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表fā 是&An 評論，說話。演講領袖或特殊人物在會議或聚會上的講話。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原稿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一】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原稿
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屈辱與失敗，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民族危難中，永遠有年輕人挺直脊梁，為維護祖國而戰斗。
顧維鈞是中國近現代卓越的外交家，1919年1月28日，他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十人委員會上發言時年僅31歲。他在會前特意去了巴黎郊外的華工墓地，深感如果山東問題不能得到公正解決，時局之下的華人同胞將悲苦不得安寧。
他的發言據理力爭，擲地有聲，向列強勇敢地說“不”，為爭取收回山東打開了缺口，不僅在巴黎引起了轟動，也為中國內部和其他弱小的民族國家帶來了希望。
【篇二】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原稿
節選自電影《我的1919》顧維鈞由陳道明飾演
以下是電影片段中的發言內容：
請允許我在正式發言之前給大家看一樣東西：進入會場之前，牧野先生為了討好我，爭奪山東的特權，把這塊金表，送給了我。
牧野男爵憤怒了，他真的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你的金表，那么我倒想問問牧野男爵：你們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個山東省，山東省的三千六百萬人民，該不該憤怒呢？四萬萬中國人民該不該憤怒！請問日本的這個行為算不算是盜竊？是不是無恥？是不是極端的無恥！？
山東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中國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猶如西方的耶穌。山東是中國的，無論從經濟方面，還是戰略上，還有宗教文化上，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閣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興能代表中國參加這次和會。我深感責任重大，因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在這里發言。
剛才牧野先生說中國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戰勝國，這是無視最起碼的事實。請看（出示照片）戰爭期間，中國派往歐洲的勞工就達14萬，他們遍布在戰場的每個角落，他們和所有的戰勝國的軍人一樣在流血、犧牲。
我想請大家再看一張在法國戰場上犧牲的華工墓地照片。（出示照片）這樣的墓地在歐洲就有十幾座，他們大多來自于中國的山東省！他們為了什么？就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換回自己家園的和平和安寧。因此，中國代表團深信：會議在討論中國山東省的問題的時候，會考慮到中國的基本合法權益，也就是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否則亞洲將有無數的靈魂哭泣，世界也不會得到安寧！
我的話完了，謝謝，謝謝！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原稿
著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曾評價中國近代以來出了“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一個，周恩來一個，還有就是顧維鈞，因決策權相比前兩位有限而算作半個。顧維鈞在北京政府時期擔任過駐美、駐英公使，外交、財政總長，內閣總理，南京政府時期曾任外交部長，駐法、駐英、駐美大使。他幾乎歷任民國時期所有重要外交職位，對于民國外交的完整見證和深度參與，少有其他人可與之相提并論。近日，經由顧維鈞家屬、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三方的共同努力，這位民國外交家的全部檔案將第一次以數字化的形式公布給全世界的研究者。
為研究者服務
“研究中華民國外交史，顧維鈞先生是一個不可繞開的人物。正因為如此，系統收藏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手稿圖書館的顧維鈞檔案顯得尤為珍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如此評價這批存于海外的珍稀文獻。顧維鈞生前口述的600萬字《顧維鈞回憶錄》，上世紀80年代翻譯為中文出版后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外交的重要資料，至今仍是許多中國外交官及歷史學家的案頭必備書籍，而其完整的多達30萬頁的檔案資料尚存于哥大圖書館內。2014年初，顧維鈞家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以及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合作，決定完整復制、整理這批檔案，經過三年多的工作，即將首次開放給學者利用。
顧維鈞檔案的整理工作并非易事。哥大負責將原件高清掃描，形成電子文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編目，使其可以被檢索。看似簡單，實則困難重重。哥倫比亞大學副教務長兼總圖書館館長安·索頓（AnnThornton）告訴本刊，整理工作面臨的一個主要困難在于檔案數量極為龐大。這批檔案被分裝在近300個檔案盒中，每盒1000頁左右，共計30萬頁，摞起來有近10層樓高。顧維鈞檔案是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第二大檔案文件，僅次于杜魯門檔案，歷史學家楊天石形容這批檔案數量之龐大會讓研究者“一陷進去就出不來”。在哥大完成的高清掃描耗資上百萬人民幣，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1位專業研究人員組成的團隊也進行了一年多緊張的編目工作，初步整理才告一段落。
這批檔案包括公務電函、私人信件、會談記錄、備忘錄、手稿、照片等多種類型的文件，涵蓋了顧維鈞全部職業生涯，從留學歸國進入袁世凱政府之初，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退休前在海牙國際法庭任法官期間。檔案幾乎涉及民國所有重大外交事件，包括“二十一條”交涉、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李頓調查團、聯合國籌建以及國共內戰美援問題等。這批檔案不僅頗具歷史研究價值，許多內容直到今天仍相當敏感。檔案中許多文件都標有“機密”“極機密”的字樣，這其中就包括一些50年代顧維鈞任蔣介石政權“駐美大使”時參與的美臺軍事合作談判往來電文。不過，本次整理工作后將會把全部檔案無所保留地公開，這既是顧家和哥大的要求，也是社科院從學術開放原則出發的愿望。
參與編目工作的侯中軍副研究員說：“項目組成員大多數都英文特別好，我們傾向于選這樣的人，因為檔案里有大量英文的東西，還有法文的。”顧維鈞15歲即赴美留學，進入哥大后僅用了6年多就獲得文學學士、政治學碩士、國際法與外交學博士三個學位，英文鍛煉得極為嫻熟。他也頗具語言天賦，在哥大時就曾在拉丁語課上跳級、擔任校刊主編。曾為顧維鈞做口述記錄的唐德剛說他講一口“流利的，甚至連英美人都贊嘆的標準英語”，身為英語語言大師的丘吉爾也在和顧維鈞打過交道后為他的英文所折服。顧維鈞在長期的外交生涯中以英語作為主要工作語言，日記、備忘錄、會談記錄等基本都以英文寫成，少數為中文、法文，這給檔案整理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外文文件整理起來有兩個困難，一是手跡不好辨識，顧維鈞的英文寫得很草，我們請一些英語母語者看，有時都無法辨認，我們非常想出版他的日記，但苦于難以辨認;二是一些人名不易考證，顧維鈞在許多信函中都以英文名稱呼一些中國人，很多還是縮寫，如果對方是不太有名的人，查實起來就很難。”侯中軍副研究員向本刊介紹。即使顧維鈞本人的英文名，V.K.WellingtonKoo，許多人都不易反應過來，更何況其他大量的人。當初由英文翻譯《顧維鈞回憶錄》時，人名就是一個頭疼問題，翻譯組最終整理出了3000多個人名的索引和中英文對照表，如今這30萬頁的檔案中涉及的人名就遠遠更多。編目不需要全文整理，但至少需要搞清每份文件涉及的責任者，這已是海量的工作。
經過多次開會討論之后，近代史研究所的顧維鈞檔案整理小組達成共識，根據研究者利用檔案的特點來進行整理工作。“實際的研究當中，學者通常會查閱某一時期全部的相關檔案，諸如‘九一八前后、巴黎和會期間，會看這幾個月或幾年的全部資料，不會跳著看。”侯中軍副研究員介紹道。所以時間是每份文件的關鍵信息，“如果能精確到天就精確到天，不行就精確到月、季度、年，盡可能提供時間信息”。編目人員在盡力提供時間信息的同時，不再在文件責任人的頭銜等問題上陷入過分瑣碎的考證。為研究者服務，是本次檔案整理的根本目的。
顧維鈞（1946年攝于辦公室）
巨大的寶庫
巴黎和會期間，時任駐美公使、年僅31歲的顧維鈞成為五名中國代表之一。日本企圖侵占我國山東主權，顧維鈞遂代表中國發表關于山東問題演說，從歷史、文化、經濟、戰略諸方面闡述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也不可爭辯的領土，提出“山東是孔孟的出生地，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塊圣地”，絕不可失去。顧維鈞精彩的發言獲得了美英等國代表的祝賀，演講被西方媒體爭相轉載。然而輿論上的同情不能換來談判上的勝利，日本最終脅迫英、美、法同意將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轉給日本，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在會議形勢對中國愈發不利的情況下，代表團首席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屢次辭職未獲批準，以“舊病復發”為由住進了醫院，顧維鈞成為代表團實際主持人。重大抉擇之際，顧維鈞最終拒簽和約。他日后在回憶錄中這樣談及缺席簽約儀式的那一天：“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作為風暴眼中的外交官，他無法像國內民眾一樣歡慶拒簽，而稱其為“悲慘的日子”，此中情緒一言難盡。不過正是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卓絕努力和最終拒簽和約，為他奠定了作為愛國外交官的基本歷史地位與正面的歷史評價。
作為親歷巴黎和會臺前幕后的全程參與者，顧維鈞仔細收集了當時的往來電函、備忘錄、會談記錄、提議草案等資料，收入自己的檔案，這為后來人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對于極為重要的“五四”運動，歷史學家楊天石認為過往的研究“大多著重于知識分子和群眾方面，對北京政府和中國代表團則研究很少，是急需填補的一塊空白”。歷史研究要以史料為基礎，徐世昌曾主持編輯過《秘笈錄存》，收錄了巴黎和會期間大量代表團來電，但沒有北京政府去電。楊天石發現這些去電正完好地保存在顧維鈞捐給哥大的檔案中，于是興奮地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批資料，鼓勵歷史學家們多多利用顧維鈞檔案。
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曾歷時17年之久，在紐約為顧維鈞完成了1.1萬頁英文稿的口述回憶錄。訪談期間，二人常需查驗文件以核對事實。唐德剛日后回憶，顧維鈞的個人文件保存得極有條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樣的片紙毫無，或胡適文件那樣的雜亂，或黃郛文件，像個字紙簍”。時間跨度上也異常完整，“顧先生幾乎保存了他一生工作的全部資料，豐富到匪夷所思的程度”。顧維鈞在民國政府任職后的檔案由他自己儲存在哥大附近的一間倉庫內，口述史項目進行過程中，經唐德剛提議，顧維鈞將檔案捐獻給了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設立了“顧維鈞室”單獨珍藏。目前正在進行整理的就是這批檔案。
不僅重大的外交會議，日常工作期間顧維鈞也非常注重檔案的記錄。近代史研究所魏兵兵助理研究員介紹，顧維鈞駐外期間會很詳盡地記錄自己每天的日程安排，什么時候約什么人吃飯、與什么人會談等，“這一天沒有活動安排，他也會如實記下‘NoAppointment，不會空著。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這些詳盡的資料是個巨大的寶庫”。尤為難得的是，顧維鈞檔案中有許多“中間過程”的文件，談及這些記錄，魏兵兵非常興奮。“檔案里有數千份的顧維鈞和外國政要的談話記錄，這對于我們研究外交的人來說有特別的價值。因為這不是最終的官方文件，它記錄的是磋商過程中正在形成的各種可能性。當時雙方的考慮是什么、話要說到什么份上、怎么去表述，非常能展現出當時事態的發展和顧維鈞本人的外交藝術。”復旦大學的金光耀教授曾講過一個小故事，顧維鈞上世紀40年代駐英期間曾和丘吉爾有過一次會談，只有他們兩個人在場，會談結束顧維鈞連夜與秘書整理出了會談記錄。幾天后丘吉爾找顧維鈞要記錄，看后連連稱贊記得精準無誤。
顧維鈞（前排右二）與孔祥熙（前排左一）1937年在法國。后排左三為楊光泩（楊雪蘭生父）
顧維鈞的檔案能如此詳盡地保存至今，他個人的檔案保存意識或許也僅是必要條件之一。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的兒媳、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穎曾女士曾以頗為語重心長的語氣對本刊記者說：“顧維鈞的檔案為什么能保存得這么好？因為他一生沒有流離啊。我的公公（注：指陳立夫）和周恩來這樣黨派立場明確的人，在動蕩的年代是不可能主動留存這樣完整的檔案的，否則對他們是很危險的事。”
再度攜手
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館長肖恩·奎恩比（SeanQuimby）告訴本刊：“除了顧維鈞之外，哥大還擁有張學良、熊式輝等民國人物的檔案，哥大以擁有它們為傲。不過，要想對它們進行有效的編目工作，需要中國歷史和語言方面的專家投入大量工作，檔案數目巨大，僅憑哥大的力量難以完成。”顧維鈞捐獻檔案之后，雖然哥大早就開放了查閱，但它們實際處在難以被利用的狀態，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真正利用這批珍貴的資料。
首先，必須親赴紐約前往哥大圖書館。顧維鈞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教授金光耀曾在1997～1998年間在哥大查閱顧維鈞檔案，他向本刊記者回憶：“我當時用一年的時間把200多箱檔案翻了一遍，有些是粗粗地看，有些看得比較仔細。即使一年全部撲上去，也不可能全部仔細看完。”這些海量檔案當時只有一個簡單而粗疏的英文目錄，大致標明每盒里面是什么內容，這讓查檔工作變得極為困難。侯中軍副研究員描述在哥大圖書館查閱顧維鈞檔案的情形，“去之前提前預定，你要看哪幾盒，到了之后亮明身份，圖書館員一次把一盒整個給你，看完還回去再給你下一盒”。每一個檔案盒稱為一個“box”，大致是鞋盒大小，通常包含：1000頁左右文件。一次拿到1000頁左右文件，又缺少編目，且同一主題或時間段的文件可能分散在不同的盒子中，這基本斷絕了普通人在有限的時間內充分利用這些檔案的可能。
此外，即使成功找到有用的文件，進一步的復制利用也困難重重。金光耀回憶，“當時是復印一頁一美元，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天價，我在那里查了一年檔案最后也只復印回來十來頁，主要是一些以前未見的顧維鈞胡適之間的通信和他的相片”。檔案中更有57盒因為完全沒有編目而從未對外開放過。
為了能使這些珍貴的資料得到更好的利用，顧維鈞家屬出力頗多。顧維鈞繼女、著名華人社會活動家楊雪蘭女士告訴本刊：“這批檔案已經放了快40年。哥大一直很好地保存著它們，哥大的職責已經盡到了。可是我希望能讓這批檔案在中國被很好地利用，讓中國人看到，所以我做很多協調，促成數字化整理的工作。”
金光耀教授是促成這次合作的關鍵人物。“我完整看過顧維鈞檔案之后，楊雪蘭曾問我的意見該怎么處理，我就說近代史研究所有能力做這個事情，有專業上的能力也有經濟實力，所以后來就介紹了。我和近代史研究所一說，他們立馬說肯定做這個事情，合作關系就這么建立了。”
這并非社科院第一次和顧維鈞家屬打交道，此前顧維鈞回憶錄的翻譯、出版也是由社科院參與完成。1980年時中國駐聯合國總部司長陳魯直曾致信由外交部借調至近代史所的張之毅：“顧維鈞的女兒（注：指顧菊珍）日前找我談，她父親口述的一套回憶錄，以縮微膠片形式存在哥大，原稿有一萬多頁，未經校核，但其中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資料，大多是他本人親身參與的第一手資料。她去年退休后，擬把書通讀一遍，然后將重要的史料鉤輯出來，準備出書。但讀了一些之后，發覺這是遠非她一人能夠完成的任務。她的近代史知識也不足以擔此任務。顧維鈞本人尚健在，但已93歲。自己自然做不了，連指點她女兒來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想到國內的研究機構，如果近代史研究所有興趣，她當然極愿合作。”
近代史研究所高度重視顧維鈞的回憶錄，時任所長劉大年立即向上匯報，爭取專款，并且拿到鄧穎超、廖承志允許“一字不刪、一字不改”的尚方寶劍，聯合天津政協編譯委員會和中華書局，出色地完成了翻譯、出版任務。1983年13冊《顧維鈞回憶錄》陸續出版時，一時成為轟動外交界、歷史界的重要事件，尚在世的顧維鈞本人也對社科院的工作感到相當滿意。這次成功的合作奠定了雙方信任的基礎。
上世紀80年代出版《顧維鈞回憶錄》時，臺灣方面還一度欲與大陸競爭，未能成功，到30年后顧維鈞檔案整理時，與大陸還是與臺灣合作，已經沒有懸念。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程健向本刊證實，“整理顧維鈞檔案的項目沒有考慮過與香港或臺灣合作，肯定是放到大陸來做能收獲最大的效果”。不過他亦表示，大陸與美國的學術機構在整理檔案的規范、法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合作也是在相互磨合中逐步推進的。
哥大有悠久的東亞及中國研究傳統，加之上世紀40年代末一批國內政要寓居紐約，大批重要的近代中國人物檔案文獻被哥大收藏，包括孔祥熙、胡適、李宗仁等人的文件，楊天石將之形容為“有如入寶山，目不暇接之感”。社科院新近成立的“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征集委員會”將多位哥大學者聘為委員，以期以顧維鈞檔案為起點，與哥大進行長期、全面的合作。
“中性”與愛國
唐德剛評價顧維鈞是“才遇雙全”。他認為，顧維鈞本身具有做外交的稟賦，又在中美兩國受到了對培養外交官而言最恰當的教育和訓練，而他在巴黎和會上一舉成名的機遇，顯示出時代和環境的重要。天才、訓練、時機，主客觀條件配合得天衣無縫，將他造就成近代中國職業外交官的杰出代表。
從作為職業外交官的技術層面，顧維鈞在談判、方案制定等事上極為出眾，從立場方面，“中性”是顧維鈞大部分職業生涯中的立業之本。在40年代末最終倒向國民黨之前，顧維鈞為自己規定的職業準則是將國家利益與黨派利益相區別，他曾提出：“幾十年來，特別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將國內政治與對外關系混為一談，一直是中國的災難之源。”巴黎和會上，顧維鈞從收回山東的國家利益出發，在未經任何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宣稱公布皖系政權與日本簽署的密約，是他區別黨派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個典型事例。
歷史學家鄧野撰文寫道，顧維鈞“看重自由主義者的那種矜持的獨立品格”。這種試圖超脫于黨派紛爭之上的姿態，并不能讓他完全脫離政治漩渦。1926年10月初，北伐軍即將攻克武昌之際，顧維鈞“以一個殉葬者的姿態”出任北京政府代總理，于是被南京政府通緝。國共戰略決戰之際，顧維鈞“再一次以殉葬者的姿態”，以駐美大使身份為南京政府爭取美援，為此在1948年12月被中共宣布為42名戰犯之一，成為唯一被通緝的駐外大使。兩次政權更迭時期都被通緝的，顧維鈞是唯一一人。
從左至右：艾森豪威爾、顧維鈞、蔣經國（1953年攝于華盛頓）
鄧野也指出，“或許還是因為顧氏本質上的中性品格，國共兩黨又都先后淡化了對他的敵意”。1931年，顧維鈞被蔣介石解除通緝并被任命為外交部長。40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毛澤東特意交代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章士釗女兒章含之一項任務：在美期間看望顧維鈞先生，并說“我很敬佩顧維鈞先生的外交才華和為人”。
在顧維鈞檔案數字化的成果展示儀式上，顧維鈞繼女楊雪蘭女士動情地講述了一個故事。顧維鈞少年時正是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之時，他生活在外國勢力最集中的上海，對外國人的特權與歧視有著切膚之痛的體驗。一個周末，小顧維鈞從學校回家，上橋的時候黃包車夫拉得很慢，大汗淋漓，一個白人卻嫌擋了他的路，用馬鞭使勁抽打中國車夫，顧維鈞氣憤地對他說：“Areyouagentleme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不會罵人的顧維鈞覺得這是最嚴厲的斥責。
在橋上的這一幕成為顧維鈞外交志向的起點，他從此“就決心要廢除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從哥大博士畢業時，顧維鈞的論文正是探討外國人在華特權的，題為TheStatusofAliensinChina（《外人在華地位》）。此后的一生，顧維鈞也以維護中國國家尊嚴為出發點，在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九一八”事變后的李頓調查團、確立中國以大國身份參與籌建聯合國等事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雪蘭女士說：“我希望這批整理之后的檔案能讓人們更好地了解顧維鈞。他永遠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愛國的人。”
【篇三】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原稿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上，年輕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不懼日美英法勾結欺侮弱國的淫威，為維護中國山東權益大義凜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強，拒簽和約，震驚了世界。
顧維鈞是辛亥革命后敢于在帝國主義列強面前說“不”的中國第一代外交家，歷任民國內閣總理、外交總長、外交部長、駐美英法大使等職。
在其長達數十年的外交生涯中，親歷和目睹了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史上的風云際會、眾多重大事件。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即將午餐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美國代表團顧問威廉斯突然來電話秘密告訴顧維鈞：在上午召開的五強十人會議（包括五強首腦與外長）上，日本已提出將由它接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午后的會議將聽取中國代表團對山東問題的立場，通知即將發出，中國代表應立即準備發言。
日本帝國主義歷來奉行先下手為強的強盜邏輯，中國代表團本該早作準備，而令人痛心的是竟然忙于內訌，把自己使命擱在一邊，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討論過應對的策略。
現在離開會不過三個小時
顧維鈞放下電話，心情沉重得像掛上了鉛塊。
餐桌上，顧維鈞轉達了這個消息后，平時為爭名奪利而吵吵嚷嚷的代表們一個個都耷拉著腦袋。
秘書長岳昭?提議，由他去把陸徵祥請來拿主意，這樣重大的事，自然應當由總長拍板。
陸徵祥這天剛好生病在床，飯都沒有來吃。
岳昭?出席不久就回來說，總長病得爬不起床，說是下午的會議由哪兩位代表參加，哪位代表發言，請諸位自行商定。
“我不去，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準備。
”施肇基回絕說，并把臉轉向了顧維鈞，“假如派代表去，你應當去。
你對這個問題素有研究，早有準備。
”“時間緊迫，諸位務必不要推讓。
”顧維鈞只能提出自己的人選。
“王博士既是第二代表，在陸先生缺席的情況下，應由王博士代表中國發言。
……”曾為序列的排名爭得不可開交的兩位主角，這時的表現，都特別“謙讓”。
“還是由王博士和施博士去。
”顧維鈞剛把話說完，回頭一看，施肇基人已不在；據看見的人說，他已離開餐廳回臥室了。
這時已是下午二時半，離會議召開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
也正是這時，和會秘書處才遲遲發來正式通知，要求中國代表團報送出席下午會議的代表名單，立刻赴會。
一邊通知這樣緊迫，一邊又臨陣脫逃，當時的局面是令人懊喪的。
“我們應當表明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立場，這是我們神圣的、不可放棄的權利。
”顧維鈞嚴肅而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如果放棄這種權利，代表團還有何顏面去見國人。
”他也著急了，把話都說絕了。
“那、那……我和你去。
”王正廷自知不好也不便脫身，勉強表了這個態。
然而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但是，我決不發言。
”時間已不容猶豫，顧維鈞唯有挺身而出了。
“我不否認我對這個問題作過研究，但是代表團沒有討論過。
”為了表示對王正廷的尊重，他又提議：“當主席團邀請中國代表團發言時，我還是請王博士首先站起，由你介紹我顧某作為代表發言。
”這場相互推諉責任的鬧劇終于劃上句號，而時間只剩匆匆趕路的二十分鐘了。
會議是在法國外交部的會議廳召開的。
法國總理克列盂梭是十人會議的主席。
右邊坐著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外相貝爾福，美國總統威爾遜和國務卿藍辛，意大利總理奧朗多和外長，在主席對面就座的是一大群日本人，包括它的首席代表西園寺和牧野，中國代表被指定在主席的左邊就座。
會議開始，由日本的牧野發言。
牧野重彈老調，態度非常傲慢：山東租借地早已由德國轉移到日本。
日本是戰勝國，有權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與中國已經簽訂的條約，中國早已承認日本對山東的權益（——指二十一條）。
總之，這一問題已無須贅言。
緊接著，不讓人有一點思考余地，克列盂梭把手向中國代表一指，問中國代表是否準備發言。
這當然是日本與英、法相互勾結，有意為中國代表團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
顧維鈞和王正廷商量后，由王正廷起立發言：“我們代表團的顧維鈞博士將予以答復，但應當給予時間準備中國的聲明。
”在威爾遜和藍辛的支持下，克列孟梭這才宣布休會，明天上午復會，聽取中國的立場。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會議還是在法國外交部的會議廳召開，也還是昨天下午的場面。
人們已經注意到顧維鈞的手中沒有發言稿，但發言出口成章，英語流利，詞藻準確。
“中國代表團要求和平會議將德國戰前在山東的租借地、鐵路和其他一切權益歸還中國。
因為不愿意虛費會議的寶貴時間，我只愿提出廣泛的原則。
至于技術細則，我將送至照會，詳細說明。
”“有關領土是構成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也是山東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萬人口。
他們是中國人種，說的是中國語言，信仰的是中國宗教。
無疑，大家都知道這片租借地是德國用武力奪去的。
德國艦隊曾占領山東海岸，其軍隊隨即侵入內地。
它敲索租借地，充作撤軍的代價。
它借口有兩位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遇害，便出此行動。
而遇害實非政府所能控制。
基于和會接受的民族自決與領土完整的原則，中國實有權利要求歸還這些領土。
中國代表團認為這是正義的和平條件之一。
反之，如和平會議采取不同的見解，將這些領土轉讓給其他國家，這在中國代表團看來無異以錯就錯。
”“就經濟而言，這是一個人口稠密的省份。
在三萬五千平方英里的面積上，住有三千六百萬人民。
人口的稠密產生強烈的競爭，而極不適宜于殖民。
外力的侵入足以引致剝削當地人民，而非真正的殖民。
“就戰略而言，膠州控制華北的門戶，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徑。
一條鐵路直達濟南府，與津浦鐵路相接即可通達北京。
為中國國防利益而言，中國代表團不能答應任何外國擁有這生死攸關的地段。
”接著，他又有理有節地繼續說道：“中國很明了日本英勇海陸軍曾驅逐德國的勢力于山東省之外。
中國也很感激英國在這方面的協助，雖然當此之時，它自己在歐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險。
中國也不忘其他盟國在歐洲的貢獻，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牽制德國，這個敵國很容易調遣援軍赴遠東，而使山東的戰事延長。
中國尤其感謝這些協助，因為山東的人民為了奪回膠州的軍事行動，曾遭受痛苦和犧牲，尤其在征募人工和各種給養方面。
”“盡管我們滿懷謝忱，但中國代表團深感對祖國和世界均難疏職責，如果我們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從而將種下未來沖突的根源。
因此，中國代表團深信會議在考慮處理膠州租借地和德國在山東的其他權益時，必會鄭重顧及中國的基本權益，即政治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權益，以及顧及它力謀世界和平的熱忱。
”他的發言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中國代表團的同仁們都站起來了，向他送來滿懷敬意的目光。
威爾遜和藍辛邁著急步過來跟他握手祝賀。
威爾遜說：“這是闡明中國立場的最好演說。
”英國的勞合·喬治、貝爾福也跟著走來握手道賀。
更想象不到的是，日本的西園寺先生也從主席對面的位置上過來和他握手。
無論什么民族，真理的感召力都是強大的。
離開會場時，中國代表們又被記者包圍了。
雖然說十人會議是保密的，但第二天，法國、英國、美國的報紙都以最顯著的版面報道了中國代表團發出的中華民族的呼聲。
國內各省、各地學生和民間團體的聲援電報，更似雪片般飛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