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摘要：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人類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一直在探究的話題。近年來，生態美學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文將從生態美學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研究傳統自然觀念和現代生態美學觀念的差異，最終得出只有在生態美學視域下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結論，明確指出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中生態美學指導性的意義，引導人們樹立正確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理念。
關鍵詞：生態美學;人與自然的關系;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全球變暖、水土流失、稀有動物瀕臨滅絕等一系列的環境的出現，使人的生存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該如何與自然相處成了人類生存問題的重中之重。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人與自然之間關系一直在不斷的變化，因此，要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要回歸歷史，分析不同時期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出現的不同思維方式，再以生態美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這段關系，從而發現人與自然是能夠和諧、可持續的相處的。
一.傳統觀念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1.敬畏觀
原始社會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落后，人們只能依靠自然界中原有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來勉強維持生。在對自然認知水平低下、沒有能力應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種生活必然受到自然的支配和擺布。在強大而異己的自然力面前，人類只能借助于想象來表達自己對自然的態度，將種種自然力、自然現象和自然物賦予了某種神奇的力量，并在恐懼、敬畏的心理作用下，對這些神奇的自然力、自然現象、自然物頂禮膜拜。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時的人類敬畏自然，并且受自然的制約。
2.順應觀
隨著人類支配自然力的能力的增強，神話也就消失了。農業文明時期，人們經過多年的經驗積累對自然規律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思想文化上，古希臘哲學家認為自然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從中生長出了世界萬物，被認為是“本源”性的存在。在中國古代道家和儒家的傳統哲學中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倡導人與自然的順應，強調二者的和諧共生。這種人與自然為一體的思想與當下的生態學理論有相同之處。
3.征服觀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與實踐能力逐漸增強使得人類社會也出現了重大的歷史轉變。工業革命的產生使人類逐步進入工業文明時代，這時的人與自然關系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這時的人們不再是大自然的“奴隸”，受大自然支配，反而成了自然的主人，這種觀念必然會割裂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不再是一個和諧統一體，自然被當作可以征服和改造的異己對象，人們只重視自然的工具價值而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和整體性。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自然觀念下人類不是敬畏自然就是想要戰勝自然，將人與自然分割為了兩個獨立的個體，即使有觀點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也是“順從自然，凡事隨緣”的心態。因此，在傳統觀念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平等，均不是理想的發展狀態。
二.從生態美學視角看人與自然的關系
加拿大學者約瑟夫·米克1972年在《加拿大小說雜志》發表的論文《走向生態美學》是較早以“生態美學”作為標題的論著。1米克認為生態美學應在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基礎上注重人類的生物性，根據當代生物學知識、生態學知識來反思并重構審美理論。因此生態美學也可以稱為“生態審美學”。在生態美學的視域下，筆者針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總結出以下幾點。
1.反對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
自然中心主義顧名思義就是重點強調自然，人依托于自然而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對于自然而言，人并沒有改造它的權利，更不能因為滿足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壞其它生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人類中心基于理性主義和主客二分思想的發展，將人看作是世界一切的中心，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衡量一切實踐活動的尺度變成了人的利益。米克從環境的長期穩性的角度批判了以人為中心的倫理傳統與善惡標準，提醒人類重視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他認為，對于生態系統最大限度的耐久性而言，最大限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是最重要的，也即是說是否有利于維護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應該成為人類的價值準則。
筆者認為無論是自然中心主義還是人類中心主義，二者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都具有時代局限性，不符合新時期的生態發展理論和可持續發展觀。生態美學的整體性原理促使我們將化境理解為密不可分的整體，因此，人與自然并不是互不相干相互分離的實體，其內在是具有聯系性的整體。
2.在生態學知識的基礎上欣賞自然
中國學者程相占曾提出了生態審美的四個要點，其中一條是：生態審美必須借助自然科學知識、特別是生態學知識來引起好奇心和聯想，進而激發想象和情感，沒有基本的生態知識就無法進行生態審美。2審美欣賞必須借助知識而展開。在藝術欣賞中，藝術題材的背景知識、藝術史知識為藝術欣賞提供了基礎，也為藝術批評提供了參照系。自然欣賞與之道理相同，沒有自然知識的積累，不了解自然，就無法形成正確的參照體系去認知自然、欣賞自然，更不用說與自然和諧相處了。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沒有基本的生態知識的指引，人類和自然之間就無法和諧、可持續的發展。
生態美學強調生態知識不是關于某一物種自身的一般知識——這是生物學知識;作為生物學的分支，生態學所關注的主要是不同物種之間的關系。所以，生態欣賞所關注的應該是不同物種之間的相互關系。如果人類不正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忽視生態知識的重要性，那么錯誤的思維必會導致錯誤的行為和實踐，進而影響到人自身和后代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也只能是一種空談。
3.相互交融，和諧共生
生態美學徹底摒棄了那種基于人與世界對立、主客二分的傳統審美模式，代之以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審美交融”模式，認為在與人類需要和人類用途相關時，并沒有獨立存在于我們之外、與我們分離的環境。這說明環境和我們總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是環境的一部分。哲學家恩格斯反復強調人與自然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3這里，恩格斯告誡人們，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關系。人無論多么高貴、能干，始終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處在自然整體之中，與自然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因此，人必須站在生態美學的角度與自然界和諧相處、協調一致，在發展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同時，運用生態美學的知識來保持生態平衡。否則，就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與“報復”。
三.小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生態美學在人與自然中的關系中有著指導性的意義，它能夠引導著人類樹立正確的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理念，從而使人類能夠與自然和諧的相處。與傳統的自然觀念不同，生態美學提倡用生態學知識來引導人們的生態審美，從而合理的改善與自然的共生關系，沒有生態知識引導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不持久的。因此，生態美學是只有在生態美學視域下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當然，在當今科技和文化的不斷發展下，對于生態美學的研究還在繼續，在今后也定會更加的完善。
參考文獻：
[1]程相占.生態美學與生態評估及規劃.[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12;
[2]林玉春.從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解讀生態文明[D].福建師范大學，2008;
[3]曾繁仁.新時期與新的生態審美觀[J].文藝爭鳴，2008（09）：33-35.
注釋
1.程相占.生態美學與生態評估及規劃.[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12
2.程相占.生態美學與生態評估及規劃.[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12
3.林玉春.從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解讀生態文明[D].福建師范大學，2008.
第二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摘要〕人與自然關系是人類永恒的主題，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嚴峻現實，使我們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省人類自身。啟蒙批判給予我們探究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啟蒙開啟了近代理性文明的進程，人的主體性地位得以確立。然而，主客二元對立架構下人類中心主義態度的滋生，工具理性單向度的擴張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生態文明觀念、基督教上帝決定論、中國哲學的“道法自然”生態理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深入。最終，在馬克思那里，我們發現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豐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感性活動原則之上來詮釋和規范人與自然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理論支撐和重要路徑。
〔關鍵詞〕啟蒙批判，人與自然，生態智慧，歷史唯物主義，感性活動，存在論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175（2020）04-0005-06
古往今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經久不息，這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關注使然，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肆虐，這表明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懲戒人類，向人類的不當行為進行報復。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省人類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批判給予我們探究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一個重要向度，而生態文明觀念、基督教上帝決定論、中國哲學中“道法自然”的生態理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供給我們深刻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多個面向，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終，在馬克思那里，我們發現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深邃和豐富的智慧，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感性活動”原則之上來詮釋和規范人與自然的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理論支撐和重要路徑。
一、啟蒙批判：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一個重要向度
為什么在人類自詡無所不能的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卻愈演愈烈？為什么被啟蒙之后覺醒的人類卻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對這一主題的探討，我們首先要回到開啟近代理性文明的啟蒙自身，反觀這一問題的緣起。在這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批判代表了其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向度，他們在對啟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地探尋了人與自然關系矛盾的根源，為我們思考當下問題提供了一種積極的應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啟蒙是一切使人類得到自由發展、促使人類進步的思想觀念，其本意是祛魅。啟蒙意圖通過知識的力量來反對和破解神話，使人們獲得洞察力，能夠意識到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擺布的獨特個體，亦毋須匍匐于上帝的腳下，在這種不斷地自我覺醒當中可以打破無知和迷信的束縛，從而確立起人的主體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識、祛除神話、喚醒世界，成為啟蒙的綱領和信條。
啟蒙始終貫穿著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無知和迷信的被啟蒙的人類，為什么最終又重新墜入到一種野蠻狀態之中呢？面對這一問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圍繞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進行了徹底的省察。
人類社會早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人類認知水平的局限性，人類無法與自然相抗衡，就將人與自然的現實關系投影到神話當中去，神話的世界復制了人類的現實世界的等級、權力關系，成為支配人的一種外在力量。啟蒙信奉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足以破解人類對神話的恐懼和崇拜，將原本屬于人類自身的世界交還給人類，因而試圖借助于知識將人類從神話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使得人類獲得自由發展的積極力量，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啟蒙的發展卻逐漸背離了它的初衷，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被濫用。在人類拿起理性的武器認識和對待自然的過程中，并沒有恰當地運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為我所用的姿態去對待自然。因為啟蒙在發展過程中，啟蒙理性發生了扭曲，單向度為工具理性而喪失了其中所包括的價值理性的豐富意義。啟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現出來，科學技術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識形式，體現著知識的本質力量。人類運用科學技術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自然被視作是純粹的被征服和宰制的客體，它理應為滿足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自然的價值只是在于它可以為人類提供資源、謀取利益。
人類由于過度地迷信科學技術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進一步運用技術的方式對待自然，貪婪地無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由此，知識最終演變成剝削自然的工具性存在，人類也淪為工具理性的附屬品。所以，啟蒙洗禮之后，人類在面對自然時，“從自然中想學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統治自然和他者。這就是其唯一目的”〔1〕2。
人類對待自然的原初態度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所遺忘，原本自然是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存在，人們通過祭祀來表達對它的崇拜與虔誠，祈求自然護佑人類的發展，人與自然平等和諧共存于地球之上。然而，經歷了啟蒙之后，人與自然非但沒有保持這種平等的關系，反而演變成了人類掠奪和征服自然的不平等、不和諧的關系，自然界在遭遇人類肆無忌憚破壞的同時，人類亦承受了自然界的報復。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在一個進步的時期，一個發揮人類力量和爭取個人解放的時期之后，在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有了巨大擴展之后，當今社會最后要阻礙進一步發展，并把人類趨向新的野蠻狀態。”〔2〕216
啟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幾乎驅除了全部傳統的神話和外在權威時，人類卻沒有真正實現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人類支配和統治自然的同時，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縛當中。因而，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類對自然的工具主義的態度，即全部癥結要歸因于啟蒙理性單向度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樣說道：“造成社會理性化過程之吊詭的理性，或者說造成啟蒙辯證法的理性，不是價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3〕 可以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貫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啟蒙批判的一條主線，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人與自然關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積極的應答。那么，究竟應當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問題呢？我們進一步借助更多視域的分析，試圖發掘出可供借鑒的有效資源。
二、生態智慧：人與自然關系多視域的省察
除了啟蒙批判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古今中外眾多的思想家都曾對這個自文明誕生以來就始終存在的重要問題進行過深刻的探究和闡發，汲取他們的寶貴生態智慧，為我們繼續去深入反思這一問題，尋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路徑提供了重要的啟迪。
生態文明觀念的提出，是在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一大突破性進步。“生態文明”一詞，據相關研究表明，在西方可以從伊林·費切爾那里找到源頭，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宇宙》中發表了一篇名為《人類生存的條件：論進步的辯證法》的文章，其間他提出了“生態文明”觀念，基本觀點有如下四個方面：其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因其生物本性和生活于其間的自然環境兩個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然并不是人類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人。人類如若獲取自然資源就必須愛護自然，人有著照料自然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面對自然，人類應該遵循自然規律，順從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類取得的進步并不必然推動了人類的文明進程，借助于科學技術對自然的攫取、控制所取得的進步會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人們或許會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真正的進步乃是以創造和保護人類生活條件，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為宗旨的質量進步。其三，要想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徑就是人類應摒棄歷史線性進步論，樹立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哲學思維方式，把文明看成一個地球上的子系統，以此糾正人與自然二分的錯誤觀念，將文明與自然融為一體〔4〕。其四，任由人類征服支配自然的時代終將結束，人類必將開啟新的生態文明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承襲了啟蒙以來的科學技術進步主義，利用科學技術征服、剝削、破壞自然，而科學技術的真正作用在于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強對自然的征服。生態文明或將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最終實現。
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西方的基督教有其獨特的闡釋。究其實質而言，它是一種上帝決定論，其主要的觀點有：其一，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維關系的核心角色。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由上帝定義的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上帝指示人類可以統治自然，因為人與自然都可以通過物質交換延續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里人的“統治”角色卻不是任意的，統治是“有限的”統治，更恰當地說，是一種“管理”。人首先應當履行維護、看管自然的責任，方才享有對一切動植物利用與控制的權利。換言之，人類相對于自然的權利和地位，是由于對自然的責任或義務而確立的。其二，人類是地球上的獨特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種，只有人類是既具有創造力又具有破壞性的矛盾統一體。恰恰是人類的這種獨特性，使得人類更應該擔負起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在上帝面前，人類是一種有缺陷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類有時無法認清這一點，無知或狂妄地把上帝賦予的守護自然的職責理解為可以肆意妄為地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權利。事實上，人類之外的一切不僅不是可以為人類支配的，而且還具有不依賴于人的獨立性。人類世代都在掠奪破壞自然、與自然對抗中來獲取自身的價值，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其三，人類對自然應有的態度是，在上帝面前保持謙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寵和啟示中，人類才能擁有智慧。只有在謙卑中，人類才能領會到上帝賦予自身的權利與義務究竟是什么，用謙卑去彌補自身的缺陷，才能最終獲得與自然正確相處的智慧〔5〕。
中國哲學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近于我們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人倫、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導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應遵循的根本原則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著“物無貴賤”“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個向度的內容。具體而言：其一，關于明確人在世間地位的“物無貴賤”。老子認為，人與自然萬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間，無高低貴賤之差別，不僅如此，人與自然萬物彼此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而不是相互對立。其二，關于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貪圖享樂的消極生活，告誡人們須摒棄不必要的過度消費，理應合理有度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講究適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態善為而不去妄為，方可成就大為〔6〕。其三，關于人對待自然方式的“效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63，人理應與天地萬物一起遵循和守護自然而然的法則，不可背離，不可妄加干涉，應努力將自然之法通過人類的智慧轉為生存之法，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思潮之一，它是馬克思主義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為解決生態危機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在此我們列舉幾位代表人物來深入闡釋這一問題。高茲將生態危機的發生歸結于資本主義對利潤無限追求的經濟理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從本質上就是生態危機，不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矛盾問題，就會危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在他看來，當下的出路就在于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用遵循生態規則的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8〕249。奧康納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有著反生態的本性，因而，資本主義的生態體系不具備可持續性。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當中，就勢必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劇人與自然的矛盾，生態危機日愈嚴重。福斯特強調科學技術是資本家謀取利潤的手段，如若將生態危機的解決寄托于科學技術之上定是徒勞的。當前全球生態的破壞歸根結底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誘發的，只有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危機。
三、和諧共生關系的建構：回到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諸多觀點，關于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認識和理解大致有三種角度：一是有的將之歸結為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不合理的運用;二是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或者說是資本邏輯導致;三是人類過度掠奪和消費自然資源、破壞自然而造成的。就解決路徑與方案而言，他們相應地提出了三種觀點：一是要合理運用科學技術，遵循萬物法則，擔負守護自然的職責，達到文明的發展與自然有機的融合;二是要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三是要認識到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獨特價值，合理有度地使用自然資源。 以上這些觀點，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給予我們更好地把握人與自然關系以深刻啟示。另外，我們也從中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這個主題是貫穿人類文明進程的根本的重要問題，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對峙、失衡，并不是由某一種單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著復雜的背景和諸多的因素所導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當地分析和解決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理應回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之中，這里蘊藏著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豐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動原則中提供了人與自然達成辯證統一的重要規范和標準，為我們科學地解答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那么，何謂“感性活動”呢？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中，它指的是在人與自然相統一的關系中建構出人類社會關系的勞動，對象性、社會性、歷史性是它的主要特點。正是感性活動的這些特點規約著人與自然關系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人與自然”，二是“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馬克思認為，正是基于感性活動，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相統一。
首先，我們來分析“感性活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聯結人與自然之間的這個紐帶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識的活動，而是感性意識的活動。在馬克思這里，感性、感性意識、感性活動是同義詞。論及感性意識，它與我們通常的認知并不一致，“不再從人的先驗的認識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識主觀活動的意義上來理解，它不再是個體的屬性”〔9〕125。換言之，它雖然表現為人們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這并不屬于個體獨特的情感范圍，而是一種類的屬性，它應被理解為“領悟并造就人類社會性的交往意識，同時也是建構著人類社會的感性活動”〔10〕。這種感性活動即是發生于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對象性活動，這種關系呈現的是“對象性”關系，也就是人與自然之間互為對象的一種平等關系。
其一，這一“對象性”體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自然于人類而言，它是人類勞動和生活的前提，為人類提供了勞動和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同時也是人類為了表現和確證自己的對象性本質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類必須依賴自然而生存;而人對于自然來說，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這樣說道：“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與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與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11〕89。脫離人的感性活動的自然，在馬克思看來，毋寧說是一種“無”。所以，人與自然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11〕89。這種自然界的屬人的性質和人的自然界的屬性，指明了人與自然應然的和諧關系，突破和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學框架下主客二元對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體性是在人與自然“互為對象”關系中的主體性。馬克思認為，人具有感性意識，這當然彰顯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人的主體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種獨特的“主體性”，他這樣說道：“當現實的肉體的、站在堅實的呈圓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現實、對象性的本質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此，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11〕105這段論述中的“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本質力量的主體性”是至關重要的內容，這里的“主體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有“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11〕105，這種主體性才會成立。“一方面，展現這種對象性本質力量的活動證明了自然對人的先在制約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對象是表征著人的這一本質力量的存在，這兩方面共同印證了人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對象性的關系。”〔9〕121-122因此，馬克思認為，在人與自然之間，人的感性意識是一種主體性，然而它絕不是在近代形而上學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體意識。這是馬克思在告誡人們，不能脫離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去談論人的主體性，換言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決不能凌駕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奪和破壞的痛苦之上，這就有力地回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批判了人類對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態度。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不合理的運用，人類過度掠奪和消費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等是造成人與自然關系危機的原因以及對應的解決辦法在馬克思這里也已經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們再來分析“人與人”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個特點是社會性。他認為，人的感性活動的產物不只是作為人的對象性本質力量呈現出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同時還有建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因為，感性意識本身就是一種與他人、他物相聯結的交往意識，感性活動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性交往。這種社會關系在馬克思這里，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中的生產關系。他是從全部社會關系的意義上來表達生產關系的涵義，當生產關系被理性所確認和固定下來就是社會制度。這樣，“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前者決定了后者，而后者對前者亦有所影響。因此，倘若要恰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要考量“人與人”對“人與自然”的影響。我們看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解決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方案是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在馬克思這里亦有所呈現。
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在感性活動中提供了對待人與自然關系應遵循的所有應然準則。至于實然狀況中，例如：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被濫用等問題的根本原因，馬克思當然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動的異化。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人與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動的歷史的統一，人類史與自然史是同一部歷史。在這其中，還蘊含了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終極路徑〔12〕。馬克思將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最終落腳在“人與自然”關系基礎之上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變革上。 人與自然矛盾的解決，以達到和諧共生的一種新局面，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新的關系的產生，而對這種新關系的需要，是在生產力的變革中產生的。那么，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里，生產力的變革又到底意味著什么？生產力是人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因而，生產力的變革并不是從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藝學意義上的突破，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包括物質條件的發展，還包含了人與人對社會關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識的變革。因此，其真正的變革意義在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對人的感性存在的生產，由此引發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長和感性意識的變革。感性需要的增長不能等同于物質欲求的增長，這種需要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需要，它的不斷增長是感性意識變革的原因，意味著人與自然的感性聯系中對新的社會性的發現以及實現，人與人之間通過自然而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變革，意味著新的社會屬性的降臨〔9〕126-127。換言之，當生產力的變革帶來了人與自然之間新關系的需求和渴望時，新的社會關系變革的發生也就來臨了。這也就意味著，在感性活動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中，實現了共產主義這個新的社會關系的誕生，就迎來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真正和諧共生。馬克思這樣說道：“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1〕81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能夠實現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只有當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結束了人類史前史的階段，感性活動的異化得到揚棄，人不再被異己的規律所支配，能夠運用自然生存法則進行合乎規律的自由活動，開始了自由人的創造而進入到真正的人類史，人與自然才真正達成和解，實現和諧共生。
總之，馬克思的感性活動原則詮釋和規范了人與自然的應然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論支撐，也為我們努力達成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這就是，我們首先應對聯接人與自然的感性活動的“對象性”有充分的體認。人與自然是互為對象的平等關系，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制約。人類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獨特價值。人的主體性是在互為對象的關系中的主體性，因而，絕不能繼續抱持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使工具理性進一步蔓延擴張、科學技術被不當地運用。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不能只是認識態度上的轉變，在這種意識的背后是作為根據和基礎的社會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來的異化了的感性活動的存在。我們認為，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要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堅持馬克思的人類史與自然史相統一的理念，落實在個體的實實在在的感性活動上。我們在感性活動中應遵循萬物生存法則，擔負起守護自然的職責，在逐步帶來的存在論意義上的生產力進步中，增進個體的對象性本質力量，從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創造的理想境界，推進共產主義這個“人與人”之間嶄新社會關系的誕生，最終徹底揚棄感性活動的異化，從而真正達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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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摘要：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已成為社會文明的標志。只有了解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演化，認識其失調的主要原因，樹立大自然觀，大價值觀，克服人類功利思想影響等，才能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真正和諧。
關鍵詞：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思考
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已成為社會文明的標志，反映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在《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界定在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兩個方面，并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演化
人類的產生是自然界演化發展、生物界長期進化的結果。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關系。從人類社會的演化上看，它大體上經過了原始社會的和諧——農業文明的初步異化一～工業文明的基本對立三個階段。人類在誕生之后的數百年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絕大部分處于原始和諧之中。這一時期，原始人剛從動物界分化出來，智能低下，缺乏對自然界的認識能力和改造能力，面對異常強大的自然力束手無策，幾乎完全依附于自然界。
在這一時期，人類想生存下來，只能順從自然，依賴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這就是原始社會的和諧。到了農業文明時代，農業生產活動是人類效仿自然，利用生物規律和生態規律進行有機物質再生產的過程。人類通過與自然的密切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自已和自然的區別，開始建立適合自己生存的人工自然環境，利用自然的同時試圖改造自然，開始向自然進軍，砍伐森林，開墾土地，以獲得必要的糧食，這種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給自然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破壞。因此，在農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關系已出現異化的態勢。到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儼然成了自然的主人，進而對自然的利用也就變為征服，為了讓自然適應自已的生存，發動了向大地、森林，荒山、江湖等方面的全面進軍。
“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了人類的奮斗目標和口號。但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忘記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忘記了在實踐中發揮主觀能動性作用的同時還要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忘記了隨心所欲地對自然征服行為只能造成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對立和惡化。
在唯物辯證法看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我們面對的現實世界，就是由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雙方組成的矛盾統一體，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它們相互聯系、相互滲透。自然孕育人類，人類與自然共處在地球生物圈之中。同時人類的繁衍與社會的發展一刻也離不開自然，人類必須以大自然為基礎來改造自然。現在的自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自然，而是到處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記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正好表明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滲透越來越密切。另一方面，人類與自然之間又是相互對立的。
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要，總是不斷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狀態并改變它;而自然界反過來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復其自然狀態。這種否定與反否定，改變與反改變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對這兩種作用關系處理不妥，就極易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如人類對某些自然資源的長期濫伐、濫捕、濫采造成資源短缺和枯竭，從而不能滿足人類自身需要，這就是大自然受破壞后所產生的一種反作用。
二人與自然關系失調的主要原因
(一)受人類功利主義思潮的影響
一些人工自然工程和一些人工自然物，雖然對人類有一定的效益，但是它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破壞作用是早已為人們所認識的，人類本應采取相應對策來克服其負面效應，然而由于人類為了單方或局部利益，不顧人類整體和長遠利益，使人類的生存環境變得惡化。
(二)受人類對自然認識水平的限制
人們在進行某個人工自然項目之前，建設過程中和建成之后如何利用，往往只考慮它的正效應如何，而對其產生的負效應卻認識不足，或限于認識能力，暫時還沒有認識到。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之后，負效應的影響已造成后果了，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該人工自然物的消極作用。如DDT的發明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受人類對自然界價值認識水平的限制
人們對自然界各種物產價值的多重性，有限性、不可再生性的認識不足，所以，在創造人工自然的實踐中往往只注意眼前自然資源的使用價值，而忽視自然界物質資源永恒存在的價值。于是利用現代尖端技術對某些自然資源進行毀滅性開采，嚴重地危及人類社會的發展，直接破壞了人類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關系。
(四)受人類在一定時期內對技術控制能力的限制
人類在進行某項天然自然物的人工化過程中.開始人們就知道該項人工自然物建成運行后對人類與自然界的協調關系有破壞性，但基于人類可以對該項技術產品的過程進行有效控制的假定，而忽視了技術失控所帶來的嚴重問題。
三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之路
(一)提高認識水平，樹立大自然觀
造成當代世界面臨的空前嚴重的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就是以往人類對自然的錯誤認識。工業文明以來，人類憑借自認為先進的“高科技”試圖主宰、征服自然，這種嚴重錯誤的觀念和行為雖然帶來了經濟的飛躍，但造成的環境問題卻是不可彌補的。實際上，人類也不過是眾多生物種類中的一種，僅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它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盡管人類具有意識，具有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但是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有很大局限性，況且人類的認識正確與否，能否得到完善和發展，一點也不能離開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人類要以自然物質系統辯證法原理為指導，樹立現代意義上的系統生態自然觀，即大自然觀。把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看做一個和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從整體上把握其規律，并以此作為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礎。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到物質代謝的規律。一方面，在生產中只能因勢利導，合理開發生物資源，而不可只顧一時，竭澤而漁。
(二)提高價值認識水平，樹立大價值觀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僅要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從自然中獲取有利于人類發展的使用價值;同時要善待自然、保護自然、尊重自然。所以要提高人類對自然界價值的認識水平，樹立大價值觀，在評價一切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時，不僅要考慮其經濟價值，而且要考慮其生態價值;不僅要考慮眼前價值，而且要考慮長遠價值;不僅要考慮從自然中所得，還要考慮如何回報自然等等。放棄一切以人類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的價值觀念。在計算經濟生產中，不應認為自然資源是沒有價值的或者無限的，而是用大價值觀念，考慮到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影響。
(三)克服功利思想影響，樹立和諧并進的科學發展觀
人與自然是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的關系，這就要求人類在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必須以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為前提，在思維視點上，不能只關注在征服、改造、索取上，而要放在共生、共贏、共榮上，去愛護自然、保護自然，對自然抱有一種敬畏的心情，努力為失去平衡支點的自然界做些“亡羊補牢”式的修補或調整。克服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思想，摒棄短視眼光，著眼現在，放眼未來，利用科技的進步，將破壞降低到最大限度，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并進的科學發展觀，此外，還有樹立生態倫理道德觀以及實施可持續發展等。
總之，我們要明白人類的任何行動都不是孤立的，對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具有無數的效應，其中許多是不可預料的，2008年5月12日震驚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就是例證。所以我們必須學會正確認識自然，合理改造自然、有效保護自然，這樣大自然才會成為人類的朋友，與人類和諧相處。
第四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摘要〕人與自然關系是人類永恒的主題，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嚴峻現實，使我們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省人類自身。啟蒙批判給予我們探究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啟蒙開啟了近代理性文明的進程，人的主體性地位得以確立。然而，主客二元對立架構下人類中心主義態度的滋生，工具理性單向度的擴張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生態文明觀念、基督教上帝決定論、中國哲學的“道法自然”生態理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深入。最終，在馬克思那里，我們發現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豐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感性活動原則之上來詮釋和規范人與自然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理論支撐和重要路徑。
〔關鍵詞〕啟蒙批判，人與自然，生態智慧，歷史唯物主義，感性活動，存在論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175（2020）04-0005-06
古往今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經久不息，這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關注使然，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肆虐，這表明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懲戒人類，向人類的不當行為進行報復。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省人類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批判給予我們探究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一個重要向度，而生態文明觀念、基督教上帝決定論、中國哲學中“道法自然”的生態理念、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提供給我們深刻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多個面向，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終，在馬克思那里，我們發現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深邃和豐富的智慧，歷史唯物主義立足于“感性活動”原則之上來詮釋和規范人與自然的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理論支撐和重要路徑。
一、啟蒙批判：人與自然矛盾根源的一個重要向度
為什么在人類自詡無所不能的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卻愈演愈烈？為什么被啟蒙之后覺醒的人類卻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對這一主題的探討，我們首先要回到開啟近代理性文明的啟蒙自身，反觀這一問題的緣起。在這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批判代表了其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向度，他們在對啟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地探尋了人與自然關系矛盾的根源，為我們思考當下問題提供了一種積極的應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啟蒙是一切使人類得到自由發展、促使人類進步的思想觀念，其本意是祛魅。啟蒙意圖通過知識的力量來反對和破解神話，使人們獲得洞察力，能夠意識到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擺布的獨特個體，亦毋須匍匐于上帝的腳下，在這種不斷地自我覺醒當中可以打破無知和迷信的束縛，從而確立起人的主體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識、祛除神話、喚醒世界，成為啟蒙的綱領和信條。
啟蒙始終貫穿著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無知和迷信的被啟蒙的人類，為什么最終又重新墜入到一種野蠻狀態之中呢？面對這一問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圍繞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進行了徹底的省察。
人類社會早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和人類認知水平的局限性，人類無法與自然相抗衡，就將人與自然的現實關系投影到神話當中去，神話的世界復制了人類的現實世界的等級、權力關系，成為支配人的一種外在力量。啟蒙信奉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足以破解人類對神話的恐懼和崇拜，將原本屬于人類自身的世界交還給人類，因而試圖借助于知識將人類從神話的束縛之中解放出來，使得人類獲得自由發展的積極力量，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啟蒙的發展卻逐漸背離了它的初衷，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被濫用。在人類拿起理性的武器認識和對待自然的過程中，并沒有恰當地運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為我所用的姿態去對待自然。因為啟蒙在發展過程中，啟蒙理性發生了扭曲，單向度為工具理性而喪失了其中所包括的價值理性的豐富意義。啟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現出來，科學技術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識形式，體現著知識的本質力量。人類運用科學技術將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自然被視作是純粹的被征服和宰制的客體，它理應為滿足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自然的價值只是在于它可以為人類提供資源、謀取利益。
人類由于過度地迷信科學技術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進一步運用技術的方式對待自然，貪婪地無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由此，知識最終演變成剝削自然的工具性存在，人類也淪為工具理性的附屬品。所以，啟蒙洗禮之后，人類在面對自然時，“從自然中想學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統治自然和他者。這就是其唯一目的”〔1〕2。
人類對待自然的原初態度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發展所遺忘，原本自然是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存在，人們通過祭祀來表達對它的崇拜與虔誠，祈求自然護佑人類的發展，人與自然平等和諧共存于地球之上。然而，經歷了啟蒙之后，人與自然非但沒有保持這種平等的關系，反而演變成了人類掠奪和征服自然的不平等、不和諧的關系，自然界在遭遇人類肆無忌憚破壞的同時，人類亦承受了自然界的報復。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在一個進步的時期，一個發揮人類力量和爭取個人解放的時期之后，在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有了巨大擴展之后，當今社會最后要阻礙進一步發展，并把人類趨向新的野蠻狀態。”〔2〕216
啟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幾乎驅除了全部傳統的神話和外在權威時，人類卻沒有真正實現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人類支配和統治自然的同時，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縛當中。因而，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類對自然的工具主義的態度，即全部癥結要歸因于啟蒙理性單向度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樣說道：“造成社會理性化過程之吊詭的理性，或者說造成啟蒙辯證法的理性，不是價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3〕 可以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貫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啟蒙批判的一條主線，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人與自然關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積極的應答。那么，究竟應當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問題呢？我們進一步借助更多視域的分析，試圖發掘出可供借鑒的有效資源。
二、生態智慧：人與自然關系多視域的省察
除了啟蒙批判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古今中外眾多的思想家都曾對這個自文明誕生以來就始終存在的重要問題進行過深刻的探究和闡發，汲取他們的寶貴生態智慧，為我們繼續去深入反思這一問題，尋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路徑提供了重要的啟迪。
生態文明觀念的提出，是在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一大突破性進步。“生態文明”一詞，據相關研究表明，在西方可以從伊林·費切爾那里找到源頭，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宇宙》中發表了一篇名為《人類生存的條件：論進步的辯證法》的文章，其間他提出了“生態文明”觀念，基本觀點有如下四個方面：其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因其生物本性和生活于其間的自然環境兩個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然并不是人類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人。人類如若獲取自然資源就必須愛護自然，人有著照料自然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面對自然，人類應該遵循自然規律，順從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類取得的進步并不必然推動了人類的文明進程，借助于科學技術對自然的攫取、控制所取得的進步會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人們或許會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真正的進步乃是以創造和保護人類生活條件，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為宗旨的質量進步。其三，要想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徑就是人類應摒棄歷史線性進步論，樹立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哲學思維方式，把文明看成一個地球上的子系統，以此糾正人與自然二分的錯誤觀念，將文明與自然融為一體〔4〕。其四，任由人類征服支配自然的時代終將結束，人類必將開啟新的生態文明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承襲了啟蒙以來的科學技術進步主義，利用科學技術征服、剝削、破壞自然，而科學技術的真正作用在于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強對自然的征服。生態文明或將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最終實現。
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西方的基督教有其獨特的闡釋。究其實質而言，它是一種上帝決定論，其主要的觀點有：其一，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維關系的核心角色。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由上帝定義的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上帝指示人類可以統治自然，因為人與自然都可以通過物質交換延續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里人的“統治”角色卻不是任意的，統治是“有限的”統治，更恰當地說，是一種“管理”。人首先應當履行維護、看管自然的責任，方才享有對一切動植物利用與控制的權利。換言之，人類相對于自然的權利和地位，是由于對自然的責任或義務而確立的。其二，人類是地球上的獨特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種，只有人類是既具有創造力又具有破壞性的矛盾統一體。恰恰是人類的這種獨特性，使得人類更應該擔負起保護自然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在上帝面前，人類是一種有缺陷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類有時無法認清這一點，無知或狂妄地把上帝賦予的守護自然的職責理解為可以肆意妄為地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權利。事實上，人類之外的一切不僅不是可以為人類支配的，而且還具有不依賴于人的獨立性。人類世代都在掠奪破壞自然、與自然對抗中來獲取自身的價值，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其三，人類對自然應有的態度是，在上帝面前保持謙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寵和啟示中，人類才能擁有智慧。只有在謙卑中，人類才能領會到上帝賦予自身的權利與義務究竟是什么，用謙卑去彌補自身的缺陷，才能最終獲得與自然正確相處的智慧〔5〕。
中國哲學在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近于我們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人倫、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導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應遵循的根本原則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著“物無貴賤”“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個向度的內容。具體而言：其一，關于明確人在世間地位的“物無貴賤”。老子認為，人與自然萬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間，無高低貴賤之差別，不僅如此，人與自然萬物彼此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而不是相互對立。其二，關于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貪圖享樂的消極生活，告誡人們須摒棄不必要的過度消費，理應合理有度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講究適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態善為而不去妄為，方可成就大為〔6〕。其三，關于人對待自然方式的“效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63，人理應與天地萬物一起遵循和守護自然而然的法則，不可背離，不可妄加干涉，應努力將自然之法通過人類的智慧轉為生存之法，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思潮之一，它是馬克思主義與生態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為解決生態危機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在此我們列舉幾位代表人物來深入闡釋這一問題。高茲將生態危機的發生歸結于資本主義對利潤無限追求的經濟理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從本質上就是生態危機，不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矛盾問題，就會危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在他看來，當下的出路就在于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用遵循生態規則的生態理性取代經濟理性〔8〕249。奧康納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有著反生態的本性，因而，資本主義的生態體系不具備可持續性。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當中，就勢必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劇人與自然的矛盾，生態危機日愈嚴重。福斯特強調科學技術是資本家謀取利潤的手段，如若將生態危機的解決寄托于科學技術之上定是徒勞的。當前全球生態的破壞歸根結底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誘發的，只有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解決生態危機。
三、和諧共生關系的建構：回到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諸多觀點，關于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認識和理解大致有三種角度：一是有的將之歸結為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不合理的運用;二是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或者說是資本邏輯導致;三是人類過度掠奪和消費自然資源、破壞自然而造成的。就解決路徑與方案而言，他們相應地提出了三種觀點：一是要合理運用科學技術，遵循萬物法則，擔負守護自然的職責，達到文明的發展與自然有機的融合;二是要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三是要認識到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獨特價值，合理有度地使用自然資源。 以上這些觀點，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給予我們更好地把握人與自然關系以深刻啟示。另外，我們也從中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這個主題是貫穿人類文明進程的根本的重要問題，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對峙、失衡，并不是由某一種單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著復雜的背景和諸多的因素所導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當地分析和解決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理應回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之中，這里蘊藏著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為豐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動原則中提供了人與自然達成辯證統一的重要規范和標準，為我們科學地解答了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那么，何謂“感性活動”呢？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中，它指的是在人與自然相統一的關系中建構出人類社會關系的勞動，對象性、社會性、歷史性是它的主要特點。正是感性活動的這些特點規約著人與自然關系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人與自然”，二是“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馬克思認為，正是基于感性活動，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相統一。
首先，我們來分析“感性活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聯結人與自然之間的這個紐帶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識的活動，而是感性意識的活動。在馬克思這里，感性、感性意識、感性活動是同義詞。論及感性意識，它與我們通常的認知并不一致，“不再從人的先驗的認識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識主觀活動的意義上來理解，它不再是個體的屬性”〔9〕125。換言之，它雖然表現為人們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這并不屬于個體獨特的情感范圍，而是一種類的屬性，它應被理解為“領悟并造就人類社會性的交往意識，同時也是建構著人類社會的感性活動”〔10〕。這種感性活動即是發生于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對象性活動，這種關系呈現的是“對象性”關系，也就是人與自然之間互為對象的一種平等關系。
其一，這一“對象性”體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自然于人類而言，它是人類勞動和生活的前提，為人類提供了勞動和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同時也是人類為了表現和確證自己的對象性本質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類必須依賴自然而生存;而人對于自然來說，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這樣說道：“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與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與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11〕89。脫離人的感性活動的自然，在馬克思看來，毋寧說是一種“無”。所以，人與自然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11〕89。這種自然界的屬人的性質和人的自然界的屬性，指明了人與自然應然的和諧關系，突破和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學框架下主客二元對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體性是在人與自然“互為對象”關系中的主體性。馬克思認為，人具有感性意識，這當然彰顯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人的主體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種獨特的“主體性”，他這樣說道：“當現實的肉體的、站在堅實的呈圓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的現實、對象性的本質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此，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11〕105這段論述中的“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本質力量的主體性”是至關重要的內容，這里的“主體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有“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11〕105，這種主體性才會成立。“一方面，展現這種對象性本質力量的活動證明了自然對人的先在制約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對象是表征著人的這一本質力量的存在，這兩方面共同印證了人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對象性的關系。”〔9〕121-122因此，馬克思認為，在人與自然之間，人的感性意識是一種主體性，然而它絕不是在近代形而上學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體意識。這是馬克思在告誡人們，不能脫離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去談論人的主體性，換言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決不能凌駕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奪和破壞的痛苦之上，這就有力地回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批判了人類對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態度。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不合理的運用，人類過度掠奪和消費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等是造成人與自然關系危機的原因以及對應的解決辦法在馬克思這里也已經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們再來分析“人與人”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個特點是社會性。他認為，人的感性活動的產物不只是作為人的對象性本質力量呈現出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同時還有建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因為，感性意識本身就是一種與他人、他物相聯結的交往意識，感性活動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性交往。這種社會關系在馬克思這里，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中的生產關系。他是從全部社會關系的意義上來表達生產關系的涵義，當生產關系被理性所確認和固定下來就是社會制度。這樣，“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前者決定了后者，而后者對前者亦有所影響。因此，倘若要恰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要考量“人與人”對“人與自然”的影響。我們看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解決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方案是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在馬克思這里亦有所呈現。
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在感性活動中提供了對待人與自然關系應遵循的所有應然準則。至于實然狀況中，例如：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擴張、科學技術的被濫用等問題的根本原因，馬克思當然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動的異化。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人與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動的歷史的統一，人類史與自然史是同一部歷史。在這其中，還蘊含了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終極路徑〔12〕。馬克思將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最終落腳在“人與自然”關系基礎之上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變革上。 人與自然矛盾的解決，以達到和諧共生的一種新局面，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新的關系的產生，而對這種新關系的需要，是在生產力的變革中產生的。那么，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論境域里，生產力的變革又到底意味著什么？生產力是人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因而，生產力的變革并不是從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藝學意義上的突破，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包括物質條件的發展，還包含了人與人對社會關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識的變革。因此，其真正的變革意義在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對人的感性存在的生產，由此引發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長和感性意識的變革。感性需要的增長不能等同于物質欲求的增長，這種需要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需要，它的不斷增長是感性意識變革的原因，意味著人與自然的感性聯系中對新的社會性的發現以及實現，人與人之間通過自然而發展起來的社會關系的變革，意味著新的社會屬性的降臨〔9〕126-127。換言之，當生產力的變革帶來了人與自然之間新關系的需求和渴望時，新的社會關系變革的發生也就來臨了。這也就意味著，在感性活動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中，實現了共產主義這個新的社會關系的誕生，就迎來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真正和諧共生。馬克思這樣說道：“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11〕81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能夠實現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只有當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結束了人類史前史的階段，感性活動的異化得到揚棄，人不再被異己的規律所支配，能夠運用自然生存法則進行合乎規律的自由活動，開始了自由人的創造而進入到真正的人類史，人與自然才真正達成和解，實現和諧共生。
總之，馬克思的感性活動原則詮釋和規范了人與自然的應然關系，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論支撐，也為我們努力達成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這就是，我們首先應對聯接人與自然的感性活動的“對象性”有充分的體認。人與自然是互為對象的平等關系，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與制約。人類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獨特價值。人的主體性是在互為對象的關系中的主體性，因而，絕不能繼續抱持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使工具理性進一步蔓延擴張、科學技術被不當地運用。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不能只是認識態度上的轉變，在這種意識的背后是作為根據和基礎的社會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來的異化了的感性活動的存在。我們認為，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要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堅持馬克思的人類史與自然史相統一的理念，落實在個體的實實在在的感性活動上。我們在感性活動中應遵循萬物生存法則，擔負起守護自然的職責，在逐步帶來的存在論意義上的生產力進步中，增進個體的對象性本質力量，從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創造的理想境界，推進共產主義這個“人與人”之間嶄新社會關系的誕生，最終徹底揚棄感性活動的異化，從而真正達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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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摘要：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關系。科學技術揭示了自然的本質和規律,在人類從被動的適應自然到主動的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甚至是劃時代的作用。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只有提高人類的素質,依靠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才能更好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和諧社會。
關鍵詞:人與自然;科學技術;協調發展;和諧社會
一、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歷史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關系。概括地講,從古代到近代,從近代到現代,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大致經歷了使用手工工具獲取生產及生活資料和使用大機器進行生產這樣兩個階段。目前,正在向第三階段過渡。
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一階段是使用手工工具對抗自然、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包括了從人類產生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之前的原始時代和農業時代的漫長歷史時期。這一階段中人類處處受自然力量的控制和支配,以調整自己的活動適應自然為主。起先,人們為了尋找更適合于生存的環境而遷徙,當人類的某些集團碰到優越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時,他們就定居下來發展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均發源于富饒的大河流域,說明了自然環境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
這一時期的工具,無論是石器、金屬工具,或是復合的手工工具,甚至是簡單的機械裝置,充其量只是初步延長了人的肢體,只能以人的體力勞動為主要動力基礎去作用和改造自然。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人類衣食住行的初級必需品,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對自然界影響微小,人類活動對環境的沖擊很難超過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能力,所以此時自然生態系統憑借自我調節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平衡。總之,在人與自然關系矛盾與和諧共生的統一體中,自然居于主導地位,人類在強大的、不可戰勝的自然力面前,更多的表現了其受動的一面,處于嚴重的依賴、屈從和被支配的狀態中。
人與自然關系的第二階段是使用大機器進行生產的工業時代。這是人的主體性突現的時代,人的能動性得到極大的發揮,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發生革命性變化,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動支配地位空前提高。
伴隨工業時代的來臨,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發生了變化。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認識水平和實踐水平大大提高,對自然的干預逐漸增強,以至強大到成為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主導力量。伴隨著近代歷史所發生的兩次科技革命,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和控制進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依靠被建立起來大機器生產系統,人類開始突破自身自然力的限制,逐步擺脫了對自然界的被動依賴,創造出大量人工產品來滿足人們的需要。人類對資源開發利用的范圍更加廣泛,由利用地表資源轉向大規模開發利用地下資源,使不可再生的地下資源――礦產資源紛紛進入了生產過程,成為工業文明時代的核心資源。
但由于人類盲目發揮其能動性,人類自身活動對環境的作用和影響開始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能力。人類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自然的報復: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生態破壞、土地荒漠化、酸雨蔓延、生物多樣性銳減、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出現空洞等,嚴重危害了人類的健康,威脅著人類的生存。
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使用高新科技成果協調人與環境的關系,在取得高度發達的物質成果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階段。
現代社會,人類已經越來越認識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的辯證關系,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高度增強和發展的同時,人類開始注重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面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加劇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造成的嚴重威脅,人類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過去人們片面地強調了自己在改造和征服自然過程中所擁有的主觀能動性,向自然界無度索取,卻忽略了人也要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也有受制約的一面。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實踐過程中,人在自然界里能獲得多大的自由,不單取決于人的能動性的發揮程度,還要取決于人類對自己的受動性的認識程度和控制能力。人類必須處理好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在這種背景下,人類逐漸認識到只有營造好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實現人類長遠的生存和發展。目前,實現人類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觀念已確立起來,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眾所接受。
二、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其中,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人類是在自然界的長期發展中形成的,正是由于自然界相對于人的先在性決定了人對自然界有絕對的依賴性,必須適應自然界的先定條件,否則人就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界孕育了人類,且迄今為止,地球是我們發現的唯一適合人類這種智慧生物生存的場所。自然界不僅為人類提供了必要的空氣、水、食物、陽光、溫度等條件,還為人類提供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地、森林、平原、地下礦藏以及風力、水力、地熱、太陽能等各種資源。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生產工具、生活資料,說到底都是從自然界獲得的,無論是自然界自然生產出來的,還是人類利用自然界客觀存在的物質材料加工變革而來的。人類正是依賴自然界提供的各種自然資源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離開了自然界,人類就無法生存。
此外,自然界還是人類獲取科學認識的基礎,為人類的精神生產提供原材料。人類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發展,從根本上說是源于人類具有能動的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而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有計劃的,是在一定的認識指導下進行的。人類正確認識的獲得,是無法離開自然界的,因為任何認識都是對物質世界的反映,人類的全部科學也都是對自然界不同方面的相對正確的認識。一旦離開了自然界,離開了認識的對象也就談不上認識,更談不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把握。而且人類只能在認識規律、駕馭規律和利用規律的基礎上去改造自然界,才能使自然界更好地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歷史已經證明,如果人類不依照自然規律去改造自然界,不但無法取得自己預想的效果,還會遭到大自然的懲罰。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關系。只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談得上人類社會的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統籌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迫切要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也是保證人類健康的生存環境、保證人的全面發展的迫切要求。
三、依靠科學技術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構建和諧社會
科學技術在人類從被動地適應自然到主動地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劃時代的作用。現在人類要實現與自然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仍然要依靠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
(一)科學技術為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正確的認識論基礎。
人對自然的改造活動,必須要順應自然所固有的規定性和規律性才能達到預想的效果。因此,研究自然規律,認識自然規律,使人類的活動符合自然規律,是使人與自然協調相處的重要前提。而科學技術揭示了自然的本質和規律,它是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手段。尤其是現在,高新科學技術蓬勃發展,使人類可以借助有力的科學技術手段,綜合利用自然資源,更加合理地組織生產活動。因此,只有依靠科學技術提供的正確認識,我們才能夠更好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科學技術物化為勞動工具,幫助人類更好的改造自然。
勞動工具使人類能夠更主動和更積極地作用和改變自然界,而勞動工具的生產主要靠科學技術,這也正是科學技術變革自然的功能最突出的表現。從最初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各種機器設備、自動化的生產線,轉變為由電子計算機控制的機器體系,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對自然力的應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既要對自然越來越有效地進行改造和利用,又要盡量將對自然的破壞減少到最低限度,并對已被污染的環境進行有效治理,只有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更好地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而這一點的實現必須依靠科技發展的力量,即其物化的手段和工具。
(三)科學技術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改變其智力結構。
作為生產活動主體的人類,要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勞動能力是體力和智力的綜合體。勞動者的體力與智力相比,智力更為重要。現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有更豐富知識、智慧和創造能力的勞動者。科學技術通過“智化”在勞動者身上,能夠提高勞動者的體力、尤其是大幅度提高勞動者的智力水平,由此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只有勞動者的素質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并且在實踐中付諸實施。高素質的勞動者對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構建和諧社會起著良好的促進作用。
(四)科學技術使人類勞動對象日益豐富,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能源不斷增多。
勞動對象主要指人類能夠利用的那部分自然資源,事實上在自然界中還存在大量的人類目前還未能認識,或無法利用的資源。一些過去作為廢物不能利用的東西現在也作為新的勞動對象進入生產過程,而且運用科學技術還可以研制、開發出越來越多新的物質形態,如各種新型的人造材料、復合材料和合成材料等作為勞動對象,特別是研制、開發和推廣、應用越來越多的綠色材料、綠色能源和清潔生產工藝等。科學技術還可以通過綜合開發和合理利用使資源的利用率得到極大的提高。這一切都使人類更加合理、無浪費地開發和利用自然,促進人與自然關系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
(五)科學技術可以提高人類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見能力。
人類運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可以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理解,掌握生態系統平衡發展的規律,進而幫助人們預測人類改造自然活動的種種后果。人類與自然關系在某些方面的失調,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人們對自然規律缺乏認識或認識不足,看不到自己的活動將會帶來的不良后果,特別是那些需要較長時間才顯露出來的不良后果。因此,科學技術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能夠極大地提高人類對自身行為的預見能力,從而為人類與自然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保證。
四、小結
人類所面對的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雖然是人類濫用科學技術以及其他各種因素造成的,但歸根到底,實質上是人的問題,是人類對科學技術應用后果的兩面性缺乏認識,科學技術是調節人與自然關系實現人的目標的強有力工具,但是這把“雙刃劍”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人類自己的。因為科學技術,歸根到底還是受制于人的,是為人類的力量所掌握和控制的。因此,人類必須轉變自己的錯誤觀念,提升自身的科學技術水平和道德水準,從而全面提高人類自身的素質。只有具備高素質的人類才能更好地駕馭科學技術,發展更先進的科學技術,使用好科學技術這把“雙刃劍”,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促進作用,使之真正成為推進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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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論文
自美國學者納什（Nash）1970年首次提出“環境史”一詞并發表《美國環境史：一個新的教學領域》后，西方多國學者將環境史研究引入歷史學科之中。目前，環境史研究是國內外學界，尤其是歷史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環境史”研究進入我國始于20世紀末，并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最近有幸拜讀了海南大學張朔人教授新著《海南人口與生態問題歷史研究》一書（以下簡稱“張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讀后深感這是一部學術視野開闊、反思富有深度、思路明晰、觀點獨特、論證嚴謹的學術專著。全書緊扣歷史時期海南地區人口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精細而又生動的歷史事實，為我們再現了歷史時期海南環境變遷的基本規律與人類社會生活場景，也為區域性環境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一、歷史時期海南環境與社會狀況的真實再現
“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自然載體，《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其定義為：“地理環境區別于作為地球存在條件的宇宙空間環境和地外環境，是指社會在地球上所處的地理位置和這一位置上的各種自然條件。”[1]不同區域內的地理環境也是影響各地區人類文明形態差異顯著的關鍵所在，張著在第一章中結合考古資料及當代地理科學研究成果，對地質時代海南島的形成及史前古生態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狀況整理指出：全新世中期瓊州海峽形成，標志著海南島正式與大陸脫離并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當代地質學研究也表明海南島形成以來即呈現出“熱帶森林-草原植被”的環境特征，年平均氣溫也高出現在2～4℃，動植物資源豐富，熱帶森林植被覆蓋率高達90%。地質構造也使得海南島中部地勢不斷抬升，形成一個穹形山體的海島，中部高四周低，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多級臺地、階地、砂堤、砂壩、泄湖、海灘等地形。優渥的自然環境與獨特的地質條件奠定了海南地區史前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提基礎，張著結合近年來海南地區史前考古發現，厘清了史前海南地區文化的演進脈絡，指出海南先人活動足跡沿著洞穴→沙（貝）丘→坡（臺）地，從沿海周邊沿著河流向島內推進的活動路線（張著第13～26頁）。
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早期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選擇的影響至為深遠，馬克思就“地理環境”指出：“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漁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2]因此，在人類社會初期，海南島上的先民們多是取諸物于自然，即自然界存在什么便利用什么。中國地域廣闊，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復雜多樣，不同地區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也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選擇。根據張著梳理，史前海南島上最少存在三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即在密林中從事采集和狩獵，農業尚未出現;以從事原始農業為主，但采集、漁獵還占有相當比例（原始農業中又分早期刀耕火種式的游墾耕作和后期相對定居的鋤耕農業）;在江湖岸邊和海旁以從事捕撈和采集水生動物與植物為主（張著第32頁）。
在海南，距今1萬年前的三亞落筆洞人是島內先民與周邊環境最早的踐行者，三亞落筆洞人之后，海南島氣溫、降水等基本自然要素相對穩定，呈現出明顯的熱帶亞熱帶地理環境特征（張著第161頁）。這一地理與氣候環境自此時期形成并長期穩定下來，也奠定了今日海南島地理環境的自然景觀基礎，但隨著人口增多導致當地自然環境所能提供的能量難以滿足人類生存需求以及單純依靠采集漁獵經濟為生的不穩定性，促進島內早期先民開始利用原始農業。農業是在自然環境及氣候條件適宜地區，人為改造自然后重新塑造的新有機體。農業的基本作用對象是農田，“農田是一個特定的能量轉換和集中的地方，人們清除掉原有的、難以從中獲取能量的植被，代之以更易被人體消化、吸收、轉換能量（或作為體脂存儲）的作物（例如谷物、蔬菜和水果）。通過‘光合作用’，植物用太陽能將從土壤中提取的水和養分轉變為能量儲存起來”[3]211。隨著農業的出現與發展，墾辟新土地導致地域間人口流動日漸頻繁，除島上早期先住民“黎人”外，后期相繼出現或是遷入當地的包括臨高、漢、回、苗、疍等諸多民族及海外民族，各族之間交流融合不斷加強，島內人口數量也在波動中有所增長，越是靠近現代，人口數量增長幅度也越大，農業也隨之加速發展，加劇了歷史時期海南島環境變遷，尤其是向著惡化方向發展（張著第42～121頁）。張研也就古代中國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指出：“農業生態系統受到自然生態系統的制約，但真正決定中國傳統農業發展的，是人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適應，和反映這種適應的、對于農業生態系統的改造。”[4]因此，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環境變遷與農業發展直接相關。
無論農耕或是游牧經濟，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利用基礎上。農業生產活動各要素中，土地是其中之一，通過人為干預而使土地向人所需要的方向改變，其所造成環境代價是極為慘重的，尤其在古代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多是通過擴大耕地面積而發展農業經濟，如毀林開荒、圍湖造田、草原墾殖等，都是“先破后立”的過程，當所開發地區的生態環境脆弱，一旦被破壞便很難修復。[5]考察發現，自人類出現以來，人口因素是導致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環境變遷的主導因素，島內的原始農業自刀耕火種逐漸發展至鋤耕農業與精耕細作農業，這對海南島環境變遷產生了極大影響，同時導致部分大型動物滅絕，原生植被遭到破壞（張著第36～41頁）。尤其是自海南納入中原王朝統治疆域之內后，當地環境變遷受到人口因素的極大影響。張著梳理指出：自公元前110年至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島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隨著人口的增加，聚集地從沿海臺地逐漸向中部地區擴大，其直接影響便是對當地原生植被的破壞和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利用，尤以民國以來環境惡化日趨顯著。自1950年5月海南解放以來，因國家政策的階段性波動，島內環境也隨之發生劇烈變化，環境惡化趨勢未能得以有效遏制。但自20世紀90年代生態立省理念提出至2013年的十余年間，環境問題得以有效解決（張著第196～236頁）。張著運用了極其豐富的史料，并以科學的方法與交叉學科理論，為讀者展示了歷史時期海南地區極為生動的環境變遷歷史畫面，而以往相關研究論著中均沒有做到這一點，張著無疑彌補了這一不足。
二、對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辯證思考
人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也強調“人類自身和自然界之間的統一”，反對“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靈魂和肉體的對立”。“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6]因此，人與自然之間是不可分離的內在關聯。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和“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始終存在，且又影響到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和適應經歷了人類社會初期（即舊石器時代）的單純利用環境，即大自然有什么就利用什么;此后由于人口增長引起的食物短缺而導致人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變化而被迫適應環境，體現在農業文明的“農業-物理性變化-可逆”、工業文明的“工業-化學性變化-不可逆”的歷史發展，以及由此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引發的生態危機。[7]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的自然環境也經歷了“破壞-修復-再破壞-再修復”的互動過程，生態環境狀況也經歷了歷史上相對緩和局面、日本占領時期因資源掠奪出現生態環境惡化傾向、海南解放后橡膠基地建設對生態環境產生的重大破壞、21世紀實施生態文明建設對生態環境恢復發揮積極作用（張著第196～236頁）等階段。
謝和耐曾指出：“地域導致采納某種生活方式，并對其有所限定。”[8]歷史時期海南地區先民自采集、漁獵至農業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抉擇，體現的既是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形態的影響，同時體現出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利用。此外，人的第一身份必須是一種生物，然后才能具備其他身份和屬性。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是不可分的關系，中國古代是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由最初的粗放農業到后來的精耕細作農業，人和土地之間關系日漸緊密，人被高度束縛在土地之上，受此影響出現并逐漸形成了穩定的家庭和族群關系，海南地區亦是如此。依四季輪回，農民在相對固定的土地上勞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定期收獲農產品。大自然的稟賦，決定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自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出現以后，農業成為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的主要經濟類型。農業社會中，農民以土地為本，土地墾種與經營需要人地之間關系的穩定，正如費孝通所說的，“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伺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因此，“我們很可以相信，以農業為生的人，世代定居為常態，遷移是變態”。[9]受到漢人及農業生產的影響，歷史時期海南島內出現了黎族與臨高人的漢化（張著第42～58頁）、苗人刀耕火種式的原始粗放農業（張著第73頁）等，這些都體現出歷史時期海南的農業化發展必導致農田的大量出現，農田雖然可被稱為“環境”，卻不再是“自然環境”了，而是一種人造環境。
當下大部分國內環境史研究視域下的“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研究中給大家留下的一般印象和普遍結論是破壞，但人類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始終伴隨著對自然環境的開發利用，人類沒有湮沒在環境的廢墟之中，這也表明人類自覺地調適自身的環境利用模式，自然景觀也隨之發生變化，處于持續不斷的波動性變遷過程中。農業生產導致自然環境始終處于波動的變遷過程，并形成了新的環境景觀格局。農業生產的一個必要環節與技術便是清除地表上的一切植被，或是進行農業生產時清除農作物以外的其他植被（以雜草為主），史前海南島上植被覆蓋率約計90%，隨著人對當地自然環境開發利用的加劇，原生植被逐漸減少，代之以景觀單一的農田為主，且導致當地環境出現嚴重荒漠化與沙化，至1921年時，當地已是“荒山”“荒坡”與“荒地”等惡化自然景觀俱存，且此環境問題由來已久，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性影響極為深遠（張著第184～192頁）。因此，生態系統向單一農業化方向變遷導致當地生物多樣性減少及環境退化等現象開始頻繁出現。相比于生物多樣性減少而言，環境退化的危害更甚，環境退化意味著環境狀況的下降已經十分顯著，生態系統中能夠維持生命所需的營養物質基本上被消耗殆盡，而且很難再度恢復;此后，環境會進入一種低能量的水平狀態，越來越無力支持能生產生命的復雜生態系統，從而導致那些依賴于特定生態系統的物種陷入危機，甚至在該地區局部滅絕。因為人類也屬于所生存地區生態系統的一部分，隨著各項人類行為的環境基礎被不斷削弱，人類也會出現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危機。[3]302
農業發展必然導致定居，在以農業為主的環境中，自然景觀多是以種類單一的農作物為主，但這并不意味著以農業為主的自然景觀就是單一的農作物，農民圍繞所耕農田而在此聚居并進行各種建設，如耕地周遭的村落及農田內部的水利設施等，這些景觀都是長期存在于農業生態系統之內，是配合農業生產與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歷史時期海南中西部地區也因“砍山欄式耕作”而導致水土流失加劇，但人們逐漸意識到“階梯式農田”能夠有效保持水土（張著第226～231頁）。“砍山欄式耕作”與“階梯式農田”的不同選擇體現的即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近代以來，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不是一方強勢壓倒另一方的對立關系。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在世界整生的生態大道規約下，自然人化最終與人的自然化對生者耦合，實現人與自然的整生化發展。”[10]因此，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關聯的內在關系，既制約著人類社會的行為方式，也因人類社會的各項行為活動而導致環境發生變遷。張著建基于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辯證思考，對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環境及人類社會狀況與階段變遷特征作了較為精細且又中肯的評價。
三、當下環境問題治理與人類生存的現實關懷
環境問題是“人與自然之間、自然與自然之間”雙重雙向的影響過程。對于環境變化與自然和人口因素之間關系的探究，也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環境、適應環境、保護環境、改善與治理環境。人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影響和改造歷史的重要因素，但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人可以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也能夠改造或改變一些自然條件以更好地適應人類生存所需。但這也只能是在維持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在一定空間及程度內進行，而大多數時候是受制于氣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而難以長期進行的，人類的各項活動應主動地適應自然，而不是要求自然主動地適應人類。[11]這是人類合理開發利用自然環境須臾不能偏離的客觀前提。就當下海南環境問題及治理而言，張著通過爬梳歷史時期海南地區環境變遷情況概括指出：當地環境惡化集中出現在民國以來，且日本侵略期間的掠奪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當開發政策，加劇了當地環境問題及對人類社會的破壞性影響（張著第209～222頁）。 海南地區環境問題的出現也受到歷史上非合理的農業開墾及近代以來工業文明的深切影響。根據劉燕華等人的研究：“如其他各項條件都相同或類似的時候，農耕業的發展較之非農耕業的土地侵蝕強度至少要高出1～3倍，而且還將隨著地形地勢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一般而言，坡度強則侵蝕更嚴重。與此同時，農業耕地面積的擴大也將加劇水資源的短缺，進而導致地區植被的景觀變化。”[12]農業生產范圍每前進一步，均會侵奪天然植被，但海南地區較優渥的自然條件導致當地自然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較強，非合理的土地墾種造成的環境破壞并不十分顯著。而工業文明所造成的環境代價則是巨大的，放眼全世界可以發現三百多年的工業文明以人類征服、改造自然為基本特征，工業文明發展史也是人類社會破壞自然的歷史。20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環境問題的普遍出現及對人類的惡劣影響，導致人們開始關注保護環境及環境問題治理，人們逐漸認識到人類生存發展與自然環境優劣休戚相關，且人類文明發展依賴于自然環境，文明能夠持續發展的實質是自然環境的可持續利用。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態危機與普遍存在的環境問題，預示著地球已經沒有能力支撐工業文明繼續以原有的自然環境開發利用模式繼續向前發展了。在此時代背景下，呼吁人類需要開創一個新的或是更加進步的文明形態來協調人類社會生存發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即“生態文明”。
在我國，最早提出并使用“生態文明”一詞的是著名生態學家葉謙吉先生（1987年）。他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類的時候，人與自然環境之間能夠維持一種和諧統一的關系。[13]中國政府較早發出關于“生態文明”建設指示始于2006年，時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提出：“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和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體系。”[14]可見，“生態文明”以其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深刻洞悉及環境問題治理與人類生存發展延續的重要指導意義，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問題及對人類社會惡劣影響的持續加劇，海南省也積極開展環境問題治理及生態文明建設工作，早在1999年就頒布了《關于建設生態省的決定》，并通過了《海南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2000年7月海南省人大通過），2005年對該“綱要”進行了修編，隨之又通過了《海南省森林保護管理條例》《海南省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規定》等環境保護法規。經過20余年的努力，截至2013年，海南省森林覆蓋率已達到61.9%，所建設13988個文明生態村也占到自然村總數（23310個）的60%，環境問題得到了較有成效的治理，生態文明建設也取得了一定成績（張著第196～236頁）。
當前海南環境問題治理及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成效并非預示著當地生態環境就十分和諧，海南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仍要處理好人口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汪冰等就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論述道：“依照文化進化論與結構理論的分析框架來看，生態文明在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解釋上，都未脫離追求和諧共生的主旨。建設生態文明必須要認識到：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是生態文明的特征與前提，和諧共生是生態文明的基本理念，改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著力點，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旨向。”[15]雖不能說自然環境決定著人類社會，但是對人類文明的存在與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制約作用，人類又能夠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開發利用自然。但是對于自然環境來說，過度的人為開發利用與改造都會造成一些能量和養分的流失是無可挽回的，科學上的術語稱其為“熵”，要阻止它的發生就需要額外的能量輸入進來重新組合“秩序”。通過梳理海南環境變遷史的基本脈絡，以古鑒今，對當前海南地區環境問題有更精準的認識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建基于此，張著通過較為詳實的數據統計與實地調查，為海南地區今后發展提出了饒有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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