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般是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主持詞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主持詞篇1
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
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
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WHDGM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WHDGM”的發動。
八、“WHDGM”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WHDGM”，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WHDGM”的發動。
WG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WHDGM”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WHDGM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WHDGM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WHDGM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主持詞篇2
同志們，大家上午好！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了從黨的百年歷史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滿懷信心邁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2月20日，黨中央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立足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新起點，立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高度，深刻闡述了開展黨史學習的重大意義、重點內容和工作要求，對新時代學習黨的歷史，弘揚黨的傳統，開啟新的征程，創造新的偉業，作出了重要部署。講話高屋建瓴，視野宏大，思想深邃，是開宗明義、催人奮進的“開學第一課”，是知史鑒今、觀照未來的歷史教育課，是砥礪初心、牢記使命的黨性教育課，為我們開展好黨史學習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中央印發了《關于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對于這一次學習教育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求概括起來說，就是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也就是四個學。要達到的目的是四句話十二個字，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黨史的基本功能是以史鑒今，資政育人。
學習黨史不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學習黨史是要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黨史學習教育四個學的要求，我個人的學習體會是我們要從黨史的學習中汲取思想的力量，從黨史的學習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從黨史的學習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從當時的學習中汲取實踐的力量。總體來說就是汲取四個力量，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實踐的力量，從而統一全黨的思想、意志、行動，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磅礴的力量，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下面圍繞黨史學習，我講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講，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充分認識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
第二個問題講，認真研讀黨史基本著作，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和歷史性貢獻。
第三個問題講，深刻把握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
第四個問題講，開展黨史學習教育，要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第一個問題：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充分認識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黨史的學習和教育，注重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造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史的學習，圍繞黨的歷史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他的這些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系統地回顧了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深入總結了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的理論成果，積累的寶貴經驗，鑄就的偉大精神，深刻闡明了我們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偉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展望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光明前景。
總書記近年來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我們做一個概括，大致有九個方面。
第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走過百年光輝歷程，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70多年，擁有9100多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勵志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要始終站在時代潮流的最前列，站在攻堅克難的最前沿，站在最廣大人民之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段話實際上是在今年春節前春節團拜會上，總書記在幾個場合下強調的思想。總書記說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一目標。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我們為什么出發。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們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歷史在人民探索和奮斗中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又造就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新的輝煌。總書記說一百年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走過的歷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用鮮血、汗水、淚水寫就的，充滿著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獲，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繼往開來、奮勇前進的現實基礎。歷史告訴我們，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扎根中國大地，吸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獨立自主實現國家發展的戰略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
第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黨的歷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向前推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他這是對我們黨員領導干部強調的，我們在學校里、大學里學習，我們有選修課，有必修課，總書記在這里講的黨史、國史的學習是必修課，而且不僅必修，你一定要修好。總書記說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要加強黨史學習和教育，努力從黨走過的奮勇激蕩的歷史中，從黨開創和不斷推進的偉大事業中，從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長期實踐中，深化對黨的信賴，堅定對黨的領導的信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第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重溫這部偉大歷史，能夠受到黨的初心使命、性質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動教育，必須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基因。總書記說革命理想高于天，沒有一大批具有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的中華兒女，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今天我國的發展進步，要把我國發展得更好，離不開理想信念的力量。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光榮傳統不能丟，丟了就丟了魂，紅色基因不能變，變了就變了質。我們黨的每一段革命歷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動教材，黨員干部要自覺地接受紅色傳統教育，常學常新，不斷感悟，鞏固和升華理想信念。
第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廣大黨員要以學習黨的歷史為重點，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在學習領悟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總書記說，我們的歷史視野中要有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要有500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要有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80多年的斗爭史，要有中國共產黨100年的奮斗史，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的發展史，要有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史，要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要通過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想明白，搞清楚，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堅定不移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奮斗。
第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我們黨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的歷史。一定要一塊過，一塊干，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這一次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說了兩句話，這兩句話以前是沒說過的，這一次我記得是第一次說，他說了兩句什么話呢？他說我們黨和人民群眾要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很通俗的大白話，很接地氣，但他的思想內涵很深刻，很形象，很生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根本原因是始終堅持和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信業路到復興路，我們黨100年來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進行的一切斗爭，做出的一切犧牲，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正是由于始終堅守了初心和使命，我們黨才能在極端困難中發展壯大，才能在瀕臨絕境中突出重圍，才能在困頓逆境中依然奮起。一個人也好，一個政黨也好，最難得的就是歷經滄桑而出行不改，飽經風霜而本色依舊。任何時候我們都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根永遠做人民的勤務員。
第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宣傳黨的歷史，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總書記說，黨的歷史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也是黨的建設的寶貴資源。要把黨的歷史研究好、宣傳好，把紅色資源挖掘好、應用好。為加強黨的建設和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凝聚正能量。要講好中華民族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特別要講好新時代的故事，引導人民群眾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第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這一段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講的。總書記還特別指出，學習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了解歷史才能看得遠，理解歷史才能走得更遠。只有科學把握歷史規律，按歷史規律辦事，我們才能無往而不勝。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百年奮斗，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實踐成果，而且積累了治黨治國的豐富經驗。要通過學習黨的歷史，認識和把握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所創造的豐富經驗，獲得的思想的啟迪，知識的武裝，提高工作本領，站在歷史的深厚基礎上，更加堅定的走向未來。
第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正確的黨史觀，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總書記說，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如果歷史觀錯誤，不僅達不到學習教育的目的，反倒會南轅北轍，走入誤區。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對夸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將黨史事件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等錯誤傾向，要引起高度警惕，要樹立正確黨史觀。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的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的歷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
要實事求是的看待黨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既不能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領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對于黨的歷史認識的一貫立場和態度，而且體現了我們黨對黨的歷史認識的最新成果。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充分認識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提高思想認識，增強學習教育的行動自覺。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認真研讀黨史基本著作，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和歷史性成就。
如何正確的了解和把握黨的百年歷史呢？歷史是由人物、事件所構成的，這是歷史的基本要素。時間、空間是歷史存在的基本形式，所以我們講歷史一定要有時間、有地點。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它的內容十分的豐富，也非常的宏大。我們經常用這么一個名詞或者概念來形容，波瀾壯闊。
要搞好黨史學習教育，就要認真的研讀黨史的基本著作。在這一次黨史學習教育中，按照總書記的要求，按照中央的文件，按照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方案，我們要認真學習好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要學習好《習近平總書記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中國共產黨簡史》，這四本書是這次學習教育指定的學習材料。《習近平總書記論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深入的總結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的理論成果，積累的寶貴經驗，鑄就的偉大精神，可以說是有史有論，史論結合的典范。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聚焦理論熱點、難點問題，回應干部群眾的關切，內容是通俗易懂。《中國共產黨簡史》不到30萬字，28萬多字，有所取舍，詳略得當，既客觀敘述了歷史的本然，又真實講述了歷史的所以然。
所以這四本書是我們在這次學習教育活動當中要學好的四本書，四本書有血有肉，有股有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需要相互參照，相互印證，互為補充，我們把它貫通起來，進行學習。
下面我就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和《中國共產黨簡史》敘述的歷史脈絡，對我們黨的100年的光輝歷程和偉大歷史貢獻做一個概述。
一是經過頑強奮斗，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在我們黨成立之前，為了改變國家的境遇和民族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一直沒有間斷。有胡繩同志曾經主編過一本書，叫《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寫我們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這80多年，中國人民反抗斗爭的這一段歷史。那個書還是影響挺大，大家反應非常好的。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是一次次地都失敗了，無數仁人志士為此而報終天之恨。但是歷史前進的腳步永不停歇，嶄新的革命形勢總會在歷史運動的規律中踴躍出來。
這個轉折是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這是世界上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發生，中國也發生了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世界上這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就是十月革命的發生，中國歷史事件的發生是五四運動，前后他們差個兩年的時間。那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之后，1921年建立在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登上了引領中華民族改變命運，走向復興的歷史舞臺。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28年浴血奮戰，成功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建立，他具有這樣的歷史意義，什么意義？他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途和制度基礎，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這是第一個偉大飛躍。
我這個地方用三個偉大飛躍，這三個偉大飛躍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講話里面，來高度總結概括出來的。我認為來用這樣三個偉大飛躍來講這段歷史，我認為非常的準確，也非常的形象，也非常的全面。
二是經過頑強奮斗，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鄧小平理論，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分階段有步驟的推進各方面的體制改革，勇敢的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來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成功的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構建和諧世界，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成功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第二個飛躍。
三是經過頑強奮斗，黨團結帶領人民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前兩個飛躍，我們的表述是實現了。第三個飛躍是迎來了，就是說還沒實現，我們正在為之努力奮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偉大歷史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我國經濟實力躍上了新臺階，經濟總量在2020年突破了100萬億，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7％左右，穩居世界第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了一萬美元。那么今年以來，世界各大智庫，各知名的智庫，都在預測中國在什么時候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按照中美兩國的現狀來看，中國總有一天要超過美國，這是早晚的問題。
最近參考消息發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說美國在1895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世界的經濟總量的占比達到了最高峰。那么100多年來，他這篇文章說的觀點，我們聽一聽來想一想，他說100多年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形成了趕超美國的時候，對美國造成的實質性的威脅。他說當年冷戰的時候，蘇、美兩國爭霸，蘇聯經濟總量最高的時候僅僅達到美國的四成，但我也看到過另外一個材料說曾經達到過美國的五成，后來蘇聯就解體了。
那么日本在上一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有一個階段曾經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七成，后來美國對日本采取了遏制打壓的措施和手段，由于種種原因，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了。
那么現在他的觀點就是說，中國是真正的今天造成了對美國的威脅，要趕超美國對美國的威脅。現在是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按照100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大致是14.73萬億美元，2020年就去年，美國是20.93萬億美元，中國已經達到美國的70.4％。因此中國經濟總量什么時候要超過美國，智庫們就紛紛地預測，包括一些世界的經濟組織也進行預測，預測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比較積極的說法說2028年，中國將超過美國。中間的說法說是2030年，保守的說法是到2032年。我們國內的一個權威的機構的智庫，它的預測是2032年。當然這個智庫的名字我就不點了。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民主法制建設邁出重大步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高等教育進入了普及化的階段。高等教育有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我們早期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叫精英教育，后面我們又邁入了叫大眾化階段。現在又邁入又一個概念，叫普及化階段。我們現在是進入普及化階段了，但是它有個比例的說法。城鎮新增就業取得新成效，建設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了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了10億人。
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全局性變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展現新氣象，實現新作為。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地向縱深推進，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
反腐敗的事情，我感到“十八大”以來給大家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取得的成效。前一段時期我看到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登的一個訪談。最近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開始刊發《習近平在浙江》的系列訪談。去年推出的是《習近平在福建》的訪談，在第35期也是習近平在福建訪談的最后一期，他采訪的是福建電視臺的一個記者，記者叫孫永明。他曾經在1998年跟隨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志，一塊到西藏去接送援藏的干部。當時把第一批的到期了要接回來，第二批的要進藏就送進去。他作為隨行的記者跟著習近平同志到西藏，后來就把他作為一個訪談對象進行采訪。
當采訪組問到他，問他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哪個國家發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歷史性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你作為一位資深的媒體人，請您談談對現在時政熱點的看法。孫永明記者回答說，他說首先是反腐敗斗爭取得重大成果，振奮人心。他說作為一個老百姓來看中國的這段歷史，他也就是個記者，他把他作為一個老百姓。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創造奇跡的人，之前社會上曾對反腐敗有過爭議，有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共產黨敢給自己開刀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們黨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內，自己給自己開刀。孫永明說腐敗是世界的通病，縱觀古今中外，有幾個政黨敢把自己的問題毫不避諱地袒露出來。所謂的西方民主其實就是相互之間開刀，在野黨和執政黨相互開刀來解決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做到堂堂正正地把黨內的毒瘤割掉，對腐敗始終保持零容忍，這在一定的程度上講，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孫永明同志講的這段話，我認為講得很深刻，講得很好。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聚焦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脫貧攻堅。現行標準下的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近一個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減貧人口是7.7億，占全世界減貧的70％，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歷史性的畫上了句號。
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和強大生命力，充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價值和實踐偉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披荊斬棘，攻堅克難，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成功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的化解了經濟、科技、社會、網絡、外交等領域的風險挑戰。在中美經貿摩擦、釣魚島主權爭議、中印邊境沖突，南海主權和權益維護，以及涉港、涉臺、涉疆、涉藏、人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敢于做真，善于做真，有力地維護了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特別是在剛剛過去的極不尋常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洪澇災害多地發生，經濟發展備受沖擊，外部環境風高浪急，來自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國際自然等領域的挑戰紛至沓來。
我當時看到一個報道，那么講到2020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應對疫情問題。總書記說了一段話，我當時看完以后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今天是大年初一，本來應該讓大家過個年，放松一下，但是現在疫情很緊急，我昨天晚上是夜不能寐，讓大家來開會研究這個問題。我看了報道給我印象很深，非常的感動。
可能這在我們新中國歷史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在泰山壓頂的危機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準確研判，精心部署，果斷采取行動，帶領全黨、全國、全軍眾志成城，迎難而上，進行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艱巨斗爭，經受了一次次驚濤駭浪的嚴峻考驗。在這極不尋常的年份，創造了極不尋常的輝煌，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足以載入史冊的答卷。斗爭異常艱辛，成績來之不易，根本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在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
這是我講的簡要通過三個飛躍，把我們黨的100年歷史做了一個梳理。
下面第四小點，我想簡單的說一下，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100年來取得的最根本的成就是什么？
我想做一個簡要的概括。10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通過奮斗創造積累，取得的根本成就就是創立、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一句話，100年來，我們黨和人民取得的根本成就，就是奮斗、創造、積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構成的。所以我們強調四個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的目的就在這里，他的要求就在這里，他的意義就在這里，不要把我們黨帶領人民100年創造的這樣一個最根本的成就把它丟失了，要把它堅持住，這是千辛萬苦得來的，這是要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福祉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奮還要繼續奮斗的。
第三個問題：深刻把握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
學習歷史是為了更好的走向未來，要立足新起點，新征程，把握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深刻汲取歷史經驗，全面掌握實踐要求，勇于擔當，善于作為，不斷開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局面，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篇章。
按照黨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總書記講話的要求，我們要準確把握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概括的說“六個進一步”。
第一，要進一步感悟思想偉力，增強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的政治自覺。我們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思想就是力量。一個民族要站在時代的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的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思想的指引。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
這一次中宣部組織編寫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我看到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他的重點在第一個問題做了闡述，闡述的時候我也注意到了，在前面講到我們通常講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后面又給增加了一句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相結合，我看有這個內容的表達，我認為這樣可能更完整。
我們黨以唯物辯證的科學精神，無所畏的博大胸懷，領導推動了中國革命建設，不斷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來沒有動搖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們黨和國家必須始終遵循的指導思想。
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的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它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關系。100年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創新相統一，不斷地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人，他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但是看我們黨的歷史，開始很多人不接受他，不認可他。我最近看了當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指揮，他有重要的責任，就是李德，他的真名叫奧托·布勞恩。后來他回國以后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紀事》，在這個書里面他講到，他說當時把我派到中國的中央的蘇區，中國同志給我起了個名字叫李德，什么意思？就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同時還給我起了一個筆名叫華夫，華就是中華的華，夫，丈夫的夫，華夫，如果我們看書看到華夫指的就是他。
華夫是什么意思？中國同志說中國男人，華就中華，夫就是丈夫，中國男人。他在他的書里面，對王明等人他用的一個詞，他說他們是馬列主義者，馬列主義知識分子。對毛澤東他也用了一個詞，一直到后來他都不認可，他說毛澤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那么恰恰我們今天看，王明這些人完全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只能照搬教條，然后把馬克思主義背的一套一套的，不會用。毛澤東同志恰恰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進行了新的理論創造，給中國取得了我們的革命的勝利。
我們黨的這一系列的理論的創新和創造，為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為增進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統一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們要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地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特別是要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進程，來深刻的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不懈用黨的創新理論的最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圣職責。總書記指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我們認識真理、進行理論創新就永無止境。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在改革中守正創新，不斷超越自我。在開放中博采眾長，不斷完善自己。不斷地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豐富和發展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要進一步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的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的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更好的前進。在100年的奮斗中，我們黨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歷史大勢，正確的認識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
我們黨的誕生就是順應了世界發展大勢的結果，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的興起，就是當時的世界大勢，我們黨從這個世界大勢中產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救亡的強烈愿望的大勢出發，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最終團結帶領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鞏固，也是順應了時代大潮的產物。那個時候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出現了東風壓倒西風的氣象。毛澤東主席1957年第二次訪蘇的時候，參加蘇聯世界共產黨大會的時候，慶祝十月革命，在那一次講話里面，他就提出了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
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也是基于我們黨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當時世界經濟科技發展很快，我國發展從國際上的先進水平差距明顯拉大。鄧小平同志說，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我們改革要達到的目標，達到的目的。我們黨對世界大勢作出的科學判斷，下決心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一往無前，下決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或者說義無反顧地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黨史觀，從歷史的長河，時代的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索歷史規律，提出應用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風險意識，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保持戰略定力，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試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在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
第三，要進一步深化對黨的性質宗旨的認識，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本色。我們黨來自于人民，黨的根基和血脈在人民。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的工作路線，人民立場是我們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始終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是我們黨立黨、興黨、強黨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艱辛踐行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大革命失敗后，30多萬犧牲的革命者，大部分是跟隨我們黨鬧革命的人民群眾。紅軍時期，人民群眾就是黨和人民軍隊的銅墻鐵臂。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廣泛的發動群眾，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淮海戰役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這最早是陳毅同志，他總結概括提煉的。渡江戰役勝利是靠老百姓小船劃出來的，是總書記去地方調研以后，總書記最后又把它用了陳毅的那一句話，總書記概括了這一句話，非常形象，非常生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人民群眾干出來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偉劇是億萬人民群眾主演的。
歷史充分的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反之，我們將一事無成，甚至會走向衰敗，走向失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兩句話它最早的出處它出自于習仲勛同志講的，在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要舉行慶典活動，黨中央就決定了邀請老同志參加活動，尤其是十一那一天的閱兵和群眾的游行，他們要登天安門城樓。
習仲勛同志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后，他常年住在深圳，因為大家知道，他對廣東改革開放，深圳搞經濟特區，他是有功勞的。他對廣東深圳是有感情的。所以他退下來以后，他多年住在深圳。為了參加五十年國慶活動，他回到了北京。10月1日這一天，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了閱兵和群眾游行。晚上天安門廣場是要放焰火，還要搞群眾的聯歡。這一年“十一”的晚上，那天的氣溫下降，氣溫不高，后來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就通知，老同志們說晚上的活動自愿，也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但是那天晚上，習仲勛同志不顧年事已高，身體有病，晚上穿著一個風衣，又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又來參加這個活動。他看著群眾的聯歡，看著夜空中釋放的焰火，想著白天的閱兵和群眾的游行，心情很不平靜，可能是心潮起伏，浮想聯翩。他可能想得很多，脫口就給站在他身邊的中央領導同志就說了這兩句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說得多么好。這是對我們黨的歷史，黨和人民血肉不可分割的這種關系，高度的概括和總結，可以說成為名言。
我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收集整理一些材料的時候，我講的這一段，是根據他的秘書后來寫的一篇回憶的文章，記述當時跟在身邊，習仲勛同志說的這兩句話，我想在這里把它的出處告訴大家。我們從中得到很深刻的歷史啟示，我們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我們黨的章程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章也明確規定，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和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為崇高理想奮斗，和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完成黨的各項工作，和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脫離群眾，與群眾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我們要深刻認識黨的性質宗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進展。把14億中國人民凝聚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第四，要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不斷的提高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水平。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的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應對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黨的經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書本上抄來的，而是我們黨在歷盡艱險，飽經風霜之后的長期摸索中積累下來的，包含著成敗和得失，凝聚著獻血和汗水，充滿著智慧和勇毅。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既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也有來自自然界的，既有傳統的，也有非傳統的，我們經常說的兩種風險就是黑天鵝、灰犀牛，也會不期而至的。
我們要更好的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我們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
當年毛澤東同志在總結革命斗爭經驗的時候，他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概括為三大法寶。這三個法寶對我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我們要抓住建黨100年的重要節點，從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出發，總結應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成功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經驗，做好應對的準備，不斷的增強斗爭的意識，豐富斗爭經驗，提升斗爭本領，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也就是總書記強調的底線思維。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從某種意義上講，自我們黨成立以來，我們黨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內部變質、變色、變味，喪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背離黨的宗旨而失去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黨的百年歷史也是我們黨不斷的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不斷的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險的歷史。我們要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著眼于解決黨的建設的現實問題，不斷的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抵御風險的能力，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成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五，要進一步發揚革命精神，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昂揚精神。“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們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深思考驗，付出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當年中央紅軍長征越過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發生了湘江戰役。湘江戰役這一戰打得是很慘烈的，這一戰一打完，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這3萬人，當時紅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湘江。當地的老百姓有這樣一個說法，叫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到1949年，犧牲的全國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達370多萬人。
一百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于斗爭，勇于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在一百年的非凡奮斗歷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不懈奮斗，涌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
在這里我有選擇地講一講革命烈士楊靖宇。楊靖宇是東北抗日連的領導人，抗日英雄，黨中央把他派到東北去的，他的真名叫馬尚德，是河南確山人。1940年2月23日為與日偽軍作戰的時候，犧牲的時候35歲。當時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里面，已經與敵人周旋了5晝夜，沒有吃的。身邊跟著一個老鄉勸降，說你投降了吧，投降我們可能就能保命了。楊靖宇擲地有聲地說了一句話，老鄉，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對楊靖宇的英勇頑強，日軍迫感惶惑不解，他被重重的包圍之后，那么給他切斷了他的食物的來源。日偽軍就說他這么多天，他靠什么在這冰天雪地里在維持他的生命，后來決定對他的尸體進行解剖。那么解剖后一看，腸胃里面沒有一粒糧食，沒有一點糧食的東西，見到的只是沒有消化的草根、樹皮和棉絮。在場的日本人大為吃驚，都吃驚了。那么楊靖宇犧牲35歲。
那么這里我講一講英雄人物郭永懷，這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個科學家，他是兩彈一星元勛中唯一的一個，被授予稱號的時候，他同時是一名烈士，革命烈士。他是在1968年，他當年，郭永懷、楊振寧、鄧稼先，他們三個都是在西南聯大的同學一起到了美國，都是學有所成的。他和錢學森是同時在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叫馮卡門的弟子，在他的下面學。后來錢學森先回國以后又寫信動員他回來，那么郭永懷是對我們的兩彈一星他都有貢獻的一個科學家。
在1968年12月5日，他在西部靶場，現在的青海湖北案的211研制基地，進行實驗，獲得了一些重要數據，連夜就他趕到蘭州，西寧當時還沒有飛機，趕到蘭州，坐飛機回到北京，那么飛機到北京在降落的時候，飛機就滑出了跑道，飛機就墜毀了。工作人員在清理現場的時候，就看到有兩具燒焦的尸體是抱在一起，掰不開，后來使勁掰，掰開了，然后實際中間是加了一個公文的皮包，皮包里面是絕密的那些實驗的數據資料，掉在地下，他的警衛員叫穆東方，因為他是一個從事的工作是很保密的，所以要給他派一個警衛來保護他。在這種情況下，他為了保護資料，他和他的警衛抱在一起，他們的尸體被燒焦了，但是這一套實驗的數據保存下來了。
當時我看到一個材料，他逝世的出事的消息，報告給周恩來總理以后，周恩來總理是失聲痛哭，不是說很難過的掉了眼淚，是哭出聲來了。當年從事兩彈事業的這些人，他們還在喊兩句口號。今天我想我們看了以后都是很感動的，聽了以后都是很感動的。他們講兩句什么話呢？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科學家王淦，后來他把名字就改叫王金。2009年中央常委李長春同志到青海去考察工作，然后我陪同他去參觀青海湖北岸的原子城展覽館，當時歐陽主任是給了很大的支持，當時歐陽淞主任和曾慶紅同志到青海考察的時候，后來決定要把這個搞成一個紀念的展館，后來慢慢地立項做起來的。李長春同志我陪著他看，看到最后，是兩彈一星的那些有功勞的元勛們給他們放了每人一個照片、一個簡歷，他看看突然他發現，他說這是我的老師，當時在哈爾濱軍工大學的，他是一個留校的年輕老師，后來聽說他參軍了，入伍了，再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原來是干了這件事情了？后來馬上問我們和他能不能聯系上，我們馬上聯系，說這個人在北京，后來他給秘書說回北京要去看他這個老師。這是我現場陪同李長春同志以后，現場我看到的。幾十年過去了，我估計這個老師是肯定知道他，看報紙、看電視都知道他，但是他不知道他老師幾十年去干什么了。就是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這里我再講一講先進模范王進喜，王進喜是一名石油工人，大慶油田發現以后，中央決定搞石油大會戰，從各地的石油工人選調到大慶去會戰。王進喜是從玉門的油田到了大慶，他曾經率領他的鉆井隊打出了大慶的第一口油田，并且創造了年進尺10萬米的世界紀錄。世界紀錄，同志們，在我們那樣一個技術落后的條件下、手段落后的條件下。特別是有一張照片，我想我一說你們大家都有印象、都有記憶。出現了一個井的井噴，要用水泥和沙子合起來以后，攪拌起來以后要去堵那個井噴的眼。沒有攪拌機，他跳到池子里面，帶頭跳進去，用身子進行攪拌，因此他得了一個鐵人的稱號，而且也鑄就了鐵人精神。他說了這樣的話，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鐵人精神給全國人民帶來了難忘的印象、記憶和感動，他只活到了47歲就因病去世。
我再講一講一個先進模范雷鋒，雖然雷鋒我們家喻戶曉，但雷鋒對一些年輕的同志來講，可能是遙遠了，可能對他的事跡不是那么清楚。雷鋒是一名解放軍的汽車辦的戰士，他因公殉職的時候只有22歲。他是持續不斷地大量的為人民群眾做好事，解難事，他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跡和業績。他說過這樣兩句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我要做一個小小的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把我放在哪里我就閃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所以人民群眾對他的評價是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
我們黨在一百年中，先后形成了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最近總書記又說了兩個探月精神。在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脫貧攻堅表彰總結大會上，總書記又概括了脫貧攻堅精神，講到我們脫貧攻堅以來，為脫貧攻堅犧牲的同志就有1800多人。
現在我們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在中宣部的指導下，我們承擔一個課題，正在開展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研究。現在課題組他們梳理了我們黨在各個時期、各個地方、各個領域提出的各種精神，當然剛才曉暉部長在會前他也講，這些精神可能要分個層次，可能要做個數據分個層次。這些精神目前梳理完，大大小小的有91種，習近平總書記他提到過的大概有40多種，總書記對這個精神的內涵進行了闡釋的有20多種。
在習近平總書記《論中國共產黨歷史》這一個書里面，我們就選編和集納了有關總書記闡述的精神。尤其是有一個精神，可能有的同志熟悉，有的不熟悉，就是王杰精神。王杰精神是總書記到王杰的連隊，和戰士們座談的時候，總書記和他們在講，怎么去發揚革命精神，傳承紅色基因。王杰精神的內涵是什么？我們也收到這個書里面了，王杰精神可能有的同志熟悉，有的不太熟悉。這些精神構筑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我們黨之所以歷經百年而風華正茂，飽經磨難而生生不息，就是憑著那么一股革命家拼命的強大精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跨越時空，歷久彌新，集中體現了黨的堅定信念、根本宗旨、優良作風，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深深融入了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我們人民的血脈之中，為我們立黨、興黨、強黨提供了豐厚的滋養。
同時我們也要清醒的看到，我們黨長期執政，黨員干部中，容易出現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態，有的覺得現在已經可以好好地喘口氣，歇歇腳，做做安穩官，太平官了。有的覺得船到碼頭車到站，不思進取，懶政、庸政混日子。有的為了個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擔當，卻貪圖名利享受。有的習慣當傳聲筒、中轉站，遇到矛盾困難繞著走，把難題往上交，缺乏攻堅克難的銳氣和斗志。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發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強調要發揚老一輩革命家“宜將群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精神。發揚共產黨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奮斗精神。要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的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
第六，要進一步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大黨，治理和我們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至關重要，這是我們黨能夠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實踐證明，只要全黨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就能夠把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戰勝一些強大的敵人，一些艱難險阻。
保證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必須常抓不懈。在黨的歷史上，遵義會議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這一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初期遭到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但是這一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我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是28年，這28年，正好以遵義會議的召開為界標或者是為界限，可以劃分為一個前14年，后14年。
前14年我們看一看，我們黨沒有形成成熟的黨的領導集體，沒有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也沒有我們黨創立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所以我們就遭受了兩次大的挫折。民主革命時期我們是兩次大的挫折，這兩次大的挫折都是在這前14年出現的。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主觀上找原因，當然它有主觀原因，有客觀原因。主觀上找原因是我們黨犯了“右”的錯誤、“左”的錯誤。后14年我們看一看，為啥遵義會議具有這樣重要的意義？兩個歷史決議給了它那樣的評價呢？你看一看遵義會議召開之后，我們黨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以后，我們黨的成熟的領導就從這里開始，逐漸到形成了以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們黨逐漸成熟了，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
我們黨就先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領導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最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我說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28年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個會議，你看一看，我們黨就是歷史轉折的會議有兩個，一個是遵義會議，一個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按照這個會議的層級，我們黨的最高的會議的層級是代表，領導機構是代全國代表大會，但是這兩個會你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面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成果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它確認，因為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后，他的權利就轉移到中央全會了。那么中央全會要是不能召開，閉會了以后，它的權力就到了政治局了。
遵義會議是召開的一次擴大的政治局的會議，這兩個會雖然你看層級不高，但是在中國歷史上這兩個會議可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影響極其重大，對我們黨，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從歷史上來看，我們黨也不是開了遵義會議后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問題也不是那么簡單。遵義會議后，全黨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它的重大意義并成為自覺的行動，還經歷了一個過程。
長征途中，在我們黨最需要團結的時候，張國燾挾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所以后來有些同志問毛澤東，你認為哪個時候是你最難的時候，他其中就講到了長征，就是說張國燾要分裂，這個時候是他比較艱難的，黑暗的時候，他用黑暗的日子來形容。抗戰初期，王明在黨內拉幫結派，我行我素，不聽黨中央的指揮，再次從反面教育了全黨。延安時期，為了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義等問題，我們黨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的思想政治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全力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健全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同時我們要看到，現在仍有一些黨員干部政治意識不強，政治敏銳性不高，不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一些黨員干部，對國之大者不關心，對政治要求、政治規矩、政治紀律不上心，對各種問題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對貫徹落實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不用心，講政治還沒有從外部的要求轉化為內在的主動。
我們要從黨史中汲取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堅定不移的向黨中央看齊，不斷的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第四個問題：開展黨史學習教育，要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堅持以科學理論引領，用科學理論武裝，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我們黨成立以來，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古田會議、延安整風，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黨內集中教育活動，思想教育理論武裝都是貫穿其中的重要內容，都要通過理論的學習和武裝帶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的提升，帶來引領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回顧黨的奮斗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的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使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
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的武裝就要跟進一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旗幟，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根本指針，是引領中國影響世界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在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非凡理論勇氣、卓越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赤子情懷，應時代之變、立時代潮頭、發時代先聲，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做出了決定性貢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實踐條件下創立并不斷發展的，也正是由于這一思想實踐為例的充分彰顯，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新發展，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大跨越。
今天站在兩個100年的歷史交匯點上，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好的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必須靠科學的理論，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我們要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不斷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切實筑牢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要繼續在學懂上下功夫。堅持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進程，深刻領會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深刻認識體悟這一思想。秉持人民至上，彰顯歷史自覺，堅持實事求是，突出問題導向，強化戰略思維，發揚斗爭精神，是堅持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典范，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要繼續在弄通上下功夫。堅持把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貫通起來，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同新時代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豐富實踐聯系起來，準確把握這一思想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深入領會這一思想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不斷地增進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不斷地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繼續在做實上下功夫。堅持把黨史學習、理論學習，同總結經驗、關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把學習的成效轉化為工作的動力和實效。要引導廣大黨員加深對黨的歷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對黨理論的理解和認識，踐履知行合一，切實提高把握大局大勢，應對風險挑戰，推進實際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我們要更加自覺地以這一思想為指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斷提升信心和斗志，凝聚智慧和力量，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的奮斗。
我們要強化問題導向、實踐導向、需求導向，把學習教育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開展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切實解決基層的困難事，群眾的煩心事，既要立足當前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具體問題，又要著眼長遠完善解決民生問題的體制機制，不斷的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志們，征途漫漫，惟有奮斗，百年只是序章，未來必將可期，站在歷史和未來的交匯點上，新的偉大征程正在我們的面前展開，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昂揚的姿態開啟新征程，奮進新時代，以優異的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建黨100周年黨史黨課主持詞篇3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鮮血譜寫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綱性地概說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歷史過程。我把講的內容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國前的黨史。第二部分是建國后的黨史。建國前的黨史可分為五個階段：①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早年革命活動時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也就是北伐戰爭時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8—1937.7);④抗日戰爭時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建國后的黨史也分為四個階段：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②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③文化大革命時期;④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它從誕生時起，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最終奮斗目標，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統一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發動和領導工人進行罷工斗爭，為推動人民革命運動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準備。
(一)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國社會
自從1840年英國政府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后，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不但運用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手段，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還極力保持中國封建的剝削形式及其的上層建筑，把中國地主階級作為它們的統治工具和支柱，阻礙和破壞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和剝削，處于危難之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廣大人民如何才能當家作主，發展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一大批有志氣的中國人在吶喊，在尋求救國之路……
一九一一年，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結束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好景不長，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竊取。袁世凱為了帝制，積極投靠帝國主義，野蠻地鎮壓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殺革命人士。從此，各地軍閥紛紛割據，中國完全淪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這就是建黨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一大批有識之士在尋求救國之路，中國出現了新文化運動。主要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還有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胡適等大批人士，他們倡導民主、和平、自由，抨擊封建禮教，傳播西方文化。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最大，它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得到全國各地工人、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使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五四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20年初，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同年三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維經斯基先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黨主義小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毛澤東、何叔衡在湖南;譚平山、陳公博在廣東;王盡美，鄧恩銘在山東;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與此同時，在法國的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也開始了建黨活動。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經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多方面的活動，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來華，建議上海小組發起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大會的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陳獨秀因事沒有參加，指派包惠僧參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黨綱還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大會最后選擇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英明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面目也就煥然一新。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黨成立后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發表了宣言。并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清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為：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黨主義社會。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推選為委員長。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有幾十萬人參加。它的直接領導和機構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1921年8月成立，書記部的書記是劉少奇。這次罷工影響最大的是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后慘遭軍閥吳佩孚的鎮壓，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接受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決議，決定會體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同時指出：“絕對不能與國民黨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的原有組織和嚴格的集中領導機構。大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伐戰爭
早在1922年8月西湖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即向孫中山說明了關于實現國共合作的主張。屢遭失敗，正處于絕望中的孫中山，不顧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對此表示欣然同意。孫中山贊成依照民主的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經過一年多籌備，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重新做了解釋。這次大會還選舉了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共產黨員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實際上已經被改組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聯盟，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共同努力，創辦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裝，對于改造舊軍隊建立革命軍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戰爭的勝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國民革命軍先后進行了二次的東征，平定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等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還建立了共產黨人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第四軍獨力團，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規武裝。由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原大部地區黑暗透頂，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國民政府決定舉行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它的主要敵人是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共約七十萬軍隊，當時廣東國民政府共有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左右。國民革命軍在蘇聯軍方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集中兵力，長驅直進。首先消滅了吳佩孚，然后消孫傳芳，最后消滅張作霖，統一了全國。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部隊為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的功勞。
(二)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竊取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
早在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內部就已分裂為左右兩派的爭斗，1925年8月，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著名領袖廖仲愷被反動派所暗殺。戴季陶極力排擠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士，蔣介石也加緊對革命領導權的篡奪，陷割共產黨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處。5月，蔣介石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須交出名單等等。面對蔣介石的篡權陰謀，陳獨秀卻一再妥協退讓，使蔣介石的陰謀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派反動軍隊收繳了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人糾察隊武裝，占領上海總工會，逮捕和槍殺革命群眾，公開發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工人舉行抗議又遭到血腥的鎮壓。四月十五日蔣介石又與廣東反動派同謀去廣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黃埔軍校和工人糾警隊的武裝，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一時期，我黨優秀的領導人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犧牲。
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眾紛紛發表討蔣聲明。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的罪行。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寫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意見書。但這個時候，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形成。在中國革命處于緊急的關頭，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強調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但未提出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同時，仍寄希望于汪精衛，特別是大會仍選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而陳獨秀在會后仍然繼續執行右傾路線。黨的“五大”并沒有能夠擔負挽救革命的任務。黨的“五大”以后，武漢地區的危機更趨嚴重而表面化，汪精衛集團利用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名義，連續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鎮壓工農運動。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變，接著公開支持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陳獨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讓步，企圖推住汪精衛。6月30日中共中央擴大會還通過決議，更進而承認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至使汪精衛的反動氣焰更加囂張。7月10日根據共產黨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成立了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7月13日中央發表了時局宣言。揭露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并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敗局已無法挽回。
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這個時期黨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黨主要是發動和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復和發展。
第二階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黨在白區的斗爭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第三階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變革后，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不但喪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勢，而且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第四階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黨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取得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第五階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
(一)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全國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摧殘，中國共產黨員由五萬七千多人減少到一萬人左右，中國革命暫時轉入低潮。黨的組織轉入地下工作，形成紅白對立，國共兩黨對壘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的農民暴動和南昌起義，以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8月1日，在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原北伐戰爭和其他革命武裝三萬余人在南昌起義，全部解除了國民黨三、六、九軍在南昌的部隊武裝。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部隊后來在開往廣東時遭到敵人的圍攻而失敗，剩下一部分部隊轉到邊界農村堅持斗爭。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并確定秋收起義。會議選舉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部隊經三灣改編后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地區，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十二月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了廣州起義，這次起義，由于沒有及時轉移到農村，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結果也失敗了。從“八七”會議至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英勇地打出了敵人，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1928年9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一部分軍隊和湘南農民軍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時，各地的起義部隊也紛紛建立了武裝根據地。
正當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農村，建立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這個時候，①紅軍壯大;②工人運動高漲。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憤恨，左傾情緒逐漸膨脹起來。他們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盲目地組織工人暴動，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黨的一部分力量受到嚴重損失。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農民主專政以及其他具體的方針政策，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隨后，在六屆一中全會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但又不適當地強調了“城市領導作用”。
(二)工農紅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六大”以后，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隨著紅軍的擴大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紅軍本身的建設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縣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路，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任務。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重申中央軍委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根據地。在此同時，黨的白區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30年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工會會員也已恢復到十萬人以上，白區文化戰線方面也得到了發展。在革命形勢好轉的同時，國民黨軍閥內部卻爆發了大混戰，至使黨內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頭腦膨脹，并堅持城市中心論，組織工人大暴動，命令紅軍攻打城市。使紅軍和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損失，也使白反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了會議，結束了李立三的路線，糾正了‘左傾’的錯誤。由于紅軍攻打城市的結果，使敵人引起了警覺，于是國民黨便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輝煌勝利，各根據地開展了反圍剿的游擊戰爭。正當我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紅軍反圍剿不斷勝利，白區反文化圍剿斗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黨卻又出現了一個比李立三“左傾“錯誤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更加完備的“左傾”機會注意，即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學習過，對馬列主義的著作能逐條地背誦，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國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打著‘反右傾’的旗號，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的斗爭，無情的打擊。黨內民主氣氛遭到很大的破壞。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沈陽制選人‘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在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繼退入關內，東北三者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更于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激起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抗日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革命力量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向忠發曾擔中央黨書記)。中央領導機關遭到破壞，白區的組織相繼破壞，到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不得不被迫離開上海。而遷入中央蘇區。32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60余萬兵力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軍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張國燾的輕敵而遭到失敗，中央蘇區毛澤東的‘反圍剿’方針與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受到排擠，撤銷了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50多萬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當時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靈活地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余，繳槍一萬余支。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王明路線在蘇壓控制了整個軍事的局面。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六次‘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采取了“關門主義”，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把軍隊的指揮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曾在二戰期間在蘇聯的斯大林保衛戰中立下過很大的戰功)，李德教條地運用蘇聯與德國戰爭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極“左”路線，使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全國大部分蘇區失去了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經遵義，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批判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經過將近二年艱難險阻的長征(通過大涼山，飛奪瀘定橋，渡過大渡河，四渡赤水、翻過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工區會師，紅軍終于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在這同時，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地后，35年又發動了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于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各地學生紛紛上街游行，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也于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在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還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然而蔣介石卻仍然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鎮壓各地抗日運動。拒絕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要求，并準備把張、楊部隊調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并電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國大計。黨中央冷靜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的錯綜復雜形勢，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這一事變的方針，并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代表團參加談判，經過各方的努力，終于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以及釋放政治犯等條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張學良即釋放蔣介石，并親自送他回南京。從此，張學良遭到了蔣介石的長期扣留。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此，中國時局轉為抗日戰爭的時期。
四、抗日戰爭時期(31.9——45.8)
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采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認清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思想達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國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發表自衛宣言。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正面的國民黨戰場和敵后的解放區戰場。在兩個戰場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國共產黨確定了抗日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對蔣介石集團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積極展開敵后游擊戰爭，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壯大。抗日戰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而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抗戰初期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但是，由于蔣介石堅持后面抗戰路線，國民黨的一百多萬軍隊擋不住幾十萬日軍的進攻而節節敗退，南京政府不得不遷入重慶，并且，出現了向日寇投降的情況。
相反，中國共產黨開辟了敵后戰場，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投敵情緒，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總部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調動全國所有的軍隊，向日寇展開了“百團大戰”，總計大小戰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日偽軍25800余人。百團大戰給了日軍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提高了黨的軍隊的威望。當然，它也使我軍主力損失較大，過早的曝露了我軍力量，致使以后日軍的主力轉為進攻紅軍根據地，實行大規模的“掃蕩”。此后，蔣介石也實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發動了皖南事變，將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進行襲擊，新四軍軍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難，軍長葉挺被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并聲明要將軍長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后，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軍集中主力對敵后解放區進行連續的“掃蕩”，國民黨大批將領率部降日，蔣介石又調集數十萬大軍包圍陜、甘、寧和敵后解放區。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敵后人民抗戰陷入嚴重困境，解放區人口和八路軍的數量都有了明顯的下降。黨為克服困難，及時調整了各項政策，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的大生產運動一二五師三五九旅王震堅持了艱苦的游擊戰爭，保衛了抗戰陣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國抗日戰爭逐步轉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戰的最后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二顆原子彈轟炸后，又絕蘇聯紅軍的強大進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45.8——49.10)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國勝利，毛澤東是想進一步取得全面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階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開始，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抗戰勝利成果，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根據“七大”的方針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運用革命的兩手策略，開展和平談判與武裝斗爭相交的復雜斗爭。為欺騙人民，爭取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于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約重慶談判。我黨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美、蔣的真面目，團結和教育人民，孤立國民黨蔣介石，增強我黨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我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一方面是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力爭在和平條件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區軍民加強自衛戰爭的整備，粉碎蔣介石兩面陰謀。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于一月十日簽訂了停戰協議，并在協定簽訂的當天在重慶召開了有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三十八人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但蔣介石的停戰協定是一種緩兵之計，他對此毫無誠意，到3月份國民黨二中全會和四月國民參政會時，他便公然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調集軍隊大舉進攻東北，積極準備發動內戰。
(二)人民解放戰爭的防御階段
這個階段，我黨在政治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在軍事上主動撤離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運動戰為主，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全面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敵我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變化，為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解放戰爭的第一年，由于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有生力量，敵我力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我軍則由一百二十五人發展到一百九十五萬人。敵軍兵力削弱，士氣低落，人民反對，后方空虛，機動作戰力量銳減;我軍越戰越勇，士氣高漲，人民擁護，后方鞏固，機動作戰能力大為增強。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確定了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由戰略防御轉入全國性的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控制區域。
(三)第三階段是從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這個時期，解放區普遍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整黨整軍運動。在全國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奪取全國的勝利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使中國革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四)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充分肯定了解放戰爭前兩年的各方面成績和經驗，規定了今后時期的工作任務。由于敵我雙方力量的變化，我軍與敵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及時作出了關于戰略決戰的決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首先發動了濟南戰役，攻克濟南，全殲守敵11萬人;揭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9月7日中央軍委又下達了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從9月12日到11月2日歷時52天，殲敵47萬;并迫使長春守敵起義投降，解放了東北全境。緊接著遼沈戰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歷時65天);華東和中央野戰軍又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共殲敵55萬，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殲敵52萬，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已成定局。
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統治已面臨絕境，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陰謀，以便取得喘息時間，保存反動勢力，以便卷土重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宜將乘勇追強寇，不可怙名學霸王”。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聲稱原意接受我黨八項條件求和，經過15天的讀判，我黨代表團將《國內和平協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團。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讀判宣告破產。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在面柏坡召開，批準了關于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千里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解放了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告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六、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49.10——56.12)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分二個階段。
建國后的頭三年是第一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除繼續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鎮壓反革命分子外，在農村擴大新解放區實行土地革命;在老區開始組織互助合作;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開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勝利地完成了各項社會改革任務，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和反對不法資本家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二年底，在國民經濟不僅已經達到而且在許多方面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基礎上，我黨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指明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途經和步驟，創立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對農業、手工業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經過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順利地實現了我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時地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屆四中全會，還粉碎了高崗，饒瀨石反黨篡權的陰謀。)
七、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57.1——66.4)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由于我黨對迅速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思想上、理論上缺乏充分的準備，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主觀指導上發生了失誤，歷史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黨的指導方針在大部分時間里基本上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遭到嚴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培養和鍛煉了大批經濟文化建設人才。這是我黨工作的主導方面。
這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是第一階段。由于執行了八大的正確方針，黨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勝利。(由于對1957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量，過分夸大敵情，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以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了。反右派后，黨內的“左”傾情緒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反右派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失誤，但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我們稱它為“五統年”。黨在指導方針上發生嚴重的“左”傾錯誤，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的公社化運動。稍后，黨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同時，陳云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降低計劃指標。7月，黨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左”傾錯誤，但在整個過程將要結束時，仍沒有能提出切合實際的糾“左”方案，從蘇聯訪問剛回國參加廬山會議的彭德懷，根據全國農村現實情況，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績后，尖銳地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這封信大大地觸犯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在群眾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以致使整個會議的形勢急轉直下，把糾“左”轉為反右，錯誤地開展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這場斗爭，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致使“左”的錯誤更加發展起來。再加上1960年后，中蘇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共對蘇共的賬務全部需清還，國內自然災害又嚴重，以致出現了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局面。
第三階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左”的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61年8月八屆全會)。這是一次重要的轉變。到1965年底，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國民經濟又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左”的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未能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終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八、“文化大革命”時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黨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一方面，是1957年以來，黨內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潮惡性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國內，國際形勢分析的錯誤。再加上預感到自己的權威與地位的受到威脅。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全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結論：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了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革時期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66年5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動開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炮打所謂的“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澤東8月15日在中南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高潮。毛澤東的大字報的內容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奪權，進行了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是劉少奇，繼之為鄧小平。
第二階段是從“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黨的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黨章。成為法定的接班人，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其時，由于林彪體質偏弱，毛澤東健康情況良好，于是為了奪取最高的權力，便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政變。在這一階段，一大批黨和領導人慘遭批斗、打擊，一大批知識分子挨整，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革委會。全國“斗”、“批”、“改”運動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變后，林彪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徹底破產，圍繞批林整風，在黨內又發生了分歧和斗爭。
第三階段是從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澤東先是批準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當發觀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各方面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接著又發生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再度陷入混亂。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經過曲折復雜的斗爭，在華國鋒，葉釗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取得了十月的勝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幫”，從而結來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
總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黨內的領導者發動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深重災難的一場內亂。
九、歷史的偉大轉折時期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到一九八二年九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六年，是我黨領導人民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和發展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六年，是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撥亂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六年。
這六年的歷史課分為兩個階段：
前兩年為第一階段。由于我們黨對全面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也由于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使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始終徘徊不前的局面。
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二階段。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就是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二大總結了六年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宏偉綱領和方針任務，闡明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此，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偉大的歷史性的轉變，工農業穩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全國人民向小康型社會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