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學互助團是指五四時期的學生組織。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北京工讀互助團：一場追求“新生活”的社會實驗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北京工讀互助團：一場追求“新生活”的社會實驗
北京工讀互助團是指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學生社團組織。在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支持下，由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王光祈發起組織，1919年2月成立。團址在北京。宗旨：“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特點是在互助的原則下，工學結合，以工養學。團員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主，先后發展至40余人。團員每天須工作4小時。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團員所有生活費用，由團體供給。一邊在各校聽課，一邊從事辦素菜食堂、洗衣、印刷、裝訂及制造小工藝品、販賣新書報等體力勞動。試圖通過這種組織的擴大和聯合，實現“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
第2篇: 北京工讀互助團：一場追求“新生活”的社會實驗
1920年代，受新文化運動感召，大批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開始擺脫家庭的束縛，另謀新生活。然而，從傳統家庭出走的新青年卻被現實的讀書與生計等問題所困擾。針對這一普遍的社會問題，1917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左舜生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發表《小組織的提倡》一文，提出可以通過“組織青年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的方式“改革青年生活”。左舜生的主張很快得到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王光祈的回應，二人就“小組織問題”展開討論，為了引起廣大青年關注，王光祈等將相關討論的通信匯集，刊于《少年中國》雜志第一卷第二期。此次討論后，少年中國學會即將“小組織”設想付諸實踐，召集青年建立“小組織”，踐行半工半讀的互助生活。回到1920年代的歷史現場，本文擬在五四家庭倫理革命與青年問題討論的時代背景中，追溯1920年代少年中國學會所發起的工讀互助運動，進而通過“新生活實踐”方案的失敗反思新青年的困境與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危機。
關于“小組織問題”的討論
眾所周知，為了呼喚真正意義上獨立的現代“個人”，家庭倫理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思想命題1。陳獨秀、李大釗等紛紛從個性、倫理等角度批判家庭制度，認為封建家庭是束縛個體人格獨立的一大桎梏，主張廢除家庭，認為青年只有徹底擺脫與傳統家庭的關系，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2。然而，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從傳統的家庭人倫共同體中出走的新青年，同時也意味著失去血緣、地緣與文化之根，失去與鄉土社會的有機關聯，失去共同的知識框架，面臨著新的自我認同危機。因此，青年向何處去，成為一代新青年所面臨的根本困境。針對這一困境與危機，五四前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曾有大量關于青年家庭、婚姻戀愛與人生觀問題的討論。正是在這一文化與社會語境下，左舜生發表了《小組織的提倡》一文，提出以成立“小組織”的方式“改革青年生活”，解決青年的精神、學術與經濟困境。他認為，“小組織”是青年的“精神的立足地、學問的立足地、生計的立足地”，不但可以使青年擺脫家庭的苦惱，從根本上改善生活，而且可以使青年“處現在的惡社會”，保持“人格的價值”不墮落，出了學校依舊可以求得學術上的互助3。而對于具體的“小組織”的“新生活”形態，左舜生的設想則具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他提出了六條基本原則：
（一）本團團員勞力所得的收入即為本團的共有財產。除維持本團團員極淡泊的生活和必要的設備（如家具圖書儀器等）與財蓄（最要的如死亡醫藥等費用、次要的如留學旅行等用費）外悉以充公益事業的用費。
（二）本團的會員以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者為限。
（三）團體不限于男子。凡已結婚者亦得偕其妻加入。惟男子對于本團應具的資格，女子亦必具有之。本團認女子為團員的一員，不與男子有何連帶的關系和責任。惟所生的子女，本團為根本的改良人種計，得支出其生活和教育的用費。
（四）團員與團員間，要互有人生觀的了解。對于惡勢力的掃除、精神上要歸于一致。（方法不必相同）
（五）團員對于家庭須不負經濟的責任。并且絕對不得承受家庭的遺產。
（六）團員有職業的，指（有報酬的）可從事職業。一時無職業的、可從事學問的潛修，或不要報酬的社會事業。4
左舜生所理想的“小組織”應該是一種獨立于舊社會與舊家庭的全新的空間，且追求團員精神上的一致，已具備“共產共有”的烏托邦公社實驗的雛形。從《少年中國》雜志關于“小組織問題”討論的文章可知，左舜生的主張很快得到王光祈、宗白華的積極響應，兩人分別提出了具體的實行辦法——“菜園子的新生活”與“山林社會”。王光祈對“小組織”的“新生活”的規劃是：在離城市不遠處租一可供十余人種植的菜園，建筑十余間房子，以做書房、閱報室、辦公室、藏書室之用，在鄉間實行半工半讀生活。在王光祈的理想中，這種耕讀生活，“不但是要求物質上的適宜的生活，而且是要尋精神上的快慰生活”，既可以革新人的思想，又能解決青年具體的生計問題，而且，青年“在鄉間半工半讀身體是強壯的，頭腦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牽制的”，“純潔青年”可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以謀求中國的改造5。宗白華的回應更具體闡述了“小組織”的“新生活”與少年中國學會的社會革新主張之間的關聯。在他看來，創造少年中國“并不是用武力去創造，也不是從政治上去創造”，乃是“從下面做起”，“用教育實業去創造”，“從社會方面去創造”，即“跳出這腐敗的舊社會以外，創造個完滿良善的新社會，然后再用這新社會的精神與能力，來改造舊社會”6。因此，完全可以“脫離了舊社會的范圍，另向山林高闊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通過“合力工作”的方式，“造成一班身體知識感情意志皆完全發展的人格”和一個“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的新生活空間7。在1920年代“注重實行”的社會氛圍中，在“小組織問題”討論不久，為了避免流于“只說不做”，王光祈主張以工讀互助團方式付諸實踐。他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以成立工讀互助團體的方式培養青年“獨立生活”與“互助勞動”的習慣，為新社會建立基礎。在他看來：
現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種種壓迫，欲脫離家庭另謀獨立生活，但是一個少年人初離家庭，四顧茫茫，社會黑暗又勝過家庭百倍，大有窮途之嘆。我們若先有一種適當的組織，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膽子大了，便可踴躍前來，與黑暗勢力奮斗。這是第一個理由。現在青年男女大概皆依賴家庭生活，一方面為家庭之累，一方面養成依賴習慣，終身不能獨立生活，為社會之蠹。若有一個適當的組織，可以訓練他們的獨立生活。這是第二個理由。現在社會制度不良，平民生計日艱，雖有優秀青年，亦為境遇所迫，不能讀書。若是有一個互助組織，便可自由讀書。這是第三個理由。我們大家的腦筋中都希望將來有一個新社會實現。但是若要新社會實現，必先養成一種互助勞動習慣。若有了適當組織，便可以養成互助勞動的習慣。這是第四個理由。我們天天文字上鼓吹改革社會，從未有改革社會的實際運動。這種互助組織，便是我們實際運動的起點。這是第五個理由。有了以上五種理由，我們便應該計劃一種實行的方法。8
從王光祈列舉的五點理由來看，他對“城市中的新生活”的倡導，延續了“小組織問題”討論的基本主張。“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提出，將五四家庭倫理革命的理想推進到了現實的實踐層面，以“小組織”的“新生活”為實踐路徑，“思想啟蒙”不但是一種精神的烏托邦，也是一種現實的實踐嘗試。相近的生活革新、家庭改良與社會革新主張同樣出現于青年惲代英、鄧中夏與毛澤東關于未來生活的烏托邦構想中。惲代英在1919年前后同樣萌發在鄉村組織新村的希望9,后與原互助社成員余家菊、林育南等成立了集商業、共同生活與傳播新文化為一體的利群書社，在武昌青年中間實踐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10。大約1919年秋季，鄧中夏召集到20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近似的實驗新生活的組織“曦園”11。青年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時，也曾有成立“新村”的計劃，因對“新村運動”感興趣，曾專門跑到八道灣拜訪魯迅與周作人，他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對新村理想有詳細的闡述。同王光祈相近，毛澤東同樣認為改良家庭和社會的根本在于改良生活，為了“創造新生活”，“創造新學校”與“施行新教育”是切實可行的起點，“創造新學校，施行新教育，必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新教育中，以創造新生活為主體”12。此后，他還提出了創辦在實踐模式上與工讀互助團更為相近的自修大學的主張。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里談到：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關于生活的費用取得的方法，約可以定為下列幾種：（1）教課。（每人每周六小時乃至十小時）（2）投稿。（論文稿或新聞稿）（3）編書。（編寫一種或數種可以賣稿的書）（4）勞力的工作。（此項以不消費為主，如自炊自濯等）13。
由此可見，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代初發起的關于“小組織問題”的討論，并非孤立的行為，而是當時新文化界的普遍訴求。在王光祈等人的議論中，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宏大構想被落實到新青年的生活革新，新文化運動不但意味著個體精神與思想層面的革新，同時也意味著日常生活方式的重塑。據美國學者德里克研究，五四運動后的一年里，得益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中國新文化界存在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新生活運動”，“在探索文化解放的過程中，新文化青年找到了他們能自由生活的社會空間，無政府主義者在為青年提供這樣一個空間方面，比其他任何參加新文化運動的團體所做的貢獻都大。無政府主義者許諾：他們新文化思想要改變的不是思想，而是最基本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他們發起的工讀機構，甚至包括工團，都代表著年青人可以在其中發現新生活的空間，就如王光祈1920年所說的那樣，工讀團不是簡單的實用主義機構，而是逃離家庭的青年的避難所，他們在這兒可以自由、平等地生活。”14無論是王光祈、左舜生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提倡的工讀互助團式的小組織，還是毛澤東等湖南青年倡導的工讀同志會與自修大學，以及惲代英與武昌青年群體發起的利群書社、鄧中夏等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曦園，都隸屬于這樣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新生活運動。
工讀互助團的新生活實踐
錢理群曾談到，在20世紀初的歷史舞臺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扮演著“唐吉訶德”的角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部分領導人”和“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人”不但夢想要在中國“造一個圓滿快樂的黃金世界”，而且，他們“不滿足于純思想領域的鼓吹與批判，他們更重視將‘思想’（‘理想’）變為‘現實’的實踐，注重于社會的實際改造（而且是全局的、根本的改造）運動”15。在工讀互助團的倡議發起不久，王光祈等很快付諸實踐。1919年3月北京工讀互助團正式成立，“王光祈先后聯絡了顧兆熊、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陶履恭、程演生、王星拱、高一涵、張崧年、李辛白、孟壽椿、徐彥之、陳溥賢、羅家倫等人列名發起工讀互助團，還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商議具體辦法，又邀請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等在《晨報》、《新潮》、《新青年》等刊物或廣告宣傳或演講介紹或著文吶喊，進行社會動員，擴大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影響。據李璜回憶，王光祈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運動，‘一時蔡元培、胡適都為文或助之鼓吹，或加入設計，竟促成當時北京、天津、上海的少數窮學生向工廠、商店去覓工作，而若干工商界的開明分子也曾特別為這類窮學生設備半工半讀的位置’。”16
實際上，王光祈之所以在“小組織討論”后，迅速規劃工讀互助團的實踐方案，雖與他個人早年的勤工儉學經驗、五四時期的工讀思潮相關，但最直接的動因是當時青年自殺事件的刺激。據孟壽椿回憶，王光祈“對于一般貧寒子弟最為同情，一次在李超女士的追悼會里（李女士系女高師高材生，因受家庭的經濟壓迫而自殺者），他帶著很興奮的樣子向我說到：‘我已想得一法，使寒士能夠讀書’，回寓后，即草擬工讀互助團的辦法”17。李超由于封建家族制度的壓迫與求學的挫折，積憤成疾，患病后無錢治療于1919年自殺身亡，引起極大的社會震動，蔡元培、李大釗、梁漱溟、康白情、羅家倫、張國燾等知名學者與青年學生參加了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舉行的李超追悼會。胡適認為李超“可以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產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18。
同樣引起新文化界廣泛關注的還有北大學生林德揚的自殺。1919年11月16日這位法律系三年級學生，因實業救國嘗試失敗，精神受刺激悲觀自殺。頻發的青年自殺事件使新青年與家庭、社會的矛盾以極端方式呈現出來，引發了新文化界關于“青年自殺”問題的討論。由《新潮》第二卷第二號上刊載的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關于“青年自殺”原因的討論來看，時代文明、社會制度、人生觀問題、國民性缺陷、社會生活缺陷、經濟問題等因素都被考慮到19。其中，陳獨秀敏銳地意識到了新思潮的危險性，認為新思潮“會造成青年對于世界人生發動無價值無興趣的感想”，進而造成“空虛、黑暗、懷疑、悲觀、厭世，極危險的人生觀”，并因此呼吁新文化運動應該向“實際的改造事業上發展”20。與王光祈以工讀互助團作為“改革社會的實際運動”起點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因此，工讀互助團的“新生活”主張很快得到新文化界的積極回應與支持，認為這是塑造理想青年、解決青年困境的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那么，對于五四前后遭遇精神與現實困境，在新舊文化、都市與鄉土社會之間“進退失據”的新青年而言21，工讀互助團的新生活實踐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據史料記載，工讀互助團“成立之初共分三組：第一組設在北京大學附近，共十三人；第二組設在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范學校附近，共十一人；第三組全是婦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讀互助團’，設在女子高等師范附近，也有十余人。到1920年2月，約有十個準備留法勤工儉學的法文專修館學生組織起來實行工讀，于是增設第四組”22。由第一組的簡章可知，工讀互助團的宗旨為：“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以達到“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23。其團體活動的核心在于以“做工”與“讀書”相結合的方式培養成員的“互助勞動”習慣。在“工”的層面：以石印、洗衣服、制漿糊、印信簽、裝訂書報等簡單的手工勞動為主，工讀互助團第二組的計劃較為完善，擬開辦平民消費公社（以販賣新式書報和小型日用品為主）、平民補習學校（由會員擔任教員）、平民洗衣局（即洗衣店）、平民工廠（計劃主要出產漿糊、墨水等簡單的化學工藝品）、食堂（承包法文專修館的寄宿食堂）。在“讀”的層面：以成員到北京大學旁聽，或在團內圖書室和研究室自修24。而由團員的構成情況來看，工讀互助團所吸納基本是脫離家庭另謀生活，且心懷社會改革理想的新青年，其成員構成大體如下：
工讀互助團主要成員的基本情況 25
由表格中成員入團前后的社會活動來看，工讀互助團的成員基本上是五四學生一代，雖遠離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北京，但深受新思想的影響，多持激進與純粹理想主義的態度。部分成員深陷婚姻與戀愛困境，是反抗包辦婚姻，脫離“頑固家庭”的“娜拉”，例如女子工讀互助團的易群先、李欣淑等都是“娜拉的姊妹們”，都是為“家庭的頑固——婚制的黑暗——和社會的麻木”，而出走加入工讀互助團。26在日本學者清水賢一郎看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與工讀互助團的理想目標，在追求自由戀愛和參與社會改造這兩者緊密結合的意義上是‘同構’的，標榜‘新生活’的工讀互助團，在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是個追求戀愛和革命同時實現的烏托邦。”27還有部分成員是思想激進并面臨失業失學困境的無政府主義青年，渴望通過工讀互助團實現社會革新的理想。據工讀互助團第一組成員傅彬然回憶：
大概在《浙江新潮》被查禁之前，我們就從報刊上看到北京創辦工讀互助團的消息。這消息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一則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我們向往已久；二則我們早就受了從西方介紹進來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更由于受了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工讀互助”的生活，正是我們渴望實現的理想。因此我們就和北京大學的有關學生聯系，要求參加，結果居然獲得了同意。于是《浙江新潮》被查封以后，俞秀松、施存統、周柏棣和我，就離杭去北京。這時我已經是本科四年級生，離畢業只有半年了。到了北京，“工讀互助團”已經成立，我們參加的第一團，地址在北京東城騎河樓斗雞坑七號。28
簡言之，新青年無疑把工讀互助團當做實現個體與社會理想的手段，無論對于俞秀松、施存統、周柏棣等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對于易群先、李欣淑等“娜拉的姊妹們”，工讀互助團具備個體層面與社會層面的雙重解放意義。在個體層面，對于深陷新舊文化、個體與社會沖突的新青年而言，工讀互助團意味著與啟蒙理想相一致的新生活。這一點施存統很有代表性。在他那里，對家庭的反抗直接引發的是改革社會的激情，工讀互助團則與其“非孝”的主張聲息相通。他說：“我非‘孝’的目的，并不只在一個‘孝’字，而是要據此掀起更大的波瀾，從根本上顛覆家庭制度，然后建設新社會。”29而且，他將工讀互助團當成是“將個性發揮到極致”的地方，認為“我即是團，團即是我”，團員之間是不分彼此的“精神上的朋友”，彼此奉行精神上的“純粹的愛”30。因此，對于施存統而言，工讀互助團意味著從反抗家庭到改造社會的實踐嘗試，意味著個性的極致發揮與精神共同體的實現，在工讀互助團理想的新生活中，無政府主義的純粹自我與現實社會的沖突張力得到化解。
在社會層面，工讀互助團意味著革新社會的一種可能性。“工讀”被認為既可培養“新人”，又能創造“新生活”、“新社會”，這與少年中國學會通過“團體生活的訓練”與“勞動習慣的培養”塑造“新人”謀“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的訴求是相一致的。31“工讀”不但是培養互助與勞動習慣，塑造理想青年的一種方式，也是創造少年中國的立足點。在現存史料中，缺少關于成員“工讀”的內心體驗的回憶文字，但葉圣陶寫于1921年的一篇名為《苦菜》的小說，傳達了近似的知識者通過“勞動”創造“新生活”的體驗。小說追述了作為知識分子的“我”的一次種菜體驗，確切地講是一次幻滅的勞動體驗：“我”雇來農人福堂，在屋后的一畝空地上一起種菜，因“我”將“勞動”當做“人生的真義”與“新生活的源泉”，相比較和我一起勞動的農人福堂，“我”對種菜持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勞動的過程近于藝術的過程，“勞動”所帶來的是身體感覺的恢復，自我與外部世界分離感的克服。32葉圣陶雖未明言，但實際上通過主人公的種菜體驗所連通的是“勞動”與“新人”、“新生活”的關系，與王光祈所倡導的“菜園子的新生活”的內在機理是相通的。
“工讀”與“勞動”是當時新文化界普遍接受的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可行路徑。究其思想淵源，除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造思潮，還融合了泛勞動主義、新村主義、人道主義、工團主義，以及“世界大同”、“勞工神圣”等混雜的社會思潮。33當然，在眾多駁雜的社會改造思潮中，工讀主義的影響應該是最核心的。所謂工讀主義又稱工學主義，一般來講，“工讀主義者把勞力與勞心的分離看作社會不良的根源，因此主張勞力與勞心結合，人人勞心，人人勞力，終身作工，終身讀書，實行工讀互助的新生活來改造社會，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自由平等的新社會。”34這一思潮最早源于五四時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無政府主義者李石在1915年組織“勤工儉學會”時，就曾提出“勤于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的工學主張。五四運動后，在“勞工神圣”、新村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社會改造思潮的影響下，工讀主義更是大為流行，知識界普遍認為工讀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可行路徑。35在海外勤工儉學以及工讀互助團的實踐之外，國內的其他小團體也紛紛倡導工讀主義。青年毛澤東在與新民學會會員的通信中，一再談到工讀習慣的養成對于新民學會會員的重要性，在給羅學瓚的一封信中，毛澤東寫到：“我看中國下力人身體并不弱，身體弱就只有讀書人。要矯正這弊病，社會方面，須設法造成好的環境。個人方面，須養成工讀并行的習慣；至少也要養成讀書和游戲并行的習慣。”36以青年周恩來為核心的天津覺悟社，將《工讀主義》作為覺悟社的綱領性文獻，認為工學主義是“實現人類進化，到達理想社會的基本途徑”，且將工讀主義與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并列為覺悟社研究的三大問題。37此外，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一部分學生更是成立了宣傳“工學主義”的工學會，認為要改造社會必須“工”與“學”并行，“作工”的人要“讀書”，“讀書”的人要“作工”。
工讀主義思潮背后所蘊含的個體與社會實踐意義，使新青年的覺醒由思想意識層面落實到現實的社會改造層面，無疑讓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可實踐的面向。工讀思潮影響下的新青年，不但是從傳統家庭出走的具備現代精神的獨立個人，而且是具備“讀書”與“做工”能力的“新人”，與青年的個人的覺醒相伴隨的是“社會”的自覺。在無政府主義社會改造思潮的影響下，新青年的自我覺醒是與中國的社會變革密切關聯的，青年對家庭的反抗沖動被直接轉化為社會改造的動能，其自我覺醒背后蘊含著對一個理想的公平正義社會的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新青年以成立工讀團的方式塑造“新人”，培養“社會生活”，打造“共同體”的嘗試，既是對一種實踐性社會主體的重塑，又是追求烏托邦理想的社會革新歷程。
工讀互助團的失敗與論爭
北京工讀互助團發起后，上海、天津、南京、廣州等城市也紛紛成立了工讀互助團，一時間，運動從北京擴展到全國。由工讀團具體的實踐來看，現實與理想相距遙遠，不但團員無法從根本上理解“工讀”的意義，洗衣、石印等簡單的手工勞動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也無法維持團體的正常運轉。而且，相對于“作工”，成員更傾向于“讀書”，他們對“勞動”與“做工”的理解遠遠達不到無政府主義者所理想的自我價值實現的層面。在經濟困境與情感糾紛等因素的影響下，不到半年時間，各地的工讀互助組織紛紛宣布解散，在1920年代新思想界引人矚目的工讀運動很快煙消云散。在現代中國社會運動與青年運動的思想脈絡中，工讀互助團的小組織實踐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是有限的。然而，其規模雖小，但失敗本身預示著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危機與更大的社會變革的來臨，同時，這一實踐行為本身對于理解新青年的困境、新文化運動的危機以及現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轉折也有著啟示意義。
1921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南京會議合影，前排左二為惲代英
工讀互助團失敗后，王光祈、陳獨秀、惲代英、施存統等發起者與實踐者紛紛就失敗問題展開了深入的反思與論爭。作為工讀團發起人的胡適將失敗歸因于對“工讀”理念的背離：“工讀互助團的計劃的根本大錯就在不忠于‘工讀’兩個字。發起人之中，有幾個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他們只做了一個‘工’的計劃，不曾做‘讀’的計劃。開辦以后也只做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顧全‘讀’的方面。”38從純粹工讀主義的立場出發，胡適從根本上否定了工讀互助團新生活實驗背后的社會革新與烏托邦追求。王光祈、陳獨秀則與胡適截然不同，他們延續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新立場，認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原因在“人”的問題，而非“組織”問題，新生活實踐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小組織”的社會革新思路有問題。王光祈將失敗歸因于團員“不善經營、不善計算、不善辦理”與“內部情感不洽”39。陳獨秀認為失敗的原因在于團員“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認為是“人”的暫時失敗，而非工讀互助團本身不能辦40。
此外，當時在上海參與編輯《星期評論》的戴季陶，以及親身參與工讀團新生活實踐的施存統則跳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新思路，從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立場對工讀團的失敗做了相對客觀的分析。戴季陶認為工讀互助團的意義在于解決青年“思想”與“生活”不一致的困境，當以“自由戀愛”與“協作共享”為標識。對于工讀團的失敗，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出發，根本否定了工讀互助團的可行性。在他看來：“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著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么人，沒有不受這一強力的支配。威迫個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并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作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立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余勞動時間’，更是作不到的。”41
戴季陶從資本主義生產制的特性出發否定工讀互助團的可行性，而工讀互助團的失敗至少證明脫離原有社會“另立新生”式的社會革新方法是不可行的，青年要改造社會，必須“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廠去”，與真正受苦的勞動者團結和奮斗，尋找研究的材料，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而非烏托邦式的社會革新實驗。
施存統與戴季陶持大體相近的判斷，他從自身經驗出發，強調青年參與新生活實踐的自主性，以親歷者身份，對工讀互助團的理念、實踐與社會革新理想做了歸納，認為工讀團是“做人的團體”，實驗新生活的目的在于“做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型，得一個改造社會的方針”，終極目的在于建立“一個工讀互助的社會”。42施存統重申了王光祈、左舜生等倡導“小組織的新生活”的初衷，將工讀團定位為培養“新人”、“實驗新生活的團體”，但他并未簡單將其失敗歸因于團員能力的薄弱與外在經濟的壓迫，他總結了兩大教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實驗新生活”43。施存統與戴季陶一樣，否定了工讀互助團式點滴社會改造的可行性，認為青年的出路在參與到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中。
由工讀團的失敗看，“小組織的新生活”雖然給了青年暫時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避難所，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啟蒙困境與新青年的生計、學術及事業問題，“做工”與“讀書”的結合不足以成為培養“新人”的可行路徑。某種意義上，“小組織”的“新生活”所煥發的“新人”是空洞而不及物的，無政府主義無法解決新青年的困境，新青年的失敗、新生活的幻滅，以及“新人”的危機，預示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危機以及新青年的轉折和真正意義上社會變革的來臨。實際上，以工讀團的失敗為契機，1920年代初，原本支持新生活實驗的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鄧中夏、施存統、俞秀松、何孟雄等紛紛放棄“小組織大聯合”的點滴社會改造主張。關于中國社會改造究竟是局部解決還是整體解決的問題，在工讀團失敗的論爭之外，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參與者還發生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論爭最初發生在胡適和李大釗之間，最終波及整個新文化界，毛澤東的新民學會與王光祈的少年中國學會都曾參與討論。44而且，伴隨著個體反抗與群體實踐的失敗，大約在同一時期，因十月革命的影響，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利群書社、天津的覺悟社、北京大學的平民教育講演團開始發生團體理念與實踐方式的轉變。以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成立的實驗新生活的“曦園”為例，成立之初是一個相對純粹的研究性小團體，其后逐漸由學校拓展到工廠農村，主要成員介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并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繼而主要成員加入李大釗創建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45。因此，可以說“1920-1921年共產黨的成立是以在‘五四’初期激進運動和文化中產生的學生團體為基礎的”46。
小結
1915年以《青年雜志》的創刊為契機，陳獨秀等將塑造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目標。在新文化召喚下，大批新青年成為新文化理念的追隨者、啟蒙理念的實踐主體及新文化困境的切身體驗者。伴隨無政府主義的流行，追尋烏托邦式的新生活空間成為一代青年改造社會的驅動力。然而，從傳統地緣、血緣等家庭人倫共同體出走的新青年卻面臨著結構性的困境，在個體與社會的沖突中進退失據。王光祈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提出的“小組織”的“新生活”正是針對新青年的這一困境及有關中國社會變革的思考而提出的。工讀團的新生活實踐雖然失敗了，但呈現了一代知識青年思考與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動性，展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踐性層面。而且，“小組織”實踐的失敗不但使自下而上的社會革新路徑被檢討，同時呈現了五四新文化無法“及物”的困境，新青年走出思想啟蒙與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開始重新審視自我與社會之關系，意識到在整體性的社會變革之前，五四啟蒙思想與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不過是一套虛空的知識結構，這一結構締造了新青年的純粹自我，使其與整個社會秩序發生沖突，但缺少真正“及物”的現實土壤。那么，在烏托邦消亡之后，新的歷史可能性在哪來，未來“新人”該如何形塑？1920年代中后期列寧式政黨的思想、組織與行動方式的引入，將給新青年的自我革新帶來新的實踐動能，“而新文化運動以及運動所培養的新青年正是為一種新型政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47
1 參閱汪暉：《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4期。
2 參閱鄧偉志：《近代中國家庭變革》第七章《“五四”向傳統家庭挑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左舜生：《小組織的提倡》，《小組織問題討論》，《少年中國》第1卷第2期。
4 同上。“指（有報酬的）可從事職業”，不甚通順，原文如此。
5 若愚：《致左舜生書》，《小組織問題討論》。
6 宗白華：《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小組織問題討論》。
7 同上。
8 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報》，1919年12月4日。
9 惲代英在1919年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與香浦談，都很贊成將來組織新村。我們預備在鄉村中建造簡單的生活，所以需費不多。村內完全廢止金錢，沒有私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舉一人做會計，專管對外金錢出入事，舉一人做買辦，專辦向外處購買或出售各事。村內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會食在一個地方。設圖書室，工作廠。對內如有女子兒童的教育事業，應該很注意，因為是新村全體幸福所托。對外鼓吹文化，改造環境的事業，亦很要注意。我想，我們新村的生活，可以農業為根本，兼種果木，并營畜牧。這樣做去，必然安閑而愉快。”見《惲代英日記》，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52-653頁。
10 李培艷：《從自我養成到社會改造——對惲代英五四時期“小團體”實踐的考察（1915-1921）》，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11 馬元材：《曦園回憶錄》，《團結報》，1982年10月16日。
12 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19日。
13 毛澤東：《毛澤東給周世釗》，《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一集），《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65頁。
14 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孫宜學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6頁。
15 錢理群：《“五四”新村運動和知識分子的唐吉訶德氣》，《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16 李永春：《〈少年中國〉與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9頁。
17 孟壽椿：《五四運動時代王光祈先生的奮斗生活》，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王光祈先生紀念冊》，出版地不詳，民國25年，第61頁。
18 胡適：《李超傳》，《新潮》第2卷第2號。
19 關于1920年代青年自殺現象與原因的分析，可參閱劉長林、錢錦晶：《論五四思想家對自殺現象的研究》，《史學月刊》，2003年第6期；王桂妹：《自殺：五四時代的一種精神癥候——〈新青年〉關注的兩起自殺事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顏浩：《“五四”青年動員的話語策略與價值取向——以“林德揚自殺”為中心》，《青海社會學》，2014年第3期；劉長林：《林德揚自殺的意義》，《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20 陳獨秀：《自殺論——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新青年》第7卷第2號。
21 關于五四青年面臨的“進退失據”困境，有研究者以五四時期暴斃的無名詩人李芳為個案做過研究，參閱瞿駿：《一個五四青年的生與死》，《文匯報》，2016年12月16日。
22 參閱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卷），三聯書店，1979年，第367頁。
23 參閱《工讀互助團簡章》，《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卷），第373-380頁。
24 參閱《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二組之進行》，《晨報》，1920年2月15日；傅彬然：《憶北京工讀互助團》，《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卷），第493-496頁。
25 工讀互助團成員的事跡多無法查考或信息不實，故只列舉北京工讀互助團中情況相對確定的成員。
26 李永春：《〈少年中國〉與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第179頁。
27 清水賢一郎：《革命與戀愛的烏托邦——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和工讀互助團》，吳俊編譯：《日本現代中國文學論東洋文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 傅彬然：《憶北京工讀互助團》，《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卷），第493頁。
29 施存統：《回顧看二十年來的我》，《覺悟》，1920年9月20-24日。
30 同上。
31 參閱王光祈：《少年中國運動序言》《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書》，王光祈：《少年中國運動》，上海中華書局，1924年。
32 葉圣陶：《苦菜》，《隔膜》，商務印書館，1923年。
33 關于工讀互助團成立的思想淵源，姜濤、吳小龍、潘正文、清水賢一郎都曾有過專門研究。參閱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9-59頁；吳小龍：《少年中國學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63-78頁；潘正文：《“五四”社會思潮與文學研究會》，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7頁；清水賢一郎：《革命與戀愛的烏托邦——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和工讀互助團》，《日本現代中國文學論——東洋文論》，第200-222頁。
34 郭笙：《“五四”時期的工讀運動和工讀思潮》，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65頁。
35 當時報刊上刊載了大量宣傳工讀主義的文章，“例如1918年3月創刊的《勞動》月刊，先后發表了《留美工讀會紀略》、《在美之工讀見聞》、《論旅歐儉學之情形及移家就學之生活》、《工讀主義與教育普及》、《為盛倡職業教育者進一籌》、《留法勤工儉學會》、《勤工儉學序》等多篇文章”。轉引自張媛、建農：《簡論五四時期“工讀主義”思潮》，《黃淮月刊》，1990年第2期。
36 毛澤東：《毛澤東給羅學瓚》，《新民學會資料》，第120頁。
37 二八：《三個半月的“覺悟社”》，《五四時期的社團》（第二卷），第306-314頁。
38 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載《工讀互助團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5號。
39 王光祈：《為什么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同上刊。
40 陳獨秀：《工讀互助團失敗底原因在哪里》，同上刊。
41 戴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同上刊。
42 施存統：《“工讀互助團”底經驗和教訓》，《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1920年5月1日。
43 同上。
44 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研究，參閱羅志田：《對“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再認識》（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1-145頁）、《整體改造和點滴改革：“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二》（《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5 參閱魏定熙：《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張蒙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1-203頁。
46 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第183頁。
47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頁。
第3篇: 北京工讀互助團：一場追求“新生活”的社會實驗
19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歐文在英國買下一個村莊，實驗他心中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富足的社會主義。后來，他又遠赴美國，創辦了“新和諧公社”。大約100年后，北京工讀互助團也投入追求“新生活”的社會實驗，并帶動其他一些地方試行工讀互助主義，為中國近現代史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筆。
開啟改造社會的“新生活”
近代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懷疑，最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以極其殘酷、尖銳的形式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調和的固有矛盾。五四運動則讓更多志士仁人看清了西方列強的虛偽、蠻橫及其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真面目。他們對曾經向往的資本主義感到失望，開始把目光投向蘇俄十月革命，形成了一股談論社會主義的熱潮。
工讀互助主義便來自這股社會主義思潮。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還很模糊，沒有多少人能分清科學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各種改良主義。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王光祈也是如此。
王光祈1914年進入中國大學攻讀法律;1918年畢業后，任成都《群報》《川報》駐京記者;同年夏，與李大釗等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7月學會成立后，任執行部主任。五四運動前后，他廣泛接觸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成為外來新思想的積極鼓吹者、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家。
王光祈曾寫道，一戰結束后，中國青年“對于舊社會、舊家庭、舊信仰、舊組織以及一切舊制度，處處皆在懷疑，時時皆思改造，萬口同聲的要求一個‘新生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系統介紹新村主義，描述無政府、無剝削、無強權，既讀書又勞動的田園詩般的“新生活”，迅速吸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
這年夏天，受到啟發的王光祈在《少年中國》雜志提出在鄉間搞“菜園新生活”的設想，希望“創造一種新生活的組織”。不過，這種桃花源式的幻想尚未付諸實施就化為泡影。隨后，他又籌劃將其移植到城市。12月4日，他在《晨報》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成立工讀互助團。這顯然比“新村”更加切實可行。
王光祈提出的工讀互助團，實際上糅合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倡導旅法勤工儉學的工讀主義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等社會思潮，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和空想社會主義色彩。從根本上說，它是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與東方桃花源式理想的結合，迎合了當時的社會主義熱潮，打動了許多向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會的青年。
王光祈四處奔走游說，很快得到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戴季陶、顧孟余等文化名人的支持，還得到一些國會議員甚至官僚政客的資助，不到半月就募集到1300元經費，其中張瀾、蔣介石、張靜江等都曾捐款。很多青年，包括惲代英、毛澤東、趙世炎、何孟雄等，都密切關注甚至親身參與工讀互助團，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產生很大影響。
在大力倡導工讀的名人中，北大校長蔡元培、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出力最多，一批青年男女積極響應。《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發表的當月月底，工讀互助團便在北京正式成立，參加者達數十人。大家立志要終身做工、終身讀書、改造社會、建設“新生活”，并表示要脫離家庭關系、婚姻關系和學校關系。
1920年1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國》雜志發表題為《工讀互助團》的著名文章，提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他將“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稱作“平和的經濟革命”，由此正式開啟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社會實驗。
新文化斗士慕名而來
在這群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中，有一位特地從浙江趕來，他就是因發表《非孝》一文而引起“一師風潮”的施存統。施存統是浙江金華人，1917年，19歲的施存統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經亨頤是浙江教育界領袖，受北大校長蔡元培影響，聘用進步教師，進行學生自治、職員專任、改授白話文等教育改革，一師因此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受此影響，施存統推崇《新青年》，認定“凡是《新青年》所說的話，總是不錯的了”，熱衷“真自由、真平等”的無政府主義，向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
1919年施存統寫了《非孝》一文，并于11月7日發表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文章認為，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和子女間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這篇文章充滿對封建舊傳統的反叛精神，觸動了千百年來“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浙江新潮》是浙江省幾所學校學生共同編輯出版的進步刊物。
在當局眼里，《非孝》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說。刊載《非孝》的《浙江新潮》第2期出版后，浙江省公署很快發出訓令，責成省教育廳查辦。隨后，省政府下令查封《浙江新潮》。
《浙江新潮》被查封前，施存統等人看到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消息，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北京是他們向往已久的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王光祈提出的通過工讀互助建設“新生活”是他們渴望實現的理想。于是，雜志被查封后，施存統、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四位《浙江新潮》編輯部成員慕名來到北京。
分組展開工讀互助
施存統等人到北京時，北京工讀互助團剛剛建立，得到以北大為首的教育文化界大力支持，以及社會各界的聲援資助，一切都充滿著熱情，洋溢著希望。
北京工讀互助團聲勢很大，開始成立兩個組，隨后又成立兩個組。第一組設在北大附近的東城騎河樓斗雞坑7號，主要經營食堂、洗衣及石印等，成員有何孟雄、張樹榮、施存統、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陳公培、仰煦、張伯根等13人。
第二組設在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范學校附近的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號，主要經營食堂、洗衣、小工藝（如糨糊、墨水等），還接辦附設在法文專修館的平民補習學校，團員有王恕、郭會楷、張衡沛、張純、劉晦、劉豪、羅漢、李實等11人。
第三組全由女子組成，又稱北京女子工讀互助團，原計劃設在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附近，后租定東城北河沿17號，主要經營縫紉、織襪、刺繡和小工藝。女子工讀互助團1920年1月21日即在《晨報》刊發宣言和簡章，3月底才租好房子、初步啟動，其間經歷不少困難，最為曲折的是招募團員。報名者目的各異，很少有人真正認同工讀精神。貧苦的人以為這是慈善事業，女兒在家橫豎要“吃白飯”，不如在這里把孩子養大，十三四歲的女孩子被送來，大多是出于這個原因;一些人聽說團員可以進入女高師學習，不考試就能得個“女學生”的美名，于是興沖沖地跑來報名;還有一些“太太”“小姐”聽說這是女子解放的先聲，認為是謀自由的好機會，可是得知要住在團里，自己洗衣煮飯，便打了退堂鼓。最終，致殊、冰如、張人瑞、田維、繆伯英、錢初雅、何琛媛、韓德浩（朝鮮裔）等十余人陸續加入，國會議員易夔龍的女兒易群仙曾脫離家庭、短暫參與。
第四組位于東城松公府夾道8號，主要是法文專修館的一些學生因赴法勤工儉學遇到困難，便把國外工讀改成國內工讀，發起者是劉伯莊（后赴法）、張俊杰、賴慶褆、杜大勖、趙鴻恩、李深蔭、劉鑫、張遂能、蒲照魂和吳時英。這十位同學籌集了500元，于2月4日成立售賣食品和雜貨的消費社“食勞軒”。
上述四組中，設在北大附近的第一組開展活動最多、影響最大，因而最引人注目。該組先后設立了食堂股、電影股、洗衣股、英算專修館和石印股，團員們吃住在斗雞坑7號，熱火朝天地實踐他們的“新生活”，每天工作四小時，學習四小時。
施存統、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到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后，陳獨秀特地來看望他們，詢問“一師風潮”的發展情況，各方面也都很關心他們，四個人很快在北京大學注冊、聽課，做工方面則是洗衣服、制作信封信紙。隨后，該組又來了幾位浙江一師的學生。加入這一組的還有后來成為小說家的王魯彥，他原是上海一家洋紙行的小伙計，白天做事，晚上參加愛國活動，貼標語反對奸商販賣日本紙，感覺自己的進步活動可能被老板發現了，就投奔工讀互助團而來。
沒過多久，第一組籌到580元經費，首先開辦“儉節食堂”，在北大二院對門的沙灘東口7號租了三間房子，擺了五張餐桌，墻上貼有一副對聯：“寧流額上汗，毋染手中血。”這是對當時打內戰、敲剝人民骨髓以自肥的軍閥的一種抗議。來吃飯的主要是北大師生。除了一位廚師外，掌柜、采購、煮飯、跑堂、洗碗及其他清潔工作都由七名團員分兩班輪值。早班是上午七點到下午兩點，晚班是下午兩點到晚上九點。何孟雄、施存統等都在食堂跑堂端盤、煮飯切菜。
其他幾股中，電影股有四位團員，每周一、二、三、六、日晚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專門招待女賓）、北大二院大講堂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操場放映電影，周四、五則沒有固定的放映地點;洗衣股也有四位團員，常到北大宿舍等地攬活，每天大概洗60件;石印股是后辦的，人員不固定，主要印刷信紙和信封，幾位團員曾去西城晨報館向印刷工人學習排字揀字，英國詩人愛德華·卡彭特《愛的成年》中譯本的字，就有一大半是傅彬然揀的;英算專修館原打算邀請胡適、張申府教英文和算術，但只招收到七名學生，因而改由工讀互助團成員授課。
各地實驗接連失敗
為了推廣工讀互助團，王光祈通過少年中國學會作了很多努力。他寫信給會員惲代英，希望武昌“有個同樣的事業”。惲代英正有此意，于1920年2月創辦了利群書社，成員包括林育南、蕭楚女等。不久，惲代英來到北京了解工讀互助團情況，與第一組團員們深入交談。
毛澤東第二次來京期間，1920年1月加入少年中國學會，2月到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三組即女子工讀互助團參觀，并在一封信中表示“覺得很有趣味”。3月，他與陳獨秀、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等25人聯名發起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同時，他致信新民學會周世釗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我想我們兩人如果決行，何叔衡和鄒泮清或者也會加入。這種組織，也可以叫做‘工讀互助團。”
理想很美好，現實卻很殘酷。正當各地逐漸形成工讀互助熱潮之時，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卻遭遇挫折。因不善經營、沒有經驗，“儉節食堂”營業不到兩個月就遇到經濟困難，不僅沒有盈余，反而賠了本錢。為解決“經濟危機”，團員們想過一些辦法，包括登報尋找業余教師的工作，傅彬然曾到西城一個熊姓大官僚家給小孩補習英文、數學，然而這些努力最終還是無補于事。
面對做工入不敷出、工讀難以繼續的困境，再加上親友和社會上的種種非議，團員們精神渙散，有人動搖甚至選擇退出。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召開全體團員會議，決定就地解散，各人自尋出路，該組的工讀實驗宣告破產。第二組不久后也解散了，第三、第四組艱難支撐到10月，此后再無聲息，“新生活”成了過眼云煙。
除北京外，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展了類似實驗，比較有影響的是在上海成立的兩個互助團。一是得到陳獨秀、王光祈等人贊助的上海工讀互助團。該團從1920年2月27日開始籌備，隨即遇到種種困難，最終放棄。
二是一些旅滬湖南學生發起的滬濱工讀互助團。這些學生認為，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經濟困難在上海或許不存在，因為上海是“經濟會樞”，經濟問題比較好解決。1920年5月，離京到滬的毛澤東曾參加該團洗衣服、送報紙的工作。不過，他很快發現這種小團體生活的弊端，并立刻寫信告知友人：“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滬濱工讀互助團堅持到1921年2月，團員們得出結論：“資本制度不打破，工讀互助團決沒有存在的余地，無力讀書的青年決沒有自立求學的機會。”
此外，各地發起的工讀互助團還有中國大學工讀互助團、北京毅士工讀互助團、上海女子工讀互助團、廣東女子工讀互助團、武昌工學互助團、天津工讀印刷社、揚州第八中學工讀互助團和南京師范學校工讀互助團等。這些互助團不是被當局解散，就是籌備期間夭折;1920年下半年失去發展勢頭，1921年后便銷聲匿跡。堅持最久的武昌利群書社，1921年6月毀于兵變火災之中。
在反思中另尋出路
北京工讀互助團在各地工讀互助實驗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它的失敗對中國思想界震動很大，各地報刊紛紛發文探討原因。親身參與的何孟雄和施存統感受更加深刻，何孟雄警告青年們不要上當受騙：“我在這里忠告我們青年們，自己慎重點，社會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聽文化運動功臣們的門面話。自己沒有本領，只管蓄本領去，不要上當呢！”施存統也認為失敗是必然的，并得出兩大教訓：“（一）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與他們二人有所不同的是，王光祈在反思時認為，工讀互助團的方向是對的，失敗完全是“人”的問題，是因為團員沒有工讀精神，也不夠團結。李大釗則在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失敗時認為，這是城市里地皮、房租太貴造成的，建議改到農村去進行。當然，隨著各組連連失敗，他也完全摒棄了工讀互助主義。
各組的接連失敗擊碎了北京工讀互助團團員們的“新生活”理想，他們只能另尋出路，不少人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力量，例如何孟雄、張樹榮、繆伯英等加入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早期共產黨人。
至于遠道而來的四位浙江一師學子，傅彬然回了浙江，后來參加革命;施存統、俞秀松、周伯棣去了上海，其中周伯棣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后成為研究財政貨幣的知名教授。施存統和俞秀松則經李大釗介紹。在星期評論社工作，與陳獨秀、戴季陶等人頻繁接觸，參與陳獨秀發起成立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五人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這五位最早的共產黨人中，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三人都曾參與北京工讀互助團，而且都出自影響最大的第一組。
盡管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大部分團員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但他們青年時代追求的“新生活”卻成為照亮其人生的理想之光，激勵著他們在現實社會中永葆救國之心，成為各行各業的進步力量。也有個別人“堅持到底”，如張伯根后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
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失敗后不久，1920年4月1日，王光祈遠赴德國留學，考察歐美工讀主義。他在法蘭克福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同時兼任《申報》《晨報》駐德通訊員，身體力行地通過勤工儉學而非申請庚款完成了學業。1923年后，他改學音樂，后任教于德國波恩大學，1936年病逝于波恩。
各地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打碎了很多青年的烏托邦幻想，推動了社會主義派別及成員的大分化與大改組。1920年夏季起，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施存統、何孟雄等早期共產主義者普遍接受“根本改造”的革命觀點，開始了與無政府主義的大論戰和關于社會主義的大論戰。
與此同時，作為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發起組織的工讀互助實驗的失敗，加速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主義”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擺在了會員面前。1921年7月，學會內部發生激烈爭論，革命和改良兩派明顯分化。參加會議的劉仁靜前往上海，與會員毛澤東、周佛海參加中共一大，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王光祈、宗白華等另一派則希望走出一條“中間道路”，以改良的方式改造中國。還有一部分會員選擇國家主義，組建了中國青年黨。1925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再次爆發激烈爭論，余家菊、曾琦、左舜生、陳啟天等堅持國家主義，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表示反對，最終雙方分道揚鑣。分手之際，鄧中夏對左舜生說：“我們以后疆場上相見吧。”自此，少年中國學會解散，成員徹底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回首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失敗，直接原因似乎是經濟問題和“人”的問題。事實上，這種帶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改良方案脫離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無異于空中樓閣、海市蜃樓，失敗是其必然結局。只有投身現實社會、深入工農群眾，才能找到“根本改造”的出路，挽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條出路正是早期共產黨人幾經比較后所選擇的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責任編輯趙鵬）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第二研究處二級調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