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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4篇
【篇一】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文革時期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外部原因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個人崇拜；外部原因
摘要：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毛澤東個人崇拜膨脹，并產生了一系列社會消極影響。毛澤東受到個人崇拜的原因除了其個人魅力和晚年的錯誤判斷，外部原因也是多樣、富于變化的，其中包括歷史遺留思想、蘇聯影響和黨內的種種問題。
一、中國封建的皇權思想深入人心
在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帝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皇權是等級制度的頂峰。而這種至高無上，不僅僅表現在權利的絕對性，還表現在皇帝一定程度上是人民群眾的精神信仰。“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等深入人心的觀念影響并統治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直至農民運動太平天國政權建立，這種思想仍然興盛：“天王”洪秀全一方面利用《天朝田畝制度》把封建農民階級的平均主義推向了革命的頂峰，但是另一方面卻大肆宣傳所有這些都是“上天”的恩賜。而且其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宣稱“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由此可見，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廣大的人民群眾深受儒家學說“性善論”“人治”“君權神授”“朕即國家”的封建傳統文化的影響，從而使得皇權主義在中國一直處于沒有約束的地位，封建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人民群眾沒有掌管自己命運的權利，而對于皇帝只能是唯唯諾諾、惟命是從，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真命天子”的身上。每一個封建腐朽的王朝倒臺以后，人民群眾就開始期待“明君”“圣君”的降臨，這種封建的對皇帝惟命是從的“人治”思想可以說影響了中國人民群眾幾千年，直到現在仍然是根深蒂固、影響深遠。[1] 由此可見，這種皇權領袖的思想在群眾心中根深蒂固，成為一種難以改變的慣性思維。
從“封建帝制”思想到完全的民主思想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較為徹底的思想解放、穩定的社會秩序、民主的政治制度。前兩個條件看起來在文革前已經部分滿足，但實際上，盡管自1901年孫中山推翻帝制之后，到五六十年代，盡管經歷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等思想解放運動，但這些運動對群眾特別是中下層群眾的民主思想覺醒的作用還是有限的，加之當時社會環境很不穩定，軍閥混戰，并不具備民主思想發展的條件；持此之外，歷屆國民政府都缺乏民主的基礎，甚至還出現了復辟帝制、獨裁等現象，而這些都不利于民主思想的發展和皇權思想的消亡。因此 “皇權思想”的另一種形式“個人崇拜主義”在人民群眾中還有巨大的思想基礎。所以，正如相智敏先生在《淺議毛澤東個人崇拜現象的歷史根源》中所言 在中國的新民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重大成就以后，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的地位和歷史功績在人民群眾失去了對封建皇帝的崇禮膜拜繼而轉向了他的崇拜和神話。中國人民反抗了中國的封建皇帝幾千年，為此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民群眾不計其數，然而在近現代社會，其懷揣著對于毛澤東的深厚情懷，人民群眾覺得唯有以帝王之禮對待毛澤東才能表達心中的那份無法言狀的特殊感情。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也有類似的結論：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個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產經濟的產物。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后，即使剝削階級消滅了，小生產經濟已經由集體經濟所代替了，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了，但是舊社會的腐朽的、帶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殘余，還會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保存下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個人崇拜也就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這種習慣勢力既然在社會中還存在著，也就有可能給予許多國家工作人員以影響，甚至像斯大林這樣的領導人物也受了這種影響。個人崇拜是杜會現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當像斯大林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也接受這種落后思想的影響的時候，就會反轉過來再影響給社會，造成事業的損失，有害于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毛澤東成為了拯救民族的英雄，并最終成為了新中國的領袖，“皇權思想”下的人民群慣性思維給毛澤東以帝王之禮來表達對他的崇敬，在文化大革命的外部因素的催生之下并最終演化為了大規模的盲目的個人崇拜。
二、蘇聯原因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20次黨的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向大會作了總結報告。但是，在會議結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又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 報告中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并且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行了徹底的批評，甚至對斯大林本人的一些功績也幾乎進行了全盤否定
“同志們！為了不重復過去的錯誤，中央委員會宣布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我們認為，斯大林被過分考大了。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巨大功績的。問題由于上述情況而復雜起來，即上面所講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時，在他領導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還相信這一切乃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輕率的暴君的行為。他認為這是為了黨和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成果的利益所應該做的事。整個悲劇就在于此。”??并且做出了如下的決議“第一，布爾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復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斗爭。”[3]
而中共對待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斗爭有一個認識變化過程。蘇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共力求全面評價斯大林，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錯誤作過比較確切的全面分析，并指出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危害：“列寧主義的路線而在國內外人民中獲得很高的榮譽的時候，他卻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于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系群眾，必須發展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又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4]。”同時，在原則上支持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斗爭：“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斗爭，正是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阻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斗爭。……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斗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此外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1956年黨的八大都作出了防止個人崇拜的有關規定。[5]
但是，隨著兩黨論戰的持續加劇，中共的態度有所變化:在區分了“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之后，就只反個人迷信，而對個人崇拜甚或抱有某種好感，并且把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勇敢之舉，指斥為“違反了列寧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系的完整學說，”“實際上丑化了無產階級政黨，丑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丑化了社會主義制度是為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開辟道路。”蘇共二十二大后，中共對個人崇拜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共產黨通過否定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而全力維護斯大林。
1963年9月13日，《紅旗》雜志發表的《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系統地批駁了蘇共領導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中共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是走向修正主義的第一步，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再次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蘇共領導系統化走向修正主義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看來，蘇共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是與斯大林不同的道路。[6]
毛澤東認為，個人崇拜有正確和不正確之分，對正確的個人崇拜必須堅持，不正確的個人崇拜要進行批評。很顯然，中國是需要個人崇拜的，毛澤東成為未來世界革命的領袖時也是需要個人崇拜的。
因此，中蘇論戰在理論上否定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必要性。
中蘇論戰的實質，既是國家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也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一場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之爭。論戰對全局指導上日益“左”傾的中國政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激烈的論戰，使得中國共產黨錯誤地否定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錯誤地肯定了中國需要個人崇拜。中蘇論戰使得中國未能將蘇聯在個人崇拜方面流血的經驗吸收，而是又重新走了蘇聯的老路，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最終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三、國內因素
（一）反革命集團的利用
“林彪對毛澤東的造神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廬山會議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前。在這個階段中，林彪頻繁地頌揚毛澤東。１９５９年９月在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吹捧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第二個階段，從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到“文革”開始。以七千人大會為標志，林彪把個人崇拜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不顧事實、真理和原則，阿諛奉承毛澤東。
他說：“困難局面的出現，恰恰是由于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那么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本來，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失誤及其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負有重大責任，但林彪反而說這是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結果，阿諛之相顯露無遺。
第三階段，整個“文革”時期。“文革”開始后，林彪等人煽動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曠日持久的“造神”運動。
1966年，林彪發表了著名的“5·18”講話，極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講天才論，聲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同年9月18日，他又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語錄》是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的摘錄，中國人民人手一冊。林彪凡公開露面，必手舉語錄頻頻晃動。“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在林彪的帶動下，整個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
持續不斷的造神狂熱，最終形成以下一些觀念：
第一，由于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話“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檢驗人們思想和言行正確與否的標準只有一個，這就是語錄標準，就是毛澤東不時發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說過、寫過的每一句話。
第二，對于毛澤東的每一句話，每一條指示都必須“毫不走樣”地貫徹執行，“一切照辦”。革命與反革命，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歸結到一點，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實際就是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
第三，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最能體現他偉大天才的，是他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馬列主義嶄新階段的主要標志。因此，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又集中表現為對待“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這三條也是“文革”期間達到頂峰的個人崇拜的主要內容。”[7]
其實，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論”的真實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為自己搶班奪權奠定基礎“，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然而他的主觀目的卻在客觀上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
除林彪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圖謀不軌的反革命分子利用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來謀求一己之力，而不顧全國人民與社會主義事業。
1958年3月8日至26日成都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么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就在成都會議之后兩個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這些反革命集團和個人利用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推波助瀾，通過大肆吹捧、造神等行為來為自己謀求政治地位的提升或者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些人的行為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擴大，并最終導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二）黨內人士的妥協和錯誤判斷
薄一波后來在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由于毛主席的偉大功績和崇高威望，在我們黨內，從上到下，幾乎都認為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也不會發生錯誤。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總是從自己方面檢查，找原因。長期以來，在我們腦筋里，的確形成了一個思想框框：毛主席說對，就對，說錯，就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這也就在事實上助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在毛澤東個人崇拜已經成為風氣的情況之下，試圖指出這種錯誤的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人士紛紛遭到批斗。彭德懷試圖阻止個人崇拜風氣的擴散，最終卻被批判為某反派、野心家， 使得黨內人人自危，并且由于毛澤東的豐功偉績，英明正確，一個時期內，不少人”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而對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必去大躍進、人民共社會化運動等沒有識別和抵制，許多黨內人士選擇了妥協與服從，而這些因素都使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無法得到遏制，從而被反革命集團大肆利用。[8]
同時，黨內人士當時對個人崇拜的危害認識不足，沒有從斯大林現象上切實地看到危害，而錯誤地判斷對毛澤東的崇拜仍然是對領袖的愛戴，認為這種愛戴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因此未能及時制止，做出相應的舉措。
（三）文革期間民主與法治的破壞
1959年廬山會議滯后，黨內的民主生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黨內的檢察機關功能逐漸衰退，直到文革期間停止工作，黨的九大黨章取消了黨內民主、集體領導、黨員權利和義務等重大組織原則和紀律。十大通過的黨章更是完全肯定了九大的。實際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和原則的破壞使黨員毫無權利科研，言論自由受到了極大地限制，根本無法順暢地表達自己的一件，也就難于抑制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
而當時的政治管理，權利高度集中于個人手中，無論是監督制約機制都不健全，甚至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完全癱瘓。從黨凌駕于法律，到個人凌駕于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革部分)》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有如下內容：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個人崇拜的現象隨著文化大革命最后無法遏制，給黨和人民、政治經濟文化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小結：
通過分析文革時期毛澤東個人崇拜問題的外在因素，可以看到個人崇拜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腐朽思想文化為基礎、中蘇論戰中催生、黨內的錯誤判斷、部分反革命集團利用、民主法治缺失的多重作用下形成并最終產生巨大危害的。由此可見，解放思想的必要性，這是基礎性的。黨內民主，黨的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做出正確判斷的重要性，這是遏制的關鍵。民主法治的必要性，這是最后一層防線，最不可缺的一環。正是這些環節的缺失才導致了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其中尤其應該強調的是民主法治這最后一層防線的建立。
[參考文獻]
[1][2] 《淺議毛澤東個人崇拜現象的歷史根源》 相智敏
[3][4] 《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魯曉夫
[5]《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 《人民日報》刊
[6]《中蘇關于斯大林問題論戰的再思考》 李楠
[7]《林彪制造個人崇拜的幾個階段》 劉吉
[8]《毛澤東與“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 彭厚文
【篇二】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1942延安整風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整頓黨的作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運動。為了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糾正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從此開始了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 。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大革命失敗后黨內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系統總結。通過整風運動，提高了黨員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延安整風運動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共計3年多時間，是分兩期進行的：參加整風學習的干部大體分為三部分：一是中直、軍直系統；二是西北局、陜甘寧邊區系統；三是中央黨校系統。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約1年半時間。第一期整風學習帶有試點性質，參加這次整風學習的干部，共約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間至1945年4月，近兩年時間，這是延安地區和陜甘寧邊區全體黨員干部普遍參加整風運動的階段。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干部，共計1萬2千余人，包括全黨范圍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的有6、7千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時，中央黨校是空前地擴大了，全校共分為6個學員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黨校第一部。為了加強對全黨整風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決定成立總學委，毛澤東為主任委員；總學委下設分學委。此時，中央黨校由毛澤東兼任校長，彭真任常務副校長。當時延安中央黨校成為全黨整風運動的重點單位。
歷史背景
主要起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是有著深刻歷史背景的，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歷程有關。
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延安整風之前，中國共產黨曾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盡管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于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并未做出正確的結論。此后，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但是由于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范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八一南昌起義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共產黨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后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皖南事變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后方去，但這個計劃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盡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歷史條件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為共產黨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后，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干。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復雜斗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其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并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條件。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并不穩固。尤其是王明回國后，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出挑戰。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斗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時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斗爭的最終勝利，為開展整風運動提供了條件。
基本過程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在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于1942年正式拉開了帷幕。延安時期的全黨整風運動按毛澤東的部署，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思想動員階段
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先后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了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兩個報告實際上是發動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會后，各單位均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并制定了學習計劃和檢查工作計劃，普遍和充分地向黨員、干部做了思想動員。
整頓三風階段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進一步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驟做出明確規定，從此開始了以整頓三風為中心內容的全黨整風。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這是延安整風的中心內容。毛澤東著重指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毛澤東認為，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必須加以反對。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因此必須反對黨八股，才能使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無藏身之地，實事求是的、生動活潑的創造精神才能發揚，馬克思主義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總結學習階段，各單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風學習進行總結。
總結經驗階段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六大以來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延安整風由此轉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并做出結論。
當時，廣大干部主要圍繞《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史文件匯編，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同時還先后召開了多次座談會，毛澤東也做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針對同志們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六大以前
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大家普遍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更好地認識黨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問題，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充分討論和反復修改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結論，并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杰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勝利結束。
總結
延安整風運動資料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深遠影響
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后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第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上毛澤東個人意識與全黨意識相統一
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識。1930年他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顯露思想萌芽。在經歷和總結“左”傾教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遭遇失敗的經驗教訓之后，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具體化的觀點。1939年10月，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雜志寫發刊詞，“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對黨創建以來的歷史進程、黨的建設基本問題以及經驗進行闡述和總結。1941年5月，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風運動開展之前的情況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全黨認識上還遠沒有確立。這一狀況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得到改變。1942年任弼時在筆記中談自己參加整風運動體會時說：“過去的二十一年，雖然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過程，但是真正自覺地認識普遍真理與革命實踐要密切結合的重要性，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當時任弼時已是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又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他的認識很能說明問題。
在延安整風前，教條主義在黨內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許多人把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過整風學習，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現了建黨以來最大規模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這樣，就使廣大黨員和干部逐漸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端正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明確了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歷史已經證明，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
第二，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
毛澤東思想
在延安整風前，盡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于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并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中共黨史著作一般都以遵義會議作為毛澤東全黨領導地位確立的標志，符合歷史事實，但事情又遠不是這樣簡單。首先，領導地位和領袖地位不完全一樣，歷史資料顯示，用“領袖”一詞來稱呼毛澤東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現在延安的報刊雜志上。該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其中說到毛澤東是“公認的領袖”，但在前面加了“在黨的工作中”的限制詞。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應指出的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撰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于我們黨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斗爭，但由于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鑒于此，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四，對我黨當代政策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昭示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至為重要。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能夠經受住長期執政、對外開放和面臨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的黨員和干部，面對著長期執政和對外開放的新的復雜環境，能不能夠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和始終不渝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及其反動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侵蝕；能不能夠徹底地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的伎倆實現其破壞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這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歷“文革”動亂，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于低潮之后，我國知識界一些所謂“資深學者”和“著名經濟學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帶頭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強勁的“抹黑風”、“栽贓風”和“翻案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和“急先鋒”。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隨心所欲地往毛澤東頭上潑污水，百般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和丑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實踐；竭力鼓吹在我國實行私有化，千方百計地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顛倒黑白地為陳獨秀、王明、張國燾、高崗、林彪等人翻案，在黨內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后果是極其嚴重的。我們回頭想一想：蘇聯是怎么垮臺的？不就是因為蘇共“二十大”之后，在蘇聯的知識界帶頭刮起了全盤否定斯大林和丑化蘇聯光榮歷史的狂風惡浪，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從而在短短30多年時間內，就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慘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從中汲取沉痛的教訓。
延安整風運動對全體黨員干部的要求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總結歷史經驗，樹立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全國解放后，毛澤東曾多次說過：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過好“戰爭關”、“土改關”和“社會主義關”這三大“關口”。“戰爭關”和“土改關”是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關”是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廢除私有制，是搞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頭腦中樹立了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同志，才能過好這三個“關口”。所以，徹底改造世界觀，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上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任務。當我們黨和革命在前進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難和遭到嚴重挫折，尤其當發生如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之時，有些人便會暈頭轉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彷徨、動搖和分化。在此形勢下，其中大多數人能夠通過學習和實踐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成為共產主義者，但也會有少數人依然頑固堅持其舊有的立場，而與黨分道揚鑣。
時代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是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必須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風運動的好傳統，好作風，我們必須代代相傳，并不斷地發揚光大，使之永遠成為我們黨的傳家寶。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主編了《六大以來》一書，提供給黨的干部學習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行的高級干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此，開始了對全黨高級干部的整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并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由此，整風運動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表長篇講話，指導和推動了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開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延安和全黨的整風運動。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進行整風。
1943年下半年，毛澤東又領導糾正了延安審查干部運動中反 特斗爭擴大化的錯誤。
1943年10開始，延安整風運動轉入總結提高階段，即黨的高級干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的階段。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傳達 了中央政治局關于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方針和黨的歷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結論。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偉大貢獻，公認毛澤東是全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黨的第一次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篇三】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20世紀40年代，我們黨開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史稱延安整風。這次整風的目的，主要是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簡稱“三風”），使全黨上下思想保持一致，以便更好地團結起來，最終奪取革命的勝利。那么，這次整風為什么把反“三風”作為主要目標？經歷這次運動之后，黨內發生了什么變化？對于今天黨風建設又有哪些啟示？我們作一些探討。
“三風”的根源及危害
我們黨成立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黨在思想、理論等方面準備不足，也不夠成熟，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及黨內相關問題時常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延安整風之前，我們黨先后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尤其是以王明為主要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給我們黨和中國革命造成過極其慘重的損失，甚至差點葬送了中國革命。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從此黨和中國革命才走上了獨立自主的正確道路。
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曾長期得到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未能從思想根源上進行徹底清算，因而不久又死灰復燃。全面抗戰爆發后，1937年11月末，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后，竟由過去的極“左”立場轉到極右立場。這次他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共產黨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歷史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但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于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圣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響。
黨內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宗派主義在個人與黨的關系上，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向黨組織鬧獨立性；在組織上，任人唯親，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的庸俗作風帶到黨里來；在黨內關系上，只強調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在和黨外人士的關系上，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尊重人家，不學習人家的長處，不愿和人家合作等。宗派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張國燾。在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個人主義膨脹，搞分裂黨和紅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
以王明、張國燾為代表的錯誤思想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其集中體現在學風上的主觀主義、黨風上的宗派主義、文風上的黨八股。這些錯誤思想作風不僅在黨內有著深厚土壤，而且還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盡管它們后來并不占據主流地位，但在黨員干部中還存在著影響。尤其隨著抗戰已進入最艱難的相持階段，如果對這三種作風不加以改變，黨的正確路線就難以得到執行，黨也難以完成肩負的歷史使命。
用整風的辦法整頓“三風”
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開始從軍事上、政治上糾正以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特征的“左”傾和右傾錯誤，但還未來得及從思想上徹底清算這種錯誤，黨的干部對這種錯誤的思想根源還缺乏深刻認識。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行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我們顯然是不能順利前進的。1941年5月、1942年2月，毛澤東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標志著延安整風的正式展開。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中心內容，也是首要內容，其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的問題。為提高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中央規定黨員干部必須學習《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干部學校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四三”決定》，以及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農村調查序言》、《改造我們的學習》等篇章，建立相應的學習檢查監督制度。在此基礎上，中央大力提倡調查研究，推動理論聯系實際。其間，中央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廣大黨員和干部通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狀況，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學會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張聞天率調查團在陜北和晉西北進行了一年多的調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調研報告。在中央領導同志的帶動下，當時讀書風氣之濃厚、研討問題之深入、調查研究之普遍，在黨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什么叫理論，什么叫理論聯系實際，什么叫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什么叫實事求是，這些基本概念、基本道理，經過延安整風都在全黨深入人心，并由此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統一的觀點以及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黨風，是延安整風的另一個內容，主要是加強黨的紀律，克服本位主義、鬧獨立性、自由主義等傾向，端正黨的組織路線。為此，黨中央大力倡導黨員干部學習《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整頓黨的作風》、《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反對自由主義》、《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陳云同志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以及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這對于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延安整風還通過總結歷史經驗、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式來解決宗派主義問題。當時最有影響的是中共西北局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會議一開始就討論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會議在十多天的討論中，展開了尖銳的批評，主要集中地揭發和批判了朱理治等“左”傾錯誤，澄清了陜北黨的路線問題，肯定了劉志丹等同志執行的是正確路線。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關于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講演，對于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起了重要作用。會議經過回顧總結黨的歷史、認真地學習討論和尖銳地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邊區黨在思想上、政策上、組織上和作風上得到了統一，有力加強了黨的領導和團結。這次會議前后共開了80余天，在整風運動中占有顯著位置和示范意義。
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是延安整風的第三個重要內容。關于整頓文風，毛澤東強調，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在整頓文風中，各文教單位是重點，主要是檢查工作中的形式主義，檢查寫文章、作決議、發指示中的八股文風。在整頓文風將近結束時，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了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參加會議的是在延安從事文藝工作的黨員，共50余人。會上劉少奇、陳云等都作了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對促進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改造世界觀，創作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形式主義和八股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經過整頓，黨內文風有了明顯變化，無論是寫文章、發指示，還是作報告，人們不再空泛議論，而著眼于解決實際問題了。這種文風的改變，反過來也推動了對學風中的主觀主義改造。
整風運動的歷史經驗與啟示
延安整風是一次全黨范圍內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以獨特的方式解決了黨內長期存在的三種不良作風，給予我們深刻的歷史啟示。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樹立理論聯系實際的良好學風。延安整風始終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放在基礎地位，并貫穿于整風運動全過程，使整風運動成為我們黨建黨以來一次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育活動。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開始形成并逐漸確立指導地位。最有說服力的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的159篇文章，有112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撰寫的。
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延安整風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條件。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自我批評是基礎。把“反省自己”貫穿于整風運動全過程，是延安整風的一條重要經驗。通過自我反省，許多同志幡然覺悟，認識到共產黨人必須加強世界觀改造，提高黨性修養。時隔數十年之后，有的同志仍深有感觸地說，正是在延安整風的氣氛下，才真正體會到認識自己比認識別人更難，組織上入了黨，還要努力在思想上入黨。
始終重視加強領導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延安整風從黨的高級干部學習黨的路線問題開始，中間經過全黨范圍的整風，在廣大干部中糾正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作風，然后，又轉到黨的高級干部學習理論和路線上來。正是由于黨中央重視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理論學習，問題解決得好，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實際行動在黨和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好的形象，才保證了延安整風健康發展，極大促進了黨的思想政治建設。
延安整風留給我們不少寶貴經驗，這對于今天乃至未來加強黨的建設，尤其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篇四】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
延安整風精神淺談
作者：譚虎娃 《光明日報》（ 2015年06月13日 11版）
延安整風運動是1942年到1945年4月七大召開前，黨在領導敵后抗戰的同時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場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它為全黨樹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延安整風運動中形成了以求知、求實、求真、求新等為主要內涵的整風精神，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借鑒延安整風經驗，“以整風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整風精神嚴格黨內生活”。
延安整風精神是一種“擠”“鉆”的求知精神。延安整風運動是全黨干部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而全面的學習和把握。學習和應用吸收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的一切優秀成果的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具有豐富的、具體的社會知識與科學知識做基礎，而且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面對干部工作繁忙學習時間少，有的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論素養差等問題，1939年5月毛澤東在《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沒有工夫，這已成為不要學習理論、躲懶的根據了。共產黨員不學習理論是不對的，有問題就要想法子解決，這才是共產黨員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間，想一個法子，叫作“擠”，用“擠”來對付忙。看不懂也有一個辦法，叫作“鉆”。延安整風運動首要的就是以“擠”“鉆”的求知精神為導向，從“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的政治高度出發，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當然，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要把“擠”“鉆”內化為一種精神狀態，而且要外化為切實可行的制度，即堅持自上而下的組織領導，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在精讀的基礎上做少而精、不求數量但求質量的筆記，以及按時檢查、測驗。通過精神的引領和制度的保證，“造成一個風氣”“造成一河大水”，使得黨員領導干部舍棄閉塞頭腦、窒息思想的主觀主義和自以為萬古不變的方式方法，愿用、能用、善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分析、解決問題，從而推進黨的事業的大發展。
延安整風精神是一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求實精神。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實事求是更是貫穿其始終。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這一概念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做了新的科學解釋，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內容；同年年底，毛澤東給中央黨校確定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辦學方針。1945年，毛澤東為七大紀念冊的題詞又是“實事求是，力戒空談”。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延安整風中的陳云經過認真思索，得出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結論。所謂“不唯上”，不是說上面的話不要聽，而是說不要“唯上命是從”，這同六屆六中全會強調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并不矛盾；“不唯書”，也不是說不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不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是說要結合本部門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靈活運用；“只唯實”，就是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求實精神，以“眼睛向下”“做小學生”的態度，把調查研究作為學習的重要一環，作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前提，最終真正做到了用馬克思主義這根“矢”來射中國革命實際這個“的”，用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延安整風精神是一種“是就是，非就非”的求真精神。延安整風運動是思想教育運動，是用來解決黨內的是非問題，即在精讀文件、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每個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思自己的全部歷史，“把文件中的道理當作尺碼，來量一量自己……來稱一稱自己”，從而進行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找出改正錯誤的實際辦法。1943年2月6日，中央黨校為慶祝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勝利舉辦舞會，在會場中懸掛兩條標語，其中一條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945年4月，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會場兩側懸掛著6個插著鮮紅黨旗的旗座，每個旗座上也寫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8個大字。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在黨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凡是正確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黨員干部正確的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必然“與人民利益相一致”，凡是錯誤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黨員干部中存在的錯誤的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必然“與人民利益相違背”。進而言之，所謂“堅持真理”，就是“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所謂“修正錯誤”，就是“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推動下的“是就是，非就非”的精神是延安時期黨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根本動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風范。
延安整風精神是一種“推陳出新”的求新精神。延安整風運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求變、求新，求個人思想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求工作作風從主觀主義轉變為實事求是，求組織工作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轉變為五湖四海，最終實現黨風的優良和事業的全新局面。求新，不是喊口號，不是裝門面，而是要黨員領導干部勇于擔當，順應潮流，開拓創新。1942年10月毛澤東為延安平劇院題字“推陳出新”。五年后的1947年10月轉戰陜北的毛澤東在看完晉劇《反徐州》后，題詞“與時并進”，這種一以貫之的求新思想，不僅僅是對戲曲文藝的要求，更是整個革命事業前進方向的指針。所以，在大生產運動中，改變了幾千年來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經濟，建立了相互幫助、共同勞動的初級形式的合作社；在陜甘寧邊區出現了全國解放區第一個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苗店子合作農場。在教育事業上，不僅主張要以“打碎舊的一套”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廢除封建的舊的教育制度，而且主張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教育的思想“翻譯成真正中國的言語”，“徹底地改進我們的全部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在職教育”，“發展真正與人民與實際相聯系的教育，替中國的新教育真正開辟一條康莊大道”。這種求新就是要深入群眾生活，充分發揮人民群眾主體性和創造性，運用“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領導方法，最終實現既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又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的創造。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延安時期黨的純潔性建設歷史經驗研究”〔14XDJ006〕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