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縱觀節目中為防疫犧牲的勞動模范和烈士，他們用實際行動完美詮釋了中國工人無私無悔的奉獻精神。他們眼中的崇高情操令人驚嘆和欽佩。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的文章5篇 ,歡迎品鑒！
【篇一】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勞動的無奈與資本的強勢，是中國當前結構性問題的主要根源。
整體上看，由于中國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全國的勞動供給大于勞動需求，勞動要素缺乏對于資本要素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規模效益增強，從而又使得生產率快速提高，資本利潤較快增長。因此，在勞動很無奈、資本很強勢的雙重因素之下，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資本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上升。
而通過進一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當前對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的擠壓，是技術進步、市場需求、宏觀政策、政府行為等多因素交織而成的。
“拿來主義”強化資本
后發國家由于技術上的拿來主義，因此資本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形成了對于勞動的較強替代，弱化了勞動對于資本的競爭力。
首先，較多的資本只需較少數量的勞動。以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998年至2006年數據為例，1998年，每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有956個職工，2006年減少到436個職工，是1998年的1/2弱。勞動邊際需求減少幅度更大，2002至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新增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按算術平均計算，只能新增213個職工。
其次，較高的技術裝備只需較低技能的勞動。技術進步特別是微電子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大大提高了各種機械電氣裝備的自動化水平，形成了技術裝備“傻瓜化”趨勢，大大降低了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這就導致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學習曲線下降，以較低的薪酬水平也能招聘到相應的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工人。
再次，較快的增長只需較少的高素質勞動。我國在技術進步上采取全面的“拿來主義”，形成了與發達國家早期發展完全不同的技術進步路徑，整個國家對于高素質的研究開發和技術人員的勞動需求相對減少。如日本1980年時的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的13.7%，而我國根據2006年人口抽樣調查，大專學歷以上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盡管我國人口的總體文化水準相對較低，但仍較好地維持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浙江在這方面尤為明顯，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單位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比重為14.9%，只有全國的61.2%，但同樣較好地支撐了浙江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低估匯率對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低估人民幣匯率導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效率提高本應導致的價格下降，從而在增加就業的同時，也出現了對于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害。
我們假定在一個沒有外貿出口或外貿出口較少的經濟中，供給持續增長會引起價格下降，總利潤雖然繼續增加，但資本利潤率下降。這時，盡管單位資本雇傭的勞動會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但因利潤率也在下降，因此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各自占 GDP的比重會保持相對穩定。
而在一個外貿出口持續增長的經濟中，由于需求增長較快，不僅將大大延遲供給增長所出現的價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導致價格上升。這時，由于勞動無限供給導致勞動難以分享效率提高而價格穩定帶來的收益，從而使得總利潤大幅增長、資本利潤率有所提高；同時，單位資本雇傭的勞動力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人均工資水平則因勞動無限供給而保持穩定，則每一單位資本所支付的工資下降，利潤總額增長快于工資總額增長，資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
從直接觀察看，資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通過擠壓勞動所得導致的，因此不僅沒有損害勞動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長導致就業增長，從而提高了全社會工資總額。但考慮到人均工資水平并未變化、以及價格相對較高，全社會實際工資總額的提高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導致勞動所得占GDP比重長期持續下降的相對損害。
持續出口增長實際降低了工資購買力。如果沒有出口的較快增長，國內價格就將因效率提高和規模經濟改善而出現下降。在這一情況下，即使人均工資水平不變，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亦將有所提高，從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提高了居民實物消費水平，而這對農民尤其有利。
國內微利行業在這種環境下尤其發展困難。由于全社會資本利潤率持續較高，社會資金平均利率亦較高，微利行業不僅難以具有足夠的資金支撐，且由于缺少足夠的利潤激勵而發展較慢，這些微利行業如大眾化的旅游、餐飲、零售、維修、家政、小規模制造企業等，而這些行業原本可以安排較多的低層次勞動力。
重資輕勞擠壓勞動所得
重資輕勞，財政收入增長過快，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除了基層政府勞動執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項、遷就資本等外，稅收政策也影響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即使按2000元征收，對于發達地區來說，也還是存在著起征點過低問題。如浙江當前人均GDP幾乎是全國平均的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是全國平均的1.5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卻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其合理性顯然值得商榷。同時計稅工資導致的雙重征稅，使得同一筆所得，分別對企業和職工征稅，即經濟性雙重征稅，既直接減少職工收入，又弱化了企業主增加職工工資的激勵。
財政收入的較快增長則進一步擠壓了勞動所得比重的提高。從1995年開始，財政收入結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開始較快上升。至2006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已達到18.4%。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過低固然不利于經濟穩定健康增長，但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占GDP比重過快上升，也不利于國民經濟。而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說，則在資本所得擠壓勞動所得的同時，又出現了財政收入對于勞動所得的擠壓。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導致了現在所看到的勞動所得比重較低并持續下降的局面。可以說，勞動無限供給是市場供求規律對于藍領收入的打壓；不合理的稅收政策則是政府對于白領收入的打壓；長期低匯率政策則是在增加社會就業的同時，由于物價未能隨效率提高而相應下降，同時人均工資增長較少，從而在整體上降低了實際工資水平，特別是降低了農民和廣大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
重大結構問題由此而生
“風起于青萍之末”。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變量，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大多與勞動所得比重較低、資本所得比重較高有關。
在居民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居民消費能力未能隨經濟發展而有相應提高的局面下，資本利潤難以按正常狀況投資于消費品生產和服務業領域，其實質是國民經濟生產、消費和積累的正常循環受阻。在這一情況下，資本出于利潤最大化本性，一方面是只得持續地集中投資于投資品生產領域，另一方面是轉向樓市以及其他投機性投資領域。
當資本利潤大量投向投資品生產領域時，形成了一種“資本自循環”的增長型式。資本由于效率提高和價格穩定而產生高額利潤，利潤大量投向投資品生產，由此而產生的利潤推動資本快速擴張。在這一增長型式中，出發點是資本追求利潤，結局點的主要客觀效應是資本規模的較快擴張，反映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較高的積累率。接下來則繼續是資本追求利潤、以及利潤導致資本擴張的新一輪循環。在這一增長型式中，發展生產的主要目的成了資本擴張和出口，客觀上不再主要是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需要。
在這一增長型式中，由于全社會剩余產品較多地用于擴大再生產，因此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則是長期持續低于GDP增長，占GDP比重逐漸下降，導致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相對減少，埋下了種種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一系列重大隱患。當資本利潤大量進入投機性投資領域時，出現了樓市的劇烈波動，致使部分社會群體利益嚴重受損，同時還降低了全社會要素效率。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就是消費比重較低，投資比重較高。1990年以來，居民消費占GD 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6年居民消費僅占GDP的38.0%。與此相應的是資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上升，2004 年為43.2%，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有42.5%，只比2004年下降0.7個百分點，比200 0年高7.2個百分點。
從其他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結構看，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費比重和如此高的資本形成比重。20 02年，在我所搜集的15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民消費比重最低的新加坡占國民收入的42.2%；最高是美國，占國民收入的70.3%；算術平均為58.1%；資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國民收入的26.5%，最低是俄羅斯，占國民收入的 16.3%，算術平均為20.3%。十分明顯，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中國的居民消費比重明顯偏低，投資比重明顯偏高。如果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算術平均值為基準，則中國的居民消費比重偏低約20個百分點，資本形成比重偏高約20個百分點。
此外，我國第三產業比重長期較低，制造業層次亦較低，深層次原因也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較低。
生活服務業發展嚴重受到絕大多數居民缺少購買能力的制約。生活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就是城鄉居民購買勞務消費，但由于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因此在購買必要的物質消費之外，就很少再有較大的支付能力。在這一狀況下，居民要么是選擇價格較低的勞務消費，要么是以自我服務來替代勞務消費，所有這一些都阻礙了生活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增加值還由于勞動力價格較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資是服務業的主要成本，勞動力價格較低情況下，同樣功能的服務業產生的增加值也較少，從而大大低估了服務業在GDP中的地位。這也使得服務業的發展較難產生相應的利潤和稅收，進一步弱化了企業和政府的投資積極性。如杭州市具有很好的山水資源，但旅游利稅收入卻較少。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術裝備價格的國際化，加之工資比重較低，因此增加值低估問題尚不嚴重。
勞動所得比重較低、資本所得較高，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由于絕大多數城鄉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因此用于購買教育、醫療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服務亦相應較少，用于其他社會活動的支付能力也較少，從而直接制約了社會發展。這還影響到價值認同、社會分工等社會發展諸因素。
仍不樂觀的勞動前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從當前國內情況看，近期內提高勞動所得比重的狀況并不樂觀。
盡管有研究者指出，農村勞動力剩余數量已大大減少，但也只是審慎地認為當前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尚未出現勞動力全面短缺。特別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及其薪酬水平下降，更是威脅著中低層白領工資水平的提高。即使若干年后勞動需求大于供給，也會由于資本自身的調整和適應，而延緩工資提高。
當前我國勞動力還存在著多重的競爭力較弱狀況。高端勞動較難和境外同行競爭，如中國科技發明水平仍較低，又如麥肯錫在中國咨詢項目的收費，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美元，國內咨詢機構收費至多幾十萬元人民幣。低端勞動既較難和工資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國競爭，也較難和現代裝備競爭。
近年來，中國的制造業結構越來越偏“重”，這些行業大都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同時由于國內外競爭加劇，傳統產業的自動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這些都有利于資本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而不利于勞動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
盡管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對于宏觀經濟結構具有決定性影響，但政策空間有限。如對于政府推行的最低工資制，國內外有關的經濟學家一般都持否定意見，尤其是在微觀經濟單位中，勞動者自己沒有聯合議價的權力時。
政府現在必須著力解決的，是對資本投資和個人因資本所得的稅收落實問題，以及為出口導向服務的各種政策轉型問題。消除稅收體系設置和出口導向政策體系存在的巨大漏洞，以及他們對勞動利益的損害，是政府不能回避的責任，也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
【篇二】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2014年全國部分土地。
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最引人注目的是4月1日起，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別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什么是最低工資標準呢？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04年頒布施行的《最低工資規定》有專門規定：本規定所稱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國內外對于最低工資標準都一直有爭議，但大多集中在“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多少”和“到底應該是誰制定這個標準”上面。但是，近日在鳳凰網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卻讓人瞠目結舌，宣稱“支持最低工資標準要么無知要么無恥”。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市場的合理干預
要實行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并不就是說市場就是萬能的，并不等于在經濟活動中取消了計劃經濟的因素便可以自動形成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原因和前提。我國不斷深化經濟改革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逐步放權于市場的過程。但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并不是政府的完全退出。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并不是要求政府退出，而是要求它轉變職能，包括為市場經濟提供市場規則和保證社會公平等內容。
假設最低工資標準是適度的，當市場工資高于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對于市場來說毫無影響。但這并不是說最低工資標準就是個廢物，就像規定“故意殺人的，將被判處刑罰”一樣，不能說沒有故意殺人這種情況出現，就說“故意殺人的，將被判處刑罰”的規定就是廢物。最低工資標準只是為市場工資設置一條合理的底線。
當市場工資有可能過低而受到最低工資標準干預時，市場就一定受損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最低工資規定》把設置最低工資標準的初衷說的很清楚，即“為了維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資本的逐利性是經濟學公認的，也是市場得到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市場會是什么場景。在勞動力過剩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對于大多數崗位來說，勞動者是可替代性。也就是說這個崗位，給你干也可以，給他干也可以。因此，企業可以今天對你說，1000元一個月，下個月就可以降低為500元一個月。你不滿么？六字真言——“愛來來，不來滾”，有的是人來應聘。好吧，只能換一家企業了。但是，另一家企業也不是傻瓜啊，對于資本來說，工資就是成本，成本肯定越低越好了，沒有企業會主動給自己增加成本。250元一個月，你不高興——那還是給你六字真言好了。有人要反駁了，你這個觀點不成立，好多企業都是爭先漲工資留住骨干員工或者是藍領技工啊。殊不知企業漲工資，跟最低工資標準有矛盾么？骨干員工或者是藍領技工需要最低工資來保障其個人和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么？再說，最低工資標準也沒限制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沒有禁止企業漲工資留住普通員工。
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下，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越來越低，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強勢資本的無情壓榨。一方面，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從而使市場本身受損。有人又要反對了，企業家不可能把工人工資降低到無限趨近于零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市場真的有那么理性，那么遠視，經濟危機就永遠不會發生了。這也是美國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采用最低工資標準的根本原因。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有益勞資雙方的交易
不能片面地看待最低工資標準是對人們自愿交易的干涉。面對資本的強勢，勞動者永遠是弱勢一方，在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所謂“雙贏的自愿交易”是絕對不可能的——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誰都贏不了。
最低工資標準阻礙會阻礙勞資雙方的自愿交易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企業要運行，相應的崗位就必然存在。在最低工資標準設置合理的情況下，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于邊際收益，并不會給企業的運營造成不合理的負擔。因此，企業能夠獲得利潤，就不可能因為最低工資標準造成的成本而削減崗位。這是資本的逐利性決定的。而勞動者顯然不會拒絕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因此，說最低工資標準阻礙會阻礙勞資雙方的自愿交易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將政府對市場的合理干預比如成拿著刀的流氓更是無稽之談。政府只是站在保護勞動者權利的立場對企業說，你應當給勞動者提供合理的最低工資，并不是阻止勞動者通過勞動獲得報酬的權利。只要最低工資標準合理，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于邊際收益，就根本不可能出現某學者所稱的強迫企業辭退公認的情況——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雇傭工人能夠還能有利潤，辭退工人沒有利潤，而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只是使成本增加，而不是導致企業沒有利潤。事實上，如果沒有政府的合理干預，勞動者只會遭到資本的無情碾壓，企業也最終因為市場的蕭條而最終衰敗——政府的合理干預不是對勞動者和企業權利的侵犯，而恰恰是對雙方的自由進行合理的調配而達到雙贏局面。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巿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能片面理解為市場決定一切。巿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又是一條“無情的鞭子”，在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也會由于其自發性、盲目性帶來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這只“有形之手”來發揮作用，政府必須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對失業影響甚微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工資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信號，引導企業和個人勞動供給和需求行為。如果勞動力供不應求，工資的上升會刺激一些勞動力參與勞動，增加勞動供給，緩解供求矛盾;反之，工資的下降會刺激一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力市場，減少供給。如果最低工資標準不合理，遠高于市場工資水平，那么企業根據勞動力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對等的原理進行雇傭，就可能會產生失業。特別是法定的工資底線過高的話，將使得部分依靠低勞動成本參與競爭的企業難以承擔工資成本，或無利可圖而采取以資本替代勞動的對策，甚至直接退出市場，從而減少就業崗位，使得更多人失業。這一點也正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受到批評的主要理由。
據海外網報道，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3年12月14日發表了題為《合理的標準》的文章。該文指出，在靈活的經濟體中，最低工資標準就算對就業產生了不良影響，這種影響也非常有限。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38%，在發達國家中處于最低水平。一些研究發現，無論是聯邦最低工資標準還是各州最低工資標準都沒有對就業造成傷害，其他研究認為它們產生了微小的不良影響，但是沒有研究發現它們對就業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英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47%，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準比這還低，它們似乎也并未導致很多人失業。但是，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似乎確實對就業造成了沖擊，尤其是在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在發達國家中，法國擁有最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成年人的最低工資標準超過了收入中位數的60%，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準也高于一般水平很多。這就解釋了為何法國年輕人依然面臨著異常之高的失業率：在法國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26%處于失業狀態。
因為，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關于最低工資標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么設置更合理的問題。
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倒果為因的拔苗助長
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為了讓企業有高利潤，而是為了勞動者權益保障和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發展遠景。不能把最低工資標準狹隘的理解為政府用最低工資標準去強迫那些還不愿意漲工資的企業漲工資。前文一再強調，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可以保證企業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低于邊際收益，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得到合理保障，市場也能得到足夠的消費需求而繁榮發展。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且不論勞動者權益保障，單就企業利益而言，缺乏消費的市場必將衰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企業也將最終衰亡。
談到微利企業，難道一個利潤最終將通過壓榨勞動者的工資來實現的企業，一個勞動者工資無限趨近于零的企業還有存在的必要么？微利企業的利潤和發展，一方面在于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在于政府的稅收優惠(如國務院最近提出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和政策(如貸款)扶持。以企業生存為由，通過失業來綁架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無論怎么削減勞動者工資，都是揚湯止沸——它總不能讓勞動者倒貼錢來實現企業發展吧？
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壟斷無關
將最低工資標準比喻為政府強制比亞迪賣和寶馬一樣的價，十足像臺灣某學者的“高帥富茶葉蛋”——試問有哪個地方的最低工資是以買得起寶馬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收入為標準？當然，如果是以最近風靡一時，高貴無比的“茶葉蛋”來計算的話，筆者完全同意鳳凰網上該學者的觀點。
美國學者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一書中指出，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地位和官職對所有人開放并且這種不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利，特別是在對社會中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的情況下才符合正義。設置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為了壟斷或者不正當競爭，而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和市場的有序發展。很顯然，最低工資標準對于處于弱勢的勞動者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們所面臨的并不是最低工資標準是否必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設置、由誰設置，以及如何貫徹的問題。
【篇三】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時光如梭，轉眼就過去了，畢業后，校園生活和社會實踐，渴望，追求，成功，失敗，我不斷挑戰自己，充實自己，為實現人生價值奠定堅實的基礎。現在回顧三年的學習生活，歷史在眼前。這幾天成功了。有喜悅，有失敗的徘徊。但是，把我培養成現代大學生，提高了我各方面的綜合素質，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學三年來，我一直朝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前進，在這個途中，迷茫、失望、落魄、成功、幸福、堅定自己的目標前進，在不斷的挫折和徘徊中逐漸成長，學習生活。
在學校學習的過程中，我有很強的上進心，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樹立了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努力學好每一門功課，掌握扎實的專業技能知識，適應能力強，學習能力強。同時，我非常重視培養英語和計算機能力，通過了國家英語四級和計算機初級。另外，我利用業馀時間自學了WINDOWS、OFFICE系列軟件。因為學習很辛苦，曾多次獲得獎學金。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還要注意各方面的知識擴展，廣泛涉獵其他學科的知識，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質。
在生活方面，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生活充實有條理，有嚴格的生活態度和良好的生活風格，人性格外向，活潑開朗，熱情高雅，誠實守信，樂于幫助人，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和理想追求，有良好的處世原則，與同學們和
今天我為自己定了認證準則，雖然有空。但是在我經歷社會之前，那確實是我心中的想法，我想為此而努力。并且，在我經歷了世事之后，人想把這個標準作為心中的力量:誠實的人，忠實的工作時我的人生標準，自強不斷，勇敢的進取是我的追求。
我相信人必須保持奮進的心情。每天進步一小步，取得輝煌一大步。
【篇四】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時光匆匆流逝，轉眼間就到了大三，總結過去，有苦有甜，歲月痕跡記載在大三學年自我鑒定。本學年的學習結束了，為了發揚成績，克服不足，今后學習，特別是自我鑒定如下
本學年在****班擔任班長工作，在工作期間，我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盡自己所能當好班長，為班上同學服務，有一定的奉獻精神。工作包括成功組織同學們春游秋游，申請優秀班級集團，盡量搞好每次團日活動。我也積極與領導溝通，起到了連接領導和同學的作用。另外，盡最大努力幫助其他干部的工作，只有班級整體的工作。
在學習方面。每個人都應該活到老學到老，對學生來說更是如此。我對知識和專業都很認真，所以我在成績上一直名列前茅，每學年都可以獲得獎學金。同時，結合我的專業性質，重視各種應用軟件和硬件的研究，課馀時間在外面打工，總是幫助學生和朋友解決計算機問題。通過這些，我的專業知識得到了實質性的擴展，增加了知識面。
社會活動方面。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從201*下半年到201*上半年參加學院組織的網絡設計大會，取得好成績，與同學合作制作屬于我們班的自己的主頁。在本學年我們學院組織的學校籃球和排球比賽中，我也以身作則，積極選擇選手準備戰斗。努力不輸給有心人，改寫了我們班在大一體育賽中沒有排名的歷史。
在思想和道德而言。我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有堅定的政治方向，我積極接近黨組織，使我對我們黨有更深的認識。參加了市直和中央，省屬駐梅部門20**年度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培訓。我遵紀守法，愛護公共財產，關心和幫助他人，以務實的精神熱心參加學校的公益宣傳和愛國活動。
本學年的學校、生活在自己的知識水平、思想境界、工作能力等方面進入了新的階段。
【篇五】強勢資本下的勞動無奈
勞動的無力和資本的強度是中國目前結構性問題的主要根源。總的來說，由于中國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供應大于勞動需求，勞動因素缺乏資本因素的競爭力。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快速增長，規模效益增生產率快速提高，資本利益快速增長。因此，在勞動無能、資本強的雙重因素下，勞動收入占GDP的比例長期持續下降，資本收入占GDP的比例長期持續上升。
進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出現在勞動收入占GDP比例的壓迫。技術進步、市場需求、宏觀政策、政府行為等多個因素交織在一起。
拿來主義加強資本。
后發國家由于技術主義，資本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形成了對勞動的強烈替代，削弱了勞動對資本的競爭力。
首先，大量的資本只需要少量的勞動。以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1998年到2006年的數據為例，1998年，每1億元的固定資產原值有956名員工，2006年減少到436名員工，是1998年的1/2弱。勞動邊際需求減少幅度更大，2002年至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增加1億元固定資產原值，按計算平均計算，只增加213名員工。
其次，高技術裝備只需要低技能的勞動。技術進步，尤其是微電子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大大提高了各種機械電氣設備的自動化水平，形成了技術設備傻瓜化的趨勢，大大降低了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人員的技能要求。這導致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人員學習曲線下降，低報酬水平也可以招聘相應的一線技術人員和操作人員。
再次，快速增長只需要較少的高素質勞動。我國在技術進步上采取全面的帶來主義，形成了與發達國家早期發展完全不同的技術進步路徑，全國對高素質研發和技術人員的勞動需求相對減少。例如，日本1980年大學以上學歷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13.7%，中國根據2006年人口抽樣調查，大學以上學歷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只有7.1%。盡管我國人口整體文化水平較低，但仍保持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浙江省在這方面特別明顯，首次全國經濟調查顯示，2004年浙江法人大學以上學歷人員比例為14.9%，全國只有61.2%，同樣支持浙江經濟的快速增長。
低估匯率對勞動利益的長期損失。
低估人民幣匯率導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提高效率的價格下降，在增加就業的同時，對勞動利益的長期損的長期損了。
我們假定，在沒有外貿出口或外貿出口較少的經濟中，供給持續增長會導致價格下降，總利潤持續增加，但資本利潤率下降。此時，盡管單位資金所雇傭的勞動會因技術進步而減少，但利潤率也在下降，因此勞動所得和資金所得各占GDP的比例相對穩定。
在對外貿易出口持續增長的經濟中，需求增長迅速，不僅供應增長大幅度延遲，價格也有上漲的可能性。此時，由于勞動無限供應，勞動難以共享效率提高，價格穩定帶來的收益，總利潤大幅增加，資本利潤率提高，同時，公司資本雇傭的勞動力由于技術進步而減少，人均工資水平由于勞動無限供應穩定，所有公司資本支付的工資下降，利潤總額的增加比工資總額快，資本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
從直接觀察來看，資本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不是因為壓迫勞動收入，不僅沒有損害勞動利益，還因為出口增加就業增加，提高了全社會工資的總額。但是，考慮到人均工資水平沒有變化，價格相對較高，全社會實際工資總額的提高受到一定影響，勞動收入占GDP比例長期持續下降的相對損失。
持續出口增長實際上降低了工資購買力。沒有出口的快速增長，國內價格會因效率提高和規模經濟改善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均工資水平不變，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也會提高，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居民的實物消費水平會提高，對農民特別有利。
國內微利行業在這樣的環境下特別難發展。由于全社會資金利潤率持續高，社會資金平均利率也高，微利行業不僅難以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而且由于利潤激勵不足發展緩慢，這些微利行業如大眾化旅游、飲食、零售、修理、家政、小規模制造企業等
重資輕勞擠壓勞動收入。
重資輕勞，財政收入增長過快，進一步壓迫了勞動收入。除了基層政府勞動執法不力、拖欠工程款、轉移資本等外，稅收政策也影響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個人所得稅即使按2000元征收，對發達地區也存在征收點過低的問題。浙江現在的人均GDP幾乎是全國平均的2倍，人均消費性支出是全國平均的1.5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點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其合理性明顯值得討論。同時計稅工資引起的雙重征稅，使企業和員工分別征稅，即經濟雙重征稅，直接減少員工收入，削弱企業主增加員工工資的激勵。
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進一步壓迫了勞動收入比例的提高。從1995年開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開始迅速上升。截至2006年，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4%。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過低不利于經濟穩定健康增長，但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占GDP比例過快，不利于國民經濟。現在的中國，在資本收入壓迫勞動收入的同時，財政收入壓迫勞動收入。
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了當前勞動收入低、持續下降的局面。勞動無限供應可以說是市場供求規律對藍領收入的壓迫。不合理的稅收政策是政府對白領收入的壓迫。長期低匯率政策在增加社會就業的同時，由于物價沒有隨著效率的提高而相應下降，同時人均工資增加較少，整體上降低了實際工資水平，尤其是農民和廣大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
重大結構問題由此而生。
風起于青萍之末。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變量，中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多與勞動收入低、資本收入高有關。
在居民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居民消費能力不能隨著經濟發展而相應提高的情況下，資本利潤在消費品生產和服務業領域難以按照正常情況投資，實質上是國民經濟生產、消費和積累的正常循環。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出于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一方面必須繼續集中投資于投資品生產領域，另一方面轉向樓市和其他投機投資領域。
資本利潤大量投入投資品生產領域時，形成了資本自循環的成長形式。資本由于效率提高和價格穩定而產生高額利潤，利潤大量投入投資品生產，產生的利潤使資本迅速擴大。在這種成長型中，起點是資本追求利潤，結果點的主要客觀效果是資本規模的快速擴張，反映在實際經濟運行中是較高的積累率。其次，繼續是資本追求利利潤擴大資本的新循環。在這種成長形式中，發展生產的主要目的成為資本的擴張和出口，客觀上不再是滿足國民日益成長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在這種增長形式中，全社會剩馀產品多用于擴大再生產，經濟增長速度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長長期低于GDP增長，占GDP比例逐漸下降，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相對減少，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危險資本利潤大量進入投機投資領域時，樓市激烈變動，部分社會集團利潤嚴重受損，同時降低了全社會因素的效率。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結構問題之一是消費比例低，投資比例高。1990年以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持續下降，2006年居民消費僅占GDP的38.0%。與此相對應的是，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2004年為43.2%，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為42.5%，僅比2004年下降0.7個百分點，比2000年高7.2個百分點。
從其他國家的GDP結構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費比和如此高的資本形成比例。2002年，在我收集的15個國家和地區，居民消費比例最低的新加坡占國民收入的42.2%，最高為美國，占國民收入的70.3%，算術平均為58.1%的資本形成比例最高為香港，占國民收入的26.5%，最低為俄羅斯，占國民收入的16.3%顯然，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居民的消費比例明顯偏低，投資比例明顯偏高。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算術平均值為基準，中國居民消費比重約為20個百分點，資本形成比重約為20個百分點。
另外，中國第三產業比例長期低，制造業水平低，深層原因是城鄉居民收入低于GDP。
生活服務業的發展受到大多數居民購買能力不足的制約。生活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推進因素是城鄉居民購買勞務消費，但居民收入比較少，除了購買必要的物質消費外，支付能力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居民選擇價格低的勞務消費，或者用自我服務代替勞務消費，都阻礙了生活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的增值也因勞動力價格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資是服務行業的主要成本，在人工價格較低的情況下，同樣功能的服務行業產生的增值也較少，從而大大低估了服務行業在GDP中的地位。這也使得服務的發展難以產生相應的利潤和稅收，進一步削弱了企業和政府的投資熱情。杭州市有很好的山水資源，但旅游利稅收入很少。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術裝備價格的國際化，工資比較低，增值低估問題還不嚴重。
勞動收入低，資本收入高，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由于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收入都比較少，所以在購買教育、醫療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服務也比較少，其他社會活動的支付能力也比較少，直接制約了社會發展。這也影響了價值認同、社會等社會發展的因素。
還不樂觀的勞動前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從現在的國內狀況來看，最近提高勞動收入比例的狀況并不樂觀。
據研究人員介紹，農村勞動力的剩馀數量大幅減少，但現在只進入劉易斯轉換區間，勞動力全面不足。特別是現在的大學生就業困難，報酬水平下降，威脅著中低層白領工資水平的提高。即年后，即使勞動需求大于供應，資本本本身的調整和適應也會延遲提高工資。
目前，我國勞動力仍存在多重競爭力弱的情況。高端勞動難以與海外同行競爭。例如，中國的科技發明水平仍然很低另外，麥肯錫在中國咨詢項目的費用為數十萬美元，國內咨詢機構的費用為數十萬元。低端勞動更難與工資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國家競爭，也更難與現代裝備競爭。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結構越來越重，這些行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同時，由于國內外競爭加劇，傳統產業的自動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這些有利于資本收入占GDP比例的提高，不利于勞動收入占GDP比例的提高。
勞動收入占GDP的比例對宏觀經濟結構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政策空間有限。對于政府實施的最低工資制度，國內外相關經濟學家一般持否定意見，特別是在微觀經濟機構，如果工人自己沒有聯合談判的權利。
政府現在要著力解決的是資本投資和個人資本收入的稅收執行問題，以及為出口服務的各種政策變革問題。消除稅收體系設置和出口導向政策體系存在的巨大漏洞，以及他們對勞動利益的損害，是政府不可避免的責任，也是實現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