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風建設是指端正黨組織和黨員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端正學習作風，樹立與黨的性質和宗旨相適應的良好風尚的工作。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的文章12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論新時期兩岸關系的發展形勢》
【摘要】：眾所周知臺灣問題由來已久，其間經歷了諸多的演變和發展，臺灣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國際化，新時期如何處理海峽兩岸關系關系重大，這對于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考驗，本文就臺灣問題的歷史由來、演變發展，新時期兩岸關系呈現和可能出現的新特點三個方面來闡述臺灣問題，進而給出了自己關于新時期大陸處理兩岸關系的觀點和建議。
【關鍵詞】：臺灣問題，歷史由來，演變，發展，新時期兩岸關系，新特點，大陸，處理
【正文】
(一)臺灣問題的歷史由來
大家知道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上臺灣也曾而兩次脫離祖國，一次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第一次收復臺灣，趕跑了荷蘭殖民者，鄭死以后其后代將臺灣獨立與清廷對抗，后康熙帝任施瑯為大帥收復臺灣，此后臺灣一直隸屬大陸管轄。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將臺灣二次割讓出去給日本，自此臺灣脫離大陸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才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1946年國民黨發起國共內戰，經過歷時四年的內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蝸居臺灣。正當人民解放軍一鼓作氣完全解放臺灣，美國派出第七艦隊橫亙在臺灣海峽，阻止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由此才形成了臺灣問題。處理好兩岸關系成為中央政府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一個重大考驗。
(二)臺灣問題的演變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蔣介石退居臺灣，國民黨軍隊蜂擁入臺，這標志著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統治的結束。蔣介石、蔣經國統治臺灣時期雖也曾揚言要反攻大陸，成立偽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們依然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們也堅持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后來李登輝上臺，才開始提出“兩國論”，開始搞臺獨分裂活動。將兩岸關系迅速升溫激化。李登輝之后陳水扁上臺，民進黨開始執政臺灣，開始想明目張膽地進行臺獨公投，臺獨分裂活動日益猖獗。海峽兩岸關系也日益緊張。2008年隨著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對大陸的訪問，拉開了兩岸關系緩和的序幕，海峽兩岸交流也日益緊密。就在同一年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贏得“大選”，擊敗民進黨，時隔八年之后國民黨重掌大權，也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門轟然洞開，兩岸關系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兩年多來兩岸經濟關系大事不斷，世所罕見。先是中斷近十年的“兩會”恢復制度性協商，在大陸臺灣先后舉行四次重要會談，達成12項經貿合作協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雙向“三通”、MOU在內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兩岸經貿關系進入全面、快速發展階段。
(三)新時期兩岸關系呈現及可能出現的新特點
(1)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面臨不小的挑戰。目前的兩岸關系是兩年來最好時機，臺海形勢出現了對我有利的內外環境，李登輝的影響日漸式微;陳水扁被判無期徒刑，以“臺獨綱常”為宗旨的民進黨早已下臺。未來幾年，島內臺獨活動難于掀起大的風浪，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勢不可阻擋。接下來兩岸關系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觸及政治議題，兩岸關系“先易后難”、“先急后難”、“先經后政”、越到后來越難。難點在于以下幾點。
1政治對話議題。馬英九當局對政治對話的態度漸趨保守。所謂臺灣島內形成“共識”，實際上就是一種“托詞”，如果民進黨一直反對，島內將永無共識;兩岸對話還要夾帶國際因素，這顯然表明兩岸政治互信有待進一步增強和強化。
2.經濟合作機制化問題。馬英九近年來不斷重申ECFA的簽署應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進行，必需符合“國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國民監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和臺灣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兩岸經貿關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關系的定位問題，搞好了，會使兩岸關系更親密;搞不好“兩岸”也會成為“兩國”的開始。
3.兩岸軍事互信問題。馬英九在國18次國民黨全代表會上顯示，“因為兩岸現在并沒有劍拔弩張，所以并沒有進行政治性談判甚至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急迫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方面要價越來越高。與此同時，臺灣卻仍在計劃向美國采購更多武器。在“軍購”與“軍事互信機制”之間，馬當局定會選擇前者。
4.臺灣“國際空間”問題。近年以來，馬當局繼續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暫時放棄了16年前的“加入聯合國”的活動，轉而與大陸協商彈性參與國際組織，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維。臺灣當局的不斷索取將使這一問題變得愈加復雜。
無論是年臺灣政局還是兩岸關系，表面看是風平浪靜，實際上卻是暗潮洶涌。為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認識，不能盲目樂觀，不能被島內執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兩岸關系的暫時緩和所迷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影響臺海安全穩定的根源并未消除，“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主要現實威脅，解決臺灣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不容低估。
兩年來，兩岸關系步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實現對話協商制度，經貿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緊密，新型兩岸關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兩岸關系在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僅僅三年，在認同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兩岸之間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兩岸關系實現歷史性突破之后，兩岸關系相應的進入有序推進、平穩發展的新時期。未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將進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兩岸關系將進入合作與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時期;兩岸關系與島內政治合作的銜接將越來越緊密;如何獲取民心、爭取民意支持將是未來兩岸都要關注的焦點。
(2)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國因素不容低估。兩岸關系應該是中國的內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說兩岸關系中任何一個現象與事件，又都是中國、美國、中國臺灣三方面相互牽制和博弈的結果。正像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臺灣問題歸根是美國問題。目前美國在臺海兩岸關系的基本態度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長時間以來，美國在臺海兩岸間一直保持著藐視中間而實際上偏袒和支持臺灣的做法。
中國的對臺斗爭實際上是對美斗爭。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不會根本改變。它確實有點像“擺鐘”那樣，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時而左時而右的搖擺不定。斗爭將使長期的、曲折的和復雜的。當前兩岸關系實現了歷史性曲折和突破性進展，正朝著建立和平發展新局面的方向邁進。美國雖然表面上不斷表態樂見兩岸的和解。
(3)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島內制約因素不可忽視
1.島內民意的走勢左右兩岸關系。現在臺灣有一個最大的現實你，就是“臺灣主體意識”的上升。
2.民進黨能否東山再起。從外部環境上講，自從馬英九主政臺灣以來，馬英九在競選時的承諾一直很難實現，馬團隊的民調也一直回落，臺灣民眾也頗有意見。另外，從國際局勢上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把臺灣作為遏制中國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綜上所述，民進黨正在做著東山再起的準備。不過從目前來看，民進黨要想東山再起的確困難重重。
(四)新時期大陸應該如何處理好兩岸關系
(1)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住過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2)同臺灣同胞一道，加強兩岸人員來往和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堅決反對臺灣分裂勢力。
(3)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4)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于臺灣人民。
(5)“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
(6)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同時絕不承認放棄使用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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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一、回顧過去的兩岸關系
臺灣問題是中國歷史的遺留問題,從新中國建國后直到今天,兩岸也一直沒能實現統一。在李登輝和陳水扁任職期間，“九二共識”遭到“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的破壞，兩岸關系一直動蕩不安。直到馬英九上任后，兩岸關系才逐漸緩和升溫。2015年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斷鞏固與深化的一年，兩岸同胞真正實現親如一家。雖然在一些小的議題上爭論不斷，但大陸展現對臺灣戰略的新思維和新高度，不僅維系了兩岸的溝通管道，使兩岸交流合作持續開展，而且舉世矚目的兩岸領導人實現首次會面。
在四個“堅定不移”的指導下，總書記在2015年內會見了三批重要臺灣客人。一是“習朱會”。在5月4日，總書記在北京會見了來大陸出席第10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這是大陸領導人首次和臺灣執政黨的黨主席會面，具有重大意義。二是“習連會”。9月
11日，大陸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率領臺灣各界人士參加，受到總書記的熱情接見。三是“習馬會”。11月7日，在全球矚目下，習近平與臺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兩岸領導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時間長達70秒左右。這歷史性的一握，沖破了兩岸交流形式的最后束縛，翻開了兩岸關系歷史性的一頁。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習馬會”上，兩岸領導人都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兩岸的政治基礎；兩岸領導人視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為兩岸的共同使命；兩岸領導人都認為，雙方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不應成為干擾兩岸交流合作，傷害同胞感情的因素。這三個共同點，實際上構成了兩岸關系最大公約數的主要內涵，由此也明確了鞏固和發展兩岸關系的基礎。因此在過去的八年里，兩岸三通變成了可能，兩岸雙向交流成為現實。同時兩岸的經濟關系也實現正常化，促進了兩岸的經濟發展。
二、展望現在的兩岸形勢
“習馬會”為兩岸未來商談實現和平統一開拓了一條可行的渠道，但蔡英文卻公然聲稱“習馬會”“駁離臺灣現狀，看不見‘中華民國’的存在”，質疑其“不是穩固的橋”、沒有做到“透明、征詢人民意見的過程”，是“黑箱作業”，并聲言這場會談的“唯一效果”，是“在國際舞臺用政治框架框限未來在兩岸關系上臺灣人民的選擇”。很久之前蔡英文拒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不遺余力地鼓吹“兩國論”及“一邊一國論”，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兩岸關系，為兩岸“三通”設置重重障
2礙。在2000年7月20日，蔡英文表示“‘臺獨’是臺灣人民對兩岸關系的選項之一”，公然為“臺獨”主張張目。她曾為所謂“臺灣加入聯合國”造勢，公然鼓吹要“彰顯臺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存在事實”，還屢次表示希望美國作為“第三者”插手兩岸事務。由此可以想到若她執政，兩岸關系勢必緊張化，和平發展不會容易。
果不其然，在她贏得2016年臺灣當局領導人選舉后，6月訪美期間，進一步將“兩岸現狀”闡釋為“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續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雖然對于“九二共識”蔡英文的講法也有所變化，從一開始的“根本不存在”到誣稱是“國共共識”到“求同存異”的變化。但本質上是沒有變化的。現在蔡英文、民進黨對兩岸關系持“不挑釁、無意外”的態度，以謀求大陸沒有理由對蔡英文當局出重手，但是，蔡英文拒絕沿用“九二共識”，尤其拒絕對“一中原則”采取積極表述，也拒絕確認，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這毀棄了兩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基礎，就必然對雙方的和平發展構成重大沖擊。而且在9月13日，蔡英文會見“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薄瑞光時聲稱美國是“臺灣最重要戰略伙伴”，同時感謝了美國持續的“對臺軍售”。9月29日，蔡英文在公開信《給民進黨黨員的信》中公開叫囂要“力抗中國的壓力，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和“擺脫對于中國的過度依賴，形塑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經濟關系”等等。這些都是不利于兩岸關系友好交往的，如果蔡英文借執政之機大搞“臺獨”，那么兩岸關系將再次陷入動蕩不安。
但是，八年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使得兩岸關系越來越緊密，任何人都無法把兩岸分開。與此同時，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態勢獲得兩岸民眾，
3尤其是臺灣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和贊賞支持，兩岸同胞都渴望彼此互通有無，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沒有民眾真正想“臺獨”。所以在這一重大民意的壓力下，蔡英文不得不提出愿意維持兩岸關系的現狀。再加上美國一直奉行“以臺制華”戰略，維持兩岸關系“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現狀，以獲取戰略利益最大化。他一方面反對大陸對臺動武，一方面又不斷向臺出售武器。所以美國固然不希望臺灣回歸我們祖國大陸，但是他并不會也不敢支持臺灣真正獨立。如果他幫助臺灣獨立，我們就可以采取武力強行解放臺灣，從而遏制美國在東南亞的發展。所以不管是臺灣內部還是國際上的形勢對臺灣領導人的壓力，都使得蔡英文當局不敢真正宣布臺灣獨立。
蔡英文的執政理念始終是深深的傷害了兩岸人民的心，由于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想要臺灣獨立，實行“去中國化”致使兩岸好不容易拉近的距離又遠離了。在經濟上，大陸方面，去臺灣旅游消費的人明顯減少；臺灣方面，蔡英文還想告別以往過于依賴單一的市場經濟（即出口大陸）。這兩方面使得臺灣的經濟景氣持續低迷。臺灣和大陸的關系也日益緊張化。她若想長期執政，就必然要改變自己的一些執政理念，必須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兩岸友好往來的基礎，是不可動搖的。否則的話，沒有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礎，兩岸的經濟交往就不可能正常化，從而臺灣的經濟可能停滯不前。由于美國和日本的干涉，臺灣現任領導人的執政理念，未來的兩岸關系還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臺灣要想高速穩定發展，兩岸實現真正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必然的趨勢。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摸索的途中仍然是曲折崎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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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兩岸的交往，和平統一共同發展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關鍵的問題恰恰存在于“一個中國原則”這個“基礎”之中。沒有這個“基礎”，兩岸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或者說，就算談起來也只獲得一紙協議，不可能真正結束敵對的狀態。臺灣若是不承認這一原則，兩岸關系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這個最根本的對立解決了，其他各項政治問題包括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等等，都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而迎刃而解。
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們要牢牢把握持續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緊緊抓住廣泛團結廣大臺灣同胞的主線，維護既有的寶貴成果，保持正確方向和前進勢頭，增強政治互信，促進交流合作，擴大人民往來，推進對話協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強各領域制度化建設，從而夯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讓任何企圖分裂我們國家的不法分子無機可乘，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
在新形勢的發展下，盡管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面臨著許多的阻力和挑戰，但兩岸交流合作深化趨勢不可逆轉，祖國完全統一是民心所向，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心愿和最大民意，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第3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今日海峽兩岸關系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而生的中國式問題。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未來兩岸關系發展，應是“求同存異”前提下互利合作不斷加深。作為兩岸“共同語言”“共同興趣愛好”的傳統文化，正是未來兩岸關系發展的堅實基礎。傳統文化在兩岸關系中的這一重要角色作用，過去并未受到足夠重視，沒有發揮應有作用。文化上的“中國”或“中華”因素的充分適當運用，也許是推進未來兩岸關系發展的最重要方略之一。
關鍵詞：兩岸關系;中華傳統文化;“一國兩制”
中圖分類號：D6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91（2020）02-005-014
海峽兩岸關系，一定程度上被中華傳統文化定義或定性。不是中華傳統文化之力，可能就沒有今日兩岸關系問題，或者即使有也不會是現在這樣。今日中國的海峽兩岸關系問題，透過某些在國際上司空見慣的外表去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而生的中國式問題。
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政治法律文化，是兩岸關系現狀格局及問題存續的文化根源，也是兩岸對未來關系目標定位的文化基礎，更是兩岸關系未來發展的文化資源。當然，在這一問題的解決上，真正弘揚傳統，甚至超越傳統，才是兩岸關系問題的根本出路。傳統文化，作為兩岸雙方的最大“共同語言”或“共同興趣愛好”，至今并沒有在處理兩岸關系問題時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一文化上的“中國”或“中華”因素的適當運用，也許是兩岸關系中的最大政治。本文擬就中華文化在兩岸關系中的特殊基礎地位作用問題做一個粗略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兩岸關系現狀格局的傳統文化根源
海峽兩岸關系的現狀格局，有以下幾點基本表象：
第一，雙方都以“中華”二字命名各自政權;
第二，雙方都宣稱己方政權為中國正統，宣布主權覆蓋對方（臺灣雖修憲讓步但未正式從憲法上放棄這一立場）;
第三，雙方都默認對方享有對其實際控制區域的管治權;
第四，雙方都以“非常國內關系”定位和處理兩岸關系;
第五，在涉主權的國際關系問題上雙方常有“一致對外”的默契;
第六，雙方都愿意談未來統一可能，至少不排除此種選項。
這六條中后五條，在現代史上其他民族國家（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南北也門）分裂時期，也許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存在過，但在中國似乎格外顯著、深厚和強烈。這，其實正可以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無形之手”在用力。稍微分析一下，我們就能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在這一關系格局中的特殊魔力。
（一）“中華”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重要價值符號，以此命名必然包含某種傳統價值認同
“中華”本為“中國”與“華夏”的合稱。
“中國”本指華夏民族早期營治區域及政權。相對“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言，“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為“中央之國”。除了地理意義上的“中”之外，這里的“中”應還有“中庸”“中道”“中和”等價值涵義。
“華夏”本為夏商周三代時期黃河中游兩岸文明族群的總稱，取《左傳·定公十年》“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之意。“華”，本通“花”，繁體字“蕐”本為滿樹繁花之象（春日南方中干挺直的木棉樹，其滿樹繁花怒放之狀，最容易讓人聯想到“蕐”字）;引申指服飾繁花似錦的高貴華麗族群（如日本從前稱貴族為“華族”）。“夏”，本有“峨冠博帶”之象，乃雍容華貴、彬彬有禮之人的形象;有此類服飾、儀態、德行之人，是一種文化上的“強大”，故“夏”又通“大”。
這么多美好的價值項目，合起來就叫“中華”①。“中華”之稱，也許體現了“天人合一”：“中”（“天地之中”）代表我國之自然質涵，此即“天”之質素;“華”（“華夏苗裔”）代表我國之種族屬性，此即“人”之質素。兩岸政權名號都強調“中華”，無論是后綴“民國”還是“人民共和國”，其實都或多或少為了昭示自己代表、承載、傳承著這些傳統價值。
（二）政權正統，古時叫“正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基因之一
傳統的“正統”“正朔”理念，主要是強調政權的“圣統”（即“道德合法性”）。古人認為國家政權有某種“圣統”（“天命”）在歷代圣圣相傳：得其傳者則為“正統”“正朔”或“嫡”，不得其傳者則為“偽”“篡”“賊”，或至少為“庶”。
古人認為，這個“圣統”始自堯舜禹，或者始自黃帝。黃帝將這一圣統傳與堯，堯傳與舜，舜傳給禹;往下傳給了商湯王，再傳給周文王、武王、周公;再往下傳，則一分為二：一邊是帝王們以爭搶“九鼎”“傳國璽”方式傳承的“政統”，一邊是圣人們以傳授圣道方式傳承的“道統”。
這兩個“統”，到近代，孫中山先生認為在他那里又合而為一了。他認為，他率領的革命團隊從異族那里奪回了政權，續接大明王朝以前漢民族文化血脈，恢復了華夏“政統”;又在師法泰西、中西合璧的基礎上創立“三民主義”，紹述了數千年圣圣相傳的“道統”。孫先生創“中華革命黨”，就是想彰顯自己像“湯武革命”一樣“順天應人”地獲得了中國“圣統”或“正朔”。請注意，“革命”的“命”就是“天命”，“革”就是改換。“革命”就是“代天行道”，即按上天暨人民大眾的意愿，改變“天下國家”之“委任狀”的歸屬。
近現代史上，國共兩黨都認為自己是真正“革命”，都相互以對方為“反革命”。孫先生逝后，蔣介石自稱親獲孫先生真傳“革命圣統”，但共產黨和毛澤東這一方并不承認。毛澤東認為自己才得孫先生革命道統真傳，而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之圣統。國共兩黨潛意識里都認孫先生和辛亥革命為清朝覆亡后的“正統”“正朔”之歸屬，于是一方“奉國父遺囑以討叛亂”，另一方“繼先行者遺志以爭正朔”。國民黨方面，自1949年國共北京談判時起，就特別要求保全“法統”;敗亡臺灣仍沒忘了將千余“中央民代”②挾至臺灣，且數十年不改選（以致拖延成“萬年國代”）。中共方面，堅決“廢除偽法統”;自1949年起，每逢重大節慶，立孫中山巨像于天安門，正是為了強調“革命”爭來的“正統”或“正朔”。有這個“正朔”，就有了主權覆蓋對方管治區域的文化和法理基礎，否則就沒有正當理由了。 （三）在主權相互覆蓋格局下默認管治權，也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
互相以對方為政治合法性（正當性）有欠缺的主體，但又無力立即改變對方，或將對方納入己方合法性體系，于是只好逐漸從全面高調否定對方（消除對方）的立場后退到堅持主權覆蓋對方同時又實際承認對方治權的立場。
傳統文化，正是這一默認的依據和動力。一方面，按照傳統政治哲學，“天無二日，民無二王”③，中國正統只能由一個政權承載或代表，故絕對不能承認對方擁有主權，否則就是“分裂中國”;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賦予承載“正朔”者以“春秋大一統”使命，誰以“正朔”（“中國”）自命，就必須高調宣稱自己肩負這一使命，并至少為完成這一使命而象征性努力。因此，強調主權覆蓋對方、以統一對方為目標，就是昭示“不忘使命”的典型姿勢（pose）。當然，在此情形下，默認對方治權是緩和關系、保留統一機會的最無奈選擇。
這種“雞公比勢”般的對峙是很費力氣的。因此在審時度勢、自量其力后，這種關系格局中的弱勢一方最可能率先放棄這一pose。臺灣方面自1988年“解除戒嚴”起對大陸撤銷“叛亂團體”標簽，改稱大陸方面為“中共政權”，同意按兩個政治實體關系模式進行交往（并將新的定位法制化）④，甚至屢有將兩岸關系國際化的沖動，就是出于這一緣故。在對峙的僵持狀態下，最先“憋不住”想放棄的，肯定是弱勢一方。
至于大陸方面，先是允許兩岸半官方機構如兩岸航空公司之間、兩岸紅十字會之間、海協會與海基會之間商談簽約，后是允許兩岸涉對方事務機關（國臺辦、陸委會）官方正式互動，最近更從多年的“國共合作”商談預設一躍上升為“習馬會”（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正式會談）⑤。海峽兩岸政權的最高首長而不是兩黨領導人（馬英九先生此時已無國民黨領導職務）直接在新加坡會晤，這實際上已經使兩岸相互正視對方、承認對方域內管治權的態度上升到了一個新階段，是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以來的最高階段。
（四）“非常國內關系”交往模式也系中華傳統文化注定
兩岸關系，既然不能是國與國關系，就只能是國內關系。在兩岸分別使用的兩套“政治軟件”正式“兼容”或合成之前，大陸期待的“中央—地方關系模式”，臺灣方面不接受;臺灣實際期待的兩岸準國家間關系模式，大陸又不接受。于是，在現實的相互關系處理時，兩岸都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能將兩岸關系定位為某種非常形態的國內政治關系——一種既非兩黨關系或央地關系，又非“兩府”“兩區”“兩體”⑥關系，既能夠最大限度尊重對方的現實管治自主權，卻又保留“一國”某些象征及未來“統一”選項的那種關系。
這種關系，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是有歷史經驗和智慧的，這些經驗智慧顯然影響了今日中國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如三國時期的曹魏與蜀漢、孫吳，如南北朝時期的北朝與南朝，如初期的元朝與晚期的南宋，如清初與南明，如民國初的北京政府與廣州政府等，其以“中國唯一代表”自命的兩個以上政權之間，都是這種關系處理模式。
這一類型關系上的傳統文化智慧，主要體現在：官方口號文書上堅持“一個中國”，類似于歷史上堅持自己是唯一“正朔”代表，口號越響越好;但實際上按兩個獨立政治實體間關系模式處理相互關涉事務;相互不特別計較對方的排他定位和震天口號;有時甚至還特別希望對方長期保留這種“正朔”說辭，視這種“政治正確”說辭及象征物的放棄為走向分裂的危險⑦;堅持排他性政治口號和定位的同時，并不妨礙務實地與對方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往來。
（五）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對外關系問題上，海峽兩岸常心照不宣地“一致對外”，這同樣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兩岸關系上，一旦與第三方即外國發生領土主權糾紛，海峽兩岸雙方常常不約而同地“停止內斗，一致對外”。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主導下，兩岸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使金門、馬祖保持戰爭狀態（如單日打炮，雙日停止炮擊以方便臺灣方面補給，一直堅持到1979年），以拒絕美國“劃峽而治”企圖，就體現了這種民族文化情感決定的默契。后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延續至今的“保釣”與對日關系問題上，在七八十年代西沙群島與對越問題上，在近數年南海島礁爭紛與對菲關系問題上……凡遇諸如此類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對外關系問題，海峽兩岸雙方政權實際上是有意無意、不約而同地相互配合聲援的。按照中國傳統文化，共認一個文化祖根的海鮮兩岸，就如自認一母所生的兩兄弟，雖平時“兄弟鬩于墻”，但一旦遇到外國損我領土主權或根本利益時，還能夠毅然決然聯手“外御其侮”⑧即共御外侮。
（六）雙方至今仍愿意談論統一之可能，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力量
在近現代世界政治史上，一個民族國家分裂為兩個以上政權之后，歷經各自為政甚至相互敵對近七十年后，仍能在某種程度上共用一個傳統國度名號、保留國內關系定位、保持統一選項，這的確是很罕見的。此種情形，或許尚可與我們一比的是兩個朝鮮，不過早在1991年他們就互相承認為（保留統一選項的）“兩個國家”關系了。其他如東西德、南北越、南北也門，都尚未經歷如此長的分裂史就已經統一了。在分裂狀況已經持續如此長時期之后，大陸方面的“國家統一”意志力仍持續強烈。臺灣方面，也曾長期堅持“國家統一”;即使近十幾年經民進黨主導的“去中國化”洗腦，但仍難消除相當比例民眾的統一愿望。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正是拜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法力”所賜，我們不能不深深感謝祖宗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分裂的中國“分久必合”決不只是為了滿足權力的欲望或打通經濟脈絡，還更有以“統禮義，一制度”為內涵的“天下一家”“天下平”的“王道”“大同”文化價值追求。這一點，在別的民族文化里，還沒有見到有那么強烈深厚的例子。
二、兩岸關系目標定位的傳統文化基礎
兩岸關系的目標定位是什么？前文已經間接述及，有必要再簡要概括一下。
大陸方面，目標是和平統一。和平統一，實際上是先將兩岸關系納入“一個中國”的法律框架，在此前提下承認“兩種制度”并存。“一國兩制”中的那個“一國”，是必須用一個法律框架（權力的法定架構，以及權力行使法定程序）來體現和保障的。這當然包括統一后的“一國”由何種機構來代表，象征“一國”的機構和符號體系是什么，承載“一國”本質并涵括兩制共性的最低限度權力及其程序是什么，兩制在一國之內的權界、互動模式、糾紛解決模式等等。這些事宜，都需要法律制度來規制和保障。沒有這樣的法制化的“一國”，“一國兩制”就是海市蜃樓。 臺灣方面，在兩蔣時代，曾長期堅持祖國統一目標。不過，政黨輪替之后，其最終目標似乎發生了變化。是統一還是獨立，還是不統不獨？目前不好簡單概括。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話，他們的目標應該是：在不得已保留統一選項的前提下，使未來兩岸關系最大限度有利于臺灣安全和生計。作為弱勢方，其兩岸關系目標，實際上受強勢方立場的嚴重限定。有時也許會認為完全獨立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但因大陸強烈否定而致風險太大，故不敢多說;剩下的選項就只能是以“不統不獨不武”⑨即保持現狀（并同時爭取更大國際生存空間）作為目標了。至于“民主自由憲政統一中國”云云，就只當是說說而已，也許實際上早已沒有此奢望了。但作為一個選項展示一下態度，用以昭示政權正當性并用以規避某些風險禍患，還是不錯的。
兩岸現關系不同目標定位，也是有著傳統文化基礎的。一定程度上講，是受傳統文化深厚影響的結果。
就大陸方面而言，我們在重申統一目標追求時，一般官方文書或領導人講話，大致要申述以下幾個理由或好處：
第一，歷史上兩岸同屬一國，“分久必合”是歷史囑托和使命，今人不能愧對祖先，不能讓兩岸分裂在我們手里不幸變成永久法律事實;
第二，兩岸統一是繼港澳回歸之后中華民族復興工程中的又一重要的標志性“子工程”，是洗雪近代百年受列強欺凌侮辱之恥、振奮民族精神的關鍵;
第三，兩岸“同根同源”“血濃于水”，因而有著統一的深層愿望;“家和萬事興”的傳統大義要求我們完成統一，使兩岸人民共享大中華民族復興榮光;
第四，兩岸統一更能實現兩岸經濟互補，暢通兩岸中華大市場，使臺灣以祖國為縱深腹地或強大后盾，彌補臺灣經濟的狹隘局促格局，更好改善民生;
第五，兩岸統一有利于“共御外侮”，防止“親痛仇快”，使插足我兩岸事務“意在圖我臺灣”的外國勢力陰謀破產。
這些理由，條條擲地有聲，相當程度上是傳統文化決定的。這些理由，是很有中國傳統文化屬性的理由，也是比較偏重道德的、情理的、現實的理由。以下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具體依據的角度分析一下上述五條理由中的每一條。
第一，歷史上重視統一，分久必合，因而我們肩負歷史使命，這一理由是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的。中國歷史上的九次分裂，最后都復歸統一[1]。統一的內在動力超常地大，超過世界其他地域的國家和民族。這種文化原動力是很值得關注的。以歷史使命為理由，猶如繼承父祖遺志、實現父祖夙愿，是中國傳統倫理上最大、最充足的辦事理由，也是一個民族的今人對先人整體履行“孝道”的問題——“繼志述事是為至孝”⑩。不完成這一使命，就是不肖子孫，無顏面對列祖列宗，這一理由是很有中國傳統文化屬性的。
第二，兩岸統一是民族振興、洗雪國恥的工程，這也是一個很有中國傳統意涵的理由。中華文化歷來注重國家民族的尊嚴和體面，注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特別留意于某些可能損害國家民族顏面的外事細節。于是，近代因外國插手導致的國家分裂，從中國傳統文化而言，猶如子女被奸人誘拐逃離，因此臺港澳回歸或中國重新完全統一，就有整個民族“洗雪家恥”的重要歷史文化意義。
第三，“血濃于水”“家和萬事興”的話語體系，更是有中華傳統文化屬性的。訴諸家庭式、親情式話語體系，以“一母所生”“一奶同胞”、“再怎么說是自家人”“一筆寫不出兩個X字”之類的親情話語，去感化或打動爭議對方，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解紛體系的靈魂。鄉村的人民調解，特別是各地民間的“老娘舅”“和事老”的解紛模式，仍體現著傳統文化的這一靈魂。兩岸關系糾紛解決，訴諸這種親倫、情感話語體系是很自然的。
第四，兩岸經濟互補、大中華市場、大陸為臺灣經濟腹地或后盾，這一點理由與傳統文化似乎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是間接地講，也有些關系。這里表面上是“誘之以利”，但也是“動之以情”。兄長或丈夫呼喚離家出走的弟弟或妻子，一定要讓對方實實在在感到回歸“大家庭”真有好處，一定要表明愿意分享家里的共同財富。在這里，一定要強調回歸或統一帶來的好處或利益是雙方共同的;至于主動或倡導的那一方有沒有單方面的利益，一般是比較忌諱講出來的。因為根據傳統文化，那可能被視為某種“一己之私”，欠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當性。因為中華傳統文化是格外講究“天下為公”“立公去私”11的。
第五，“共御外侮”的話語更有傳統文化氣質，因為傳統文化是最講“內外有別”“親疏有別”的。“親疏”話語，講求文化血緣，講求“自家人”與“外人”之分，這最有強烈的文化感染力;共同防范外人，最合中華民族大義。這種中國文化或倫理話語，至今仍有很大的心理市場。某種意義上講，存在著一個促使家人團結的真正外敵或者假想敵，是一件政治上的好事。《詩經·小雅·常棣》中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孟子·先子下》中有“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外敵覬覦我財、圖謀害我，兄弟當同心共警的話語體系，是中國文化下民族團結國家振興的最佳文宣底案。
至于臺灣方面的兩岸關系目標定位，特別是“維持現狀”這個關系目標定位，包括可能的“獨立”選項或目標定位，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什么關系，傳統文化對此是否有內在影響，這個不太好判斷。我還是認為有一定的間接影響。第一，我們注意，臺方仍想維持的現狀，是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屬性的“雙重交叉政治代表權”的對峙現狀，不是簡單的政治對峙現狀，這有民族文化道統和政權正統“正朔”的因素在里面。第二，臺方借以維持現狀的智慧，是“不統不獨不武”即老莊式“柔弱勝剛強”智慧，這也是有傳統文化基因的。即使僅僅就有些人主張的“獨立”目標定位而言，他們能講出來的理由，也不一定都是現代性的理由，更可能是中國傳統政治話語體系中的理由。他們想拒絕他們不喜歡的政治大一統，也會用傳統文化的理由，如拒絕統一以自己有“良制”而自矜，這就有如保留“文王以百里”12的理由一般。
三、兩岸關系未來發展的傳統文化資源
兩岸關系未來發展，邏輯上講，當然是指兩岸關系未來變化對雙方共同有利，而不是甲方認為有利而乙方認為有害。我理解，兩岸關系未來，符合以下三個標準才叫“發展”。 第一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的處理，其方式更為理性科學，亦即更采用體制性、制度化、契約性方式來處理。未來交往更加以理服人、以利服人、以信服人、以法服人，而不是以力或勢逼迫。
第二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的處理效果更為互利雙贏。對于兩岸關系中的任何難題，盡可能協商出互利雙贏的解決辦法，如兩個民事主體平等商談簽訂契約以增進自身利益一般。雙贏之利越多，兩岸關系就越是發展。
第三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處理，須以最終推進兩岸關系文明進步為宗旨。處理當下兩岸關系中的問題，不僅僅以擺平當下麻煩、了結當下糾紛為目標，而應以有利于未來互利互信漸進整合乃至統一為目標。
為著這樣的“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有什么資源可資利用呢？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考察。
第一個層次是政治哲學層次。
傳統中國的政治哲學，雖然總體上是為“人治”和“君政”服務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可貴的價值和學說，可為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之資源。這主要是以下幾種。
1.“中華”“中國”價值。“中華”之所以為中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關鍵在于“禮義之大”“允執厥中”“王道大一統”“天人合一”（諧和自然）。也就是說，追求先進文明和生活意義升華，是“中華”“中國”之本義。兩岸應弘揚“中華”“中國”價值，共創現代中國“禮義之大”——中國式民主法治和崇尚憲法的政治。否則，簡直配不上祖宗取名所寄之期望，就如一個被父母取名為“孝廉”的孩子后來忤逆不孝、穿窬為盜一般。在兩岸交流互信整合的過程中，如果經過刻意努力創造或形成了更先進的民主法治憲法政治制度體系，比如不同法域談判協商的新型機制、政黨協商監督的新型機制、法域法律沖突解決的新型機制，確保這些機制法治化，彌補西方此前相應制度的缺陷，使之成為將來世界各國的制度樣板，成為人類政治法律文明共同遺產，那才不枉稱“中國”或“中華”呢！不然，若是整天雞蛋殼里做道場，耍小聰明地玩弄詭詐權謀，洋洋自得于蒼蠅叮腐鼠般的利益，那就該愧對“中國”或“中華”名號了。
2.“仁政”“德政”追求。“仁者愛人”，人與人之間關系暢通、互利互助為仁，阻隔閉塞、麻木不通則為不仁。“仁”是中國“王道”的靈魂，“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王道”其實是“以仁義服人”，而“以力服人”的“霸道”是沒有傳統正當性的。“打天下坐江山”“槍桿子出政權”之類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傳統文化嘉賞的理念，而是作為“王道”對立面的“霸道”理念13。兩岸關系，必須盡可能建設為“仁道”關系，建設為根本有利于兩岸蒼生長久福祉的關系，建設為當政者美德垂范兩岸人民、恩義感化兩岸人民的關系，而不止是以政治集團運行威力和計謀的競逐關系。在目前兩岸關系尚不能完全升華為法治關系之前，先盡可能達到傳統文化的“仁道”關系水準，然后在此基礎上向法治和憲法政治關系升華。
3.“天下為公”準則。傳統文化講求“天下為公”，在指以國家權力為萬民公利公益之工具，而不能以國家為家私或黨私之具。這要求為政者獻身大義、奉公去私、權為民用，而非茍且貪瀆齷齪。兩岸關系，當奉“天下為公”準則：不以各方權謀政略之利為利，而以兩岸共享長久之利為利。“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14，兩岸人民的更大尊嚴、幸福、安全及其憲法政治保障，這才是現時代中國真正的天下大公。
第二個層次是政治法律制度層次。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般認為是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服務的。但是，這一制度體系中的無數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類來評價。一類是以直接捍衛“君主政治”準則或價值為宗旨的根本性制度，另一類是以保障權力制約、理性決策、護佑百姓為直接宗旨但最終宗旨是服務“君主政治”的技術性制度。
對于前一類制度，如以保護皇權強化專制集權為主旨的尊號、立儲、制誥、后妃、儀仗、宗廟、陵寢、奏讞、圣裁制度及嚴懲謀反、大逆、謀叛、大不敬（觸諱）之類的法律，當然應隨著君主專制政治的徹底否定而否定，基本談不上作為現代海峽兩岸關系的資源加以資鑒的問題。
對于后一種制度，即為人類政治文明共同價值（如保障百姓利益、制約權力、防止貪瀆）服務的技術性制度，那就另當別論了。這一類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個很大的體系。從兩岸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講，我覺得至少有以下幾大種制度，可以作為發展資源，矯正過去兩岸關系中某些制度和慣例的弊端。
1.關于促進立法或決策科學合理性的有關傳統制度資源。為了保障或促進立法及決策的科學合理性，古代中國有相當發達的制度建構。《周禮》中即有“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的制度，簡直就是古代中國在重大國是問題（如國危、國遷、立君問題）上進行“全民公投”的制度;還有重大案件“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的“三刺”制度，簡直就是關于重大案件的全民公審制度。這是古代中國原始民主制度的寶貴遺產。在未來兩岸關系重大事宜決策時，我們能否資鑒傳統文化，創造性地弘揚“致萬民而詢”“訊萬民”之類的機制，形成相關的制度程序以保障涉及兩岸關系問題的決策科學和民主，以保障兩岸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不至于因決策者個人失誤而遭受重大損害。臺灣過去搞過的或擬進行的“統獨公投”“入聯返聯公投”“服貿協議公投”之類，大陸質疑或反對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未來涉及兩岸關系的重大立法或決策時，事先以更加合乎法治的方式在兩岸充分征求民意、聽從民決，完善相關公眾參與決策的制度程序，避免因個人“拍腦袋”“拍胸膛”招致重大失誤和災禍，則是完全必要的。
2.關于保障百姓控訴或建言權利以保護言路的有關制度資源。為了保護言路、疏通民意、了解民瘼，古代中國也創造了相當多的制度機制。如明堂、謗木、善旌、公車上書等鼓勵保障人民建言的制度，肺石、函匭、登聞鼓15等方便人民控訴申訴的制度，等等，都有相當出色的制度建設成果。在今天的兩岸關系發展中，為了保障兩岸人民交往中的重要權益，資鑒傳統文化的這些資源，給兩岸互涉關系中的人民以建言、控訴等權益以更好的保障，讓在雙方區域內部關系中人民諫訴權益保障機制的缺憾不再重現于兩岸關系事務中，應是目標所在。 3.關于約束君主和官吏權力，減少貪瀆的有關制度資源。為了約束君主和官吏，防止濫權和貪瀆，傳統中國文化有更多的制度設計。這些設計，雖尚未達到域外“分權制衡”或“以權力制約權力”制度體系水準，但既然本著同樣的價值追求，在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下做了很多年的實踐探索，形成了一些在中國傳統政治條件下大致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一定程度上監督制約了權力、減少了權力濫用或貪瀆機會，這是毫無疑義的。如為了約束君王權力，中國歷史上形成了諫官制、師傅制、史官制、宰相副署制、門下封駁制、謚號制、顧命制、經筵講讀制、宗廟制、誓命制、盟誓制、封建制、死刑復奏制等等。為了約束官吏（特別是地方長吏）權力，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御史監察制、觀察廉訪制、籍貫回避制、職務回避制、同級平行制衡制、案件循環簿制、士紳監督制、大案會審制、公堂問審制、文武相制制、家人乞鞫（獨立上訴）制、鞫讞分司制，翻異別勘制、保任連坐制、拷訊“立案同判”制，等等[2]。這些制度，其中包含的減少濫權貪瀆的技術性價值是不可否認的。在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中，如果在涉及兩岸人民交往利益問題上，資鑒傳統文化的制度智慧，更有力地限制官吏濫權，防止貪瀆，應該是可以考慮的。比如在兩岸關系重大決策或事件處理時，資鑒歷史上的諫議制度，設計出相關行業專家和社會組織意見整理并直達決策層的機制，以及決策層必待各種意見的聽證辯論后才做重大決策的機制等。
4.關于承認和尊重各類地方和社會自治的有關制度資源。
傳統中國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容許社會自治的。傳統中國的社會形式很多，有血緣社會、地緣社會、工商社會、江湖社會、士紳社會、宗教社會等。這些社會，只要沒有直接反叛或威脅朝廷，國家相當程度上是縱容其自治的。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血緣社會或宗法社會、工商社會的自治。傳統中國的法律制度相當尊重基層社會的自治權力和自治習慣，一定程度上承認它們為法人并承認其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權利，不把國家社會治理簡單看成是官方排他進行不許社會染指的事情。未來的兩岸關系發展，若資鑒傳統文化的智慧，就應該充分健全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事宜關系密切的社會組織，從法律上確認這些社會組織的高度自治權利，特別是參與兩岸民間糾紛解決程序的權利，讓他們以商會、協會、學會等自治組織名義直接參與或受托參與調查、出具專業意見、參與聽證協調、參與審判仲裁、監督裁決和協議執行等。這種民間組織伴陪或支持其成員個體出場應訴的傳統機制，在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中對于保障公平、公正、公開而言是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的。
四、傳統的革新超越與兩岸關系新出路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綱領。這一綱領，我的理解，前半句講的是途徑方式，后半句講的是目標使命。兩半句中都有“優秀”之定語，就是講不是要簡單地模仿或復制傳統，而是要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進行革新超越。何為“優秀”？至少從技術上有利于民主法治和憲法政治目標，能為民主法治憲法政治的具體需要提供助力或資源者才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講“推動兩岸就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強調“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實際上也是強調傳統文化在海峽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特別是法制化發展上的紐帶屬性。
在兩岸關系問題上談資鑒傳統文化資源，不是為了幽夢周公、保存國粹，而是為了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促進兩岸關系中的難題解決。為何要特別強調“革新”“超越”？一方面是因為，若不革新不超越，就必然墮入歷史輪回，在弘揚傳統的旗號下不知不覺與民主法治憲法政治南轅北轍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只有揚棄（批判繼承）即革新超越，才能真的解決兩岸關系中存在的這些中國式問題，若簡單模仿傳統或許可能更加劇這些問題。
在兩岸關系上如何資鑒并革新傳統？我們當然先要明確，資鑒革新的目的是為了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解決兩岸關系現實問題的智慧。確認這一點之后，我們就必須特別弄清：什么是兩岸關系發展中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或困境？
兩岸關系發展中的最緊迫問題，從大陸方面的角度講，應該是以下問題：
第一，如何才能使兩岸各種交往更好地增進雙方相互信任、信賴、信心，而不是相反地加重兩岸隔閡或離心傾向;
第二，如何才能在保持“一個中國”之起碼法律（國際法、國內法）假定的同時使雙方享有最大限度的“意思自治”空間;
第三，如何使兩岸分離狀態不至于因久拖不決而鑄成（事實或法律上的）永久分裂之大錯。
這三個問題，也許太宏大太抽象，但確實是最緊迫最難解的問題，每一個問題之下又可細分為很多二級三級具體難題。這些問題，要從傳統文化里能找到“靈丹妙藥”是不切實際的，但找到關于解決這些問題的某些傳統啟示是可能的。
關于第一個問題，兩岸交流，以增進互相信賴為旨，謹防加劇疏離，中國傳統文化于此有什么特別啟示呢？
兩岸交流交往過程，要增進相互信賴，而不是使之減退，關鍵在于以長久穩定、可昭大信的法律機制以增進交流參與者的真實利益。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官方“敬事而信”，百姓“無信不立”，將“信”視為公權之魂，視為私約之魂。儒家思想中有兩個最關鍵的價值，一個是實體性的“仁”，一個是程序性的“信”，以信行仁，無信則無仁。未來兩岸交流增進互信互賴，應以建設完善“以信行仁”的兩岸交流保障法制（機制）為要務。要使兩岸交往真正變成有長久穩定法制保障的互利工程，而不僅僅是施惠促統工程，或不僅僅是博弈權謀運作。具體說來，讓兩岸交往事務中的所有爭議更多地付諸司法審查以昭依法治國之大信，讓兩岸關系重大問題的立法及決策過程有更多公民或專家參與論證聽證以昭程序正義之公信，讓兩岸關系中的糾紛解決過程更有相關民間社團全程法制化伴陪以監督程序正義之公信，而不是有意無意地鼓勵“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的潛規則，以規避法律、得過且過為能事。
關于第二個問題，既要保持一個中國框架又使雙方各有充分“意思自治”空間，中國傳統文化對此有什么特別啟示？ 我們知道，海峽兩岸保持一個中國最起碼框架，最后底線可能就是“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了。這一底線包含的意思就是：以特殊國內關系定位處理兩岸事務、不向法理臺獨推進、保留統一為未來選項。但是，大陸方面的這一務實態度，國民黨執政期間比較認同，民進黨執政則盡可能回避。民進黨執政集團認為，承認“九二共識”，有利于大陸，不利于臺灣，他們認為這樣的定位就等于給大陸方面更嚴厲限制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生活以更大法理依據，就等于臺灣方面在拓展國際生存空間問題上自己捆綁手腳。他們的這一認識，我們認為是誤解或偏見，但要說服人家很不容易。
走出這一困境，中國傳統文化有什么啟示呢？我認為，無非就是本于大公和誠信的協商，就是本于“名實互責”的平等協商。這一問題，對兩岸而言，都有“名”與“實”兩個方面的追求。對大陸而言，“名”就是“一個中國”得到最低限度的認可，“兩個中國”沒有變成法律事實;“實”就是可以借此阻止兩岸關系國際化趨勢加劇，防止法理分裂事實在國際生活中增多。對臺灣方面而言，“名”就是“中華民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至少被對方實際認可;“實”就是在這一名號下可以爭取相應的國際法主體身份和國際生存空間。大陸和臺灣雙方的“名”和“實”是有一定重合的，也是有一定沖突的。依大陸的“名”就不好容納臺方的“實”，依臺方的“名”就不好容納大陸的“實”。所以，“九二共識”實際上是缺乏堅實基礎的，是有一定虛幻性或模糊性的。要爭取雙方在“名”和“實”兩方面達到某種最低限度的一致，才能走出困境。這一最低限度的“名實一致”只能從“文化中國”處著眼。如果兩岸將在文化的、地理的、民族的、市場的諸現有共識因素通過談判協商合成為一個“中國”形態（機制）作為兩岸最低限度之共“名”，將兩岸交往事務和國際關系事務上業已協商共認或將來協商增擴的政治自主權和契約自治權作為兩岸之共“實”，這一問題也許可以解決。簡單說，在一個新“中國”共名或機制下，雙方獲得更大松綁。有意志自由，然后有真戀愛。
關于第三個問題，分裂現狀如何不至于拖延成永久分裂，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的啟發有幾個方面。第一，兩岸共從辛亥革命的“湯武革命，應天順人”16合法性中重新解釋合成新“法統”或“正朔”，將兩岸雙方的現實政權通過協議定位為這一正朔的兩個分支。第二，以協議結成的“中華共同體”組織機制以承載或體現凌駕于兩岸政權之上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市場的甚至政治的（主要指國際事務上的協同機制、國內事務上的防撞機制）多層因素合成的“一個中國”之名（機制）。第三，一個允許國際社會適當參與監督而形成的17統一前關系基準協議（內容是禁止尋求獨立或分裂永久化、禁止兩岸事務訴諸武力、如有違反訴諸第三方仲裁等）及其監督模式作為防止永久分裂化的法律保障。
海峽兩岸關系當然是政治關系，但是政治關系不排除有文化的紐帶和面相，所以某種意義上講，海峽兩岸關系也可以視為“文化關系”。傳統文化，是海峽兩岸最后的共同語言，也許是最后的紐帶和最大的政治，這一點必須清楚。如果把文化因素在兩岸關系中的作用不當回事，也許就喪失了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升華或革命性質的現代式國家統一的最后機會。當然，若僅僅以歷史傳統的方式完成統一，那就不必講別的什么了，退回傳統政治模式就是了。民主法治或憲法政治國家，在沒有出現一方正式宣告獨立、外敵直接接入公然幫助分裂、和平統一可能性絕對消失18等變局的情形下，用“非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是不可以想象的。一旦在不具備這樣條件的情形下使用武力推進統一，實際上就等于正式否定了現代民主法治憲法政治的“天賦人權”“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基石價值，也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以德服人”“崇尚和平”的“王道”基本價值，那么中國過去百年的民主法治憲法政治追求將付之一炬！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開始的中國政治文明近代化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就終止了！既然傳統文化尚可稱為兩岸最大的共識基礎和聯系紐帶，那么就應該將這一共識或紐帶發揚光大;這種在兩岸關系事務中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工程，也可能是更重要、更可信的、更直接的政治。將傳統文化作為海峽兩岸最后“共同興趣愛好”來看待，也許是眼下發展兩岸關系的真正開拓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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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至關重要，它不僅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且關系到中國的發展。鑒于當下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我們要以“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為宗旨，采取完善涉臺立法、把經濟工作與政治工作結合起來、把爭取“泛藍”與“泛綠”的工作結合起來、注重民生等多種措施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
關鍵詞：和平;穩定;兩岸關系;臺灣問題
自從1949年國民黨敗逃臺灣后，兩岸的統一問題一直牽動著全體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心，成為中華民族近半個世紀乃至未來一段時期為之奮斗的目標。50多年來，隨著海內外形勢的變化，兩岸經歷了從軍事上對抗、政治上對峙、人員彼此隔離走向了軍事上停止對抗、政治上局部對話、文化交流和人員逐步往來的互動過程。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快推進，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兩岸關系正進入一個關鍵的時期。一方面，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動力在增強;另一方面，兩岸政治對抗正激化，“法理臺獨”正對兩岸關系構成嚴重的威脅。于是，面對兩岸關系的未來，應該如何認識和發展兩岸關系，提出今后一個時期對臺工作的對策，是深化兩岸關系研究，促進兩岸最終走向統一的理論和實踐需要。
一、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至關重要
能否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進而推動祖國的和平統一，不僅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且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它已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關鍵因素之一。
首先，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處于中國陸權與海權交界的“邊緣地域”，是中國維護南海海域主權進而有效實現制海權的重要依托。臺灣位于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南邊緣，東臨太平洋，東北毗鄰琉球群島，南面為巴士海峽，西隔臺灣海峽與祖國大陸的福建省相望。臺灣扼西太平洋航道的要沖，是中國東南大陸的海上屏障和進出太平洋的瓶頸。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臺灣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以及臺灣在維護中國海上安全方面和維護中國海權利益過程中所處的重要而特殊地位。因此，不難看出，臺灣問題是中國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海峽局勢直接關系到中國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而能否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決定了臺灣問題能否解決以及如何解決的問題。
其次，對于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發展問題始終是第一位的。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及人口增長同資源、空間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漸嚴重，因而能否開發海洋資源直接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關系到中國的整體繁榮與穩定。臺灣是中國南海海域的要塞，是中國開發南海及其周邊地域資源的依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臺灣是祖國南海“生命線”上一顆無價的珍珠。另一方面，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國內環境。如果不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不盡最大努力推進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那么中國就會錯過十分關鍵的戰略機遇期。而且，要和平，不要戰爭，是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心聲。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戰爭都不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選擇。這也是為什么黨和政府一直強調要盡一切努力發展兩岸關系，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不到萬不得已決不采用非和平方式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政策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言：“我們
比任何人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
二、兩岸關系的總體發展
從1987年到現在，兩岸關系經歷了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于兩岸交往而言，機遇與挑戰、困難并存。一方面，海峽兩岸交流得到飛速發展。蔣經國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響下，1987年7月，臺灣解除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逐步放寬了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限制，隨后又在一定范圍內逐步開放兩岸經貿往來。20世紀90年代以后，兩岸交往進一步加強，不僅交流領域擴大到經濟、文化、體育等各個方面，而且雙方的交流也從民間交流，發展到海峽兩岸官方機構間一定范圍內的協商和談判。1991年2月，臺灣當局公布所謂“國家統一綱領”，表達贊成“開放兩岸直接三通”、“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的觀點。祖國大陸也先后出臺一系列促進海峽兩岸交流與交往的措施。1992年11月，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達成了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由此，“一個中國原則”被確定為解決兩岸關系的道德底線，“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也成為中國政府處理對臺事務的基本準則。
而另一方面，這一階段是“臺獨”與“反臺獨”、“分裂”與“反分裂”艱難斗爭的時期。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臺灣總統”后，逐漸背離了“一個中國”原則。1989年3月，李登輝明確宣稱臺灣“外交”要突破“一個中國”的框架。1993年2月，李登輝公然表示“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始終沒有講過一個中國”。1995年4月，李登輝提出“李六條”，強調“臺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兩個月后，李登輝在美國的演講中再三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宣稱兩岸關系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從而徹底背棄了一個中國原則。臺灣當局的分裂言行引起了中國大陸政府和全體中國人的強烈反對，中國大陸立即開展反分裂、反“臺獨”的斗爭，臺海局勢陷入危機，兩岸事務性接觸與談判被迫中斷。2000年，陳水扁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徹底否認“九二共識”，不斷推進“臺獨”分裂活動。陳水扁曾多次重申其“一邊一國”主張，明白無誤地表達其“臺獨”意圖。2002年7月30日，陳水扁首度以民進黨主席身份發表談話時稱：“1999年所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黨綱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我們目前處理兩岸問題的最高原則。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她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任何有關現狀的變動，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人民來共同決定”。陳水扁一再提出要“制憲”、“公投臺灣前途”，企圖在“民主”、“人權”的旗號下實現其“漸進式臺獨”目標。而且，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執政臺灣，利用行政資源在各個領域進行“去中國化”，同時積極推進“法理臺獨”，已經直接威脅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中國大陸政府和人民在不放棄兩岸和平統一的努力、加強兩岸經貿聯系的同時，也在積極進行“反分裂”、“反臺獨”的斗爭。特別是隨著《反分裂國家法》的頒布，以及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臺灣在野政治力量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不斷深化，兩岸關系的發展走上了新的歷史階段。
三、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
針對兩岸關系的現狀，今后對臺工作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從宏觀上牢牢把握“一個中國”的原則方向，在微觀上增強對臺工作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深化兩岸交流交往，有的放矢地化解兩岸互動過程遇到的阻力和困難，增進互信及了解，確保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具體而言，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不斷完善涉臺立法
在法治社會中，法對人們的行為起著規范、指引和教育作用。法明確規定人們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時通過對違法行為進行懲戒，為人們提供可預測性的行為模式。立法是我們對臺工作的重要內容。涉臺立法從立法的角度為規范兩岸交往，推進兩岸關系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祖國大陸要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系，推動兩岸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實現兩岸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通過立法來調整兩岸交往關系，規范并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以法律的力量來抵制臺灣當局對兩岸交往的阻撓。
目前中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等來保障臺胞的合法權益，推動兩岸交流的深入發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國公民往來臺灣地區管理辦法》、《國務院關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等。但是，從總體上說，當前祖國大陸關于調整兩岸交往的立法，已經明顯滯后于兩岸在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與發展的現實需要。目前中國涉臺立法尚未系統化，有關處理涉臺事務的規定缺乏應有的規范性、系統性、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響了它們在實踐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隨著中國大陸各地涉臺事務的普遍開展，地方性涉臺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方性涉臺立法能夠有效彌補當前祖國大陸中央涉臺立法的不足，為各地處理涉臺事務提供有針對性的、富有實效的依據。而且，地方性涉臺立法中的合理內容，也可為我們今后制定全國性的調整兩岸交往的綜合性法律提供借鑒。
(二)把經濟工作與政治工作結合起來
要繼續發揮現有的兩岸經貿關系對政治關系的正面影響。近年來臺灣經濟萎縮的原因固然與民間投資及外來直接投資停滯有關，但究其根源，與兩岸關系緊張也是緊密相關的。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大陸對臺資金、技術的需求相對下降，另一方面臺灣對大陸的需求大幅上升。在這樣的格局下，臺灣當局難以有效阻擋兩岸經貿的發展，更不可能切斷，兩岸經貿關系對兩岸政治關系的正面影響更加突出。這個現實，不管將來臺灣誰執政，都不能不面對。因此，今后我們應該繼續加大對臺灣經濟工作的力度，使現有的兩岸經貿關系對政治關系的正面影響得以繼續有效的發揮。要建立兩岸統一市場，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兩岸經濟上的統一是最終實現政治統一的前提。因為實現經濟一體化，可使臺灣的經濟與大陸的經濟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融合關系。同時，要把爭取民心的工作寓于經濟工作中。一直以來我們的對臺經濟工作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政治意義，如國共兩黨成功舉辦的兩岸經貿論壇，表面上是一個經濟層面的工作，但是它帶來的是促進兩岸關系良性互動、拉近兩岸人民心靈距離的政治效應。因此，今后無論是在哪個層面上的經濟交流和合作，都應該以能否得到臺灣民眾認可、能否贏得臺灣民眾人心為依歸。只有這樣，經濟工作才能真正達到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才能為兩岸政治最終走向統一提供有利的基礎條件和環境氛圍。
(三)把爭取“泛藍”的工作與爭取“泛綠”的工作結合起來
目前，我們與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都建立了一定的溝通管道，也爭取了絕大多數“泛藍”支持者的認同。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重點考慮不失時機地引導爭取“泛綠”民眾。從數量上看，“泛綠”民眾為數不少，是臺灣民意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不是所有的“泛綠”支持者都支持臺獨。必須看到，民進黨也是一個內部派系斗爭復雜的政黨，真正徹底堅持臺獨理念的派系也不占多數，許多民進黨黨員甚至高層干部原先都是來自國民黨。尤其是民進黨執政之后，由于缺少干部，將一大批對民進黨理念并不支持的人士拉入黨內，民進黨消化不良，將原先國民黨的一些問題也帶入黨內，民進黨有待于重新整合，而且也有可能被改變成為一個溫和的政黨。考慮到民進黨將成為一個長期存在，而且民進黨內一大批人已經確立了“西向戰略”，因此我們應及時利用這一因素，與民進黨建立起聯系渠道，爭取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使之成為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
(四)堅持以人為本，注重民生
臺灣問題的解決是需要條件的，最重要的條件是獲得民眾的支持。而獲取民眾支持的最佳手段就是以民生為本，更加深入扎實地做好爭取臺灣民心的工作。臺灣人民是發展兩岸關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臺獨”分裂活動的重要力量。只有使臺灣廣大民眾深刻認識到“臺獨”的危險性，認識到“臺獨”與他們自身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促使廣大臺灣民眾自己站出來反對“臺獨”，才能取得遏制“臺獨”的更大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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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今日海峽兩岸關系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而生的中國式問題。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未來兩岸關系發展，應是“求同存異”前提下互利合作不斷加深。作為兩岸“共同語言”“共同興趣愛好”的傳統文化，正是未來兩岸關系發展的堅實基礎。傳統文化在兩岸關系中的這一重要角色作用，過去并未受到足夠重視，沒有發揮應有作用。文化上的“中國”或“中華”因素的充分適當運用，也許是推進未來兩岸關系發展的最重要方略之一。
關鍵詞：兩岸關系;中華傳統文化;“一國兩制”
中圖分類號：D61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91（2020）02-005-014
海峽兩岸關系，一定程度上被中華傳統文化定義或定性。不是中華傳統文化之力，可能就沒有今日兩岸關系問題，或者即使有也不會是現在這樣。今日中國的海峽兩岸關系問題，透過某些在國際上司空見慣的外表去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華傳統文化影響而生的中國式問題。
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政治法律文化，是兩岸關系現狀格局及問題存續的文化根源，也是兩岸對未來關系目標定位的文化基礎，更是兩岸關系未來發展的文化資源。當然，在這一問題的解決上，真正弘揚傳統，甚至超越傳統，才是兩岸關系問題的根本出路。傳統文化，作為兩岸雙方的最大“共同語言”或“共同興趣愛好”，至今并沒有在處理兩岸關系問題時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一文化上的“中國”或“中華”因素的適當運用，也許是兩岸關系中的最大政治。本文擬就中華文化在兩岸關系中的特殊基礎地位作用問題做一個粗略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兩岸關系現狀格局的傳統文化根源
海峽兩岸關系的現狀格局，有以下幾點基本表象：
第一，雙方都以“中華”二字命名各自政權;
第二，雙方都宣稱己方政權為中國正統，宣布主權覆蓋對方（臺灣雖修憲讓步但未正式從憲法上放棄這一立場）;
第三，雙方都默認對方享有對其實際控制區域的管治權;
第四，雙方都以“非常國內關系”定位和處理兩岸關系;
第五，在涉主權的國際關系問題上雙方常有“一致對外”的默契;
第六，雙方都愿意談未來統一可能，至少不排除此種選項。
這六條中后五條，在現代史上其他民族國家（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南北也門）分裂時期，也許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存在過，但在中國似乎格外顯著、深厚和強烈。這，其實正可以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無形之手”在用力。稍微分析一下，我們就能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在這一關系格局中的特殊魔力。
（一）“中華”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重要價值符號，以此命名必然包含某種傳統價值認同
“中華”本為“中國”與“華夏”的合稱。
“中國”本指華夏民族早期營治區域及政權。相對“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言，“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為“中央之國”。除了地理意義上的“中”之外，這里的“中”應還有“中庸”“中道”“中和”等價值涵義。
“華夏”本為夏商周三代時期黃河中游兩岸文明族群的總稱，取《左傳·定公十年》“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之意。“華”，本通“花”，繁體字“蕐”本為滿樹繁花之象（春日南方中干挺直的木棉樹，其滿樹繁花怒放之狀，最容易讓人聯想到“蕐”字）;引申指服飾繁花似錦的高貴華麗族群（如日本從前稱貴族為“華族”）。“夏”，本有“峨冠博帶”之象，乃雍容華貴、彬彬有禮之人的形象;有此類服飾、儀態、德行之人，是一種文化上的“強大”，故“夏”又通“大”。
這么多美好的價值項目，合起來就叫“中華”①。“中華”之稱，也許體現了“天人合一”：“中”（“天地之中”）代表我國之自然質涵，此即“天”之質素;“華”（“華夏苗裔”）代表我國之種族屬性，此即“人”之質素。兩岸政權名號都強調“中華”，無論是后綴“民國”還是“人民共和國”，其實都或多或少為了昭示自己代表、承載、傳承著這些傳統價值。
（二）政權正統，古時叫“正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強大基因之一
傳統的“正統”“正朔”理念，主要是強調政權的“圣統”（即“道德合法性”）。古人認為國家政權有某種“圣統”（“天命”）在歷代圣圣相傳：得其傳者則為“正統”“正朔”或“嫡”，不得其傳者則為“偽”“篡”“賊”，或至少為“庶”。
古人認為，這個“圣統”始自堯舜禹，或者始自黃帝。黃帝將這一圣統傳與堯，堯傳與舜，舜傳給禹;往下傳給了商湯王，再傳給周文王、武王、周公;再往下傳，則一分為二：一邊是帝王們以爭搶“九鼎”“傳國璽”方式傳承的“政統”，一邊是圣人們以傳授圣道方式傳承的“道統”。
這兩個“統”，到近代，孫中山先生認為在他那里又合而為一了。他認為，他率領的革命團隊從異族那里奪回了政權，續接大明王朝以前漢民族文化血脈，恢復了華夏“政統”;又在師法泰西、中西合璧的基礎上創立“三民主義”，紹述了數千年圣圣相傳的“道統”。孫先生創“中華革命黨”，就是想彰顯自己像“湯武革命”一樣“順天應人”地獲得了中國“圣統”或“正朔”。請注意，“革命”的“命”就是“天命”，“革”就是改換。“革命”就是“代天行道”，即按上天暨人民大眾的意愿，改變“天下國家”之“委任狀”的歸屬。
近現代史上，國共兩黨都認為自己是真正“革命”，都相互以對方為“反革命”。孫先生逝后，蔣介石自稱親獲孫先生真傳“革命圣統”，但共產黨和毛澤東這一方并不承認。毛澤東認為自己才得孫先生革命道統真傳，而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之圣統。國共兩黨潛意識里都認孫先生和辛亥革命為清朝覆亡后的“正統”“正朔”之歸屬，于是一方“奉國父遺囑以討叛亂”，另一方“繼先行者遺志以爭正朔”。國民黨方面，自1949年國共北京談判時起，就特別要求保全“法統”;敗亡臺灣仍沒忘了將千余“中央民代”②挾至臺灣，且數十年不改選（以致拖延成“萬年國代”）。中共方面，堅決“廢除偽法統”;自1949年起，每逢重大節慶，立孫中山巨像于天安門，正是為了強調“革命”爭來的“正統”或“正朔”。有這個“正朔”，就有了主權覆蓋對方管治區域的文化和法理基礎，否則就沒有正當理由了。 （三）在主權相互覆蓋格局下默認管治權，也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
互相以對方為政治合法性（正當性）有欠缺的主體，但又無力立即改變對方，或將對方納入己方合法性體系，于是只好逐漸從全面高調否定對方（消除對方）的立場后退到堅持主權覆蓋對方同時又實際承認對方治權的立場。
傳統文化，正是這一默認的依據和動力。一方面，按照傳統政治哲學，“天無二日，民無二王”③，中國正統只能由一個政權承載或代表，故絕對不能承認對方擁有主權，否則就是“分裂中國”;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賦予承載“正朔”者以“春秋大一統”使命，誰以“正朔”（“中國”）自命，就必須高調宣稱自己肩負這一使命，并至少為完成這一使命而象征性努力。因此，強調主權覆蓋對方、以統一對方為目標，就是昭示“不忘使命”的典型姿勢（pose）。當然，在此情形下，默認對方治權是緩和關系、保留統一機會的最無奈選擇。
這種“雞公比勢”般的對峙是很費力氣的。因此在審時度勢、自量其力后，這種關系格局中的弱勢一方最可能率先放棄這一pose。臺灣方面自1988年“解除戒嚴”起對大陸撤銷“叛亂團體”標簽，改稱大陸方面為“中共政權”，同意按兩個政治實體關系模式進行交往（并將新的定位法制化）④，甚至屢有將兩岸關系國際化的沖動，就是出于這一緣故。在對峙的僵持狀態下，最先“憋不住”想放棄的，肯定是弱勢一方。
至于大陸方面，先是允許兩岸半官方機構如兩岸航空公司之間、兩岸紅十字會之間、海協會與海基會之間商談簽約，后是允許兩岸涉對方事務機關（國臺辦、陸委會）官方正式互動，最近更從多年的“國共合作”商談預設一躍上升為“習馬會”（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正式會談）⑤。海峽兩岸政權的最高首長而不是兩黨領導人（馬英九先生此時已無國民黨領導職務）直接在新加坡會晤，這實際上已經使兩岸相互正視對方、承認對方域內管治權的態度上升到了一個新階段，是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以來的最高階段。
（四）“非常國內關系”交往模式也系中華傳統文化注定
兩岸關系，既然不能是國與國關系，就只能是國內關系。在兩岸分別使用的兩套“政治軟件”正式“兼容”或合成之前，大陸期待的“中央—地方關系模式”，臺灣方面不接受;臺灣實際期待的兩岸準國家間關系模式，大陸又不接受。于是，在現實的相互關系處理時，兩岸都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能將兩岸關系定位為某種非常形態的國內政治關系——一種既非兩黨關系或央地關系，又非“兩府”“兩區”“兩體”⑥關系，既能夠最大限度尊重對方的現實管治自主權，卻又保留“一國”某些象征及未來“統一”選項的那種關系。
這種關系，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是有歷史經驗和智慧的，這些經驗智慧顯然影響了今日中國海峽兩岸。在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如三國時期的曹魏與蜀漢、孫吳，如南北朝時期的北朝與南朝，如初期的元朝與晚期的南宋，如清初與南明，如民國初的北京政府與廣州政府等，其以“中國唯一代表”自命的兩個以上政權之間，都是這種關系處理模式。
這一類型關系上的傳統文化智慧，主要體現在：官方口號文書上堅持“一個中國”，類似于歷史上堅持自己是唯一“正朔”代表，口號越響越好;但實際上按兩個獨立政治實體間關系模式處理相互關涉事務;相互不特別計較對方的排他定位和震天口號;有時甚至還特別希望對方長期保留這種“正朔”說辭，視這種“政治正確”說辭及象征物的放棄為走向分裂的危險⑦;堅持排他性政治口號和定位的同時，并不妨礙務實地與對方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往來。
（五）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對外關系問題上，海峽兩岸常心照不宣地“一致對外”，這同樣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兩岸關系上，一旦與第三方即外國發生領土主權糾紛，海峽兩岸雙方常常不約而同地“停止內斗，一致對外”。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主導下，兩岸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使金門、馬祖保持戰爭狀態（如單日打炮，雙日停止炮擊以方便臺灣方面補給，一直堅持到1979年），以拒絕美國“劃峽而治”企圖，就體現了這種民族文化情感決定的默契。后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延續至今的“保釣”與對日關系問題上，在七八十年代西沙群島與對越問題上，在近數年南海島礁爭紛與對菲關系問題上……凡遇諸如此類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對外關系問題，海峽兩岸雙方政權實際上是有意無意、不約而同地相互配合聲援的。按照中國傳統文化，共認一個文化祖根的海鮮兩岸，就如自認一母所生的兩兄弟，雖平時“兄弟鬩于墻”，但一旦遇到外國損我領土主權或根本利益時，還能夠毅然決然聯手“外御其侮”⑧即共御外侮。
（六）雙方至今仍愿意談論統一之可能，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力量
在近現代世界政治史上，一個民族國家分裂為兩個以上政權之后，歷經各自為政甚至相互敵對近七十年后，仍能在某種程度上共用一個傳統國度名號、保留國內關系定位、保持統一選項，這的確是很罕見的。此種情形，或許尚可與我們一比的是兩個朝鮮，不過早在1991年他們就互相承認為（保留統一選項的）“兩個國家”關系了。其他如東西德、南北越、南北也門，都尚未經歷如此長的分裂史就已經統一了。在分裂狀況已經持續如此長時期之后，大陸方面的“國家統一”意志力仍持續強烈。臺灣方面，也曾長期堅持“國家統一”;即使近十幾年經民進黨主導的“去中國化”洗腦，但仍難消除相當比例民眾的統一愿望。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正是拜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法力”所賜，我們不能不深深感謝祖宗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分裂的中國“分久必合”決不只是為了滿足權力的欲望或打通經濟脈絡，還更有以“統禮義，一制度”為內涵的“天下一家”“天下平”的“王道”“大同”文化價值追求。這一點，在別的民族文化里，還沒有見到有那么強烈深厚的例子。
二、兩岸關系目標定位的傳統文化基礎
兩岸關系的目標定位是什么？前文已經間接述及，有必要再簡要概括一下。
大陸方面，目標是和平統一。和平統一，實際上是先將兩岸關系納入“一個中國”的法律框架，在此前提下承認“兩種制度”并存。“一國兩制”中的那個“一國”，是必須用一個法律框架（權力的法定架構，以及權力行使法定程序）來體現和保障的。這當然包括統一后的“一國”由何種機構來代表，象征“一國”的機構和符號體系是什么，承載“一國”本質并涵括兩制共性的最低限度權力及其程序是什么，兩制在一國之內的權界、互動模式、糾紛解決模式等等。這些事宜，都需要法律制度來規制和保障。沒有這樣的法制化的“一國”，“一國兩制”就是海市蜃樓。 臺灣方面，在兩蔣時代，曾長期堅持祖國統一目標。不過，政黨輪替之后，其最終目標似乎發生了變化。是統一還是獨立，還是不統不獨？目前不好簡單概括。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話，他們的目標應該是：在不得已保留統一選項的前提下，使未來兩岸關系最大限度有利于臺灣安全和生計。作為弱勢方，其兩岸關系目標，實際上受強勢方立場的嚴重限定。有時也許會認為完全獨立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但因大陸強烈否定而致風險太大，故不敢多說;剩下的選項就只能是以“不統不獨不武”⑨即保持現狀（并同時爭取更大國際生存空間）作為目標了。至于“民主自由憲政統一中國”云云，就只當是說說而已，也許實際上早已沒有此奢望了。但作為一個選項展示一下態度，用以昭示政權正當性并用以規避某些風險禍患，還是不錯的。
兩岸現關系不同目標定位，也是有著傳統文化基礎的。一定程度上講，是受傳統文化深厚影響的結果。
就大陸方面而言，我們在重申統一目標追求時，一般官方文書或領導人講話，大致要申述以下幾個理由或好處：
第一，歷史上兩岸同屬一國，“分久必合”是歷史囑托和使命，今人不能愧對祖先，不能讓兩岸分裂在我們手里不幸變成永久法律事實;
第二，兩岸統一是繼港澳回歸之后中華民族復興工程中的又一重要的標志性“子工程”，是洗雪近代百年受列強欺凌侮辱之恥、振奮民族精神的關鍵;
第三，兩岸“同根同源”“血濃于水”，因而有著統一的深層愿望;“家和萬事興”的傳統大義要求我們完成統一，使兩岸人民共享大中華民族復興榮光;
第四，兩岸統一更能實現兩岸經濟互補，暢通兩岸中華大市場，使臺灣以祖國為縱深腹地或強大后盾，彌補臺灣經濟的狹隘局促格局，更好改善民生;
第五，兩岸統一有利于“共御外侮”，防止“親痛仇快”，使插足我兩岸事務“意在圖我臺灣”的外國勢力陰謀破產。
這些理由，條條擲地有聲，相當程度上是傳統文化決定的。這些理由，是很有中國傳統文化屬性的理由，也是比較偏重道德的、情理的、現實的理由。以下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具體依據的角度分析一下上述五條理由中的每一條。
第一，歷史上重視統一，分久必合，因而我們肩負歷史使命，這一理由是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的。中國歷史上的九次分裂，最后都復歸統一[1]。統一的內在動力超常地大，超過世界其他地域的國家和民族。這種文化原動力是很值得關注的。以歷史使命為理由，猶如繼承父祖遺志、實現父祖夙愿，是中國傳統倫理上最大、最充足的辦事理由，也是一個民族的今人對先人整體履行“孝道”的問題——“繼志述事是為至孝”⑩。不完成這一使命，就是不肖子孫，無顏面對列祖列宗，這一理由是很有中國傳統文化屬性的。
第二，兩岸統一是民族振興、洗雪國恥的工程，這也是一個很有中國傳統意涵的理由。中華文化歷來注重國家民族的尊嚴和體面，注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特別留意于某些可能損害國家民族顏面的外事細節。于是，近代因外國插手導致的國家分裂，從中國傳統文化而言，猶如子女被奸人誘拐逃離，因此臺港澳回歸或中國重新完全統一，就有整個民族“洗雪家恥”的重要歷史文化意義。
第三，“血濃于水”“家和萬事興”的話語體系，更是有中華傳統文化屬性的。訴諸家庭式、親情式話語體系，以“一母所生”“一奶同胞”、“再怎么說是自家人”“一筆寫不出兩個X字”之類的親情話語，去感化或打動爭議對方，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解紛體系的靈魂。鄉村的人民調解，特別是各地民間的“老娘舅”“和事老”的解紛模式，仍體現著傳統文化的這一靈魂。兩岸關系糾紛解決，訴諸這種親倫、情感話語體系是很自然的。
第四，兩岸經濟互補、大中華市場、大陸為臺灣經濟腹地或后盾，這一點理由與傳統文化似乎沒有什么直接關系。但是間接地講，也有些關系。這里表面上是“誘之以利”，但也是“動之以情”。兄長或丈夫呼喚離家出走的弟弟或妻子，一定要讓對方實實在在感到回歸“大家庭”真有好處，一定要表明愿意分享家里的共同財富。在這里，一定要強調回歸或統一帶來的好處或利益是雙方共同的;至于主動或倡導的那一方有沒有單方面的利益，一般是比較忌諱講出來的。因為根據傳統文化，那可能被視為某種“一己之私”，欠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當性。因為中華傳統文化是格外講究“天下為公”“立公去私”11的。
第五，“共御外侮”的話語更有傳統文化氣質，因為傳統文化是最講“內外有別”“親疏有別”的。“親疏”話語，講求文化血緣，講求“自家人”與“外人”之分，這最有強烈的文化感染力;共同防范外人，最合中華民族大義。這種中國文化或倫理話語，至今仍有很大的心理市場。某種意義上講，存在著一個促使家人團結的真正外敵或者假想敵，是一件政治上的好事。《詩經·小雅·常棣》中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孟子·先子下》中有“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外敵覬覦我財、圖謀害我，兄弟當同心共警的話語體系，是中國文化下民族團結國家振興的最佳文宣底案。
至于臺灣方面的兩岸關系目標定位，特別是“維持現狀”這個關系目標定位，包括可能的“獨立”選項或目標定位，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什么關系，傳統文化對此是否有內在影響，這個不太好判斷。我還是認為有一定的間接影響。第一，我們注意，臺方仍想維持的現狀，是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屬性的“雙重交叉政治代表權”的對峙現狀，不是簡單的政治對峙現狀，這有民族文化道統和政權正統“正朔”的因素在里面。第二，臺方借以維持現狀的智慧，是“不統不獨不武”即老莊式“柔弱勝剛強”智慧，這也是有傳統文化基因的。即使僅僅就有些人主張的“獨立”目標定位而言，他們能講出來的理由，也不一定都是現代性的理由，更可能是中國傳統政治話語體系中的理由。他們想拒絕他們不喜歡的政治大一統，也會用傳統文化的理由，如拒絕統一以自己有“良制”而自矜，這就有如保留“文王以百里”12的理由一般。
三、兩岸關系未來發展的傳統文化資源
兩岸關系未來發展，邏輯上講，當然是指兩岸關系未來變化對雙方共同有利，而不是甲方認為有利而乙方認為有害。我理解，兩岸關系未來，符合以下三個標準才叫“發展”。 第一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的處理，其方式更為理性科學，亦即更采用體制性、制度化、契約性方式來處理。未來交往更加以理服人、以利服人、以信服人、以法服人，而不是以力或勢逼迫。
第二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的處理效果更為互利雙贏。對于兩岸關系中的任何難題，盡可能協商出互利雙贏的解決辦法，如兩個民事主體平等商談簽訂契約以增進自身利益一般。雙贏之利越多，兩岸關系就越是發展。
第三個標準是，兩岸交往問題處理，須以最終推進兩岸關系文明進步為宗旨。處理當下兩岸關系中的問題，不僅僅以擺平當下麻煩、了結當下糾紛為目標，而應以有利于未來互利互信漸進整合乃至統一為目標。
為著這樣的“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有什么資源可資利用呢？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考察。
第一個層次是政治哲學層次。
傳統中國的政治哲學，雖然總體上是為“人治”和“君政”服務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可貴的價值和學說，可為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之資源。這主要是以下幾種。
1.“中華”“中國”價值。“中華”之所以為中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關鍵在于“禮義之大”“允執厥中”“王道大一統”“天人合一”（諧和自然）。也就是說，追求先進文明和生活意義升華，是“中華”“中國”之本義。兩岸應弘揚“中華”“中國”價值，共創現代中國“禮義之大”——中國式民主法治和崇尚憲法的政治。否則，簡直配不上祖宗取名所寄之期望，就如一個被父母取名為“孝廉”的孩子后來忤逆不孝、穿窬為盜一般。在兩岸交流互信整合的過程中，如果經過刻意努力創造或形成了更先進的民主法治憲法政治制度體系，比如不同法域談判協商的新型機制、政黨協商監督的新型機制、法域法律沖突解決的新型機制，確保這些機制法治化，彌補西方此前相應制度的缺陷，使之成為將來世界各國的制度樣板，成為人類政治法律文明共同遺產，那才不枉稱“中國”或“中華”呢！不然，若是整天雞蛋殼里做道場，耍小聰明地玩弄詭詐權謀，洋洋自得于蒼蠅叮腐鼠般的利益，那就該愧對“中國”或“中華”名號了。
2.“仁政”“德政”追求。“仁者愛人”，人與人之間關系暢通、互利互助為仁，阻隔閉塞、麻木不通則為不仁。“仁”是中國“王道”的靈魂，“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王道”其實是“以仁義服人”，而“以力服人”的“霸道”是沒有傳統正當性的。“打天下坐江山”“槍桿子出政權”之類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傳統文化嘉賞的理念，而是作為“王道”對立面的“霸道”理念13。兩岸關系，必須盡可能建設為“仁道”關系，建設為根本有利于兩岸蒼生長久福祉的關系，建設為當政者美德垂范兩岸人民、恩義感化兩岸人民的關系，而不止是以政治集團運行威力和計謀的競逐關系。在目前兩岸關系尚不能完全升華為法治關系之前，先盡可能達到傳統文化的“仁道”關系水準，然后在此基礎上向法治和憲法政治關系升華。
3.“天下為公”準則。傳統文化講求“天下為公”，在指以國家權力為萬民公利公益之工具，而不能以國家為家私或黨私之具。這要求為政者獻身大義、奉公去私、權為民用，而非茍且貪瀆齷齪。兩岸關系，當奉“天下為公”準則：不以各方權謀政略之利為利，而以兩岸共享長久之利為利。“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14，兩岸人民的更大尊嚴、幸福、安全及其憲法政治保障，這才是現時代中國真正的天下大公。
第二個層次是政治法律制度層次。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般認為是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服務的。但是，這一制度體系中的無數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類來評價。一類是以直接捍衛“君主政治”準則或價值為宗旨的根本性制度，另一類是以保障權力制約、理性決策、護佑百姓為直接宗旨但最終宗旨是服務“君主政治”的技術性制度。
對于前一類制度，如以保護皇權強化專制集權為主旨的尊號、立儲、制誥、后妃、儀仗、宗廟、陵寢、奏讞、圣裁制度及嚴懲謀反、大逆、謀叛、大不敬（觸諱）之類的法律，當然應隨著君主專制政治的徹底否定而否定，基本談不上作為現代海峽兩岸關系的資源加以資鑒的問題。
對于后一種制度，即為人類政治文明共同價值（如保障百姓利益、制約權力、防止貪瀆）服務的技術性制度，那就另當別論了。這一類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個很大的體系。從兩岸關系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講，我覺得至少有以下幾大種制度，可以作為發展資源，矯正過去兩岸關系中某些制度和慣例的弊端。
1.關于促進立法或決策科學合理性的有關傳統制度資源。為了保障或促進立法及決策的科學合理性，古代中國有相當發達的制度建構。《周禮》中即有“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的制度，簡直就是古代中國在重大國是問題（如國危、國遷、立君問題）上進行“全民公投”的制度;還有重大案件“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的“三刺”制度，簡直就是關于重大案件的全民公審制度。這是古代中國原始民主制度的寶貴遺產。在未來兩岸關系重大事宜決策時，我們能否資鑒傳統文化，創造性地弘揚“致萬民而詢”“訊萬民”之類的機制，形成相關的制度程序以保障涉及兩岸關系問題的決策科學和民主，以保障兩岸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不至于因決策者個人失誤而遭受重大損害。臺灣過去搞過的或擬進行的“統獨公投”“入聯返聯公投”“服貿協議公投”之類，大陸質疑或反對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未來涉及兩岸關系的重大立法或決策時，事先以更加合乎法治的方式在兩岸充分征求民意、聽從民決，完善相關公眾參與決策的制度程序，避免因個人“拍腦袋”“拍胸膛”招致重大失誤和災禍，則是完全必要的。
2.關于保障百姓控訴或建言權利以保護言路的有關制度資源。為了保護言路、疏通民意、了解民瘼，古代中國也創造了相當多的制度機制。如明堂、謗木、善旌、公車上書等鼓勵保障人民建言的制度，肺石、函匭、登聞鼓15等方便人民控訴申訴的制度，等等，都有相當出色的制度建設成果。在今天的兩岸關系發展中，為了保障兩岸人民交往中的重要權益，資鑒傳統文化的這些資源，給兩岸互涉關系中的人民以建言、控訴等權益以更好的保障，讓在雙方區域內部關系中人民諫訴權益保障機制的缺憾不再重現于兩岸關系事務中，應是目標所在。 3.關于約束君主和官吏權力，減少貪瀆的有關制度資源。為了約束君主和官吏，防止濫權和貪瀆，傳統中國文化有更多的制度設計。這些設計，雖尚未達到域外“分權制衡”或“以權力制約權力”制度體系水準，但既然本著同樣的價值追求，在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下做了很多年的實踐探索，形成了一些在中國傳統政治條件下大致行之有效的制度機制，一定程度上監督制約了權力、減少了權力濫用或貪瀆機會，這是毫無疑義的。如為了約束君王權力，中國歷史上形成了諫官制、師傅制、史官制、宰相副署制、門下封駁制、謚號制、顧命制、經筵講讀制、宗廟制、誓命制、盟誓制、封建制、死刑復奏制等等。為了約束官吏（特別是地方長吏）權力，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御史監察制、觀察廉訪制、籍貫回避制、職務回避制、同級平行制衡制、案件循環簿制、士紳監督制、大案會審制、公堂問審制、文武相制制、家人乞鞫（獨立上訴）制、鞫讞分司制，翻異別勘制、保任連坐制、拷訊“立案同判”制，等等[2]。這些制度，其中包含的減少濫權貪瀆的技術性價值是不可否認的。在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中，如果在涉及兩岸人民交往利益問題上，資鑒傳統文化的制度智慧，更有力地限制官吏濫權，防止貪瀆，應該是可以考慮的。比如在兩岸關系重大決策或事件處理時，資鑒歷史上的諫議制度，設計出相關行業專家和社會組織意見整理并直達決策層的機制，以及決策層必待各種意見的聽證辯論后才做重大決策的機制等。
4.關于承認和尊重各類地方和社會自治的有關制度資源。
傳統中國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容許社會自治的。傳統中國的社會形式很多，有血緣社會、地緣社會、工商社會、江湖社會、士紳社會、宗教社會等。這些社會，只要沒有直接反叛或威脅朝廷，國家相當程度上是縱容其自治的。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血緣社會或宗法社會、工商社會的自治。傳統中國的法律制度相當尊重基層社會的自治權力和自治習慣，一定程度上承認它們為法人并承認其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權利，不把國家社會治理簡單看成是官方排他進行不許社會染指的事情。未來的兩岸關系發展，若資鑒傳統文化的智慧，就應該充分健全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事宜關系密切的社會組織，從法律上確認這些社會組織的高度自治權利，特別是參與兩岸民間糾紛解決程序的權利，讓他們以商會、協會、學會等自治組織名義直接參與或受托參與調查、出具專業意見、參與聽證協調、參與審判仲裁、監督裁決和協議執行等。這種民間組織伴陪或支持其成員個體出場應訴的傳統機制，在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中對于保障公平、公正、公開而言是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的。
四、傳統的革新超越與兩岸關系新出路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綱領。這一綱領，我的理解，前半句講的是途徑方式，后半句講的是目標使命。兩半句中都有“優秀”之定語，就是講不是要簡單地模仿或復制傳統，而是要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進行革新超越。何為“優秀”？至少從技術上有利于民主法治和憲法政治目標，能為民主法治憲法政治的具體需要提供助力或資源者才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講“推動兩岸就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強調“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實際上也是強調傳統文化在海峽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特別是法制化發展上的紐帶屬性。
在兩岸關系問題上談資鑒傳統文化資源，不是為了幽夢周公、保存國粹，而是為了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促進兩岸關系中的難題解決。為何要特別強調“革新”“超越”？一方面是因為，若不革新不超越，就必然墮入歷史輪回，在弘揚傳統的旗號下不知不覺與民主法治憲法政治南轅北轍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只有揚棄（批判繼承）即革新超越，才能真的解決兩岸關系中存在的這些中國式問題，若簡單模仿傳統或許可能更加劇這些問題。
在兩岸關系上如何資鑒并革新傳統？我們當然先要明確，資鑒革新的目的是為了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解決兩岸關系現實問題的智慧。確認這一點之后，我們就必須特別弄清：什么是兩岸關系發展中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或困境？
兩岸關系發展中的最緊迫問題，從大陸方面的角度講，應該是以下問題：
第一，如何才能使兩岸各種交往更好地增進雙方相互信任、信賴、信心，而不是相反地加重兩岸隔閡或離心傾向;
第二，如何才能在保持“一個中國”之起碼法律（國際法、國內法）假定的同時使雙方享有最大限度的“意思自治”空間;
第三，如何使兩岸分離狀態不至于因久拖不決而鑄成（事實或法律上的）永久分裂之大錯。
這三個問題，也許太宏大太抽象，但確實是最緊迫最難解的問題，每一個問題之下又可細分為很多二級三級具體難題。這些問題，要從傳統文化里能找到“靈丹妙藥”是不切實際的，但找到關于解決這些問題的某些傳統啟示是可能的。
關于第一個問題，兩岸交流，以增進互相信賴為旨，謹防加劇疏離，中國傳統文化于此有什么特別啟示呢？
兩岸交流交往過程，要增進相互信賴，而不是使之減退，關鍵在于以長久穩定、可昭大信的法律機制以增進交流參與者的真實利益。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官方“敬事而信”，百姓“無信不立”，將“信”視為公權之魂，視為私約之魂。儒家思想中有兩個最關鍵的價值，一個是實體性的“仁”，一個是程序性的“信”，以信行仁，無信則無仁。未來兩岸交流增進互信互賴，應以建設完善“以信行仁”的兩岸交流保障法制（機制）為要務。要使兩岸交往真正變成有長久穩定法制保障的互利工程，而不僅僅是施惠促統工程，或不僅僅是博弈權謀運作。具體說來，讓兩岸交往事務中的所有爭議更多地付諸司法審查以昭依法治國之大信，讓兩岸關系重大問題的立法及決策過程有更多公民或專家參與論證聽證以昭程序正義之公信，讓兩岸關系中的糾紛解決過程更有相關民間社團全程法制化伴陪以監督程序正義之公信，而不是有意無意地鼓勵“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的潛規則，以規避法律、得過且過為能事。
關于第二個問題，既要保持一個中國框架又使雙方各有充分“意思自治”空間，中國傳統文化對此有什么特別啟示？ 我們知道，海峽兩岸保持一個中國最起碼框架，最后底線可能就是“九二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了。這一底線包含的意思就是：以特殊國內關系定位處理兩岸事務、不向法理臺獨推進、保留統一為未來選項。但是，大陸方面的這一務實態度，國民黨執政期間比較認同，民進黨執政則盡可能回避。民進黨執政集團認為，承認“九二共識”，有利于大陸，不利于臺灣，他們認為這樣的定位就等于給大陸方面更嚴厲限制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生活以更大法理依據，就等于臺灣方面在拓展國際生存空間問題上自己捆綁手腳。他們的這一認識，我們認為是誤解或偏見，但要說服人家很不容易。
走出這一困境，中國傳統文化有什么啟示呢？我認為，無非就是本于大公和誠信的協商，就是本于“名實互責”的平等協商。這一問題，對兩岸而言，都有“名”與“實”兩個方面的追求。對大陸而言，“名”就是“一個中國”得到最低限度的認可，“兩個中國”沒有變成法律事實;“實”就是可以借此阻止兩岸關系國際化趨勢加劇，防止法理分裂事實在國際生活中增多。對臺灣方面而言，“名”就是“中華民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至少被對方實際認可;“實”就是在這一名號下可以爭取相應的國際法主體身份和國際生存空間。大陸和臺灣雙方的“名”和“實”是有一定重合的，也是有一定沖突的。依大陸的“名”就不好容納臺方的“實”，依臺方的“名”就不好容納大陸的“實”。所以，“九二共識”實際上是缺乏堅實基礎的，是有一定虛幻性或模糊性的。要爭取雙方在“名”和“實”兩方面達到某種最低限度的一致，才能走出困境。這一最低限度的“名實一致”只能從“文化中國”處著眼。如果兩岸將在文化的、地理的、民族的、市場的諸現有共識因素通過談判協商合成為一個“中國”形態（機制）作為兩岸最低限度之共“名”，將兩岸交往事務和國際關系事務上業已協商共認或將來協商增擴的政治自主權和契約自治權作為兩岸之共“實”，這一問題也許可以解決。簡單說，在一個新“中國”共名或機制下，雙方獲得更大松綁。有意志自由，然后有真戀愛。
關于第三個問題，分裂現狀如何不至于拖延成永久分裂，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的啟發有幾個方面。第一，兩岸共從辛亥革命的“湯武革命，應天順人”16合法性中重新解釋合成新“法統”或“正朔”，將兩岸雙方的現實政權通過協議定位為這一正朔的兩個分支。第二，以協議結成的“中華共同體”組織機制以承載或體現凌駕于兩岸政權之上的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市場的甚至政治的（主要指國際事務上的協同機制、國內事務上的防撞機制）多層因素合成的“一個中國”之名（機制）。第三，一個允許國際社會適當參與監督而形成的17統一前關系基準協議（內容是禁止尋求獨立或分裂永久化、禁止兩岸事務訴諸武力、如有違反訴諸第三方仲裁等）及其監督模式作為防止永久分裂化的法律保障。
海峽兩岸關系當然是政治關系，但是政治關系不排除有文化的紐帶和面相，所以某種意義上講，海峽兩岸關系也可以視為“文化關系”。傳統文化，是海峽兩岸最后的共同語言，也許是最后的紐帶和最大的政治，這一點必須清楚。如果把文化因素在兩岸關系中的作用不當回事，也許就喪失了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升華或革命性質的現代式國家統一的最后機會。當然，若僅僅以歷史傳統的方式完成統一，那就不必講別的什么了，退回傳統政治模式就是了。民主法治或憲法政治國家，在沒有出現一方正式宣告獨立、外敵直接接入公然幫助分裂、和平統一可能性絕對消失18等變局的情形下，用“非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是不可以想象的。一旦在不具備這樣條件的情形下使用武力推進統一，實際上就等于正式否定了現代民主法治憲法政治的“天賦人權”“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等基石價值，也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以德服人”“崇尚和平”的“王道”基本價值，那么中國過去百年的民主法治憲法政治追求將付之一炬！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開始的中國政治文明近代化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就終止了！既然傳統文化尚可稱為兩岸最大的共識基礎和聯系紐帶，那么就應該將這一共識或紐帶發揚光大;這種在兩岸關系事務中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工程，也可能是更重要、更可信的、更直接的政治。將傳統文化作為海峽兩岸最后“共同興趣愛好”來看待，也許是眼下發展兩岸關系的真正開拓性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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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眾所周知，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國不可讓步的原則性問題，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是中國內戰遺留的問題，完全屬于中國的內政。臺灣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外國勢力的干涉、阻撓，特別是美國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每個主權國家的神圣權利，也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聯合國和它的成員國不得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聯合國《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為目的之企圖，都是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的。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斗的歷史。臺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種種原因，臺灣迄今尚處于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也一天不會結束。因此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已然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來，中國政府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奮斗。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諾執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卻又制定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干涉中國內政，繼續向臺灣大量出售先進的進攻型武器。強化美臺軍事交往與合作，鼓勵臺灣分裂勢力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阻撓兩岸和平統一。對此，我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決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阻撓、破壞中國和平統一進程。
近年來，臺灣島內“臺獨”活動日形囂張，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和國家和平統一投下了陰影。中國政府嚴重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對任何制造“臺灣獨立”的行徑絕不會坐視不理。臺灣海峽兩岸目前的分離狀態，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國人無不殷切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
為了實現兩岸人民正常往來和國家統一，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華人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胡錦濤主席提出“四點建議”，明確指出：堅持“九二共識”，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深化互利雙贏的交流合作，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2008年年初，臺灣政局發生了重要的積極變化，執政長達八年的民進黨選舉慘敗下臺，國民黨重新執政。國民黨深知兩岸經貿關系對于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兩岸共同努力下，兩岸關系迅速展現出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一年多時間里，兩岸兩會不但立即恢復了協商，而且簽訂了九項協議，達成了一項共識，主要都是與兩岸經貿議題密切相關的，標志著兩岸經貿關系正迎來一個新的重要機遇。
我覺得要逐漸實現統一，兩岸雙方有必要鞏固累積構建的互信基礎，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一、臺灣的地理位置及地位
臺灣位于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地處東經119°18′03〃至124°34′30〃，北緯20°45′25〃至25°56′30〃之間。面積3.6萬平方公里，包括臺灣島、澎湖列島、綠島等島嶼。臺灣海峽呈東北向西南走向，北通東海，南接南海，長約200海里，寬約70至221海里，平均寬度約108海里，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國際海上交通要道。中國東海和南海之間往返的船只從這里通過。從歐洲、非洲、南亞和大洋洲到中國東部沿海的船只也從這里通過。從大西洋、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經過這里。廈門與臺灣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優越且有良好的深水港灣，自古有“扼臺灣之要，為東南門戶”之稱。臺灣也是兵家必爭之地。臺灣對大陸來說就是一艘永遠不沉的航母，臺灣對美國來說是它第一島鏈的最前沿，臺灣經濟軍事及政治位置都不容小覷。
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呈現強勁勢頭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家園。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2010年新年賀詞，表示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更好造福兩岸胞。2012年3月22號，胡錦濤指出，兩岸雖未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并強調，在反對“臺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們應該沿著這條正確道路繼續向前邁進，不斷鞏固成果、深化合作，努力再創新局，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真正做到中華民族不再內戰，海峽兩岸不再內耗，讓兩岸同胞、所有中華兒女擁有充滿光明的愿景，這是我黨應該奮斗的目標。
三、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正在形成
1.大陸企業赴臺投資正式啟動，兩岸開通空運定期航班，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全面實現。
2.2010年，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建立了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明確了兩岸經濟關系向正常化、制度化、自由化推進的方向，推動兩岸經濟關系進入互利雙贏、合作發展的新階段。3.2011年兩岸文化交流，分隔兩岸60余年的國畫名作《富春山居圖》在寶島合璧首展，引起兩岸民眾乃至全世界華人的廣泛共鳴，人同此畫，畫同此情，一副畫作的合璧折射出兩岸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追憶和不懈追求，更拉近了彼此心的距離。近年來兩岸文化交往不斷擴大，兩岸故宮的交流也愈發頻繁
4.2012年3月4號，全國政協委員、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便表示，未來兩岸故宮交流合作的空間無限廣闊。5.2012年新年伊始，兩岸文化教育界合作編纂的《兩岸常用詞典》宣布完成，“中華語文知識庫”網站也正式開通。
四、兩岸交往制度化和機制化進程
兩岸交往制度化和機制化進程有序推進大陸方面通過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舉行了兩次會談，又簽訂了六項新協議，并達成陸資入島共識。以大陸企業赴臺投資和兩岸正式開通空運定期航班為標志，兩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終于實現，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取得實質進展。
五、展望未來的兩岸關系
在未來，我們要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不斷強化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使兩岸關系的改善發展惠及更多基層民眾，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種問題，不斷排除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和阻力。要繼續按照先易后難、先經后政的思路有序推進各項議程，著眼未來，為今后破解政治難題積累共識、創造條件。要進一步把各項工作做實、做深、做細、做穩，扎扎實實地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新形勢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加強交流，加深理解，消除敵意，增進互信，盡早建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框架，確保兩岸關系平穩向前發展，以維護祖國的和平統一。大陸與臺灣在英明的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堅信寶島臺灣遲早會回到母親的懷抱!
結束語：
和平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期盼，但卻永遠是一個難以完全實現的夢想，不然，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就兩岸和平發展而言，大陸強調和平發展，國民黨主張和平發展，陳水扁也曾呼吁兩岸和平發展，為何兩岸無法實現和平發展?關鍵是沒有建立起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如今島內政治與兩岸關系形勢的變化，出現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曙光，是因為兩岸尤其是國共兩黨有了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基礎。一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二是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三是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四是兩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張兩岸共同繁榮與發展。如今兩岸和平發展出現了歷史機會之窗，如何把握與建構，是一個兩岸共同需要做出戰略考慮的重大問題與需要共同努力的歷史使命。過去多次出現改變兩岸關系歷史發展的機會，但在對時局把握與形勢判斷的失誤，兩岸錯過了多次難得的歷史機會，兩岸應吸取教訓，把握歷史機遇，共創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新篇章。
第7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文章以上會記者的視角，對2019年全國兩會宣傳報道進行梳理和總結。文章認為上會記者應當從“厚積薄發觀大勢抓住重點”“心思機敏快反應追熱點”“精心設計巧布局顯特點”這三個方面著手，突出對臺宣傳的重點、熱點和特點。
關鍵詞全國兩會；臺灣青年；“一國兩制”；心靈契合
中圖分類號G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708（2019）236-0064-02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是全體中國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臺灣島內，主流媒體也會在主要版面和黃金時段，追蹤會議進程，解讀兩會召開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影響[1]。在全國兩會期間，媒體如何講好“一國兩制”的故事，讓更多臺灣青年了解大陸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增加國家認同、促進兩岸心靈契合是媒體人的責任。
1抓重點：厚積薄發觀大勢
全國兩會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將聚焦國家發展、社會生活、民生福祉的方方面面建言獻策，可以說，全國兩會將代表國家新的發展趨勢，也顯示新的政策取向。因此，從臺灣民眾關注的議題出發，來預測重點專題，為兩會采訪報道做好準備便能抓住重點。
1.1選擇重點主題
全國兩會是一系列新政策、新舉措的密集發布時間。這些新政的發布一般籌備已久，在兩會前有跡可循。因此，上會記者可以認真梳理國家對臺政策，提前選定報道的重要主題內容。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梳理了臺灣問題產生的歷史原因，表達了祖國必然統一的決心，也發出了和平統一的五點倡議。根據總書記的講話，“兩制”臺灣方案、兩岸融合發展、民主協商等主題將成為2019年對臺宣傳工作的熱點。因此，筆者提前查閱相關資料，聯系相關專家，以便于能夠在兩會現場形成有深度、有層次的報道內容。2019年是澳門回歸2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之年，因此，關注粵港澳融合發展，聚焦“一國兩制”的香港經驗和澳門經驗，也是講好“一國兩制”故事重要方式。
1.2設計采訪話題
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會針對政府工作報告等展開討論、提出建議，也會根據一年來的調研提交議案和提案。他們的建言內容和履職故事可以使全國兩會報道更加生動。2019年的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單與前一年基本一致，上會記者可以提前了解全國兩會涉臺港澳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名單，有針對性的設計采訪話題。
對臺宣傳媒體，應著重關注港澳臺代表團的人大代表們，臺聯、臺盟、港澳委員們的履職經歷，他們的故事便是體現中國制度優勢最佳方式。因此，上會記者可以提前熟悉相關的代表委員名單，挖掘其個人的經歷，為臺灣青年講政治協商、“一國兩制”的故事。
1.3做好分類規劃
隨著技術手段的革新，融媒體發展成為一個趨勢，也對上會記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全能記者不僅要掌握采訪、編輯、播音等各項傳統媒體的技能，也需學習短視頻制作、H5等新媒體形式，報道也不再局限于短消息、綜述、專題、評論等傳統新聞體裁。因此，根據不同主題、內容，做好分類規劃，尤為重要。2019年全國兩會上，筆者幾乎參與了融媒體的各個環節。遺憾的是，由于事先沒有做好詳細規劃，在新媒體平臺的呈現內容無法體現新媒體的傳播特點，表現方式比較單一，新媒體傳播效果不盡如人意。
2追熱點：心思機敏快反應
全國兩會上，熱點新聞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作為上會記者，需心思機敏，并做到快速反應。
2.1捕捉熱點話題
全國兩會的會議形式大致包括全體大會、新聞發布會、“部長通道”采訪活動、“委員通道”采訪活動、分組討論會等形式。上會的記者需要熟悉每一天的會議流程，并提前預判可能會發生的新聞熱點。
2019年全國兩會上，“兩制”臺灣方案的探索，兩岸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成為了熱點話題。在兩會開始初期，及時捕捉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政協報告中的的涉臺內容能讓熱點發酵。到了兩會中后期，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團的講話使得兩岸深度融合發展成為熱點。
對于上會記者而言，如何快速找準熱點，如何持續讓熱點發酵便是關鍵。筆者以為，若在會議現場，可以對照提前準備的議題來判斷熱點，并及時捕捉到第一手資料。若是在場外，則需要快速追熱點，通過場內外聯動、延伸報道來追熱點。
2.2找準熱點人物
全國兩會上，每一位代表和委員都有著豐富的經歷和可挖掘的故事。根據事先選定的主題和兩會中發生的熱點話題來選擇合適的代表、委員采訪，就可以讓熱點持續發酵。
2019兩會現場，筆者通過政協臺聯界別的分組會判斷，有的委員敢于并善于表達自己的意見、有的委員善于深度簡練表達政協委員的履職情況、有的委員有著豐富的個人經歷。因此在采訪中，遇到理論性強或內容敏感的話題，筆者優先選擇采訪他們，獲得了優質的采訪資料，撰寫多篇有深度的報道。
2.3追蹤熱點新聞
兩會上的熱點新聞，深究下去，內容龐雜。那么，上會記者如何讓熱點新聞持續發酵？筆者以為，可以從縱向或橫向深入采訪報道。
以“兩制”臺灣方案的探索為例，筆者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展現這一主題，以期為臺港澳民眾提供更多訊息。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創新切入，講述中國的制度優勢；從政協委員如何履職切入，講述政治協商體制的民主特色等；從港澳委員的親身經歷切入，講述中國的“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
3顯特點：精心設計巧布局
全國兩會上，3000多名記者同臺競技，對臺宣傳媒體想要凸顯自己的特色必須找準定位，在報道形式和內容上精心設計。
3.1設計特色形式
形式巧妙則能先聲奪人。融媒體時代，技術手段為報道形式的多樣性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根據臺港澳民眾的閱讀喜好，設計新穎的報道形式尤為重要。
在2019年的兩會中，筆者通過不同的體裁來講述不同的主題，通過故事和評論相結合來提高深度報道的生動性等。在新媒體運作中，嘗試情景劇、短視頻等形式，但還未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新媒體內容，有待來年繼續摸索。
3.2形成特色風格
報道的風格猶如一個人的氣質。筆者認為，隨著技術的發展，央視、新華社等重量級媒體已實現視頻直播兩會。其他媒體在追求短平快的資訊型報道上不再具有優勢。報道內容有深度、有觀點、有故事，才能形成特色的風格。
筆者所在的團隊，上會記者均以撰寫具有觀點性的報道為主要任務。例如在政協會議開幕當天，采訪3位專家解讀政協工作報告中的涉臺內容；報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相關話題時，以“制度創新”作為切入點，以區別于其他媒體的報道。
3.3借助特色平臺
宣傳報道猶如產品，對于傳統媒體而言，有著制作產品的專業和能力，但缺少推廣產品的平臺。因此，借助其他平臺來推廣報道，就能提高傳播效能。
2019年全國兩會上，筆者所在的單位與中國臺灣網、臺海網等媒體平臺形成密切合作，擴大了傳播效果。此外，在新浪微博、抖音等新媒體平臺上也做出新的嘗試。當然，在數據爆炸的時代，傳統媒體如何在海量信息中掀起更多浪花，仍然值得研究和探索。
近年來，民眾對全國兩會的關注度逐年上升。據新華網輿情監測系統數據顯示，網民對全國兩會的輿論熱度指數從2014年的76.67上升到了2017年的90.62；網民對兩會持正面評價的比例從2014年的80.7%上升到2017年的93.6%。民眾對全國兩會關注熱度的上升，和正面評價比例的上升與媒體的宣傳報道有著密切聯系[2]。因此，根據臺灣民眾關注議題，做到抓重點、追熱點、顯特點，講好“一國兩制”故事，做好全國兩會期間的對臺宣傳報道，可增強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
參考文獻
[1]吳亞明，孫立極.島內輿論高度關注全國兩會[N].人民日報，2018-3-7.
[2]秦揚.兩會廣受國民關注彰顯制度自信[N].21世紀經濟報道，2017-03-10.
第8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眾所周知，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國不可讓步的原則性問題，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是中國內戰遺留的問題，完全屬于中國的內政。臺灣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外國勢力的干涉、阻撓，特別是美國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每個主權國家的神圣權利，也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聯合國和它的成員國不得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于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聯合國《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指出：凡以局部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為目的之企圖，都是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的。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而英勇奮斗的歷史。臺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都與這段歷史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種種原因，臺灣迄今尚處于與大陸分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一天不結束，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創傷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國人民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也一天不會結束。因此解決臺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已然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來，中國政府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奮斗。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諾執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卻又制定所謂《與臺灣關系法》，干涉中國內政，繼續向臺灣大量出售先進的進攻型武器。強化美臺軍事交往與合作，鼓勵臺灣分裂勢力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阻撓兩岸和平統一。對此，我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決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阻撓、破壞中國和平統一進程。
近年來，臺灣島內“臺獨”活動日形囂張，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和國家和平統一投下了陰影。中國政府嚴重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對任何制造“臺灣獨立”的行徑絕不會坐視不理。臺灣海峽兩岸目前的分離狀態，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所有中國人無不殷切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
為了實現兩岸人民正常往來和國家統一，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華人的理解和支持。2006年，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胡錦濤主席提出“四點建議”，明確指出：堅持“九二共識”，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深化互利雙贏的交流合作，是實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2008年年初，臺灣政局發生了重要的積極變化，執政長達八年的民進黨選舉慘敗下臺，國民黨重新執政。國民黨深知兩岸經貿關系對于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兩岸共同努力下，兩岸關系迅速展現出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一年多時間里，兩岸兩會不但立即恢復了協商，而且簽訂了九項協議，達成了一項共識，主要都是與兩岸經貿議題密切相關的，標志著兩岸經貿關系正迎來一個新的重要機遇。
我覺得要逐漸實現統一，兩岸雙方有必要鞏固累積構建的互信基礎，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一、臺灣的地理位置及地位
臺灣位于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地處東經119°18′03〃至124°34′30〃，北緯20°45′25〃至25°56′30〃之間。面積3.6萬平方公里，包括臺灣島、澎湖列島、綠島等島嶼。臺灣海峽呈東北向西南走向，北通東海，南接南海，長約200海里，寬約70至221海里，平均寬度約108海里，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國際海上交通要道。中國東海和南海之間往返的船只從這里通過。從歐洲、非洲、南亞和大洋洲到中國東部沿海的船只也從這里通過。從大西洋、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經過這里。廈門與臺灣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優越且有良好的深水港灣，自古有“扼臺灣之要，為東南門戶”之稱。臺灣也是兵家必爭之地。臺灣對大陸來說就是一艘永遠不沉的航母，臺灣對美國來說是它第一島鏈的最前沿，臺灣經濟軍事及政治位置都不容小覷。
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呈現強勁勢頭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家園。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2010年新年賀詞，表示將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更好造福兩岸胞。2012年3月22號，胡錦濤指出，兩岸雖未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并強調，在反對“臺獨”、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們應該沿著這條正確道路繼續向前邁進，不斷鞏固成果、深化合作，努力再創新局，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真正做到中華民族不再內戰，海峽兩岸不再內耗，讓兩岸同胞、所有中華兒女擁有充滿光明的愿景，這是我黨應該奮斗的目標。
三、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正在形成
1.大陸企業赴臺投資正式啟動，兩岸開通空運定期航班，兩岸直接雙向“三通”全面實現。
2.2010年，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建立了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明確了兩岸經濟關系向正常化、制度化、自由化推進的方向，推動兩岸經濟關系進入互利雙贏、合作發展的新階段。3.2011年兩岸文化交流，分隔兩岸60余年的國畫名作《富春山居圖》在寶島合璧首展，引起兩岸民眾乃至全世界華人的廣泛共鳴，人同此畫，畫同此情，一副畫作的合璧折射出兩岸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追憶和不懈追求，更拉近了彼此心的距離。近年來兩岸文化交往不斷擴大，兩岸故宮的交流也愈發頻繁
4.2012年3月4號，全國政協委員、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便表示，未來兩岸故宮交流合作的空間無限廣闊。5.2012年新年伊始，兩岸文化教育界合作編纂的《兩岸常用詞典》宣布完成，“中華語文知識庫”網站也正式開通。
四、兩岸交往制度化和機制化進程
兩岸交往制度化和機制化進程有序推進大陸方面通過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舉行了兩次會談，又簽訂了六項新協議，并達成陸資入島共識。以大陸企業赴臺投資和兩岸正式開通空運定期航班為標志，兩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終于實現，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取得實質進展。
五、展望未來的兩岸關系
在未來，我們要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不斷強化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使兩岸關系的改善發展惠及更多基層民眾，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種問題，不斷排除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和阻力。要繼續按照先易后難、先經后政的思路有序推進各項議程，著眼未來，為今后破解政治難題積累共識、創造條件。要進一步把各項工作做實、做深、做細、做穩，扎扎實實地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新形勢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加強交流，加深理解，消除敵意，增進互信，盡早建立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框架，確保兩岸關系平穩向前發展，以維護祖國的和平統一。大陸與臺灣在英明的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堅信寶島臺灣遲早會回到母親的懷抱!
結束語：
和平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期盼，但卻永遠是一個難以完全實現的夢想，不然，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就兩岸和平發展而言，大陸強調和平發展，國民黨主張和平發展，陳水扁也曾呼吁兩岸和平發展，為何兩岸無法實現和平發展?關鍵是沒有建立起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如今島內政治與兩岸關系形勢的變化，出現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曙光，是因為兩岸尤其是國共兩黨有了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基礎。一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二是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三是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四是兩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張兩岸共同繁榮與發展。如今兩岸和平發展出現了歷史機會之窗，如何把握與建構，是一個兩岸共同需要做出戰略考慮的重大問題與需要共同努力的歷史使命。過去多次出現改變兩岸關系歷史發展的機會，但在對時局把握與形勢判斷的失誤，兩岸錯過了多次難得的歷史機會，兩岸應吸取教訓，把握歷史機遇，共創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新篇章。
第9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關于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問題，不同理論流派的學者觀點迥異，同一理論流派內部也存在分歧。通過語義學對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問題，并非牽涉“有”、“無”的“道德存在”問題，而是如何看待與應用的“道德選擇”問題。各個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上的共識與分歧，反映出國際關系中道德的實在性與道德選擇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關鍵詞：國際關系道德國際倫理氣候變化
關于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問題，“無”與“有”是學界爭論通常的焦點。一種頗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譯無涉道德或超道德)標簽貼在現實主義身上，將其與“道德主義”作為對峙的兩端加以比較，哈里斯(OwnHarries)采取的就是這種方法[1]，國內學者石斌也認為，以“非道德”著稱的現實主義與法理-道德主義雙峰對峙，是影響最大的兩大國際倫理傳統[2]。在注重科學方法和價值中立的美國，也有很多學者把理性主義同道德主義對立起來，作為不可調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國學者則強調國際關系中道德的復雜性與倫理傳統的多樣性，并認為應對此采取更加靈活和寬容的態度[4]。
本文首先列舉有關國際關系中道德問題的流行觀點，然后從語義學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內涵與作為這一概念外延的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入手，對上述爭論進行分析，認為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問題，并非牽涉“有”、“無”的“道德存在”問題，而是如何看待與應用的“道德選擇”問題。第三部分將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為案例，簡要說明這一觀點。文章的結論是：道德選擇，從根本上講只有觀點分歧而不存在絕對的是非對錯，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或者“優中取優”而非絕對的善惡比較。
1.爭論的觀點
在談到國際關系中道德時，不同理論流派的學者觀點迥異，同一理論流派內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種觀點，可以被學界普遍接受。下面簡要列出的觀點，前四種通常被視為包含在現實主義框架之內，后兩者可以被歸納為理想主義的論點。
最極端的立場可以定義為“非道德主義”。這一立場認為，在國際政治中根本沒有道德的位置,國家考慮道德義務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險,這還意味著“不道德”的行為有時也是必要的[5];“在國家外交政策中沒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與國際政治本質上是非道德的活動”[6]。
第二種觀點則主張“道德相對”論。該觀點懷疑道德原則的普世性，或者雖不贊成道德相對論,但仍然認為具有普世性質的道德原則較之國內政治領域極為有限,也殊少約束力。例如卡爾認為:“這些所謂的絕對和普世原則根本就不是原則，它們只不過是在特定時期、根據對國家利益的特定解讀而制定的國家政策的下意識反應而已”[7]。凱南則指出:“不能認為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對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確有效”[8]。
另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是“國家理由”。它強調“個人道德”與“國家道德”的區別,把國家作為道德訴求的對象，使國家人格化，并賦予國家利益以道德內涵[9];認為國家本身乃價值之源泉，而非實現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國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層次的善[10]。從這一觀點看，“不戰而屈人之兵”并非是從“不打仗”或“不殺人”的道德觀念出發，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國家利益需要。
較溫和的觀點可以稱之為“有限道德”。該觀點認為國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當有限道義角色,但必須有利于增進國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損害國家利益為度[11]。
第五種觀點是“形勢倫理”(situationalethics)或非完美主義。從堅持道德原則出發，該觀點既講求實際、又堅持道德倫理的適當指導作用,并且按照具體情況來具體判斷政治中的道德倫理問題,具體決定道德倫理態度。
最后一種立場可以被稱作理想主義或道德主義。“堅持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須符合根本的道德倫理”[12]。“應用于個人道德的共同原則――同情、慷慨、寬恕、仁慈、容忍――同樣適用于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系”[13]。康德締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為基礎，受其影響發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論”，也是把民主視為可以推廣至全球的一種價值取向。
在圖1中，非道德主義與道德主義各執一端，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兩大派別，是國際關系中道德問題爭論的焦點。在其間的廣闊范圍內，存在著各種溫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別。為了不被繁雜的標簽所迷惑，從語義學角度開始厘清國際關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與國際關系中的道德：概念內涵與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EnglishDictionary)中的解釋有三，a.道德是關于哪些行為是正確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錯誤的一種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會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關人行為的原則和價值體系;c.道德指某行為正確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從這一定義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種內涵：第一，道德是一種信念，此信念認為凡事或行為有是非對錯之分，有善惡美丑之別，人們必須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為，必須在各種價值判斷中做出選擇。第二，道德是信念的體系，當一個群體(無論個人還是社會)中出現被大家廣為接受的某種或某些信念時，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觀。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群體與道德認同互為條件：群體中的互動既形成又調整個體的道德信念，道德認同又為群體的維系提供基礎。第三，道德是評價標準，個人或群體根據自己的道德觀或普世道德觀對某一社會行為作以評價。從歷史唯物論看，不同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不同個人或群體的評價標準必然不同，從辯證唯物論看，同一個人或群體在不同時間和環境下，其評價標準也可能不同。
我們再把這一概念延展到國際關系領域。根據道德的內涵，我們可以這樣延展出這樣的道德定義，國際關系中的道德是：a.關于國際行為的是非與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國家或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的原則和價值體系;c.對國際行為作出的道德評價。
首先，凡是承認國際行為是可以評價的，即是承認國際關系中有道德存在。從這一點說，即使是“非道德主義”，也是有道德觀的，實際亦是如此。馬基雅維利在否定君主該受道德約束的同時，同時就是積極地對君主(國家)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只不過他對國家道德評價的標準與個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時，他也不曾忘記普世道德觀的影響力，他認為“仁慈、守信、誠實、人道、虔誠”等品質,君主沒有必要具備,但卻“很有必要顯得具備”[14]，為什么要“顯得具備”?顯然是因為人們都認同這些品質，認為其是好的，是對的，是應該具備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觀點實際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認行為有是非對錯之分。“道德相對論”懷疑的是道德原則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認有道德;“國家理由”所強調的“國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項道德原則，相信只要堅持“國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確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勢倫理”原則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總之，同個人行為相比，在國際關系領域，國家行為也是有是非對錯之分的。
其次，國際關系中的普世道德。國內道德規范依據的是國內大多數人的認同，因而成為社會所普遍接受的價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國際道德規范，它所依據的也應該是國際社會大多數行為體的認同。那么實際上存在這樣的道德規范嗎?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舉“國家道德”觀點時講道，“國家存在本質上是為了提高和保護自身及國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須與那個目標協調一致。”“實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責任不是闡釋自己的道德觀點或偏好，而是要確保其服務對象的利益。”“一個政治領袖的責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國家健康發展，而非純潔他自己的靈魂，這兩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義”立場則與其有本質不同，“國家行為沒有什么不好判斷的，因為應用于個人的道德判斷標準同樣適用于國家”[15]。可見，他們列舉的或闡釋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體的價值體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數所認同的價值體系。從這一方面考察國際關系中的道德，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盡管國際上存在著由一些國家、甚至大多數國家認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則和價值體系，但嚴格意義上的普世道德，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尚不存在。不僅如此，不同國家對不同道德原則和價值體系的認同，還有可能相互沖突，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基于認同導致的沖突，遠比基于利益所導致的沖突更難和解。比如“人權高于主權”與“不干涉內政”這兩種道德觀念產生的沖突，還有以宗教認同為基礎的種族沖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隨著人類交往的日益密切，國家供給個人道德認同的能力逐漸削弱，逐漸受到更為廣大的群體(國際社會或世界社會)的挑戰，這個更廣大群體有機會為更廣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認同，而更廣泛的道德認同又將會為真正的普世道德觀念的形成創造條件，人類就有可能建筑一個道德的“巴別塔”。
再次，國際關系中的道德評價，是國際關系主體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對國際行為做出價值上的判斷。這種評價是主觀行為，不同國家做出的判斷會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同樣是持“國家理由”觀，但對國家利益的定義和國家需要的價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時期有很大差異，那么國家在對國際行為的評價也會相應變化(如美國在不同時期對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為的評價)。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條件、不干涉其內政的政策，這在中國和非洲等大多數國家看來，是正確的、道德的國際行為，然而讓歐美等發達國家來評判，就是不正確的、不符合國際道德的行為。道德評價上的主觀性，不僅存在見仁見智的層次，甚至會導致嚴重分歧、對立與對抗。
綜上所述，從其涵義的第一個方面來看，國際關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質疑的，然而，關于道德認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評價方面，由于國際關系的國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標準的主觀化等原因，存在各種相互競爭甚至沖突的觀點也有合理性。因此，關于國際關系中的道德爭論，不是簡單的存在或不存在問題，而是更加復雜的“道德選擇”問題。正如湯普森(KennethThompson)而言，這“并非是對與錯之間的爭論，而是對與對(rightsandrights)之間的爭論，而這就使問題的解決變得無比復雜[16]。
不能否認的是，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跡總是若有若無、若隱若現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道德與價值、經濟與利益、政治與權力常常作為國際行為的多種屬性混雜一起，很難區分。當小布什宣布對伊拉克的戰爭時，很多人認為他是為了石油，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全球爭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開的理由之一，則是“自由”。國際關系和價值判斷的復雜性，使得人們很難對一種國際行為做一定論。比如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上的各國分歧，很多學者都從國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當事國家的所作所為，也讓人感覺在此問題上很難找到道德解釋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來將簡要分析這一問題，對國際關系道德的實在性加以說明，并應用上文所列六種觀點對該問題加以解釋。
3.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中看國際關系中的道德
人類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的關注，源于溫室效應理論，而該理論在近200年前便已經由法國科學家提了出來，1908年，瑞典科學家阿蘭紐斯出版專著，首次提出人類活動將會極大影響地球氣候，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將在未來幾個世紀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個多世紀，人們對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態度，甚至給予“道德”的評價[18]。
相比之下，減排在當今世界幾乎成為一種普世道德，就連一向對此無所作為的美國也于2008年4月17日發起第三次“主要經濟體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會議”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國溫室氣體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標。
盡管國際上對減排問題幾乎形成共識，但是誰在其中承擔怎樣的責任卻沒有定論。原因很簡單：各個國際行為體都有自己難以割舍的利益。此時的“國際道德”讓位給國家利益。歐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額總共只占15%并且從趨勢上還將減少，而門檻國家所占份額自然會有所增加。也就是說，誰也不能躲避開這個全球責任”。這種共同責任，建立在“形勢倫理”的基礎之上，因為歐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減排對歐盟國家自身利益的影響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責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堅持了道德倫理，這是歐盟國家積極倡導減排的原因之一。
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此則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態度。提出“算總帳”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算總帳”基于排放時間和總量的計算，要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發達國家要率先減排，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這樣的原則，是在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履行道德責任1。
各個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上的共識與分歧，反映出國際關系中道德的實在性與道德選擇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共同的道德壓力下，不同的國家根據各自的價值判斷、觀念與原則，在“責任”、“義務”與“利益”間作出不同的道德選擇，它們的國際行為從根本上講只有觀點分歧而不存在絕對的是非對錯，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或者“優中取優”而非絕對的善惡比較。減排問題上是如此，其他的國際行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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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石斌：《“非道德”政治論的道德訴求――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倫理思想淺析》，第2頁。
[12]時殷弘：《歷史?道德?利益?觀念――關于國際關系理論思想的談話》，載于《歐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頁。
[13]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p.600.
[14]馬基雅維里：《君主論》，第74頁，第84-85頁。
[15]OwnHarries,“Power,Morality,andForeignPolicy”,p.601-605.
[16]KennethW.Thompson,“MoralValuesandInternationalPolitics”,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88,No.3,1973,pp.368-374.
[17]徐再榮：《從科學到政治：全球變暖問題的歷史演變》，《史學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頁。
[18]阿蘭紐斯還期待著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帶來的全球變暖會給人類帶來更加豐富的作物，并為迅速增加的人類造福，見徐再榮：前引文，第115頁。
注釋：
1.秦大河：《氣候變化的事實、影響及我國的對策》，載于《外交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第10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發展兩岸經濟往來，通過經濟交往弱化政治，讓百姓之間緊密相連，兩岸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們共同的心愿，溝通才能夠增進互信，合作才能夠達成雙贏，兩岸同胞的福祉關系于兩岸的和平發展，兩岸的協商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為大陸和臺灣的共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追求和平與發展、從對抗到對話、從斗爭到合作的世紀，也是一個兼顧自由與責任的世紀。關鍵字：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繼往開來
一兩岸關系的核心與關鍵
(一)兩岸關系的癥結
“胡六點”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涉外事務等方面提出了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其中第六點提出：“我們再次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同時指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為有利于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做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系展開務實探討”。
由此可見，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關鍵的問題恰恰存在于“一個中國原則”這個“基礎”之中。沒有這個“基礎”，兩岸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或者勉強談起來只獲得一紙協議，也不可能真正結束敵對狀態;如果這個最根本的對立解決了，其他各項政治問題包括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等等，都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而迎刃而解。目前，兩岸在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上達成了一致，支撐了去年以來兩岸關系的明顯進展;但是，如何在實踐中進一步鞏固深化落實這一共識，尚需雙方發揮高度智慧，在互動中形成高度默契、互為激勵、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環。所以，胡在2009年5月26日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進一步指出：“考慮到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難題，鞏固和增進雙方的政治互信尤為重要。堅持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是關鍵所在”。(二)兩岸關系核心問題是要全面落實“一中原則”
2005年“胡連會”標志著大陸“兩岸同屬一中”的政策思想走向成熟并落實為具體政策，標志著國共兩黨二十年左右圍繞一個中國原則進行的事實上的“談判”終于達成初步一致。這就在兩岸最為敏感的涉外問題上向臺灣人民展示出合理解決的前景，也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互為表、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致與平衡。
從“胡四點”到“胡六點”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講話精神、從近年兩岸關系出現的有關變化來看，以往一中原則單純強調兩岸關系的“法理內涵”，對臺灣當局政治地位采取絕對排它性的否定態度;而“兩岸同屬一中”則在堅持一個中國法理基礎的同時，為一中原則注入了實事求是、正視現實的“事理內涵”，以及以人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內涵”。全面把握與落實“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內涵，是我們正確堅持一中原則、繼續推動兩岸關系良性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綜上所述，兩岸關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個中國原則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臺灣當局更加明確地堅持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更加明確在排除人們對臺灣未來走向上的疑慮;一方面要求大陸進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臺灣當局應有的政治地位，并繼續協商解決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在兩岸關系歷史當口，雙方均須戒慎恐懼，小心呵護，務使近年兩岸關系出現的良性互動不斷深化，鞏固發展。
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形勢
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系發生歷史性轉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破性進展，展現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兩岸雙方在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動，兩會商談達成18項協議，兩岸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簽訂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大陸居民赴臺旅游，兩岸各界交流合作蓬勃發展，兩岸關系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積極變化。
其中影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有利因素：1、中國大陸的發展與堅持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政策及措施的不斷加強;2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已經產生與顯現了重大的積極性作用;3、和平發展態勢獲得兩岸民眾尤其是臺灣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4、兩岸間政治互信有所建立;5、馬英九團隊持續推動兩岸和平開放政策;6、國際社會樂見兩岸和平發展。因此在解決臺灣問題上要堅持的方針政策有：1、基本方針——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實現兩岸統一的前提和基礎——一個中國原則;3、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
除此之外，還要在此基礎上通過以下五個方面來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第一，大力促進兩岸人員往來;第二，積極推動兩岸直接、雙向、全面“三通”;第三，大力推進兩岸產業合作拓展領域、提高層次;第四，切實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取得實質進展;第五，探索推動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發展兩岸經濟往來，通過經濟交往弱化政治，讓百姓之間緊密相連，兩岸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們共同的心愿，溝通才能夠增進互信，合作才能夠達成雙贏，兩岸同胞的福祉關系于兩岸的和平發展，兩岸的協商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為大陸和臺灣的共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繼往開來創新局，鞏固和深化兩岸關系
(一)把握機遇順勢而為，開創兩岸新局面
我們應清楚認識到今日的兩岸關系來之不易，要認識到馬英九的執政期是我們難得的歷史機遇期，他正派正直，是我們修復和發展兩岸關系的機遇，機遇在前，我們應倍加珍惜。
當然，“先經后政”作為兩岸的基礎，也是應該建立得更扎實一點，但隨著兩岸關系的深入，我們總會面對眾多政治難題。可是“先經后政”的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從2008年至2012年，成功的“先經后政”也化為選民的選票，不正說明經濟與政治的相互影響。
面對兩岸關系發展的大趨勢，要求我們更關心另外45%的選民，也要求臺灣在野的民進黨要正視現實，理智地面對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大潮流，誠實的面對“九二共識”與“憲法一中”，不要甘作“為反對而反對一切”的反對黨，要有理性的兩岸政策，否則只能永遠淪為在野黨。即使偶然再度執政，也一定是不穩定。
(二)貫徹執行中央對臺工作決策部署，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新局面當前，兩岸關系處于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時刻。兩岸同胞普遍肯定與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兩岸雙方有繼續推動兩岸關系改善發展的意愿;過去幾年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國際社會普遍歡迎兩岸關系繼續改善發展，這些都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開創新局打下了良好基礎。展望未來，兩岸關系有望迎來新的機遇，邁出新的步伐，開創新的局面。前進的道路上，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大于挑戰。我們要堅持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繼續深入貫徹胡錦濤“12.31”重要講話精神，以持續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為主題，以深入貫徹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為主線，進一步扎實有效做好各項對臺工作，進一步鞏固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創造有利條件。
(三)全面理解黨的關于今后一個時期對臺工作的指導思想
黨的報告提出了今后一個時期對臺工作的指導思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必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全面貫徹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這一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包含著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基本判斷和戰略決策、新形勢下推進對臺工作的主要目標。
中央強調要堅定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信心。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崇高愿望和堅強意志，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關系歷經風雨洗禮，開辟出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必將強有力地推動和平統一的進程。
中央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對臺工作的大政方針，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平統一的方向和目標，全面辯證地把握和平統一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內在聯系。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堅持和平統一方針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全面貫徹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重要思想，堅定地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盡最大努力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我們要牢牢把握持續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緊緊抓住廣泛團結廣大臺灣同胞的主線，維護既有的寶貴成果，保持正確方向和前進勢頭，增強政治互信，促進交流合作，擴大人民往來，推進對話協商，取得各方面新的成就，加強各領域制度化建設，從而夯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
第11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摘要】：眾所周知臺灣問題由來已久，其間經歷了諸多的演變和發展，臺灣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國際化，新時期如何處理海峽兩岸關系關系重大，這對于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考驗，本文就臺灣問題的歷史由來、演變發展，新時期兩岸關系呈現和可能出現的新特點三個方面來闡述臺灣問題，進而給出了自己關于新時期大陸處理兩岸關系的觀點和建議。
【關鍵詞】：臺灣問題，歷史由來，演變，發展，新時期兩岸關系，新特點，大陸，處理
【正文】
(一)臺灣問題的歷史由來
大家知道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上臺灣也曾而兩次脫離祖國，一次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第一次收復臺灣，趕跑了荷蘭殖民者，鄭死以后其后代將臺灣獨立與清廷對抗，后康熙帝任施瑯為大帥收復臺灣，此后臺灣一直隸屬大陸管轄。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將臺灣二次割讓出去給日本，自此臺灣脫離大陸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才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1946年國民黨發起國共內戰，經過歷時四年的內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蝸居臺灣。正當人民解放軍一鼓作氣完全解放臺灣，美國派出第七艦隊橫亙在臺灣海峽，阻止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由此才形成了臺灣問題。處理好兩岸關系成為中央政府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一個重大考驗。
(二)臺灣問題的演變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蔣介石退居臺灣，國民黨軍隊蜂擁入臺，這標志著蔣介石集團在大陸統治的結束。蔣介石、蔣經國統治臺灣時期雖也曾揚言要反攻大陸，成立偽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們依然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們也堅持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后來李登輝上臺，才開始提出“兩國論”，開始搞臺獨分裂活動。將兩岸關系迅速升溫激化。李登輝之后陳水扁上臺，民進黨開始執政臺灣，開始想明目張膽地進行臺獨公投，臺獨分裂活動日益猖獗。海峽兩岸關系也日益緊張。2008年隨著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對大陸的訪問，拉開了兩岸關系緩和的序幕，海峽兩岸交流也日益緊密。就在同一年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贏得“大選”，擊敗民進黨，時隔八年之后國民黨重掌大權，也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門轟然洞開，兩岸關系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兩年多來兩岸經濟關系大事不斷，世所罕見。先是中斷近十年的“兩會”恢復制度性協商，在大陸臺灣先后舉行四次重要會談，達成12項經貿合作協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雙向“三通”、MOU在內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兩岸經貿關系進入全面、快速發展階段。
(三)新時期兩岸關系呈現及可能出現的新特點
(1)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面臨不小的挑戰。目前的兩岸關系是兩年來最好時機，臺海形勢出現了對我有利的內外環境，李登輝的影響日漸式微;陳水扁被判無期徒刑，以“臺獨綱常”為宗旨的民進黨早已下臺。未來幾年，島內臺獨活動難于掀起大的風浪，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勢不可阻擋。接下來兩岸關系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觸及政治議題，兩岸關系“先易后難”、“先急后難”、“先經后政”、越到后來越難。難點在于以下幾點。
1政治對話議題。馬英九當局對政治對話的態度漸趨保守。所謂臺灣島內形成“共識”，實際上就是一種“托詞”，如果民進黨一直反對，島內將永無共識;兩岸對話還要夾帶國際因素，這顯然表明兩岸政治互信有待進一步增強和強化。
2.經濟合作機制化問題。馬英九近年來不斷重申ECFA的簽署應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進行，必需符合“國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國民監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和臺灣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兩岸經貿關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關系的定位問題，搞好了，會使兩岸關系更親密;搞不好“兩岸”也會成為“兩國”的開始。
3.兩岸軍事互信問題。馬英九在國18次國民黨全代表會上顯示，“因為兩岸現在并沒有劍拔弩張，所以并沒有進行政治性談判甚至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急迫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臺灣方面要價越來越高。與此同時，臺灣卻仍在計劃向美國采購更多武器。在“軍購”與“軍事互信機制”之間，馬當局定會選擇前者。
4.臺灣“國際空間”問題。近年以來，馬當局繼續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暫時放棄了16年前的“加入聯合國”的活動，轉而與大陸協商彈性參與國際組織，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維。臺灣當局的不斷索取將使這一問題變得愈加復雜。
無論是年臺灣政局還是兩岸關系，表面看是風平浪靜，實際上卻是暗潮洶涌。為此我們應該保持清醒認識，不能盲目樂觀，不能被島內執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兩岸關系的暫時緩和所迷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影響臺海安全穩定的根源并未消除，“臺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主要現實威脅，解決臺灣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不容低估。
兩年來，兩岸關系步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實現對話協商制度，經貿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緊密，新型兩岸關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兩岸關系在進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僅僅三年，在認同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兩岸之間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兩岸關系實現歷史性突破之后，兩岸關系相應的進入有序推進、平穩發展的新時期。未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將進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兩岸關系將進入合作與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時期;兩岸關系與島內政治合作的銜接將越來越緊密;如何獲取民心、爭取民意支持將是未來兩岸都要關注的焦點。
(2)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大國因素不容低估。兩岸關系應該是中國的內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說兩岸關系中任何一個現象與事件，又都是中國、美國、中國臺灣三方面相互牽制和博弈的結果。正像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臺灣問題歸根是美國問題。目前美國在臺海兩岸關系的基本態度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長時間以來，美國在臺海兩岸間一直保持著藐視中間而實際上偏袒和支持臺灣的做法。
中國的對臺斗爭實際上是對美斗爭。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對海峽兩岸的政策不會根本改變。它確實有點像“擺鐘”那樣，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時而左時而右的搖擺不定。斗爭將使長期的、曲折的和復雜的。當前兩岸關系實現了歷史性曲折和突破性進展，正朝著建立和平發展新局面的方向邁進。美國雖然表面上不斷表態樂見兩岸的和解。
(3)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島內制約因素不可忽視
1.島內民意的走勢左右兩岸關系。現在臺灣有一個最大的現實你，就是“臺灣主體意識”的上升。
2.民進黨能否東山再起。從外部環境上講，自從馬英九主政臺灣以來，馬英九在競選時的承諾一直很難實現，馬團隊的民調也一直回落，臺灣民眾也頗有意見。另外，從國際局勢上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把臺灣作為遏制中國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綜上所述，民進黨正在做著東山再起的準備。不過從目前來看，民進黨要想東山再起的確困難重重。
(四)新時期大陸應該如何處理好兩岸關系
(1)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住過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2)同臺灣同胞一道，加強兩岸人員來往和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堅決反對臺灣分裂勢力。
(3)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4)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于臺灣人民。
(5)“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
(6)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同時絕不承認放棄使用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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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正確認識兩岸關系發展的新形勢1000字
2008年以來，兩岸關系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過去8年，臺海局勢安定祥和，兩岸關系穩定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取得豐碩成果，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兩岸差異的存在和差異導致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2016年5月20日，在選舉中取得明顯優勢的民進黨將進入“執政期”，但民進黨始終不肯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關系逐步不斷滑向政治僵持與政策對抗的狀態。作為當代大學生，應該保持對形勢與政策的關注度，思考辨析新形勢。
近年來兩岸關系發展成果
1.1兩岸“三通”
大陸1979年倡議、兩岸同胞期盼30年之久的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得以實現。2008年兩岸周末包機如期實施，兩岸兩會共同簽訂兩岸空運直航、海運直航、郵政合作等四項協議，實現了兩岸同胞期盼已久的直接通航、通郵。2009年兩岸實現定期航班，通航、通郵進一步擴大，使兩岸同胞的往來更加便捷。當年6月臺灣當局開放大陸企業赴臺投資，“陸資入島”正式啟動，兩岸“三通”由“局部、間接、單向”發展為“全面、直接、雙向”，正常交流使兩岸經濟聯系更加密切，便利了兩岸民眾往來，提高了兩岸產業合作效率，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更加緊密，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增添了新動力。兩岸人員往來基本實現了正常的雙向交流，旅游成為兩岸人員往來的主渠道。2008年臺灣開放大陸居民赴臺灣旅游，兩岸同胞企盼已久的陸客團隊游正式啟動。2010年大陸全面開放所有省、區、直轄市赴臺團隊旅游，2011年正式實施大陸居民赴臺灣地區個人旅游。兩岸旅游交流合作實現了互利雙贏。大陸是臺灣第一大入境旅游市場，臺灣是大陸第三大入境旅游市場，兩岸已形成互為重要客源市場的穩定格局。兩岸同胞也借此實現了多渠道、大范圍、多層次交流。
1.2兩岸經濟制度化突破
兩岸兩會自2008年恢復協商以來，至今已經舉行11次會談，針對兩岸交流中的制度性問題，簽署了23項協議。這些協議涵蓋各個領域，有力地促進了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增進了兩岸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的福祉，得到了兩岸大多數民眾的歡迎和支持。這些協議搭建起兩岸和平穩定與經濟互利的橋梁，使兩岸關系進入66年來最為和平穩定、百姓獲得政策紅利最多的一個階段。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聯系溝通機制有效運行，為推動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發揮重要作用。2014年2月，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與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在南京會面，這是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第一次正式會面并交換意見。隨著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協商所考慮的層面愈來愈廣，已逐漸碰觸到深水區。
1.3兩岸交往的政治突破
在兩岸均認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實現了66年來的首次會面，兩岸政治交往取得歷史性突破，更為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夯實基礎。習近平在這次會面中明確表達了大陸對兩岸經濟合作的立場：“我們愿意首先與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兩岸可以加強宏觀政策溝通，發揮好各自優勢，拓展經濟合作空間，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增加兩岸同胞的受益面和獲得感。”
1.4兩岸交流的民眾福祉
8年間，開放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方便了兩岸民眾往來，提高了臺灣企業經營效率，增加了兩岸經濟合作的商機。開放大陸游客赴臺及開放陸生赴臺就讀帶動了兩岸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不斷擴大，促進兩岸交通、基礎設施、島內教育等多領域投資，促進了兩岸經濟社會共同進步。兩岸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逐步提高，臺灣金融機構大陸營業網點繼續增加，為兩岸企業和民眾帶來更多便利。此外，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建設的順利推進，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探索合作新模式提供了新的平臺。廈金海纜與福（州）淡（水）海纜、以及福建向金門地區供水工程正式開通或開工方便了臺灣地區金門與淡水民眾的生產生活1。2大陸與臺灣社會發展概況對比
2.1新興產業重心差異
市場導向、市場規模不同，大陸云端大數據、智能硬件、O2O成為創業者的集聚地。在臺灣人還在熱衷于加盟餐飲店，搞花卉、創意精品、居家百貨。對比大陸和臺灣的新興行業布局，大陸瞄準了“互
聯網+”，臺灣大力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最終互聯網+之下，大陸誕生了許多為投資所追捧的明星企業，硬件方面也連帶產生了革新。在臺灣“文創”之下，誕生了：手工肥皂店、手工手提袋店、可以讀書的寵物圖書館，提高商品的附加價值。大陸年輕人競爭壓力大，競爭意識強烈。比起臺灣年輕人，人文素養卻有所欠缺，在國際競爭中可能遭到質疑。臺灣年輕人競爭壓力小，素質教育普及，包容精神更強卻缺乏新興產業核心競爭力，使臺灣在國際競爭中有落后趨勢。
2.2政治差異
2.2.1臺灣社會
臺灣最低工資標準是兩萬臺幣，相當于人民幣四千快，沒有人會比這低。但在臺灣經濟困境下，無論藍綠都難以在財政上取得亮眼的成績以說服人民支持自己，于是有操弄政治議題攝取民意的事件發生。整個臺灣社會追求政治正確的熱情高于大陸，所以操弄一個政治議題更普遍，綠營在過去一方面批評馬英九油價電價雙漲，要求調低電價油價。隨后又批評馬英九要啟用核電站，指核電站隨時可能爆炸，要求非核家園，發動地方黨部組織示威甚至喊出了用愛發電的口號。除了這種假議題之外，就是統獨之爭、對外關系了。兩黨都熱衷于利用手下媒體機器造勢，媒體完全不求證，直接偽造新聞。著名的“強國人鼎泰豐餐桌上撒尿，尿到小籠包蒸籠里，還要求服務員免費換菜”的假新聞曾經被炒的島內盡人皆知。兩黨黨媒熱衷于此是因為議題往往是捆綁進行的。國民黨等于親中，所以要盡可能污名化中國，就可以打擊親中的國民黨。反之在綠營支持者眼里，國民黨也在盡可能污名化日本，打擊民進黨。
2.2.2大陸社會
在大陸社會公平問題依舊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弱勢群體的工人利益與農民利益，缺乏有力的保護。工人在工業生產中支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福利與薪酬無法維持他們過著稍為象樣的生活。農民利益，更是受到了嚴重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侵害，耕地被國家與商業團體人、工廠主征用時，農民獲得的賠償遠低于應得標準。
政府官員的權力的取得與使用缺乏民意基礎。基層與中層官員不是選舉出來的，而是任命為主的。權力使用缺乏民意機構必要的監督。政府開支不夠透明。在大陸尤其是公民的文化與政治發展權利沒得到有力的保護。缺乏公民參與政治與社會管理的公平競爭上崗的途徑。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正在醞釀中，何時得到執行，令人拭目以待。干部任命中的公示制度對權力的取得有著一種約束力，待聘用干部的公開答辯，令干部使用透明度有所加強。
人權方面，出版權正開始逐步放開，出版行為向商業行為回歸，為人們的文化權利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證。網絡上自由言論程度較高。但政治發展權利方面，限制尚多，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讓人發展。政黨法與結社法規尚未單獨制定出來。
兩岸差異的啟示與影響
《獨裁者手冊》的觀點——政治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為了盡可能維持以及延長他的統治，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只需要照顧好那些“在選舉中，對他上臺有決定性影響的人”。在中國大陸，全體成年公民是名義上的選舉者，人大代表是有影響力的選舉者。在臺灣，這個群體卻很大，是臺灣1800萬選民。民主雖然是普世價值，但也要操作得當才能為良政助攻，否則一旦淪為民粹，哪怕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地區或者國家，也無法逃脫劣政的魔爪。臺灣政黨之間不健康的惡性競爭關系，相互拆臺，沒有大局觀使很多臺灣人表示過對臺灣政治的失望，這種失望不是說政黨更替就有希望了，而是兩邊都失望，徹底的失望，“誰上來都一樣，藍綠都是一丘之貉”。對執政黨的缺乏信任就容易導致執政黨無論干什么都會被惡意揣測動機，再加上某些新聞媒體都特別擅長煽風點火，本來可能是善意的政策，經過社交媒體發酵，都變得面目可憎。民眾開始對人不對事，政治正確掩蓋了事實正確，為了反對而反對，意識形態壓過了事實真相。無論是臺灣還是大陸，普羅大眾的民主素養還有待提高，對民粹可能帶來的問題缺乏防范意識，立場不夠穩定，容易被媒體和情緒化演講煽動而改變立場，對“集體的麻木”，“庸眾的勝利”缺乏必要的警惕。
臺灣馬英九將“九二共識”這個視為自己政治生涯的功績之一，而綠營對此基本上是不予理睬。李登輝認為“九二共識”不存在，蔡英文始終不肯說出這四個字。“九二共識”大陸宣傳的重點是在“一個中國”，而臺灣理解的是“一中各表”。“一個中國”是所有大陸人的原則，臺灣問題，兩岸關系對中國大陸的社會和政治影響觸及太深，所以“一個中國”也是政府絕對不能退讓的態度。而臺灣的年輕一代，已經幾乎全都缺失中國認同感，蔡英文的執政也必將著力于提升臺灣的“華人性”，降低其“中華性”。黃安，周子瑜事件，臉書表情包罵戰等一系列事件，徹底揭開了兩岸民眾間的掩藏已久的矛盾，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隨著民進黨上臺，兩岸民間往來與交流、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仍有持續發展的可能，但因臺灣政治大環境與兩岸關系形勢的變化，其熱度可能會下降，規模可能會縮小。
當代大學生面對兩岸關系發展新形勢
作為當代大學生，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形勢與政策，思辨地思考問題，不盲目地受輿論的引導。為了維護和平統一我們首先能做的是保持現有優勢，提高核心競爭力，自我完善積極投入社會建設，因為大陸的綜合實力是兩岸關系的最重要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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