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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000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
【摘要】十八大以來，為適應新時期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科學概念，這是對費孝通先生相關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創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為指引，促進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全面發展，不斷鑄牢中華各族兒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建設工程的歷程任務。這既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建設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2-0001-009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多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在黨的十九大上將之寫入黨章，相關論述和觀點形成了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這個重大理論成果是結合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發展要求對以往理論探索成果的發展創新，為我們進一步做好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和實踐要求。
一、對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兩方面基本內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講，提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論斷。[1]371996年10月，費孝通先生在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報告《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又對自己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2]有學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充分肯定了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3]，并引證了該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的“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4]來說明習近平同志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肯定。其實這個論斷既是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片面理解，更是對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情觀的誤解。
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內容上如果仔細分辨，其實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的理論：其一是關于中華民族實體“自覺”與“自在”存在的兩種狀態理論。這個理論因為涉及到民族實體的判斷標準及其自身的邏輯缺陷，在理論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從民族實體判斷標準來看，金炳鎬先生認為：“費老的觀點沒有說明民族實體和民族復合體之間的矛盾性，或者說他認為民族實體與民族復合體兩個概念之間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詳細考察民族實體概念5個方面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指出，“中華民族雖然在這五個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特點，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實體的概念內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族是屬于次生形態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復合民族”[5]70。從敘事邏輯上分析，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說中的“自在”狀態，也即“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是指在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古代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的內在聯系與整體不可分割性在客觀地形成與發展著，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種整體聯系，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狀態，準確地講只能定義為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性，而無法用民族實體來界定。更何況用“中華民族”來定義中國各構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體制下的中國民族敘事基本上都是納入“天下體系”和“大一統”格局中來闡述的。這也說明了費孝通先生“自在”狀態的中華民族實體論斷本身與民族敘事的歷史性之間的邏輯沖突。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自在”說顯然無法在概念內涵和歷史實然性上滿足其自身的邏輯自洽性。當然，指出這樣的理論缺陷，并不等于我們就否認這個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內部聯系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其二是關于中華民族內部結構及構成狀態的“多元一體結構”理論。費孝通先生在“泰納演講”中對該“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歷程進行了詳實可信的歷史分析，并對其現實存在狀態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8]3-4，并明確肯定了“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種情狀”[8]36。我們認為這些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光輝的真知卓見才是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大貢獻。正如林耀華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貢獻在于它提出并通過論證而確立了‘多元一體’這個核心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1]9。有了這個工具和鑰匙，就足以讓我們把關于中華民族的實體概念與其整體結構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也足以讓我們把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形態放在中國社會發展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經歷的民族過程和建設歷程的差異性和共同性。這個理論創新為我們站在中華民族整體觀上回顧過往、認識國情、創造未來都提供了科學可靠的理論框架和敘事體系。這也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元一體格局”的本義所在。
綜上可見，學者們對費孝通先生理論的爭議更多地集中在“一體”的中華民族實體屬性方面，在對中華民族結構整體性研究上并無實質性的否定意見，也不存在某些學者所提出的“討論的焦點是：是否承認存在一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3]。承認“這樣的格局”是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及其內部構成關系的認可，并不等于對中華民族實體屬性已經形成的認可，否則習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創造性地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華民族實體”的提法豈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們在21世紀還要堅持‘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尚未形成’的觀點，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有什么客觀基礎？”[3]的疑問。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也與之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已經形成，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還有什么客觀必要？顯然，學術問題如果僅僅是依靠這樣簡單的質疑而沒有深入的理論分析，就不會有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所以，我們仍然有必要在對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觀與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途徑問題。
二、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理論創新和學術價值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上文中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自在狀態的實體屬性敘事判斷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對中華民族自在狀態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從本質上講屬于歷史敘事方式的應然性范疇，而后者則是歷史實踐發展的實然性范疇。前者在話語體系上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背景，而后者則更多地表現為歷史事實，是“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歷史事實。物必先有其實而后有其名，所以歷史存在一般情況下也必先于敘事方式，這是物質存在決定意識形態的基本表現和一般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成為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實然和應然狀態的話語橋梁，也是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王朝國家體系下的“華夷一體、天下一家”歷史敘事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國家層次民族建設敘事的話語橋梁。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與發展。
從歷史發展的實然角度講，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民族實然性發展的客觀描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幾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9]150。在開發疆土的過程中，中華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區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進而在地區范圍內實現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統一，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國。在此過程中，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內部社會分工的發達，民族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滲透，必然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民族的遷徒運動，也促進了民族族體在血統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于整個中華民族及各構成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存在時期最顯著的發展特點。有些民族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有些民族與別的民族相互融合演變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構成民族在近代世界歷史由王朝國家政治體系向民族國家政治體系的演變中，由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擴張都面臨著國破族亡的共同威脅。外部壓力是中華民族實現由自在向自覺狀態轉化的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劑。費孝通先生認為：“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8]9-10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是中華民族整體在面臨強大的外部侵略時所發生的由自在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標志。覺醒意識的訴求則是中華民族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外求獨立，在國內構成民族層次上的內求平等。以革命領導階級和綱領路線的差異為依據，為完成這個覺醒訴求的努力在“五四運動”之前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則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積極投身于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共同了締造了屬于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任人宰割、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團結，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為我們考察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發展史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敘事體系和民族話語基礎。可以講，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的歷史前提和基礎。千百年來在王朝體系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各構成民族間基于不同社會分工基礎上的需求互補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民族關系是其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所在，也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客觀的歷史條件。而近代以來在血火抗爭中覺醒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的歷史起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的實體建設也正在這個偉大飛躍進程中突飛猛進，但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某些斷言中華民族實體已經形成的論斷。因為“蘇聯民族”轟然倒塌的“烏拉”聲還在我們耳邊回應，因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堅民族也并沒有像某些學者所宣揚的那樣用公民權力就可以镕鑄成鐵、合眾為一，因為即使是號稱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臨著北愛爾蘭分裂勢力的威脅，更因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民族層次上推進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事業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實體建設歷程是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內容。在如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歷史進程問題上，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和重溫毛澤東同志建國初期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準確判斷和科學認識。1956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11]214，并首次區分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他看來，“建立”時期不同于“建成”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很不完善”。這些科學思想無疑為后來我們黨提出和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借用這樣的話語邏輯，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出中華民族多元復合性實體“已經建立”但單一民族實體“尚未建成”的判斷。1我們認為，這樣清醒而又審慎的判斷更符合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歷程。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要求，在中華民族實體建設進程中，我們一定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成是重中之重，并為之付出更為堅苦卓絕的努力和耐心，扎實推進而又只爭朝夕，多措并舉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這項爭取人心、凝聚民心、團結族心的事業做好做成。 用習近平同志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觀點來改造和提升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我們嘗試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三個階段的歷史邏輯和基本特點：第一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存在階段，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和基本前提。第二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存在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王朝體系向民族國家體系轉型過程中面臨西方列強外部侵略而導致實體意識覺醒，從而為中華民族外求獨立、內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國家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奮斗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的中華民族“站起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邁向國家層次的民族實體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載體和實現途徑。第三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為存在階段，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時期。“自為”階段與“自覺”階段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僅對自身的存在和整體性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掌握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對自己民族實體的形成建設途徑都有了科學可行的基本思路。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站起來”的基礎上，通過多個方面、多個層次的“建起來”，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實現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施工期。由此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想實現之日，必將是也可能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形成之時。只有到了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全體兒女對自己國家層面民族實體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極大提升，在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國際交往中中國各族人民群眾都以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作為自己的首要族屬認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程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的偉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等基本特點。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
建設工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12]3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千百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心理特征，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強大精神紐帶和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正如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同志所指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論斷，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歷史傳統的準確把握，是對中華民族團結進步規律的深刻揭示，突出點明了處理好“一”和“多”關系的主線，揭示了“我國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奧秘所在，必將引領中華民族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大團結大進步。[13]這個論斷也為我們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為狀態的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指明了發展方向和施工途徑。
一是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原理與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工作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多年黨和國家民族工作實踐證明了的關于解決當代中國民族問題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條道路的基本內容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對民族工作經驗的歷次總結中。這些工作經驗的總結成果，既體現了不同時期國家發展的統一性、進步性要求，又滿足了民族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會發展目標的與時俱進，又有民族綱領基本原則的充實完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闡述，1則是全面系統地對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經驗及綱領、方針的最新提煉、豐富和升華，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基本內容，實現了對新時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則的開拓創新。我們堅決反對某些學者把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這兩次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件作為否定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質疑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甚至抹殺和取消我們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據。[3]我們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數民族敗類自私自利、叛國賣國的丑惡行徑永遠也代表不了這些少數民族廣大人民群眾的主流意志，他們煽風點火、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實既不屬于民族問題，也不屬于宗教問題。我們絕不能按照他們的荒唐邏輯來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些糊涂認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地宣告：“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沒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這樣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覺，才能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問題處理模式的偉大創造”[14]29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術，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國家建構與民族平等、保護公民權利與尊重民族差異之間平衡的系統把握，及對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全面考慮。在該制度初創之時，我們黨強調的是區域自治與民族自治的正確結合。此后，與時俱進地結合時代發展需求，不斷深化和發掘對其優勢的認識和本質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對其片面化理解和誤讀。1957年，周恩來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1992年，江澤民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區域自治有機結合起來，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有機結合起來，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統一，后來，又增加了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統一，進一步豐富了該項制度的內涵。為了防止對該項制度認識上出現新的偏差和失誤，2014年，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著重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為我們在新時期正確把握該項制度的本質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習近平同志指出：“團結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15]強調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機械結合，而是要和國家及自治地方整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考慮兩者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把握兩者關系要強調自治多一些，是為了在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保護和發揮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權;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統一多一些，則是為了彌補民生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等市場經濟體制的天然缺陷，加強和發揮好上級國家機關扶持自治地方發展的責任，給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習近平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區域因素，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這一點必須搞清楚，否則就會走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達賴集團、‘東突’分裂勢力就打這個旗號，要求漢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禍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們的同志不能照這個邏輯走！”[15]新時期我們黨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充分體現了該項制度強大的生命力、科學性與適應性，也充分說明了其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是堅定不移地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從語義學講，作為次生復合民族的中華民族，實際上就等同于中華諸民族。正如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并不是指漢族或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統一體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學地把兩者對立起來，單純地以為強調一方就必須要忽視另一方的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也不符合黨的民族工作實踐。我們無法想象，拋開了56個構成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關系的平等和諧，單純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就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體建設任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1強調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堅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把加強民族團結作為戰略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來做。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是在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鋼筋鐵骨，就是在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不可摧的民族關系基石。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離不開“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這些傳統的民族政策話語。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的基本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體現和要求。這三者辯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體系之中，但他們各自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實現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民族團結是促進民族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保證，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本質在民族問題上的體現和要求。如果不堅持各民族共同繁榮原則，那么民族平等團結便失去了發展方向和前進動力。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對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榮”，“在這個問題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17]178這些民族綱領在具體實踐中具象化為民族政策時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促進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盡量減少同一地區中民族間的公共服務政策差距，避免出現民族間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導向人為制造隔閡、強化固化民族意識，強調要更多針對特定地區、特殊問題、特別事項來修訂完善和制訂出臺政策。可以講，這些對民族平等政策的發展完善正是與時俱進地實踐民族平等綱領的深層次要求的充分體現。
四是堅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民族地區無論從哪個層次和方面理解，也離不開少數民族聚居區這個核心概念。這些地區不僅具有全國其他貧困地區所面臨的普遍性困難和問題，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難和問題。由于自然和歷史原因，這些地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處偏遠，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市場化程度低，多數產業低端化發展，市場競爭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務半徑大，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成本高。這樣的條件，沒有國家和發達地區的扶持和幫助，依靠市場自發力量及其自身條件發展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逐步扭轉民族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趨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全局，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是我國實現平衡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鑄牢各族群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條件和物質基礎。民族地區只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與全國其他地區融為一體，形成相對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共同體，才能為各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要著眼于民族地區的特殊困難和問題，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在依靠民族地區自身努力的同時，還需要中央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減少。同時，還要求要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民生這個首要任務，抓好扶貧攻堅這個重點，抓好教育、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個著力點，以促進市場要素流動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貫通為途徑，把發展落實到解決區域性共同問題、增進群眾福祉和促進民族團結上，推動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民族地區特點的科學發展路子。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與科學發展的路子，顯然體現了我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政治性要求，顯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群體性平等發展訴求的尊重與重視。
五是堅定不移地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總體來講，文化認同是具有不同層次性的差序認同體系，按照文化主體差異性而言，可以分為個體認同——群體認同——國家認同——世界認同等基本認同層級。在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體系中則可以具體表現為個體認同（各民族成員的自我認同）——群體認同（國家構成民族的群體性認同）——國家認同（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世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一般而言，低層次認同是高層次認同的基礎和組成部分，高層次認同可以包容和引導低層次認同，并且各層次認同協調發展的基礎在于支撐這些認同的利益認同機制的協調發展。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諳各民族文化認同的政治屬性和深遠意義。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推動民族工作，解決好民族問題，要依靠物質和精神兩種力量，要解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問題。這是新時期黨從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不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強調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認同，核心就是要增強各族群眾在政治意識上的“五個認同”，1其中的基礎則是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認同是五個認同中最深層次的認同，是鞏固其他四個認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要求。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內涵，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構成，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要反對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兩種錯誤觀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當代發展的價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內涵和發展方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價值取向政治屬性的基本體現。要注意從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汲取營養。在民族意識調控上，我們反對某些學者危言聳聽地斷言“我國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并不在于那些實施恐怖襲擊和制造街頭騷動的少數極端分子，而在于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內心中的現代民族意識”[18]。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首先是對“現代民族意識”的污名化，因為在當代中國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現代民族意識”是能夠正確處理民族與階級、民族與國家以及民族相互間關系基礎上的民族意識，是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的民族意識，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論中以單一實體民族唯我獨尊“一族一國”的民族意識。同時，這樣的判斷也是對廣大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的污名化，因為即使是以蘇聯解體為依據，我們也無法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主體民族出身的領導人應該為聯盟解體負的責任歸咎到納扎爾巴耶夫、尼亞佐夫等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頭上。 六是堅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關鍵”和“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關鍵”。有學者把“階級認同”與“以階級斗爭為綱認同”等同起來，把人們的思維導入了階級認同與民族（宗教）認同二元對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撥亂反正導致了“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這兩個傳統群體認同”對“階級認同”的取代。[3]我們認為這樣簡單和武斷的判斷并不能成立。實際上，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對應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個主張都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線，而“階級認同”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對該階級領導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就是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路線、綱領及方針的認同，更是對其本身領導地位及合法性的認同。所以，即使在我們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后，也不能說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眾對黨的階級認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同時，認同是有兼容性的，一個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少數民族群眾，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對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認同，這并沒有什么認同的沖突可言。各族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認同，從來也沒有因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失誤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相反卻因為我們黨對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堅固。這樣的認同成就，自然也就內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為此，習近平同志明確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毫無疑問，這就是新時代各族群眾“階級認同”意識的最好體現和終極表現形態。幾十年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復說明了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的正確性。只要我們各族群眾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拔我們的民族關系，各民族間“語言不通階級親，民族不同心連心”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本質就會有充分堅實的政治保障。另外，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還明確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贏得民族工作的“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劇增的新常態后，提出了我國已經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的基本判斷。對于這樣“送上門來的民族工作”，我們還存在著不重視、不熟悉、不適應、跟不上的問題。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泛，是一項系統工程。做好這項工作，關鍵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對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協作機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信息系統，做好各類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開展各類便民服務活動，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切實保障好散雜居和城市地區各民族的合法權益，教育和引導各族群眾相互尊重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才能實現城市讓各族群眾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是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和實踐要求對以往中華民族理論成就的偉大創新和發展，是指導我們進行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的理論指南。只有認真、全面、系統地學習、領會和把握好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涵，切實按照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要求，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引領凝心聚力，全面系統地促進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發展完善，不斷鞏固和加強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一致性，不斷促進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建設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園，才能真正完成歷史賦予我們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偉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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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1000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
“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個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國人民經歷了多少苦難，還是那么團結。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中華大地，中國人民團結奮戰最終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了中國，老話說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斷，十根筷子難折斷。”這句話說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團結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了8級大地震。在陣陣的轟鳴聲中一棟棟房屋高樓在轉眼之間都崩塌。許多的人都在頃刻之間失去了家園和親人。是團結讓汶川站了起來，各大廠家紛紛捐出水和食物，許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資金。為汶川人民建設醫院、學校和家園就這樣又讓汶川人民過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發生百年不遇的嚴重旱災。地里的莊稼完全絕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連人民正常飲水都出現了問題。當地的人民不論老少為了解決飲水問題，不惜艱難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馱水回家。這一情況后來被記者叔叔阿姨報道出來后，全國人民紛紛向災區群眾捐款捐水，以解決災區人民生存問題。這真是印證了一句話“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就這樣靠大家和災區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災最終在全國人民的幫助下得到了解決，災區人民又恢復了正常的生活。
這么多的見證都說明了中華民族是個團結的大家庭，誰有了困難大家都會向他伸出援手。
第三篇: 1000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
我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全國共有56個兄弟民族勞動、戰斗、生活在這片遼闊而富饒的土地上。各個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并各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盡管各個民族之間在歷史上以前存在矛盾與不和，發生過沖突和戰爭，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一向是歷史的主流。中華各民族之所以能夠融合成為團結的整體，并經歷幾千年的變故與動蕩而永不分離，根本原因就是愛國主義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著作用。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得以構成、生存、延續和發展的重要思想政治基礎。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愛國主義的旗幟指引下，我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趕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才誕生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前赴后繼、浴血奮戰的結果。社會主義祖國的成立，使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發生了質的變化，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實現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大團結，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正是這種民族的大團結，大統一、大交流，有力地促進了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大大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民族的聯合和國家的統一，貼合我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必然表現為為維護統一、反對分裂而斗爭。古代史上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兩次大分裂以后又分別重歸于統一的事實，是中華民族偉大向心力的生動表現。漢族的隋文帝、宋太祖，蒙古族的元世祖，滿族的康熙帝，都為中國的統一建立了不朽功績。
通過系統學習使我認識到民族團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好新疆的穩定和民族團結工作對進一步推進新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有著十分重大的好處。進一步認清民族分裂主義本質和危害，分清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全面正確地理解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強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維護社會穩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切實把熱愛祖國，振興中華同愛崗敬業，做好本職工作，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一齊來。立足本職，腳踏實地，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向英雄人物學習，學習英雄一心為公，無私奉獻，忠誠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尚情操;學習英雄忠于職守、愛崗敬業，對工作精益求精的優良作風;學習英雄樂于助人，尊老愛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品德;學習英雄艱苦奮斗，百折不撓、敢于戰勝一切困難的拼搏精神。通過學習英雄模范先進事跡，對照檢查自我找差距，決心以英雄人物為榜樣，弘揚民族精神，維護民族團結，熱愛本職工作，忠實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
第四篇: 1000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
摘要: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對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表征進行了系統分析，研究表明:傳播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以生命力，關系到其文化整體的實現;傳播影響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并重塑著廣大受眾的文化認同選擇。傳播生態的改變造成的文化傳承結構的失衡、社會轉型過程中傳媒文化傳承功能失位與價值迷茫、跨文化傳播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主義”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重構，必須明確大眾傳媒的角色定位，強化其社會責任，努力拓寬信息傳播渠道，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的空間，在加強信息監管的同時，注重發揮“意見領袖”的文化引領功能，努力建構起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
關鍵詞:體育文化;民族傳統;傳播學;文化認同;認同危機;價值體系;話語體系
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是個體對于自己所屬的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具有歸屬感，進而能自覺獲得、保持和創新所屬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表現為人們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范，其實質與核心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意義或價值體系［1］，它是維系不同群體、團體和組織的重要紐帶，是實現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維系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是一種“身體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它或源于生產勞動，或根植于節日慶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動，以自在的形式將民族意識、文化精神和價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員的生活血脈之中，自發地存在并發揮規范作用［2］，作為重要的文化認同資源，牽系著廣大受眾的心理情感和文化歸屬，實踐著文化認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當然，它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建構精神家園，發掘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聯系日趨緊密，其裹挾而來的文化也沖擊、推動著我國社會的文化變遷，并對各民族的文化觀念、文化審美方式、文化行為和文化語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傳統文化的歷史底蘊、其內涵的惰性因子、商業文化的蔓生和多元價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著復雜的文化現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成為重要議題。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歷史凝結的過程，也是縱向和橫向不斷傳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離開傳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及認同便無從實現。體育的全球化發展，同樣昭示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這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失范問題將濃縮為形態各異的鏡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傳媒也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動態表征，是現代社會中人們再現和建構體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徑與資源，悄然改變著人們的體育文化認同建構方式。基于我國對文化轉型與文化建構的社會現實，本研究將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置于傳播學理論框架下，在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學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從傳播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互動關系視角考察了其文化認同問題，系統分析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失范的癥因，探尋面向未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發展戰略，將擺脫以往大多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相關理論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創新價值和現實意義。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研究法，認真查閱相關“傳播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文化認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國知網(CNKI)中，進行期刊的檢索，其中以“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關鍵詞，共檢索到從2002至今發表的148篇研究論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傳統體育”和“文化”為關鍵詞，檢索到2001至今發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將“傳播學”和“體育文化”作為主題進行檢索，共檢索到從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關文獻資料為論文寫作提供了理論參考，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共參考了7部學術著作和13篇學術論文。
2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表征
2.1傳播決定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整體的有效實現
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指出:“傳播是人與人關系賴以成立和發展的機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間得到傳遞、在時間上得到保證的手段。”［4］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傳播決定了人的社會關系的實現，或者說傳播成為社會關系得以實現的機制。在西方傳播學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譯為“傳播”，這其中不僅包含了“傳出、播開”的意思，而且還具有“交流、交往、溝通、流傳”等方面的意思。基于此，可以認為傳播是文化的本質，沒有傳播就沒有文化，傳播就是文化的實現［5］。由于文化是“人類在物質生產和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原則體系以及這一體系的現實化”［5］。其中，“抽象出來”和“現實化”表明了傳播是文化的本質，也闡明了文化的二維結構特征即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其深層結構意蘊著本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心理狀態，映射出圖騰崇拜、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趣、生活習慣等精神價值，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核心與精髓。表層結構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外顯形態，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表現為身體活動同一性的規則、復雜的程序、怪異的服裝和器皿等，并呈現出口頭傳統、表現藝術、運動形式、民俗禮儀、鄉土游戲、節日慶典等多種表現形態。也正是基于傳播過程中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和深層結構的整體解讀，民族傳統體育的“活態性”“民族性”“民間性”“生態性”“生活性”“娛樂性”“競技性”等成為對其特征界定的話語表征。同時，基于文化的傳播特性，可以認為傳播是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但從傳播學視域分析，文化傳播的介質離不開符號系統，是精神內容和物質載體相統一的信息，同時也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征符體系，人類社會正是通過象征符體系，保存和傳達著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創造和繼承著社會文化［1］。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外顯的文化符號(動作、手勢、姿態、規則、服裝、器皿等)與內隱符號(民族特點、倫理道理、意識、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相統一，符號和意義相統一而構成的具有繼承性和保護價值的象征符體系，并從整體上統合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結構表達和深層結構訴求。從傳播學角度講，任何傳播著的傳統文化都是現實的，否則即為已經僵死或湮沒的“死文化”，可以說，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一種整體的文化現象，千百年來，在其傳播過程中，通過不斷的演繹、變遷、融合、創新，以姿態各異的形式附著于可見、可感的各種文化載體，并與現實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間內，以鮮明的文化個性，予民族傳統體育以生命力表達;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的研究，應基于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整體性進行思考，并結合現實背景予以考察，結合其傳播的當下維度，綜合考慮影響其傳播過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內容、傳播環境和傳播對象等諸多要素才更具現實理性。當然，對民族傳統體育的“死文化”，如我國的蹴鞠、捶丸、投壺、苗族的穿花衣裙賽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爾嗬、板凳龍等文化現象從傳播學角度進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們從側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傳播過程的癥結，為當今的體育文化認同選擇與重構提供參考。
2.2傳播影響著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
根據傳播符號學理論，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表征為各種各樣的符號，從人類社會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動為方式甚至思想觀念，都表現為一種符號［1］。而人類傳播是一個以信息為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從符號學角度可以認為傳播過程是符號化和符號解讀的過程［6］。作為符號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人，正是以符號自身與意圖和表物建立協調的關系，來傳達、交流、溝通特定語境中相互間的目的和意圖，以求理解和接納［1］。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介質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征符體系，但其符號作為文化的表層結構或者說是表現形式并不等同于意義。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既存在于經歷史沉淀而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中，又存在于處于一定歷史時空的個體的主觀理解之中。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的不同符號系統都有著為某一“社會共同體”成員所分享的意義，因此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賽馬節、新疆的古爾邦節和民俗性特征如:壯族的三月三拋繡球、打扁擔活動、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等。而由于人的表達過程部分地是一個“自我異化”的過程，因此，作為獨立結構的民族傳統體育象征符號系統必然因不同的社會自然和歷史條件而受到制約，而人們對它承載的內隱價值的解讀也將會出現不斷的變化，同樣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因民族和地域差異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藏族式摔跤為“北嘎”;維吾爾式摔跤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為“搏克”;滿族、回族式摔跤為“絆跤”;彝族的摔跤為“格”。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所承載的深層的文化意義都是歷史的、變動的，存在于處于特定歷史地位的人的主觀理解中，從而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呈現出流動性、不穩定的特點，但其核心和實質是共享意義的交流、創造和理解。由于符號和意義的統一具有相對性，文化主體的隨意性解讀將使符號所承載的信息發生變遷或異化，例如對中國傳統武術進行的競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脫離了對傳統武術所承載的深層文化價值的解讀，而一味陷入對西方競技體育表層文化的模仿，當然，這種誤讀或者說民族傳統體育的這種變遷或異化究竟是源于傳播者還是廣大受眾，亦或是傳播環境的影響，我們暫且不論，但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失范問題，應該成為相關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研究的基點，成為我們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保護與發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當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現象。
3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的傳播癥因解讀
3.1傳播生態的改變造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結構失衡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起源于以游牧文明、農耕文明、采集文明、藏傳佛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結合而成的文化形態。在前工業社會，由于經濟結構相對封閉、單一，社會生產方式落后，人們社會活動范圍有限，信息傳播途徑與方式較為簡單，以口口相傳、口手相傳為主的人際傳播和以家庭、部落或族群為主的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主要傳播方式。此階段，具有一定社會威望、生活經驗豐富和體育技能水平高的鄉土藝人，作為“意見領袖”，承擔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人”角色，對外界信息起著重要的“過濾”和“加工”作用。由于傳播范圍相對局限，因此，不同體育文化間的競爭與沖突得以避免，不同體育文化認同間的張力無以展現，主體的文化認同選擇無從談起，可以說，傳統社會的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順應了此階段社會性質和文化特征，表現出封閉性、穩定性和宗教性的特點。不同受體間以一種保守、封閉、自足和平靜的心理狀態參與著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以標定自己的民族或族群歸屬，這種對本民族或族群傳統體育文化的“原生性認同”，促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延續性和持久繁榮，呈現出一種無意識的文化自覺樣態。“當代文化的生成、發展與演變是在全球場中進行的。不同社群、民族、國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閉的，它們在全球場中展現。不同文化的這種全球性互動和高度相關，是新科技革命的產物，也是信息、網絡時代的基本特征，顯然，這是史無前例的。”［6］進入后工業社會以后，傳統社會的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巨變，社會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大眾傳媒以及數字媒體在體育文化傳播方面建構起的龐大的、跨民族和國界的多方位傳播態勢，在攜帶海量的異域“體育符號資源”的同時，作為意義的建構者，“收編”或“統一”了大眾的體育文化身份建構資源，使當代體育文化領域呈現出普遍的“文化媒介化”的特征，并且這種“媒介文化已成為一種社會化的宰制力量”［7］，正在對社會結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數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加速推動著傳統的單向體育文化傳受模式向多中心、多維互動傳播位移，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結構，催生了新的體育媒介時空。在時間上，拉近了歷史或傳統與現實或當下的距離，使得文化中穩定特征的再現具有當下意義，塑造著新的文化認同;在空間上，大眾傳媒壓縮了空間，統合了基于一定地域的整體性社會生活過程，構造著新的“想象的共同體”［8］。可以認為，現代傳媒的發展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改變了原有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模式，致使傳統的“意見領袖”角色嬗變，社會身份式微。同時，由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體系“輸入———輸出”的節奏被打亂，致使“文化共同體”對文化符號的解讀、調整與重塑的相對平衡的節奏被破壞，受眾在對多樣的體育文化符號進行著甄別、判斷和使用的同時，文化的選擇性得以體現，文化間的張力體驗日益明顯。原有維系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共同基礎的價值標準，伴隨著受眾重新的解讀、修正與調適，呈現出碎片化、個體化和瞬間性特征。那種建立在以情感、信仰等為基礎上的、穩定的維系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紐帶被割裂，而被代以冰冷的、暫時的契約關系，統一的認同規范和框架被打破，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心智和期望從沉靜、封閉、無意識的“原生性認同”，轉向活躍、開放、自覺關注的“選擇性認同”。由此而引發的民族傳統文化認同危機問題，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方面體現的淋漓盡致。傳播方式和內容的嬗變造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生態錯位的直觀表現就是體育傳播文化內容的同質化傾向，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以無可抗拒的勢頭成為主流媒體爭相報道的內容，擠壓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空間，受眾對西方競技體育表現出來的競技性、公平性等價值標準和統一規則下的表現形式的認同，加速銷蝕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基礎。
3.2社會轉型過程中媒體文化傳承功能的失位與價值迷茫
韋伯通過對現性的分析，認為理性分裂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并且工具理性已經日漸占據統治地位，而工具理性意味著對利益的功利性攫取成為了現代性社會的主導［9］。工具理性的價值導向，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過程，隨著后現代主義的到來，消費社會文化符號的崛起，催生了“體育文化商品化”，大眾體育文化日益崛起，體育消費文化盛行。詹姆遜認為消費社會就是完全多元并且拋棄了單一規范的放任社會，在消費社會里，文化也開始商品化［10］，而這一文化轉向，通過媒介傳播更被無限放大。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國內媒介實現了從“事業”向“產業”的角色轉換，傳播范式開始從國際傳播向全球傳播轉變，將滿足國內多元文化需求視為運作的核心目標，并通過媒介技術、人才和資金等資源的全球配置與整合以及“全球本土化”策略下的內容生產與銷售來贏取最大的市場利潤。基于工具理性的價值訴求，各種傳播媒介在“議題設置”方面的功能不斷被強化，而作為媒介“守門人”的社會責任功能卻不斷被弱化甚至忽視，其提供的各種體育文化產品也在市場利益的驅使下，為爭取更多的受眾注意力資源，積極尋求與文化的聯姻，媒介體育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注意力經濟”。在傳播內容方面，大眾傳媒以體育政策、方針、新聞和賽事的宣傳、直播和報道為中心，融合了外部的體育文化和體育現象等，形成日漸趨同的西方競技體育主導思想合力，在不斷強調標新立異的同時，再造、改變、誘導著大眾的體育文化趣味及追求，主導著社會主流體育文化“擬態環境”的形成。而具有濃郁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如壯族的打扁擔活動、鄂溫克族傳統的“來闊勒節”中的套馬活動等，雖具有很強的民俗性、地域性和一定的健身性和娛樂性，但相對現代競技體育，在內容的豐富性、競技性、娛樂性和時尚性方面仍有較大差距，難以滿足廣大受眾時尚性體育文化消費需求，似乎已倫為“腐朽、迷信、落后”的代名詞，在傳播鏈中，得不到大眾傳媒的青睞，難覓落腳之處。根據H.布魯默的“互動理論”，個體會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修正其認知結構［4］。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空間”，主流體育傳播媒介重塑的富有娛樂性、時尚性和觀賞性的“擬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引導著廣大受眾對現代體育的“等值解讀”［11］，并不斷修正對現代體育的“選擇性認同”，致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消解與變遷成為必然，如侗族滾亂泥、回族堆人山、白族跳偉登等。同時，在新媒體時代，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廣大受眾作為“自媒體”，又無形中扮演者傳播者的角色，樂此不彼地助推著這一文化語境的形成。
3.3跨文化傳播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主義”
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傳播全球性、傳播科技化和內容同質化的危機。可以說，“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主要就是強勢文化的過程，是以強勢文化壓制、排斥、甚至最終吞噬弱勢文化為特征的”［12］。“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包含著一種將價值、利益和意義領域里的特殊性作為客觀歷史領域里的普遍性強加給他人的過程”［13］。國外傳媒集團尤其是西方跨國媒介集團，在激烈的全球體育文化競爭場域中，本著現代市場利益法則和運作邏輯，堅持西方競技體育思想推廣策略，秉承自由、理性、公平、競爭的現代體育觀念，依托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治優勢和先進的傳媒技術手段，假借“普遍”之名，冠以“當代性”“時尚性”和“全球性”伎倆，隱性地將批量生產并加以本土化包裝的現代體育符號、信息輸送給目標人群，實現了對體育資源的不斷積累，并通過各種媒體儀式化、制度化、日常化的傳播，獲得了象征性社會權利的表征與再現，并逐漸形成一種體育文化霸權主義思想。與此同時，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空間不斷被扭曲與壓縮，文化格局被迫發生改變和重組，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劇了這種態勢，加速促進著現代體育文化的整合，引導受眾的認知趨同。所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今日的體育全球化并不只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它存在著意識形態的陷阱［14］。由于文化認同的選擇同樣是文化的比較與競爭過程，在西方體育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不斷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其民族性、本真性、傳統性等不斷被消解，并在發展過程中淪落為極致性地向西方體育普遍性模式的靠攏與模仿［14］。
4面向未來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重構
4.1明確大眾傳媒的角色定位，強化社會責任
大眾傳媒的文化表現與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眾文化轉型的未來走向。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是社會主流文化和社會控制性輿論形成的主要原因，逐漸成為再現和建構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與資源［4］。針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公共傳播領域呈現出的缺失狀態以及信息交流不對稱的態勢，媒體要發揮社會文明的傳承功能，具備高度的文化自覺性，深入了解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并對其深層文化的精神實質進行探索，通過對優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挖掘與包裝，主動介入或干預體育文化的傳播，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提供科學、合理的言說框架，通過對傳統體育文化的描述與不斷追溯，進而吸引受眾的廣泛參與，重拾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記憶，彌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斷裂，并實現與西方體育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同時，作為一種“社會文化裝置”，大眾傳媒在傳播過程中，應同時兼顧效益與公益，加強體育文化傳播的“把關”工作，做好媒介“守門人”，發揮主流輿論導向作用，積極響應國家的文化強國戰略，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現代意義，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倫理本位”理念引導，地方特色呈現、民族個性和審美習慣表達方面不懈努力，探索符合廣大受眾文化接受的傳播方式，重新發掘和弘揚傳統體育文化的精髓，加強國人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知、理解和記憶，發掘和塑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的體育文化精神。另外，在數字化傳播時代，大眾傳媒應根據受眾的不同特點，建立起形式多樣而靈活的信息反饋渠道，充分運用新媒體技術，通過在政府主導下成立專門的民族傳統體育網站、建立官方微信平臺等手段，在充分發揮報道權威、內容詳盡、分析透徹等優勢前提下，加強與新媒體的互補與融合，不斷擴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形態。
4.2拓寬傳播渠道，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的空間
組織傳播和群體傳播在信息傳播方面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兩種傳播方式尤其是組織傳播，以自身的系統性、民族性、文化接近性等特點具有明顯的傳播效果。群體理論研究表明，相對穩定的群體對影響人們的思想起著重要作用，其效果甚至要大于大眾傳播，并且有利于個人從群體中獲得社會認同感。長期以來，尤其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或地域，它們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群體文化活動中，群體規范一旦形成，將在個人的社會文化實踐活動中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有利于群體形成較為穩定、一致的文化認同;因此，應鼓勵相關組織或群體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實踐活動，如近年來在全國廣泛興起的廣場舞群體，同時各級政府基層組織要對本地域或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料進行搜集、整理、宣傳和對外交流，并充分利用科學技術手段，推進文化傳播的信息化建設，如建設專門的網站，使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相結合，并在政策、資金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給予扶持，積極對接優秀的民間群體組織，因勢利導，不斷拓寬體育文化傳播空間，促使更多受眾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產生認同。教育傳播作為重要的組織傳播方式，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至關重要。但現代的學校體育教育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陷入了對西方競技體育的“文化模仿”。雖然，1992年國家教委頒布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指出不同地區的學校可以選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內容［15］，但由于民族傳統體育的教材建設問題以及其本身的特點影響制約了其在學校教學中的應用和開發。在學校體育教育中，要加強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教育的扶持力度，因地因時制宜，充分挖掘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加強民族傳統體育校本課程開發，鼓勵通過對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器材、服裝、規則的創新，提高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在學校教育中的科學性、健身性，使民族傳統體育進校園活動真正能成為我國傳統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窗口，并使廣大學生真正熱愛并參與其中，不斷提高文化認同感，并主動承擔起本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責任。另外，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迅速普及，“文化媒介化”現代化轉向會促成受眾對多樣體育文化的“想象性認同”，博客、QQ、微信等已經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尼葛洛•龐帝曾說過“數字化生存……讓弱小孤寂者也能發出他們的聲音”［16］。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改變了大眾傳媒單向傳播的態勢，有利于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空間，為多樣體育文化的交流與競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平臺;另一方面，由于媒介環境下群體規范約束力的降低，群體壓力的減小，會促使更多個體在網絡空間尋求自我身份表達和認同的資源，而隱身于各種傳播空間的“意見領袖”因擁有大量的“粉絲群”，通過對某一主題的上傳、轉發和評論，起到了“議題設置”的功能，在一定程度引導著社會輿論的發展走勢，因此要重視“意見領袖”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中的引領功能，同時要加強信息監管，加快推進法治建設，不斷提高傳播者的媒介素養。
4.3建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
發展繁榮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增強其影響力和傳播力，對民族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天人合一”“內外兼修”“身心自然”等歷久彌新的“文化基因”要予以堅守，深入挖掘具有文化特色、歷史底蘊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構建出一種整體的、符合現代社會公共訴求的、獨具時代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價值觀，使其成為我國文化寶庫中獨特的“文化標簽”［17］，成為能與“他者”體育文化平等對話的文化資本以及建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價值坐標，并使其在文化意義的承載和表征上與現代國家政府、社會公眾群體緊密關聯，實現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所承載的意義結構與人們集體性的文化心理結構重新契合。否則，單純為迎合外部世界的“文化想象”［11］，而進行的帶有強烈功利主義色彩的盲目商品化，只會形成完全脫離生活的“假”文化和沒有活力的“死”文化，背離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本質。另外，須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保護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保護過程中，“不能消極地把保護工程看成是對瀕危文化遺產的收容所”［18］。“現代傳播媒介是一種對個人和社會進行影響、操縱、支配的力量，它具有界定事物、論述事物、解釋事物、形成或塑造公共認知行為和價值判斷的能力”［19］，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其文化影響日趨明顯。文化傳播主體在增強文化自信的同時，要樹立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采用靈活多樣的傳播策略、手段和技巧，把控好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互動的合理張力，建立“文化對話”機制，逐漸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閡與疏離，不斷提升我國媒介體育的文化話語權，這樣就可以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從術語界定、意義詮釋、言說方式3個話語體系要素出發，對全球性文化進行科學的、合理的選擇性接受、合己性理解、顛覆性解釋、破壞性重構和創造性發展［17］。
5結束語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整體的實現過程是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相統一，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傳播過程，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形成的實踐過程。當然這種統一不是絕對的統一，這種文化認同也不是普遍的認同，而是基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或因時間而變，或因空間而異，但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底蘊、文化因子卻未曾改變，“本土猶如系物樁，拴住同一本土的人與時間連續體、歷史共同體之間相同或相似的經歷、情感、身份和主體文化”［17］，吸引著人們自覺踐行著文化傳承的功能。而全球化傳播帶來的時空壓縮和混雜性，致使傳播主體異位、意見領袖式微、傳播內容同質、傳播定位迷失、文化沖突加劇，徹底顛覆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生態結構，使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維系功能被消解了。伴隨著傳媒技術的不斷發展，大眾傳媒凸顯在文化變遷中“輿論領袖”的重要性的同時，正加劇著“文化媒介化”態勢，已成為人們賴以觀察、認識世界并調整和選擇自己行為的須臾不可或缺的參照系［20］。通過對民族傳統體育進行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表征，解構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核心價值基礎，致使廣大受眾體育文化身份模糊、混雜與流動，從而引發普遍意義上的認同危機。“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在正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的現實基礎上，基于傳播學視域，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相關問題進行追溯、描述、解釋、修正與創新，如何通過傳媒建構起當代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新表征，打破“他者”體育文化的禁錮與隔離，重拾“我是誰”“我們是誰”的民族傳統文化坐標，進而重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信心，已成為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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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1000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
【摘要】十八大以來，為適應新時期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科學概念，這是對費孝通先生相關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創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為指引，促進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全面發展，不斷鑄牢中華各族兒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建設工程的歷程任務。這既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建設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2-0001-009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多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在黨的十九大上將之寫入黨章，相關論述和觀點形成了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這個重大理論成果是結合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發展要求對以往理論探索成果的發展創新，為我們進一步做好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和實踐要求。
一、對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兩方面基本內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講，提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論斷。[1]371996年10月，費孝通先生在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報告《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又對自己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2]有學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充分肯定了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3]，并引證了該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的“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4]來說明習近平同志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肯定。其實這個論斷既是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片面理解，更是對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情觀的誤解。
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內容上如果仔細分辨，其實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的理論：其一是關于中華民族實體“自覺”與“自在”存在的兩種狀態理論。這個理論因為涉及到民族實體的判斷標準及其自身的邏輯缺陷，在理論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從民族實體判斷標準來看，金炳鎬先生認為：“費老的觀點沒有說明民族實體和民族復合體之間的矛盾性，或者說他認為民族實體與民族復合體兩個概念之間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詳細考察民族實體概念5個方面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指出，“中華民族雖然在這五個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特點，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實體的概念內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族是屬于次生形態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復合民族”[5]70。從敘事邏輯上分析，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說中的“自在”狀態，也即“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是指在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古代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的內在聯系與整體不可分割性在客觀地形成與發展著，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種整體聯系，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狀態，準確地講只能定義為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性，而無法用民族實體來界定。更何況用“中華民族”來定義中國各構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體制下的中國民族敘事基本上都是納入“天下體系”和“大一統”格局中來闡述的。這也說明了費孝通先生“自在”狀態的中華民族實體論斷本身與民族敘事的歷史性之間的邏輯沖突。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自在”說顯然無法在概念內涵和歷史實然性上滿足其自身的邏輯自洽性。當然，指出這樣的理論缺陷，并不等于我們就否認這個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內部聯系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其二是關于中華民族內部結構及構成狀態的“多元一體結構”理論。費孝通先生在“泰納演講”中對該“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歷程進行了詳實可信的歷史分析，并對其現實存在狀態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8]3-4，并明確肯定了“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種情狀”[8]36。我們認為這些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光輝的真知卓見才是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大貢獻。正如林耀華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貢獻在于它提出并通過論證而確立了‘多元一體’這個核心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1]9。有了這個工具和鑰匙，就足以讓我們把關于中華民族的實體概念與其整體結構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也足以讓我們把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形態放在中國社會發展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經歷的民族過程和建設歷程的差異性和共同性。這個理論創新為我們站在中華民族整體觀上回顧過往、認識國情、創造未來都提供了科學可靠的理論框架和敘事體系。這也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元一體格局”的本義所在。
綜上可見，學者們對費孝通先生理論的爭議更多地集中在“一體”的中華民族實體屬性方面，在對中華民族結構整體性研究上并無實質性的否定意見，也不存在某些學者所提出的“討論的焦點是：是否承認存在一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3]。承認“這樣的格局”是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及其內部構成關系的認可，并不等于對中華民族實體屬性已經形成的認可，否則習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創造性地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華民族實體”的提法豈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們在21世紀還要堅持‘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尚未形成’的觀點，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有什么客觀基礎？”[3]的疑問。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也與之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已經形成，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還有什么客觀必要？顯然，學術問題如果僅僅是依靠這樣簡單的質疑而沒有深入的理論分析，就不會有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所以，我們仍然有必要在對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觀與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途徑問題。
二、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理論創新和學術價值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上文中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自在狀態的實體屬性敘事判斷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對中華民族自在狀態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從本質上講屬于歷史敘事方式的應然性范疇，而后者則是歷史實踐發展的實然性范疇。前者在話語體系上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背景，而后者則更多地表現為歷史事實，是“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歷史事實。物必先有其實而后有其名，所以歷史存在一般情況下也必先于敘事方式，這是物質存在決定意識形態的基本表現和一般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成為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實然和應然狀態的話語橋梁，也是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王朝國家體系下的“華夷一體、天下一家”歷史敘事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國家層次民族建設敘事的話語橋梁。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與發展。
從歷史發展的實然角度講，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民族實然性發展的客觀描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幾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9]150。在開發疆土的過程中，中華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區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進而在地區范圍內實現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統一，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國。在此過程中，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內部社會分工的發達，民族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滲透，必然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民族的遷徒運動，也促進了民族族體在血統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于整個中華民族及各構成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存在時期最顯著的發展特點。有些民族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有些民族與別的民族相互融合演變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構成民族在近代世界歷史由王朝國家政治體系向民族國家政治體系的演變中，由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擴張都面臨著國破族亡的共同威脅。外部壓力是中華民族實現由自在向自覺狀態轉化的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劑。費孝通先生認為：“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8]9-10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是中華民族整體在面臨強大的外部侵略時所發生的由自在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標志。覺醒意識的訴求則是中華民族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外求獨立，在國內構成民族層次上的內求平等。以革命領導階級和綱領路線的差異為依據，為完成這個覺醒訴求的努力在“五四運動”之前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則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積極投身于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共同了締造了屬于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任人宰割、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團結，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為我們考察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發展史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敘事體系和民族話語基礎。可以講，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的歷史前提和基礎。千百年來在王朝體系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各構成民族間基于不同社會分工基礎上的需求互補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民族關系是其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所在，也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客觀的歷史條件。而近代以來在血火抗爭中覺醒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的歷史起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的實體建設也正在這個偉大飛躍進程中突飛猛進，但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某些斷言中華民族實體已經形成的論斷。因為“蘇聯民族”轟然倒塌的“烏拉”聲還在我們耳邊回應，因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堅民族也并沒有像某些學者所宣揚的那樣用公民權力就可以镕鑄成鐵、合眾為一，因為即使是號稱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臨著北愛爾蘭分裂勢力的威脅，更因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民族層次上推進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事業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實體建設歷程是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內容。在如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歷史進程問題上，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和重溫毛澤東同志建國初期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準確判斷和科學認識。1956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11]214，并首次區分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他看來，“建立”時期不同于“建成”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很不完善”。這些科學思想無疑為后來我們黨提出和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借用這樣的話語邏輯，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出中華民族多元復合性實體“已經建立”但單一民族實體“尚未建成”的判斷。1我們認為，這樣清醒而又審慎的判斷更符合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歷程。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要求，在中華民族實體建設進程中，我們一定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成是重中之重，并為之付出更為堅苦卓絕的努力和耐心，扎實推進而又只爭朝夕，多措并舉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這項爭取人心、凝聚民心、團結族心的事業做好做成。 用習近平同志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觀點來改造和提升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我們嘗試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三個階段的歷史邏輯和基本特點：第一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存在階段，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和基本前提。第二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存在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王朝體系向民族國家體系轉型過程中面臨西方列強外部侵略而導致實體意識覺醒，從而為中華民族外求獨立、內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國家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奮斗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的中華民族“站起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邁向國家層次的民族實體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載體和實現途徑。第三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為存在階段，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時期。“自為”階段與“自覺”階段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僅對自身的存在和整體性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掌握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對自己民族實體的形成建設途徑都有了科學可行的基本思路。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站起來”的基礎上，通過多個方面、多個層次的“建起來”，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實現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施工期。由此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想實現之日，必將是也可能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形成之時。只有到了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全體兒女對自己國家層面民族實體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極大提升，在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國際交往中中國各族人民群眾都以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作為自己的首要族屬認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程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的偉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等基本特點。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
建設工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12]3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千百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心理特征，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強大精神紐帶和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正如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同志所指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論斷，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歷史傳統的準確把握，是對中華民族團結進步規律的深刻揭示，突出點明了處理好“一”和“多”關系的主線，揭示了“我國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奧秘所在，必將引領中華民族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大團結大進步。[13]這個論斷也為我們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為狀態的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指明了發展方向和施工途徑。
一是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原理與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工作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多年黨和國家民族工作實踐證明了的關于解決當代中國民族問題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條道路的基本內容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對民族工作經驗的歷次總結中。這些工作經驗的總結成果，既體現了不同時期國家發展的統一性、進步性要求，又滿足了民族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會發展目標的與時俱進，又有民族綱領基本原則的充實完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闡述，1則是全面系統地對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經驗及綱領、方針的最新提煉、豐富和升華，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基本內容，實現了對新時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則的開拓創新。我們堅決反對某些學者把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這兩次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件作為否定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質疑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甚至抹殺和取消我們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據。[3]我們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數民族敗類自私自利、叛國賣國的丑惡行徑永遠也代表不了這些少數民族廣大人民群眾的主流意志，他們煽風點火、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實既不屬于民族問題，也不屬于宗教問題。我們絕不能按照他們的荒唐邏輯來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些糊涂認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地宣告：“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沒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這樣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覺，才能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問題處理模式的偉大創造”[14]29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術，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國家建構與民族平等、保護公民權利與尊重民族差異之間平衡的系統把握，及對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全面考慮。在該制度初創之時，我們黨強調的是區域自治與民族自治的正確結合。此后，與時俱進地結合時代發展需求，不斷深化和發掘對其優勢的認識和本質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對其片面化理解和誤讀。1957年，周恩來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1992年，江澤民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區域自治有機結合起來，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有機結合起來，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統一，后來，又增加了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統一，進一步豐富了該項制度的內涵。為了防止對該項制度認識上出現新的偏差和失誤，2014年，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著重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為我們在新時期正確把握該項制度的本質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習近平同志指出：“團結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15]強調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機械結合，而是要和國家及自治地方整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考慮兩者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把握兩者關系要強調自治多一些，是為了在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保護和發揮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權;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統一多一些，則是為了彌補民生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等市場經濟體制的天然缺陷，加強和發揮好上級國家機關扶持自治地方發展的責任，給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習近平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區域因素，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這一點必須搞清楚，否則就會走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達賴集團、‘東突’分裂勢力就打這個旗號，要求漢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禍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們的同志不能照這個邏輯走！”[15]新時期我們黨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充分體現了該項制度強大的生命力、科學性與適應性，也充分說明了其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是堅定不移地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從語義學講，作為次生復合民族的中華民族，實際上就等同于中華諸民族。正如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并不是指漢族或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統一體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學地把兩者對立起來，單純地以為強調一方就必須要忽視另一方的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也不符合黨的民族工作實踐。我們無法想象，拋開了56個構成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關系的平等和諧，單純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就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體建設任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1強調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堅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把加強民族團結作為戰略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來做。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是在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鋼筋鐵骨，就是在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不可摧的民族關系基石。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離不開“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這些傳統的民族政策話語。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的基本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體現和要求。這三者辯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體系之中，但他們各自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實現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民族團結是促進民族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保證，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本質在民族問題上的體現和要求。如果不堅持各民族共同繁榮原則，那么民族平等團結便失去了發展方向和前進動力。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對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榮”，“在這個問題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17]178這些民族綱領在具體實踐中具象化為民族政策時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促進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盡量減少同一地區中民族間的公共服務政策差距，避免出現民族間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導向人為制造隔閡、強化固化民族意識，強調要更多針對特定地區、特殊問題、特別事項來修訂完善和制訂出臺政策。可以講，這些對民族平等政策的發展完善正是與時俱進地實踐民族平等綱領的深層次要求的充分體現。
四是堅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民族地區無論從哪個層次和方面理解，也離不開少數民族聚居區這個核心概念。這些地區不僅具有全國其他貧困地區所面臨的普遍性困難和問題，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難和問題。由于自然和歷史原因，這些地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處偏遠，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市場化程度低，多數產業低端化發展，市場競爭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務半徑大，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成本高。這樣的條件，沒有國家和發達地區的扶持和幫助，依靠市場自發力量及其自身條件發展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逐步扭轉民族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趨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全局，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是我國實現平衡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鑄牢各族群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條件和物質基礎。民族地區只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與全國其他地區融為一體，形成相對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共同體，才能為各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要著眼于民族地區的特殊困難和問題，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在依靠民族地區自身努力的同時，還需要中央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減少。同時，還要求要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民生這個首要任務，抓好扶貧攻堅這個重點，抓好教育、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個著力點，以促進市場要素流動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貫通為途徑，把發展落實到解決區域性共同問題、增進群眾福祉和促進民族團結上，推動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民族地區特點的科學發展路子。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與科學發展的路子，顯然體現了我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政治性要求，顯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群體性平等發展訴求的尊重與重視。
五是堅定不移地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總體來講，文化認同是具有不同層次性的差序認同體系，按照文化主體差異性而言，可以分為個體認同——群體認同——國家認同——世界認同等基本認同層級。在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體系中則可以具體表現為個體認同（各民族成員的自我認同）——群體認同（國家構成民族的群體性認同）——國家認同（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世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一般而言，低層次認同是高層次認同的基礎和組成部分，高層次認同可以包容和引導低層次認同，并且各層次認同協調發展的基礎在于支撐這些認同的利益認同機制的協調發展。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諳各民族文化認同的政治屬性和深遠意義。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推動民族工作，解決好民族問題，要依靠物質和精神兩種力量，要解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問題。這是新時期黨從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不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強調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認同，核心就是要增強各族群眾在政治意識上的“五個認同”，1其中的基礎則是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認同是五個認同中最深層次的認同，是鞏固其他四個認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要求。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內涵，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構成，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要反對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兩種錯誤觀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當代發展的價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內涵和發展方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價值取向政治屬性的基本體現。要注意從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汲取營養。在民族意識調控上，我們反對某些學者危言聳聽地斷言“我國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并不在于那些實施恐怖襲擊和制造街頭騷動的少數極端分子，而在于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內心中的現代民族意識”[18]。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首先是對“現代民族意識”的污名化，因為在當代中國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現代民族意識”是能夠正確處理民族與階級、民族與國家以及民族相互間關系基礎上的民族意識，是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的民族意識，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論中以單一實體民族唯我獨尊“一族一國”的民族意識。同時，這樣的判斷也是對廣大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的污名化，因為即使是以蘇聯解體為依據，我們也無法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主體民族出身的領導人應該為聯盟解體負的責任歸咎到納扎爾巴耶夫、尼亞佐夫等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頭上。 六是堅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關鍵”和“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關鍵”。有學者把“階級認同”與“以階級斗爭為綱認同”等同起來，把人們的思維導入了階級認同與民族（宗教）認同二元對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撥亂反正導致了“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這兩個傳統群體認同”對“階級認同”的取代。[3]我們認為這樣簡單和武斷的判斷并不能成立。實際上，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對應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個主張都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線，而“階級認同”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對該階級領導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就是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路線、綱領及方針的認同，更是對其本身領導地位及合法性的認同。所以，即使在我們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后，也不能說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眾對黨的階級認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同時，認同是有兼容性的，一個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少數民族群眾，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對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認同，這并沒有什么認同的沖突可言。各族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認同，從來也沒有因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失誤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相反卻因為我們黨對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堅固。這樣的認同成就，自然也就內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為此，習近平同志明確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毫無疑問，這就是新時代各族群眾“階級認同”意識的最好體現和終極表現形態。幾十年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復說明了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的正確性。只要我們各族群眾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拔我們的民族關系，各民族間“語言不通階級親，民族不同心連心”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本質就會有充分堅實的政治保障。另外，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還明確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贏得民族工作的“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劇增的新常態后，提出了我國已經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的基本判斷。對于這樣“送上門來的民族工作”，我們還存在著不重視、不熟悉、不適應、跟不上的問題。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泛，是一項系統工程。做好這項工作，關鍵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對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協作機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信息系統，做好各類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開展各類便民服務活動，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切實保障好散雜居和城市地區各民族的合法權益，教育和引導各族群眾相互尊重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才能實現城市讓各族群眾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是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和實踐要求對以往中華民族理論成就的偉大創新和發展，是指導我們進行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的理論指南。只有認真、全面、系統地學習、領會和把握好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涵，切實按照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要求，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引領凝心聚力，全面系統地促進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發展完善，不斷鞏固和加強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一致性，不斷促進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建設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園，才能真正完成歷史賦予我們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偉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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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TOTHECONSTRUCTIONOFCHINESENATIONALENTITY——AlsoONTheTheoreticalInnovationAndPracticeDemands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
LiZhi，WangDongli
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inordertomeettheneedtostrengtheningandimprovingtheworkofthenationalitiesinthenewera，theCPCCentralCommittee，with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asthecorehascreativelyputforwardthescientific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communityonthebasisofcomprehensivelygraspingthediverseanduniquecharacteristicsoftheChinesenation.Thisisacritical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innovationofMrFeiXiaotong'srelatedtheories.Guidedbythegoalof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promotingtheall-rounddevelopmentofnationalworkintheneweraandconstantlyforgingasenseofthe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amongallethnicgroupsoftheChinesenation，itwillbepossibletocompletetheprocessoftheconstructionprojectfortheformationofthenational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Thisisnotonly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doingagoodjobintheneweraofethnicworkbutalsoabasiccontent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ommonsens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XiJinping;ChineseNationalCommunity;Nationalentity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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