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經濟是相對于公共經濟的一個術語。現階段我國除公有制經濟形式外，一切形式的經濟結構都是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等。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的文章8篇 ,歡迎品鑒！
【篇一】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摘要：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在市場主體、資源配置、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分配、產業升級和宏觀調控等方面偏離了2003年《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改革方向，為未來經濟發展埋下隱患。只有通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化解這些隱憂，才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鋪平道路。
關鍵詞：經濟發展國民收入宏觀調控
市場主體國有化還是多元化
自市場化改革以來，在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市場主體;而在一些壟斷領域，國有經濟仍占據絕對主體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進入。近年來，在競爭性領域，由于部分行業的利潤率高，國有資本又有重回競爭性行業之勢，甚至出現國有經濟排斥非國有經濟的現象，最明顯的是煤炭行業、房地產行業和鋼鐵行業，如山西國有煤炭企業集團對非國有煤礦的強制性收購;國有房地產公司高價拿地排斥非國有房地產公司;虧損的國有山東鋼鐵重組民營日照鋼鐵;寶鋼收購民企寧波建龍鋼鐵公司;中國商飛、四川航空集團、成都交投集團三家國企重組民營鷹聯航空公司等。
國有資本更多地進入競爭性領域與民爭利，必將影響民營資本的投資熱情，造成市場主體單一、缺乏競爭，最終形成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有經濟的局面，背離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而且，改革的歷程充分證明市場主體在由單一走向多元過程中，市場績效得到明顯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競爭的多元化市場主體至關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場主體絕不局限于充分競爭行業，還包括壟斷行業，也要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允許民間資本與國外資本介入，實現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門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在共同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運行。惟有市場主體多元化才能為經濟發展注入不竭的動力!
資源配置計劃抑或市場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調節作用，但是，近年來在資金配置和資源性產品定價方面卻呈現出市場職能弱化、計劃職能強化的趨勢。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為例，國家預算投資規模愈來愈大，從2003年的2，687.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4，677.8億元，8年間，投資規模擴大了5.5倍，而同期國內貸款和利用外資的投資規模分別擴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國家新增了4萬億投資計劃，這些項目基本交由國有企業承建，而國有企業自身并不缺乏資金，在資金沒有更好的投向時，有的企業甚至將獲取的貸款違規投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相反，受金融危機;中擊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營出口型企業并沒有得到國家在貸款、貼息、稅收減免、補貼等方面的額外支持。資金沒有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領域，而是通過國家計劃配置。
再以資源性產品定價為例，據海關統計，2007年我國進口原油從年初1月的412美元/噸穩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噸，累計漲幅達56%，而國內的成品油價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調了500元/噸。由于國內油價漲幅遠遠低于國際油價，使得國內的企業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壓力，在國家的補貼下繼續加大出口，換取經濟的快速增長。到了2008年，國內石油企業再也無法承受高價進口原油低價銷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產措施迫使國內油價上漲，一時間“油荒”遍布全國。2010年11月，由于油價調整滯后，導致“油荒”再度蔓延。而當國際原油價格下跌時，國內油價卻遲遲不能下調。國內油價的計劃管理使國家利益和居民利益雙雙受損。
計劃配置資源的低效率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所在。當前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續下去無異于計劃經濟的復歸，勢，必將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背離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就需要逐步減少計劃配置資源的范圍，強化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在當前，尤其要降低國家投資的比重，使企業投資成為主體。另外要逐步解除資源產品的價格管制，深化資源價格改革，理順價格傳導機制，使資源價格既能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又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避免人為干預造成市場機制失效。
經濟增長誰主沉浮
2003年以來，中國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資增速，大規模的投資加劇了國內產能過剩，在國內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條件下，只能依賴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的動蕩使得國內經濟增長起伏不定。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曾高達63%，這比貿易立國的日本還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貿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將主宰中國經濟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強勁拉動，中國經濟始終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達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7年的18.1%急劇跌至，40.6%，拉動經濟增長由2.5個百分點迅速下滑至-3.7個百分點。經濟形勢的變化迫使中國實施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但經濟增長仍未能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經濟增長明顯高度對外依賴。
世界上的大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主要為國內需求所驅動，而非外部需求，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資本短缺年代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但是當前各國為應對經濟危機，都加大了貿易保護力度，中國出口遭到貿易國名目繁多的指控與制裁。繼續堅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貿易保護致使當年中國出口產品遭遇的反補貼、反傾銷調查躍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額高達36億美元。到2009年，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案件數達到116起，涉案金額高達127億美元。顯然，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此外，中國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長期秉持出口導向戰略必將耗盡國內資源，使得未來的經濟發展缺乏資源支撐;而且現有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還沒有一個大國依靠發展外向型經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按照現行的模式只會使中國長期陷于國際分工的低端，難以實現大國崛起的目標。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有著廣闊的國內市場，依靠本國市場完全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正常循環，形勢的發展要求必須把經濟增長由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以減輕對外依賴。國民收入分配國富民富之選
從國民收入分配角度看，這些年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多地歸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結果形成強政府、弱國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分別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別為9%、7.7%、9.6%、10.4%、12.2%、8.4%、9.8%、7.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速分別為4.3%、6.8%、6.2%、7.4%、9.5%、8%、8.5%、10.9%。8年間，財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鎮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7.7%，財政收入增長2倍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在這樣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長了政府消費，抑制了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形成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據統計，居民消費占比已從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費的比重則由26.6%上升至30%。
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斷增加。為此，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從部門角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將政府部門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領域，緩解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現狀，為擴大居民消費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從生產要素角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國民收入分配適度向居民傾斜和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來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主導產業如何轉換
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依托比較優勢逐漸形成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導的產業，并以此參與國際分工，但這種發展方式延續至今已使主導產業固化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企業興衰主要取決于國際市場，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引起的外需減少造成我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近7萬個中小企業破產和2，000多萬人失業就是很好的例證。重新選擇與確立主導產業，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產業演進的規律決定了我們不能永遠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在選擇未來的主導產業時，我們應遵循生產率上升基準、收入彈性基準和產業關聯基準來確立。2009年國務院陸續公布的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除紡織、輕工業和物流屬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其余大都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含量較高、以及產業關聯度大的特點，具備將其確立為未來主導產業的條件。如再輔之以必要的產業政策，可以助其成長為在國際市場占有～席之地的產業。
在選擇好未來的主導產業后，就需要逐步減少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支持，首當其沖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政策本質上是支持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的一項措施，保持較高的出口退稅率，無異于鼓勵低端制造業的大量存在。實現主導產業轉換，需要將出口退稅率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產業，實現主導產業的升級。與此同時，要積極營造有利于科技創新型企業成長的環境，從注冊資本、土地使用、稅收、貸款貼息方面給予優惠。通過扶植科技型企業的成長，使中國逐步走出高度依賴比較優勢產業的困境，實現主導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換，籍此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宏觀調控績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往往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在應對2007年的經濟過熱時，央行曾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收效甚微。進入2008年，上半年，國內還在防止經濟增長由過快轉向過熱，防止物價上漲轉變為全面的通貨膨脹而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半年，當美國金融危機蔓延之時，我們卻不得不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條件下，規模龐大的政府投資一方面擠占了民間投資;另一方面也因支出過大，財政風險正在不斷累積。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條件下，過剩的流動性不斷推動資產價格上漲。2年間，一線城市的房產價格翻了一番;黃金價格不斷創出高位;就連一向低價徘徊的農產品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上漲。國家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保持經濟增長，結果卻引發了通貨膨脹。當2011年國家將抑制通貨膨脹列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后，人民銀行通過連續6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回收流動性，通貨膨脹雖有所回落，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日漸凸顯，大量中小企業陷入困境。顯然，政府的宏觀調控績效難遂人愿。
提高宏觀調控績效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由于體制不完善，市場主體對經濟調節手段不敏感，市場機制在調節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就會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計劃手段才能達到目標。其次要轉換調控對象。當前的宏觀調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經濟高漲階段，壓制需求;在經濟衰退時，刺激需求，忽視了供給調控，結果造成過剩與短缺并存的現象。完善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關注供給，使供給能夠迎合需求，避免脫離供給，盲目刺激需求。此外還需改革匯率制度。缺乏足夠彈性的匯率制度容易造成輸入型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失衡，而且還需要根據外匯儲備的增加被動增加本幣供給，我們知道在固定匯率條件下，資本流動，很難保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觀調控績效需要逐步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向浮動匯率過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對穩定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短期內雖然可以起到刺激經濟或抑制通脹的作用，但不宣頻繁使用，如果長期使用，居民理性預期做出的適應性調整反而會使政策失效，影響宏觀調控的績效。
【篇二】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六十華誕。在這一個甲子的歷程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工業化中期國家，人民生活從貧困邁向總體小康，教科文衛等各項事業迎來了大發展、大跨越。中央新聞單位從8月9日起聯合推出“經典中國·輝煌60年”專欄，分經濟發展成就、新農村建設、工業化信息化等24個專題，系統展示新中國60年的偉大成就。
在世界經濟深陷衰退中，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增長速度——7.1%。
“這就使它成為世界經濟十強中唯一在最近幾個月里恢復強勁增長的國家。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國可以幫助帶動世界其他國家走出低谷。”美聯社這樣評論道。
從滿目瘡痍、積貧積弱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邁向總體小康，從封閉半封閉到直接關系全球經濟復蘇……新中國成立60年來，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勵精圖治、奮發圖強，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驚人跨越。
告別貧窮 中國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今年80歲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1952年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坐上北上的列車，投身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工業建設。他參加了第一汽車制造廠的選址和驗收工作。在長春郊外偽滿陸軍醫院的廢墟和荒地上，只用了3年時間，一座“汽車城”神奇般崛起，解放牌4噸載重汽車駛出生產線，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汽車的歷史。富拉爾重機廠、哈爾濱汽輪機廠、沈陽重機廠、大連造船廠……他眼見著一個個重工業企業拔地而起。
“解放前我們只能制造一些輕工日用品，裝備制造業一片空白。新中國成立后，第一輛汽車、第一架飛機、第一個萬噸水壓機……每一個前進步伐，當時都讓人們激動自豪。”高尚全說，特別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成就舉世公認。
國富民強——曾經是百年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為之追求、奉獻乃至犧牲的理想。今天，這一理想正在變為現實。
回想新中國成立前，在世界經濟“俱樂部”中，幾乎聽不見中國的聲音。整個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生產倒退、交通破壞、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一書這樣描述當時的經濟狀況。
“扣除價格因素后，我們現在5天創造的財富量，就相當于1952年時全年創造的財富量。”經手無數筆數據、核算中國經濟“總賬”的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說。
一組數字標志著中國已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6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77倍，人均超過3000美元;財政收入增長約1000倍;外匯儲備增長1萬多倍，位居世界第一;進出口貿易總額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貿易比重達7.9%。
經過60年的努力，中國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中期階段的偉大跨越。
洋油、洋火、洋釘、洋布，這些名稱曾經深深刺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新中國成立后選擇了以重工業為中心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方針，改革開放以來，輕重工業協調發展，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目前，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的全部工業部門中國都有，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工廠”。
經過60年的努力，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經斷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一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只有1.13億噸。2008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5.29億噸，糧食自給率高達95%。
經過60年的努力，神州大地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6年6月，毛澤東暢游長江時曾寫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雄奇詩篇。2006年5月，三峽大壩全線建成，2309米巍巍大壩橫江而起。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公路長度增長約38倍，鐵路增長約3倍，民航里程增長200多倍。
中國城鎮人口比重從1949年的一成提升到現在的近五成，城市的數量增長了6倍。地鐵、高架橋、購物中心、體育館、游樂場……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同時，工業開始反哺農業，城市開始反哺農村，新農村建設穩步推進。
經過60年的努力，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在江蘇省贛榆縣做統計工作的王衛國是國慶10周年時出生的，他以一個統計人的細致記錄了他家庭的變化：
“1959年我出生時全家住在祖輩留下的有上百年歷史的三間土坯茅草房里，2003年我個人購買了110平方米的三室一廳”;
“從記事開始一日三餐的主食是山芋干磨成面糊后烙成的煎餅就著咸菜，如今雞鴨魚肉已經成為家常便飯，雜糧土菜成為保健食品”;
“上初中時春秋天穿同一件衣服，冬天棉褲棉襖是沒的換洗的，如今大家的穿著打扮開始注重新、奇、特、靚了”;
……
王衛國一家的變遷只是億萬中國人生活變遷的縮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均存款增長約1萬倍，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約150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約100倍，汽車也開始步入百姓家。
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驚人跨越，還體現在億萬民眾財富觀念的變化。
今年60歲的倪志兵早年在讀《子夜》時知道了資本和股票，當時認為都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如今，倪志兵成為中國股民中的一員，他有兩個愿望，一是讓自己的炒股資金增加，一是出版自己的《股海日記》。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要始終保持憂患意識。我們曾經走過彎路，我們依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還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我們的很多位居世界前列的統計數字用13億人一除，依然比較落后，這是基本國情。
打破封閉 經濟發展空間不斷擴大
人稱“歡叔”的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長、遠大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歡是一位鐵桿“老廣交”，1957年他就參加了第一屆春季“廣交會”。“展覽場地在中蘇友好大廈，只有紡織品和土特產兩座館，展示的商品大概有1萬多件吧。”“歡叔”曾經回憶。
可就是這樣一屆小型物資出口交流會，卻成為新中國成立8年后與西方國家開展經貿往來的第一個直接通道，并且在很長時間是唯一通道。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封鎖，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只有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此后的中蘇交惡，迫使中國更加封閉。
當時，我國建設急需的橡膠、化肥、鋼材、機械等大量物質和設備需要進口，但進口渠道很少，外匯更是缺乏。國內的產品只有少量出口，幾乎全部要靠國內市場“消化”，同時來自外部的資金、技術、人才和資源幾乎為零。
“這樣極端局促的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上世紀50年代就來華做生意的新西蘭商人潘西佛曾經回憶，“那時，新西蘭急切需要尋找新的貿易伙伴，而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無疑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從此，中國經濟的大門毅然決然地向世界敞開，中國也從此逐步邁入世界大市場。
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中國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對外開放的局面，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闊的發展空間展現在人們面前。
上世紀60年代廣東省澄海人已經開始做玩具，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小作坊，小喇叭、塑料鴨子……做一件只掙幾分錢。現在，這里已經成為中國重要的玩具生產基地，年產值160億元。
“對外開放為我們打開了外面的市場，帶來國際市場的信息，玩具產業在近20年來發展得特別快。”澄海玩具協會會長郭卓才說，澄海玩具產品70%以上出口，產品已經銷售到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60年來，中國沖破了國內市場、資金、資源的限制，經濟發展的舞臺空前寬廣：
1950年，中國外貿出口額只有5.5億美元，且80%出口到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近60年后，這個數字增長了2600倍，“中國制造”遍及世界。
“一五”期間，中國依靠前蘇聯19億美元低息貸款，建設了156個重點項目。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第二大國家。
“1984年，我為了技術合作到德國去。晚上是當地節日，放焰火。陪同的德國老板指著焰火說：‘這是從你們國家進口的。’他沒有傷害我的意思，我的心卻在流血。難道我們就永遠只靠祖宗的四大發明混日子嗎?”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說。
1992年，“琴島海爾”冰箱擺進德國超市。2008年，海爾集團實現全球營業額1220億元，其利潤增幅超過收入增幅的2倍。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的《世界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世界》一文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外開放，讓世界進入中國;第二個階段還是對外開放，但中國開始走向世界;第三個階段依然是對外開放，中國已經開始改變世界了。在這三個階段中，開放政策始終不變，但開放的結果卻變而又變，使中國變得更加發展、更加強大了。”
從封閉半封閉到全面對外開放，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空間在騰挪轉換中不斷擴大。中國不但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國內生產，而且有效利用國際資源支撐國內經濟發展，使得經濟增長后勁十足。
打破僵化 中國經濟體制不斷創新
不久前，全聚德烤鴨店出爐了這家百家老店的第1.48億只烤鴨。
“你能想到我們還有一天只賣出一塊鴨血，只掙兩分錢的時候嗎?”據全聚德集團董事長姜俊賢介紹，解放前全聚德和中國大部分企業一樣歷經戰亂、慘淡經營。
公私合營后，全聚德作為國營企業在政府支持下重獲生機。改革開放后，全聚德先是通過連鎖經營將門店數量發展到目前的80多家，接著完成了對仿膳飯莊等的收購，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全聚德的發展折射了60年來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的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單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巨大轉變。”高尚全說。
“各類市場主體充分發育，國有經濟控制力顯著提升，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齊頭并進、共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良好局面。”工商總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管司負責人說。
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變化相類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從1952年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到1998年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再到如今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勾勒出中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軌跡。
新中國成立初期，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使中國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工業基礎初步建立。在此后數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我們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不斷進步和深化，最終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傳統觀點，把市場經濟寫在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上。
目前，我國98%以上的商品、95%以上的生產資料產品價格已由市場決定。
經濟體制的變革讓百姓得到越來越多的實惠。
1979年8月，蛇口工業區600米長的順港式碼頭破土動工。起初干多干少一個樣，每人每天只能運二三十車泥。為加快進度，工地規定超過定額者每車勵獎4分錢，每人每個工作日能運八九十車泥。結果，碼頭提前一個月竣工。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盛行，嚴重影響了人們積極性的發揮。改革開放后，我國收入分配體制出現了實質性變化，不僅實現了按勞分配，而且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一部分人通過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先富了起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新中國成立之初相比，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了約60倍。
縱觀6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巨大跨越，高尚全指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這不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選擇，而是在探索和解決社會主義實踐中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與矛盾的過程中逐步演進的結果。”
“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不僅讓中國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還讓中國與有著不同經濟制度的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埃及人民議會議長艾哈邁德·法特希·蘇魯爾說。
60年，彈指一揮間。但正是在這60年間，中國為人類社會演繹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巨大變遷，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造就了令世界矚目的“東方奇跡”。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貼近現實。”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奧·A·迪亞斯·巴斯克斯說，“未來的50年更將見證中國的再次崛起。”
【篇三】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回顧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對國情的認識和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啟示
一、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限制發展時期(1949-1978)。
新中國成立之前,經過抗日戰爭以后的認識積累,在新中國成立后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已成為黨內共識。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營經濟、合作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并存構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1949年9月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對這五種經濟實行“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的方針。建國之初,由于堅決地全面地貫徹執行了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經濟建設方針和《共同綱領》的規定,實行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制度,調動了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新中國國民經濟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國家的積極扶持和正確引導,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為我國建國初期國民經濟得到較快恢復作出了貢獻。
1953年底,國家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公布實施,標志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政策的重大變化:由團結資產階級,轉到用和平的方法,消滅資產階級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由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轉到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此,中國的私營經濟被消滅,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而被徹底排斥。
第二階段:恢復發展時期(1979-1991)。
改革開放初期,安置返城知青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從1979年起,中央提出了恢復和發展個體工商業,鼓勵和扶持城鎮待業人員自謀職業。1982年黨的十二大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同年12月全國五屆人大通過《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益和利益。”從此,個體經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就業問題,允許、鼓勵個體勞動者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在社會上、理論界基本沒有引起多少議論并且很快形成了共識。但是,面對私營經濟的重新發展、崛起,引發了人們的激烈爭議。爭論焦點在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不能允許具有雇工剝削的私營企業存在與發展。在這個問題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采取了“等一等,看一看”的方針。1983年1月,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指出:“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傭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營發展。”(俗稱“三不”政策)1984年12月,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一動,群眾就說政策改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中央對雇工問題的“三不”政策和“看一看”的方針,為后來私營經濟發展留下了一條生路。
中央在經濟“看一看”和大量調查及實踐的基礎上,在“條件成熟”時作出了歷史性的決定。1987年黨的十三大首次承認和肯定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提出“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這是改革開放后我黨在私營經濟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1988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被寫進了憲法。從此,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被納入到法制軌道,進入了合法的階段。
第三階段:快速發展時期(1992-2001)。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談話,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為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掃除了思想障礙,對非公有制經濟此后的繁榮具有決定性意義。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通過第二次憲法修正案。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堅持改革開放”等寫進憲法,這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又提供了新的舞臺和發展空間。
在南巡談話和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一大批體制內的人士紛紛下海,自主創業,這不但開始從根本上扭轉人們陳舊的擇業觀念,也從人才、資源等方面大大增強個體私營經濟的實力。此外,在這個階段,大批的鄉鎮企業實施改制,從集體所有制轉變為私營經濟,成為私營經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96年底,個體工商戶達2704萬戶,比1991年底增長近一倍;私營企業達到81.92萬戶,比1991年增長了7.6倍。
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隨后,1998年召開的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十五大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論述,通過法律程序列入了國家根本大法。至此,個體私營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私營經濟步入了新的迅速發展的軌道。1998年,私營企業戶數突破100萬戶,達到120多萬戶。
第四階段:穩定發展時期(2002-至今)。
2002年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十六報告,向全黨全國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發展私營經濟將由政策推進轉向制度保障,是非公有制經濟理論政策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
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是涉及非公有制經濟內容最多、最豐富的一次。既有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定位問題,也有國家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問題,還涉及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內公民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問題。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再次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報告要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兩個平等”的思想,這是對非公有制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目前,非公制經濟占GDP的65%,占出口的68%,納稅近60%容納就業人口占80%,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是最具活力的發展引掣。
二、非公有制發展的幾點啟示
啟示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是對中國國情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
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由于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使得中國超越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階段而進入了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可以超越,并不意味著我國可以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進入成熟的社會主義。這一歷史矛盾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必然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前,我國為了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超前消滅私有經濟。結果,生產力發展嚴重受阻了,教訓不謂不深刻。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下,只能選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
啟示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歷程。
從1956年到1978年,我國對個體私營經濟采取排斥政策,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對個體私營經濟進行“圍、追、堵、截”。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沖破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束縛,開始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發展。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浪潮,明確回答了多年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獲得迅猛發展。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明確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突破性發展時期。2000年以來,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非公有制經濟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確定和進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經濟贏得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發展趨向穩定,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的過程,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我們的思想認識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們的思想越解放,就越能夠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啟示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是黨和國家一系列方針政策支持鼓勵的過程。
改革開放前,國家對私營經濟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經濟在中國基本絕跡。1978年至今,私營經濟“春風吹又生”,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步成長起來,成為國民經濟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快速成長,離不開思想解放,更離不開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從“資本主義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補充”,再到“重要組成部分”,從“兩個毫不動搖”到“兩個平等”,黨和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理論政策的一次次飛躍,從根本上改變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環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自主創業的熱情,使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得以競相迸發,大大推動了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
【篇四】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外文化工作已走過60年的風雨歷程。60年來，在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和指導下，文化戰線的同志們努力奮斗，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建設與國家發展需要，創建、開拓、發展對外文化交流事業，歷經艱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新中國即將迎來60周年之際，在當代中國與當今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的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認真總結回顧歷史，對于我們更好地謀劃和展望未來十分重要。
一
毛澤東同志早在1945年就指出：“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周恩來總理形象地把文化比作外交的兩翼之一。當新中國還孕育在戰火硝煙中，1949年6月，我們黨就從解放區選派了郭蘭英、孫維世等一批青年藝術家赴匈牙利參加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1951年，我國與波蘭簽訂了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這是新中國與外國政府簽訂的第一個文化合作協定，標志著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正式拉開了帷幕。
建國初期，我國主要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及亞非拉友好國家，在文學、藝術、教育、體育、衛生、科技、新聞、出版、廣播、電影、文物、圖書、博物館等領域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周恩來總理在1955年的亞非會議上提出“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消除我們在殖民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壓迫下造成的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態。我們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應該是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而不應該附有任何特權和條件”，“我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尊重各國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國的特長和優點，以便互相學習和觀摩”，表達了中國人民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則下同亞非各國人民開展文化交流的真誠愿望。
在致力于加強與亞非拉國家關系的同時，我國也大力開拓同西方國家的交往。1964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并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鐵板一塊”，應加強同西方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1964年1月，中法建交。1965年10月，中法兩國政府簽訂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計劃。這也是我國與西歐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政府間的文化交流計劃。
由政府主導，重點與社會主義國家、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部分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構成了建國后30年的對外文化工作的主要形式和內容。至1965年，我國與外國共簽訂了35個文化合作協定，平均每年的文化交流項目達一二百起，四五百人次;各類文化代表團互訪頻繁，文化交流項目也不斷增加。在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團一行270人訪問了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波蘭; 1960年，中國藝術團300余名藝術家隨周總理訪問緬甸，產生了轟動的效果與影響。上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開始向拉美、西歐和日本派出大型藝術團。這一時期，包括演出、展覽、電影周、文化名人紀念活動、國家藝術節、文化代表團互訪等文化交流活動，為增進所訪國家人民對我國的了解，擴大新中國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建國后的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極大促進了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下，我國引進了芭蕾舞、交響樂、歌劇、油畫等許多西方古典藝術門類，培養了大批優秀文藝人才，大大豐富和繁榮了我國文化藝術的百花園;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文化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先后成立了中國京劇院、中央歌劇院、中央樂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別于舊社會戲班子的新型文藝院團;全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影劇院、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公益文化設施，基本結束了舊中國文化事業積貧積弱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文化工作遭到嚴重破壞，機構被撤銷，干部隊伍被解散，外國優秀文化的借鑒作用被全盤否定，與外國簽訂文化協定和年度的交流執行計劃也全部中斷。但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對外文化交流并沒有完全停止，而是作為政府外交的一部分，為國家的外交大局發揮了獨特作用。當時除了與一些友好國家繼續進行一些藝術團互訪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赴西歐、美國、日本、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墨西哥等10多個國家展出。展品中有稀世的金縷玉衣、馬踏飛燕、銅編鐘等珍品，向各國介紹了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以及我國保護文物的政策，受到展出國家的高度贊許和廣泛好評，在法、英、美等國展出時，觀眾人次均達上萬，被贊譽為“文物外交”。著名的“兵乓外交”則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僵局，在新中國對外交流史上記下了精彩的一頁。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許多國家同中國建交，并與我國開展文化交流，到1978年，我國與外國政府共簽訂46個文化合作協定。
從建國至改革開放前的30年里，對外文化工作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但為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擴大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為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增進了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相互了解，培養和鍛煉了我國文化事業和對外文化工作的干部隊伍，催生了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文化管理和對外文化工作體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促進了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以來對外文化工作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對外文化工作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1978年9月，國務院下達了《關于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由文化部歸口管理》的文件;1981年3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設立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專門負責管理對外文化工作;1982年5月，國務院決定文化部、對外文委、外文局、出版局和文物局五單位合并為文化部，由文化部主管對外文化工作。這一系列舉措為我國在這一時期不斷擴展對外文化關系提供了組織和管理上的保證。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把發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內容寫入憲法。
1983年，鄧小平同志指出：“經濟上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是正確的，要長期堅持，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在改革開放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我國對外文化關系和交流范圍逐步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從1979年的194起、3035人次迅速發展到1986年的1075起、9499人次，分別是“文革”前年平均數的16倍和40多倍，與外國簽訂的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數量約是“文革”前的兩倍。交流范圍也從傳統友好國家擴展至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和周邊國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綜合國力與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明顯增強，我國對外文化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建設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堅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 進入新世紀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和新變化，對對外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繼續廣泛地開展民間外交，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推動國家關系的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關于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新理念。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文化與政治、經濟一起構成了我國整體外交工作的三大支柱。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對外文化工作從計劃經濟條件下較為有限的官方文化交流逐步探索，在繼承中創新發展，目前已初步形成為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貿易四大工作領域，構建起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多渠道的工作格局。
文化外交方面。文化是溝通心靈的橋梁，文化外交在增進人民間的了解與友誼，促進國與國之間關系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親自倡導和參與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外交活動。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于次年3月率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鄧小平、宋慶齡等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并上臺祝賀演出成功，傳遞了中國對發展與美國關系的友好信息，對兩國關系進一步順利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1999年10月6日，俄羅斯軍隊亞歷山大紅旗歌舞團訪華并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和中俄建交50周年演出。江澤民主席觀看了演出并在演出之前會見了俄歌舞團團長和部分演員代表，體現了中國政府對發展中俄睦鄰友好關系的高度重視。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外交日趨活躍，成為國際舞臺上一道亮麗的風景。“中法文化年”、“中俄國家年”、“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 等一系列大型文化外交活動，受到了中外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與廣泛參與，項目之多、規模之大、規格之高、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極大提升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其中，在中法文化年歷時兩年的舉辦過程中，胡錦濤總書記與法國總統希拉克分別出席了文化年的重要活動。國內17個部委和全國性人民團體以及中法47對友好省市和50多家中法兩國一流企業不同程度地參與，項目達700多個，使中法十幾個城市、上百萬民眾有機會近距離相互了解彼此文化，此活動不僅大大促進了雙方的文化交流，還對歐洲其他國家產生了示范和連鎖效應，帶動了新一輪的文化交流熱。2005年后，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英國等紛紛與我國合作舉辦“文化年”或“文化節”，掀起了中國文化熱。
文化交流與合作方面。目前，我國已同145個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近800個年度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與上千個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在民間和地方，已與120個國家建立了1500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關系，與148個國家的458個民間團體和組織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至民間，文化交流的規模和范圍空前擴大，廣度和深度不斷發展，內容和形式日益豐富，渠道和層次日趨多樣。近年，我國對外文化交流項目的年均總數與人次均超過改革開放前30年的總和。
無論是大型文化“走出去”項目，如“中國文化美國行”、“中阿合作論壇——阿拉伯藝術節”、“中華文化非洲行”、“秦始皇兵馬俑展”、“鄭和下西洋展覽”等;還是民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如日本創價學會已經邀請37個中國藝術團赴日訪演，足跡遍及日本47個都道府縣，演出場次達1500場，300多萬名日本觀眾觀看了中國藝術家的精彩演出;或是各民間友好組織配合官方外交，積極做未建交國家的工作，如向巴拿馬、多米尼加等國派出藝術團體;或是對外文化援助項目，如為非洲國家培養雜技人才，參與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修復國際行動，無償援助蒙古國博格達汗宮博物館維修工程等。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如涓涓細流，以其特有的親和力、吸引力與影響力，通過官民并舉、以民促官等多樣形式，搭建起心靈溝通的橋梁，為加深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間的了解，促進國與國之間關系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近年來，中國通過廣泛傳播獨特的文化來提高吸引力和影響力，使中國軟實力一直處于上升趨勢。
為繁榮國內文化事業，豐富交流內容，積極引進優秀文化，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先后舉辦了“國際交響音樂年”、“國際民族歌舞年”、“國際美術年”等國際藝術主題年活動，集中引進20多個國家世界一流的高雅文化產品，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進入新世紀，為適應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們建立了持續的國際文化交流平臺，舉辦了“相約北京”、“北京國際音樂節”、“亞洲藝術節”、“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國國際民間藝術節”、“中國吳橋國際雜技節”、“杭州國際動漫節”、“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新疆國際民間舞蹈節”等活動。“相約北京”聯歡活動自創辦以來已舉辦9屆，藝術節將“古老”與“創新”、“中華”和“國際”相結合，其豐富的內容、多樣新穎的風格、靈活的藝術板塊和面向大眾的定位，逐漸成為可以與世界知名藝術節比肩的綜合性節日。其中“相約北京—2008” 活動與奧運緊密配合，引進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個國際藝術團體，近萬名藝術家參與其中，觀眾規模超過300萬，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成為“人文奧運”的最佳注腳。這些藝術節活動架設了中外人民和藝術家溝通的橋梁，同時也奠定了中國作為亞洲國際文化活動中心國的地位。
另外，我國通過開展雙邊、多邊、地區間和國際間的文化合作，積極參與保護文化遺產、打擊盜版和文物走私、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等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課題，強化了我國在國際多邊文化事務中的話語權。1997年我國加入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約》，以此為基礎，我國先后從英國、美國、日本、丹麥等國追索回多批文物。2006年我國以高票當選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政府間委員會委員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進入國際文化遺產領域三大國際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領導層，使中國在國際保護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規則制定過程中有了話語權。截至2008年，我國成功申報了世界遺產37處，非物質文化遺產4項，極大地促進了國內文化遺產的保護。通過參加聲樂、器樂、舞蹈、戲曲、戲劇、雜技、攝影、美術、影視等國際藝術比賽，不但提升了國內文化藝術的水準，擴大了中國藝術的國際影響，更讓大批優秀的文化藝術人才脫穎而出、走向國際藝術殿堂。
文化宣傳方面。以文化為載體和手段，以做人的工作為重點，堅持重點面向和影響國外主流社會的方針，通過開展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向世界介紹、宣傳中國，是對外文化宣傳工作的主要方向。
經過30年的努力，我們形成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化品牌，面向海外推出的“春節”、“國慶”、“中國走進課堂”、“感知中國”等活動，已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其中海外春節活動已涵蓋亞洲、歐亞、亞非、西歐、非洲、美洲、太平洋等廣大地區的18個國家，在泰國曼谷、英國倫敦、澳大利亞悉尼，海外春節活動每年吸引幾十萬民眾參與，成為當地歡樂的節日，得到了外國政要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參與，產生了熱烈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我們進入21世紀以來宣傳中華文化的重要舞臺。此外，每年我國還采取多種方式，面向國外民眾制作并提供大量的影視作品、紀錄片、圖片、畫冊、紀念品等，獲得了海外民眾的青睞。
海外文化宣傳陣地建設不斷加強。我國已在世界82個國家設有96個使領館文化處(組)，此外，建設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逐步有效地展開。文化中心是常態化、陣地化弘揚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手段。1988年，我國在毛里求斯、貝寧開始設立中國文化中心，1999年，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直接推動和支持下，我國開始了互設文化中心的工作，先后在埃及、法國、馬爾他、韓國和德國設立了中國文化中心。除已建立的7個文化中心外，我國與英國、俄羅斯、墨西哥、日本、泰國、蒙古等互設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在積極籌備中。我駐外中國文化中心自建立以來，在“大文化”范疇內，高效率、不間斷地舉辦了形式多樣的活動，把中國文化送到駐在國公眾的家門口，為增進我國和駐在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以及為配合駐外使領館開展文化公關、塑造國家形象做出了貢獻。
文化傳播海外基礎工程突飛猛進。為進一步提高國際傳播力、打造國際一流媒體，近10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廣播電視海外落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多語種節目在海外調頻和中波電臺每天累計播出700多個小時，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海外用戶總數超過1億戶，中國電視節目長城系列平臺海外付費用戶突破10萬戶。
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走出去”工程開始實施。近年來，每年在境外舉辦各種形式的中國電影展(周)50多次，展映國產影片400多部次。每年選送200多部次國產影片參加近百個國際電影節，其中不少影片在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重要獎項。如今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每年都有中國電影展映活動，在世界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每年都有中國電影參賽并獲獎。
文化貿易方面。我國打造了一批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文化交易平臺，推出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積累了新鮮的經驗。
商業性演出交流始于1979年，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取得長足進步。《大紅燈籠高高掛》、《野斑馬》、《霸王別姬》、《少林雄風》、《云南映象》等越來越多的中華文化精品走出國門，成為國際演藝市場的新寵。創新劇目雜技芭蕾《天鵝湖》在國外演出場次達189場，大大超過國內44場的數量，演出總收入已達4300萬元。截止到2009年4月20日，綜藝舞臺劇《時空之旅》已在國內演出1420場，凈票房收入達到1.523億元，觀眾超過146萬，其中60%為海外來華游客，創造了在本土出口創匯的高端旅游演出模式。2007年，僅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公司通過海外商演創匯收入就達到889萬美元。
版權貿易結構逐年改善，版權引進與輸出比例由1997年的15∶1縮小到2007年的5∶1。年圖書出口達730多萬冊，是進口圖書數量的兩倍;報刊出口達到400多萬份，發行到了8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均增長62.4%，實現了中國出版業由“引進來”向“走出去”的轉變。新聞出版業對外合作的形式日趨多樣，中國出版集團、外文局、人民衛生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國內出版機構已經在歐美等國設立分支機構，從事出版業務。2005年以來，中國與法國、俄羅斯、德國、韓國等國家相互舉辦國際書展主賓國活動，有力地推動了中外出版業的交流與合作和中國出版“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影視產品海外市場份額和影響不斷擴大，一些優秀國產影視節目成功進入海外主流市場，影視文化產品總體收入逐年增加，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每年都有幾部國產大片進入國際主流商業院線，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全國影視節目出口總額突破21億元。2008年接近30億元，其中年國產影片海外票房和銷售收入達到25.28億元人民幣。中國影視產品營銷網絡覆蓋亞洲、歐洲、大洋洲、美洲、非洲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
三
回顧60年來對外文化工作的輝煌歷程，我們得到以下幾點基本經驗和重要啟示：
一、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關于外交和文化事業的方針政策，緊緊圍繞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堅決維護國家利益。
二、對外文化工作的總體目標和任務，是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是通過生動活潑的文化交流，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努力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三、要兼收并蓄，勇于和善于吸收、融匯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在比較中鑒別，在交流中借鑒，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要將堅持文化自主性與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相結合，在傳播和彰顯我國文化價值觀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努力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各國文化差異，提倡不同文化平等對話，促進世界和諧和文化共同繁榮。
五、堅持以溝通人類共同情感為基礎，以文化人，以文促情，將中國人民了解世界的愿望同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愿望相結合，擴大共識、凝聚友誼、增強彼此好感。
六、堅持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將政府主導與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廣泛參與的方式相結合，促進中央與地方、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形成全方位、多層次交流格局。
七、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新交流形式和內容，激發文化創新活力，注重將傳統文化和現代傳播方式相結合，當代文化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注意研究和把握外國受眾的特點，遵循跨文化交流的規律，提高文化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八、借鑒和利用國際通行的商業模式和渠道，發揮市場機制，推動文化企業和文化產品“走出去”，擴大我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市場份額，提升文化競爭力。
九、必須始終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抵御有害文化入侵，注重依法管理，加強科學有效監管。
十、注重隊伍和陣地建設，加快培養一支有較高素質、精通業務、高效精干、結構合理的對外文化工作隊伍，大力建設多種形式的海外文化傳播陣地。
60年來，對外文化工作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為加強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交流與合作，為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促進國內文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我們必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乘勢而上，大力推進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努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新的輝煌。
【篇五】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勇于開拓創新，經過不懈努力，建立起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成功地由貧困落后的農業國躍升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攀升。這是歷史性的巨大跨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在探索中不斷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斷完善是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歷程的主線。70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影響它的國家社會制度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還是本身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科學技術、產業結構，所經歷的變遷都是復雜而巨大的。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成為世界各國追求的發展目標，而體現各國差異的，是各國選擇了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不同路徑，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也就成了一國經濟發展歷程的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從國情和在國際上所處位勢及面臨的環境出發探索形成并不斷完善的。這條道路特有的內涵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為戰略目標，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方向，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條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以果敢的勇氣、堅韌的毅力，接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克服因實踐不足所致的艱辛困惑，經歷曲折而探索形成和不斷完善的。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適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它回答了作為多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紛繁復雜的大國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情況下，如何從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加快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這樣一個人類文明的重大歷史性命題。在這條道路前行的進程中，中國還制定和運用計劃或規劃，以及價格、財稅、金融、資本、勞動力、技術、土地等政策和法規對經濟增長波動、經濟結構進行調控，以實現發展目標。
中國經濟實現跨越發展
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的跨越發展是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主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起的很長時期內，作為發展中國家，以農業為主，必然要選擇奮起直追，以實現趕超工業化、現代化先行國。中國在這一進程中實現的快速發展，呈現出復雜的波浪式發展的特征。盡管如此，從自身縱向比較和國際橫向比較，都不可否認中國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跨越發展這一客觀事實。從中國經濟總量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679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年均增長8.1%。改革開放以來，在1949年至1978年快速奠定物質技術基礎的條件下，中國經濟實現了同期世界少有的高速增長，1979年至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4%，比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2.9%高出兩倍多，成功實現了經濟總量由1978年的居世界第十一位，至2010年起的居第二位的躍升，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份額也隨之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8年的接近16%。中國還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中國經濟的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質的飛躍。首先，中國作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成功地實現了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到以工業為主的轉變。其次，中國經濟成功地突破在國際上的劣勢窘境向優勢跨越發展的反轉，由低速增長到高速增長再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攀升。中國經濟的優勢跨越發展，使全國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到即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性跨越。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也經歷了曲折，對此要從全面系統的視域加以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碎片化地片面評斷。應當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曲折，是一種波浪式發展。實踐證明，這是作為后發國家突破劣勢窘境的歷史性命題所進行的一種試錯中可能付出的成本，不能因為這種曲折和一些結構性問題的發生，而否定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實現跨越發展的基本事實。改革開放之前近3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低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速度，但前一個歷史時期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為后一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改革和發展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兩個歷史時期之間在實踐和理論上沒有斷裂，而是呈現出內在統一的接續創新發展。
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跨越發展輝煌成就的取得，緣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探索形成和不斷完善所提供的根本保障和強大動力。堅定不移地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利益，具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能夠站在時代前沿謀劃長遠全局和制定發展戰略，并付諸實施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是優勢跨越發展的政治保障;構建起平等社會，避免社會的對抗，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人的積極性，是優勢跨越發展的社會基礎;實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調動各方面協同推進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優勢跨越發展的制度和體制保障;政府從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出發實施中長期發展戰略、計劃或規劃，是資源配置更加有利于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和人民利益根本實現的保障。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發揮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由此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從而使中國能夠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創造出優勢跨越發展的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是成功的，而且越走越寬廣。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斷增強的歷史邏輯。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一輪工業革命在全球范圍內孕育興起、全球貿易體系重構等國內外一系列深刻變化，回答了新時代中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為著力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引領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取得重要進展。2018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19657億元，比2012年增長90.9%，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8%，比2012年提高0.21個百分點。一批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現，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射電望遠鏡、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等實現重大突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綜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14位，成為唯一進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從2012年的52.2%迅速增至2018年的58.5%。
中國將根據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譜寫更加輝煌的經濟發展歷史。
【篇六】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摘要】如何對待和解決建國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用新的理論來指導。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無可辯駁證明，在生產力還比較落后的中國，只有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政策，演變
1、改革開放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演變
1.1保護和扶助時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制定了一些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些規定為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從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黨和國家正是依靠鼓勵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五反”運動，標志著黨對非公有制經濟“保護”政策的終結，開始轉入以“限制”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時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黨中央在慶祝國慶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這一時期，由于黨的政策致使個體私營經濟近乎絕跡，給人們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黨的一些領導人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作出了適時的調整。遺憾的是，這些理論和政策尚未貫徹到底，就被“反右斗爭”擴大化和“大躍進”運動中斷了。
1.3調整和退回時期(1957-1978年)
反右斗爭以來，國家社會形勢趨于緊張，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打壓政策也逐漸升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黨對我國主要矛盾判斷失誤，致使經濟建設指導思想愈益偏“左”，否認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對私營經濟采取了取締、消滅的政策。
從1966年開始，在“左”傾思想錯誤的指導之下，大搞“窮過渡”，片面地強調發展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將我國所有制結構單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極端，超越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使得相當一部分生產要素不能與當時的生產力有機地組合。這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非公有制經濟己經所剩無幾。
2、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演變
2.1恢復和重建時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同時也開始了黨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轉折時期，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兩方面指導性的政策。一方面，擴大地方、企業和農村生產隊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另一方面，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生活好起來。
隨著黨的進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又進一步的提出“要進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試點”。同年的4月，召開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更進一步明確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并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些也就為私營經濟的地位提供了應有的法律保證。
2.2支持和引導(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經濟定位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還需要黨進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掃除了理論上的障礙。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1995年十四屆四中全會，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在某些地方和行業中可以占優勢地位，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中可以平等競爭。這些就促使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
2.3鞏固和穩定發展的時期(1997年-今)
從1997年十五大以來，把非公有制經濟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黨的十五大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1999年3月，在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從法律上對非公有制經濟20年來所做貢獻的肯定。到21世紀初，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結論
回顧建國以來我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曲折歷程，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們一度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特定條件下的經典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當作普遍意義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原以為按照這樣做就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在處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問題上有了科學、客觀的認識。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重新認識了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總結了建國以來我黨處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經驗教訓。當今的經濟實踐給了我們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不僅不是對立關系，而且還是合作關系。所以，我們必須大膽地學習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經驗和方法，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為出發點。
【篇七】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地方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新興城市,廊坊市20年來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曾經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經成為京津走廊上的一顆明珠。經濟的迅速發展、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資環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廊坊落戶,廊坊經濟領域的各方面越來越緊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行各業對技術人員在語言領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語水平不僅被作為衡量人才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更起到提升職業能力、增強競爭力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企業對高職畢業生的英語水平期望值不斷增加,高職英語因其實用性強的特點受到企業更多的重視和青睞。英語成為高職院校中一門越來越重要的課程,如何深化高職英語改革使之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高職英語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職英語改革現狀
目前,高職英語在高職院校各專業中普遍開設,為生產、技術、服務等方面培養英語應用型人才。他們的活動領域更貼近實踐,直接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服務。高職院校的畢業生一直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但是,一直以來,高職院校的學生生源多樣、英語基礎薄弱、英語水平相差懸殊的現象普遍存在,他們對英語學習缺乏信心和興趣;大班英語授課的人才培養模式和單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們的質疑……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高職英語人才培養,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近年來,雖然高職院校改革成績斐然,但高職英語改革似乎與高職院校改革的步調不統一,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談不上質量優勢。主要因為高職英語還沒有建立起適合于高職特色的教學模式,不能適應高職培養目標的要求,以至影響了英語教學目標的實現。近幾年,高職學生的整體素質呈整體普遍上升趨勢,對高職英語的需求也有了變化,而高職英語改革沒有能跟上社會經濟變化快速的腳步,還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語人才培養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培養高等應用型英語人才,使之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新時期高職院校必須面對的問題。
高職英語人才的培養目標是使學生掌握一定的英語基礎知識和技能,具有一定的聽、說、讀、寫、譯的能力,要求學生在加強英語語言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訓練的同時,重視培養學生實際使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在具體培養過程中遵循“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以培養語言應用能力特別是實用能力為改革方向,英語課程不僅應打好語言基礎更注重培養學生用英語處理日常事務和涉外業務活動的能力。教育部2006年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加大課程建設與改革的力度,增強學生的職業能力”,提出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靈活調整和設置專業是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這為高職英語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高職院校應該以就業為導向,以崗位能力標準為依據,以交際能力(尤其要加強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培養為重點,以現代化教學手段為依托,始終把培養為地方經濟建設需要的、高質量的復合型人才作為學校的根本任務,全面加強英語人才培養規劃,以便更好地為區域經濟輸送應用型人才。
二、具體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職英語教育原則對人才培養模式分層,改變大一統模式
高職學生不能與普通本科高校的學生同日而語,學生的英語水平和應用能力更是參差不齊,所以必須根據不同學生的基礎,設計、調整好人才培養層次,突出職業崗位的重點能力,有所側重,并使學生的聽、說、讀、寫、譯各項語言技能協調發展,分析和滿足不同學習者的不同需要,通過“用中學,學中用,學用結合”,為高職英語學習者高效地獲取職業或專業所要求的語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種可行的方法,適合高職學生的客觀實際。
首先對教材分層。高職院校應轉變觀念,以學生就業為導向,樹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觀念,根據實用的原則和不同的培養目標選擇適合學生所學專業的教材,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學生分層。根據學生的英語水平,把全班學生分為一般、中等、優秀三個級別,進行分級人才培養;第三,人才培養目標分層。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學習方法以及學習結果的呈現方式而不斷調整變化教學內容和教學進程的教學,預先積極地做好教學規劃,保證每一位學生最大限度地實現最有效的學習。設置有差異、挑戰性的教學目標,激發每個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可根據學生的學習水平、興趣、特點等方面的差異分三層:基礎目標、中等目標和高等目標,據此設計不同的學習任務,來達到學習者的最近發展區,從而促進學生的發展。
(二)遵循高職教育理念,樹立能力本位觀念,準確進行師生定位
遵循高職教育理念就是堅持“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讓學生學一點,會一點,用一點,邊學邊用,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使英語改革具有高職實用特色。在具體教學過程中,首先要正視學生的個體差異,通過鼓勵、幫助、引導學生參與英語活動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注重培養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能力。要為學生創造展示自己特長的舞臺,使學生在英語活動中增強信心。因為語言不是“教會”的,主要是“練會”的,有趣而具有挑戰性的練習會增加學生的信心、鍛煉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其次要準確進行師生定位,重視情感因素在學習中的作用。許多學生的學習心態急躁、自信心不足。布盧姆的研究證明,造成學生學習差異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決定的,如對英語的重視程度,學習習慣、方法,個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決定著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在設法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時,應當注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認識,培養興趣,幫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和幫助。積極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強師生之間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強學習者英語學習的熱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倡導多樣的學習方式,改革測試方式
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兼顧學生的不同需求,根據不同的人才培養目標、學生的個性特點和知識基礎選擇相應的方法,克服傳統單一的培養模式和學生差異性之間的矛盾,也符合社會多人才多樣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導的學生自主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掌握科學的自學方式將使他們終身受益。例如:提前給學生安排預習新課的任務,自學新的單詞和短語,提前了解課文內容,并要求他們帶著問題上課。這樣長期堅持就會幫助學生提高自學能力。這在他們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同時,利用網絡提供音頻、視頻等資料延伸課堂容量,開闊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面,提高英語語言應用水平。
2、彈性分組的合作學習是高職英語人才培養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學習中,同學們互相協助,通過提高個人的學習效果達成團體的目標。我們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合作程度、興趣等進行分組。學生可以自己選擇伙伴學習,也可單獨學習。進行活動時,先由學生分組討論再實施個別提問,這樣的活動安排會給基礎差的學生一個回憶、思考和向別人學習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們對英語的畏懼,提高成功率。合作學習的評價標準和獎勵依據是以小組為基本單位,是一種按照小組總體成績來進行獎勵的教學策略。小組合作學習一方面培養學生用英語交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學習中還是在今后工作過程中,它會使參與者產生歸屬感,更樂意參與并容易樹立自信心。
3、小組調查法是一項小組合作探究、討論和設計相結合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在課外調查和集中資料,在課堂上報告、展示和評價調查結果。首先安排好學習任務,各組再將任務落實到人。課后開展調查,包括查閱資料或社會調查找到與話題相關的材料,或通過采訪了解情況。調查結束后,各組利用課余時間整理,集中資料以準備小組報告。最后,各小組派代表向全班介紹、交流或展示。小組調查法有助于同學之間的協作、互助,能充分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4、改革測試方式
人才培養模式的多樣性決定了評價方式也應該是多樣的多維評價方式促進學生的學習效率和積極性,是一項成功的激勵機制,也是學生發展的需要。差異評價不僅要關注學習結果,而且要重視學生的平時表現,這樣對學生的評價更為全面。包括期末考試成績和平時成績。這種評價方式激勵學生平時更努力地學習,避免了單一評價模式的偶然性結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學”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養模式,不斷改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三、結語
通過以服務地方經濟為目標,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克服了傳統的高職英語人才培養模式的弊病,學生的個性和差異性得到尊重和發揚,符合為地方經濟輸送不同專長人才的需求,是一種符合高職院校英語現狀的有效的人才培養模式。高職英語改革只有堅持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才能使地方經濟發展因獲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發展,而高職英語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而得到更大的發展,兩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實現和諧發展、共同進步。
【篇八】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宣告了中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到來。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經濟體制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不完全，所以還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論述了將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說明了全國勝利解放后解決土地問題及社會經濟中存在的成分，即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且以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重要目標，實現民族復興與強、強盛。關鍵詞：經濟過度經濟發展建設新時期
前言：國家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過度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中國吸收前蘇聯的經驗同時與自己的國情相結合在社會建設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嚴重的錯誤。當中國從社會危機中度過時由于正確的領導與中國國情相符合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是中國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正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為重要任務。在經濟恢復工作中沒收官僚資本，在企業內部開展民主革命和生產革命，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1.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發展
1）恢復和發展。1952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當年工農業總產值超過1936（國民統治時期最高水平）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年產量均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工資平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以上。新中國的成立已經完成了第一項歷史任務，而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即為第二項歷史任務被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
2）歷史與人民的選擇。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國家工業化水平較低。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值中的比例為26.6%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為35.5%。1952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還落后于印度。如鋼鐵產量，美國為538.3公斤，印度為4公斤，中國為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為2949度，印度為10.9度，中國為2.76度。在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建設的中心環節，特別是大力發展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制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制造、國防工業、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學工業。中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工業化建設從此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3）過渡的道路。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一五計劃實施前的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068億元；財政收入從1952年的183.7億元增長到1957年的310.2億元。這一期間的工農業產品產量，也大幅度提高。糧食從1.6392億噸增至1.950.5億噸；鋼從135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
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
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發展
1）良好開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線中，大會堅持既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方針。在大會中陳云提出“三個個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從而突破傳統觀念，為探測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打下了基礎。
2）索中的嚴重曲折。1957年“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經濟規律，急于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估計嚴重不足。從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而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而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斗爭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府撤走全部專家，使得中國經濟早1959~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
3）建設與探索的成果。從“一五”時期到1976年，盡管經歷了“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但是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較快。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計達4956.43億元。
3.改革開放新時期
1）偉大的歷史轉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上討論了從1979年起吧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和實行改革開放上的戰略上來。
2）新局面的展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到1750萬個，產值達到4764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形成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的形式，設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在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決定吧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泉州漳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
3）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強調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據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4）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參考文獻：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第八、九、十章）《中國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