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前的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必須經歷的革命，這是由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民主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階段。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1
摘要：現代化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必經階段，為現代化的深入發展解決了前提條件，提供了政治基礎。與此同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慣性形成的“革命情結”和土改后建立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正視它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對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是非常重要的。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現代化；雙重影響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角度來說，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及其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新紀元的開端。深入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對現代化產生的影響，對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具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
1．現代化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
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迅速增長，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和發展，是起源于１5、16世紀歐洲的現代化的發展動力。科學技術的特點是其發展呈現為一種爆炸性擴展，“在現時代，自科學革命以來，知識得到驚人的增長，同時，適應這種知識的空前努力，已經逐漸成為全人類的要求。”②而資本主義更是無孔不入，其滲透力之強，遠非其他傳統力量所能比擬。因此，以科技革命、知識爆炸、工業文明為主導因素，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先導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和擴張力，使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或主動或被動走入其發展歷程。“在由現代民族國家構成的新的世界經濟體中，高速發展社會的經濟――文化因素對低速發展社會具有強烈的傳導性，而自發的國際競爭機制又使這種傳導性變成一種自覺的發展律令，從而產生一種不同一般文化傳播的特殊傳播效應――‘現代化效應’，引起強化的適應性的社會變遷。”③迄今為止，現代化已經歷了三次大的浪潮，由英國開端后向西歐擴散，再由歐洲核心地區向周圍地區擴散，并在20世紀下半葉起成為真正全球性變革的大浪潮。“總而言之，一切社會一度都是傳統社會，而現在的任何社會要么是現代社會，要么是正在成為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④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侵略的強大沖擊下，中國傳統的發展軌道被打破，出現了以大規模的社會解體和文化解體為特征，并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變亂的局面。中國社會只能順應世界潮流，選擇新的發展道路。在世界現代化發展大潮的推動下，中國出現了現代經濟增長、制度革新、文化復興的各種努力引起的社會變革趨勢，現代化成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主題。近代以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革命化，實質上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特殊形式。現代化在19世紀后半葉成為中國社會大變動潮流中的一個流向，20世紀初異常艱難地上升為帶有主導性的趨勢，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大趨勢。
2．革命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革命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權、政府活動和政策以及社會的主要價值觀和神話，發生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國性變革。”⑤這里講的革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是指政治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奪取統治權的武裝斗爭，是一種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種政治制度的激烈變革。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現代革命是現代化因素不斷擴張的產物。現代化一定程度的發展，新的階級力量的壯大、現代思想理論的大規模傳播及在此基礎上的多重社會矛盾等，為革命的爆發提供了必要性并創造了可能性。縱觀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任何國家從農業文明社會向工業文明社會的轉變和發展，都是與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革命或改革，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化。而改革作為一種普遍的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即現存的社會制度尚未完全腐化，仍然能夠容納新的生產力的發展。當現存制度已經完全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則唯有訴諸暴力革命摧毀舊制度，才能從根本上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出新的天地。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用“炮艦政策”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刺激下啟動的。影響和制約近代中國社會變化的因素主要是民族危機和鄉村危機，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9世紀后期，中國也曾試圖走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道路，但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當所有的溫和改良都對緩解全面社會危機無濟于事，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又受制于集中于社會政治層面的全面社會危機時，為了擺脫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現代國家，為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就成為主導的變革方式。“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表明：如果現代化不能幸運地以比較接近傳統的方式走漸進改革的道路（日本就是這方面的幸運兒），就很可能選擇與傳統決裂的激進革命的道路。中國就是在十九世紀后期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方式遭到重挫之后，才學習西方采取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方式的。”⑥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
3．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革命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沖突，“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⑦當和平的改革不能完成改造生產關系的任務，暴力革命就會充當為生產力開辟道路的歷史工具。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經濟基礎也是日益發展的新的生產方式，革命的目的則是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現代化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有著清晰的認識。19３3年，毛澤東在談到“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時明確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⑧1944年8月，他又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⑨黨的七大報告論述了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是互相關聯、缺一不可的關系。“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⑩毛澤東認為，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國境內的實現。七大以后，他更加明確地論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11]解放戰爭時期，《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目的。”[12]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為了最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作用
1．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解決了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任何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現代化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世界現代化的歷程表明，一些非西歐國家的現代化雖然起源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但只有在自己國家產生了對現代化的追求、特別是取得國家獨立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健全發展的道路，才能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馬克思在總結英國對印度殖民統治的作用時曾指出：“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13]由此可見，是否獲得國家獨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否獨立開展和全面實現本國現代化的關鍵。
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原因，也是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主要因素。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雖然客觀上使中國卷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但其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為了本國的利益把中國作為他們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這造成中國雖已有了現代化的表面現象，卻缺乏現代化的結構基礎。封建主義的主要代表地主階級在現代化的潮流之下，也愈發顯露出他們極端的反動性、腐朽性和落后性，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又一主要障礙。
在西方列強與本國封建勢力共同把持下，處于分裂動蕩狀態的中國社會，要有效推動現代化進程是不可能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呈現畸形、緩慢和曲折狀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從維新變法運動到辛亥革命，無論是技術層面的探索還是制度層面的探索，都一一失敗了。這些挫折，促使人們進行深入的思考，使“人們在民族目標問題上形成了令人驚訝的明顯一致的看法，這是千百萬中國人共同的一致的看法：當時最首要的問題是民族的統一。人們把從外國列強手中收復民族權力看作是這種統一的體現。”[14]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中國的各種政黨都沒有能夠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毛澤東指出：“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15]為現代化創造這個必要前提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亡國滅種的民族生存危機與政治衰敗、國家四分五裂的亂世局面，為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的前提條件，掃除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打通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2．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建立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政權保證
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經驗表明，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非常關鍵的。而“外源性現代化，特別是延誤了的晚近現代化，在其啟動階段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國家即中央政權在推動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16]這是因為現代化起步越遲，與現代化中心區域的差距越大，本國前現代化的傳統越深厚，就越需要政府對現代化進程發揮巨大的促進作用。
對于中國這樣的現代化遲發者，“需要的是能夠控制和分配其各種資源的、有效的中央政府”[17]充當現代化的領導核心。可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中國一直不具備這一條件。晚清政府要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更不要說將社會變革付諸實施了，現實政治體制與實現現代化的果斷行動極不適應的缺陷是晚清時期中國現代化起步緩慢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以后，隨著清政府的垮臺和封建帝制的結束，未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北洋政府既缺乏清政府那樣的來自傳統世襲權威的合法性，又缺乏建立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基礎上的現代民主權威合法性。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獨裁性質政權，全國名為統一實則一盤散沙，社會支持極端薄弱，中央政府的權威一直無法真正樹立，加上體制的腐敗與阻隔，也難以有效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是一個能夠將政令推及全國范圍的享有足夠權威的中央政府，有力量對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進行有效合理調動與配置的強有力的政權，能夠促進現代化發展的全新政府，從而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深入發展提供了政權保證。
3．明確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歷史任務
在現代社會中，“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18]現代化是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理性化的互動過程。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走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表明，現代化實質上就是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和工業化生活方式的普遍擴散的過程。“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是經濟力，即現代工業生產力。”[19]工業化是經濟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實現整個社會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對后發國家來說，現代化就是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利用國內外的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迅速地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工業化是其主要的奮斗目標。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不例外，同樣是由工業化發端的。
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新式工業，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暢談中國的發展問題時，明確提出了建設“工業社會”的問題。指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工業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他認為，如果不能解決經濟問題，不能建立新式工業，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黨。七大是黨集中研究奪取革命勝利和建設新中國問題的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明了中國實現工業化即富強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0]他認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條件包括鞏固的經濟、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以及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這些條件，歸納到一點，就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對現代化產生的消極影響
1．實行農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農業發展缺乏動力
在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化文明中，社會的現代化將急劇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個以生產率增長為基礎的農業實際收入不斷增加的環境，可能是―種推動為起飛所不可缺少的新的現代工業部門發展的力量。”[21]中國早期現代化者企圖繞開農村問題，以城市擴散效應帶動邊緣地帶，結果不僅沒有繞開，反而被其纏繞。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曲折經歷印證了摩爾的觀點：“現代化進程以失敗的農民革命為起點，在20世紀，它卻經由成功的農民革命而進入高潮。”[22]
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動員了廣大農民，擴大了政治支持基礎，從而獲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所制定的土地政策是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徹底否定，滿足了大多數農民的土地要求，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具有革命和進步的意義，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土地政策在政治上解決農民問題時，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問題上，反對地主所有制，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建立的是農民階級的小土地私有制。沒有明確提出要實現農業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使近代中國的自然經濟形態從根本上得到改觀，而這恰恰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化文明的核心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而且，黨沒有及時徹底清理小農經濟固有的傳統落后意識，有些政策還強化了這種固有觀念，如采納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實行平分土地的改革。在建國初期全面土改完成后，為避免產生新的特權階級，又產生了急于過渡的思想，采取一種形式把所有農民趕上合作化道路。“這種急于求成的做法，既侵害了較為富裕的農民的利益，又進一步誘發了農民的平均主義現念，農民把社會主義理解成‘均貧富’，要窮一塊窮、要富一塊富的社會。這種觀念客觀上對發展農村生產力起著抑制的作用，也是建國后農村經濟長期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3]
2．在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上強調集體忽視個人
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和社會，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重要特點和優點，使國人形成了從整體和全局利益出發，把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聯系起來，并使前者服從于后者的積極心態。但這種整體精神抑制了作為個體的人的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的立場說話機會，多少要求被壓抑，被抹殺。”[24]在民主革命時期，由于革命者所從事的事業，決定了人的主體行為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他們選擇了革命事業，個體的獨立性、自主性就要無條件地服從于革命斗爭的政治需要，這時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達到了高度一致，有時甚至達到了以公融私的程度。正因為如此，革命隊伍才能步調一致地去戰勝困難，最終取得革命事業的成功。
一個人只有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才能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種完全否認個人利益的價值觀念是對個人正當權利的否定，壓制了人的個性，限制了人的活力。這種價值觀念直接影響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的價值觀。當時所倡導的集體主義本質上與個人利益不相容，以否認個人利益為前提，人們只能談集體利益高于一切，而諱談一切個人利益。集體成了超個體的存在，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個性、價值和尊嚴，他必須依賴于集體，結果是扼殺了個人的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扼殺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實踐證明，反對盲從、迷信，強調以自我為主體來設計來選擇，強調自我的獨立性、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和建設性的主體意識的增強，是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根本之所在。
3．“革命情結”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現代化領導者獲取權力的狀態也會對后來的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權力從傳統領袖那里的轉移是通過大流血實現的，就有可能導致連續幾代人頌揚暴力。”[25]規模浩大、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著很強的慣性，這場曾經震撼了中國和世界的偉大革命，使革命的領導者和參與者產生出一種濃烈的“革命情結”。這種“革命情結”突出表現為不能實事求是地認識革命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關系，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認為革命對現代化的推動作用是無限的，使脫離中國基本國情并與世界現代化發展主流文明漸行漸遠的“左”傾錯誤日漸發展，最終主導了全局，幾乎斷送了整個現代化事業。
在經濟工作中，嚴重低估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以為只要運用戰爭和土改中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就指日可待，結果是適得其反，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視資本主義為萬惡之源，將產生或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類現代化文明成果等同于資本主義，根本否認現代資本主義有可供社會主義學習借鑒的長處。視市場經濟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將消滅市場經濟當作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由之路。
在政治生活中，從根本上脫離了我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經濟基礎的主體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提出了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出現了兩個新的剝削階級，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按勞分配體現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及向走資派奪權等等一系列不正確的理論觀點，最終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現代化的運動，“這十年中國的演變不是冒進了多少的問題，而是在發展的全局上背離了現代化的方向。”[26]鄧小平曾深刻地指出了“左”的錯誤的思想根源：“要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左’的錯誤帶來的損失，歷史已經作出結論。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客觀方面的情況，從而違反客觀世界發展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錯誤。”[27]
綜上所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必經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解決了現代化所需的必要條件，為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如何避免新民主主義革命給現代化帶來的消極影響，成了革命能否圓滿達到其初衷、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更大勝利的關鍵。新中國成立后的現代化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2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角度來說，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及其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新紀元的開端。深入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對現代化產生的影響，對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具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
1．現代化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
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迅速增長，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和發展，是起源于１5、16世紀歐洲的現代化的發展動力。科學技術的特點是其發展呈現為一種爆炸性擴展，“在現時代，自科學革命以來，知識得到驚人的增長，同時，適應這種知識的空前努力，已經逐漸成為全人類的要求。”②而資本主義更是無孔不入，其滲透力之強，遠非其他傳統力量所能比擬。因此，以科技革命、知識爆炸、工業文明為主導因素，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先導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和擴張力，使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或主動或被動走入其發展歷程。“在由現代民族國家構成的新的世界經濟體中，高速發展社會的經濟——文化因素對低速發展社會具有強烈的傳導性，而自發的國際競爭機制又使這種傳導性變成一種自覺的發展律令，從而產生一種不同一般文化傳播的特殊傳播效應——‘現代化效應’，引起強化的適應性的社會變遷。”③迄今為止，現代化已經歷了三次大的浪潮，由英國開端后向西歐擴散，再由歐洲核心地區向周圍地區擴散，并在20世紀下半葉起成為真正全球性變革的大浪潮。“總而言之，一切社會一度都是傳統社會，而現在的任何社會要么是現代社會，要么是正在成為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④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侵略的強大沖擊下，中國傳統的發展軌道被打破，出現了以大規模的社會解體和文化解體為特征，并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變亂的局面。中國社會只能順應世界潮流，選擇新的發展道路。在世界現代化發展大潮的推動下，中國出現了現代經濟增長、制度革新、文化復興的各種努力引起的社會變革趨勢，現代化成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主題。近代以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革命化，實質上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特殊形式。現代化在19世紀后半葉成為中國社會大變動潮流中的一個流向，20世紀初異常艱難地上升為帶有主導性的趨勢，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大趨勢。
2．革命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革命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權、政府活動和政策以及社會的主要價值觀和神話，發生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全國性變革。”⑤這里講的革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是指政治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奪取統治權的武裝斗爭，是一種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種政治制度的激烈變革。革命的發生是有條件的，現代革命是現代化因素不斷擴張的產物。現代化一定程度的發展，新的階級力量的壯大、現代思想理論的大規模傳播及在此基礎上的多重社會矛盾等，為革命的爆發提供了必要性并創造了可能性。縱觀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任何國家從農業文明社會向工業文明社會的轉變和發展，都是與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革命或改革，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化。而改革作為一種普遍的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即現存的社會制度尚未完全腐化，仍然能夠容納新的生產力的發展。當現存制度已經完全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則唯有訴諸暴力革命摧毀舊制度，才能從根本上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出新的天地。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用“炮艦政策”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刺激下啟動的。影響和制約近代中國社會變化的因素主要是民族危機和鄉村危機，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9世紀后期，中國也曾試圖走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道路，但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當所有的溫和改良都對緩解全面社會危機無濟于事，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又受制于集中于社會政治層面的全面社會危機時，為了擺脫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現代國家，為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就成為主導的變革方式。“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表明：如果現代化不能幸運地以比較接近傳統的方式走漸進改革的道路（日本就是這方面的幸運兒），就很可能選擇與傳統決裂的激進革命的道路。中國就是在十九世紀后期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方式遭到重挫之后，才學習西方采取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方式的。”⑥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
3．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革命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沖突，“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⑦當和平的改革不能完成改造生產關系的任務，暴力革命就會充當為生產力開辟道路的歷史工具。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經濟基礎也是日益發展的新的生產方式，革命的目的則是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現代化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有著清晰的認識。19３3年，毛澤東在談到“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時明確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⑧1944年8月，他又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⑨黨的七大報告論述了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是互相關聯、缺一不可的關系。“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⑩毛澤東認為，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國境內的實現。七大以后，他更加明確地論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11]解放戰爭時期，《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目的。”[12]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為了最終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作用
1．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解決了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任何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現代化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世界現代化的歷程表明，一些非西歐國家的現代化雖然起源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但只有在自己國家產生了對現代化的追求、特別是取得國家獨立之后，才能真正走上健全發展的道路，才能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馬克思在總結英國對印度殖民統治的作用時曾指出：“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13]由此可見，是否獲得國家獨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否獨立開展和全面實現本國現代化的關鍵。
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原因，也是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主要因素。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雖然客觀上使中國卷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但其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為了本國的利益把中國作為他們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這造成中國雖已有了現代化的表面現象，卻缺乏現代化的結構基礎。封建主義的主要代表地主階級在現代化的潮流之下，也愈發顯露出他們極端的反動性、腐朽性和落后性，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又一主要障礙。
在西方列強與本國封建勢力共同把持下，處于分裂動蕩狀態的中國社會，要有效推動現代化進程是不可能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呈現畸形、緩慢和曲折狀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從維新變法運動到辛亥革命，無論是技術層面的探索還是制度層面的探索，都一一失敗了。這些挫折，促使人們進行深入的思考，使“人們在民族目標問題上形成了令人驚訝的明顯一致的看法，這是千百萬中國人共同的一致的看法：當時最首要的問題是民族的統一。人們把從外國列強手中收復民族權力看作是這種統一的體現。”[14]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中國的各種政黨都沒有能夠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毛澤東指出：“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15]為現代化創造這個必要前提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亡國滅種的民族生存危機與政治衰敗、國家四分五裂的亂世局面，為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的前提條件，掃除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打通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2．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建立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政權保證
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經驗表明，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非常關鍵的。而“外源性現代化，特別是延誤了的晚近現代化，在其啟動階段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國家即中央政權在推動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16]這是因為現代化起步越遲，與現代化中心區域的差距越大，本國前現代化的傳統越深厚，就越需要政府對現代化進程發揮巨大的促進作用。
對于中國這樣的現代化遲發者，“需要的是能夠控制和分配其各種資源的、有效的中央政府”[17]充當現代化的領導核心。可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中國一直不具備這一條件。晚清政府要進行重大的社會變革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更不要說將社會變革付諸實施了，現實政治體制與實現現代化的果斷行動極不適應的缺陷是晚清時期中國現代化起步緩慢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以后，隨著清政府的垮臺和封建帝制的結束，未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北洋政府既缺乏清政府那樣的來自傳統世襲權威的合法性，又缺乏建立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基礎上的現代民主權威合法性。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獨裁性質政權，全國名為統一實則一盤散沙，社會支持極端薄弱，中央政府的權威一直無法真正樹立，加上體制的腐敗與阻隔，也難以有效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是一個能夠將政令推及全國范圍的享有足夠權威的中央政府，有力量對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進行有效合理調動與配置的強有力的政權，能夠促進現代化發展的全新政府，從而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深入發展提供了政權保證。
3．明確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歷史任務
在現代社會中，“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18]現代化是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理性化的互動過程。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走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表明，現代化實質上就是現代工業生產方式和工業化生活方式的普遍擴散的過程。“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是經濟力，即現代工業生產力。”[19]工業化是經濟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實現整個社會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對后發國家來說，現代化就是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利用國內外的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迅速地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工業化是其主要的奮斗目標。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不例外，同樣是由工業化發端的。
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新式工業，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暢談中國的發展問題時，明確提出了建設“工業社會”的問題。指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工業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他認為，如果不能解決經濟問題，不能建立新式工業，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黨。七大是黨集中研究奪取革命勝利和建設新中國問題的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指明了中國實現工業化即富強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0]他認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條件包括鞏固的經濟、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以及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這些條件，歸納到一點，就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對現代化產生的消極影響
1．實行農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農業發展缺乏動力
在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化文明中，社會的現代化將急劇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個以生產率增長為基礎的農業實際收入不斷增加的環境，可能是—種推動為起飛所不可缺少的新的現代工業部門發展的力量。”[21]中國早期現代化者企圖繞開農村問題，以城市擴散效應帶動邊緣地帶，結果不僅沒有繞開，反而被其纏繞。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曲折經歷印證了摩爾的觀點：“現代化進程以失敗的農民革命為起點，在20世紀，它卻經由成功的農民革命而進入高潮。”[22]
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動員了廣大農民，擴大了政治支持基礎，從而獲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所制定的土地政策是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徹底否定，滿足了大多數農民的土地要求，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具有革命和進步的意義，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土地政策在政治上解決農民問題時，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問題上，反對地主所有制，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建立的是農民階級的小土地私有制。沒有明確提出要實現農業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使近代中國的自然經濟形態從根本上得到改觀，而這恰恰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化文明的核心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3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和殖民入侵，使中國被迫卷入世界現代化的進程，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逐漸興起。從此，中國封閉的局面被打破。面臨西方的強勢沖擊，中國人作出了一系列的積極應對，從而引起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體上可以從啟蒙和民族主義這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來探究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軌跡及其當代意義。在與帝國主義的較量過程中，近代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發生了認識上的升華，主要體現為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救國觀念和一系列改良與革命的政治實踐，形成了中華民族整體的自覺認同，強調以民族主義建構近現代國家，以完成現代化任務。這為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提供了強大而持久的動力，主導了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啟蒙是另一個救亡主題，針對的是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利，主要體現為以先進的文化理念引導個體的主體意識和人格獨立，進而實現救亡。本文從分析啟蒙與民族主義關系入手，討論近代以來這兩個時代主題在面臨現代化時對國家建構的思路，進而推出：啟蒙側重立足個體，訴諸理性，強調個人獨立與自由，從而有了個人主義的傾向。而民族主義則是對民族和國家整體性的強調，在訴諸理性的同時，更要訴諸情感的認同，從而有了國家主義的傾向。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從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和個人層面貫穿和承續了二者對現代國家建設的方向和目標，統一和實現著二者的根本訴求。
一、啟蒙
作為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個救亡主題，啟蒙的目標在于喚醒社會個體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使之成為現代的新國民、新公民，進而維護民族的整體利益。啟蒙促進了人們了解人的主體性、個人自由以及個性獨立的重要性，構成了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力量。在中國封建傳統社會，由于傳統天下主義的民族觀是以文化認同為標志，民眾是以“臣民”或“子民”甚至“奴才”來向皇帝稱謂自己的。鴉片戰爭以后，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以啟蒙的方式探索救國道路。林則徐、魏源等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富國強兵的“中國夢”，標志著中國人開始擺脫長期束縛自身的封建社會傳統，逐步走出根深蒂固的華夏文化中心論。19世紀60年代以后，中國人開始以實踐的方式學習西方。到了19世紀90年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成為主流的啟蒙共識。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認識到傳統的那套啟蒙方式不能拯救中國，于是維新變法運動興起。梁啟超認為幾千年封建傳統的積淀所形成的舊觀念、舊倫理是造成國民缺乏起碼的自治能力和公德意識的重要原因，于是提出“新民”之啟蒙國民性的改造理論。這時維新派已經接受西方的平等、自由、民權等思想觀念，并把其融到中國傳統中，強調國民是現代民族國家必備的條件，典型的是要從封建專制傳統的種種束縛下把臣民改造為國民，使臣民具有國民意識。梁啟超的新民說以近代西方社會的公民內涵為依據，構建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套國民想象，最終卻沒能在不具有國民土壤的實踐中得到執行。但從近代的歷史進程看，梁啟超努力探索西方國家發展模式來進行國民性改造的理論奠定了20世紀初過渡時期的思想主體內容，對中國人起了重大的啟蒙作用，構成了由臣民到公民的過渡。孫中山革命的興起，有力地促進了從臣民意識到革命意識的轉化。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動充滿了激情，破除了傳統中國人的奴性心理，提升了革命意識，促進了大眾的覺醒，國民意識逐漸深入人心。總體上來說，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推翻了專制統治，鏟除了封建體制下臣民所依附的制度載體。革命在促進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和社會結構的整體轉換中的作用是突出的，它所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方案培育了國民觀念。以革命派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使中國初步走上現代民族國家的行列，同時也標志著中國人身份的現代性轉化。
民國建立之后的中國依然貧窮落后，似一盤散沙。這些現實深深影響到了陳獨秀等人。他認為中國落后的深層原因是舊的思想文化，于是開始著眼于青年，創辦《新青年》雜志，試圖進行思想文化的革新，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啟蒙運動。“新青年”是這次啟蒙運動的主體，也構成了新文化運動開展的方向。新文化運動提倡用西方的科學和民主為代表的新文化，批判中國的封建傳統文化。“新青年”就是通過“救人”的啟蒙方式，在思想文化上來塑造具有個體意識的“新青年”。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青年這一代上，因為青年代表希望，是社會中堅，具有可塑性，即：“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①他們認為喚醒個體的自立意識才是國家獨立和強大的根本，這是繼承了20世紀初梁啟超為代表的國民性改造的思路，從培育“新民”的愛國意識到“新青年”的個人自立意識，體現了中國近代以來對“人”的認識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在經歷了復雜的內憂外患形勢下得出的結論，也是近代中國救亡圖存下的必然邏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高舉從西方引進來的以民主和科學為代表的兩大旗幟，這兩大旗幟構成了“救人”的兩個維度。他們希望倡導個人自由，個人獨立，以此作為救國的基礎。新文化運動是第一次發現了人，啟蒙了人。在《新青年》的引導下，許多青年和青年學生開始勇敢地沖破傳統思想，追求個人自由。隨后，一些青年對傳統家庭婚姻的反抗、各種團體的成立以及掀起青年學生發動的反帝愛國運動等都體現了這個時期青年人的覺醒。新文化啟蒙運動發出個性自由和人格獨立的呼聲，喚醒了人的主體性，青年們開始覺悟起來了，這對國民來說確實是一場大規模的啟蒙。五四一代對民主、自由等內涵的理解與戊戌維新派相比，要廣闊得多。五四前，包括革命派中多數人所理解的民主主要指政治意義上的即多數人參與的國家組織形式，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把民主提升為一種價值，不僅深入政治，還擴及到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最重要的是還擴展到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高度，滲透在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之中。啟蒙“人”的自由權利，強調人格獨立等各個層面，涵蓋了一切同封建傳統主義相對立的進步思想。
但是，在當時社會結構遭到破壞，缺乏物質基礎保障以及人們的價值觀還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新文化啟蒙運動面臨著現代化與民族性之間的矛盾。此時，啟蒙運動發生了變化，啟蒙群體也開始分化。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啟蒙逐漸演變為革命的啟蒙。到了20世紀30年代，新文化的啟蒙最終演變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民主和科學等為主要內容的啟蒙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而發展。而日本侵華導致的中國國家和民族危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擔憂，為了統一思想，振奮民族精神，中共中央發動了一場新啟蒙運動，旨在喚醒全體民眾的民族意識，組織全民族力量抵抗侵略。這是繼五四以來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為配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領域里發起的一場運動，它吸引了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界人士參加”②，有力地推動了抗戰形勢的發展。新啟蒙運動是與民族救亡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在國難危機的嚴峻形勢下，通過對民眾進行文化上的啟蒙，以挽救國家的命運。1937年7月全面抗戰開始后，新啟蒙運動的提倡者很快投入到抗戰中，為了激發全國各地各民族積極參加到抗日戰爭的熱情而奔走，啟蒙群體分散于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繼續思想文化上啟蒙在認識水平和理論思考上的進一步提高。到1940年，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方針，張申府等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新啟蒙運動也隨之被替代，最終淹沒在新的歷史中。在國難深重的抗戰時期，新啟蒙運動中斷了，雖然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和結果，但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發展也受到了極大影響。直到改革開放后，通過在各個領域全面、深刻地開展了撥亂反正，恢復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思想文化界開始復蘇，“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著感性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轉換”。③學術界也開始了關于人性及人道主義的思想討論，并在哲學層面上進一步深化，形成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如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社會思潮也呈現出多樣化特點，與人的價值、主體性、啟蒙有關的人道主義精神也伴隨著個性的獨立與多元表現出價值觀的變化。而對個人、對自我、對主體性的啟蒙構成市場經濟轉型下價值觀重構的關鍵環節和基礎。
隨著全球化的深化，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人的現代化成了現代化最核心的內容。現代化的“人”不僅要吸收西方現代新文化，還要實現人格的現代轉型，“當今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最大歷史作用和人文價值就是促進‘獨立個人’的形成，而‘獨立個人’的形成對我國現代化和意識形態(包括文化)建設具有戰略的意義”④。
近代以來啟蒙經歷的一波三折的歷史過程分別代表了啟蒙對“人”構建的開啟、深化和轉向等，全面突出了啟蒙對“人”的建構功能，留下了無盡的啟迪和豐碩的思想資源，但同時也使得啟蒙具有了個體主義的傾向。
二、民族主義
鴉片戰爭開始，西方以強勢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揭開了中國被侵略與反侵略斗爭的帷幕，原本沉浸在“天下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世界”中的國人開始驚醒。傳統的“天下主義”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秩序之中。馬克思曾說：“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⑤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現代文明打敗了中國，“天下主義”開始逐漸瓦解，中華帝國也開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如汪暉所言：“所謂‘天朝’帝國的崩潰首先是一種世界觀的崩潰：無論帝國的視野如何恢弘，無論帝國對文化和種族的包容力多么強大，以帝國為中心和邊界建立起來的知識無法提供一種關于世界總體的知識。”⑥而此時，西方經歷了工業革命，進入了資本主義向世界擴張的歷史時代，國力日益強盛。中國人在這種對抗中驚醒，認識到自身的落后，開始有了朦朧的國家意識和自我意識。
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危機的加深，在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社會背景下，在封建主義處于不斷崩潰瓦解之中，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興起，并與國家聯系在一起。梁啟超是清末維新派的代表，受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將“民族主義”一詞引入中國。他根據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危機現實，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觀，并把民族與國家結合在一起，建構起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構想。
近代中國面臨內憂外患，需要急劇變革。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了被侵略壓迫的歷史，中國也因此而逐步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挑戰和殖民入侵，使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民主理論與實踐逐漸啟動。不僅僅是在技術或物質上學習西方，而且也開始萌生了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了試圖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以實現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派的“中國夢”破滅。甲午戰敗，古老帝國處于天下中心的地位被打破，民族意識轉向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被一個新的外力激起而發生急劇的轉型，中國面臨著一次意識形態認同危機。此時，嚴復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進行改造并引入到中國社會，形成社會進化論或進化史觀。此后，進化史觀流行起來，并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支撐正值為國家和民族焦慮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和中國社會變革的哲學基礎。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在進化史觀的影響下，認識到僅僅引進器物是不夠的，于是開始轉向在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改善中國傳統體制的制約。于是康梁的戊戌變法運動興起，他們企圖在保持傳統的儒家文化倫理道德的基礎上，試圖通過政治變革來推動國家變革。然而，戊戌變法持續不久便宣告失敗，康梁被迫逃亡海外。在流亡海外期間，梁啟超學習了大量的西方知識和西方政治方面的理論，看到民族主義在西歐各國歷史中的巨大作用，于是提出：“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⑦他不僅闡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涵和特征，還進一步提出了“民族的國家”概念和“中華民族”的名稱。這是他在世界之中開始尋找中國在國際政治和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的努力。他強調只有讓國人認識到中國只是世界中的一個國家，充分了解了國情，才能產生維護和忠于國家的意識。梁把民族主義和建立民族國家聯系起來，說明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就是在這種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情境下逐漸建構起來的。自此，民族國家開始作為一個整體而成為民族主義的載體。薩義德曾言近代中國由于外力的壓迫而催生了近代民族主義：“每一個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構建，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解釋和再解釋。每一個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⑧盡管中西方對“他者”的理解不盡相同，但薩義德的這種解釋正好說明了近代中國的情況。
梁啟超在接受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之后，其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對“民族”概念的理解更加清楚并提出“大民族主義”(指對境外的各國)和“小民族主義”(指對境內的各個民族)，主張以中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來建構現代國家，這一觀念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是，盡管中國國內民族、民主的思想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卻由于腐朽的帝制王朝已瀕于覆滅的邊緣，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卻一直堅持以君主立憲政體來建立國家，其努力終以失敗告終。孫中山以漢民族為主體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努力也同樣遭受挫折。孫中山在1894年創立興中會時提出的是從中國人傳統的民族意識出發激起建構現代國家的力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旗號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把斗爭矛頭主要指向滿清的封建主義政權即以“排滿”為目標，認為致使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要救國就必須推翻滿清統治，恢復建立漢族正統的統治。此后，隨著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發生，民族獨立、國家主權、民族自決等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逐漸發展起來。此時，孫中山分析了中華民族的出路及其內、外制約發展的因素，摒棄了以前對民族主義的片面認識，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民族主義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進一步明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承認中國的各民族有自決權。孫中山強調，首先要用國族主義反帝，然后才可以有民權、民生可言。
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正處于反帝反封斗爭中的中國影響更大。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更是受到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影響，尤其是吸收了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論，開始了以階級斗爭為手段，在革命實踐中實現反帝反封的歷史任務的實踐。中國共產黨從階級立場出發，號召全國工農兵學商和各個少數民族結合起來，走大眾路線。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就明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階段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開始發動、組織并整合下層人民群眾，從民族平等的立場出發，將中華民族看作多元結構的民族，承認各民族自決權。經過一些民族主義運動和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斗爭之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民主革命的認識越來越深刻，開始提出動員民族主義建國的構想。八七會議和秋收起義確立了“槍桿子里出政權”武裝斗爭形式，工作的重心開始由城市轉到農村，開始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體現了毛澤東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密切聯系的新探索。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政黨，對基層的每一個黨員的思想和價值追求要求嚴格，其科學、鮮明的意識形態觀能產生比傳統社會更大的動員能力。她能聯合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等一切群眾力量，圍繞國家統一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華民族危機嚴重，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堅定抗日的立場和決心，并號召全國各黨派各階層，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團結一致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以勞苦大眾的民生、民權為奮斗目標，追求各民族平等，強調把各階級、黨派、階層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凝成中華民族多元結構整體，調動了全國人民的民族愛國情感。經過不懈努力，與國民黨開始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于1938年《論新階段》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全民民族主義”的方針，并做了中國式的解釋，還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其實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將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調動了全國廣大民眾對中華民族整體性的認同，使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實踐有了特殊的內涵。為了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明確了階級利益服從民族利益，還在思想文化上進行了一場思想運動即新啟蒙運動。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探索，還在意識形態上實現了中國化及其中國化的統一。共產黨要比國民黨具有更大更有利的社會動員能力和資源，強調了這個時期以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為主要矛盾，并確定以對外的主要矛盾推動對內反抗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工人階級，深入到農村基層，有效組織和整合了社會力量，成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支撐起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要求。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發展，最終實現了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建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確，共產黨在具體的革命過程中，結合了國家主權的獨立和人民的民主權利，創造了一種為廣大人民群眾樂意接受的方式，讓群眾能正確處理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這意味著工人和農民是中國共產黨所發展壯大的基礎，在民族危機時，能調動和動員全國各個階層的力量。近代中國受到外敵入侵，對外沒有民族獨立，對內沒有民主傳統，而且經濟和文化又相當落后，這就注定了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個極其曲折艱難的過程。擁有一個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是融入世界現代化和實現民主政治的前提，這一重大的歷史任務在近代一直沒能實現，而辛亥革命的民國也只是建立了民族國家的形式，而無實在的內容，直到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有了這個前提。
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只有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獨立和統一，國民身份資格和地位才能有保障，國民的自由、權利才能實現。近代中國面臨遭遇國家主權的侵略和國民身份的挑戰，國家的整體利益必須優先于個人的利益，這也是近代中國面臨反帝反封的雙重任務決定的。民族主義的發揮可以整合國民的力量，抵御外敵入侵。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就是在國家面臨滅亡的危急形勢下產生，并發展起來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緊迫性以及中國人自強不息，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整體至上、國家為重的民族主義構成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整體訴求。近代中國對國家觀念的強調，使得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了“國家主義”的傾向。“國家主義”是一切以整個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為中心，把個人的利益融進國家里。它可以把中華民族成員的愛國熱情凝聚起來，形成一種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用鄭永年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從傳統文化主義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轉變是一個政治過程，這個政治過程產生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主義”⑨。而不是如西方社會那樣以民族主權和人民主權互動的過程中實現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
三、國家、社會與個人之權益整合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們的領導下，不屈不撓地開展著民族民主革命斗爭。雖然歷經波折，但終于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佳實踐路徑和方式，成功地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反帝反封建以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歷史任務。在實現革命勝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強調把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置于首位，而個人利益、家庭利益須服務和服從于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這充分體現了現代意義上民族主義的立場及其突出強調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但是，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強調國家利益的同時，充分兼顧了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因為實踐證明，國家只有在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和權利的情況下，才能使人民忠于國家，充分實現個人與國家的有機統一。現代民族主義以推動和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為其主要內容和目標，而中國的近代史也充分證明了科學地對待和利用好民族主義才能夠產生積極的作用這一點。在反抗外來侵略的抗日戰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充分調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精神，成功地動員了全民族緊密團結、共同抗戰，使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和升華，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的高度一致。
回顧近現代以來中國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爭史，強調和動員民族主義所具有的力量于拯救中國的革命實踐成為共識，但是，由于理解的廣度、深度和具體實踐中的各種差異，其成效相差甚遠。囿于家國同構傳統觀念的束縛，孫中山雖然強調了建立現代國家為首要任務，學習、吸收了蘇聯列寧主義政黨組織的模式以黨建國，認為建立國家之后再培育國民的民族意識，力圖利用政黨的組織力量實現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然而，在孫中山之后的蔣介石卻沒有繼承這一思想，而是采取了無視廣大民族利益與權利、僅只是依靠上層精英來實現其治國目標的取向，致使其既未能成功地動員起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又失去了人民大眾的支持，最終沒有完成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同樣學習和吸收了蘇聯的建黨模式和經驗，但是在完成建國大業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了維護人民利益與權利的追求，在充分調動了最廣大人民群眾力量的過程中，實現了建立獨立自主、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機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奮斗目標。在奪取革命成功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和探索使國家主義的內涵得到了豐富、完善，國家主義賦予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以新的含義，使中國人民充分認識到國家的命運與所有個體的命運是有機相連的，個人的利益必須自覺地服務和服從于國家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一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得到保障的現代國家。也正是在這一革命成功的實踐過程中，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逐漸地向國家主義轉向，國家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共同體。圍繞著國家、社會與個人之權益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深入、豐富和發展之中。
任何個人都屬于特定的社會和國家，都有自己所屬的歷史文化傳統，而且通常都具有共同的情感等認同基礎。個人的存在和發展都要依賴于特定的社會系統，并因此而明確自己的身份。作為社會或國家的成員，其自身的權益都需要社會或國家的保障而獲得。三者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促進和制約的關系。近代以來的中國為了實現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富裕，就必須整合、動員全中國人民的思想、力量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歷史任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經過各方努力，國家利益至上逐漸成為共識，啟蒙所帶來的個人獨立與自由意識的覺醒也理性地轉變為服務和服從于具有國家主義傾向的民族和國家整體性的需求。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近現代以來興起的啟蒙和民族主義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其對人們思想意識所產生的影響面臨著新的挑戰。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越來越富裕，中國傳統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與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并存于當下，“伴隨著體制的轉型，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紛紛在社會舞臺上亮相：有原有信仰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的延續，也有回歸心理所造成的傳統價值觀再現，還有對現代化理解迷失所導致的西方價值觀的侵入。傳統與現代并存，東方與西方匯流，形成了今天價值觀沖突的奇特景觀”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帶來了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結果，觀念和行為方式等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多樣化狀態，如此一來，人們價值觀念必然地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的發生，長此以往，將不利于凝聚人心、匯聚全社會力量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內社會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等現實的挑戰，培育并統一全民的價值觀是急待解決好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各方智慧和力量，步調一致地傾心傾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事業中。中國歷史的發展需要具有時代特征的價值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需要新的價值觀引領全社會的思想和行動，中國共產黨秉持與時俱進的精神，在黨的十八大適時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充分考慮到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傳統，又避免了近代民族主義中所含雜的不利因素。這一新的價值觀是在總結中華民族文明成就的基礎上，根據現實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現實情況而形成的新的發展成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關照了國家層面的價值追求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為實現作為社會成員之個體的權益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又充分考慮了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就為實現個體之權益建立起規范，同時還充分考慮了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地整合了國家、社會和個人三者之權益訴求，為整合全社會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大變革和大折騰，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文化的本性和意義，讓文化回歸其本來面目，歷史走過了一個大的周期，法制建設和社會建設仍然是關鍵性的任務，那么，優秀文化建設也必定具有雙重目的，發揮雙重功能，既要培養健康的人格、豐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要服務于當代的法治建設和社會建設。”(11)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使中國人民歷經了苦難，不屈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意識在苦難中被喚醒進而為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在新的歷史時期，肩負著新的歷史使命的中國人民也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為實現新時代的歷史任務而生產出充滿生機的活力。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4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意義：
1、首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
2、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3、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基本經驗：
1、首先，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2、其次，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
3、再次，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
4、最后，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
論述：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意義：
首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基本經驗：
首先，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由于她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是黨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近80年的時間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都是沒有停止過的。但是，中國人民沒有什么思想武器來抵御帝國主義，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起來，中國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會實踐緊密結合的，在于它能夠在實踐中為人們認識真理開辟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獨立自主地來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為中國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形式。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來，并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轉化為對中國社會進行革命改造的偉大的物質力量。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
其次，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時刻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先進政黨的堅強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斗爭的目標，在長期斗爭的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任何反動勢力也沒有可能戰勝的偉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盡管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也經歷過重重的挫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依據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的結論，是他們基于自己的切身體會所確認的偉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對象是極其殘暴和兇惡的，同時，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人口的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如果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和聯合廣大的中間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這一點，并且堅持了在革命統一戰線中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原則，從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把全國各族和各階層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歷盡千辛萬苦，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最終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另外一條重要的經驗。
最后，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在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曾經實驗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但是，它們最終都失敗了。事實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是因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資產階級民主，以人民共和國代替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28年來的經驗時，所指出的：“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這是對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革命斗爭經驗的深刻總結。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5
審美功利主義是針對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思潮的雙重影響而產生的中國現代美學思想。審美功利主義一方面主張審美、藝術獨立，一方面又把審美與道德內在聯系在一起，主張凸顯審美和藝術自身所具有的純潔情感、養育道德、提升境界等功能。
20世紀初，中國社會混亂，人心渙散，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紛紛尋求救國之道。王國維、蔡元培、朱光潛等選擇了可稱之為“無用之學”的美學。他們對美學的熱衷，倒并不完全是單純地喜歡美的創造和欣賞，而是另有原委，那就是拯救人心。王國維一方面主張藝術獨立，強調美“不關于吾人之利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審美的“無用之用”說，認為這個“無用之用”勝過“有用之用”，正是這種“無用之用”“使人達于無欲之境界”。朱光潛也重視美和藝術對于人心的養育價值，提倡“人生的藝術化”。從屬于現代美學的審美功利主義當然也是如此。
由于以養育人心為目標，審美功利主義思想具有突出的矛盾結構：無用-有用，無為-有為，出世-入世，審美-功利。現代美學家在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框架里，把這些矛盾的方面融合在一起。與康德、席勒、叔本華等人的美學相比，明顯更具現實性。但是，與中國古代美學相比，思辨性、系統性卻大大增強。因此，審美功利主義美學是一種兼具超越性和現實性的美學，這里的“超越性”是指審美是人達到道德境界的中介；而“現實性”是目的，那就是新型國民，具體說就是情感純潔、道德高尚的國民。當然，這種美學不同于“文以載道”式的文藝功能論，所謂審美功利主義也是就其強調審美內在育人功能而言的。
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現實關切的美學思想，中國現代的審美功利主義的一個現實落腳點就是美育。美育問題本來就關涉美與善的內在關聯，而實際上中國現代美學家們都有美育和德育相互交融的意向。朱光潛對美育的德育功能持充分肯定態度。他認為，德育須從美育做起，所以美育是德育不可缺少的基礎。
中國現代審美功利主義思想中的美育德育融合論是我們當今建構中國本土美學和美育理論的一個寶貴資源。但是，其限于個體修身養性的人格養成指向還有待拓展。如何培養國民的社會意
現實問題，而這些，在傳統的修身養性理論中還不可能給出答案。另外，與德育相融合的美育，如何與其提升創造力的任務相互協調，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現代化的雙重影響篇6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革命的成功有什么歷史意義呢?高三網小編整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意義和指導思想，希望能幫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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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意義
建立政權
首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國際影響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十月革命勝利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后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推翻大山
最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后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新民主主義革命指導思想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
新民主主義理論科學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以獨創性的內容和鮮明的中國特色，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么是社會主義革命兩種模式，創造了第三種革命類型，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國家，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課題;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關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以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國家為中間站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構想，解決了經濟落后國家在奪取政權后，如何建設新國家，創造條件，以最小的代價和平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難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轉變論。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如何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如何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架起一座橋梁，打開一個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