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革命精神和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篇一】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所謂的紅色文化，從狹義上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中國化馬克思注意為核心的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有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在于“紅色”。在中國人眼里，紅色代表革命，紅色代表勇氣，紅色代表權威，紅色代表成功與光榮，紅色代表吉祥與喜慶。但紅色文化又不是“紅色”和：“文化“簡單相加，而是將中國歷史文化和紅色寓意與社會歷史實踐的思想有機的結合。紅色文化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不斷地選擇、融化、重組、整合中外優秀文化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態。它蟄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發展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紅色文化的主流。社會注意初期階段先進文化是紅色文化的傳承、豐富和發展。
一、紅色文化的內涵
紅色文化的內涵十分服務，歸納起來主要有：
紅色文化是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的歷史進程中和中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時期，整合、重組、吸收、優化古今中外先進文化成果的基礎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可續理論為指導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廣義的紅色文化是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進程中人們的舞姿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狹義的紅色文化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解放與自由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實踐過程中凝結而成的觀念意識形態。紅色文化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包括舞姿和非物質文化兩個方面。其中，舞姿資源表現為遺物、遺跡等革命歷史遺存與紀念場所。非物質資源表現為紅色革命精神，如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朱德精神、張思德精神等。紅色資源是以紅色革命道路、紅色革命文化和紅色革命精神為主線的集物態、事件、人物和精神為一體的內容體系。
二、紅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紅色文化體現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先進文化，推動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反映了時代精神，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精神食糧，其主要特征是：
科學性、它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一致，反映了紅色文化的連續性，體現了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和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展示了指導思想的唯物論，文化取舍態度上的辯證法以及方法上的實踐觀，正確認識和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內在本質以及其發展規律。時代性、我們黨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后奪取全國勝利，并不斷發展壯大，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終把振興中華民族、弘揚先進文化當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總結和提煉出了一種嶄新的紅色文化。紅色文化根植于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實踐之中，充分體現了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主流和方向，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三、紅色文化的重要作用
紅色文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國歌歷史階段都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文藝創作就以“活報劇“”秧歌劇“等短小精悍的形式，唱響了愛國救亡的時代強音。
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紅色經典小說如“紅巖”“紅日”“林海雪原”等，在第一時間回顧了激動忍心的戰爭歷程，構建形成了人民關于新中國的第一代集體記憶。
我國的紅色文化從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來看，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傳承作用、凝聚作用、規范作用、導向作用、激勵作用和動力作用等等，既有歷史價值，也有現實價值，既有社會價值，又有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
紅色文化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不斷發展繁榮紅色文化，才能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只有緊緊圍繞實現中國夢的遠大目標，紅色文化才能發展繁榮。
【篇二】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和局部執政的情況下積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是以堅定理想信念、積極價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艱苦樸素工作作風為主要標識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質上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政黨文化。延安紅色文化是走向成熟的革命文化，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生動的革命實踐和寶貴的奮斗智慧。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延安紅色文化是一種以自我革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政黨文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發展和成熟。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和“解放”“改變世界”是同義語，革命的過程就是應用革命理論，動員廣大群眾，改變主客觀世界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含義之外，更在于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實踐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完美統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內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斷的踐行之中。長征到達陜北后，面對民族危機的加劇，黨及時調整革命的策略路線和任務目標。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黨對“革命”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應轉到“統一戰線”上來，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和組織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有信心也有能力使自身變成一個“革命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革命戰士。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
正是立足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1937年3月，毛澤東在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堅定地認為，整個抗戰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從“溫和的土地政策”到邊區的民主選舉和“三三制”，從提升干部素質的學習運動到改變黨風的整風運動，其靈魂就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表現出的主線是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馬克·塞爾登曾感慨地評價，中國共產黨“使農村革命的實踐適應統一戰線的戰時迫切需要，同時領導民眾大膽地、創造性地解決農村在多重壓迫下解體的問題”。整個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和愛國青年不斷地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形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并不斷地改造自我，堅持“永久奮斗”，以自身的實際行動推動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毫不夸張地說，經過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血與火的洗禮，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革命話語體系已走向成熟和完善，黨中央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成就，正依賴于對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發展成熟和努力踐行。
延安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革命文化。
延安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表現。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提醒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黨內的關門主義，認為馬列主義如果不能“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就會變成死的教條。1937年，毛澤東先后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初步清理了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并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的概念，認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一次完整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命題；到《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系統而完整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精辟論證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策和策略，標志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整風運動之初，毛澤東通過《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完整也是樸實無華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作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
學界普遍認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論，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確闡述。該社論指出，“在長期斗爭中用毛澤東思想培養起來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底革命精神，代表了無產階級的艱苦奮斗的精神”。延安精神無疑是延安紅色文化的內核和基因，其中已經凸顯了延安紅色文化和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關系，表明了其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特征。
今天，我們回望延安十三年艱難而輝煌的歷程，就會發現許多延安精神原生態的內容。譬如，堅定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廣泛動員、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堅持走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產運動、下鄉運動體現出來的“南泥灣精神”“勞模精神”等等。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練，都是當時“延安作風”的升華，都打上了“窯洞中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印記，都體現出了和舊的剝削和壓迫觀念決裂后中國共產黨人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文化品格。延安時期，續范亭第一次見到朱德總司令，就欣然寫道，“敵后撐持不世功，金剛百煉一英雄，時人未識將軍面，親切和藹田舍翁”；1942—1943年，張聞天做了15個月的農村調研后，感慨地總結道，“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正是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和反對“洋八股”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香的”“鮮活的”“接地氣”的革命理論，也才使得延安紅色文化成為真理追求和價值訴求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顯著文化標識。
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最基本的“生活樣態”，其生活表現和實踐表達是樂觀自信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
毛澤東對延安時期人們的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高度贊揚，認為這是堅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動搖的“骨氣”。在1942年12月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對延安縣同志們的布爾什維克精神贊不絕口，指出他們的工作態度是積極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生龍活虎，不違農時，按時發放農具貸款；根據實際，“制定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這種精神，對于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于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盡管當時的物質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很多時候是“端上飯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動派的封鎖和圍困時，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子。但這些困難絲毫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不能斷絕人民群眾對革命勝利、民族自強的希望。經歷過延安歲月的文藝工作者最普遍的回憶是：“雖然一切都是簡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極為滿足和快樂的”；“延安城內不論男女老少，他們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到處都能聽到革命“歌聲”，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愛國華僑陳嘉庚參觀考察后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這種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一刻也沒有脫離細微的邊區現實生活和抗戰時期具體的經濟、政治工作。這樣的人生價值追求也絕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權機構、政治組織才有，而是每個類似張思德、白求恩一樣的普普通通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從身邊的“小事”和本職工作兢兢業業做起的。抗大沒有校舍，師生們自己建校舍，沒有桌子就用膝蓋當桌子。延安紅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樂觀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實踐表達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扎扎實實地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總結道：“我們黨的自信心，群眾的自信心，結合成為戰勝帝國主義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戰勝了一切肉體上的困難。”
延安紅色文化的內在機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社會總動員和群眾大組織基礎上的“救亡”與“啟蒙”并重的文化運動。
延安時期社會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與是結合時代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特定歷史階段的主要任務而進行的，是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具體化、實踐化和生活化，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耐心細致地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內在的邏輯是：通過社會動員和群眾組織，把“救亡”和“啟蒙”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由之路”推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積淀形成的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正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面動員，在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一批又一批的愛國青年和仁人志士歷盡千辛、奔向延安，為的就是追求中國社會的光明前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以“打斷骨頭連著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氣和毅力，冒著生命危險，闖過重重關卡來到延安的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完成精神洗禮，為中華民族、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正是通過“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群眾性的生產、下鄉、掃盲、冬學等組織活動，中國共產黨人和邊區人民一起度過了“掃蕩”“封鎖”“重點進攻”的艱難困苦，在不斷走向勝利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紅色話語體系和紅色文化傳統。
【篇三】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精神結晶，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一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繼承與發展，蘊含著極其豐富的革命精神和無比厚重的文化內涵。紅色文化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值得我們珍惜的重要文化資源。紅色文化肇始于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長和發展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理想，努力奮斗去實現美好生活的樂觀主義的面世態度，積極向上的社會交往心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根本原則所催生出的文化現象和文化載體，是紅色文化的本質所在。
紅色代表什么？
說到“紅色文化”，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復合詞，由“紅色”與“文化”兩詞組合而成。因此，在對“紅色文化”內涵進行界定前，有必要探討“紅色”一詞的文化含義。
在自然界，紅色本是可見光譜中長大約為630至750納米的長波末端的一種顏色。納米（nanometer），即毫微米，是一個長度度量單位，國際單位制符號為nm。1納米=10的負9次方米，相當于4倍原子大小，比單個細菌的長度還要小得多。假設一根頭發的直徑為0.05毫米，把它軸向平均剖成5萬根，每根的厚度大約就是1納米。現在我們經常聽到的納米技術，就是專門研究結構尺寸在1至100納米范圍內材料的性質和應用的一門科學。
人們可能會問：“紅色”既然是一種顏色，怎么與“文化”聯系在一起？實際上，所有的顏色，在人類文化史上，都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含義。“紅色”與“文化”結合，組合成“紅色文化”概念，可能是因為紅色與人類新鮮血液的顏色較為接近，具有極強的視覺沖擊力。
紅色文化的源頭，可以追溯至13世紀末葉北歐各國。那時，北歐人通常會在戰斗中掛起一種紅飄帶，起名為Baucans，代表“寧死不屈”。根據坊間傳說，掛這樣的紅旗，意味著即使是國王，也不能奪走船上的財產。這種紅飄帶一直沿用到17世紀，后來逐漸演變成為代表反抗的紅旗。例如，當城市或者村落被敵人圍困時，就掛起紅旗，表示戰斗到死的決心。這一點，與掛白旗代表投降正好相反。
紅色成為革命的顏色，則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期使用的drapeaurouge（紅旗）和bonnetrouge（紅色錐形高帽），象征獨立、戰爭和烈士的鮮血，能夠激發人們的愛國意識。法國大革命時期，以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為代表的激進政治團體雅各賓派在鼓動群眾革命熱情時，就使用了一面紅旗，象征“烈士的鮮血”。在奪取政權以后，這面紅旗被當作國旗來使用，與法蘭西三色旗并列。所以，以后的革命運動中，紅旗被譽為“戰士的鮮血”。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者用象征革命的紅旗取代傳統三色旗；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革命者直接用一面純紅的旗幟作為自己旗幟。巴黎公社雖然只存在兩個多月，卻獲得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評價，而這面紅旗也成為一個標志。1923年，蘇聯的第一面國旗就是以紅色作為背景。從此，紅色逐漸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象征，紅色浪潮席卷全世界。
在文化底蘊極其深厚的中華文化中，紅色早已被賦予了獨特的文化內涵。五行中的火，對應的顏色就是紅色；八卦中的離卦，就象征紅色。古人以為，紅色有驅逐邪惡的功能。在中國古代，許多宮殿、廟宇的墻壁都是紅色，官吏、官邸、服飾多以大紅為主，即所謂“朱門”“朱衣”。紅色還代表權威，皇帝批閱奏折，使用朱砂紅筆，稱為“朱批”。紅色還象征喜慶。自古以來，逢年過節、婚嫁喜事，家家戶戶都會用各種紅色器物進行裝點。紅色還為許多文人墨客所喜愛。在詩人的筆下，把“紅”發揮得淋漓盡致，“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杜牧）；“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紅情綠意知多少，盡入涇川萬樹花”（文同）；“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龔自珍）。此外，紅色因其鮮艷奪目，還常帶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語出《元曲選·兒女團圓》），則提醒人們“紅得會發紫，紫得會變黑”，不要得意忘形，胡作非為，否則紅就會變成黑，由燦爛走向灰暗。
總之，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紅色主要是代表喜慶、吉祥、權威、激情和斗志等。而紅色與革命聯系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文化”，則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不斷選擇、融化和整合中外優秀文化思想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先進文化的綜合體。
不過，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當中，對于色彩的文化象征意義是不同的。對于不同色彩的文化象征意義，要根據各民族、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予以充好的尊重，尊重文化的平等性、多樣性。
劉潤為先生指出，紅色這一特定的顏色及其文化象征意義，“恰好與我們黨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氣質形成了異常完美的‘同構’關系。中國人的思維和語言善用‘比興’，因而人們將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創造的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先進文化凝練地稱為‘紅色文化’。顯而易見，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眾的一個偉大的文化創造！”（劉潤為：《當代思潮論集》，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
文化的形成來自于精神，是人的意識的產物。紅色文化的本源，來自于革命精神。但是，光有革命精神，不能稱之為“紅色”。資產階級革命，也有革命精神，不可能想到“紅色”，“紅色”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大特征。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農民起義，都是通過暴力革命，這些農民起義，這樣的革命，由于沒有偉大的理想和目標，不能稱其為“紅色”。紅色文化是由革命精神發展出來，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通過革命、通往共產主義偉大理想過程形成的一種獨特文化。無產階級領導、革命性、共產主義理想是紅色文化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
“紅色文化”在中國產生和發展已有一個多世紀，然而，“紅色文化”概念從提出到今天，不過十多年時間。2003年，四川省廣元市市委黨史研究室干部張茂枝，江西理工大學教師彭央華、項波等分別發表文章，探討紅色文化資源問題，“紅色文化”的概念呼之欲出。2004年，江西南方冶金學院教師劉壽禮發表《蘇區“紅色文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豐富和發展研究》一文，正式提出了“紅色文化”的概念。此后，“紅色文化”概念被社會廣為傳播，學界對紅色文化的研究也逐漸深入。進入21世紀，“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與研究持續高漲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首先，“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在經濟快速發展、創造諸多奇跡同時，面臨來自國內外許多的困境和挑戰，如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結構調整、能源和環境問題等；在思想文化領域，一度出現核心價值缺失、人心渙散、拜金主義等問題。在多元化的社會文化思潮中，紅色文化由于其本身所閃耀的啟蒙主義光輝和所孕育的理想主義品質，作為一種經過歷史沉淀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一種意識形態，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它代表了人們追求崇高理想的價值回歸。
其次，“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新時期特殊語境下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面臨各種國際國內矛盾的復雜局面，社會文化思潮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除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科學主義、新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文化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潮呈持續強化之勢，新出現的民生思潮、網絡化助推民粹主義走向前臺。”（鄒詩鵬：《三十年社會與文化思潮》，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全盤否定中華文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沉渣泛起。在這種形勢下，紅色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順應歷史潮流，進入人們的視野。“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適應新時代語境下“重新認識革命、重新認識革命文化的背景下實現的，體現的是與時代語境之間的良性互動。”（魏本權：《從革命文化到紅色文化:一項概念史的研究與分析》，《井岡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第三，“紅色文化”概念的提出還是對當前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一種積極回應。新世紀以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紅色旅游”成為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2004—2010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2011年5月，又頒布了《2011—2015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這兩個規劃綱要的頒布，促進了各地紅色旅游資源開發；而紅色旅游的蓬勃發展，又促使革命老區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從而形成了一股“紅色文化熱”。于是，紅色文化的價值形態、德育功能、紅色文化資源開發利用以及紅色文化產業開發等課題，迅速進入各級領導、專家學者和廣大社會公眾的視野，并在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紅色文化的基本特性
紅色文化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先進文化，它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世界各國先進文化成果，符合特定歷史時期的主流價值觀和文化發展要求。紅色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形態，我以為，主要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階級性。文化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首先要考慮的是這種文化的服務對象。紅色文化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紅色文化的階級屬性。
其二，民族性。毛澤東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在談及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指出，這種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由于其文化生成環境和民族發展存在差別，有其各自特點。紅色文化的生成環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迫切需要進行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又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紅色文化得到進一步發展。由此可見，紅色文化是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其三，先進性。紅色文化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必然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與中國社會的大環境密切相關，與中國國情相適應而存在。同時，紅色文化的先進性還表現在其文化自覺上。文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有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先進文化不斷涌現，又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落后的、與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文化沉淀下來。紅色文化經過革命洗禮，能夠遏止腐朽的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沉渣泛起。
其四，創新性。紅色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創新，是對舊的落后文化的一種批判。紅色文化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實踐中產生并發展起來，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創新是紅色文化的不竭動力。
最后，傳承性。文化具有歷史的傳承性。紅色文化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紅色文化中，諸如樂于奉獻、艱苦奮斗、頑強拼搏、求真務實、清正廉潔、甘于奉獻、不忘初心等精神實質，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傳承性是紅色文化的價值所在。
【篇四】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武威是中國共產黨在甘肅活動較早的地區之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武威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紅色文化。其首要內涵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基本特征是堅持走群眾路線，精神內核是“以民族大業為重”，重要載體是豐厚的紅色資源。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武威紅色文化具有重要的精神傳承價值、社會教育價值、思想建設價值和經濟開發價值。
紅色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甘肅武威位于河西走廊東端，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武威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武威革命實踐，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武威特色的紅色文化。本文將從梳理武威革命歷史入手，探討武威紅色文化形成發展的歷程，并系統闡述其內涵價值，以期為人們深入認識紅色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提供有益借鑒。
一、武威紅色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武威紅色文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和精神財富，它在大革命時期萌芽產生，土地革命時期進一步發展，抗戰時期平穩發展并有過暫時的低迷，至解放戰爭時期最終形成。
（一）大革命時期（1924年6月—1927年7月）
武威是中國共產黨在甘肅活動較早的地區之一。1924年，共產黨員張一悟來到武威，在武威師范任教務主任兼國文、歷史教員。他向學生介紹《新青年》《覺悟》《先驅》等進步刊物，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并以通俗的語言講解無神論、勞動創造世界、階級和階級斗爭等理論知識。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張一悟在武威主持召開孫中山追悼會，發表《中國時局問題》的講演，號召廣大青年繼承孫中山遺志，關心時政，振興中華。1926年，張一悟被迫離開武威。兩年里，張一悟積極宣傳革命思想，關心團結教育青年，使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在武威“播下了第一粒共產主義思想的火花”，武威紅色文化由是萌芽產生。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一時期，武威紅色革命出現高潮，紅色文化進一步發展。其主要表現有三點：一是開始有武威籍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比如古浪縣人楊春芳、武威六壩鄉人李振華分別于1935年12月、1937年4月在延安加入黨。二是1936年秋紅軍奉命渡河西進，組建西路軍，在武威地區進行了古浪戰役、涼州四十里堡戰役等重大戰事，為武威革命史留下了悲壯的一幕。紅軍在武威還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方針和政策，擴大了黨在武威的影響，并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三是西路軍過武威時，武威人民不畏艱險，積極支前，涌現了許多感人事跡。如柏樹鄉鄭玉蘭將家里僅有的一條被里子拆開，縫了7條面袋，裝滿面粉，送給紅軍作行軍用糧；清源鎮的開明地主魏克謙把家里的小麥、牛羊豬等捐獻給紅軍，紅軍收下這些東西后，給魏克謙開了收據，這張收據一直保存到解放。西路軍失敗后，武威人民又以認親、招贅、收徒、做幫工等形式掩護營救紅軍，其中有名可指的紅軍傷散人員就近200多名。
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有力地配合、策應了河東主力軍和友軍的作戰，為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作出了特殊的貢獻。武威人民不怕犧牲、勇于奉獻，與紅軍結下深厚情誼，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軍民團結的悲壯之歌。
（三）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這一時期，武威紅色文化的發展可分為兩階段：平穩發展期和暫時低迷期。
1.平穩發展期（1937年7月-1940年3月）。此一階段，武威出現抗戰團體、地下黨組織，并成立了中共武威臨時縣委，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12月9日，在共產黨員李德銘的支持下，甘肅青年抗戰團武威分團正式成立。該團“設有歌詠隊、話劇團和墻報組，在城鄉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編輯出版發行《抗戰周刊》12期，“為增強民族抗戰的意志，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次年2月，武威籍青年段源、劉大武經李德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中共武威縣支部、中共武威臨時縣委先后成立，并發展李春芳、李炎、馬金聲等入黨，壯大了黨的組織。同時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組織進步學生深入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
第二，暫時低迷期（1940年4月-1945年8月）。1940年4月以后，黨在武威的活動受到敵人的嚴重破壞，李振華被馬步青以“陰謀活動罪”逮捕，后經保釋出獄，但不久即與上級組織失去聯系，自后黨在武威的活動暫時處于低潮，紅色文化的發展也陷入低迷。
（四）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抗戰勝利后到1948年間，李振華、李芳春輾轉去了延安，黨在武威的活動未能恢復。不過，仍有民勤籍學生謝懷瑯、汪彥山、安佑天在北京入黨。1949年，全國革命形勢漸趨明朗，武威地區爆發“四·二五”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為武威地下黨組織的重新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5月之后，又一批在外求學的武威籍青年如徐成年、陳賓來、楊立法、王鳴和、周天年、趙敦生等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經組織派遣來到武威，大力宣傳黨的政策，開展各種革命活動。7月初，武威重新建立黨支部；26日，中共武威分區成立，并配備了分區領導班子。9月初，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先頭部隊三軍從蘭州出發，開始向河西走廊進軍，至23日，武威分區所轄武威、永登、景泰、古浪、民勤、永昌六縣先后解放。至此，武威紅色文化最終形成。
總之，武威紅色文化是中國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人民進行紅色革命過程中形成并不斷發展的，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為新時代武威精神的孕育和培養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動力。
二、武威紅色文化的內涵價值
（一）武威紅色文化的內涵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武威紅色文化的首要內涵。武威革命歷史昭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是人民的選擇。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徹底成功。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更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2.堅持走群眾路線是武威紅色文化的基本特征。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紅西路軍在武威深入群眾之中，積極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了解群眾疾苦，關心群眾生活，贏得了群眾的廣泛信任和真心擁護。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黨組織又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取得了抗日救亡和解放武威的勝利。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制勝的法寶，也是我們黨最大的“軟實力”。堅持走群眾路線，在新時代偉大進程中，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3.“以民族大業為重”是武威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核。早在1925年，張一悟就號召武威青年關心時政、振興中華。長征時期，紅西路軍所服從服務的基點，則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和人民團結一致，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勇斗爭。所有這些，體現的正是“以民族大業為重”的奉獻精神。而今天，我們更要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為建設幸福美好新武威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4.豐厚的紅色資源是武威紅色文化的重要載體。武威紅色文化形成過程中，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紅色資源，其中物質類文化資源包括西路軍古浪烈士陵園、古浪縣橫梁山戰役遺址、古浪紅西路軍紀念館、涼州四十里堡戰役紀念館等；制度類文化資源包括長征時期的《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抗戰時期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等；精神類文化資源如陳昌浩、李卓然等創作的革命詩歌、革命歌曲等。這些紅色資源是武威特有的文化資源，也是見證武威紅色歷史發展的最有力的證據。
（二）武威紅色文化的價值
武威紅色文化是革命時期由共產黨人領導武威人民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形成的，在精神傳承、社會教育、思想建設、經濟開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1.精神傳承價值。武威紅色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顯著的紅色精神。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都體現了武威人民務實苦干、奮勇爭先、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時代楷模”八步沙六老漢三代人治沙造林先進群體，便是對武威紅色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樣板。40年來，以“六老漢”為代表的八步沙林場三代職工，科學治沙、綠色發展，持之以恒推進治沙造林事業，為筑牢西部生態安全屏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畏艱難，勇于探索，矢志堅守，接續奮斗，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忠實踐行者，也是武威紅色文化傳承的代表者。2019年11月3日，中共武威市第四屆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將古浪縣八步沙林場“六老漢”困難面前不低頭、敢把沙漠變綠洲的當代愚公精神作為新時代武威精神。可以說，新時代武威精神正是武威紅色文化精神傳承的具體體現。
2.社會教育價值。紅色文化蘊藏著豐富的社會教育價值，比如愛國主義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質教育等，所有這些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一致，對于教育人、培養人、滋潤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武威各地充分發揮紅色文化優勢，積極開展“傳承紅色基因，弘揚紅軍精神”等革命傳統教育，不僅增強了黨員的黨性意識和先進意識，也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責任心和文化自信心。因此，充分運用武威紅色文化進行廣泛的社會教育，對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3.思想建設價值。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堅定理想信念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而武威紅色文化便蘊含著矢志不渝、信念堅定的價值觀念。西路軍面對強敵，浴血奮戰，對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抱有必勝的信念，涌現出諸如凌玉成等戰斗英雄。而一些紅軍傷散人員則歷盡艱辛，尋找革命隊伍，繼續戰斗。所以運用武威紅色文化進行黨的思想建設，對于堅定黨員理想信念具有積極意義。
4.經濟開發價值。紅色文化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動力，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發展的重要媒介，也是一些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武威要充分認識紅色文化的經濟價值，打造紅色文化品牌，例如編輯出版紅色文化書籍、創作紅色文藝作品等；同時培育發展紅色旅游，大力宣揚古浪縣橫梁山戰役遺址、古浪紅西路軍紀念館、涼州四十里堡戰役紀念館等紅色遺址和紀念場館，使紅色旅游成為推動武威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帶動武威經濟大繁榮。
三、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發揚紅色資源優勢，深入進行黨史、軍史和優良傳統教育，把紅色基因一代代傳下去”，“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習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紅色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強有力地推動了新時代紅色文化的學術研究和紅色文化的開發利用。武威紅色文化是中國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的區域形態，是武威文化厚重務實、開放包容的現代體現，也是新時代武威精神的重要源頭。在新的偉大實踐中，我們更應深入挖掘、充分研究、大力弘揚武威紅色文化，振奮革命精神，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為建設幸福美好新武威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篇五】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和局部執政的情況下積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是以堅定理想信念、積極價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艱苦樸素工作作風為主要標識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質上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政黨文化。延安紅色文化是走向成熟的革命文化，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生動的革命實踐和寶貴的奮斗智慧。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延安紅色文化是一種以自我革命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政黨文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發展和成熟。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和“解放”“改變世界”是同義語，革命的過程就是應用革命理論，動員廣大群眾，改變主客觀世界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含義之外，更在于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實踐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完美統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內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斷的踐行之中。長征到達陜北后，面對民族危機的加劇，黨及時調整革命的策略路線和任務目標。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黨對“革命”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應轉到“統一戰線”上來，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和組織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有信心也有能力使自身變成一個“革命的熔爐”，把許多愿意為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革命戰士。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
正是立足于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1937年3月，毛澤東在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堅定地認為，整個抗戰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從“溫和的土地政策”到邊區的民主選舉和“三三制”，從提升干部素質的學習運動到改變黨風的整風運動，其靈魂就是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表現出的主線是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馬克·塞爾登曾感慨地評價，中國共產黨“使農村革命的實踐適應統一戰線的戰時迫切需要，同時領導民眾大膽地、創造性地解決農村在多重壓迫下解體的問題”。整個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和愛國青年不斷地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形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并不斷地改造自我，堅持“永久奮斗”，以自身的實際行動推動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毫不夸張地說，經過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血與火的洗禮，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革命話語體系已走向成熟和完善，黨中央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成就，正依賴于對中國共產黨政黨文化的發展成熟和努力踐行。
延安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形成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革命文化。
延安紅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表現。早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提醒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黨內的關門主義，認為馬列主義如果不能“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就會變成死的教條。1937年，毛澤東先后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從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初步清理了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并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的概念，認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一次完整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命題；到《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系統而完整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精辟論證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策和策略，標志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整風運動之初，毛澤東通過《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完整也是樸實無華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作理論和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
學界普遍認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論，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確闡述。該社論指出，“在長期斗爭中用毛澤東思想培養起來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底革命精神，代表了無產階級的艱苦奮斗的精神”。延安精神無疑是延安紅色文化的內核和基因，其中已經凸顯了延安紅色文化和當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關系，表明了其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特征。
今天，我們回望延安十三年艱難而輝煌的歷程，就會發現許多延安精神原生態的內容。譬如，堅定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廣泛動員、組織和教育群眾的“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堅持走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產運動、下鄉運動體現出來的“南泥灣精神”“勞模精神”等等。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練，都是當時“延安作風”的升華，都打上了“窯洞中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印記，都體現出了和舊的剝削和壓迫觀念決裂后中國共產黨人的樸實無華的“接地氣”的文化品格。延安時期，續范亭第一次見到朱德總司令，就欣然寫道，“敵后撐持不世功，金剛百煉一英雄，時人未識將軍面，親切和藹田舍翁”；1942—1943年，張聞天做了15個月的農村調研后，感慨地總結道，“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正是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和反對“洋八股”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香的”“鮮活的”“接地氣”的革命理論，也才使得延安紅色文化成為真理追求和價值訴求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顯著文化標識。
延安紅色文化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最基本的“生活樣態”，其生活表現和實踐表達是樂觀自信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
毛澤東對延安時期人們的樂觀自信的人生態度高度贊揚，認為這是堅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動搖的“骨氣”。在1942年12月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對延安縣同志們的布爾什維克精神贊不絕口，指出他們的工作態度是積極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生龍活虎，不違農時，按時發放農具貸款；根據實際，“制定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這種精神，對于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于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的基本生活樣態。盡管當時的物質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很多時候是“端上飯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動派的封鎖和圍困時，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子。但這些困難絲毫不能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不能斷絕人民群眾對革命勝利、民族自強的希望。經歷過延安歲月的文藝工作者最普遍的回憶是：“雖然一切都是簡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極為滿足和快樂的”；“延安城內不論男女老少，他們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到處都能聽到革命“歌聲”，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愛國華僑陳嘉庚參觀考察后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這種樂觀自信和愛國奮斗的人生態度，一刻也沒有脫離細微的邊區現實生活和抗戰時期具體的經濟、政治工作。這樣的人生價值追求也絕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權機構、政治組織才有，而是每個類似張思德、白求恩一樣的普普通通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從身邊的“小事”和本職工作兢兢業業做起的。抗大沒有校舍，師生們自己建校舍，沒有桌子就用膝蓋當桌子。延安紅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樂觀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實踐表達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扎扎實實地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總結道：“我們黨的自信心，群眾的自信心，結合成為戰勝帝國主義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戰勝了一切肉體上的困難。”
延安紅色文化的內在機制是中國共產黨人社會總動員和群眾大組織基礎上的“救亡”與“啟蒙”并重的文化運動。
延安時期社會動員和組織群眾參與是結合時代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特定歷史階段的主要任務而進行的，是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具體化、實踐化和生活化，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耐心細致地引導和教育人民群眾，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內在的邏輯是：通過社會動員和群眾組織，把“救亡”和“啟蒙”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由之路”推進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積淀形成的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正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面動員，在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一批又一批的愛國青年和仁人志士歷盡千辛、奔向延安，為的就是追求中國社會的光明前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以“打斷骨頭連著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氣和毅力，冒著生命危險，闖過重重關卡來到延安的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完成精神洗禮，為中華民族、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正是通過“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群眾性的生產、下鄉、掃盲、冬學等組織活動，中國共產黨人和邊區人民一起度過了“掃蕩”“封鎖”“重點進攻”的艱難困苦，在不斷走向勝利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紅色話語體系和紅色文化傳統。
【篇六】論紅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文化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的持久支撐和永續發展的深沉動力，是一個民族綿延發展的精神血脈和獨具一格的思想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弘揚紅色文化、發揚革命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學界對于紅色文化這一中國話語體系下的特定概念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進行分析研究，大部分成果圍繞紅色文化的內涵、特征、價值、運用等問題展開探討，一些成果還針對地域性紅色文化進行專事研究，但現有成果對于紅色文化來源和內涵的論述不夠深入，特別是缺乏從長時段和大歷史視野進行深入考察的學術成果。應該說，紅色文化植根于五千年傳承不息的民族文化，孕生于三十載風雷激蕩的革命歲月，發展于建國七十余年來天翻地覆的輝煌征程，已然融入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想之中，煥發出璀璨的理論光芒和卓異的實踐指向，具有非同尋常的時代價值和跨越時空的永恒意義，是新時代建構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重要源泉，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牢記初心、砥礪奮進的精神土壤。
一、紅色文化的理論維度
紅色文化具有豐富多樣的內容和博大精深的體系。從狹義視角看，紅色文化特指革命文化，即黨和人民軍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舊址遺存及蘊育其間的革命精神，從紅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的一系列主體革命精神正是革命文化的核心內容與價值歸宿。從廣義視角看，紅色文化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與和平建設時期所創造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總匯，不僅囊括革命年代形成的革命精神，還包括和平建設年代形成的雷鋒精神、探月精神等精神指向。換言之，廣義的紅色文化就是中華民族人文傳統的承續和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體現。可以說，環環相扣、上下相承的紅色精神組合成為黨的精神鏈條并融入時代精神之中，支撐著我們黨千錘百煉而淬火成鋼，激勵著我們民族披荊斬棘而逐夢向前。
紅色文化的源頭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任何文化都不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都不可能脫離生生不息的民族傳統和意蘊悠長的人文歷史。“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紅色文化之所以卓然非凡、生機盎然，就在于其間凝練著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粹內容，體現著古老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譬如，紅色文化的愛國主義價值取向是對傳統家國情懷的重塑，集體主義觀念是對傳統整體主義意識的揚棄，人民中心立場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創新，創新進取精神是對傳統日新日進追求的發展。實際上，中國的知識精英經過對各種思想流派的甄比而最終選擇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在相當程度上就在于其同傳統文化的內在關聯。(1)[英]李約瑟著，勞隴譯：《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67頁。紅色文化正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旗幟引領下發生的完美演變，其間傳遞和彰顯著中國歷史至為深厚的人文傳統和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蘊含著真摯的民族情感和厚重的歷史氣息，孕育著契合民族心理體驗和思維范式的精神力量，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強烈的感染力、強大的親和力。
紅色文化的底色是革命文化。紅色文化之所以冠之以“紅”，正是源于其間濃郁強烈的革命氣息和構成其主體內容的革命文化。紅色代表鮮血、烈火、正義、激情，富有革命意蘊，彰顯進步追求，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共產黨人所垂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最初稱為紅軍，黨旗和軍旗都選取紅色作為醒目的底色，無數革命先烈更是舍身忘死、前仆后繼，為奪取革命勝利而獻出了寶貴生命，紅色無疑是革命文化的耀眼旗幟和革命精神的永恒基調。革命文化作為紅色文化的主體內容，規約著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核與發展方向。例如，紅色文化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群眾路線作風原則，就源自革命文化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范式。紅色文化承載著革命文化的優秀基因和光榮傳統，在發展流變中始終堅守著馬克思主義的確定方向，以黨的初心使命和革命精神砥礪價值向度，具有同黨的精神譜系一脈相承的卓越氣質。
紅色文化的表征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馬克思指出，任何觀念、范疇及其所表現的社會關系都是具體與歷史、絕對與相對的統一，“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頁。在時代潮流和實踐創新的推動下，紅色文化勢必要不斷豐富精神內涵，體現發展的社會生活和鮮明的時代主題。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多元文化交流、主流意識引領、核心價值塑造等方面擔負著主導作用，而紅色文化則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來源和內在組成部分，二者具有指向相通、前后相承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例如，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亦是紅色文化的亮麗名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導向也是紅色文化的根本追求。從一定意義上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是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紅色文化的具象表現和創新發展，紅色精神浸透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紅色基因更是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熊熊燃燒。
二、紅色文化的基本內涵
紅色文化植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櫛風沐雨、自強不息的偉大征程，源自于黨領導人民近百年來解放思想、實干興邦的輝煌歷程，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完美蝶變和革命文化的創新發展，從根本上規范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本內容與發展方向。(3)胡守勇：《紅色文化：概念、特征與新時代價值》，《攀枝花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實踐的推進，紅色文化已經擁有了多樣的表現類型和豐富的精神內涵，但在不同形態、不同時期的紅色文化當中都蘊含著一些共性的思想因子，這正是紅色文化的核心內容與基本內涵。
第一，九死不悔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學須先立志”，紅色文化當中凝聚著黨和人民為共產主義奮斗不懈的遠大理想，映射著中華民族改天換地的決心斗志，這樣的理想信念成為震古爍今的精神力量和振聾發聵的民族追求，成為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鍥而不舍、逐夢奮進的精神支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擁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的政黨必將無堅不摧、無往不勝，必能堅強有力、愈挫愈奮。(4)習近平：《在常學常新中加強理論修養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人民日報》2019年3月2日。國民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集團的屠刀鐵槍和高壓專制，中國共產黨正是懷著“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產主義堅定信念和“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的必勝信心，毫不猶豫地獨自高舉革命旗幟，“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在武裝斗爭實踐中逐漸孕育形成了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開辟了科學的革命道路和光明的革命前景。長征時期，贛東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方志敏被捕之后，身陷囹圄而信念彌堅，在監牢之中這樣暢想新中國的美好藍圖：“到處都是活躍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5)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員教育中心：《信仰：先驅的心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7頁。紅色文化最動人心魂之處，就是先輩們堅若磐石的共產主義理想追求和他們為之舍生忘死的壯麗革命事業。正是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產主義信念支撐下，我們黨由弱而強、愈挫愈剛，我們民族初心不忘、凱歌高航。
第二，熱忱熾烈的三位一體愛國情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強調世界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聯合戰斗的必要性，還從國際主義的視角闡述了愛國主義的價值指向，要求工人階級積極保衛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伊始就表示：“從這一天起，我們主張保衛祖國。”(6)《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3頁。愛國主義是馬克思主祖國觀的鮮明立場，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追求，浸染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全部進程之中，成為紅色文化孕生滋新的重要養料和不竭動力。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復興民族、振興中華為己任，把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和創建新中國的最低綱領結合起來，沿著五四時期確定的社會主義救亡出路而浴血拼搏。長征時期，黨中央和紅軍將士涉水跋山，“千難萬險無阻擋，行軍路上打老蔣，北上抗日打東洋”(7)黃宏：《長征精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頁。，歷經坎坷而終抵位于抗日前沿的陜北地區，令全國抗日形勢極大改觀。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更是從抗日全局的戰略需要出發，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廣泛靈活的游擊戰，大量消耗敵軍有生力量，改變戰場強弱態勢，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創造了良好條件。今天，愛國主義就是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祖國，對黨忠誠、為國奉獻、熱愛社會主義事業是新時代愛國主義的生動體現，這種三位一體的家國情懷是紅色文化的永恒追求。(8)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從一定意義而言，“四個自信”和“五個認同”就是紅色文化當中家國情懷的時代演繹。
第三，守定不移的人民至上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億萬大眾的實踐活動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前進，人民群眾才是世界歷史的創造動力。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的群眾運動絕不是單純著眼于無產階級自身的解放，而是以絕大多數人的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頁。。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正是緊緊依靠群眾和踐行群眾路線而得以發展壯大，始終堅定不移地牢牢把握民心趨向、牢固樹立服務宗旨，這種人民至上的價值抉擇和政治立場直接塑造了紅色文化鮮亮的政治底色和價值內核。黨成立伊始，就心系民族前途、情牽萬眾安危，把改變民族命運和化解民生憂患作為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向，科學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規劃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前景。服務人民、造福群眾是黨的精神自覺與行動指南，黨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10)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頁。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作為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秉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工作作風，自始至終為人民之利益而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而服務。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和中國共產黨人最根本的宗旨(11)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5日。，人民至上是紅色文化至為堅定和醒目的政治立場。體順民心，遵循民意，服務大眾，是紅色文化的內在要求和中國共產黨人政治道德的核心指向——不僅是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范式，同樣是新時代黨執政治國的核心理念。
第四，卓異不凡的艱苦奮斗精神氣度。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在漫長農耕時代篳路襤褸、改造自然而形成的精神自覺，在紅色文化之中得以升華和發揚。毛澤東強調：“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1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從井岡山等地升騰的星星之火終究匯成燎原之勢，實現了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特別是在抗戰相持階段，面對國民黨集團對陜甘寧邊區的重重封鎖和物資禁運，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八路軍358旅進駐隴東大小鳳川，墾荒屯田，生產自救，經過幾年的努力把這里變成了塞上江南。在艱苦奮斗精神的支撐下，黨不僅帶領人民取得了創建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的光輝成就，還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逐步強起來的偉大跨越。事實上，黨的每一個腳印都是艱苦奮斗精神的真實寫照，每一次勝利都離不開艱苦奮斗精神的充沛涵養。“只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奮斗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創造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宏偉目標。”(13)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3月21日。艱苦奮斗精神熔鑄在黨的基因和民族血脈之中，是紅色文化的重要象征和紅色精神的重要內容，是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法寶。
第五，獨樹一幟的實事求是科學品質。從動態變化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實現理論和實際的充分結合、具體和歷史的有機統一，因事而化，順時而進，隨勢而新，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內在要求。中國共產黨一直立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和解決問題，結合具體國情、時代主題、社會矛盾來檢驗真理、創新理論、指導實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貫徹始終的思想路線。八七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細致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結構，正確把握中國革命的步驟與特點，把革命主攻方向引向井岡山等廣闊的農村地區，探索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導。延安時期，黨大力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這樣以破促立的過程中實事求是成為全黨共識和工作原則。正是由于思想的充分解放和實事求是工作方法的應用，黨帶領人民勝利完成了創建新中國和實現“一化三改”的歷史重任，成功開創了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輝道路，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前無古人的豐碑偉績，在人類歷史上書寫了絕無僅有的中國奇跡。充分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篤定真理追求，及時修正錯誤，這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開拓前進、不斷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14)習近平：《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4日。實事求是精神貫穿于黨的全部歷史，這種可貴品質保證著紅色文化的生生不息和發展創新，為新時代實現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兩步走”奮斗目標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紅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紅色文化是一個層次完整、意旨精深的內容體系，在遺跡展館等物質層面、文獻法規等制度層面和思想信念等精神層面中，無不蘊含著超越其它文化系統的先進內容，體現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理光輝。從紅色文化豐富的思想內涵、深厚的理論淵源和嚴謹的系統結構入手考察，可以凝練得出六個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是獨特的民族氣派。民族性是紅色文化的首要特征，指紅色文化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孕生發展的文化形態，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革命文化的創新性傳承，始終扎根中國大地，以社會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文字、中國話語、中國故事彰顯著獨樹一幟的民族氣派和中國特色。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大原則，可謂紅色文化民族性的生動詮釋和最佳注解。“民族的”是指紅色文化要體現中國人民反對外來壓迫的共同心聲和捍衛民族獨立的強烈愿望，積極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凝鑄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文化體系；“科學的”是指紅色文化要反對一切封建觀念和腐朽思想，尊重歷史發展邏輯和演進脈絡，堅持批判地繼承民族傳統文化，著力弘揚其間體現民主精神的精華內容；“大眾的”是指紅色文化必須堅持人民本位，貫徹群眾路線，不斷滿足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并在鮮活的實踐應用中獲得深沉雄厚的發展動力。這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不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也是洋溢著中國特質的中華民族新文化。(15)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頁。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紅色文化的民族范式愈加強烈，彰顯著別具一格的中國氣質。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著講話總是蘊含著親切誠摯的民族情感，體現著鮮明濃烈的精神指向，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和關切，凝聚著海內外炎黃兒女的思緒和心愿，堪稱新時代紅色文化民族氣派的優秀典例。
二是真摯的民本關懷。人民性是紅色文化的根本特征，指紅色文化不是狹隘地從屬于某一特定階層，而是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把人民至上原則和群眾發展需要作為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從紅色文化培育、生成和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正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群眾生產生活實踐提出和限定著紅色文化的主題與任務，也正是具體歷史時期的群眾社會實踐活動推動和引導著紅色文化的發展與創新。顯然，紅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必須牢牢扎根于社會大眾的各類實踐活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色文化表現為馬克思主義引領下的蘇區文化、抗日文化和解放區文化，在勃勃生機當中映射著無與倫比的大眾性和先進性，同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文化專制與死氣沉沉形成鮮明比照。在社會主義改造、建設與改革時期，紅色文化不僅包括深受社會大眾喜愛和認可的文藝形式，還包括凝聚著紅色文化價值意蘊的革命精神和時代精神，以及群眾樂于瞻仰參觀的紅色遺存和紀念展館。尤其是新世紀以來，許多紅色遺存被開發成愛國主義教育陣地和紅色旅游景點，五四精神、紅船精神、延安精神等紅色精神也被納入黨政機關和各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這就促使紅色文化的大眾性得以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充分張揚和創新體現。堅守人民至上立場，服務廣大人民群眾，推進社會主義事業，這是新時代紅色文化人民性的具象刻寫。紅色文化只能也必須永遠植根社會實踐、服務社會大眾，在群眾性實踐活動中汲取養料、發展創新。
三是強烈的革命傳統。革命性是紅色文化的本質特征，指紅色文化始終保持著斗爭傳統和創新特質，不僅以激烈的革命方式否定了腐朽的封建舊制度舊文化，更以持之以恒的深度改革不斷實現自我升華，以持續的改革創新保持著蓬勃的生機與無盡的活力。在革命戰爭年代，紅色文化具體表現為以暴力革命和浴血斗爭為特征的革命文化。革命先輩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無畏精神，投入波瀾壯闊、滌新淘舊的革命斗爭，誓以碧血紅旗再造赤縣神州。從大革命失敗到新中國成立，黨領導的主要戰役達到3203個，這樣的巨大犧牲和艱苦斗爭鋪就了革命底色，也形成了紅色文化的稱謂。(16)潘宏：《論革命文化的時代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10月9日。在和平建設年代，紅色文化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和激勵著全國人民不斷破除社會經濟政治各領域束縛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體制機制，積極調適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鞏固。紅色文化是脫胎于革命文化而又超越革命文化并持續發展創新的新型文化形態，蘊育其間的革命傳統是保持和激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永恒動力與旺盛生機的重要思想武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員干部要充分發揚革命傳統與優良作風，帶領全國人民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17)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3期。紅色文化富含的斗爭傳統和革命意蘊，無疑能為完成全面小康硬任務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驅動，能夠激勵黨員干部和全國人民奮力推進“四個偉大”新的歷史工程和時代使命。
四是鮮明的實踐導向。實踐性是紅色文化的基本特征，指紅色文化形成了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有機結合與良性互動，既在實踐中孕生發展和豐富演進，又用以指導和引領革命活動、建設工作與改革探索，具有明確的實踐導向和系統的應用價值。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是紅色文化的直接來源和形成之本，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則是紅色文化的發展沃土和創新之基。事實上，實踐活動從來都是理論的鑒別器和文化的加工廠，能夠推動進步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實現優秀文化的創新性發展。正是在革命和建設實踐進程中，黨帶領人民清除了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投降主義等各種類型的主觀認識錯誤，牢牢確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指導地位，從而賦予紅色文化無限的生機活力和強大的精神動力。不過，紅色文化和實踐活動不是一一對應的簡單同步關系，而是總體同步和整體吻合，具有認識發展的獨特規律。實踐活動的深入必然推動文化的進步發展，但實踐活動的挫折卻未必導致文化的衰敗。“四一二”和“七一五”政變發生以后，黨的各級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進入低潮，但革命文化依舊向前發展。就在這一時期，魯迅、矛盾等進步人士在文化戰線高舉革命旗幟，形成了國統區如火如荼、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奮進征程和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歷史寫照(18)胡繼冬：《深化紅色文化記憶的當代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2日。，其各種經典形態都是在實踐活動基礎上的文化結晶。紅色文化必須也只有通過指導實踐活動才能轉化成強大的精神武器，激勵全國人民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境界，書寫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壯美詩篇。
五是發展的思想體系。開放性是紅色文化的突出特征，指紅色文化兼具世界胸懷和時代視野，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以揚棄的精神和開放的態度，把握時代主題，著眼未來發展，廣泛汲取古今中外各種文化的精華內容，有力提升自己的理論品質，不斷拓展自身的文化內涵。紅色文化從傳統文化中汲取了中華民族最深沉的價值追求和最獨特的精神標記，對儒家的大同理想、墨家的兼愛主張、法家的法治思想進行了古為今用的創造性傳承，使其成為紅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淵源。除此之外，紅色文化又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培育的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歌曲著述成為紅色文化豐富發展的深厚滋養與文化沃土。事實上，社會主義要在同資本主義的共處和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就必須以拿來主義的開放胸襟“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9)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近百年來，紅色文化始終以開放包容的氣度，博觀約取，兼收并蓄，呈現出博大的內容、鮮明的主題和創新的形式。“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20)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9年5月16日。新時代紅色文化仍要以開放的心態和揚棄的原則對待一切優秀文化形態，特別是大力汲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不斷拓展理論維度，積極充實內容體量，努力提升影響效力。
六是濃厚的時代意蘊。時代性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特征，指紅色文化是與時俱新、因時而化的文化體系，每一種經典形態和具體形式都體現著特定的歷史印記，反映著一定時期的社會生活和大眾精神，折射出社會歷史的演進脈絡和時代脈搏的跳動音符。恩格斯強調，所有思想認識和理論思維都是具體歷史時期的產物，都帶有深深的歷史烙印和時代印記，“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頁。誠然，紅色文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階段具有差異化的精神內涵和具象形式。革命戰爭時期，紅色文化主要表現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主題，深刻反映舊中國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激烈曲折的革命進程，著重體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初心、還我河山和衛我國權的使命擔當、堅定理想和敢為人先的斗爭精神。和平建設時期，紅色文化主要表現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深刻反映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著重體現恪盡職守、感恩社會的服務意識與堅韌不拔、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深入展現科學求實、實干興邦的家國情懷和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列寧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22)《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頁。紅色文化始終從時代發展趨勢和社會大眾需求出發，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和時代突出問題為導向，在實踐中發展創新，在創新中豐富發展，成為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奮斗進取、無往不勝的思想基石。
四、紅色文化的時代價值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精神血脈，是一個民族的思想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23)《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頁。紅色文化浸染著中華民族自力更生、逐夢有行的精神指向，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披荊斬棘、圓夢有恒的歷史征程，對于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如期實現民族復興宏偉目標，具有極其重要的精神引領作用和無可替代的實踐指向意義。
首先，紅色文化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的思想利器。在20世紀，社會主義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和從蘇聯到多國的發展，在二戰結束后形成了囊括15個國家的龐大社會主義陣營。只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同資本主義的競爭對抗，社會主義在1990年前后遭受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嚴重挫折。西方國家悍然把蘇東劇變宣傳為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一時之間中國失敗論甚囂塵上。然而，社會主義在中國卻顯示出無比旺盛的勃勃生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奇跡。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就和生動體現，其間充斥著紅色文化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風、精神氣度和價值范式，紅色精神已然內化為中國共產黨人代代相承的價值理念和行動范式，升華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德感召和精神自覺。時至今日，紅色文化愈發成為保持政治定力、克服陷阱困難、化解風險挑戰的思想利刃，成為激發中國共產黨人行動自覺和價值自省的思想之源。我們要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傳統，使紅色文化成為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的信念源泉和精神支撐。
其次，紅色文化是把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前進方向的定海神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光榮傳統不能丟，丟了就丟了魂；紅色基因不能變，變了就變了質。”(24)習近平：《嚴肅黨內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頁。新時代弘揚紅色文化，不僅可以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氣質和民族特色，還能在文明交鋒和文化交融的過程中，廣收博采，去粗取精，推動民族傳統與紅色基因在開放包容、批判吸收的格局中獲得創新性發展和傳承，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永不偏航、永具活力。當前，一些西方國家利用“西強中弱”“資強社弱”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格局，通過新媒體技術和互聯網平臺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領域的和平演變，大肆鼓吹“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論”“憲政民主論”等歷史虛無主義論調，別有用心地擠壓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和生存空間，欲亡其國、先滅其史的險惡用意昭然若揭。紅色文化是契合中華民族心理范式與情感體驗的社會主義國家記憶，能夠在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各種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常態下，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執守根本立場和保持前進方向提供思想保障。我們要主動承擔弘揚紅色文化的歷史使命，以紅色文化構筑起新時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銅墻鐵壁。
再次，紅色文化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豐厚土壤。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文藝創作必須具有服務人民的政治立場和真善美的品位格局，體現“五個認同”和時代使命，世俗而不低俗，大眾而不平庸，卓異而不俗媚。紅色文化蘊含著奮發進取的斗爭精神和獨樹一幟的格調旋律，具有雅俗共賞、多姿多彩的文藝形式，是新時代文藝創作的基礎來源和文化建設的指向所在。譬如，紅色文化能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確立標的和導向，為群眾性文化生活提供取之不盡的素材資源和精神食糧，充分滿足社會大眾對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和向往；紅色文化還能為中國文化注入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精神內涵，向世界展現厚重大氣、立體全面、朝氣蓬勃的現代中國，提高中國文化影響和文化軟實力。我們要努力傳承和發展紅色文化，以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和改天換地的現實成就，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促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最后，紅色文化是推進思想道德建設與引領精神價值導向的重要寶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底蘊和滋養，信仰信念就難以深沉而執著。”(25)習近平：《增強全面從嚴治黨系統性創造性實效性》，《人民日報》2019年1月7日。紅色文化同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內在一致性和縱向貫通性，其所蘊含的各種價值范式和內生的各種精神指向，如萬里崎嶇、為國效命的深忱愛國情懷，壯懷激烈、死生契闊的偉大犧牲精神，迎難而上、倒海排山的革命英雄氣概，守定不易、百折不回的堅定必勝信心，都是激勵人們樹立遠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思想源泉，是堅定人們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的精神武器，對于形成堅定正確的價值范式與健康向上的道德風尚具有極其重要的引領作用。簡言之，紅色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思維范式、情感表達、價值范式和精神導向，是新時代凝心聚力、開拓奮進的精神紐帶，是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認同、傳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