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社會學想象力》讀書報告
初看此書的名字，我以為這可能是一本古板的教科書，“想象力”這個詞匯似乎在長期的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下，讓我對它的理解產生了略帶有些諷刺意味的語義。各種機緣巧合下，我翻開并一發不可收拾地讀了下去。讀了將近一個月，看完最后的后記，內心五味雜陳，并打開筆記反復觀看自己看過的一些片段和感想，我不得不說，米爾斯讓我重新定義了自己的專業思想，甚至影響了我的三觀。
C.賴特·米爾斯（CharlesWrightMills），美國社會學家，文化批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享年45歲。曾在威斯康星大學師從H.格斯和H.貝克爾，1941年獲博士學位。長期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直至逝世。主要譯著和著作有：《韋伯社會學文選》（與格斯合譯，1946年）、《性格與社會結構》（與格斯合著，1953年）、《白領：美國中產階級》（1951年）、《權力精英》（1956年）和《社會學的想象力》（1959年）[1]
似乎千篇一律的人物簡介，無法讓普通人體會到這位思想巨匠的深度，唯有將其作品一讀，才能最直接地去領略。而《社會學的想象力》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米爾斯一生的學術精華。在致謝中，米爾斯談到這本書的許多章節都曾以獨立的論文發表過，一些段落也曾經出現在許多講座、評論和學術年會上。
本書雖說叫《社會學的想象力》，但其實社會學的想象力只是貫穿行文的理念，他提出寫這本書的原因在于：
一、漠然與不安——社會現狀與社會科學的承諾
“這種心智品質能夠有助于他們運用信息，發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邊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他們自己又會遭遇什么。我的主張是，從記者到學者，從藝術家到公眾，從科學家到編輯，都越來越期待具備這種心智品質，我們不妨稱之為社會學的想象力。”
這是米爾斯對何為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一段描述，但何為社會學的想象力，只言片語無法概括出米爾斯的全部意思，畢竟他用一本書來跟我們講述這一個理念，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到后面去解決。
區分“源于周遭環境的個人困擾“與”關乎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是社會學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但也是社會科學中所有研究的共有特征。這里講的就是如何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去看待問題，而個人困擾和公共議題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個人困擾還好解決，但在公共議題上，公眾們覺得自己所珍視的價值到底是什么，威脅它的到底是什么，這不僅是個人困擾的廣泛蔓延，更牽扯到了社會結構的某種危機。
問題來了，米爾斯反問:
如果人們對自己珍視什么價值渾渾噩噩，甚至沒有體驗到任何威脅呢？這就是漠然（indifference），當這種態度波及到所有價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后他們連自己珍視什么價值都不知道，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脅本身的存在，那就會體驗到不安（uneasiness），如果牽涉面足夠廣泛，那就成了完全無法指明的不適（malaise）。
當時的時代就彌漫著不安與漠然，二戰結束后的冷戰爆發，人們對自己的何去何從產生了疑問，當個人困擾上升為公眾議題時，問題就拋給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家們在政治上與學術上兩個彼此重合，甚至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學術共同體的核心要求。
西方社會接受的，是理性和自由等傳統價值的教育，不安本身就是困擾，漠然本身就是議題，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標志性特征。美國的社會結構顯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主要體現在類似大選投票這種形式上，體現在相關期望的修辭上。而且美國社會里產生了許多彌散的對立方，各類利益群體和標簽迅猛滋生，美國人相信，他們可以通過指認自己的對立面來為自己的困擾負責，比如自由派與保守派、女性主義者與男權制等。放到今天來看甚至可以解釋美國社會的文化割裂。
米爾斯說到，自己公自稱社會學家一定倍感尷尬，因為書里探討的許多社會科學的問題，不僅僅是社會學的反思，更是從政治學和經濟學，到歷史學和人類學等社會學科學許多日常工作的特點。
社會科學對民眾具有承諾，這些承諾涵蓋了學者們研究的取向、目的、任務、理念等等，用承諾一詞可謂是精辟至極。至于具體的承諾是什么，知識分子的責任又是什么，在下文會逐一給出。
當時被視為社會學研究的東西在學界有三種主要趨勢：一、趨向一種歷史理論；二、趨向一種有關“人與社會的本質”的系統理論；三、趨向針對當代社會事實和社會問題的經驗研究。這三種趨勢都有可能偏離正軌，然后走火入魔。
二、兩個方向的極端——宏大理論與抽象經驗主義
前者靠的是講究形式但山云霧罩的隱晦艱澀，后者靠的則是講究形式但空洞無物的天真精巧，這是米爾斯對這兩種學術研究趨向的評價。
宏大理論指的是著眼與研究人與社會本質的系統理論，是在沉溺于句法，卻無視了語義，刻板地局限在如此高的抽象層次，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戲，而不是努力給出系統的定義，也就是清晰有序地去界定要探討的問題，并引導我們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對概念的盲目崇拜。
抽象經驗主義和宏大理論一樣，也是抓住研究過程中的某個關節不妨，任其支配頭腦。這種風格進行的研究往往會陷入多少有些標準化的模式，用固定套路訪談，然后作為數據轉譯成代碼卡片進行統計，尋求變量關系，這樣雖然普通人也可以學會這些程序。他們系統地采取了非歷史、非比較的視野探討小范圍的區域，偏向心理主義。
這個種社會科學風格的學派，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它已經開始采用行政管理機制，而且這個體制愈加龐大和擴散。這些學術管理人員和研究技術專家伴生了一種行政大佬，對社會研究的未來及其可能的科層化都帶了重要的影響。
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就像是兩個極端，往任何一個方向深陷進去都是徒勞無獲的。總而言之，沒有任何“宏大理論”，沒有任何普遍圖式可供我們作為出發點，以理解社會結構的一體性；對于老舊的社會秩序問題，不存在唯一的答案。要想探討此類問題，就得依循多種操作模型，還要立足經驗，密切古今往來廣泛多樣的社會結構。這些學術理念在如今看來雖然是習以為常了，但在當時的年代可以說是發聾振聵，將帕森斯等宏大理論家來拉下高臺。而對于經驗事實的研究，應當用概念和觀念來指導事實調查，而細節性調查又應當被用來核查及重塑觀念。
值得一提的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波利卡普公開表示，根本沒有什么“科學方法”，叫這個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來概括。另一位諾獎得主帕西.布里奇曼更進一步表示，根本沒有什么科學方法，科學家的操作步驟關鍵特征無非是最大限度地調用頭腦，不受任何拘束。這也從側面表現了抽象經驗主義者方法論上約束對社會科學的壞處以及社會學想象力的缺失。抽象經驗主義及其帶來的方法論上的約束與科層風格的機構，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思想趨勢，也恰恰反映的是美國社會漠然與不安的社會趨勢。
三、為何而研究——實用取向與科學哲學
米爾斯認為如今許多文化工作者眼里科學的意涵正在不斷地改變和被扭曲，變成了一種創造精神、一種定向手段，不如說是一套“科學機器”，由技術專家操作，受商界和軍界的人控制，萬事萬物似乎都只能靠科學來解決的”唯科學主義“。
我們應該選擇研究哪些問題，使用哪些核心觀念和解答，都受到價值的影響，雖然我們一直在強調“價值中立”的術語，但實際上這確實很難做到的目標。
任何人只要獻身于社會研究并公開研究發表成果，無論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所作所為都會有道德和政治的意味。而當時美國的許多社會科學家，他們順從于普遍蔓延的對于擔當的恐懼，他們抱怨“做出價值判斷”時，真正想要的是這種順從，而不是什么科學的客觀性，這種順從即為順從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對維護科層制管理的要求。我不禁思考，我們知識分子的到底為了什么而思考。
社會科學家們從學院轉向了科層，他們面向的公眾從改良運動到決策群體，從自己的選擇轉為對新主顧的要求，在思想上的叛逆性對抗趨于和緩，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需求。科研成果的意向和觀念為權力的安排和有權勢者的支配地位提供了正當化的辯護，就此將權力轉換為權威，可以被權勢者用來奪權。并且這些意向和觀念轉移對于權力和權威話題的關注，就此轉移了對于社會本身結構性現實的關注。通俗的說就是，你就是當權者的工具人。
讓權力合法化，讓特定的政策受歡迎，這些嘗試往往都是“人事管理”和“公共關系”的領域。我就不放眼到全國了，單單就放眼于我們的公共管理學院，專業之間的鄙視鏈和不平衡顯而易見。但確實我們的學科任務寬泛且模糊，本科階段的教育不能給畢業生的就業提供實質性的幫助，加上再我國的獨特社會環境下的，社會學作為新興社會科學未能引起大眾以及體制的足夠重視，至少我是這樣感覺到的。
尼爾.霍頓直言到：“意向被錯當政治學學術的許多東西，其實不過是為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腳并叫賣推銷。其實有意識形態的控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把它放到臺下遮遮掩掩，而不是清楚地擺上來討論分析”。
當時的美國盛行的是自由主義實用取向，首先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而實用取向則是一種研究零散情景的割裂研究，希望可以找到社會零散部分之間的關聯，從而得出宏大的社會理論。
米爾斯對此的評價就是：這是一種道德化的情境社會學。就比如說“文化滯后”的觀念可以很好的解釋這種學術取向，這種學術去向告訴人們哪些地方已經取得了進步，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然后“呼吁”哪些變遷，又有哪些變遷“應該”發生卻還沒發生。這種思路似乎是我作為一個本科生原有的思想手段，我本以為這樣的思考是比較規范正確的，但我沒有發揮到社會學的想象力，沒有去關注事物的結構性問題，方法論和認識論出現了偏差。
但在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上，我們又牽扯到了科學哲學。
馬克思.霍克海默就說過：“如果總是警告人們不要貿然得出結論，不要做出含糊的概括，意味著可能構成對于一切思考的禁忌，除非我們做出恰當的限定。如果所有的思考都得暫且擱置，指導經過徹底的確證，那似乎就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思路了，我們會自我限制在單純的征象層次上。”
觀念就是有經驗內容的想法，想法過于相對于內容而言過于寬泛，就會陷入宏大理論的陷阱，而內容吞噬了想法，又容易墜入抽象經驗主義的圈套。
我們經典風格的研究實踐中，要證明什么往往被認為是重要的，甚至比如何證明它更加重要。經典社會科學的一項宏旨就是提高我們有關重要事項的猜測的正確概率。雖然經典風格的焦點在于實質問題，但這些問題限定了能夠使用哪些方法和觀念。
因此，要充分梳理任何問題，無論是個人困擾還是公共議題，就必須要說清楚它們蘊含的價值和面臨的明顯威脅，這些價值及危險將構成了問題本身的切入角度。
四、如何去思考——人的多樣性與歷史的運用
米爾斯對自己接觸到的學生表示，這些年輕人都很有想象力而且富有熱情，但他們都很教條。他們選擇了社會研究作為職業生涯，早早進入了狹隘的專業分工，過分相信課本理論與權威，有著局限的一面。
無論什么視角，都必須認識到人的多樣性，要求研究與歷史現實的層面，與這種現實對眾生男女個體的意義，保持持續緊密的關聯。而古往今來社會科學家最關注的就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對其他各項制度性秩序也有眾多的研究，米爾斯認為如果我們搞懂了這些秩序是怎樣彼此關聯的，就搞懂了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
而社會結構最具包容性的單位都是民族和國家，這個研究單位技能避免放棄我們的問題，又能包容如今人類行為的許多細節和困擾中涉及的結構性力量。但很多做經驗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往往偏好于小規模的數據采集，原因是不那么花錢，米爾斯批判道：這就是由方法的選擇來決定了問題，而不是根據問題的實際出發選擇方法，這是一種偏見。
人的多樣性不僅僅能融合到社會結構的研究中，還可以融合到研究者個人的發展方向中。米爾斯認為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都只是從不同角度去解釋事物的社會科學。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在各門社會科學里進退自如，兼通眾門，只要把握了一個領域的精髓，也會逐漸在總體的社會結構中理解其位置，從而理解它與其他制度領域之間的關系。在相當的程度上，制度的全部是在就在于這些關系。
無論是方法上的分別，還是主題上的邊界，都談不上真正把人類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學區分開來，如此一來，各類交叉學科的興起，學院邊界的流動性越來越高，觀念在不同的專業間轉移。在學習的過程的，作為本科生的我的確感受到了這一點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把這些社會科學統合一體是不是會有更好的發展呢？
答案是想要統合一體非常困難，但這的確是一個趨勢。因為這牽扯到了課程體系設計、學術生涯的籌劃、語言運用的混亂、以及畢業生面臨的既有的就業市場，還有教科書的印刷和編寫等問題。而且并沒有人能夠將其學術觀念、成果統一起來，有的或許只是對各種概念的轉譯、闡發等寫出來的華而不實的廢話。米爾斯認為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必須要從多門學科中選取材料、觀念和方法，關注自己的問題，充分發揮人的多樣性，而不是恪守學院邊界。
如果說人的多樣性是橫向拓展了社會學的想象力，那么歷史的運用則是縱向延伸了社會學的想象力。
米爾斯是這樣比喻歷史的運用的：如果我們的研究去除了這部分材料，就像是號稱研究一朝分娩，卻無視十月懷胎。人生、歷史、社會這三者就是有關人的其恰當研究的坐標點。歷史學到底是不是一門社會科學，這樣的爭論時至今日，但不可否認許多歷史學家在研究中涵蓋了社會生活的任何一塊領域，而且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擅長政治史、經濟史等。
每一門社會科學，每一種思慮周詳的社會研究，都要求其掛念具備歷史視野，并能充分運用史料。但也會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史料不夠精確或者存在造假行為，米爾斯認為我們需要考慮官方與非官方的秘密的有關事實，公共關系的廣泛運用，才能判斷過去和現在的信息的可信度。不然的話，這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方法論上的約束，往往也是政治上消極無為的“不可知論”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
當時的抽象經驗主義的確缺乏歷史材料的支撐，比如說研究選民政治心理卻一無比較視角，二無歷史視角。
作為西方的社會學家，米爾斯對卡爾.馬克思的評價相當之高，對他的歷史觀的運用表示認同，引用了馬克思“歷史特定性原則”：要理解任何一個給定的社會，都必須從它所處的特定時期的角度出發。在各種歷史類型中，各式的變遷機制會交織成某種特定的關聯，或者可以稱其為“中介原則”。
社會科學家們希望把握其中變遷的機制，因為歷史的變遷就是社會結構的變遷，就是他的各個組成要素之間關系的變遷。一如社會結構紛繁多樣，歷史變遷的原則也是五花八門的，我們必須找到這些變遷趨勢賴以發生的機制、動力。比如，西方經典社會學理論里有眾多的概念解釋了從封建時代的鄉村共同體到現代都市社會的歷史過渡。
米爾斯反對保守或者激進的歷史觀，歷史不應該因循守舊或者不斷革新，而是應該遵循歷史特定性原則，相信歷史的進程取決于社會結構，取決于我們所關注的歷史所屬的時期，認為這是一項社會學原則。
五、知識分子的抉擇——理性、自由與政治
當時第三世界對合適他們自身發展的政治制度有著迫切需，而當時美蘇爭霸時期的主要取向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米爾斯覺得這些取向都已經垮臺，不再能夠充分說明這個世界，說明我們自身。他評價那時的馬克思主義往往成為了對科層制的辯稱和濫用的乏味修辭，而自由主義也淪為了掩飾社會現實的一種無關痛癢的手段。他認為，理性和自由的價值已經陷入了危險。
這個時代有一類人的興起，他們在大型的理性組織，簡而言之就是科層體制，“有”合理性，卻沒有理性；越來越自我合理化，卻也越來越焦慮不安。從這類人的角度，恰恰反映了當時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
的確，人們加入科層組織，生產組織效率都大大提升，這是具有合理性的，而且合理性要求人們更加精確、完美地執行命令和完成目標，但里面的人會有多少理性，多少自我的思考？深陷在合理化龐大組織的有限局部的個體，怎樣逐步系統性地調控自己的沖動和渴望，調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于“組織的規章條令”保持高度的一致。這些異化的人，米爾斯稱其為“快活的機器人”（TheCheerfulRobot）。
在一個社會里，科學的技術、科學的合理性被賦予核心位置時，這個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高度的科層合理性和發達技術不能用來衡量人的素質和文化進步，相反，它實施了暴政和操縱，剝奪了人們理性思考的機會，剝奪了作為自由人行事的能力，批量制造“快活的機器人”。因此西方社會的影視、文學作品里的一個流行題材便是“反烏托邦”的科幻故事。
但一部分人也并不是沒有察覺到這些不妥，因此他們的私人困擾里充斥著不安，上升到公共議題時，大眾對這些問題大體抱有漠然的態度，這正是一個民主社會面臨的議題，這些議題都是模糊不清的，正是導向漠然導致了議題的模糊不清。
我無法避免地將這些上世紀的觀念帶入到了我們親愛的祖國、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思考，所幸的是，我們還有思考的自由，有著閱讀與學習的自由。
社會科學在道德上于思想上的承諾，就在于自由與理智將始終是受到珍視的價值，人們還會嚴肅認真、持之以恒并富有想象力地運用它們來梳理問題，這也是廣義上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諾。
米爾斯譏諷了他們這些富裕社會里的社會科學家們，為什么不去直面這些問題，并稱這是他們這個時代的特權人士所犯下的最大人為疏失。
社會科學家們無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價值，這些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都有道德立場。米爾斯將其分為三種政治角色：一、哲人王，占有理性和知識的人應當成為當權者；二、成為一名當權者的顧問；三、作為一名獨立的個體社會科學家。他認為第三種角色定位更有效地關注公共議題和私人困擾，更努力地遵照理性的價值行事。
如果人們不去塑造歷史，他們就會越來越傾向于成為塑造歷史的人的工具，成為歷史塑造過程的單純對象。當時的社會各種權力手段和決策手段也就是塑造歷史的手段都大大擴張，并呈現出確定無疑的集中的趨勢，美蘇爭霸中有著極其戲劇化的表現。
美國學術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疏失，導致了能承擔著世界的宏大敘述，又能深刻影響政黨和公眾，與我們時代的重大決策息息相關的知識階層無處尋覓，沒有向這類人開放的大眾媒體，當權者也不會關注知識、理性與感受，并且不負責任與極度無知。這是米爾斯對那個時代的深刻批判。
那么知識分子們該何去何從？他認為知識分子們還有著一種脆弱的“權力手段”，根據剛剛對社會科學的分類，第一類人應該承擔起責任，第二類人應該試圖教育決策者，并分派責任，第三類人則需要肩負起大范圍的公共任務，向學生、公共進行教化。
一個社會里，有自我教化能力的公眾群體越來越多時，社會才是自由的，才是講理性的。堅持不懈地將個人困擾轉譯為公共議題，并針對形形色色的個體，將公眾議題轉譯成人文意涵的表達，這就是社會科學家的政治任務，也是所有通識教育者的任務。
對任何時事輿論表示沉默或許是一種舒服且安全的處境，但這不就是漠然的表現了嗎？如果知識分子都不打算去破除思想上的阻礙，那還會有誰呢？我從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算是半個知識分子的階級責任，如今互聯網發達的年代，所謂“民科”、“公知”泛濫，是否需要知識分子進行輿論的指導？這不僅要求我們有過硬的專業知識和盡可能真實的材料，還需要堅守道德與政治的底線，對自己的言論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所謂無知者無罪，但知之者而不為，有罪之。
六、游牧者的高歌
米爾斯的一生作品中，細致梳理了可以塑造歷史的人的材料，包括《權力新貴》中的勞工，《白領》中的中產階級，以及《權力精英》中的頂層機構里的首腦們。勞工沒能頂住結構性改革的挑戰，白領雇員們倍感困惑，無望取勝，而權力精英則是不負責任，因此米爾斯得出結論：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分子才能有機會通過堅信努力，施展理性。
他去世前的兩年，作為作家的他反對“冷戰”，積極活躍在新聞媒體等公眾領域，在準備與一位外交政策分析家進行電視辯論時，高強度的工作和壓力使他患上了心臟病，15個月后便與世長辭。
他自稱是沒有黨派的政治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雖然他的一些觀點過于偏激或者有些獨斷，但他對整個美國社會與民眾，以及世界的歷史發展進程都表示深切的擔憂與同情，對社會學、社會科學都做出了巨大的奉獻，他無愧與自己寫下的政治、學術、教育理念，可以說他是完美的踐行者。他對學術界的批判，避免助長理性和論述的進一步科層化，激起美國各界的反思。
何為社會學的想象力，在我看是堅持對理性和自由的捍衛與闡發，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與理性，靈活發揮人的多樣性，善于運用歷史，透過社會現象和事實，來探索個人困擾與公眾議題的關系，去發掘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系的能力，我愿稱其為社會學的想象力。
雖說社會學對于中國來說始終是外來學科，現如今也有對社會學本土化的爭論，但我還是很希望社會學可以在我國蓬勃發展起來，至少其他人聽到社會學這門學科后不會帶有偏見地看待她。我自認不是什么天才式的人物，今后或許連給社會學這座大廈添磚加瓦都做不到，但我依舊想做點什么，至少從現在做起，從改變、端正自己的學術態度做起，努力影響身邊的人，改變他們對社會學的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中運用好社會學的想象力。
當讀這本書時，我似乎身臨當時的美國社會，與米爾斯一起密切地交談，他啟發了我應當懷著何種心態，何種道德，何種取向來對待自己的學術專業、甚至是為人處世。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起草的《休倫港宣言》，主筆湯姆.海頓給米爾斯貼上了激進游牧者這樣的一個標簽，我希望也可以用這個標題來表達自己對米爾斯的敬意！
【篇二】《社會學想象力》讀書報告
這本書無疑是蠻難的，和本人之前讀的其他社會學的著作（例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比確實更加晦澀難懂一些，需要更強的社會學功底。
首先，為什么說它要更加晦澀難懂一些呢？因為簡單的在介紹什么是社會學的想象力，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來看問題，本人在剛開始看簡介，看文章的開頭以為會是這樣，然后覺得社會學的想象力的解釋也蠻容易懂，就以為這本書也不會太難。可是看過了才知道，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批判當時美國社會學領域流行的一些理論思潮，OK，這沒問題，說明這個作者確實很厲害，知識也足夠淵博。可是，問題來了，我們這些讀者或許知識才對社會學入門或入門不久，對其中涉及到的很多理論觀點都不甚了了，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時候都不知道他在講什么，只是覺得好像挺厲害的樣子，雖然作者經常也對其中的某些理論做出簡單的介紹和闡釋，不過人家一本書的理論觀點，幾句話本人覺得也是很難說清楚的。本人社會學知識的貧乏確實也是造成這本書在閱讀上的難度，不過還是可以把本人在這本書理解到的一些內容可以拿出來說一說的。
好了，現在說說我看到的這兩章，第一章叫做背景，很明顯研究確實是社會學想象力這本書寫出的背景，以及為什么寫這本書，大致的意思是因為割裂的看待社會問題，只單單看到某一社會問題是不全面的，而且是不能很好的解釋整個社會問題的。特別是有些個人化的問題確實要放在社會的情境中去，結合當時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等等才能更好的理解，不能簡簡單單就說它是個人的問題，尤其它已經涉及到人數很廣的時候。這是第一章。
第二章宏大理論就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了，特別是當他介紹的宏大理論還是我沒怎么接觸，沒看過的時候，所以顯得不是很好理解。大致的意思也是有些宏大的理論看待問題是不夠全面的，特別是舉了一個帕森斯的例子，用很少而且簡潔的語言解釋了帕森斯的理論，并同時批判了他的理論：當社會均衡存在，以及與之匹配的社會化合控制手段齊全時，怎么還有人不守規矩呢？這是帕森斯沒有回答的問題，原因在于他靜止的看待問題，無法解釋社會變遷，也就是說沒有歷史觀的思維方式？看到這時我個人也是有這個疑惑的，這章大致也就是指出有些宏大理論的這樣的問題所在。
抽象的經驗主義具體是什么，本人的了解也是有些模糊的，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抽象經驗主義主要的問題在于注重認識論的探究，而抑制了方法論的發展，它和宏大理論都是注重研究社會問題的某一點。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如果我們的視野一直在那些所謂的某一點上，就是問題，應該更加注重和整個歷史、社會環境的聯系。然后是形形色色的實用主義這一章，給我的印象就是，介紹了好一些實用主義的流派，比如自由主義的實用性、保守主義的實用性，還有實用主義的右派等等，還談了實用主義的立場等問題。
后面章節的內容我就不一一介紹了，因為確實是這樣，讀完之后留在腦袋里的東西不多。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在“論理性和自由”這一章的有些內容，這一章中提到了人的異化的問題，人在各種社會的壓力，還有各種消費主義的引導下，一天到晚就是工作，屈從于工作和環境，工作是為了什么呢？為了工作以外可以好好玩耍，可以有錢花、可以消費、可以“享受快樂”，工作和消費的本源意義被異化了，消費和工作本來是為了人服務的，而現在卻像是把人操作了一樣。就像原句那樣說的一樣“他不僅與產品和工作異化，他還與消費、與本源意義上的休閑異化了。”人壓制自己本來的沖動和欲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并與“組織的規則和條例”保持高度一致，而理性的組織是一個使人異化的組織，它指引人的行為、思考以及情緒的原則并非出于個人的良知，而是其他什么東西。在這樣種種的情況下，人更多的會成為“快樂的機器人”。文中“快樂的機器人”其理解到的就是在社會環境、工作壓力的情況下從事工作，把工作當做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必須去完成，然后只有在工作之外的休閑和消費才能有短暫的快樂，工作變成壓抑人的東西。
這一章節的這些內容讀起來就是有些印象和有些感覺的，因為可以和自己的生活經歷，所見所感聯系起來，和自己的生活是有關聯的，前面很多部分不僅很難和自己的生活經歷相關聯，而且和自己的知識體系都很難聯系起來，因為很多作者批判或者介紹的學者或理論思想根本不了解，就只有聽他說，也不知道他說得對還是錯，反正大部分人對說他還是說的不錯的，那么我也不好批判，因為不清楚他說的東西，也更沒資格去批判。好了，接著談人的異化的問題，或許是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就開始房展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然后造成的結果，人的處境當然也和那些資本主義是類似的，所以和美國當時的人的處境是類似的，可以聯系起來的，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主義思潮在中國或許有，可能也不叫這個名字，或許我也沒聽說過，或許是聽說過但是隔得有點遠，聽起來就那么回事兒。可是在人的處境方面，不好意思，我也有些覺得我們當下的中國人很多都是“快樂的機器人”，每天都是很機械的工作，工作之時是為了等待下班，下班之后是為了等待放假，工作變成了一個不是人享受和發揮創造力的事物，是為了服務消費主義的一個產物，人工作的意義僅僅是為了求閑暇嗎？是為了賺錢嗎？人每天機械和麻木的生活是為了什么？好吧，根據我們社會學的想象力，這是人自身的責任？還是整個時代，整個現代文明發展的結果？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現代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個人覺得這是個人自己的問題，同時也是時代環境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篇三】《社會學想象力》讀書報告
米爾斯是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社會學想象力》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本書主要闡述了“九大主旨”、“兩大論題”、“一個概念”和“一個治學之道”。九大主旨分別為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形形色色的實用性、科層制氣質、科學哲學、人類的多樣性、對歷史的運用、自由和理性、論政治；兩大論題是批判美國社會科學幾種流行趨勢和社會科學前景的建構；一個概念指的是社會學想象力；一個治學之道是指米爾斯的治學實踐。九大主旨、兩大論題和社會學想象力密切相連，兩大論題是通過對九大主旨的論述和分類而得到闡述，而社會學想象力是貫穿全書的核心分析概念。前面的正文部分主要是通過直接表述、舉例分析、比較推理等方法來闡述觀點，而附錄中米爾斯則以他的治學之道向我們展示了如何發揮社會學想象力。
一、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什么
米爾斯并沒有給出“社會學想象力”這個名詞的確切定義，而是貫穿在全文的闡述中。這種做法，可以讓我們充分發揮“社會學想象力”來思考和學習這一概念，給我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我認為理解“社會學想象力”這一概念需要把握兩個關鍵詞：心智品質和視角轉換。
社會學想象力是一種心智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人們用信息增進理性，看清事情的全貌，也可以說是人類理性本身在人類事務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這種實質性的理性不僅可以讓我們理解個人生活歷程與歷史以及社會的關系，而且還將對我們置身的社會、歷史和我們自身的命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力。
社會學想象力也體現為從一種視角轉換到另一種視角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從最私人化、最直接的個人轉換到最不私人化的社會變遷，通過這一過程我們獲得了對社會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的充分認識。也就是說，要了解個人變化，我們要超越個人變化本身來看待它，要把個人置身于其所處的特定時代中考察，這體現了一種共情的要求。由此可見，社會學想象力能夠實現從微觀到宏觀、從個體到結構、從主觀到客觀的超越。
二、為什么需要社會學想象力
（一）區分“困擾”和“論題”的需求
由于時代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人們不了解這種巨大的變化，以前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都面臨著考驗，所以人們感到自己的私生活充滿了陷阱，人們在思想上開始變得恐慌，而在行為上變得漠然或者麻木。例如，改革開放初期，一貫崇尚自給自足的傳統中國農民，在面對風云變幻的世界市場時便顯得手足無措。
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變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困擾，但是普通人的視野和權利往往受到具體生活背景的限制，而不能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更不能把握社會、個人生活歷程與歷史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區分自己面臨的問題是因為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受到威脅而引發的私人困擾還是因為結構性變化引發的公眾議題。社會學想象力最有成果的區分就是“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因此要了解個人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復雜關系，我們就要具備社會學想象力。
（二）社會科學家首要的政治與學術使命的要求
社會科學家首要的政治與學術使命是搞清楚當代焦慮和淡漠的要素，在此，兩者是一致的。米爾斯認為，如果人們有自己所珍視的價值，那么他們感到價值受到威脅時就有危機感，反之則有幸福感。而當人們不知道自己珍視什么價值也就不會感到威脅，就會呈現出一種漠然狀態。米爾斯認為社會科學家的政治職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運用社會學想象力不斷地將個人困擾轉化為可以直接訴諸理性的公共論題，以及幫助個體成為自我教育的人，而這一切只有在個體成為自由和理性的個體之后才能實現。所以他認為起源于啟蒙運動的自由和理性仍將是人們珍視的價值，并指出它們是社會科學前景的重要部分。
（三）實現社會科學前景的必然要求
1.對社會學不良風氣的批判
一是宏大理論。米爾斯認為，宏大理論的基本起因是開始思考層級的一般化，它的實踐者無法邏輯地回到觀察上來，忽略了對結構性、歷史性問題的思考，導致他們對問題的本質缺乏真實感受，是非經驗、非具體的，因而其不現實性也很明顯。米爾斯同時認為，宏大理論在句法學上渾渾噩噩，他們所構造出來的分類體系往往只是流于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戲，這不僅不利于定義我們的問題，也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從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判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米爾斯個人的“沖突論”立場，米爾斯對系統論一般性地排除社會變遷與歷史因素的做法也是持批判態度的。
二是抽象經驗主義。它盲目崇拜方法論， 把研究過程嚴格受制于所謂的“唯一的科學方法 ”，陷入瑣屑的經驗細節與數據資料，把充滿智慧的創造、需要豐富想象力的學術研究化約為一堆堆公式、數據和所謂的研究程序，仿佛只要遵循既定的程序，運用既定的方法，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和認識，到達真理的彼岸。 在米爾斯看來，這完全是一種“迷思”和“意識形態”， 它架空了理性的力量和形而上的思考，束縛了學術想象力。他重點批判了抽象經驗主義碎片化、方法論決定問題、回避研究歷史、缺乏比較和忽略時代問題的研究取向，認為這些研究堆積細節，但對使這些細節形成一定規范形式缺乏關注，對科學哲學方法的神明化，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方法論的抑制，而這種方法又同時影響了他們的研究風格。他通過舉例的形式，間接指出抽象經驗主義缺乏理論和原則的指導。
三是科層制和形形色色的實用性。米爾斯看到了美國社會科學各種實用性和科層制對社會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米爾斯在書中批判了兩種實用主義:(1)第一種是自由主義實用性。米爾斯對自由主義實用性的評價:“空洞，沒什么具體內容，而經常是一種政治宣傳，鼓動人們服從那些與小城鎮中產階級達到理想適應的規范和特性；” (2)第二種是新實用主義新實用主義不關心在社會底層凈扎的人們，而和社會上層相聯系社會學研究者地位變了(從學院到科層組織)；面對的公眾變了(從發起運動的改革革家到決策層)；研究的問題變了(從他們自己選擇的問題到新主顧們的問題)。總之就是:“學術叛逆性削弱、行政實用性增加。”他指出，實用性由于把社會研究的目的定為制造意識形態，為商界、政界服務的性質，它使得學術研究迎合科層組織的需要，因此限定了學術的自由發展，限制了社會學家的視野，也削弱了他們把握實質問題的能力，知識分子在實踐上成為科層官僚和當權者決策的幕僚。 在這種體制下，一部分學者把學術當成一種謀生甚至賺錢的手段，將學術公知簡單地服務科層制效率原則和各種實用目的，失去了學術應有的尊嚴和獨立。 學術界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共同體，而成為批量培養技術官僚的工廠。從米爾斯的論述中，不難看出這種實用性與科層制的特征使得社會研究變成了教化人適應社會秩序，“奴化”自由理性的工具，從而也導致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庸俗化。
2.社會科學的前景
通過分析和批判美國社會當時存在的幾種不詳的趨勢，米爾斯提出了他所建構的富有建設性的社會學前景。首先，社會科學家要著眼社會結構關注人類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構成了人類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分別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會；其次，注意對歷史的運用，沒有一門科學能超越歷史。社會學探討的是個人生活歷程、歷史和社會結構的交織問題；然后，認清自由和理性的實質并捍衛理性和自由，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和理性是社會科學前景的重要部分，人們遇到的困擾之所以沒有被闡明，就是因為自由和理性受到了威脅并正在逐步退化。最后，正視價值選擇，自主決定研究用途。闡述自由和理性的理想是我們的學術職責，只有獲得了理性和自由的人才能成為自我教育的人。米爾斯強調社會科學正在成為我們時代文化的共同尺度，而不管心智品質有多含糊不清和多令人困惑，它都正被人們感到需要。而社會科學的前景，社會學的想象力在文化上的應用和人與社會研究的政治含義將在以后得到揭示。由此可見，社會學想象力在實現社會科學的前景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學想象力。
三、如何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
社會學想象力對人們如此重要，我們能否通過后天培養而獲得這種能力，我們該如何獲得這種想象力？米爾斯給了我們答案。米爾斯認為， 發揮社會學想象力，需要傳承并進一步發展古典社會科學的優良傳統，發揮理性與自由的作用，促進知識啟蒙與頭腦清明。 有四點至為關鍵：
（一）倡導 “科學哲學 ”
打破僵化的學科分工界限，“解放而非限制社會學的想象力”。 米爾斯堅決反對人為設置研究界限，在他看來，沒有一種所謂科學的方法論， 可以自動幫助人們獲得對真理的認識，“方法是針對一定問題的方法；理論是針對一定現象的理論”， 不要被所謂的理論與方法迷住自己的心靈。 他援引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話說：“科學家研究程式的本質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頭腦， 而不受任何限制”，“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方法論學家”。
（二）關注 “人類的多樣性 ”
現實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并非一個獨立存在的系統，而是交互作用、極其復雜的。 社會科學家應當從各個學科汲取營養，而非畫地為牢、關閉學科對話的大門。 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首先要“從不止一個學科中選取材料、概念和方法”，不能只“熟悉某一學科的材料和視角”，而是解放頭腦，放飛想象力，讓它在不同現象、不同學科、不同理論、不同方法之間自由穿梭，從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認清事物的本質規律。
（三）運用 “歷史的觀點 ”
關注歷史就是關注現實的生成過程， 對歷史的無知，也就是對現實的無知。 “人究其根本是社會和歷史中的行動者，必須通過他與社會與歷史結構間的密切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來理解他”， 所以， 應當培養豐富的歷史感，必須具有歷史觀，把人與社會置于一定的歷史結構和發展進程中加以理解，獲得對本質規律的認識。
（四）發揚“理性與自由”
社會科學家“在做自己研究、選擇自己的問題時”必須保持基本的獨立性，不能自詡為“哲學王”或“國家高參”。 米爾斯是一位 “秉承著古典傳統的社會科學家”，他深刻認識到，隨著學科專業分工和學術體制科層化的發展，知識分子那種懷有“超越性沖動”的公共角色一去不復返，昔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被新型的“技術專家”所取代。 在學科壁壘日益森嚴的當下，社會科學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超越各種無謂甚至有害的爭論、 分工和鴻溝，關注 “緊迫的公眾論題和持續的人類困擾”，在追求知識真理、通向真善美的理想圖景中恪守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展現學術的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