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優化要素配置，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包括投資、消費和出口，供給側改革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新。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與主攻方向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一】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與主攻方向
黃博張漢飛
關鍵詞：直接融資間接融資金融地理結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我國金融系統的結構性失衡
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正制約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阻礙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國的金融系統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失衡，集中體現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結構失衡和金融資源空間分布和金融地理結構的失衡。
金融系統的結構性失衡主要體現為融資結構的不均衡。首先，我國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結構失衡。我國的直接融資發展相對于實體企業的融資需要存在一定的缺口和不足，和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了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發展。我國社會的企業融資需求主要來自于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提供的金融服務，而利用金融市場的直接融資來為實體企業提供資金的占比偏低。其次，我國的直接融資中，企業主要是依靠債權融資來獲取資金，而利用股票市場來進行股權融資的比例則相對較低。而在債券市場內部也存在一定的比例結構失衡，地方政府債、國債和金融債占比較高，企業債與公司債占比偏低，而針對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初創企業和一些高速成長階段的高科技企業的高收益債市場基本仍是空白。最后，我國的銀行業結構也存在一定的比例失衡。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水平不平衡，以大銀行為主，中小銀行的占比較低，發展不充分。根據有關數據顯示，2018年末全國4588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中，24家主要銀行資產占比高達七成。大銀行主要服務于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而對于民營企業、小微企業和初創企業則缺乏中小銀行的金融服務和支持。
我國的金融系統的結構性失衡除了體現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結構失衡外，還體現在金融資源空間分布的不均和金融地理結構的失衡。我國的金融資源的空間分布和金融地理結構與實體經濟發展在地理上的融資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錯配。在我國的許多城市近年來興起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潮，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與此同時，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偏遠地區則存在金融資源供給不足，獲取資金融通的渠道受阻。我國金融資源的地理結構和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東部的發達地區、城市地區，而在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偏遠的農村地區融資渠道有限，限制了實體企業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我國經濟順利實現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要將優化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結構和優化金融地理結構作為兩個重要的主攻方向。應該優化我國的金融結構，大力發展我國的直接融資和金融市場，實現我國金融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達到新階段，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長已經難以為繼，需要依賴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以提高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金融市場的直接融資相較于銀行系統的間接融資，更有利于企業的創新活動和研發活動。企業的研發和創新項目具有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企業不僅面臨研發過程中的技術風險，還要面臨新產品的市場風險。金融市場的直接融資是合適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企業通過銀行體系來獲取資金需要按時還本付息，研發企業因此將面臨較高的破產清算風險。
金融資源在空間上的分布以及金融地理結構應該與相對應的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地理區位分布相一致，才能有利于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力于優化金融地理結構，促進金融資源在空間上的合理配置和分布。既要加強地方金融服務資源的供給，即增加中小城市、偏遠地區、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資源的供給能力，同時又要強化金融中心城市金融服務資源的集聚，發揮好金融集聚服務實體企業的空間溢出效應。完善地方金融服務資源的供給可以解決我國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此，應該放松對金融市場的準入限制，為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松綁，同時大力推進普惠金融的發展，鼓勵大型金融機構向地方延伸其分支機構，賦予分支機構更大的決策自主權，優化我國金融機構分布的空間布局，加快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機構空間分布體系。除了加強地方金融服務供給，還應該加強金融中心的金融資源和金融機構的空間集聚。現有研究表明，金融業空間集聚將有助于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經濟增長，并且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能夠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對周邊地區的企業發揮空間溢出效應。為此，應該合理規劃和建設不同層級的金融中心，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并且發揮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服務實體企業的空間溢出效應。近年來，我國許多城市掀起了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潮，然而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備建設金融中心的條件，盲目建立眾多金融中心可能事與愿違，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并且可能削弱核心的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功能和空間溢出效應。這將會影響整個國家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不利于我國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三、總結性評論
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已經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為此，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使得我國金融體系的結構特點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相適應。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階段，越來越多的產業將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主研發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經濟活動將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重，因此對金融市場和直接融資的需求將會持續不斷增長。大力發展我國的直接融資和金融市場，實現我國金融結構的優化升級對于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國的金融地理結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空間失衡，需要不斷優化金融資源的空間分布和金融地理結構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既要加強偏遠地區和落后地區的金融服務供給，又要加強中心城市的金融業集聚，發揮好金融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輻射和空間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1]龔強，張一林，林毅夫.產業結構、風險特性與最優金融結構[J].經濟研究，2014第4期.
[2]郭威，周軼海.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對策思路[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9第10期.
[3]李林，丁藝，劉志華.金融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溢出作用的空間計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第5期.
【篇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與主攻方向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完成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和著力點。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必須找準主攻方向，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發展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等方面協同發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近年來，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階段性顯著成效，經濟運行呈現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態勢，但深層次的結構性、體制性制約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著力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
鞏固和壯大“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出發的立足點。近年來，我國去產能邁出堅定步伐，去庫存效果顯著，去杠桿穩步推進，降成本取得重要進展，補短板成效明顯，完成了階段性目標，經濟運行中“四降一升”問題得到明顯改善，但產能過剩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房地產市場風險較大，宏觀杠桿率和成本還較高，需要持續鞏固和擴大“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抓好“破”“立”“降”工作。
去產能方面，要嚴格控制鋼鐵、煤炭等新增產能，加快“僵尸企業”市場出清。在去產能中，要堅持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要加強對新興產業發展引導，防止高水平產能過剩。鞏固去產能成果，關鍵在于建立市場化法治化機制。要圍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建立健全產業準入的環保、安全、質量等標準體系，推廣實施差別電價、懲罰性水價等政策措施，強化企業信用管理，加強產能動態監測和發布，推動產能優勝劣汰。
去庫存方面，重點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增強城鎮化產業支撐。要把防范房地產市場風險放在突出位置，建立有效的土地供應機制，推進租購并舉住房制度建設，建立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長效機制。
去杠桿方面，重點要推進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降杠桿。要繼續嚴格管控地方政府債務尤其是隱性債務，建立地方政府債務約束機制。要把去杠桿與國企改革結合起來，加快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建立國有企業債務約束機制。
降成本方面，要切實落實現有出臺的各項降成本政策措施，確保企業有較大的獲得感。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研究制定措施，較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負、社保、融資等成本，使企業生產經營成本與我國發展階段相適應。
補短板方面，要瞄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關鍵短板，圍繞培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加大企業清潔化智能化改造、創新能力建設、污染防治、脫貧攻堅等重點領域投資。要把補短板與體制機制改革結合起來，加大補制度短板的力度。
增強微觀主體活力
微觀主體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者和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處于供給體系的關鍵位置。目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突出，重要原因是微觀主體素質不高、結構不合理。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緊緊抓住微觀主體這個關鍵環節，激發企業、事業單位等活力。
一是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堅持“競爭中性”原則，按照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目標要求，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突破口，積極引入戰略投資者，深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加快改組成立一批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組建一批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二是要發展壯大非公有制經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瞄準痛點和堵點，徹底解決市場壁壘“虛低實高”問題，充分激發非公有制經濟主體活力。重點要全面落實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打破各種各樣的“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聚焦市場主體反映最強烈的突出問題，推進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
三是要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目前我國有事業單位110多萬個，從業人員3000多萬人。事業單位集中了我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專業技術人才，在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體制機制不完善、質量效率不高等問題，需要切實予以解決。要堅定不移推進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離，理順政府與事業單位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關系，使事業單位變成獨立的社會主體。當前重點是要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合并和優化重組具有相同功能和定位的事業單位，在此基礎上落實相應的支持政策。
提升產業發展水平
產品和服務是供給側的直接體現，是滿足需求的前提和基礎。產品和服務必須滿足市場需求，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生產活動的價值才能最終實現。當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直接表現就是產能大量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著力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是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廣大人民群眾對農產品消費的綠色化、優質化、多樣化需求，著力提升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重點要優化農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加強產業鏈從種植環節向種業研發、精深加工、特色品牌建設等兩端延伸，大力發展休閑旅游、文化康養等服務業。要大力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主體，支持創新創業創造，優化農業經營主體結構。要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二是要大力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把制造業發展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根基，堅持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并重，加快重塑新的競爭優勢。重點要支持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升級，鼓勵新興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促進傳統制造業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升級。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著力加強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領域重大技術創新和突破，促進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全面落實企業研發投入抵扣政策，進一步加大抵扣力度，加強政府采購政策對創新產品的支持。支持建設制造業發展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健全需求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著力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
三是要全面提升服務業發展水平。在這一過程中，關鍵要解放思想，著力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切實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充分激發服務業發展的巨大潛力。要聚焦科技、教育、醫療衛生、養老等重點領域和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切實落實教育、醫療等領域向社會開放的政策措施，加快旅游、體育文化、健康、養老等產業的發展。此外，還要切實落實服務業減稅降費的各項措施，加快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提升服務質量和技術水準，強化服務業誠信制度建設，著力優化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環境。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是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條件。
首先，要促進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暢通生產要素配置市場化渠道。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切實加強基礎研究，著力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提高技術有效供給能力。要把科技創新聚焦到振興實體經濟上來，加快建立和完善技術轉移機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要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本，加快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促進金融機構組織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平的升級轉型，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讓資金真正能夠進入到實體經濟最需要的行業和企業。要適應企業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建設，優化學校和專業布局，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積極支持職業教育，著力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要推進教育現代化，加快創新型人才培養。
其次，要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重要環節，要著力完善市場監管、社會信用、競爭政策等制度，實現市場準入暢通、市場開放有序、市場競爭充分、市場秩序規范。要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加強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投資政策等的銜接協調。要加強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建立有效的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營造誠實守信、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三，要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反過來引導生產、為生產創造動力，沒有消費需求，生產就無從談起。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重視消費的作用，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要按照“限高、擴中、提低”的思路，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力度，擴大消費需求，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要完善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科學合理地確定公務員工資水平，完善事業單位工資總額管理制度。要切實發揮再分配調節作用，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收入調節稅收體系，加強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國有資本收益用于社會保障及民生事業的比例。要增加居民投資渠道，穩步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篇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與主攻方向
化解結構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駛入持續發展的新航道，就必須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就我國當前而言，供給側結構與社會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結構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供需矛盾和結構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
“十三五”規劃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突出強調，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這是引領經濟新常態和解決當前經濟結構中突出矛盾的必然要求。
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時期，過去積累的突出矛盾和轉換期的結構性矛盾會形成疊加效應。面對這些矛盾，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在更高階段實現新的持續發展。例如，日本在二戰之后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到60年代后期開始面臨傳統需求基本得到滿足、產能過剩現象逐步凸顯、產業政策效力下降、經濟增長動力弱化等挑戰。1973年，日本又受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嚴重沖擊。之后，日本從供給側采取了減量化經營、加速折舊等結構性改革措施，大力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僅成功應對了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沖擊，而且保持了10余年的中速增長。但后來受到利益集團阻撓，結構性改革遲滯，日本經濟又陷入了經濟增長“徘徊的二十年”。
像許多經濟體一樣，我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后，也落入了傳統產能過剩、城鄉區域發展失衡、供求結構不匹配、舊增長動力明顯衰減而新增長動力不足等結構性矛盾之中。化解結構性矛盾，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駛入持續發展的新航道，就必須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
可以說，就我國當前而言，供給側結構與社會需求的不匹配、不平衡，是結構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供需矛盾和結構性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當然，尤其是要把握好兩點：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遵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經典論點，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是在實際工作中，也不能把供給側改革泛化，要把供給側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與相配套的政策調整區別開來，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內涵區別開來，與具體產品的升級換代區別開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相當豐富。今年乃至在未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重點是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任務展開。
第一，要加大對過剩產能的處置力度。產能過剩是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問題。2015年我國粗鋼產能約11億噸，但產量僅8.04億噸；若考慮在建項目，我國煤炭同期產能近57億噸，但產量僅36.8億噸。“去產能”是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涉及到數以百萬人的生計。今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煤炭和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具體的任務和政策措施。各地正在積極部署和落實化解過剩產能工作，其中難點在于人員安置和債務處置。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央財政將拿出1000億元獎補資金，重點用于職工安置；將采取兼并重組、債務重組或破產清算等方式妥善處理債務問題。落實“去產能”的任務，關鍵是要解決“錢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存量債務如何化解”的問題（與上世紀90年代國企脫困兼并破產、安置職工相比，當前有不少有利條件；與2005―2008年國企政策性破產規劃實施相比，有不少不利條件）。具體的辦法包括：一是通過提高中央對過剩產能退出的獎補資金額度、發行轉型債、將國企資產劃撥社保、土地變性等方式籌集資金，支付產能淘汰過程中企業破產關閉所涉及下崗職工的補償金、社保、工資拖欠等費用。二是通過采取兼并重組、混改、不良資產出售或者證券化等相結合方式，加快處置產能出清中的資產債務問題。三是通過政府采購服務或者財政補貼的方式，支持農民工和下崗待業職工參加技能培訓或創業培訓，妥善安置下崗分流人員。
第二，要采取針對性強的差異化政策，化解房地產庫存。今年以來，中央和地方都出臺了針對房地產去庫存的政策。一是降低購房首付比例。在不實施限購的城市，居民首次購買住房最低首付比例可降到20%。二是降低契稅和營業稅負擔。今年2月國務院出臺新政，購買二套房的契稅由原來的3%分別降至新政標準的1%和2%（以90平米為界），購買2年以上的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原為5年），但北上廣深除外。隨著今年5月1日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房地產行業整體的稅收負擔會進一步下降。有效化解房地產庫存，關鍵是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這是因為，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分化比較嚴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過剩問題突出，而北上廣深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地產過剩的程度沒有三、四線城市那么大。有效平穩地“去庫存”，應避免過度地加杠桿。要緊密結合新型城鎮化建設，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土地、財稅、戶籍等方面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第三，要優化杠桿部門結構，降低杠桿總水平。近年來，我國杠桿總水平持續上升，但政府和居民部門杠桿水平相對較低，而企業部門杠桿水平提升較快。受經濟因素影響，非金融企業部門加杠桿意愿較弱，但從國企資產負債率來看，一些國有企業的杠桿水平在上升。部門杠桿水平的差異性表明，我們必須處理好杠桿的“加”和“減”的關系，必須把降低杠桿總水平和杠桿的部門結構調整很好地結合起來。2016年，我國適當提高了當年赤字規模，并鼓勵居民增加消費信貸，政府和居民部門的杠桿水平繼續提高；將在去產能、去庫存的同時降低國有企業杠桿水平；將對金融企業的杠桿情況進行有效管理，避免金融體系出現較大波動，切實規范市場秩序，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第四，要多措并舉，著力降低企業成本。當前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較困難，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未見明顯好轉。應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擴大固定資產增值稅抵扣范圍、擴大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范圍、適當下調電價和社保繳費比例等措施，降低企業的運行成本。當然，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一些降成本舉措實施的難度與現實可能性。目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電力成本比較高，但采用直接干預的方式，限制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恐怕很難有明顯的成效。職工工資主要受勞動力市場關系的影響，在勞動力總量絕對減少的背景下，要把工人的工資降下來似乎不大可能。員工社保繳費高是企業反映最多的問題之一，但在社保基金存在缺口的情況下，“五險一金”中除住房公積金可以調整外，其他項目下降的空間不大。煤炭價格下降后，調低電價有一定空間，但在電廠負荷大幅下降的情況下，下調空間也不大。為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增加就業和職工現金收入，要堅決把整體稅負降下來，把不合理的收費取消。日前國務院已決定，在去年已適當降低失業、工傷和生育三項社保費率基礎上，進一步適當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失業保險總費率，規范并適當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初步測算，采取以上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第五，要通過擴大有效需求，彌補發展短板，增強發展后勁。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由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但這一水平與美國相比還有5到6倍的差距。這說明中國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代化進程未完成本身就意味著中國投資的增長空間依然十分廣闊。從資本存量來看，中國依然有巨大的投資需求增長空間。目前，中國勞均資本存量不到美國的1/5，只有日本的1/4。這表明，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還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新興產業的培育都需要大量投資，城市內部和城市間的基礎設施網絡化、現代化建設都需要大量投資，推動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也都需要大量投資。毫無疑問，擴大投資有廣闊的空間，關鍵是要形成有效投資：要在投資過程中節約資金；要使投資有助于擴大有效供給、有助于改善發展條件，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