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扶鬢長安步5篇
簪花扶鬢長安步(1)
簪花扶鬢長安步(2)
爛漫簪花話宋朝
宋朝文人心中自有山水；宋朝人往往比今人更清楚什么是美，什么是生活；如果活在宋朝，你會更懂得追求生命的意義嗎？
宋朝有大美，且奇。
自古說“美”，似乎萬變不離女子。且看彼時的皇后畫像：前額、太陽穴，連蘋果肌上都仔細貼了珍珠花鈿的妝容，乍看似乎多少得花哨有余，端莊不足；其實不然。
泱泱歷史如歌，在對的時間邂逅別樣的美，后人只須用心揣度其當下特有的質感罷了。再看彼時的“簪花”，無論男女皆可盡之，實在是另一份顛覆傳統的流行——
“花事”乃“瑞事”。
北宋慶歷五年，揚州太守韓琦是遠近聞名的愛花人士。所謂“花木成畦手自栽”，韓太守自家院里的一株芍藥總歸不負主人悉心，每逢花開時節，那猩紅色的瓣兒嬌羞含笑，偏偏中間縈繞一圈黃燦燦的蕊，美其名日“金纏腰”。碰巧這年，此株芍藥的一根枝條上竟并蒂而出四朵花，一時間惹來嘖嘖贊嘆。好花自須共賞，韓琦遂邀駐守在當地的王安石、王珪前來府中，順道將路經此地的陳升也一并邀來了。花好還須人合味兒不是？幾杯甜酒下肚，韓琦開心地剪下四朵芍藥，給自己頭上插一朵，請三位友人各插一朵。此后三十年間，這賓客四人居然先后都當了宰相。由此，“四相簪花”的故事在坊間傳為美談。滄海桑田，直到清朝乾隆帝下江南時仍對“花瑞”芍藥情有獨鐘，并特意將當地的“四相簪花宴”帶回京城列入滿漢全席。“以花為媒”的機緣，“天人合一”的祝愿，“四相簪花”的傳奇應的是景，訴的是情。宋人對花的愛慕與企托猶若一股奇幻又獨特的馥郁之風，扶搖直上。
事實上，“花事”之風并非始于宋代。且追溯男子與花的淵源，戰國時期楚國大夫屈原相當愛花，不過止于佩戴熏香的小趣味而已；隋朝時期男子開始戴花，外出狩獵的太子亦不惜專程插了金花以作襯飾；唐朝時期，《全唐詩》中依稀存有關于“男子簪花”的民間描述……然而直至宋朝，無關男女的“全民簪花”才成為普世的審美歸宿。
簪花扶鬢長安步(3)
扶不扶”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道德命題
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問題近些年來一直被人們熱議。有人說不扶老人是社會文明的倒退，是社會誠信的缺失和國人道德滑坡，但是救助老人被訛的事情屢屢發生，并且還有升級之勢，這導致想做好事的人權衡得失后，選擇旁觀。摔倒老人的訛詐行為不僅是個別老人素質的低下，且這種行為和碰瓷不無區別，是一種違法犯罪。老人訛詐幾乎沒有任何成本，運氣好了不光有了醫療費，還可能有賠償，運氣不好沒有任何損失，也不會有懲罰。
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你扶還是不扶？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給了人們答案。郝健在結尾說的一句話，“這人倒了咱不扶，這人心不就倒了嗎？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來了”。
“扶不扶”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道德命題，其背后的實質是我們相關法律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助人為樂的人得不到保護，蓄意訛詐的人得不到懲罰，這更加助長了訛人者的氣焰。大多數人看到老人摔倒第一反應都會想著去幫扶，絕不會袖手旁觀，但是扶與不扶可能在每個人都會做一番心里斗爭，不扶的原因歸結到底還是害怕惹禍上身，不敢扶，扶不起。
“人跌倒不敢扶”，既是社會的尷尬，也是司法的尷尬。雖不能說“彭宇案”一定存有司法腐敗，但從南京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境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法律調整對社會的導向作用之大。同時也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行政、司法的公正與否，主流社會所倡導的價值觀與其自身行為一致性，將直接影響到社會風氣的好壞。社會大環境影響人心小環境——社會大環境積極向上，人心就思善。社會大環境萎靡不振，人性就迷茫、迷亂。
在一個社會里，當人們為了個人的一己蠅頭私利而不顧人間天理大德，無視社會公秩良俗，甚至昧著自己良心顛倒黑白的時候，不能不說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悲哀。悲劇的出現，折射出了社會價值體系的傾斜。當給他人幫助所獲得不是快樂，而是麻煩、痛苦甚至是災難時，誰還會主動伸出援手呢？
“訛人”背后的現實困境
在扶老人屢屢被訛的當下，許多人發出了“是壞人變老了，還是老人變壞了”的調侃之語。古人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現代文明之中，養老與醫療這兩個“倉廩”，是不是已經充足，很容易影響到人的脾氣、性格以及具體的行為。好的制度造就好的市民，好的社保培養好的脾氣。就像買了全險的車主司機，從來不會在剮剮蹭蹭的小事故中訛人或與人爭執——有了安全感，誰會去選擇當一名壞脾氣的人？
繼而，也可以這樣推論，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到較好的福利，我們的養老和醫療制度能夠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我們的醫保制度能夠確保起碼的公益性，我們公共財政經常性給公民發“大紅包”，社會中所有職業的收入差距都不太大，可能每一名社會成員都會更加心平氣和地去處理一些突發事情。具體到“扶不扶”這事上，如果人人有醫保，或者國家有專門的“老人意外險”，則也不會出現誰扶就訛誰的問題。
2013年底，有報道稱，北京要推出“老人意外險”。對于這份老年人保險，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李紅兵說，“如果確實存在訛人現象，也是因為老人出于自身保障體制不到位而不得已為之。他不知道自己這一跤要搭上多少錢”。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這樣的老年人意外傷害保險，這不僅僅是社會福利提高的表現，能夠降低老人們的危機感，也能夠拯救正在滑坡的公共道德。
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也會影響該國的文明程度。如果福利制度中公平闕如，則難免會產生諸多因心理不平衡而造成的社會丑惡現象。一萬條誅心式的道德批判，也比不過一條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的制度建設。因此，在扶不扶老人這個問題上，我們當更多地去責備當下這個醫保不保和一半以上老人沒有養老保險的現實，然后不斷完善我們的醫療和養老體制。
如何化解“扶不扶”的矛盾與沖突
當看到老人摔倒，人們理應積極伸手援助。但是，這種善舉卻因可能“被訛”而讓更多人選擇旁觀。如何破解“扶不扶”難題，讓助人者不再糾結？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深耕細作、尋求解決之道。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社會保障機制。我們不能僅僅試圖用道德戒律來解決道德問題，“扶不扶”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據報道，臺灣島內有一公交站，大家等公交、上公交都不排隊，公交門一開，就蜂擁而上、異常混亂，盡管大眾譴責、媒體呼吁，可是這種混亂場面依舊，輿論一邊倒的批評臺灣民眾文明缺失。直到幾年之后，這種混亂場面才消失，是公眾文明意識提高了么？有媒體調查發現，這條線路的公交車增多了，3-5分鐘就有一輛車過來，大家不用擠、不用搶就能上車，運氣好還有位子。這個例子對“扶不扶”問題很有借鑒意義。老人的訛詐也許并非由于其道德的低下，可能是出于對醫療費用的擔心，總之是為了轉嫁“成本”。如果建立健全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機制，把這種公共成本降下來，“老人們”不再為“錢”擔心，那么，訛人的事兒也就會慢慢消除，畢竟古語有云：人性本善。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約束機制。第一點是基于“老人們”的角度來考慮，消除他們訛人的誘因和動力。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不排除“壞人變老”的可能，或者心理疾病的因素。那么我們需要采取措施，保護助人者的利益。道德的約束不具備強制性，違約的成本可能僅僅是“對不起”“我錯了”“我道歉”，起不到懲治的效果。這就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來提升“訛人”的成本，從而約束他們的不良行為。因此，建議國家立法機關考慮制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用法律武器打擊“訛詐”行為，保護助人之人，捍衛道德精神。
三是引領普及社會主義道德觀。自古以來，我國就是文明禮儀之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修身”排首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可見傳統文化對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視。在新時代，我們繼承和發揚了道德教育的傳統，尤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指明了價值追求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家庭、學校、媒體和社會機構等應當積極參與進來，構筑一條完整的德育鏈條，傳播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營造全社會崇尚道德、踐行道德的良好氛圍。相信在國家、社會、媒體、學校、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制昭彰、正義歸位，“扶不扶”將不再是難題。
簪花扶鬢長安步(4)
簪花扶鬢長安步(5)
3.1宋代男子簪花的場合
男子簪花在正史中出現的環境一般在有關喜事（祝壽、聞喜宴、祭祀之類）的宴會上或皇帝游幸之時。 《鐵圍山叢談》卷一云:“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春秋二燕……至凡大禮后恭謝,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林苑,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霍矣。……。”春秋大宴禮儀。卷一百一十四：“少頃戴花畢，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釋褐貢士詣庭中忘闕位立，謝花再拜……”中興以后，郊祀、明堂禮畢大臣簪花。《宋史》卷一百五十三：“中興，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并簪花……。”
赦免或處死犯人時，獄卒簪花。《宋史》卷六十五：“（紹興）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髻上華于石隙，曰：生則可以驗我冤。”《夢梁錄》卷五：“通事舍人接赦宣讀，大理寺帥漕兩司等處，以見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跪伏門下，傳旨釋放。”（《東京夢華錄》亦有相似記載）
3.2男子簪花禮制化
簪花風俗在宋代達到了鼎盛。簪花風俗在官場非常流行，而且已經制度化，并在正史中記載。
3.2.1造花制度化。 “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宋史》一百一十三）
3.2.2佩戴禮儀化。“須臾傳旨追班，再坐后筵，賜宰臣百官及衛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黃袍小帽兒，駕出再坐，亦簪數朵小羅帛花帽上。”（《夢梁錄》卷三）皇帝是簪花的。《鐵圍山叢談》卷六：“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洛陽適進姚黃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牡丹已開，皇帝游幸皇宮附近的金明池簪的是宮花（絹帛做的假花）。但皇帝更喜歡一尺多大的真牡丹，因為姚黃因其色與形是被認為只有皇帝才能簪戴的花。但是也有不簪花的時候。檢《會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會、圣節大宴，及恭謝回鑾，主上不簪花。”
3.2.3賜花等級化
中興以后皇帝為了籠絡人心把許多原本只在官僚最上層才能被使用的東西也逐漸下官場的下層延伸，簪花就是其中一種。但所簪之花的種類根據官員品階高低和官職的不同而分等和類。《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夢梁錄》卷六“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賜之：宰臣樞密使各賜大花十八朵、欒枝花十朵，……自訓武郎以下……并依官序賜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細巧，并隨柳條。教樂所伶工、雜劇色、渾裹上高簇花枝，中間裝百戲，行則轉動。諸司人員……多有珠翠花朵，裝成花帽者。”
可以想象那些在書本中很嚴肅的宋代士大夫把彩花戴在頭上，而人們按照他們插戴花朵的顏色，大小，質地的不同而指指點點交頭接耳的情景。
3.3宋代男子簪花的文化內涵
3.3.1奢華
到了宋代國家雖久經戰亂積貧積弱，但是宋朝統治者是通過政變上臺的，缺乏漢唐朝廷的勵精圖治精神，而是貪圖安逸縱情享受。簪花作為一種在宮廷和民間都十分廣泛存在的風俗，因為宋代統治階級的推廣，又被賦予了奢華內涵。“（司馬光）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簪花已經成為了一種整個社會的符號。 “（荊國大長公主）其后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宋史》卷二百四十八）
3.3.2聞喜宴是杏園遺風
宋代皇帝賜花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比唐代的記錄更加的詳細，而且賜花已經禮儀化。《宋史》卷一百一十三：“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閣門催班，群官戴花北立，內侍進班奇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又再拜就坐。”“（賜貢士宴，名曰聞喜宴）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屹，復升就坐。” 由這按部就班的禮節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的賜花已經從唐代皇帝表示對臣子的寵信變成了一種古板的禮儀了。
3.3.3祝壽與插茱萸辟邪
唐代的時候菊花已經成為了祝壽的重要角色。《新唐書》“凡天子饗會游豫。為宰相及學士得從……秋登慈恩寺，獻菊花酒稱壽。”從《宋史》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簪花在拜壽中是一個重要角色。《宋史》卷九十九:“導駕官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宮上壽，飲福稱賀，陳設儀注，并同上壽禮。”卷一百一十二：“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壽赦。”“禮畢，從駕官、應奉官、禁衛等并簪花從駕還內，文武百僚文德殿拜壽稱賀。”卷一百三十：“請慶壽行禮日，圣駕往還用樂及簪花。”
這正與晉代，葛洪《西京雜記》中所言的“令人長壽”有文化繼承關系。
3.4所簪之花的種類
生花和象生花。生花就是真的花，象生花就是假的花。
3.4.1生花
如上文3.1.1 。姚黃就是牡丹的一個名貴的品種，宮花就是象生花。此外從中也可以看出雖然生花價格昂貴，但宋人還是最喜歡生花的。遇到遼國使節才裝模作樣佩戴絹帛制作的花表示節儉。“遇大遼使在庭,則內用絹帛花,蓋示以禮儉。”據考，所簪之花有木槿花、薔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樣式。
3.4.2象生花
象生花也稱彩花。一般用羅、帛、絹制造，還有用通草（通脫木）制作的花。《水滸傳》第五回：“鬢傍邊插著一只一枝羅帛象生花。” 生花并非一年四季都有，且容易衰敗變色，價格昂貴，所以人們使用假花代替。象生花樣式模擬生花，但也有2.3.2唐中宗賜近臣彩花學士花，2.1.2唐玄宗亦有賜御花的記載。宋代大致繼承唐制。
3.6宋代文學中的簪花
宋詞中關于男性簪花的描寫明顯多于對女性簪花的描寫。我們對《全宋詞》做了統計，發現描寫男性簪花比描寫女性的作品多4倍。
男子簪花與宴飲緊密結合，更加證明這種宴飲簪花應源自于及茱萸會（重陽節）的飲酒簪花之風，及中進士后的賜宴簪花。宴飲簪花后來逐漸也發展成為了一種文人階層宴飲時的必做禮節了。無名氏《調笑令》：“指酒指花。頭上戴花方飲酒。以花插頭上，舉杯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