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的教育是指專門組織的學校教育廣義上講，是指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教育這個詞來自孟子培養世界人才。拉丁語是一種西方語言教育這個詞的本意是<引出。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袁緒程：從經濟體制改革看教育體制改革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袁緒程：從經濟體制改革看教育體制改革
國人渴望教改不知多少年了，盼久了也就麻木了。如今教育部門一紙征求意見書似乎點燃了塵封在我們心中那么一點點可憐的期盼。
我記起了10年前的一個黃昏，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向我講述了他那在國內幼稚園6歲的小侄女天真的發問：“叔叔，送禮就能當班長嗎？”他感嘆地說：“環境污染似乎還可治理，孩子的心靈從小就被污染了又如何得了？”誰來拯救我們的孩子的靈魂？誰來拯救中國人的未來？眼看教育技術越來越“洋化”，教育“環境”卻越來越不盡如人意，教育“潛規則”越來越盛行，高分低能素質低下“考試族”越來越多，除了那些“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的主兒不認之外，誰不著急。
在朋友們中間，對教改不抱希望的悲觀者不在少數。痛感教育行政化和官僚化不改，教育沒有希望。“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我腦海里不時浮現“我們坐在美茵河畔哭泣”的一幅西洋畫，那時候四處流浪的猶太人雖沒有“祖國”，但他們有自己的精神家園。想想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祖國，有許多號稱世界第一的物質產品，又是孔夫子的故鄉，有重教育的傳統——從前家家都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但我們的精神家園又在何處？我們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精神產品？有什么能讓國人崇敬而又自豪的一流大師？
教育改革，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條：體制改革。正如毛澤東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綱舉才能目張”。抓教育體制改革就是抓住了教改和發展的“牛鼻子”。否則，教育現代化無從談起。要知道，教育的現代化不單純是教育技術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教育體制的現代化。教育體制的現代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把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教育體制轉變為與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教育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要像當年搞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搞教育體制改革。比如，我們的教育體制改革要有目標，要組織各界人士共同制訂改革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要通過10年或者20年的努力，將行政控制型的教育體制轉變為社會法人型的教育體制。又如，像搞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通過逐步分權和放權的方式，擴大公營學校的“自主權”，同時大力提倡和舉辦民營民辦學校，條件成熟時，將教育的“主管部門”轉變為教育行業的管理部門等等。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謀定而后動，但要早起步，走小步，走快步。這就需要我們拿出當年搞經濟體制改革的勇氣和智慧，大膽地改革現有的教育準入制度和監管制度，真正“放開搞活”。
在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受到金融危機巨大沖擊的今天，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教育產業，對于“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現在不改，更待何時？我們期待教育體制的改革。
第2篇: 袁緒程：從經濟體制改革看教育體制改革
嘉賓：袁緒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時間：2009年11月21日周六下午3點-5點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薊門橋校區圖書館學術報告廳
主辦：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承辦：騰訊評論
主持人：楊子云
主持人：各位網友、各位同學，下午好，今天是燕山大講堂第51期，我們請到袁緒程老師，他是中國改革雜志社的社長兼總編輯。袁老師給大家講的主題是：社會轉型與基層治理。這是袁老師所做戰略研究的一部分。關于中國的社會轉型，有些概念需要我們理順，我們知道有蘇東的轉型、有南韓的軍政府轉型，還有臺灣的和平轉型等，我們也面臨著一個轉型的關口，基層治理在社會轉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們期待袁老師跟我們講解，掌聲歡迎。
袁緒程：謝謝主持人，謝謝騰訊燕山大講堂，非常高興與各位同學、網友交流我對社會轉型和基層治理的一些看法。今天講的題目可能比較枯燥，因為題目太大，不是一兩個小時就能講清楚的，甚至寫本書都不為過。處在社會的大轉型時代，可以說你非常幸運，也可以說你非常不幸，因為它可以讓你上天堂，也可以讓你下地獄，就像狄更斯說的，這是一個充滿光明的時代，可也是讓人走向黑暗的時代，全靠我們大家努力一同走向光明。我今天想借這個機會，把我對社會轉型的概念、想法、思路與大家分享。
我個人認為社會轉型、基層治理，可以有不同的理論，比如說社會轉型最流行的理論是現代性理論，社會轉型肯定是從西方的現代性理論闡發出來的，但也可以從制度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等視角來說清楚這個問題。關于基層治理也可以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思維框架，最簡單的基層治理概念就是分權概念，基層權力和中央權力、地方權力怎么分割，治理也可以從權力的角度，也可從協同機制的角度去闡述。如此等等。
大家都知道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許多問題，我們身處其中，但今后應該怎么走、我們國家要往哪里去、我們的彼岸在哪里？如何從改革的角度透視社會轉型、如何從社會轉型的角度改進基層治理、如何從基層治理入手推動社會制度的轉型？今天就是從這樣的一個角度跟大家交流。
社會轉型：價值的普世性就是可接受性
我跟大家交流，如果概念不統一的話，大家可能會感覺我在胡說八道。所以為了我們能夠互相有效交流，我首先要講清楚我所說的社會轉型的概念。
社會是由組織、規則連接起來的眾人。把這句話分解，有三個概念：一個是組織，二是和組織相適應的制度，三是人。人與人的關系是通過組織、通過制度來連接的，就是我們說的社會的含義。對社會一詞，可以有狹義和廣義的理解，狹義來說，我們可以用排除法來定義，即經濟、政治以外的領域都屬于社會領域；也可以廣義地來理解，社會由經濟、狹義的社會和政治三大領域組成。如果要分成四大領域、五大領域，也都可以，這是思路的問題，不是規律。我想從這三個領域來談制度和組織如何變革。
什么叫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從一個社會的形態（形式）到另一種形態的變異和轉化，類似于生物學的“物種變異”，來自于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我們在政治教科書里面，經常看到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劃分，這也是一種理論的視角。我們看問題，都會有不同的視角，有在不同的語境和情境下對這個事物的一些看法，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的看法就是自然規律或者社會本身，只能說你看到的東西是你從你的角度所看到的東西。所以我是用生物學的概念做一個類比，社會轉型像生物學的物種變異，只是一個比喻。
現在談談第一個主要的視角：現代性理論。向現代社會轉變可以從三個角度或者三個層面來看。第一是“器物”的轉變，所謂器物就是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如果大家要了解這些東西，可以參考中國科學院《創新2050：科學技術與中國的未來》戰略研究系列報告，里邊提到希望在2050年達到某些指標。這些東西是現代化的一個表達，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們30年來的改革可能是這方面進步最大。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看看《現代性與社會轉型》。第二是制度規則的轉變。從傳統的制度規則向現代的制度規則轉變，這個概念我估計大家也明白。可分為三大領域的規則，比如經濟規則的轉變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當然還有社會規則、政治規則等。第三是就是“眾人”的價值觀念、倫理、認知方式的轉變。我用“眾人”并不指所有的人，經濟學講的是大數道理。或許有的人不愿意轉型，希望我們永遠生活在古色古香的環境里面，愿意回到過去，做一個秦國人而不是一個現代人。相比較而言，價值轉型非常重要，可以從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從認識論上看價值轉型。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有些價值，比如說民主、自由、平等、個人權利、法治，有人認同，也有人不認同，而欣賞古老的價值比如夫為妻綱等。但是，為什么多數人會接受某種價值而不接受另一種價值呢？我想這是需要證明的.同學們都是學法律的，都知道法律是一種秩序的概念，但為什么這種法律秩序會被另外一種法律秩序所替代？因為后者比前者有更多的公平而帶有普世性即被多數人接受。普世性是指可接受性，具有可接受性才能普世，如果強迫我接受，我縱然表面上承受也不會認同的。人們可以說某個價值是普世的，但如何證明？也許自由是人的本性不用證明，但民主、法治不是人的本性，是需要證明的。例如，為什么民主、法治會戰勝專制和人治？可以從理論和經驗來證明的。首先是邏輯的證明，證明它為什么會和將會被大家所接受；第二是歷史的證明，用歷史發展過程和歷史事實來證明。這就是馬克思講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一致。因此，我們要學哲學，懂得方法論和價值觀，但可悲的的是，很多人把哲學當作意識形態教條來學，結果討厭哲學。哲學被認為是一個最無用的學問。如果沒有共同的哲學基礎，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視角，或視而不見或看歪了，也就形不成共識。希望大家學學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
第二種視角是組織方式的轉變，第三是制度的轉變。我就不多解釋了。
現在談談轉型的方式：一是自發的演變。不要以為英國光榮革命后就達到了今天的這個社會狀態，其實光榮革命之前，英國民主法治的演變差不多用了五百年左右，之后又用了兩百多年才完全民主化。例如，英國婦女直到二十世紀初才獲得選舉權。英國是慢慢地演變過來的，從少數人的民主轉變為多數人的民主，最后演變為全體人民主。
二是革命式的激變：即激進的變革（如法國、俄國）。這也是一種轉型，推薦一本描寫十月革命的書叫做《震撼世界的十天》，這是一個叫約翰·里德的美國人寫的，非常生動。現在又出了一本，叫“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根據前蘇聯解秘檔案寫的，很真實。發生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公認的激進轉型，開始是君主立憲派掌權，1793年轉向雅各賓派，最后轉向了拿破侖，后來王朝復辟，一直到第四共和國，折騰了一百年才穩定下來。革命雖很快成功，但是結構轉型跟不上。
3、改革漸變：即漸進的革命。改革搞的比較好且沒有流血，可能是我國的臺灣。當然南韓也行。
之所以把這些概念講得比較詳細，一是想讓大家跟我有互動；二是講講中國社會的轉型，先講概念和定義，為講中國的轉型做鋪墊。最后再講轉型中的基層治理，介紹我對中國鄉鎮政治體制改革試點的設計。
袁緒程老師演講中（攝影/李漠）
中國轉型：開放帶動改革
我所理解的中國社會轉型：從傳統社會（皇權專制+官僚制+小農經濟+雛形市場經濟）轉向現代社會（民主法治+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倫理）。為什么我會用到雛形的市場經濟呢？其實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自古就有的，因為雛形的市場交換與中國的小農經濟是相輔相成的。認為小農經濟是完全自給自足的，這是不對的。人們從《詩經》里面可以看到商品交換的存在。相反，歐洲市場經濟發育比較晚，因為中世紀是領主經濟，領主包攬了一切，一個領主的莊園里面什么都有，他是包分配的，不需要交換。與領主制度相似的是人民公社制度。過去搞人民公社，就是通過專制強權把分散的農民集中起來，統一分配，不搞市場交換，后來失敗了。
“轉向現代社會”這是一個什么概念？有幾個詞，一是民主法治，我覺得不需要解釋了，大家都明白。二是市場經濟，也不需要解釋。三是社會主義倫理，是需要解釋的。因為市場經濟本意是“私”的經濟，提供的是私人產品，不可能提供公共產品。那么，公共產品誰來提供？國家提供。也可以是NGO來提供。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應不是一回事，公共產品可以不是政府生產，但必須是政府免費供應，否則就不叫公共產品。所謂社會主義倫理，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價值訴求。比如說社會的保障制度，免費醫療和教育等等。這些都是早年社會主義提出來的。那麼，中國轉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至今尚未結束。中國有兩千年的君主專制，“秦磚漢瓦”與“明磚清瓦”沒有區別，我們經常被打回原形，朝代輪回，是我們民族的宿命。所有的周期都是這樣，一個甲子60年一輪回。我們只用朝代來紀年，這個朝代多少年，那個朝代多少年，不斷地回到原形。但是1840年以后，這個循環就被強迫打破了。從此這個古老的帝國開始崩潰了，開始了一個漫長的民族抗爭與社會的轉型交匯在一起的過程、即百年變革。比如說清末的改革——我用“改革”這個詞，因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是統治者或社會的主導階級或主導力量去發動的變革。清朝的變革從同治中興—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憲政這樣走過來的，但變革還沒有完成清皇朝就倒了。沒有完成有很多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個口號孕育的力量。其實中華民族是一個統稱，應當包括滿族，但是漢族和滿族是有別的，如果清朝由漢人統治，也許革命不會發生。這里面的矛盾交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很多的遺憾。民國革命是第二個階段。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光是講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故事就很多，歷史上有很多的東西值得回味。最后是中共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60年歷史。
建國60年，我講后面30年，講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前面的不說了，我記事以后經歷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我們的30年改革是從什么樣的基礎開始、從那里來？經過30年又走到什么地方、30年以后我們往哪里去？我認為可以用這幾個概念來概括，我們是從黨國一體、黨政合一的社會逐步轉向分權制衡、公私分明、民主法治的社會。分權制衡不用解釋了。公私分明：原來公私一家，根本不允許有私人產品；黨國一家，“國”“民”一體。現在搞市場經濟，利益分化，社會分層，開始分成社會組織、經濟組織；民主法治大家都知道，有標準的定義。改革的實質就是分權和放權。中共領導的整個改革就是分權、放權，并建立法治的這樣一個過程。表現為三個層面：一是建立健全市場經濟的組織和市場制度及其機制；二是建立健全各種類型的非政府組織（NGO、NPO）和社會規則及機制；第三，建立健全民主與法治的政府組織和規則及機制。為什么這么安排呢？實際改革就是這樣發生的：先經濟、后社會、再政治，是這樣的一個過程。這里面又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89年也可以說到1992年：這一時期結束文革，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啟蒙運動、開始了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啟蒙運動沒有持續下去，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結果。政治體制改革也只是一個探索；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2001年：結束短缺經濟、建立市場經濟的框架、締結“兩約”，加入世貿、實現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第三階段，從2002年開始至今尚未結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全面的綜合配套改革、結束兩岸對峙、開啟兩岸共建新時期。這個很重要，我想告訴大家一個我的體會：如果說我們前30年改革是開放帶動的，未來30年的改革也將由開放帶動。這個開放包括與中國臺灣、香港的各種交往，通過這些交往，逐漸推動我們的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以及現代化建設。當然這對臺灣經濟也是大大的促進。我曾聽臺灣企業家說“臺灣特別受上帝照顧，獲得兩次現代化機會，一次是臺灣島內的現代化，第二是趕上大陸的現代化。”臺灣同胞獲得了兩次了機會，這兩次機會使兩岸的交流更有動力，建設經濟共同體，在政治上、社會文化上等方面進一步融合，這對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是很有好處的。結束兩岸對峙對我們國家的發展和統一很有利，這使我們中華民族獲得真正復興的機會。開放帶動改革，開放帶動下一輪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配套改革是必然的。
袁緒程老師演講中（攝影/李漠）
大塊頭轉身：中國面臨的問題
下面談轉型面臨的問題。任何國家轉型都存在如下的普遍性問題：傳統與現代摩擦與對抗問題；此消彼漲的相互融合問題；發展（結構）失衡、管理（制度）失序、道德（倫理）失范問題；停滯、倒退、偏離、異化等問題。這些問題表現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甚至心理上的問題，如自殺比以前增多。這是社會轉型中的普遍問題。轉型的特殊問題，就是中國自身獨有的問題。社會轉型的東亞有好多成功例子，像日本、南韓、中國臺灣和香港，還有泰國、新加坡等等。但是也有遇到陷阱的，像印尼，經歷了30年的威權統治，結果還是發生動亂、在動亂中進行革命。這些成功的地方，都是小國或中等國家或地區。而中國面臨著與它們不一樣的挑戰。我們國家的轉型面臨的特殊問題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一是超大型國家轉型難題。13億人的現代性轉型是多么巨大！美國當年轉型的時候可能也只有幾千萬人，歐洲也只是一兩億人，13億人走向現代化這是多么大的事情啊！中國搞什么都是最大，開連鎖店也是全世界最大。13億人如果改革成功，那是很了不起的，將大大推動世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對全世界人民做出巨大貢獻。比如說我們跟美國的關系，在我看來，美國需要中國遠遠多于中國需要美國，只是我們自己不這么去看這個問題。一個伊拉克就搞得美國很難受，如果中國發生什么問題，美國不是更難受了？所以13億人的改革與發展是全球經濟政治發展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年尼克松說得好，“把中國排出世界之外，這是不對的”。中國的進步就意味著全球增加五分之一的進步，中國的現代化就意味全球新增五分之一現代化，是很了不起的。現在已經現代化了的國家哪有五分之一啊？中國憑什么對全球現代化有這么重要作用？就是中國的人口。毛澤東說“人多力量大”。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句話說“人多就意味著市場大”，市場是什么組成的呢？是人的需求組成的，未來市場是人的潛在需求組成的，我們13億人需求有多大？我們農民工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下省吃省喝，就是為了蓋房子，中國人歷來崇拜灶王爺。印度人欲望不高，只要有煎餅，在恒河中苦思冥想或洗澡就滿足了。中國人就不是，總想給子孫們留下財產。如果世界人均欲望為1的話，中國的欲望在1.5以上。按此計算，中國潛在市場達到19億人需求。所以說世界未來的希望就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動力和潛力基本已經停滯或飽和了。但是，人多也是雙刃劍，搞得不好，出的亂子也是超巨型的。
二是后全能（集權）國家轉型的難題。這么大的國家的現代化，不可能齊步走，就可能通過權力配置，通過差異性政策，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就出現城鄉隔離發展、貧富懸殊拉大和腐敗尋租等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從制度上根治，就可能異化為特殊利益集團帶來的制度性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一方面，需要權力的集中，另一方面，又要將權力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是一個悖論，還沒有找到萬全之計。東亞國家（地區）是從威權起步的，轉型成功了。通過改革，從集權走向民主法治，全世界沒有先例，也沒有經驗可循。
三是，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獨有難題。有人說這三十年發展得非常快，是獨一無二的。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論證東亞模式國家（地區）都經歷同樣的高速增長階段。但是，我想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東亞模式是有區別的，而且區別非常大。他們是在威權政治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我們是在后集權政治條件下實現高速增長的，所以產生的結果差異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說城鄉隔離發展，是中國獨家獨有的。二元經濟結構，這是劉易斯的概念，但是二元經濟不是城鄉隔離發展，其人員等生產要素是可以流動的，我們的戶籍制度及相應的福利賦權帶來了兩種社會生態和貧富懸殊。中國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有人說是20多倍，有人說是50倍。你們自己感受一下是多少倍？為什么我們中間階層的需求不足呢？兩極差距如此之大，中間怎么會起得來呢？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的命運，說兩極要爆炸。但西方的發展突破了馬克思的概念，中間階層長起來了。黨的十六大以后，開始注意到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問題，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解決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以及分配不公的問題，但內需不足，與對外依存度過高有關。我們外貿的依賴程度達到60%以上，如果是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還可以理解，但對我們這樣的大國是不正常的。日本現在不到10%，過去日本在我們這樣的發展時期也只是20%左右，沒有超過30%。美國現在是11%。有人說，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沿海地區和城市1.3億人的現代化，不是14億人的現代化，這有一定的道理。十五大提出了兩個轉變，十六大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但是怎么轉變？這是一個跨世紀的難題。
燕山大講堂現場
基層治理
下面講基層治理。這是說的治理不完全是政府統治式的治理，帶有社會相互協商的治理。這是一個治理模式的轉變。治理的目標也是執政當局所講的：穩定、發展和改革三者兼有。治理是可以通過政策、措施來治理，也可以通過制度和組織轉型來治理。我今天想說的是治理中的組織和制度變革。其他的治理問題就不在此多羅嗦了。
中國社會管理制度的層級分為五級：中央—省市—地市—縣—鄉。美國、北歐是三級，法國是四級：中央—大區—省—市鎮。治理從制度形式上說有三類：一是科層制，是命令式的，也可以是委托代理，但絕對是官僚體制。二是自治制，其中又分為精英自治和基層自治。在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縣是基礎的治理單位，發生動亂它可以直接管。我們現在不一樣，現在要層層報上去，比如說殺人暴亂事件，在任何法治國家，肯定是按權限進行處置，不用上報后再等候處理。如果層層上報，就來不及了。要把權力給基層。
在傳統中國，縣級是基本的單位，縣是由最高層決定的。建國初期是這樣，縣長是由中央組織部任命的，現在由省級任命。現在很多人在討論縣政改革。縣政全面改革涉及面大，有難度。我覺得可以從有條件的鄉鎮制度改革做起。西部的鄉鎮比東部的鄉鎮落后，東部的發達鄉鎮像虎門鎮、長安鎮，GDP上百億，西部有的縣的GDP才十幾個億。中國的鄉鎮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中國的鄉鎮級大概是4萬個，鄉鎮是3萬多左右，中間的差異很大。也可以選擇發達地區的鄉鎮搞綜合配套改革，從鄉鎮基層做起，以點帶面層層向上推進。向上改革的基礎就是從村級治理開始。科層制是政府向基層延伸、對上負責。鄉紳精英自治是精英與政府達成的權利分配協議。鄉民自治是向下負責。
村官及鄉官選舉的缺陷
我簡單介紹一下鄉村治理的制度改革設計試點。先說村官及鄉官選舉的缺陷：
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難以統一，這是單向改革的缺陷。如果把鄉長選出來了，鄉長應向下負責，但財政資助是上面給的，很多事做不了。村委會和黨支部的關系比較尷尬，這也是個難題。一些村長是選出來了，如果大權獨攬、村民自治形同虛設。權力如立法權我們很少強調，我們只在村長的選舉上做文章，這就很難避免霸選、賄選、強選等問題。鄉鎮的改革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綜合配套改革。我們知道有經濟體制的綜合配套改革，國家有六個試點：長株潭、武漢、上海的浦東、天津濱海還有深圳等，但沒有政治體制的綜合配套改革。是否可以搞鄉鎮政治體制改革綜合配套試點？但是鄉鎮改革的前提是要夯實村的改革，要改進村的治理結構，比如說給全體村民會議“立法權”，重大項目的審批權等等。但我現在說的另外的一種模式：應當設立村民會議，沒有這個不行。行政權怎么合理地使用，不是村長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是村委會這幾個人說了算，應該是村民會議說了算，道理很簡單：重大的權力包括制定規則的權力都是由一個集體做出來的，不能個人獨攬，這是一個常識的問題。
改進鄉鎮治理結構，要進行“五合一”的改革
改進鄉鎮治理結構，要進行“五合一”的改革。現在進行鄉鎮改革有兩條線：一條是“公推公選”、“公推直選”，我們雜志也報道過；二是鄉鎮行政改革。是從2004年開始的，準備用十年的時間，把37000多鄉鎮及其機構全部行政精簡到位，在2014年以前完成。鄉鎮行政改革當然很重要，在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居民人數在減少，不僅鄉鎮要合并減少，而且要改造還要簡化七大站八大所，把行政機構簡化和領導班子簡化。這兩類改革為鄉鎮綜合配套改革打下了基礎。綜合配套改革有五個層面：一是要完善鄉鎮的立法機構，減少鄉鎮代表的職數，增加鄉鎮代表補貼，加強鄉鎮代表立法權、審議權和監督權，使鄉鎮代表名副其實。把鄉人大的權力給夯實。一是加強鄉鎮立法機構的審批職能。二是實行公共財政，給試點鄉直接的財政，實行財政公開。如果沒有公共財政，鄉長的直選，哪怕鄉黨委書記直選，其意義都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會變形。怎么向鄉民負責？想負責都不行。三是鄉（鎮）長差額直選，向選民負責。鄉（鎮）長候選人可由黨員自由參選或由鄉黨委推選；獲勝者可直接出任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黨委退居“幕后”。四是建立非政府的社會自治組織。如農民協會、工會、學會、工商會等等，替代政府的某些公共職能，配合行政、立法、財政體制改革。這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非常普遍，要把單純的統治式治理變成共同治理，必須有非政府組織配合。現在有人嚇唬我們的當政者，說搞NGO、NPO就會導致顏色革命。許多非政府組織與執政黨配合很好，比如臺灣和南韓的農協是最擁護執政黨的，因為它給農民利益，讓農民組織起來與壟斷資本抗爭，并通過農協使國家扶助農業的財政資金能夠公平地分配，農民擁護執政黨。不要嚇唬我們的領人，說非政府組織就是搞顏色革命，這些人根本連顏色革命是什么東西都沒有搞清楚，。沒有非政府組織，社會的穩定是永遠做不到的。因為你把政府逼到極端，完全是兩極，沒有緩沖地帶。兩極是不穩定的。三角是最穩的。成立非政府組織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但有一個限制，不能搞政治組織，只能搞社會組織。五是實行獨立審判，沒有獨立審判就很難做到鄉鎮政治公平公開公正。要在試點鄉設置鄉級法院，給予法官公開獨立審判權。
實行“五合一”改革試點有兩個條件：一是經濟發達、財政富裕的鄉鎮，有納稅人意識；二是省級管理層要積極支持，尤其是省委書記有試點愿望，堅決支持。總之，中國的政治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可以從鄉鎮做起，如果失敗了影響也不大，可以吸取教訓，如果成功了，這就在推進民主政治中找到了一個支點，由點帶面，逐級而上。
因時間關系我就說到這里，謝謝大家。
燕山大講堂51期現場
互動交流階段
主持人：非常感謝袁老師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給我們講的兩個話題，這兩個話題都非常宏大，一個是社會的轉型，一個是基層的治理，在社會轉型的環節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是：大塊頭轉身不容易。袁老師也給了一個路徑，可以從基層的改革開始，提出了很多的話題，有待探討。而且具體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樣，也許在座網友會有一些問題想跟袁老師交流，以下是交流的時間，希望每一個人比較簡短地提出自己的問題，如果闡述自己的觀點請不要超過2分鐘。
“執政黨也認同權力是人民賦予的”
提問1：袁老師，我想請教一下，基層改革的動力是什么，包括上層推動基層改革、推動村治改革，他們是怎么推動的，這個動力從何而來？
袁緒程：你說“動力”這個詞，其實人的動力是希望自己生活的好一點。你問我上層和下層有什么動力，其實對于鄉村改革來說，有個利益關系。從改革的動力角度來說，我覺得承擔責任的是這個國家的上層，我認為權力上層的動力比權力下層強，但是動力強，不一定做，因為政改牽涉到方方面面問題，從中央領導同志支持仇和式改革就可以看出：最高層是非常希望改革的。但是由于中國的利益關系縱橫交錯，很復雜。需要基層有敢于做的人。比如說鄉鎮改革，有人愿意試就找省委書記支不支持這個事情，省委書記如果支持，就可以做了，這個不是中央布置下來的。中國的改革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實際是下層和上層的撞擊產生的。做事是下層做的，但上層的支持很重要。基層改革老百姓肯定歡迎，這不用說了，關鍵是基層官員有沒有動力，如果官員有動力，這個事情就做成了。為什么鄉鎮機構的合并能夠做？因為中國財政負擔不起那么多的官員，上下達成共識，改革就容易了。
提問2：目前在中國出現的基層民主、黨內民主、新聞民主，這三者你認為是什么樣的關系，這三種的民主形式哪一種最具有生命力？
袁緒程：新聞不能說民主，新聞只能說自由。在目前的情況下，新聞完全自由肯定不行，做不到，有限度地放開是我們改革的方向，所以說對意識形態的管理是個大問題。在對意識形態管理中需要統一的認識，但統一認識不能強灌，應該在一個上下共商的過程中產生，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新聞自由怎么有秩序的推進？這是個大問題，沒有解決好。至于黨內民主，我個人認為黨內民主應該在黨內科學化之后，至少同時進行。黨組織的科學設置，為黨內的民主創造條件，如果條件不準備好，黨內民主肯定會變形。我的意思是：最好是創造條件，使民主健康地持續地深入發展，而不是做個形式。談到基層民主，按道理村基層治理的權利應該給農民，比如，土地權給農民，是否集體擁有還是個體擁有應由農民自己來決定。中國自古以來皇權不下縣，農民的權利是要還給人家的，正如同要把國家的權力還給社會一樣。首先還給農民的是土地權，財產權是基礎權利。把權力還給農民，這個方向是肯定的。第二，既然把土地權還給農民，其他的權利也要相應的給農民，比如說農村的公共費用怎么使用，是修學校還是做橋梁、修醫院，應由農村人說了算。毛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執政黨也認同權力是人民賦予的。
要有制度吸收鄉民認可的精英稱為基層的治理者
提問3：我的家鄉在山東，根據我在農村呆的情況，我感覺農村的問題在于權力分配混亂，由此導致各種關系的混亂，矛盾很多。比如，我們那里的農村選舉制度很糟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怎么找到改革一個突破口。
袁緒程：你說的問題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問題，現在全國是四萬個鄉鎮，參差不齊，可能分成好幾個類別，比如我剛剛說的鄉鎮綜合改革試點，為什么要在東部呢？因為只有東部才有經濟條件實現這個東西。改革是有前提的，如果前提不存在，搞的改革就不會成功。對于您的村莊，我想首先要維護和恢復正常秩序，這個秩序誰來維護？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就談不上民主自治。
主持人：袁老師的要求比較高，他的試點是要從一個很富裕的鄉鎮開始。我想說每一個人從農村出來的人，都有義務、有責任去改變自己的村莊、恢復他的基本秩序。比如我的一個前同事，叫高戰。《南都周刊》最近發了一篇文章是《一個村莊的國慶節》，寫的就是他在蘇北新沂縣窯灣鎮自己的老家，他在自己村莊搞了一個小額貸款協會，使得這個村莊有了自己的小銀行，村民們有了自己的公共生活。他的這個村莊不是很富有，但完全有條件做村莊自治，他有良好的秩序。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有官員愿意推動做村莊自治，那是完全可能的做好的。再把目光放更遠一點，比如浙江溫嶺地區，那些村莊比較富裕，也是有條件做的。所以，請先不要認為自己的村莊亂就做不了什么事，秩序亂也許就需要你去幫助恢復秩序，請你想想，你從那個村莊走出來，自己為那個村莊做了什么呢？
袁緒程：你去當村官，我去幫你找錢解決混亂問題。（現場笑）
提問4：您剛才說的改革當中，說鄉鎮長直選.在“五合一”改革的條件中，第二條提到，在某個領域鄉鎮向省級負責。我想請問您，當這兩種制度撞擊時，怎么去解決？
袁緒程：提得好。我講向省級負責是什么意思呢？因為你的權力來自于鄉民，你要把公共服務做好，這是前提。但是，許多支農經費是省里決定的，如果省里面支持，就可以順利解決許多問題，因為在改革的過程中會碰到很多的難題，你要保證改革成功，必須得到更高層的支持，向支持者負責又有什么不好呢？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共產黨從法理上說是代表全國人民來管理國家的，這也從另一種意義上向上負責。這不就是將向下負責和向上負責結合起來了？謝謝。
提問5：您好，您講鄉鎮直選之后，鄉鎮長自然成為黨委書記。
袁緒程：這個是我個人的設想，這樣有利于吸收鄉民認可的精英入黨或成為稱職的基層組織負責人。
提問5：你提到的臺灣直選是以個人的名義參選。
袁緒程：是這樣，我解釋一下。因為臺灣是國民黨組織權力不下基層鄉鎮。而我們是“支部建在連上”，組織到村，所以有區別。二是國民黨黨權不下縣，因為國民黨本來是威權政治，順勢把縣的自治或選舉制度提出來，由縣自己來解決，發生了問題也是縣里自己負責。作為一個民主進程，作為黨的改革也好，都做到了。反過來看我們，怎么處理政權與黨權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難題？是否可學習新加坡的執政黨模式？比如說，您對社會有貢獻，是一個技術發明家、企業家，或專業人士，就吸收入黨。老百姓選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你是當地的精英，選上了村長，自然就入黨并當村支書。
現場網友提問
“選舉民主還是協商民主，要由村民自己定”
提問6：現在村里面村民自治現狀不太理想。
袁緒程：一把鑰匙打開一把鎖，有很多的鎖就有很多的鑰匙。就像戀愛，有很多的戀愛方式，全世界不止一種戀愛方式。讓村民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是精英自治還是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
提問7：您好，村莊的民主化，已經進行了很多年，我們發現在自治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尤其在選舉這一塊，選舉并不是村民直接選舉，而是一部分利益群體在操縱。現在中國村莊的灰色化，這種灰色化的治理和基層的政權一定程度上合謀的現象，你所說的基層治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袁緒程：你提的問題我也經常跟人討論。以前的鄉紳自治能夠堅持，是靠儒家的士大夫精神，這個士大夫精神在當今中國還有嗎？古代社會的鄉紳，見識很廣，還與朝廷有“契約”，有責任有權力維持鄉村秩序。我們說村民自治，如果是秩序混亂的地方，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秩序正常化以后，民主才是比較好的。我認為：如果偽民主形式把選票政治變成黑票政治，還不如采取協商的制度。村子里面誰好誰壞，大家都清清楚楚，在清楚的情況下，把村官選好，重大事情與村里面幾個重要人物商量，可能比搞假民主要好。如果我們是一個自治的社會，那就是自己決定自己。比如說在香港，在樓里面發生的事情，根本不用找任何人，自己協商解決，道理是一樣的。至于這種協商解決是選舉還是精英協商或共治，應該交給村民自己來決定，我相信村民能夠選舉一個好的形式，不要說農民沒有文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其實做的改革要與老百姓的利益關聯在一起，如果選舉與他們的經濟發展、政治權利、教育公共政策的實施不相關，他就不會關心。為什么提出“五合一”呢？就是因為有些“單兵突進”的改革使大家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就像當年民國到了，趕快把辮子剪掉，衣服還是長衫馬褂，心還是清王朝的那顆心。實施民主政治的話，必須要有民主的心態、民主生活的熏陶。自治的形式，應該交給老百姓自己來決定。上級應當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搞直接選舉民主還是協商民主。謝謝。
“我堅信NGO在中國未來會發展起來”
提問8：我是一名NGO的工作人員，我注意到袁老師在講的時候，多次提到社會組織在這個社會轉型中發揮比較積極的作用，但很多人也知道，社會的組織在目前的發展中受到很多的限制，我想聽聽您是怎么看這個問題。在未來，這些限制有沒有可能會放松？
袁緒程：您講的情況我了解，我覺得您提的問題很敏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但你一定要相信，如果你做的事是對的話，擋都擋不住。比如說，自由只能是暫時地被剝奪，不可能永久剝奪，這跟我講的村民權利是一樣的，你必須把權利還給農民。你講的社會組織，在法律里面是有結社自由的，這種結社自由在西方有兩個表達：法人組織和非法人組織都是合法的。問題在于，對于轉型國家來說，如何對NGO組織有一個正確認識和適當監管？有人以為NGO就是顏色革命的禍主，因為NGO搞垮了前蘇聯某些國家，這個東西你不解釋清楚，管理層是心有余悸的。任何新生事物，都是經過艱苦努力才能推進的，因為代表未來的東西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所以我堅信NGO在中國未來會發展起來的，因為它是社會所需要的。謝謝。
“財產公開可緩一點，但是財政公開是可以做到的”
提問9：老師強調要夯實鄉人大的實權，為什么僅僅是強調鄉人大實權，與縣人大、市人大、全國人大相比，鄉人大的實權顯得那么虛弱，你是從哪些角度來思考鄉人大的？
袁緒程：我講的是鄉鎮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模式，所以我只能講鄉人大。當然，我們不僅要夯實鄉人大的實權，全國人大的實權也一樣要夯實。我提出國家要進行財政公開，財產公開可緩一點，但是財政公開是可以做到的。存量可以不動，但流量要公開。財政要公開，人大代表的職業化是必須的。第二，全國人大代表人數太多，上千人，美國國會只有500來人。人大代表的職業化、專業化是中國改革的未來方向。縣人大改革還是市人大改革，都是這樣。我說把鄉人大建設好，因我談的是鄉政治體制改革。鄉人大不建設好，老百姓的權利怎么去保障、公共財政怎么去實施呢？這些不具備的話，單向性選舉改革能成功嗎？不可能。
袁緒程老師演講結束時，與網友再交流
“中國應該來一場哲學革命”
提問10：非常謝謝袁老師的精彩演講，您談到，實施民主需要有一個熏陶過程，有一個訓練過程，您也談到78年—89年的時候曾經興起過一個啟蒙運動，不幸的是這個啟蒙運動夭折了；你也談到，只要是正確一定會獲得生命，這個夭折了的啟蒙運動，我們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把他它動起來，使這個13億人的大國，得到一個穩定的推進和發展？
袁緒程：所謂啟蒙是普及各種現代的觀念、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和價值，90年代實際上已經深化甚至更專業了，在很多的價值上已經有很大的突破、大量引進了西方的學科，這是個進步。專業化方面比啟蒙的時候強了，啟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此后還要往專業化方向走。尤其是教育改革，學校要擔起責任來。教育是面對所有新生代的，學校的啟蒙要讓學生分清楚什么是神學，什么是科學，什么是哲學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突破傳統蘇聯哲學對中國意識形態的統治，否則我們民族的思想解放很難。我覺得應該來一場哲學革命，讓大家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從蘇式教科書里面解放出來。有個民營企業家，他的兒子問他：“爸爸，我越讀書，越感覺你是個壞人。”父親說：“兒子，你要相信你的父親是在為社會做事。”什么教導他成這樣？是我們的政治教材，可悲啊，現實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還是以這樣的書本做教材，所以這孩子不相信這個“資本家”父親。我們的很多教材還是以前蘇聯為母本，如果這種思維方式不解放，還在教“階級斗爭”，我們如何走向現代化。
提問11：基層治理，您設定了很多條件，比如說要有一個富裕的鄉鎮，有省里的支持，有縣級的推進改革的官員，同時鄉長直選，這有點困難，我想是不是直接廢掉鄉鎮，包括縣，讓他們自發地去管理。同時，您這樣選擇的試點，能夠怎么推廣呢？
袁緒程：其實我說這個“改革”，不是向老百姓訴求，是向官員呼吁的。因為在我們現在的文件里面，沒有提出以縣為單位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上面有這種意識，從縣做起更好。但是黨內文件已經有鄉鎮的“公推直選”試點。我是針對已經發生的基層改革，來完善、補充和提升。因已經搞了公推直選，我希望往前再走一步，如果沒有搞公推公選或公推直選，我可能不會提出來，就是提了也不會有人做。我是根據現在已經發生的改革，提出完善方案。搞了20年村級自治還有那么多的問題，搞了鄉鎮的公推直選、公推公選以后，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我把鄉鎮綜合政治體制改革的綜合試點提出來，供執政者參考，決不是反對搞縣政改革。
“阻力可能需要說三天三夜，我希望大家都身體力行”
提問12：在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基層治理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怎么去解決？
袁緒程：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們的阻力很大，但是我只能給你一個抽象的回答，我們的改革非常艱難，改革能不能成功，能不能達到一個彼岸，是需要我們去努力的，如果本身有希望，你不去努力，那成功的幾率是0。但如果你努力可能阻力會減少20%，你再努力可能減少30%。如果你自己的村子里亂糟糟的都不去管，期待別人去管，怎么可能？自己的事要自己管，如果你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你怎么能把它交給別人？我是希望大家都身體力行。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是解題，社會科學是尋求共識。建立了共識就能推動社會前進，阻力可能會變成動力。具體到細節上，哪個事情阻力在哪里，困難在哪里，就去哪里解決它。國家這么大，說阻力可能需要說三天三夜，不是這么一點時間就能說完的。謝謝。
主持人：非常感謝，今天的時間到了。今天的話題牽涉到轉型的問題，基層治理的問題。袁老師設計的方案充分考慮了當下的約束條件，這個設計放在理想的模式下幾乎不可思議。比如剛才有個同學提到怎么可以讓鄉長兼任鄉黨委書記。說實話，我覺得這不是個問題，對照其他的國家，比如說美國的基層治理，他往往是民主黨的議員和共和黨的議員共同組成了市鎮議會，從議員中再選出來一個當市長。基本上都有黨員身份。在我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一般來說，當地的精英都被吸收入共產黨，選成鄉長，兼任黨委書記應該是可以理解的。這牽涉到如何理解黨的領導問題。前幾天在一個社科院的會議上，有一位來自山西晉州的組織部長發言說：“我們黨的領導不要羞羞答答，我們就是執政黨，我們就得自己推薦領導人，世界上其他政黨推薦自己的領導人都是正常的，為什么我們要搞選舉？”中央黨校的黨建專家蔡霞老師的回應說，你這個問題牽涉到如何理解黨的領導，黨的領導體現在兩個系統，一個是在政權系統，一個是社會系統。在政權系統中，也需要民主，通過民主的選舉，選出優秀的黨員來充任黨的領導人。而在整個社會系統的中，黨是靠提供好的服務獲得民眾的支持。蔡老師的這番話，對我很有啟發。
今天講到第二個話題基層治理。其實我覺得有一種想法能夠實現，比如說每一個村莊應該怎么樣恢復基本秩序。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些貢獻。每個周末不辭辛苦來到講堂的朋友們都讓我心存感激，至少在座的每個人都是比較關心身外之事的人，不僅僅是關心自己。有這樣的起點和基礎，我們可以身體力行地做一些事。比如這位從山東來的朋友，你的視野可能比你村子里從來不出門的人要廣闊。如果以象群作比喻，現在留在村莊里的是老弱病殘的象，外出闖蕩的你可以說是一頭強壯的象，強壯的象應該護衛著自己的象群往前走，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個人都能成為小團隊中的那頭強壯的象，帶著你的那個象群往前走。
謝謝各位，謝謝袁老師，今天的燕山大講堂就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請來的是王軍，《城記》的作者。他來跟我們講北京城市結構調理的問題，下周見。
第3篇: 袁緒程：從經濟體制改革看教育體制改革
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已成為共識，教育體制改革能否從成功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汲取經驗？主持人希望我從這個角度透視教育體制改革。我個人也認為，教育體制改革可以從經濟體制改革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一、經濟體制改革簡述
讓我們對30年經濟體制改革作一個概括：“一個目標，三個層面，四個階段”。
1.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這個目標是明確的。
2.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層面：一是從指令性計劃機制轉向市場調節機制，建立市場價格體系。這就要求通過調放結合，逐步放開價格管制，形成自由市場價格制度。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現已放開，也由市場定價，但要素價格的改革還在進行中；
二是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及宏觀管理規則。這就要求進行政府機構設置的調整，行政體制的改革以及政府職能的轉變。雖已取得很大的進展，但遠未結束；
三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即市場意義上的企業。這就要求發展民營企業，改造國有企業，引進外資企業等等。通過30年的改革，企業（主體）基本建立，但制度規則（包括產權制度）仍待進一步完善。
3.經濟體制改革四個階段：一是起步階段，主要是恢復文革前的舊體制和探索改革的路徑及方向階段；
二是“放開搞活”，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階段；
三是經濟體制轉型階段；
四是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階段。我們的改革現在處于第三階段。
如果套用經濟體制改革“一個目標，三個層面，四個階段”的說法，那么教育體制改革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呢？
二、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問題
經濟體制改革之初，至少就“改革派”而言，改革的目標就是明確的，即經濟的市場化。但是，教改搞了30年，目標仍然是模糊的，教改向何處去？“彼岸”在哪里？至少是缺乏共識的。沒有目標，就會迷失教改的方向，就不可能有正確的改革戰略和策略。我曾經提出過，相對現在的行政壟斷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應當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我這里說的自由教育制度是指約束或規范出資人自由辦學、教師自由授課、學生自由擇校擇課的一系列規章制度。
三、關于“三個層面”的改革問題
1.關于教育“價格”和辦學機制問題。與經濟領域的產品不同，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服務型產品，它提供的效用——“知識”常常因人而異，而難以直接評價，因為傳授知識的教育歸根結底是“育人”。但是，教育的“成本”則是可以計算的。比如，教育產品若與其它經濟產品一樣完全市場化，教育（產品）的價格就由市場供求決定。反過來說，教育的市場價格就調節教育的需求，并配置教育資源。然而，教育又是一種外部性很強的產品，是縮小人與人的能力差異性和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源泉。教育歷來被社會和政府所重視，甚至被當作公共品來生產。因此，不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辦教育就應運而生。其中不足以收回教育成本的免費和低價收費的學校只能靠社會捐助和財政補貼來維持運轉。這就是當初的大學都是由公益性團體和政府來辦的根本原因。然而，此類非營利性學校往往因為“公費”而缺乏效率，這就給按市場價格收費的營利性學校提供了生存的機會，并迫使非營利學校進行某些市場化的改革，這就是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教育改革的趨勢。概括地說，美國等西方國家教育體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的半市場機制，即非營利性的自由辦學機制，人、財、物投入按市場價格計成本，產出則不完全按市場計價，這類約占學校90%；
另一類是自由的市場辦學機制，即不論投入和產出都按市場計價的營利性學校的辦學機制，這一類約占10%。應當看到，不論是否營利性，出資人在辦學上都是自由的。就我國現狀來說，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許營利性學校存在，不承認學校的營利性（但無法杜絕變相的營利性），不能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就是非營利性學校，也不存在“半市場機制”，因為其投入的價格是不能“議價”的，產出的價格也不能“自主”決定，而是由政府（教育部門）制訂的，不論是公辦還是民辦學校的辦學都不是自由的，既無生產者主權，也無消費者主權，仍然處于行政壟斷的狀態。
2.關于建立與自由的辦學機制相適應的宏觀的教育監管體系問題。現在的教育管理部門集“管、辦、評”一身，宏觀管理和微觀管理不分，學校仍然是政府教育部門的“附屬物”。改革的方向就是放權和分權以及轉變職能，也就是將教育的“主管部門”轉變為行業性的監管部門，主要是將公營學校“產權”的代理職能、教育的社會管理職能（教育的規劃、規則制訂、監管等）與微觀的教育管理職能（辦學、入學考試與錄取、學科與課程設置、授課方式、畢業制度以及供產銷人財物的管理等等）相分離。該下放的下放，該剝離的剝離，“橋歸橋、路歸路”。改革后的教育部門最終成為規則的制訂者、監管者和裁判者。
3.關于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觀主體問題。在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中，曾經發生過微觀主體的再造與市場體系及機制再造孰先孰后的爭論。雖然這兩者的生長或再造是不可分的。但的確有現實選擇問題。事實上，微觀組織——市場意義企業的再造先于市場規則的成形。正是有了成千上萬的市場生產者或交易者，市場經濟才不可逆轉。教育改革能否像經濟改革一樣，從自由教育的微觀主體再造入手呢？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在于：自由教育的微觀組織的再造要難于微觀經濟組織的再造。因為除了利益障礙之外，還有意識形態的障礙，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慮，而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易被各方面接受。此外，市場意義上企業的再造的組織規則相對單一，而自由教育的機構則適應兩種以上的規則。比如營利性規則，非營利性規則等等，這就增加了改革的難度。
從邏輯看，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自由教育的微觀主體的再造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考慮：
1）通過下放教育自主權和分權的方式，改造國有學校，使各類國有學校成為真正的相對獨立的教育主體，并按照國有資產管理法律以及非營利性學校相關法律進行登記和管理。此外，也可轉制或改制為非國有的、社會的、非營利性的學校，當然也可出售給投資人改為股份制的市場營利性學校。比如出售某些技術性、職業性的院校。
2）大力發展和改造民辦學校。正如當年民企的興起促進了國企的改革一樣，民辦學校的興起、發展、轉制或改制也必將促進國有學校的改革。可悲的是，民辦學校至今改革不到位而處于四不像地位。其中相當部分生存非常艱難。它們應當轉制或改制為不同類型的學校。轉制改制至少有四種組合：一是轉為非營利性的社會資助性的學校；
二是轉為非營利性的公營（國有）學校；
三是轉為營利性的股份制學校；
四是轉為營利性的獨資學校。
3）大力引進外資，舉辦中外合資或外資獨資學校。引進外資的“開放帶動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成功的經驗之一。我們是否借鑒其經驗，通過引進各種不同的辦學資金，開展不同類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學校的試點，推動教育體制改革及其自由教育微觀主體的再造呢？這是值得認真考慮的。
四、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階段劃分問題
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教育體制改革也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恢復和探索階段；
二是“放開搞活”的教育大發展階段；
三是教育轉型階段；
四是確定和完善自由教育體制階段。
1.恢復和探索階段。從1978-1992年前后，開始恢復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體制，就大學而言，可以稱之為蔣南翔模式。但是也沒有停止探索新的教育體制。
2.“放開搞活”的教育大發展階段。大致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教育體制改革側重于“放開搞活”，被稱為教育的“產業化”極大地刺激了教育的供給，舒緩了教育短缺的局面，甚至局部出現供大于求，即結構性的過剩。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嚴重不足既折射出行政化的應試教育的弊端，也突顯結構性的泡沫問題，它昭示著教育體制改革——即教育體制轉型的到來。
從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看，教育體制的轉型是非常艱難的。它不僅受制于利益的博弈，而且取決于決策層對于意識形態及政治安全的考量。它需要時機和條件，但一切改革都應準備預案，況且從理論（理念）的提出到政策制訂及實施至少有3-5年的滯后期今年，國家就《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問計于民，提出教育改革戰略“山寨版”也許恰逢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