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的歷史了解黨的情況，跟著黨走。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史經典故事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黨史經典故事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第二篇: 黨史經典故事
、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第三篇: 黨史經典故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第四篇: 黨史經典故事
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第五篇: 黨史經典故事
《黨史故事——周恩來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談話》：
周恩來一生，居功之偉，他是全黨工作的典范，也是團結的典范。他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這從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即可略見一斑。
第一次談話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斗爭，最后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么辦，于是把信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后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極為重大的貢獻。
第二次談話
遵義會議開過以后，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由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么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斗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后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并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行。
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地方俯拾皆是。他們之間的斗爭，他們之間的矛盾，使我們黨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正是依托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第三次談話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余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里路，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給予了張國濤極大的尊重。因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張國燾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當時，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
毛澤東卻長期游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以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張國燾當時很感動，但張國燾隨后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于步兵輕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于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后來幸虧發現了陜北根據地。到陜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陜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陜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
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
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后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于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的前景不堪設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于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了戴笠很多中共黨內的派系斗爭。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后來從香港跑到臺灣，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
第六篇: 黨史經典故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