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經濟是相對于公有經濟而言的一個術語。它是目前除公有制以外的一切形式的經濟結構。它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涉外經濟。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展望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如何對待和解決建國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遇到的新問題，需要用新的理論來指導。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無可辯駁證明，在生產力還比較落后的中國，只有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政策，演變
1、改革開放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演變
1.1保護和扶助時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制定了一些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些規定為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從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黨和國家正是依靠鼓勵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五反”運動，標志著黨對非公有制經濟“保護”政策的終結，開始轉入以“限制”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時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黨中央在慶祝國慶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這一時期，由于黨的政策致使個體私營經濟近乎絕跡，給人們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黨的一些領導人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作出了適時的調整。遺憾的是，這些理論和政策尚未貫徹到底，就被“反右斗爭”擴大化和“大躍進”運動中斷了。
1.3調整和退回時期(1957-1978年)
反右斗爭以來，國家社會形勢趨于緊張，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打壓政策也逐漸升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黨對我國主要矛盾判斷失誤，致使經濟建設指導思想愈益偏“左”，否認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對私營經濟采取了取締、消滅的政策。
從1966年開始，在“左”傾思想錯誤的指導之下，大搞“窮過渡”，片面地強調發展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將我國所有制結構單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極端，超越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使得相當一部分生產要素不能與當時的生產力有機地組合。這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非公有制經濟己經所剩無幾。
2、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演變
2.1恢復和重建時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同時也開始了黨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轉折時期，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兩方面指導性的政策。一方面，擴大地方、企業和農村生產隊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另一方面，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生活好起來。
隨著黨的進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又進一步的提出“要進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股份制試點”。同年的4月，召開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更進一步明確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并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些也就為私營經濟的地位提供了應有的法律保證。
2.2支持和引導(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經濟定位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導作用，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還需要黨進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掃除了理論上的障礙。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1995年十四屆四中全會，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在某些地方和行業中可以占優勢地位，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中可以平等競爭。這些就促使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
2.3鞏固和穩定發展的時期(1997年-今)
從1997年十五大以來，把非公有制經濟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黨的十五大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1999年3月，在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從法律上對非公有制經濟20年來所做貢獻的肯定。到21世紀初，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3、結論
回顧建國以來我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曲折歷程，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們一度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特定條件下的經典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當作普遍意義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原以為按照這樣做就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在處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問題上有了科學、客觀的認識。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重新認識了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總結了建國以來我黨處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經驗教訓。當今的經濟實踐給了我們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不僅不是對立關系，而且還是合作關系。所以，我們必須大膽地學習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經驗和方法，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為出發點。
第二篇: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回顧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對國情的認識和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啟示
一、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限制發展時期(1949-1978)。
新中國成立之前,經過抗日戰爭以后的認識積累,在新中國成立后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已成為黨內共識。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營經濟、合作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并存構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1949年9月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對這五種經濟實行“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的方針。建國之初,由于堅決地全面地貫徹執行了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經濟建設方針和《共同綱領》的規定,實行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制度,調動了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新中國國民經濟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國家的積極扶持和正確引導,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為我國建國初期國民經濟得到較快恢復作出了貢獻。
1953年底,國家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公布實施,標志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政策的重大變化:由團結資產階級,轉到用和平的方法,消滅資產階級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由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轉到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此,中國的私營經濟被消滅,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而被徹底排斥。
第二階段:恢復發展時期(1979-1991)。
改革開放初期,安置返城知青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從1979年起,中央提出了恢復和發展個體工商業,鼓勵和扶持城鎮待業人員自謀職業。1982年黨的十二大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同年12月全國五屆人大通過《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益和利益。”從此,個體經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就業問題,允許、鼓勵個體勞動者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在社會上、理論界基本沒有引起多少議論并且很快形成了共識。但是,面對私營經濟的重新發展、崛起,引發了人們的激烈爭議。爭論焦點在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不能允許具有雇工剝削的私營企業存在與發展。在這個問題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采取了“等一等,看一看”的方針。1983年1月,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指出:“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傭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營發展。”(俗稱“三不”政策)1984年12月,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一動,群眾就說政策改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中央對雇工問題的“三不”政策和“看一看”的方針,為后來私營經濟發展留下了一條生路。
中央在經濟“看一看”和大量調查及實踐的基礎上,在“條件成熟”時作出了歷史性的決定。1987年黨的十三大首次承認和肯定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第一次明確指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提出“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這是改革開放后我黨在私營經濟問題上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1988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被寫進了憲法。從此,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被納入到法制軌道,進入了合法的階段。
第三階段:快速發展時期(1992-2001)。
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談話,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為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掃除了思想障礙,對非公有制經濟此后的繁榮具有決定性意義。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通過第二次憲法修正案。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堅持改革開放”等寫進憲法,這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又提供了新的舞臺和發展空間。
在南巡談話和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一大批體制內的人士紛紛下海,自主創業,這不但開始從根本上扭轉人們陳舊的擇業觀念,也從人才、資源等方面大大增強個體私營經濟的實力。此外,在這個階段,大批的鄉鎮企業實施改制,從集體所有制轉變為私營經濟,成為私營經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96年底,個體工商戶達2704萬戶,比1991年底增長近一倍;私營企業達到81.92萬戶,比1991年增長了7.6倍。
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隨后,1998年召開的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十五大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論述,通過法律程序列入了國家根本大法。至此,個體私營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私營經濟步入了新的迅速發展的軌道。1998年,私營企業戶數突破100萬戶,達到120多萬戶。
第四階段:穩定發展時期(2002-至今)。
2002年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十六報告,向全黨全國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發展私營經濟將由政策推進轉向制度保障,是非公有制經濟理論政策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
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是涉及非公有制經濟內容最多、最豐富的一次。既有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政治定位問題,也有國家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問題,還涉及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內公民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問題。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再次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報告要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兩個平等”的思想,這是對非公有制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目前,非公制經濟占GDP的65%,占出口的68%,納稅近60%容納就業人口占80%,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是最具活力的發展引掣。
二、非公有制發展的幾點啟示
啟示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是對中國國情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
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由于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使得中國超越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階段而進入了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可以超越,并不意味著我國可以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進入成熟的社會主義。這一歷史矛盾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必然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前,我國為了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超前消滅私有經濟。結果,生產力發展嚴重受阻了,教訓不謂不深刻。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下,只能選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
啟示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歷程。
從1956年到1978年,我國對個體私營經濟采取排斥政策,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對個體私營經濟進行“圍、追、堵、截”。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重新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沖破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束縛,開始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發展。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掀起了思想大解放的浪潮,明確回答了多年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獲得迅猛發展。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明確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突破性發展時期。2000年以來,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非公有制經濟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確定和進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經濟贏得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發展趨向穩定,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的過程,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我們的思想認識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們的思想越解放,就越能夠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啟示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歷程,是黨和國家一系列方針政策支持鼓勵的過程。
改革開放前,國家對私營經濟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經濟在中國基本絕跡。1978年至今,私營經濟“春風吹又生”,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逐步成長起來,成為國民經濟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快速成長,離不開思想解放,更離不開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從“資本主義尾巴”到“必要的有益補充”,再到“重要組成部分”,從“兩個毫不動搖”到“兩個平等”,黨和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理論政策的一次次飛躍,從根本上改變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環境,極大地激發了人們自主創業的熱情,使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得以競相迸發,大大推動了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
第三篇: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與展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持續關心關注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深入闡述了新的歷史方位下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科學回答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最緊要、最現實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重申“兩個毫不動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三個沒有變”，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路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深入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理論創新成果，堅定發展信心，努力在新的起點上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闡述了我們黨關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為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廓清了迷霧，極大鼓舞了民營企業的創業創新熱情。
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還很不平衡的國家，發展依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要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就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只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沒有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根本改變，非公有制經濟就必然要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沒有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向全社會釋放了清晰無誤的政策信號。這既是給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注入的一劑“強心針”，也是給民營企業家吃下的一顆“定心丸”，極大地鼓舞了民營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熱情。
非公有制經濟在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一時一刻都離不開黨在把握方向、謀劃全局、制定政策和推進改革等方面的統領駕馭。正是在我們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指引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實現了快速發展，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非公有制經濟每年創造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80%左右的社會就業和超過50%的財政稅收，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將與公有制經濟一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成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制經濟應成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要活力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營企業應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新創造精神，正確認識、積極適應新常態，爭取新常態下的新作為、新提升、新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不少民營企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出現了要素成本增加、生產經營困難、創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等諸多挑戰。需要看到，這些困難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遇到的正常現象，不能因此否定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更不能說成是“國進民退”，把民營企業出現的困難歸咎于國有經濟。非公有制經濟要解決當前的困難，唯有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體制機制變革，加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努力在新常態下有新作為、新提升、新發展。廣大民營企業家要準確把握大勢，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特別是創新發展理念，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信心、奮發進取，力爭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
二、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用行動詮釋“三個沒有變”，推出了一系列擴大非公有制企業市場準入、平等發展的改革舉措，并接續出臺了一大批相關政策措施，形成了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非公有制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打造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多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為企業服務，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而非公有制經濟對市場信號反應敏捷、生產靈活性強、能夠更好地滿足個性化需求，因此，著力打造一個有效市場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尤為重要。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堅持依靠推動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建立現代市場體系和完善市場機制，不斷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不斷健全政府宏觀調控體系，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持續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優化制度環境，穩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預期和信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給民營企業家吃個“定心丸”，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穩預期、穩信心。穩定預期和信心，關鍵在通過優化制度供給，把“三個沒有變”的政策落實好、利用好。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運用改革和法治的手段持續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在產權保護上，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強調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體制機制上，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明確提出，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允許企業和社會組織在農村興辦各類事業。這些重大舉措，提振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
推動政策落地落實，增強民營企業的獲得感。習近平總書記對民營企業的困難和企業家的心聲盡知其詳，針對政策執行中的“三門”現象和阻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三座大山”，他既指明了問題、提出了要求，更強調要把握好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的關系，強調“必須下決心解決”，“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不斷強化政策質量和透明度，不斷提高配套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幫助企業“搬三山”“開三門”；進一步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確保各項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實處。通過完善金融體系、放開市場準入、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等方式，幫助企業解決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讓廣大民營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從政策落地中真正體會到了“三個沒有變”帶來的獲得感。
三、構建“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
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綠色清廉的政商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交往應該為君子之交；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深刻闡明了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原則和方向，為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指明了道路。
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中國改革發展大局的重要環節。政商關系自古是難題，也是近年來的輿論熱點之一。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各項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階段，亟須穩定經濟發展環境，構建良好的政商關系是其中的關鍵一環。過去，有的民營企業家習慣于靠關系、靠人情、靠金錢辦事，把商業賄賂當成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既擾亂了市場正常秩序，也腐蝕了一些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壓反腐、鐵腕治吏，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等現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一些政府部門卻出現了以反腐為借口，對民營企業家“退避三舍”，在提供正常服務和發展環境上縮手縮腳，而一些企業家遇到困難也不敢去找政府，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論述，廓清了長期以來處理政商關系存在的誤區，對我國改革發展大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新型政商關系貴在“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核心要義是政商在邊界分明、各就其位、彼此清白、公開透明、依法依規的軌道上良性互動。如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答案是高度概括的“親”“清”二字。形成“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是打造綠色政治生態、構建公正市場環境、營造良好社會風氣的必然要求，需要政商兩方面共同努力。要在“有交集不能有交換，有交往不能有交易”的前提下，健全黨政干部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經常性溝通聯系機制。“親”是普惠的親，一視同仁的親；而“清”作為政商關系的底線，既是對黨政干部的要求，也是對企業家的要求。在“清”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真正的“親”情，才能產生共同奮斗實現中國夢的巨大合力。黨政干部和民營企業家都要依法依規，堅守底線，做到不觸法律底線，不踩紀律底線，不違政策底線，不破道德底線。
做“親”“清”政商關系的積極踐行者。對于黨政干部而言，要對企業家“親”上加“清”，進一步增強工作責任感，在“親”商中以甘當“店小二”的理念積極作為、靠前服務，確保各項政策有效落實，推進政企和諧。要注重廉潔自律，坦蕩真誠地同民營企業家接觸交往，在千方百計幫助企業排憂解難做好服務工作的同時，不越法、不逾紀、不謀私。對于民營企業家而言，要在“親”政中守法誠信，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光明正大搞經營，遵紀守法辦企業。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獻良策，斬斷投機雜念，不行賄不違法、講誠信守承諾，由“靠關系”轉向通過收獲創新紅利做大做強產品和品牌取勝，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不斷推動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