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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四篇

                  時間:2017-04-26 會議發言 點擊:

                  四史,又稱新四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四史”中記錄著中國共產黨99年的艱辛奮斗和偉大成就,承載著黨對真理的追求和經驗智慧的總結,是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的生動教材。應該充分發揮注重從歷史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這一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讓“四史”學習應當成為每位黨員、干部的必修課。黨員干部要對黨的奮斗歷史有足夠的了解,始終堅持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才能透過黨的歷史,認識黨的偉大,感受黨的艱難,汲取黨的勇氣,收獲黨的力量。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進行“四使”學習會使我們更加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正確地把握歷史規律,清醒地認識中國國情。我們要把學習“四史”作為踐行守初心擔使命的重要途徑,不斷強化以史為鑒、走向未來的歷史思維,增強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歷史擔當。

                    1.牢記初心使命,永遠保持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思想源泉和政治之魂,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根本所在。學習“四史”,就是要從“四史”教育中汲取信仰之力,把穩思想之舵。

                    回顧歷史,正因為始終堅守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我們黨才能在曲折前進中保持了刀刃向內的革命精神,保持了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

                    建黨99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奮進、頑強斗爭,之所以能夠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不斷取得輝煌的成就,歸根到底是對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正是這種對理想信念的堅持,使我們黨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吸引著一批又一批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加入黨的組織,用實際行動詮釋共產黨人對崇高理想信念的堅守。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的實踐告訴我們,理想信念的動搖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缺失。理想信念堅如磐石,任何時候都動搖不得。只有堅定理想信念,才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才能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黨的十八大以來xjp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黨員干部要堅定理想信念。今天偉大復興的長征路同樣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征程,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更是對共產黨人的現實考驗。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我們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精神力量。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將崇高的理想信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因為有了信仰力量的支撐,在面對疫情肆虐,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時候,全體黨員聽黨指揮,廣大黨員、干部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英勇奮斗。

                    心有所信,方能行遠。“四史”學習教育,就要求黨員干部牢記初心使命,牢記建黨時的宗旨,在學思踐悟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

                    2.堅持思想建黨,永遠保持共產黨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

                    注重思想建黨歷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根本遵循,也是中國共產黨從弱變強、從勝利到勝利,不斷煥發出強大感召力、凝聚力的重要法寶。思想建黨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鮮明特征和首要任務。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的必然要求,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成立99年來的歷史,就是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成就彪炳史冊的真理追求史。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始終注重從思想上建黨。從中國共產黨思想建黨的發展歷程看,經歷了從建黨初期的蹣跚起步到井岡山時期的初步探索、延安整風的良好開端和西柏坡時期的創新完善,再到新中國成立后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重新確立和豐富拓展,黨一貫堅持思想建黨。我們黨的歷次集中教育學習活動,都注重思想教育和理論學習。并注重用這些理論成果武裝全黨、教育干部,起到了統一全黨思想、凝聚全黨力量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我們黨肩負艱巨而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就難以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堅定,也難以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學習“四史”要把強化理論武裝作為根本性任務,鞏固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xjp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而不斷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

                    初心如炬,使命如山。“四史”學習教育是我們黨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一項重要舉措。要把“四史”學習教育同新時代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根本點結合起來,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貫通起來,堅持不懈地用xjp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要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體現黨的理論的先進性。筑牢“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思想根基,成功應對和化解面臨的各種挑戰,永葆共產黨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

                    3.厚植為民情懷,永遠保持共產黨人對人民的赤子之心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社會發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黨與生俱來的顯著特征和優良品格,是黨在長期治國理政偉大實踐中的理論凝練和升華。

                    中國共產黨99年櫛風沐雨、苦難輝煌的奮斗史,靠的就是始終把“人民”鐫刻在自己的旗幟上。新中國71年的發展史,就是革命為民、立國救民、執政安民、發展富民、強國興民的光輝歷史,也是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魚水情深史。回顧近代史,之所以共產黨被歷史、被人民所選擇,就是因為黨的人民性。因為我們黨是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而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人民孕育了黨的勝利。延安革命根據地是“是陜北人民用小米哺育出來的”,淮海戰役“是人民用獨輪小車推出來的”,改革開放“是適應人民愿望創造搞起來的”。歷史證明,只要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緊緊依靠人民,就能不斷創造歷史偉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xjp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堅守黨的初心使命,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建設、民主法治建、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從sars到今年疫情的控制,每一次應對和成功會讓我們更加相信黨和國家的偉大,相信人民的偉大。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四史”學習教育就是要求我們從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繼續厚植共產黨人的為民情懷,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經得起人民、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績,永遠保持共產黨人對人民的赤子之心。

                    4.培養歷史思維,永遠保持共產黨人敢于擔當的使命感

                    歷史是一部“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營養劑和清醒劑。切實提高歷史意識,堅持歷史思維,在學習和總結歷史、借鑒和運用歷史經驗中增強把握歷史規律的能力,在不斷積累歷史經驗、涵養政治定力的同時熏陶個人德性和鍛造堅強黨性,可以為我們黨戰勝各種風險挑戰提供堅強的主觀保障。

                    建黨100年來的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順應歷史潮流,堅持歷史思維,追溯歷史源頭、回望歷史過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來判明大勢、定位現在、開辟未來、勇擔民族復興使命的使命擔當史。著眼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的發展史、改革開放40余年的探索史,回看我們走過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才能知道今后往哪兒去,從而弄清楚我們所處的時代方位。歷史紀錄下了我們走過的足跡,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為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知往鑒今,以史資政,有助于黨員堅守初心,為社會主義發展注入“歷史”的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xjp總書記多次到了“歷史思維”,指出要把歷史中蘊含的豐富經驗運用到治國理政實踐中。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這也體現了xjp總書記治國理政的一個特點。xjp總書記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歷史思維中蘊含著辯證思維,既注重歷史的經驗,又注重歷史的教訓,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智慧與能量,激發現實的作為。他始終運用深遠的歷史眼光、深邃的歷史學識、深刻的歷史思維,分析現狀、判斷趨勢、把握未來,為全黨同志學習和運用歷史思維樹立了榜樣。

                    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四史”學習教育要求我們培養正確的歷史思維,把握歷史規律,開闊眼界胸襟,拓寬精神境界。真正從學習歷史中汲取有益于加強修養、做好工作的精神營養,提升領導水平,永葆共產黨人“功成不必在我”的歷史胸懷、“功成必定有我”的時代擔當。

                    5.汲取斗爭智慧,永遠保持共產黨人不懈的奮斗精神

                    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凝結成了xjp總書記新時代的奮斗精神。學習“四史”就是要認真學習我們黨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歷史。

                    黨的十八大以來,xjp總書記對進行偉大斗爭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新時代弘揚奮斗精神,需要對時代有理性的認識和時代的自覺。要從中華民族發展的坐標和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中去探索新時代的斗爭精神,積極進取不斷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理性精神。面對擺在我們黨面前錯綜復雜的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習斗爭本領,把奮斗精神融于崗位,真刀真槍抓斗爭,錘煉過硬的斗爭本領才能化解未來道路上的各種風險矛盾。

                    追根溯源憶初心,讀懂黨的光榮奮斗史。“四史”學習教育有助于黨員干部深刻理解新時代我們進行偉大斗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內涵。要把斗爭同新時代的鮮明特征聯系起來。從歷史中學習斗爭方法、汲取斗爭智慧,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當好斗爭的“急先鋒”,做好新時代的奮斗者和追夢人。

                    “四史”學習教育的目標重在對歷史的學習中把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樹立歷史思維,以古鑒今,在對歷史的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最終的目標是要指導實踐工作,在工作上見實效。對于黨員干部,主要看是否能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通過“四史”,學習使廣大黨員干部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自覺增強開創未來的信心和決心。

                    結論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xjp總書記指出,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當前在面對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戰場兩場戰役的復雜形勢,我們越是要堅定信心。我們要把“四史”學習作為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在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入思考中,在當前與長遠的統籌中,找準自身的歷史方位,進一步明確來路、走好當下路、更好奔向前路,不斷交出歷史新答卷。

                  第2篇: 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

                    同志們:

                    8月28日至29日,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要深入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對歷史的研究學習,強調,“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貫通起來,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同新時代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豐富實踐聯系起來,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在深化認識中提高認識,切實增強貫徹落實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今天,我們主要從,為什么學習“四史”,“四史”的價值和學習“四史”的目標三個方面,與同志們作以交流。

                    一、為什么要學習“四史”?

                    說到為什么學習習“四史”,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什么是“四史”。剛才說到了,“四史”是: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并逐漸發展壯大,期間都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留下了一些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在新時代又面臨什么樣的新任務等。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新中國的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么創立、建設、發展的,等等。2019年,我們隆重紀念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實際上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以改革開放為主要特征,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到現在是40多年的時間。社會主義的發展史是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社會主義500年。

                    其中前面三部歷史是和中國直接相關的,最后一部,雖然在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研究對象有所區別,表達的內容有所側重,但也是相互聯系的。整體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實踐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四史”的主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覺,擔當使命才能更加堅定,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并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

                    (一)黨史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斷走向成熟的實踐史。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政黨,在百年實踐中不斷總結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統籌推進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和制度建設,成長為世界上為數不多、具有強大政治領導能力的成熟政黨。中國共產黨也遭遇過歷史挫折,但都能正視和解決實際問題,使自己變得更加正確、更加強大,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之無愧的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把經濟建設作為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實施改革開放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十六大以后,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二)新中國史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建設新中國的實踐史。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己任,帶領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飛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逐步建立并鞏固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奮斗目標,推動制訂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引領新中國走上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開創了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推進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正確判斷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使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三)改革開放史是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實踐史。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啟的一次偉大革命,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對歷史發展趨勢的科學洞察,黨中央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抓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帶領人民攻堅克難,以經濟體系改革為牽引統籌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快速提升了國家綜合實力,有效抵御了“蘇東劇變”對我國的負面沖擊,不斷推進我國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使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重點加強了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建設,深化了經濟體制改革,深化了司法體制綜合改革,深化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化了國防和軍隊改革,建立了國家監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趨成熟定型,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揮了重大作用。

                    (四)中國共產黨是引領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一直是社會主義發展史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最強大的引領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與蘇聯社會主義等進步力量一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犧牲和偉大貢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有生力量,是支持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反殖民、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堅強后盾。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擺脫了模仿蘇聯模式的傳統思路,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入低谷。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長期穩定,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所處的被動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體現出顯著優勢,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偉大旗幟,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在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多變的當下,中國共產黨有責任、有信心、有能力為科學社會主義新發展做出更大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貫穿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主導性實踐邏輯。黨員干部在系統研讀“四史”材料時,要準確把握黨的領導這一主線,不斷深化“四史”學習教育,切實增強在實踐中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二、深刻理解“四史”的重要價值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新時代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既是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重要戰略舉措,也是黨員干部的一門必修課。心有所信,方能行遠。切實有效開展好“四史”學習教育,關鍵是要深刻把握學習“四史”的價值蘊含和實踐要求,從而在走心中入心,在學思中內化,在實踐中升華,真正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

                    (一)深刻把握學習“四史”的價值意蘊。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通過學習“四史”,能讓我們基于歷史的大視野和大邏輯,弄清楚我們是誰、從哪兒來、往哪兒去。特別是通過學思踐悟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奮斗史、理論創新史和自身建設史,我們能基于歷史、理論和實踐邏輯等多個層面,去深刻感知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從而在知史中愛黨、在知史中愛國,不斷厚植愛黨愛國之情懷,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通過學習“四史”,還能讓我們深刻把握歷史規律、看清歷史本質,以史為鑒,從而更深入地認識黨情、國情、社情,更好地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弄清楚理解透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從而進一步增強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

                    (二)從“四史”中不斷汲取精神力量和經驗智慧。偉大的歷史沉淀著偉大的精神,偉大的精神又在實踐中不斷激發出磅礴的創造偉力。融匯于“四史”其中,基于歷史的鏈條予以串接和展現出來的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精神譜系,在這一精神譜系之中,中國共產黨人把真理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展現得淋漓盡致。通過學思感悟“四史”,特別是從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的“三件大事”、創造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三次偉大飛躍”,我們能深切感知中國共產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并從中不斷汲取精神力量,將這一獨特政治優勢轉化為最大治理效能。“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就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從中不斷汲取開拓創新的經驗、智慧和力量。通過學習把握“四史”中的各類“知識點”,我們能透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思想、歷史影響等,更好地洞悉過往、明理立身,特別是通過培樹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此形成科學、正確、系統的歷史認知觀,從而更好地厘清歷史脈絡,洞察歷史真相,汲取歷史經驗,把握歷史大勢,啟迪昭示未來。因此,通過學習感悟“四史”,我們能更好地聚焦問題導向,加強分析研判,強化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對“國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數,以登高望遠的戰略眼光和堅強篤實的戰略定力,探究治國理政之道,把握發展之規律,從而更好地統籌推進“四個偉大”,積極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三)關鍵是要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學好用好歷史方法論,關鍵是要在學習“四史”過程中,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這一過程,就是推進學史明理和以史鑒今的過程,是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過程。學史、知史、悟史、史觀、史鑒,學是前提。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四史”中,要在學和知上下真功夫、用笨功夫,切實學好歷史知識,形成科學歷史認知。思是學用結合的關鍵,信是知行合一的紐帶。通過學習“四史”,要在反思和內省中形成大歷史觀,從而更好地思出自覺自信、信出坦蕩忠誠、悟出使命擔當。學知在于用,思信在于行。通過學習“四史”,要樹牢“長線歷史觀”,全面、理性、辯證地看待歷史問題、認知當下、展望未來。要始終堅持做到以史為鏡、以史鑒今,不忘初心、勇擔使命,以強烈的歷史擔當,把小我融入大我,切實創造出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實績。

                    三、學習“四史”所要達到的目標

                    學習就像西天取經,一定要有“目標”,還要有九九八十一個小目標。學習“四史”也不是無的放矢,而要有明確的目標指向。要把‘四史’學習教育與做好當前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從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經驗智慧、汲取堅守人民立場的定力,努力克服疫情影響,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推動改革開放再出發,更好增進人民群眾福祉。

                    (一)從“四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保持銳意進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共產黨人也如此,馬克思主義政黨更是如此。保持銳意進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重要法寶。學習“四史”,傳承中國共產黨百年傳奇的精神密碼。偉大的事業離不開偉大的精神支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一樁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是一個從零到一、從無到有的巨變,它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在“三個深刻改變”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了“三件大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很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三個深刻改變”、完成“三件大事”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守崇高而堅定的理想信念,牢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發揮精神的能動力量,以堅忍不拔的奮斗精神,通過百折不撓的奮斗,帶領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傳奇的精神密碼。只有深入學習“四史”,我們才能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更深地愛黨愛國,增強應對挑戰、激流勇進的自信和動力。學習“四史”,感悟中國共產黨人高尚純粹的理想人格。共產黨人干事業,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學習“四史”,能夠使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感悟共產黨人高尚純粹的人格魅力。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發展中,我們黨涌現了眾多極具感召力的榜樣標桿、優秀典范:有“生存一天就要為中國呼喊一天”的烈士方志敏,有“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的普通戰士張思德,有“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鐵人王進喜,有“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優秀縣委書記焦裕祿,有“甘當螺絲釘、樂于助人”的好戰士雷鋒,有“新時期共產黨人的楷模,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最美教師李保國。……這些在不同時期被點贊的榜樣楷模,是中國共產黨紅色基因的形象再現,是共產黨人精神圖譜的具體表現。學習“四史”,才能傳承紅色基因,保持精神的定力,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從“四史”中汲取經驗智慧,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任何自信,都不是空中樓閣,都具有堅實的力量來源。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學習“四史”,就要全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堅定“四個自信”。學習“四史”,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記載著社會發展軌跡,凝聚了前人的知識、經驗和智慧。注重從歷史中汲取開拓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四史”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是由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經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相統一的成果,凝結著黨和人民的智慧。把握這一歷史邏輯,我們才能深刻認識虛無主義的政治危害性,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確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學習“四史”,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看一個制度好不好、優越不優越,要從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評判和把握,更要有歷史的眼光和比較的視野。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不懈追求的成果,凝聚著世代勞動人民及其先進思想家力求擺脫奴役和依附、爭取自由解放的憧憬和渴望,為人類開辟嶄新發展道路,具有深遠的社會影響。正唯如此,社會主義實現了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由機械模仿走向創造性發展的巨大轉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以其顯著優勢,推進了社會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四史”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在革除體制機制弊端的過程中不斷走向成熟,在國際競爭中贏得更大的比較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機活力的集中展現。學習“四史”,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豐富成果。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影響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二是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四史”表明,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在這樣短的歷史時期內,創造出我國取得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這樣的奇跡。

                    (三)從“四史”中汲取堅守人民立場的定力,永葆共產黨人的初心。一個人也好,一個政黨也好,最難得的就是歷經滄桑而初心不改、飽經風霜而本色依舊。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它始終激勵著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開拓創新、堅毅前行。學習“四史”,堅守“完全徹底為人民”根本宗旨。70多年前,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響亮地提出了黨的根本宗旨:“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完全,就是百分之百,共產黨人除了為人民服務,再也沒有任何其他別的目的。徹底,就是貫徹到底,不管在什么時候,不管做什么工作,共產黨人都是為人民謀利益。完全、徹底,就是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無心無意或虛心假意。這里的“心”、“意”,正是共產黨人初心的形象表述。學習“四史”,共產黨人將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作為至善的追求、不懈奮斗的精神動力,堅守“一切為了群眾”的價值取向,踐行“為人民謀幸福”的實際行為,堅持“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的根本要求,才能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學習“四史”,踐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擔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事業都是干出來的,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學習“四史”,鼓起“勇氣、志氣、底氣”這“三股氣”,踐行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一是不屈不撓的勇氣。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共產黨人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我們既不畏懼、也不輕視,只要不屈不撓,就能成功。二是自強不息的志氣。共產黨人要有歸零和清零意識,要勇于打破思維定勢,樹立敢為天下先的膽魄,敢闖人之未闖、創人之所未闖,創造新的精彩。三是腳踏實地的底氣。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要“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不因困難而退卻,不因痛苦而放棄,腳踏實地的實干、真干、一干到底,才能做到有志者事竟成。

                    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重溫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可以為我們堅守初心提供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也能給我們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作為黨員干部,責任更為重大,有很多硬骨頭需要我們去啃,許多目標、任務需要我們去完成。在工作中怎樣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怎樣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些都是我們要不斷學習和思考的。上升到國家治理、管理方面,對這些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如果每一個人,特別是黨員干部都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黨的事業放在第一位,我想人人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干得出色,收獲非常充實的人生,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也為社會的發展,為人類進步貢獻了自己的微薄力量。我想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所有人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第3篇: 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

                    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是在遵義召開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遵義會議是由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組成的。

                    一、通道會議

                    1933年5月,國民黨糾集50萬兵力向紅軍中央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由于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央革命根據地廣大軍民雖經浴血奮戰,終未能打敗敵人的“圍剿”,反而喪師失地,形勢惡化。1934年5月,中央紅軍主力決定撤離根據地。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奉命西進是帶有探路的性質。從江西遂川出發突圍西征,進入湘西與紅三軍(后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發動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一方面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于都與福建的長汀、寧化出發突圍長征。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的既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發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此時的蔣介石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見紅軍的一支部隊占領了湘南的江華,又向廣西恭城奔來,他不愿同紅軍硬打而消耗實力,就借口兵力不夠及防止紅軍南進廣西,在11月21日忽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一個缺口。湘軍何鍵為求自保,也不盡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這130里防線無兵防守達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軍委才下達搶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兩岸。這時中革軍委縱隊也到達了離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陽以北的桂巖地區。在這十萬火急的情況下,中革軍委縱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從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11月29日,湘軍和桂軍蜂擁而來,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紅軍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

                    1934年12月1日,戰斗達到白熱化程度,敵人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紅軍將士用鮮血死守渡口,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于拼死渡過了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央紅軍和軍委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使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王明路線的懷疑、不滿以及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達到了頂點。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后,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于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934年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李德、博古認為“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同志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說:“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但由于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后,中革軍委于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占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2月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于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后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二、黎平會議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后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終于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會后,中央軍委立即轉發了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新的決定,并要求各軍團首長將中央的決定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為執行新的戰略方針,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撤銷八軍團編入五軍團,軍委一、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1934年12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黎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關于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即將中央紅軍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前進。12月31日,軍委縱隊到達猴場。為確定紅軍進入黔北地區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場召開會議。

                    黎平會議是以遵義會議為偉大標志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具體表現在:

                    第一,決定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黎平會議是中共中央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之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在中央全會閉幕后,這是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決定了當時紅軍長征戰略轉折的大政方針。因此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等至關重要,決定著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命運和未來。

                    第二,否定錯誤軍事路線。黎平會議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從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

                    第三,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路線。黎平會議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里,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面,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于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義。

                    第四,堅定了信心。會議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雖然因后來的情況變化不能實現,但它提出的前進方向、任務、目的,對于團結全黨全軍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敗主義和游擊主義的危險傾向,堅定紅軍革命信念,樹立勝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嘗試,開創了我黨歷史上否定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國革命錯誤指導的先例,是我黨對共產國際從盲從到獨立思考的轉折點。

                    三、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黎平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參與最高領導層工作。紅軍在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按毛澤東同志“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行動,揮戈西進,所向披靡,連克數城。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同志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而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他們的行為引起部隊思想混亂。毛澤東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即將進行的烏江戰役。

                    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二師向沅渡疾進,李云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四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巖門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只,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

                    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會后,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占了遵義,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猴場會議被周總理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一系列會議,這些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遵義會議

                    (一)智取遵義城

                    被迫開始歷經磨難的征程之初,經過毛澤東同志等人的堅持,中央紅軍決定放棄與紅軍二、六軍團會合的險棋,揮師進軍貴州。在強渡烏江天險進入貴州地盤以后,中央紅軍面臨休整的大問題。紅軍將領們將奪取遵義作為目標,因為遵義是貴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難攻,非常利于部隊安扎和休整。

                    中央紅軍發起強渡烏江戰斗后,貴州守敵驚恐萬分。1935年1月3日,貴州守軍第二十五軍教導師副師長、江防指揮侯漢佑,將防務交給部下第三旅旅長林秀生,于4日倉皇逃回遵義。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遵義負責烏江全線防務的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教導師師長侯之擔已經上了汽車,準備逃往重慶。他將遵義城防任務交給川南邊防軍第二旅旅長兼城防司令侯之璽。侯之璽雖自知避免不了被消滅的命運,但依然寄希望于川軍援兵,讓他“絕處逢生”。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分析了上述情況后,親自到紅一軍團第二師布置奪取遵義事宜。考慮到第四團在奪取烏江時吃了很多苦,決定將奪取遵義的任務交給第六團。1月5日晚間,紅六團趕到了離遵義只有幾十里的團溪鎮。第二天拂曉時刻,劉伯承同志趕到了紅六團指揮部,立即召集團領導聽取匯報,研究攻打遵義的方案。他要求紅六團仗要打得好,還要傷亡少,又要節省子彈,要“多用點智慧”。

                    1月6日,劉伯承同志同紅六團向遵義進發。中午時分,偵察員報告說,遵義附近發現敵人的外圍據點,大約有一個營兵力。按照劉伯承同志的指示,紅六團第一營兵分兩路,趁著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敵軍團團包圍,并于當日下午3時向敵軍發起猛攻。激戰不到一小時,就將這股敵人全殲,擊斃了敵營長。敵官兵死傷過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為了減少部隊傷亡,迅速奪取遵義,紅六團團長朱水秋和政治委員王集成建議先頭分隊化裝成敵人潰軍,智取遵義。劉伯承立即批準了他們的建議。

                    1月6日晚9時,紅六團第一營營長曾寶堂帶著第三連和團直屬偵察排、司號員等,化裝成敵軍,由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帶路,冒雨向遵義進發。其余部隊隨后跟進,準備詐城不成便實行強攻,迅速奪取遵義。紅軍先遣部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順利抵達遵義城南門下。這時,城門緊關,敵軍的哨兵在城墻上巡邏,悠閑自得。突然間,紅軍先遣部隊故意制造了一種兵荒馬亂的氣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開城門,放部隊進去。

                    在城墻上,巡邏的哨兵被這突如其來的叫喊聲驚呆了。過了一會,才氣勢洶洶地叫喊:“干什么的?”槍栓嘩啦啦亂響。

                    “自己人!”城墻下,俘虜裝出一副悲哀的樣子說:“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共軍包圍了,寨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來了。共軍還在追我們,請快點開門,救救我們吧!”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城墻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繼續詢問。那俘虜毫不遲疑都回答上來了,哨兵沒有發現什么破綻。過了片刻,城樓上的哨兵射下幾道手電光來,認為這些戴大蓋帽的確是自己人,這才放下心來。

                    城門開了,曾寶堂營長率部隊迅速沖了進去,割斷電話線,俘虜了城樓上的所有哨兵。這時,司號員吹響了沖鋒號,主力部隊風馳電掣般沖進遵義城。守敵頓時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打得丟盔棄甲,棄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勝利占領貴州重鎮遵義城。

                    (二)遵義會議召開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同志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同志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而是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能駕馭其進程的舵手!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保證。

                    五、“雞鳴三省”會議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略轉移。

                    第三,應中央蘇區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

                    可以說,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毛澤東同志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雖然當時毛澤東同志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雞鳴三省”會議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會議之后,黨的核心意識日漸培育、得到增強。

                    六、扎西會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七、茍壩會議

                    扎西會議之后,我們還召開了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同志堅決表示反對。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志又找到周恩來同志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同志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同志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看一下兩個事件:一個是土城戰役,一個是打鼓新場風波。

                    八、土城戰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分3路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并于27日全部進抵赤水河以東地區。然而,川軍郭勛祺部也尾追而至。行軍途中,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發現道路兩側均系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便可以利用兩邊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該敵。這個時候,軍委二局截獲了川軍潘文華的26日電令,獲悉尾追之敵只有郭勛祺部四個團的兵力,跟進潘佐部兩個團。毛澤東當即下決心,命令在土城鎮以北的紅二師繼續北上,同先頭已抵達旺隆場的紅一師相機奪取赤水城;以紅三軍團三個師,占領土城東北五公里的一個高地,以紅五軍團兩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從南北夾擊殲滅郭勛祺部;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對尾追之敵展開一場“殲滅戰”。敵郭勛祺部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交戰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拉鋸戰”“消耗戰”。

                    更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實為六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年在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我們在土城那一仗沒有打好,因為對敵人估計不足。敵人的發報我們收到了,但把‘旅’翻譯成了‘團’,因此估計敵人是兩個團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會打的。以后傷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們自己撤退的,只打了個擊潰戰。”

                    “旅”和“團”一字之差的情報失誤,讓毛澤東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銘心。后來,土城戰役調動了干部團參加戰斗,朱德到一線指揮,毛澤東親自動員。干部團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戰役之圍。

                    關于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土城戰役的戰略意義和對紅軍四渡赤水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曾經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他說:“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部隊果斷地變為輕裝,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資),行動更自由了,更能打運動、游擊戰了。這又為后來三次渡赤水打勝仗,創造了有利條件。”

                    九、打鼓新場風波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1935年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提議,中央紅軍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紅軍撤離遵義、二渡赤水后,前敵指揮部根據敵情作出判斷:敵周渾元縱隊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壩、白臘坎前進之動態。3月9日,軍委電令發出“關于迂回攻擊長干山之敵”的部署。

                    3月10日1時,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用一份“萬急”電報向軍委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前進,消滅駐在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朱德同志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而毛澤東同志認為不該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場前進攻打黔軍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張聞天決斷不下,只好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平安鄉茍壩馬鬃嶺山腳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義市播州區楓香鎮茍壩村四合村民組)里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紅軍二戰遵義后,戰斗打得很順利,戰士們斗志高,求戰心切,部隊經過休整,可以投入戰斗;打鼓新場既是紅軍戰略轉移必經之地,也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云集,位于四大場鎮之首,如果占領,可以給紅軍較富足的補給;駐守打鼓新場的王家烈的兩個師,是“雙槍兵”,戰斗力弱。不久前遵義戰役的勝利,黔敵已成驚弓之鳥,而我軍則是勝利之師,如能乘勝追擊,一定可以擴大戰果。

                    毛澤東同志卻堅決反對打打鼓新場,理由是:第一,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力量還比較薄弱,且我軍處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了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蔣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場這個地方,認為它是“共軍西竄必經之地”,敵我形勢十分嚴峻,如果貿然攻打,將會與滇軍正面對壘,不能打固守之敵,部隊受損不值得,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最后他作出判斷:敵人100多個團的兵力,已對我軍擺下南北夾擊的陣勢,如果此刻急于進攻打鼓新場,紅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然而,大多數同志還是堅持要攻打打鼓新場。后來,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尊重多數同志的意見,民主表決,按大多數同志的意見辦。結果,會議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

                    當夜,毛澤東同志又反復研究敵我態勢,夜不能寐。他焦躁萬分,半夜提著馬燈,頂著凜冽的寒風,走了四五里崎嶇山路,來到周恩來駐地,懇切勸說他晚一點再發布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恰好,凌晨3時50分,軍委二局急電周恩來同志:“黔軍猶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場推進,滇軍魯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場,滇軍安旅、龔旅亦進,同時川軍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也在集合”“紅軍如欲進攻打鼓新場,周敵、川敵有向我側背夾擊之勢”。看過電報以后,兩人重新考慮了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事宜。隨后,毛澤東、周恩來連夜找到朱德,三位紅軍領導人認真分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后,決定于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

                    3月11日一大清早,張聞天同志再次主持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詳細分析敵我形勢,反復闡述不可進攻打鼓新場的理由,大多數同志表示贊同。經過民主決議,與會人員一致同意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事實證明,軍委發出的這個指令是正確的,當紅軍主力向打鼓新場行動,準備打擊黔敵猶禹九部時,在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和吳奇偉縱隊,還有孫渡和郭勛祺縱隊,如果紅軍當時貿然向黔軍猶旅進攻,面對的將不是一個縱隊,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個縱隊。只要紅軍一發起進攻,就有被敵人合圍的危險。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力排眾議以理服眾,堅持不打打鼓新場,及時制止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調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進的紅三、五軍團,避免了紅軍的重大損失。所以,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之前有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之后有“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還有兩次戰役(土城戰役打得很慘烈,打鼓新場戰役沒有打成,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尊重)。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重大轉折作用的會議。

                  第4篇: 四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會議

                    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教育,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精神的實際行動。按照市委統一部署開展學習教育并進行動員部署,就是要推動全區黨員干部掀起學習“四史”的熱潮,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當前,要把“四史”學習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學、系統學、深入學,為xx創造新時代新奇跡汲取強大動力。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認識開展“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即將迎來建黨100周年的重大歷史節點之際,深入開展“四史”學習教育,就是要讓黨員干部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筑牢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根基,就是要讓黨員干部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不斷強化愛黨愛國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就是要讓黨員干部以史為師、以史為鑒,把新時代的長征路走得更穩更好。

                    要聚焦關鍵重點,確保“四史”學習教育取得扎實成效。

                    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核心要求,是更好地學思踐悟新思想,領悟新思想的歷史厚度、理論高度、實踐深度。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任務,是學會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開展好這次“四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將“四史”學習教育和xx實踐緊密結合,一方面,學習要凸顯xx特色,另一方面,要把助力xx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作為檢驗學習教育成效的重要標準。

                    要強化責任擔當,抓實抓細“四史”學習教育各項工作。

                    開展“四史”學習教育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各級黨組織都要高度重視、精心組織、有力推進,要加強組織領導、堅持分類指導、做到求真務實,推動黨員干部學習學在深處、入腦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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