設立專項再貸款支持銀行向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和銷售的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并通過財政貼息進一步降低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的融資成本；開展央行票據互換（CBS）操作，換入商業銀行發行的永續債，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以增強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并未跟隨美聯儲降息，而是保持了利率的平穩，維護資本賬戶的穩定；下調金融機構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強銀行的貸款意愿，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03
未來貨幣政策的著力點
央行在疫情期間采取的多樣化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支持銀行對中小企業放貸，并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穩定資本流動。隨著疫情進一步在全球蔓延，國內經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增強，需要我們采用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
增強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激勵。疫情給許多企業帶來了經營上的困難，尤其是中小企業。盡管相關的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其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并且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利率的手段增強其貸款動力，然而并未從真正意義上解決銀行激勵問題，銀行惜貸問題可能無法真正解決，定向降準釋放的流動性很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變相流入更為安全的大企業。
疫情在海外的蔓延、輸入型病例的增加、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給疫情的控制增加了不確定性，也給相關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銀行來說，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風險很大。因此，給風險比較敏感的銀行提供放貸激勵，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關鍵是需要把中小企業貸款可能的風險在各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擔，比如成立專門的疫情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公司，通過財政為這些貸款提供擔保；央行也可以接受這些銀行貸款作為抵押，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并放棄部分的風險追索權，甚至直接購買這些風險較高的貸款。這些舉措都可以減輕銀行的風險和損失負擔，從而增加銀行的激勵。當然，銀行必須承擔部分的風險，以保證其對中小企業的風險進行有效篩選和管理。對于一些受到國外疫情影響的進出口企業，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可能還需要配套一定的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他們尋找出路，度過難關。
通過企業對弱勢家庭進行扶助。許多企業通過裁員或者減薪來維持企業的生存，從而帶來一些社會群體的收入大幅下降，一些依靠傭金服務行業雇員收入也會大幅下降，比如出租車司機、房地產銷售人員等。盡管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無法長期支撐無收入或低收入的局面，從而帶來生活質量大幅下降，并影響消費需求的穩定。金融機構可以專門為一些行業的薪酬支付提供貸款，確保相關行業的雇員收入得到一定保障，而央行則可以通過接受這類貸款作為抵押，間接為企業薪酬支付提供流動性。
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財政政策可能是緩解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關鍵。一般來說，單純的貨幣政策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市場的力量甚至會加劇失衡，而通過稅收、補貼、擔保等財政手段，可以更為精準地解決問題。因此，政府需要采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手段，救助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家庭，同時實施必要的經濟刺激政策。而貨幣政策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平穩有序的發展，比如通過購買國債或地方債，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流動性，通過定向貨幣投放，為救助計劃和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流動性等等。
優化國際資本的流動。隨著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主要經濟體都推出了龐大的量化寬松計劃，全球資本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都出現了巨大的波動。除了關注國內經濟問題之外，我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密切關注國際資本流動的動態，并積極參與優化國際資本流動。
當前，美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提供者，面對疫情沖擊，美國國內會出現流動性不足，美元資本會加速回流美國，從而引發全球流動性缺失，增加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帶來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因此，世界需要更加多元化的流動性和安全資產供給體系。
中國的金融機構可以為海外的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貿易融資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緩解由于疫情帶來的全球流動性缺失問題；中國也可以依托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更加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為全球提供理想的安全資產。央行可以積極參與緩解全球貨幣體系的流動性缺失問題，為部分給國際金融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同時，積極拓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為海外資本提供安全的人民幣資產。
當然，這些目標的實現，都會受限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人才儲備、金融機構業務、文化差異以及其他軟性基礎設施的約束，然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第9篇: 新冠疫情對中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影響
本次新冠疫病是世界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可能成為長期伴隨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新疫病。新冠疫病的全球影響長期引起國際結構、世界秩序、全球供應鏈、中國經濟貿易和產業布局的變化，需要從多維度采取有效的對策。
瘟疫對經濟的明顯不利影響。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不利影響的總體表現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增加經濟下行壓力。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中國的經濟運行呈現出逐漸變冷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拉動經濟增長的消費、投資和出口的三輛馬車在2019年明顯無力。一是消費增長率持續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去年增加8%，下降到2008年以來的最低點，二是投資整體動力不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5.4%，創下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三是出口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9年增長率為-5%，增長率比2018年低2.1個百分點。本來，如果沒有出現意外的重大影響因素，可以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逐漸扭轉這種增長無力的局面，重建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趨勢，但突然的新冠肺炎流行真的打亂了原來的想法和期待，不僅給短期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沖擊，還給長期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嚴峻的挑戰。
美國等國家為應對疫情提出的超常規經濟刺激政策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新冠疫病越來越嚴重后，各國為了防止疫病的沖擊，經濟嚴重衰退，迅速采取降低利率的措施，也有降低利率的國家。在信息下降無法有效抑制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歐美國家立即出臺了超常規的量化寬松政策，美國開始了無限量的量化寬松。美聯儲宣布重啟零利率7000億美元量化寬松后，貨幣政策不斷增加，同時財政政策也火力全開，提出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刺激經濟方案-2兆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開放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如此強大的財政政策相結合，反映了美國穩定當前市場恐慌情緒，緩解經濟困境的迫切訴求，同時也會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這種不利影響至少具有引起中國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的突出表現。美元和歐元等貨幣數量大幅增加，人民幣本幣上漲，中國企業進口品成本上漲，間接工資上漲，通貨膨脹。二是大量游資沖擊中國金融資產和房地產。美國等國家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增加貨幣供應，必然增加美元等貨幣的國際供應，增加游資規模和沖擊力，受游資歡迎的金融資產和住宅資產等容易出現價格泡沫。第三，不利于中國低端產品的出口。寬松的貨幣政策使美元等貨幣貶值，人民幣相應上漲，打擊中國低端產品出口，減少美歐國家對中國的進口。
疫情加強的逆全球化趨勢明顯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過去幾十年是經濟全球化的快速膨脹期，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積極參與全球化，從2010年開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之后幾年中國和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2019年的GDP已經達到美國的2/3左右。2016年撲克執政美國后，為了抑制我國的發展，開始了增加關稅、退群、鼓勵制造業回流等一系列反全球化操作。各國為了避免美國的關稅制裁和保護自己的產業鏈安全，開始了制造業回流的應變政策，明顯抑制了全球化的進程。新冠疫病的爆發和持續惡化，將反全球化成為今后幾年的大趨勢是不可避免的。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許多人認為，全球化是新冠狀病毒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的條件，提供了機會，全球化是新冠狀病毒的流行和持續惡化的溫床和催化劑，因此新冠狀病毒不斷侵犯人類的期待，開始加強反全球化操作，反全球化是今后相當長的趨勢從現有的世界經濟貿易結構來看，逆全球化肯定不利于我國的發展。通過參與全球化，中國一舉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以及后來居上的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國際貿易大國，已經形成了適應第一制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的產業結構，反全球化趨勢一旦形成，我國就必然壓迫制造業和國際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極為不利。在重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格局任務圓滿完成之前，我國務必經歷全球化初期制造業和進出口萎縮的陣痛。
瘟疫加快中小企業破產，沖擊經濟循環，削弱供應方。一般來說，經濟受到疫情、股東災害等影響，市場自我治愈能力有效促進經濟復蘇，如2003年非典疫情后，市場自我治愈能力與政府政策作用共振，使經濟強烈復蘇，很快就平息了變動。但是，這次新冠疫病由于暴發的力量和傳播的強度給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很多中小企業破產，不僅會產生明顯的短期負面效果，還會長期沖擊市場循環，削弱供應方的供應能力。在疫情流行的過程中，一些企業因承受風險的能力差而被淘汰后，相應產業鏈的整體輔助能力明顯減弱，產業鏈的所有企業都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優勢，長期的市場循環斷裂和供應方的供應能力大幅度下降。
疫情對經濟的相對積極影響。
新冠疫病在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產生明顯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在一些維度上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新冠疫病引起的全球經濟結構變化將我國經濟長期受益。新冠疫病對現有經濟結構的巨大沖擊一定會使世界經濟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這些變化會使我國經濟長期受益。一是全球商業秩序的變化，使我國互聯網、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物流快遞等行業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疫情爆發后，短期內數十個發達國家開始關閉國家，世界人民不能關閉，長期來看，很多商務活動在線轉移，世界性的電器商品和物流迅速發展，世界性的商業秩序一定會發生對我國有利的變化。我國互聯網、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物流快遞等行業原本領先世界，云辦公室、云教育、云合同也普及，新冠疫病間接促進我國掌握這些行業發展的主導權。二是全球貿易結構重組有利于我國建立新的貿易結構。原有的全球貿易結構，簡單來說，美國和少數歐洲國家提供品牌和設計，資源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日本和韓國生產零部件，中國組裝，產品銷往世界。這次疫情將徹底打亂這種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貿易格局，讓我國借此機會，開始構建新的供應鏈，構建新的貿易格局，改變自己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位置。第三，全球發展戰略的轉移有助于我國實施平臺化思維下的開放發展戰略。過去，美國主導的主角性思維下的發展戰略影響著世界性的發展，這個戰略本質上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自己演戲，其他國家只能站著看戲。新冠疫病使主角性思維下的發展戰略從多發展戰略，使中國能夠引領平臺化思維下的發展戰略，與各國在同一平臺上規劃經濟，實現平等互利的發展。新冠疫病可能為中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開辟了新的周期。疫情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業、新的消費、新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疫情可能為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起點。因此，制造業將迎來高質量發展的新周期。其中，移動通信、5G、大數據和短視頻等行業可以為用戶提供在線購物、游戲、服務外包、家庭辦公室、遠程視頻會議等技術支持，因疫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另外，醫藥、醫療、醫療類制造業長期受益。新冠肺炎的暴發暴露了中國醫療器械，特別是體外檢測設備的短板，未來加快國產化的發展進程會給很多相關企業帶來利益。生物醫藥中的特效藥、化學試劑和疫苗，其市場需求將持續很長時間，相關企業將獲得超額收益。
瘟疫增強了中國產業鏈集群比較完整的行業對世界高端制造產業鏈的魅力。我國制造業規模目前已占全球制造業近30%，以蘇州、重慶等電子制造業為代表的競爭力產業已有效形成產業鏈集群優勢，這些產業競爭優勢早已出現，但不明顯。但是，在疫情中，產業鏈集團帶來的競爭優勢得到了充分體現。當一些地方的企業因為沒有產業鏈集群的優勢而難以接受全球高端制造訂單時，蘇州、重慶等地已經形成產業鏈集群的電子制造產業的高端制造訂單不僅沒有下降，而且大幅度增加。由此可見，在未來的較長時間里，中國產業鏈集群相對完整的行業將進一步加強全球高端制造產業鏈的吸引力，一些跨國公司甚至將原計劃在歐洲、亞洲等其他國家生產的訂單轉移到中國等企業。因此，產業鏈集群化是本次疫情中全球產業鏈重建的重要特征，中國已經形成或即將形成的產業鏈集群是吸引全球高端制造產業鏈定居中國的基礎。
應對疫情影響的多維戰略。
新冠疫病爆發后，中國作為世界有重要影響力的責任大國，不僅要在現在的疫病預防管理中制定表率，還要為疫病結束后的國際結構、世界秩序和產業布局和平合作和可持續發展方向做出貢獻。因此，應該從多維度采取有效的對策。
以新產業新業態迅速補充形成發展新動能。支持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新產業新形式，迅速補充可能受疫情長期影響的產業，使云交流、數據訂單、網絡轉播商品、工業互聯網轉播等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機會，形成長期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一是擴大新產業應用場景，深化產品應用。應對疫情的影響，宅成為許多人的生活狀態，人們外出交流頻率減少的情況，促進云辦公室、在線問診等新產業的發展，使遠程辦公室、在線教育醫療和智能服務、在線結合的服務方式成為擴大消費場景的新途徑。二是使傳統產業長出新的職業狀態，加快企業變革。在新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傳統產業也要在疫情流行后長出新的職業狀態。通過將傳統零售商貿迅速轉向在線平臺，以共享員工促進更多不同行業企業的跨境合作等方式，加快傳統商店、超市等零售企業的數字轉型。第三，讓新產業的新形式健康有序發展。促進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形成深厚的市場基礎，在要素方面增加數字技術的研發投入，相關技術成果不斷出現，技術能力不斷提高，同時適應市場變化趨勢開拓新的商業模式。
各級政府通過擴大改革開放，有序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重建。我國在優化商業環境的過程中，已經實施了進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有條件的地方，應盡快大幅度縮小負面清單，推進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等高級產業全面對外開放，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吸引更多全球產業鏈相關企業在中國定居，加入區域產業鏈集群。地方政府應堅定促進產業鏈集群發展，支持引進世界領先企業成為產業鏈集群的核心，在海外需求依然疲軟時，努力創造以當地需求、國內需求為拉動的產業小循環，保證產業鏈集群健康發展的海外市場復蘇時，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擴大產業集群規模和發展質量要抓住歐美部分產業停止、經濟衰退的機會，加快引資補充鏈，在廣東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地區重點集中空間高度集中，上下游緊密合作，供應鏈集約效率高，規模達到數千億到數萬億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團。
在適應全球供應鏈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將跨國科技企業的供應鏈留在當地。對于區域決策者來說，要繼續將跨境科技企業的供應鏈留在本地，重要的是積極協助跨境科技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在嚴峻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總的來說，面對未來供應鏈結構的變化，我國必須加強產業生態系統的粘性，吸引跨國企業。目前，我國5G、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遠遠領先于其他新興市場，我們需要發展更智能的供應鏈，為科技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吸引跨國企業加強投資。二是要進一步拓展內需市場，加強本地供應鏈的吸引力。即使我們不打算通過貿易戰來保護自己的市場，也必須使供應鏈與市場的距離和便利性成為跨國企業在我國投資的重要魅力。第三，供應鏈從業者應認真適應多種來源的供應鏈趨勢，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小批量、長距離和多種來源。
作做足準備。工廠需要部署更精密的信息系統，處理來自多個地區、零碎又雜亂的生產和銷售數據;也需要預留出更多的冗余時間和庫存，尋找更多的多樣化供應鏈，以應付國際貿易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摩擦和意外。
政府部門為戰勝疫情提供更好的政務服務。要清醒認識政務服務在應對疫情中暴露出的不足，并增強工作的針對性。一是創新思路，找準政務服務的“有效方法”。針對疫情期間和疫情后辦事企業和辦事群眾日益迫切的政務服務需要，政府部門要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擔當意識，結合防疫的工作態勢和不斷變化的政務服務需要，以發揮數據要素能力為著力點，以推行“網上辦事”為抓手，督促指導各職能部門依托政府門戶網、“12345”公共服務熱線等平臺，大力實行政務服務網上申請、網上審核、網上辦理、材料郵寄，推動各類服務事項網上辦、掌上辦，鼓勵通過網上預約、電話預約等方式，努力為辦事企業和辦事群眾提供良好的網上辦事條件。二是打造平臺，提供政務服務的“有力支撐”。要切實加大并聯審批機制和互聯互通工作力度，按照加強數據應用，形成“匯集—分析—研判—推選—核查—反饋”的數據應用閉環的總體工作思路，進一步梳理、精減辦事流程，讓復工企業、返崗人員不用出門就可以辦理業務。要運用線上審批、多部門聯動辦理審批業務，將數據化信息共享到多個數據平臺，達到保障信息資料準確無誤上報的目的，從而為一手抓疫情防控和一手抓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政務服務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