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同志在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戰略。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和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必須始終抓好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探析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探析
摘要：農村治理的好壞事關國家的基礎社會關系，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相關，因而在我國社會治理體系中，農村社會治理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背景下。要想實現鄉村振興，就要加強農村管理，優化農村社會治理，促進農村治理水平提升，為農村農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但在當前的農村治理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農業現代化、農民增收、基礎公共設施建設與服務等，因此，應從當前農村社會治理現狀出發，分析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意見，以此構建良好的社會治理機制。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村社會治理;共治;治理水平
進入21世紀之后，“三農”問題一直都是黨中央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農村農業農民事關我國民生根本，必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此推動“三農”的持續健康發展。在國家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社會治理還存在很多不足，必須引起重視。因此，需要認清農村社會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引入現代化的治理理念，根據當地實際優化治理機制，以適應時代變化，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農民，促使農村經濟發展。
一、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社會治理的內涵
（一）鄉村振興戰略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黨中央與國家政府一直都十分注重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之后，黨中央工作開展一直圍繞著“三農”問題，只因為“三農”問題事關我國民生根本，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是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根基。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農業現代化建設需要和農村現代化同時進行，一旦兩者不能同步，必將對農業現代化產生嚴重影響。鄉村振興戰略首次提出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這也是我國“三農”工作的一個全新起點，它是指在新的健康發展理念引導下，堅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鞏固農民主體地位，促使逐步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進而促使農村各個方面良好發展。但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離不開農村的管理機制，很有必要充分認識和把握農村農業發展的特點，優化農村社會治理，促進農村科學發展，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貢獻力量。
（二）農村社會治理
雖然我國人口總數十分龐大，但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使得黨中央在發展中格外關注農村地區，而且農業生產發展關系到國家發展的根本。一旦根基不穩，勢必發展不長，農村發展不穩定，會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直接影響。當前，社會治理尤其是基層社會治理越來越成為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在現代社會治理中，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既可能是穩定的根源，也可能是不穩定的根源。因此，必須加強和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建立科學、合理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促使農村管理水平的提升，保障農村發展呈現良好態勢。
三、我國農村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
目前，行政村仍然是我國的主要治理單位。與具有現代治理意義的城市社區相比，集中人口的數量相對較少。另外，農村人口分布廣，集中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治理工作的開展。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一）農民經濟收入不高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的經濟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不少。但和城市居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說在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西部農村，很多農民的人均月收入遠低于1000元，使得農民整體生活水平并不高。
（二）農村違法現象突出，群眾服務意識不強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推動了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文化開始影響農村，使得農村文化風貌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同時一些不良文化思想也對農村產生了影響。近些年，因為農民文化素質不高，對法律事務沒有更深的認識，使得農村違法犯罪形勢依然嚴峻。比如，農村吸毒較從前有所增加，聚眾賭博等現象還是不容樂觀。
（三）農村基礎公共服務設施不完善
和城市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相比，農村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嚴重不足，服務能力不強。首先是醫療服務，在我國農村地區，因為醫療條件差，普遍存在看病困難的問題。其次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大部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城鎮，農村條件較好的家庭都會將孩子送往城市學習。還有就是就業，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農村人口的就業能力相對較弱，他們進入城市時只能從事一些相對簡單的體力勞動。同時，農村地區其他公共服務的供應也不令人滿意。文化和娛樂設施的缺乏，使得農民在空閑時間內往往選擇聚眾賭博等打發時間，沾染惡習，對健康產生了不良影響。
（四）農村環境有待改善
因為我國農村居民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不是太強，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重。在許多農村地區，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這給農業生產帶來嚴重影響。飼養畜禽所排出的污染物不經過排污處理直接排放到農村環境中，嚴重污染了農村環境。盡管近年來政府加強了對農村環境的治理，許多村莊都煥然一新，但其中大多數僅限于美麗的村莊、傳統村莊和其他示范村莊。由于環保意識薄弱、資金不足等原因，許多農村衛生環境還是比較差，有待提高。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優化農村社會治理體系的對策
（一）增加農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要想充分有效提高農民的收入，應當重視農業生產，發揮農業作用。對此，當地政府首先應堅持用市場化、持續化的眼光培育當地農業主導產業，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生產，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努力打破制約農民增收的“瓶頸”，讓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要用工業化的理念壯大農村經濟，優化農民收入結構，積極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增強農民就業技能，拓展農民增收空間，為促進增收發揮重要作用。
（二）加強基層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完善群眾服務機制
要想完善社會治理機制，必須充分認識農村社會治理，把握其中不足之處。首先，基層黨組織與政府應當著力解決農村基層民生問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加強服務體系建設，完善服務方式手段，為群眾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讓群眾感受到改革發展帶來的好處。其次，要加強監督，完善群眾服務機制，深化民生工程監督，充分發揮黨員監督作用，拓寬民生監督渠道，并確保各項民生實事的順利執行。
（三）加強教育，弘揚鄉村文化
要想從根本上實現鄉村振興，就應從農村精神文化建設上入手，充分發揮精神文化的引導作用，營造良好的農村風氣。首先，應當充分挖掘農村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倡導現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文明風格，重視家庭文化，全面建設好農村。其次，應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建設，深化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
（四）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保護農村生態環境
鄉村振興不僅要求農村經濟發展，更加重要的是農村生態環境有所改善，以此促使農村的科學可持續發展。良好的生態自然環境是農村發展的最大保障，在農村發展過程中，必須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尊重自然發展規律，保護自然，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的統一。因此，各級政府應在農村建設中不斷推動綠色發展，以此帶動鄉村振興，實施農村生態清潔建設，加強農村環境治理，保護農村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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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探析
摘要：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治理有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實現鄉村治理法治化是實現鄉村治理有效的必然選擇。在我國法治文化、法治環境還沒有徹底形成的情況下，用法治保障每一項任務的完成顯得特別重要。但是，我國目前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法律條文不完善，當前鄉村治理法治化存在一系列新問題，必須從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角度，不斷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社會強烈呼吁鄉村振興法的出臺。本文通過對當前法治現狀分析，提出了有關鄉村治理法律條文的完善建議，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早日實現建言獻策。
關鍵詞：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治理法治化；農村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強調“全國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①]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要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因此，實現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是我們黨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為解決“三農”這個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問題提出的新擘畫，不僅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我們必須從全局性、戰略性的高度認真研究并切實推進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
一、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
鄉村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前提下，按照法律來治理基層事務，即將鄉村基層的經濟、文化等一切活動及公民的所有行為都納入法治化、規范化的軌道，運用法治方式來管理基層事物。［2］鄉村振興戰略是事關農業、農村和農民長遠發展的根本性戰略，涉及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在2018年兩會期間，習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是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因此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就要貫徹落實好鄉村振興戰略，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來實現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振興，實現農村的有效治理。
二、當前農村社會治理法治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農村基層干部依法辦事能力不足
目前農村村社干部群體中依法行政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一是少數基層干部盲目追求領導做派，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法隨言出，刻意樹立個人威信，結果造成與群眾關系疏遠。二是村干部對依法治村重視不夠，由于思想觀念、思維習慣僵化，少數村干部法律知識缺失，部分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風仍停留于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民主法治意識不強，依法辦事、管理農村事務的能力較差，導致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群眾意見較大。三是部分“村兩委”內部工作標準和議事程序不健全，給村干部違紀違法、膽大妄為留下空間，導致基層村干部腐敗時有發生，造成群眾對基層組織和村干部不信任，村民參與村民大會、院壩會的
積極性較低。
（二）農村社會環境中法律公信力較低
目前在農村基層中普遍存在公信力不足的情況。部分群眾對政府的過度依賴，當有問題產生、個人利益得不到解決和維護時，很大一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認為法律服務、司法手段門檻高，成本大，負擔不起，開始責怪政府或基層組織，習慣于依賴政府通過信訪等行政手段解決問題。同時受傳統熟人社會的影響，農村的法律環境不容樂觀，如現階段在國家大力倡導和實行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戶與農業企業主之間簽訂合同，往往由于農民的合同意識和法律素養缺乏，導致農戶擅自毀約的情況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土地的順利流轉和農業產業化發展。與此同時，在農村基層普遍設有司法所、綜治辦，村有治保委員會和治安聯防大隊等農村法治建設和宣傳機構，但相關機構的職能作用發揮不充分，服務群眾的主動性和意識不足。農村部分司法行政執法人員執法不文明、不規范、不
嚴格等現象時有發生，導致發生群眾抗拒執法的情況。
（三）農村基層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現有農村相關法律法規原則性強，規范性和可操作性不足，條文較為粗疏，規定過于原則和籠統，地方性法規的地方特色不突出，難以充分發揮指導效果。特別是當前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進程中，涉及農村投融資體制、土地使用、產業調整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遠遠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同時，在法律不完善的領域缺乏有效的鄉規民約、村規民約對干部和群眾行為進行約束，使基層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治化大打折扣。
（四）農村基層法律服務宣傳不到位
現階段普遍存在農村社會法治宣傳教育滯后。一是部分農民的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知之甚少，甚至胡攪蠻纏，以身試法，導致糾紛和惡性案件發生。二是基層法制宣傳不完善。農村法制宣傳過程中過于強調村民知法、守法，而忽略了村民學法、用法，致使群眾學法用法積極性和自覺性不夠，缺乏用法律知識依法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自覺性。三是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有待提高。農村基層的律師、公證人員、司法鑒定人員等相關執業人員的服務意識不強，發展不平衡，創新性不夠，存在對法律當事人敷衍塞責、應付了事等現象。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治理法治化面臨的新問題
隨著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改革開放40年來的農村社會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不僅為鄉村振興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鄉村振興所要求的治理有效，建立德治、自治、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帶來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農民法治觀念和民生意識不斷增強，但法治方式的運用仍然欠缺
隨著農村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農村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在農村社會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農民的法治觀念和民主意識不斷增強，農民逐步擺脫小農意識，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權利觀念、秩序觀念、自由平等觀念、民主觀念不斷得到強化，這不僅是基層法治可喜的成果，更是基層法治深厚基礎。但農民運用法治方式解決處理問題，依然有較大欠缺，人們習慣于“信訪不信法”“找政府不找市場”，習慣“拉關系、講人情、談勢力”等。
（二）現代社會治理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主體缺位現象依然突出
在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和鄉村振興過程中，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要求，地方不斷深化治理實踐，特別是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現在農村社會的治理工作格局已經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的鄉村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體現了應有的制度優勢，有力激發了不同社會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與活力。鄉村治理的真空地帶逐步形成了“動感地帶、生命地帶”。盡管如此，鄉村治理中主體缺位的現象依然突出，成為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究其原因不僅有基層黨組織的虛化、弱化、邊緣化的“三化”問題。也有鄉村自治組織、行業組織發育不全，功能不全的問題，還有外部組織管控影響不到位的問題，導致農村社會面臨的農村黨組織與黨員分離，村委會與村民分離，土地發包方與承包方分離等問題難以根除。
（三）鄉村治理的法規制度體系不斷健全，但立法不完善的問題一時難以解決
基層法治建設經過長期的努力，在法規制度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村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行政法規及法律制度共同構建了一個相對完善的鄉村治理規范體系，為鄉村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有力推進了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進程。［3］但不容否認的是，在農村社會治理方面對照法治的要求，我們在立法上的欠缺還是十分明顯的。立法沖突現象比較突出，上位法和下位法，或者不同部門法相互抵觸、相互矛盾，造成法律適用的困惑；一些立法聽取群眾意見不夠，過多地體現了部門和地方利益，造成群眾有意見，甚至不滿。
（四）農村社會結構調整深化，公共服務差異化、均衡化要求難以滿足
隨著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重視不斷加強，農村的改革力度不斷加大，使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表現在農村家庭結構的變化，農村普遍出現了“空巢”“留守”“外出”現象，另一方面，撤區并鄉和村組合并后，農村新居民組織和新社區出現引起了社會結構調整，引起了利益調整，農村矛盾日益復雜，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農村公共服務因人因地因時而異，服務越來越難，而農村公共服務資源本來就相對有限，更多的集中在村（社區）級行政中心周圍，所以圍繞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打造鄉村治理科學機制，提高治理能力水平，就顯得格外迫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治理是關鍵。我們要按照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要求，不斷探索推進鄉村治理的新途徑，從而實現鄉村治理的法治化。
（五）農村信息化趨勢日益明顯，社會管控難度日益加大
互聯網的發展深刻影響和改變了農村社會，電視、電腦、手機、互聯網在農村已經普及，不再是奢侈品，一網一世界，一指一價值。新媒體時代來臨，信息傳播使人們的思想更加復雜多變，價值選擇更加困難。因此，在新媒體時代如何管控好信息是當今農村社會治理的一道新的難題。
四、鄉村振興過程中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在鄉村治理。我們要按照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要求，不斷探索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的新途徑。
（一）著眼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不斷健全鄉村治理的制度規范體系
法律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良法才能善治。針對當前農村治理中出現的立法問題，我們要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推進治理制度規范體系建設。［4］一方面要運用科學方法，力求完善質量不高、總量不足，不適應農村新形勢新變化的制度規范。另一方面突出地方特色，要充分發揮村規民約的作用。村規民約是鄉村約定俗成，相守堅持的規范，更多地體現了德治和自治的內在要求。因此，在推進鄉村基層法治化過程中要廣泛發揚基層民主，聽取群眾意見，聚納民眾智慧，完善村民自治，突出地方特色，遵循立法規律，不斷健全完善村規民約，使之同國家立法相互配套，相互銜接，形成一個結構完備，內容完整的治理法規制度體系。
（二）著眼于激發活力，不斷健全鄉村治理法治化的組織體系
一個法治的社會應該是一個主體地位平等且充滿活力的社會，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必須有效激發社會各類主體的活力，充分發揮其作用。首先，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關鍵作用，要圍繞依法治國的總要求，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創造力和戰斗力，把黨組織資源轉化為鄉村治理的法治資源。其次，要推進基層自治和民主協商，擴大公眾參與，充分發揮農村各自治組織各社會團體和各行業協會在治理中主體作用。再次，要強化農村基層法治機構和隊伍的專門作用，建立以基層法庭、公安派出所、人民調解委員會、司法所為骨干的法治網絡，挑起農村法治的大梁。
（三）著眼重心下移，不斷健全鄉村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機制
鄉村治理法治化的基礎在基層，重點在基層。圍繞鄉村治理法治化，我們要把問題消化在基層，把糾紛調處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我們要重點開展送人才下鄉、送政策下鄉和普法下鄉活動，推動調查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公共服務下基層，把源頭管理、動態管理和應急處理結合起來，健全完善基層決策機制、風險評估機制、民意吸納評估機制、公眾利益表達機制、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及時妥善有效合法解決農村社會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顯性矛盾，牢牢掌握基層治理法治的主動權。
（四）著眼于約束權力，不斷提高鄉村治理法治化的能力和水平
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對干部群眾的素質提出了新要求。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實現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關鍵所在。首先要在樹立法律權威和法律信仰上下功夫。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有力量，鄉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法治，黨員干部要認真學法、用法，樹立法律權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矛盾問題；其次要在公正執法上下功夫。執法公正最能體現法治，老百姓也最為關心。處理農村發展中的問題就一定要規范執法行為，讓老百姓從每一件事情處理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五）著眼于以民為本，不斷創新鄉村治理的法治模式
面對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新情況，農村社會治理必須加強法治模式創新。鄉村治理法治化要順應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關注農民對美麗鄉村、平安鄉村、法治鄉村、幸福鄉村建設的訴求，通過網格管理，一站服務等，運用互聯網+模式，探索鄉村治理法治化的科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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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基層治理問題探析
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之一。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取得顯著成效，但仍存在人才匱乏、區域發展不均衡、參與度不高等制約因素。這些問題必須通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完善“三治結合”治理體系、健全農村基層服務體系等途徑來解決。
關鍵詞鄉村振興基層治理“三治結合”
作者簡介：程穎宜，中共河南省安陽市委黨校，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方向研究。
中圖分類號：D601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139
鄉村振興戰略內容豐富，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礎和政治保障。治理越有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效果就越好。
一、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取得的成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農村基層治理在實施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帶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黨的基層組織戰斗堡壘作用不斷加強
當前很多村莊利用村“兩委”換屆選舉的契機，對“兩委”干部進行了調整，配強配優了班子成員，“領頭羊”“火車頭”作用充分發揮。很多鄉鎮、村莊結合自身特點，在黨員隊伍建設上大做文章。一是普遍注重黨員的考核。根據自身實際，制定可量化的考核機制，考核導向是黨員在鄉村治理中能否發揮帶頭作用。二是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全面落實“三會一課”、主題黨日等制度。三是創新黨員學習和管理手段。針對一些流動黨員，很多鄉村都建立了微信群、學習公眾號，黨員流動但學習不耽誤。
（二）以村民為主體的組織體系不斷完善
鄉村的治理要發揮村民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在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下積極參與到村集體事務的管理監督中。其中最具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特色的就是鄉賢參事會。鄉賢參事會是一種新型農村社會組織，充分利用鄉賢在鄉村的影響力、號召力、引領力，開展鄉村治理，對基層民主協商作用的發揮是個有益的補充，同時也起到上下聯系的“橋梁”作用。另外，很多鄉村還設有“紅白理事會”，統一標準辦理婚喪嫁娶，既移風易俗，又減輕經濟負擔。
（三）基層治理方式不斷創新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基層鄉村，三者的統一主要體現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為了更好地保障基層群眾對于村莊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很多鄉村在治理過程中創新方式方法，真正落實村民的各項自治權利。一是利用微信新手段，創建公眾號和APP，村民及時知道村里發生的大事要事，及時監督黨員和兩委干部，充分發聲，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二是不斷重視和規范村民夜校，將黨的理論知識、新的形勢政策和中央全會精神傳達給村民，讓他們提高自治能力。三是創建“街長負責制”，村里每條街道都推選一名“街長”，街長負責上傳下達，匯總意見;大家相互監督，相互學習，爭當文明戶。
（四）村民自治法治德治不斷融合
落實鄉村治理，要堅持“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以德治滋養法治，涵養自治。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過程中，我國農村發揮村民的聰明才智，創新并堅持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和機制。例如，利用“照片墻”，將大家評選出的“好兒媳”“好婆婆”“好家庭”等照片張貼出來，起到表揚先進，鞭策落后的效果。再如村莊自己制定村規民約，用朗朗上口的語言將中央鄉村治理的精神和村文化、村優良傳統結合在一起，老少皆會背，潛移默化影響村民思想和行為。
二、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雖然我國在鄉村治理中，進行了很多創新，鄉村組織振興成效很大，但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影響和制約鄉村振興的弊端和短板不容忽視。
（一）人才匱乏制約基層組織建設
人才匱乏是我國很多地方鄉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突出表現為一些兩委干部年齡偏大，帶來的弊端是工作開展等靠要，思路打不開，“守攤”思想嚴重，進取心不強。造成人才匱乏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鄉村留不住人才。待遇低、晉升沒有途徑和空間，卸任后生活沒有保障，事務瑣碎責任大，往往使很多年輕有為的人放棄待在村里當兩委干部。
（二）各地方基層治理發展不均衡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體現在鄉村基層治理進程中①。造成鄉村治理發展不均衡的原因諸多，主要存在三個方面：一是自身發展可利用條件不均衡。有些鄉村紅色資源豐富、有些鄉村是精準脫貧示范村有政策和資金扶持、有些鄉村地理位置好……這些鄉村把握機遇，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經濟發展的同時村民參與鄉村自治的熱情也高漲了。反之村集體經濟上不去，村民沒有干勁，對參與村莊治理的興趣不大。二是所在鄉鎮經濟支持力度不均衡。有些鄉鎮經濟實力強，給予的扶持力度就大。在強大的經濟支持下，鄉村治理普遍層次高、發展好，村干部思路活，干勁足。但目前我國很大比例的鄉鎮經濟規模不大，對于鄉村治理的投入力度也受限。三是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發揮不一。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好，鄉村治理就好;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鄉村治理水平就低。
（三）村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還有待于提高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公民參與度不高，參與水平參差不齊。這個問題在農村的治理中尤為突出。鄉村治理中，村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不高，受村民素質的影響，治理能力也有待加強;很大比例的村兩委干部都感到“本領恐慌”，能力跟不上時代的要求，法治意識不強、黨務工作業務不熟、缺乏創新思維;對于很大比例的村民而言，村事務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利益，一般熱情不高。
（四）基層政權建設仍需加強
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關鍵是基層黨組織建設。基層黨組織能夠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的鄉村，基層政權牢固，基層群眾自治開展的好，村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參與自治熱情高，鄉村治理良好。有些鄉村，兩委干部干勁不大，畏難情緒嚴重，工作中私心較重，村民自治很難順暢開展下去。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必須充分發揮出來，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轉變發展觀念、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創新管理的方式方法、重視基層民主的發揮和制度的健全、干部要轉變工作作風。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完善我國農村基層治理的幾點思考和建議②
（一）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1.強化組織體系的核心地位
我們應該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要求強化組織體系的核心地位。
一要選好配強村支部書記。村支部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和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二要強化黨員在組織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村務監督委員會發揮作用，在村民自我監督中起到關鍵作用;在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占一定比例，在村民自我管理中起到引領作用。三要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提升黨組織和黨員的威信和影響力。
2.規范黨員制度化管理
加強農村黨員教育、管理、監督制度化。一是“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二是黨員量化積分考核辦法得到落實。三是全面落實“三會一課”、黨員主題日等制度，使黨的組織生活嚴格起來，增強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
（二）促進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
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發展是“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內在要求，能夠滿足國家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雙重現實需求。
1.不斷創新村民自治
基層群眾自治在農村的表現就是村民自治，是鄉村治理得以實現的有效途徑。我國非常重視基層群眾自治的發展，鼓勵和引導群眾自治方式的創新。目前，普遍推廣的是鄧州“4+2”工作法，一些鄉村還結合自己治理需要，演變出了“4+2+1”“4+2+N”等方法。各地方要精準施策，在農村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議、民主監督等環節進行大膽創新，使基層民主得以健康發展。
2.提升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
實現鄉村治理，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提升是應有之意。根據《關于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要求，提升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有以下幾個切入點③：一是以增強農民法治信仰為著力點，加強新時代農村法治建設，促振興保發展;二是培養和提高基層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三是規范農村執法司法行為，讓農民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四是探索發展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努力實現法律服務零距離;五是扎實開展農村法治宣傳教育，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用法守法能力水平。
3.推進鄉村德治建設
推進鄉村德治建設，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村民行為，創新各種方式方法樹立道德模范、美好家庭，樹立良好的風向標。發揮新鄉賢的典型示范和道德壓力等作用④;重視村規民約對村民的思想引領和行為規范作用，推進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三）健全農村基層服務體系
1.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
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極大激發市場活力的戰略舉措。按照國家的相關改革動向，各地區應繼續抓住“放管服”改革這個牛鼻子，促進創業創新、穩增長保就業，讓企業和群眾擁有更多獲得感。持續開展減證便民行動，著力搭建平臺、精準服務，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營造良好生態。發展“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務。讓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將事情辦妥，從繁瑣的辦事流程中解放出來。
2.加強基層服務體系配套設施建設
按照《鄉村治理體系構建計劃》要求，一要按照每百戶居民擁有綜合服務設施面積不低于30㎡的標準，加快農村社區綜合服務設施覆蓋。二要實施“互聯網+農村社區”計劃，推進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建設。三要培育發展農村社區社會組織，加強農村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健全分級培訓制度。
總之，鄉村治理既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組成部分，更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我們要發展和完善“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將我們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
注釋：
①劉春燕.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體系探究[J].南方農業，2018，12（24）：106.
②依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相關規定和部署提出建議。
③依據《關于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
④劉景林.公眾參與助力鄉村振興[J].新農村建設，2018（1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