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建設，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潛力的經濟大國之一，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1】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如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明了方向，也為我國經濟行穩致遠、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足國內大循環，是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基礎。從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發了全球經濟的持續萎縮，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我們深挖國內巨大需求潛力，以國內大循環引領國際循環，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內部看，內需是雙循環的主引擎。我們立足國內需求有序復工復產，同時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領域各環節強化“六穩”“六保”措施，我國經濟呈現深V型恢復態勢，為國內大循環奠定了良好基礎。從長期看，我國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陣痛期”，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受疫情影響，一些結構性矛盾凸顯。實現國內大循環，可以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控的環境，穩住產業鏈、供應鏈和經濟運行，有效對沖日益增長的國際風險，促進價值鏈和需求鏈轉型升級。
立足國內大循環，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14億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比較優勢和我國強大的發展韌勁所在，孕育著巨大的潛力與活力。一要進一步挖掘內需潛力。支持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開拓國內市場，促進國內消費提質升級。積極培育新型消費，加快形成創造國內消費增量的新增長點。二要健全和完善我國制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找準高端產業發展中產業鏈、供應鏈存在的薄弱環節，開展集成研究、協同攻關，提升我國制造業的整體實力和先進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打造先進制造業和關鍵產業鏈外商投資高地，更好輻射并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三要在體制變革與機制創新中構建內需體系的制度架構。構建完整的全國統一市場，暢通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循環。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完善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投資的營商環境。
立足國內大循環，還要謀篇國內國際供給需求良性循環。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既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新趨勢的客觀需要，同時也彰顯了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責任擔當。為此，一要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拓展國際間外貿、外資、技術貿易等經濟層面的合作空間，加快創新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夯實供應鏈基礎，提升價值鏈層次，培育產業鏈生態，推進區塊鏈應用，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深度分工調整和創新發展中作出新貢獻。二要進一步增強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柔性和韌性，從制度、技術、規則等多方面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融合、相互促進。
“紛繁世事多元應，擊鼓催征穩馭舟”。在世界變局中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格局，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新趨勢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深刻領會、認真貫徹，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以更高效的資源流動和要素配置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血脈”，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篇2】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2016年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國希望與中國脫鉤的趨勢愈發明顯。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讓全球的經濟雪上加霜,世界經濟的衰退已成定局。雖然中國依靠自身對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復工復產，給世界經濟注入一劑強心劑，但中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
針對上述情況，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總書記在看望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了“內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一“內循環”+“雙循環”的中長期戰略到底有何目標，又有何挑戰呢?
一、短期與長期：以時間換空間
1、“內循環”=“擴大內需”?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內循環”等于“擴大內需”。我們認為，“內循環”與擴大內需有根本的不同。
擴大內需是各國在面對經濟危機，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軟時，最常用的應對方法之一，其目標是通過提振內部的消費和投資，保障就業，消化過剩產能，從而避免經濟衰退以及系統性風險。因此，擴大內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更何況，如果把“內循環”簡單理解為擴大內需，則很容易走進政策誤區。在宏觀經濟統計上，素來有消費、投資、凈出口的“三駕馬車”一說。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三者對GDP的貢獻是不同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將經濟增長劃分為六個階段，其中的第四階段和第五階段分別是成熟階段和大眾高額消費階段。成熟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業基礎和出口產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等)和社會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發展迅速，投資和凈出口是此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凈出口和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勢必導致國民收入水平的上升，進一步傳導到消費總量和消費GDP占比的上升，最終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
以進出口依存度(即進出口額占GDP的比例)為標準來檢驗，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大致符合這個理論。如下圖所示，從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歷年進出口依存度持續上升，可謂典型的世界工廠。雖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機打亂了步伐，但進出口依存度還是呈現出倒U型曲線。2019年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分別遞減至14.5%和17.4%，達到近20年來的歷史低位。這表明中國的經濟結構未來將迎來質變，會重點借助國內的資源，深耕自己的市場。當然，中國對外貿易額的絕對值擴大與在比例上外貿依存度的漸進下降并不矛盾。不過，中國目前尚未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而是處于成熟階段與大眾高額消費階段之間的過渡期。按照羅斯托的論述，大眾高額消費階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產業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車為代表的高檔耐用消費品走向普及。中國目前第一產業的GDP占比雖然已低至約7%，但仍明顯高于美國1%的水平。而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人口比例仍高達約40%，不僅遠高于美國同年的17%，甚至比美國在1960年的30%水平還要高10個百分點。換言之，中國尚未走完成熟階段，國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夠高的水平。加上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負債率(即債務額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也尚不完善，這些都制約了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推動能力。
因此，盡管提振內需是很重要的發展環節，但如果“內循環”只是“擴大內需”，那么結果未必會明顯，甚至可能揠苗助長。所以中國除了有為居民消費的提升提供條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對外貿易與開放，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和“外循環”，從而切實提高國民收入水平。
2、“內循環”+“雙循環”：以時間換空間
當前的世界經濟衰退不是進入了經濟周期的蕭條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疊加效應，且短時間內危機很難結束。因此，僅通過“擴大內需”是無法應對新局面。中國經濟需要更持久、更具體、也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和產業結構的雙改革，將“擴大內需”與“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從供給和消費雙向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也就是“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因此，“內循環+雙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更是一個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
因為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短期內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低位。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高度細化的背景下，許多產業在疫情之后的重啟都需要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經濟復蘇，而是需要主動苦練內功，以更好的制度環境和產業能力來準備迎接疫情后全球產業重啟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們做好了“內循環+雙循環”，不浪費這段全球產業重啟前的時間，那么我們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脫鉤的趨勢持續，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聯系將更加密切，而中國也將處于更加有利的狀態。這是以時間換取未來中國經濟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內循環+雙循環”不僅僅是擴大內需，而是通過“內循環+雙循環”改善制度環境，激活創新創業潛力，提升產業能力，改善產業結構。這些方面的提升空間是巨大的。按照黃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國要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論”。
二、以空間換時間：產業鏈與產業升級
“內循環+雙循環”也是一個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為何要強調“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內循環+雙循環’”。
美國目前對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進行打壓，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延緩中國進一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的步伐。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壓來換取時間。而無論國人接受與否，至少在短期內，美國的打壓是起到了作用。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只有放眼更長的時間，保證自己能夠穩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因此，中國需要用空間來換時間，這也是“持久戰”的精髓。
而在以空間換時間的目標中，核心產業的升級毫無疑問是重中之重，即優先發展目前中國所欠缺的尖端產業。一句話，“補要害的短板”。
中國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無數次遭受發達國家“挾技術以漫天要價”。而當中國通過自己研發掌握了該項技術時，又會面臨外國廠商大幅降價以扼殺中國尚處于萌芽狀態的研發成果。而通過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則可以合理地保護中國的市場健康和新的研發成果。進而可以作為談判籌碼，有利于拿到合理報價;退可以保護中國的技術成果不被價格戰扼殺在搖籃中。
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經濟、彌補產業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號召和推動各產業鏈的龍頭企業向自身的上游產業布局。保證龍頭企業在非正當競爭時期的長期、穩定的運營就是在保護我們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產出的相對全面且穩定產業鏈這一珍貴果實。產業鏈對經濟的作用無異于神經網絡與身體，只有神經完整健康，身體才可控，遇到危機才能開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業的龍頭企業通常是最了解產業鏈、最清楚中國產業鏈短板的角色，由龍頭企業帶頭縱向布局產業鏈，發展產業內循環，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利用效率。
短期內，“內循環+雙循環”有利于產業鏈較短的行業，且這些行業的短期經濟帶動能力強。產業鏈較短的行業受到國際關系影響的程度較小，因此在促進內循環時可以得到快速發展，并拉動經濟、保就業。這與“擴大內需”一致，是有效緩解經濟壓力的手段。發展國內大循環也是國內欠發達地區一個彌補發展的極好機會，過去盈利困難、缺乏發展動力的產業迎來了一次發展良機。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對標國外優秀企業，來發展與自身條件相適應的上中游產業，從而積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輪經濟發展當中。
三、“內循環”+“雙循環”的挑戰
任何戰略都是有代價的，也是有風險的。那么“內循環+雙循環”的代價和風險在哪里呢?要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思考：哪些產業更適合開展“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換句話說，哪些產業開展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成功概率大?而哪些產業不容易成功?基于產業鏈分析，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1.優先“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
“內循環+雙循環”有非常明確的發展方向：最優先發展那些已經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產業，而不是探索邏輯尚未明確的新興產業。這樣可以免去產業發展中的探索和試錯環節，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半導體產業是一個成熟的、國際分工高度明確的產業。其上游為EDA軟件業和光刻機等設備制造業，中游有芯片設計、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產業，下游為消費電子、電子通訊等產業。而中國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體水平較為落后。我們可以通過對標國際巨頭、借鑒其發展經驗，達到少走彎路，縮短差距的目的。但在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上，仍需要一步一個腳印。以光刻機為例，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是該領域的龍頭企業，占據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且壟斷了高端光刻機市場，故而有著超過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國方面的壓力，阿斯麥遲遲無法向中國晶圓代工企業出售最先進的EUV光刻機，延緩了中芯國際在工藝制程上的追趕步伐。而美國今年5月的新一輪制裁，更是讓國產光刻機和晶圓代工之痛波及到了華為。因此，光刻機顯然應該成為“內循環+雙循環”的發展產業之一。
但鑒于中國當前的國產光刻機技術與阿斯麥相差甚遠，甚至沒有一家國內企業位列阿斯麥的17家核心供應商。如果以生產相同技術水平的國產光刻機為目標，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實現。因此，一個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機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鏡頭等)上下功夫，爭取在零部件上實現產品趕超，進而成為阿斯麥的核心供應商之一，在EUV光刻機的進口談判上獲得更大的主動權。而這一策略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起點，進而實現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過程。
2.下游產業短期缺少發展動能
“內循環”發展的重點還必須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產業”。這就意味著短時間內，國內的一些下游產業可能會受到影響，無法獲得高速發展所需的上游資源。發展關鍵的上游產業是為了創造出更適宜下游產業生長的土壤，但這需要通過犧牲一部分下游產業的短期利益，來換取更長期、更持久的穩定收益。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樣的集體行動并不容易實現，估計需要政府和企業協調才有可能達成。
中國在過去快速發展過程中，經常是產業鏈“跳躍”式發展，而這必然導致產業鏈結構不穩定、不健全。“內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之一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因此適合以內循環經濟來發展的產業應當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經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產業之間卻存在一定技術斷層、產業鏈斷層現象的產業。
其中下游產業發展程度要比上游產業發展程度更加重要。這也可以解釋中國當前為什么選擇扶持半導體產業，而不是EDA軟件或光刻機制造業;以及為什么中國的電動汽車領域可以擁有較為完備的內循環體系，在全球汽車產業變革來臨之際，拿到了一張寶貴的入場券。
3.當前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存在隱患
中國在許多產業上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然而，貿易順差也意味著本國的產能大于本國的需求，一旦貿易環境有所惡化，受到的負面沖擊會更大，且難免要去產能。因此，鑒于目前的國際態勢，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適宜優先開展“內循環”建設，使整個產業鏈進一步延伸，并盡快實現升級，確保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結語
“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到底要持續多久呢?中央的會議雖未提及具體時限，但參考國務院隨后出臺的對半導體產業的扶持政策，為龍頭企業開出“十年免稅”可以看出，“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時間以上的發展方向。這就意味著，“內循環+雙循環”對中國未來10年的經濟影響將是深遠的，而這些影響也是商界、學界和政府部門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對的一個大趨勢、大格局。
【篇3】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筆者看來，雙循環的提出，既是對短期疫情沖擊下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更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長遠出發，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展望未來，立足大循環，促進雙循環，直面國內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釋放內需潛力，對于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實現創新驅動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必然舉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與博弈加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遭遇明顯沖擊。而早在2018年，習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給多年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帶來了嚴峻挑戰，深刻影響著大國關系。此時形成國內大循環、構建雙循環，是適應外部環境新變化、新局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和要求。
從產業鏈層面來看，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國際分工與合作不斷得到加強。在此過程中，我國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鏈條，并深度融入了全球價值鏈：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進出口份額的23%。然而，隨著疫情催生產業鏈回流、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全球成本競爭優勢發生轉移，使得國際大循環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動。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國反思缺乏基礎醫療設施自主生產能力、過度依賴我國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業回流的力度，這可能導致涉及民眾醫療衛生、國家安全等基礎產業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削弱了我國商品在美國的競爭力。目前，我國過去四年出口到美國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類占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在減少，其中不僅包括勞動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來自美國近鄰墨西哥的競爭。三是東盟憑借勞動力、資源等低成本優勢，在全球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一定程度上壓縮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變革來自于中美關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鋒正在貿易、金融、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展開，且博弈不斷升級。
在政治方面，2020年7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國通過《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為由，授權行政當局針對我國相關人士及金融機構，實施包括禁止財產交易在內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單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11位香港及內地駐港高級別官員。從目前的博弈態勢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擁有的法律授權，擴大制裁范圍的可能。
在技術領域，最近一段時間，TikTok被美國政府要求強制出售，白宮展開以去中國化為目標的“凈網行動”，接著又頒布行政命令封殺TikTok和Wechat。美國針對我國科技公司的“組合拳”接二連三，不僅針對“硬科技”，還加大對“軟科技”企業出手的力度，加速與我國在科技領域脫鉤。如果科技脫鉤的趨勢無法改變，一場影響更加深遠的新型數字鐵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領域，美國就中資企業海外融資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會計準則和審計合作之爭加劇，美國財長姆努欽表示，中國和其他國家不符合會計準則的公司到2021年年底，需從美國退市;而之前參議院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待眾議院通過和總統簽署)亦對我國赴美上市企業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國還可能會加大對部分中資金融企業的制裁。
變局同時蘊含機遇與挑戰。筆者總體認為，從“國際大循環”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積極戰略選擇與調整。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二季度，我國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圍內首先走出了疫情陰霾。然而，盡管迎來疫情后的經濟快速反彈，但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四大結構性失衡，給經濟反彈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
一是生產端的恢復快于需求端。當前工業生產恢復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復要相對緩慢，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1%，仍舊處于負增長區間。
二是工業恢復快于服務業。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4.3個百分點至4.7%;而第三產業僅回升7.1個百分點至1.9%。部分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還處在深度負區間。
三是大型企業恢復快于中小企業。7月，限額以下企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3.7%，連續五個月低于限額以上企業，且差距進一步拉大;制造業PMI也顯示，小型企業景氣度趨于回落，與大型企業表現顯著分化。
四是實體與金融的不平衡，即實體經濟下滑、金融體系擴張。疫情之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加大，資金流入股市現象顯著;但在實體回報率仍然低迷的情況下，流動性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
此外，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中，供需失衡、區域失衡、行業失衡、企業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劇，成為困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難點。例如，實體經濟結構方面，我國長期面臨產能過剩局面，但供給難以滿足需求，不少高品質商品還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獲得滿足;區域層面，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行業層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擴張與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形成反差;企業層面，民營經濟發展常常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障礙，生存空間弱于國有企業。
因此，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緩解結構性失衡，立足內循環，促進雙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環，實現雙循環的政策著力點
內外部經濟形勢的深刻變革以及我國經濟面對的長短期的挑戰與壓力，使得我國決策層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這也可能成為貫穿我國未來5—10年發展的戰略綱領,成為“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針。為了促進雙循環，如下五大政策發力點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雙循環”并非閉關鎖國，應保持積極開放態勢。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備的基礎設施,在全球范圍內獨具吸引力。在產業鏈轉移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仍應通過加大開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貿港建設等，吸引外資流入。與此同時，也要做好外部經濟衰退背景下的政策應對，包括：鼓勵出口轉內銷，在電子、醫療、高端制造等關鍵行業提供政策優惠，大力推動進口替代;以多邊主義穩定貿易投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歐投資協定等經貿框架的談判;在保證產業鏈不過快流出的情況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等經濟體的經貿關系;助力外貿企業尋找替代出口市場。
第二，培育高質量的國產服務供給，擴大國內最終消費。短期內，應通過出臺扶持政策措施，穩住目前的消費回暖勢頭，加大對消費薄弱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續國內消費難能可貴的回升態勢，進而推動服務消費盡快回到正軌。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其零售市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未來，應將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主要抓手，以推進新型城鎮化為主要方向，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應鏈的韌性。短期而言，應對美國對中方的技術封鎖，應當篩查海外供應鏈，特別是具有戰略安全意義的海外供應鏈，查明上游設備、零部件、軟件等受美國管控的部分，對其中不能自產的，要提前準備非美國的替代品。長期而言，根本的解決途徑仍然是加強基礎研究，提高政策層面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創新科技領域，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貿易和服務規則的制定，把數據安全、技術安全、金融安全問題留在經貿框架內，主動打造國際貿易的前沿陣地。
第四，建立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體系。鼓勵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長江經濟帶開發、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地區協調平衡戰略，縮小區域經濟之間的差距;同時，降低沿海外貿企業的成本與轉移壓力，盡可能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與中西部地區形成梯隊承接，避免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制造業形成抑制，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實體經濟活力。要推進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創新生產要素供給;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推動教育和科技體制的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改革，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