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不僅是未來全社會最重要的任務，也是全球化挑戰下練內功、增強發展動力的重要工作。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的文章20篇 ,歡迎品鑒！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
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地方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新興城市,廊坊市20年來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曾經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經成為京津走廊上的一顆明珠。經濟的迅速發展、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資環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廊坊落戶,廊坊經濟領域的各方面越來越緊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行各業對技術人員在語言領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語水平不僅被作為衡量人才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更起到提升職業能力、增強競爭力的作用。在這種形勢下,企業對高職畢業生的英語水平期望值不斷增加,高職英語因其實用性強的特點受到企業更多的重視和青睞。英語成為高職院校中一門越來越重要的課程,如何深化高職英語改革使之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高職英語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職英語改革現狀
目前,高職英語在高職院校各專業中普遍開設,為生產、技術、服務等方面培養英語應用型人才。他們的活動領域更貼近實踐,直接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服務。高職院校的畢業生一直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力軍,但是,一直以來,高職院校的學生生源多樣、英語基礎薄弱、英語水平相差懸殊的現象普遍存在,他們對英語學習缺乏信心和興趣;大班英語授課的人才培養模式和單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們的質疑……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高職英語人才培養,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近年來,雖然高職院校改革成績斐然,但高職英語改革似乎與高職院校改革的步調不統一,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談不上質量優勢。主要因為高職英語還沒有建立起適合于高職特色的教學模式,不能適應高職培養目標的要求,以至影響了英語教學目標的實現。近幾年,高職學生的整體素質呈整體普遍上升趨勢,對高職英語的需求也有了變化,而高職英語改革沒有能跟上社會經濟變化快速的腳步,還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語人才培養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培養高等應用型英語人才,使之為地方經濟服務成為新時期高職院校必須面對的問題。
高職英語人才的培養目標是使學生掌握一定的英語基礎知識和技能,具有一定的聽、說、讀、寫、譯的能力,要求學生在加強英語語言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訓練的同時,重視培養學生實際使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在具體培養過程中遵循“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以培養語言應用能力特別是實用能力為改革方向,英語課程不僅應打好語言基礎更注重培養學生用英語處理日常事務和涉外業務活動的能力。教育部2006年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加大課程建設與改革的力度,增強學生的職業能力”,提出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靈活調整和設置專業是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改革人才培養模式。這為高職英語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高職院校應該以就業為導向,以崗位能力標準為依據,以交際能力(尤其要加強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培養為重點,以現代化教學手段為依托,始終把培養為地方經濟建設需要的、高質量的復合型人才作為學校的根本任務,全面加強英語人才培養規劃,以便更好地為區域經濟輸送應用型人才。
二、具體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職英語教育原則對人才培養模式分層,改變大一統模式
高職學生不能與普通本科高校的學生同日而語,學生的英語水平和應用能力更是參差不齊,所以必須根據不同學生的基礎,設計、調整好人才培養層次,突出職業崗位的重點能力,有所側重,并使學生的聽、說、讀、寫、譯各項語言技能協調發展,分析和滿足不同學習者的不同需要,通過“用中學,學中用,學用結合”,為高職英語學習者高效地獲取職業或專業所要求的語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種可行的方法,適合高職學生的客觀實際。
首先對教材分層。高職院校應轉變觀念,以學生就業為導向,樹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觀念,根據實用的原則和不同的培養目標選擇適合學生所學專業的教材,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學生分層。根據學生的英語水平,把全班學生分為一般、中等、優秀三個級別,進行分級人才培養;第三,人才培養目標分層。根據學生不同的學習需求、學習方法以及學習結果的呈現方式而不斷調整變化教學內容和教學進程的教學,預先積極地做好教學規劃,保證每一位學生最大限度地實現最有效的學習。設置有差異、挑戰性的教學目標,激發每個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可根據學生的學習水平、興趣、特點等方面的差異分三層:基礎目標、中等目標和高等目標,據此設計不同的學習任務,來達到學習者的最近發展區,從而促進學生的發展。
(二)遵循高職教育理念,樹立能力本位觀念,準確進行師生定位
遵循高職教育理念就是堅持“實用為主,夠用為度”的原則,讓學生學一點,會一點,用一點,邊學邊用,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使英語改革具有高職實用特色。在具體教學過程中,首先要正視學生的個體差異,通過鼓勵、幫助、引導學生參與英語活動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注重培養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能力。要為學生創造展示自己特長的舞臺,使學生在英語活動中增強信心。因為語言不是“教會”的,主要是“練會”的,有趣而具有挑戰性的練習會增加學生的信心、鍛煉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其次要準確進行師生定位,重視情感因素在學習中的作用。許多學生的學習心態急躁、自信心不足。布盧姆的研究證明,造成學生學習差異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決定的,如對英語的重視程度,學習習慣、方法,個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決定著學生的學習效果。因此,在設法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時,應當注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認識,培養興趣,幫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和幫助。積極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強師生之間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強學習者英語學習的熱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倡導多樣的學習方式,改革測試方式
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兼顧學生的不同需求,根據不同的人才培養目標、學生的個性特點和知識基礎選擇相應的方法,克服傳統單一的培養模式和學生差異性之間的矛盾,也符合社會多人才多樣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導的學生自主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掌握科學的自學方式將使他們終身受益。例如:提前給學生安排預習新課的任務,自學新的單詞和短語,提前了解課文內容,并要求他們帶著問題上課。這樣長期堅持就會幫助學生提高自學能力。這在他們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同時,利用網絡提供音頻、視頻等資料延伸課堂容量,開闊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面,提高英語語言應用水平。
2、彈性分組的合作學習是高職英語人才培養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學習中,同學們互相協助,通過提高個人的學習效果達成團體的目標。我們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合作程度、興趣等進行分組。學生可以自己選擇伙伴學習,也可單獨學習。進行活動時,先由學生分組討論再實施個別提問,這樣的活動安排會給基礎差的學生一個回憶、思考和向別人學習的機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們對英語的畏懼,提高成功率。合作學習的評價標準和獎勵依據是以小組為基本單位,是一種按照小組總體成績來進行獎勵的教學策略。小組合作學習一方面培養學生用英語交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學習中還是在今后工作過程中,它會使參與者產生歸屬感,更樂意參與并容易樹立自信心。
3、小組調查法是一項小組合作探究、討論和設計相結合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在課外調查和集中資料,在課堂上報告、展示和評價調查結果。首先安排好學習任務,各組再將任務落實到人。課后開展調查,包括查閱資料或社會調查找到與話題相關的材料,或通過采訪了解情況。調查結束后,各組利用課余時間整理,集中資料以準備小組報告。最后,各小組派代表向全班介紹、交流或展示。小組調查法有助于同學之間的協作、互助,能充分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4、改革測試方式
人才培養模式的多樣性決定了評價方式也應該是多樣的多維評價方式促進學生的學習效率和積極性,是一項成功的激勵機制,也是學生發展的需要。差異評價不僅要關注學習結果,而且要重視學生的平時表現,這樣對學生的評價更為全面。包括期末考試成績和平時成績。這種評價方式激勵學生平時更努力地學習,避免了單一評價模式的偶然性結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學”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養模式,不斷改進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三、結語
通過以服務地方經濟為目標,深化高職英語改革,克服了傳統的高職英語人才培養模式的弊病,學生的個性和差異性得到尊重和發揚,符合為地方經濟輸送不同專長人才的需求,是一種符合高職院校英語現狀的有效的人才培養模式。高職英語改革只有堅持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方針,才能使地方經濟發展因獲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發展,而高職英語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而得到更大的發展,兩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實現和諧發展、共同進步。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2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到來之際，上海財經大學部分教師完成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重點課題《新中國經濟發展史1949—1998》的編寫任務，該書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基金資助下得以出版。作為一種嘗試，該書的編寫按照行業的體例進行，編寫完成后，編寫主要成員在討論中就已經形成了共識，即今后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進行的時間概念，每5年對該書進行一次修訂和補充，以便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史的編寫能夠延續下去。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3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強大的工業國；經濟結構從重生產輕消費的重工業基礎建設，轉向輕重工業、農業和服務業合理發展；完成了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兩步走目標，達到小康水平，社會消費不斷升級；當前正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中國夢。新中國成立70年的經濟變遷，是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驗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不斷創新與發展。
社會主義改造從經濟上奠定了中國初步工業化的基礎
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都是一個農業國，近代以來又飽經戰亂，新中國的工業化遠落后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關系，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尤其薄弱，這是中國過去長期積弱積貧的原因。發達國家的歷史發展說明：生產關系的變革，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但生產力的大發展，卻總是在生產關系發生改變以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在一個不發達的中國搞社會主義。中國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情況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正是為了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變革不適應工業化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是圍繞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進行的。
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民主主義社會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大經濟成分又可以簡單歸為三種成分，即社會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逐步成為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國本是一個傳統的小農經濟農業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存在大量的手工業者。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幾億農民的個體所有制經濟改造成集體所有制經濟，把私人手工業者改造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員。對農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漸進步驟，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三個階段；對個體手工業者，也是采取從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三個步驟。
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贖買形式，也經歷了從初級向高級轉變的三個階段。第一步，實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在私營工業中實行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在私營商業中采取委托經銷、代銷等形式，幫助私營企業克服困難，也使其生產和經營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第二步是實行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國家向私營企業投資入股，企業的生產資料由國家和資本家共同所有，企業經營管理以發展生產、滿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國家計劃為目標，屬于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第三步，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后企業生產關系就發生根本變化，基本上成為社會主義國營性質的企業。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于官僚資本主義，則是采取直接沒收劃為國有。
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的是生產力均衡布局
受蘇聯均衡配置社會主義生產力布局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生產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會生產力為目標的。新中國成立時，舊中國約70%以上的工業集中于東部沿海；從工業總產值看，1952年沿海工業總產值約占全國70%左右，內陸僅有30%左右。新中國成立初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直接的外援來自蘇聯，而蘇聯援建的項目約80%落在內陸中西部地區，這是當時新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地緣經濟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產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內陸工業總產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個百分點，從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由于國際局勢和周邊環境惡化，中央提出把全國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拉開了長達10年的三線建設時期，我國生產力布局開始了進一步西移。“三五”期間，三線地區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比重高達52.7%，比沿海地區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時期，中西部地區在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仍高達54.4%，其中三線地區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與晉南等地開辟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基地。
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基礎
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進。引導農民、個體手工業者走集體化道路，改造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都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要求，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學習蘇聯工業化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改造推動的工業化建設偏重于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到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一五”計劃大規模建設的主要指標已提前實現。統計數據顯示，1952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僅有739億元，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只有43.1%。經過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41億元，比1952年增長67.8%（可比價）；其中工業總產值704億元，增長128.6%，在工農業總產值占比變為56.7%。重工業生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舊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變，初步奠定了新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
客觀認識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偏差
當然，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對社會主義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對農業、手工業和個體工商業的改造過于追求純粹的單一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只注重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種基本形式，而對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認識嚴重不足。這是導致后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化，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也導致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國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衡。重工業比重長期在58%－67%，而輕工業比重只占33%－42%，影響人民生活并進而影響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三線工業均衡布局生產力，發展內陸經濟，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縮小區際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產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礎和區位優勢發揮，使得我國整體投資效率低下。沿海地區由于發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給內陸提供更有力的工業支持，也制約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整個西部內陸地區城鄉二元結構變得非常突出，促進內陸發展的均衡布局生產力，實質上并未改變內地生產力整體落后的面貌。
改革開放在探索試驗中勾勒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藍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自此，中國拉開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特區建設和沿海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始顯示出其強大生命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亦由萌芽、建立直至日臻完善。
“大包干”改革，激發了中國農村民營非農產業蓬勃發展
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展開。談到農村改革，就不能不說到小崗村“大包干”改革。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份承諾書上按下手印，把小崗村生產隊的土地分到了戶，首創了“大包干”的聯產承包責任制。1979年秋天，“大包干”的小崗村迎來了激動人心的時刻：糧食總產量13.3萬斤，相當于1955—1970年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鄧小平公開肯定小崗村的“大包干”，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全國推開。
1982年，黨的十二大決定全國實行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包干制改革，這實質是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經驗擴展到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激發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創造財政收入的競爭，也為各地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帶來了政策和制度空間。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由農村改革全面擴展到城市改革，掀開了中國全面推進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高潮，也推動了中國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各方面體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
正是從那時起，在蘇南農村出現了鄉鎮企業非農化發展，從華西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到后來進一步成熟的為全國農村所效仿的“蘇南模式”。而與蘇南模式幾乎是同一時間發展起來的以溫州家庭作坊為主的個私民營經濟——溫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場”的面貌迅速擴散至浙江全省并進一步為全國效仿學習。“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路數，就是依靠建設專業市場繁榮商業，并帶動產業圍繞專業市場集聚，各類工業園區和生產基地迅速成長，推動區域經濟發展。而把“小商品、大市場”在全國以至世界范圍發展到極致的，當屬浙江義烏。義烏依托發展市場流通，將小商品生產企業迅速集聚。據統計，截止到20世紀90年代末，義烏圍繞小商品城開發拓展了占地60多平方公里各類產業集群和塊狀生產基地，總共擁有織襪、裝飾品、輕工拉鏈、化妝品、襯衫、文化用品、制筆和玩具等各類工業企業1000余家，形成了義烏產業結構上典型的“小商品、大產業”“小企業、大集群”的發展態勢。
在那個改革開放的青蔥歲月，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激發個體積極性的成功發展模式，諸如福建的泉州模式，山東的諸城模式，遼寧的海城模式，廣東的中山模式、東莞模式，天津的靜海大邱莊模式，等等。這些模式的一個共性是都注重非農經濟發展，發展中都注重激發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終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
在這一階段，民營經濟的“溫州模式”（以至“浙江現象”）和“蘇南模式”，都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制度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最成功、最具普適意義的發展模式探索。在20世紀80年代這些地方成功地承接了全球范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參與了世界經濟分工，為我國的地方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奠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
隨后的發展，“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殊途同歸，成就了長三角成熟的江浙經濟模式。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國家提出了實施開發開放浦東戰略，蘇南藉此機遇成功地走向了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浙江輕工制造則更多地參與到全球貿易中。江浙民企開始“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不斷升級，自身的城市化不斷提升，城鄉統籌亦不斷改善。
從特區建設到全方位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藍圖初現
與農村改革大致同步，中國開始了對外開放的步伐。1980年5月國務院正式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以此為起點，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逐步擴展。配合對外開放帶來的機會，國家產業結構調整開始由原來的偏重工業轉向重視輕工業的發展，這為沿海地區開始發展成為最富經濟活力的區域提供了物質和空間基礎。長三角的江浙鄉鎮企業、個私民營經濟，珠三角的鄉鎮企業和來料加工，閩南三角的紡織服裝制造，等等，其發展和興盛都得益于沿海開放和國家重視輕工業的發展。
1984年5月，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分別被確定為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1985年2月，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又被確定為經濟開放區。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確定以及在這些地區實行相應的優惠政策，是這一時期國家在對外開放和區域經濟發展上最重要的戰略舉措。這種政策上的優勢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包括輕工制造業的集中直接落地，極大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這實質就是拋開所有制的爭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引進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成分和資金技術要素，最大限度地發展和提高生產力。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由于對外開放政策在沿海地區的先行，一部分沿海地區的發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內陸省份要求全面開放、公平開放發展機遇的呼聲高漲；分權改革使地方政府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強，地方政府對于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關心程度極大提高，內陸省區提出了希望國家實行“全方位開放”的強烈意愿。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與周邊各國的關系趨于緩和，與這些國家之間的邊境貿易逐步發展繁榮起來，促進了邊境省份的經濟發展，于是邊境省份和中央政府都把發展邊境貿易作為振興邊疆地區經濟的重要手段，給予積極的支持和鼓勵。“沿邊開放”與“沿江開放”的提出，加上沿海對外開放，中國對外開放在空間上開始了“三沿開放”，并進一步發展成為“全方位開放”。
改革開放形成了中國完備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增長，經歷了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工業和服務業比重不斷攀升的經濟結構提升過程。1978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占全國GDP比重約30%，到2007年下降到10.97%；第三產業產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3年以后迅速上升，1985年超過了第一產業。2018年三次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為第一產業7.2%，第二產業40.7%，第三產業52.2%；各自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8%和60.1%；顯然，服務業和工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我國經濟總量從改革開放初的排不進世界前10位，實現了從2010年開始穩居全球第二位的歷史性飛躍；2018年中國GDP總量超過90萬億元，人均GDP從1978年的385元增長到2018年的64000多元，增長了近200倍。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國防等都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農業與服務業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改革開放早期的農村工業化和區域城市化
改革開放初期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主要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過程。這種過程是以農村非農產業特別是以鄉鎮工業的發展為主體和動力，以農村人口非農轉化與空間集聚為特征。農村涌現出一批具有較強實力的經濟集聚中心——工業城鎮。江蘇的蘇南和浙東北的杭嘉湖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走的就是這樣自下而上鄉鎮企業發展的農村工業化和區域城市化道路。盡管這一地區農村鄉鎮集體工業的早期發展也得益于城市國有企業中的技術擴散，特別是當地農村歷來有人在上海和杭州等周邊大城市國營企業中做技術工人，這部分技術工人在退休以后回流蘇南農村和浙東北農村，形成江浙農村工業化發展的最早技術動力。毫無疑問，這種來自農村自下而上的市場化制度創新的動力，配合來自城市的技術擴散的支持，使得鄉鎮工業發展迅猛，直接帶來蘇南和浙北的農村工業集聚和農村城市化。
這一時期，珠三角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和區域城市化更多得益于香港加工制造業的轉移落地。而閩南三角的泉州、晉江、石獅等地，則是在農村一些人口較集中的村落形成紡織、服裝、玩具等的非農產業生產和集聚，推進當地農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遠在黑龍江的漠河因為靠近俄羅斯遠東地區，邊境貿易的發展帶來生產加工企業的落地，這一地區亦很快形成民營制造企業集群優勢。
1978年到1992年的鄉鎮工業化，主要是輕工業產值連續上升，重工業投資有所壓縮，資源向農業和輕工業傾斜，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1981年我國輕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重首次超過50%，反映了改革開放初側重發展輕工業，糾正社會主義改造和三線工業建設造成的輕重工業嚴重失衡狀況。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我國工業總產值不斷增長，由1978年的1745.2億元，增加到1992年的10116.9億元，反映了農村鄉鎮工業化帶來的經濟強勁發展。
市場化改革目標的明確與城市經濟的改革開放
雖然中國的市場化發展是從自下而上的農村工業化和區域城鎮化起步的，但基層的制度創造還是需要政府在大的制度環境和導向上進行一些自上而下的安排。中國政府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目標，推進改革開放戰略向縱深發展。政府需要放松對競爭性經濟領域的控制，需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政府需要大力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提高城市對經濟的規模集聚效應，促進城市經濟的改革開放。
規范市場建設與管理，提供公共產品。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供了強大動力。借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東風，浙東北地區對鄉鎮企業進行了以股份合作制為主要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學習溫州個私民營經濟發展的產業集群與專業市場結合的經驗，政府在原來鄉鎮工業形成的產業基礎上引導發展塊狀特色經濟；政府主動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地方區域接軌周邊大市場的交通條件，充分利用周邊市場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提高浙東北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期，蘇南蘇北、皖南皖北、豫東豫西、西北內陸、西南邊陲，各地都陸續拉開了學習浙江市場建設經驗的步伐，加快了本地市場建設。重點是擴建小商品市場、新建生產要素市場，完善市場功能，加強地方區域市場與全國大市場的對接，促進區域地方經濟與全國經濟的對接，使市場能夠對區塊特色經濟的發展起到更大的促進和拉動作用。各地積極進行塊狀特色經濟產品的國際市場開拓，積極促使特色區域經濟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
主導開發區建設，引領區域開放。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建設，作為沿海對外開放的窗口，是全方位整體對外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的主力軍。開發區作為產業集聚的重要載體，有力地推動了區域城市化進程。開發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給城鎮人口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吸收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各類開發區的建設基本都是按城市建設標準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實現“六通一平”，有的甚至是“九通一平”，這些開發區或工業園區建成以后基本都已成功地轉變為城市化區域。同時，開發區的發展也帶動了資本、技術、人才等其他高端要素的集聚，推動了餐飲、交通及其他服務行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帶動了剩余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大批轉移，極大地推動了區域城市化進程。
隨著全國各地大力推進開發區建設，中國的整體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日臻完善；同時，開發區各有關涉外部門提高了辦事效率和服務質量，使得我國的投資軟環境得到明顯改善。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始，開發區在我國很多地方，已經逐漸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外向型經濟的龍頭。開發區建設帶來外向型經濟崛起，帶動了各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拓寬了地方區域城市化的空間與視野。
這一時期，全國各類開發區數量增長驚人。這一方面說明各地開放型經濟和工業化發展方興未艾；另一方面，也折射了開發區建設過多過熱的發展亂象。原國土資源部會同國家發改委于2003年10月開始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經半年多整頓，到2004年4月，全國6000多個開發區已有3000多個被撤銷。在整頓的同時，各地發現土地違法行為數十萬件，收回土地面積5878.4公頃。改革開放以來開發區如此數量規模的發展，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根本無法想象的。
建設大都市圈，提升重化工業化和經濟的服務業化
大都市型的城市已經不是簡單的工業型城市，其經濟集聚功能和綜合服務功能更加強大，產業的重化工業、輕工業、服務業比例適度均衡，產業競爭力強，重工業比重與服務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
改革開放的前半期，工業化主要集中于輕工制造業的集聚和規模擴張，既增加就業，又糾正社會主義改造和三線工業建設偏重重工業、國防工業造成的輕重工業失衡，彌補輕工業發展的不足和解決輕工產品的短缺、匱乏，盡快恢復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時，我國社會主義消費品生產已經由短缺轉為供給過剩。那時的中國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更大限度地增加出口，這可以是我國化解過剩產能的一個途徑。
而消化產能的另一個更主動路徑是推動城市化更高水平的發展，建設大都市和都市圈，推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的更大規模投入與產出。目前，我國的大都市圈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區、武漢地區、長株潭地區等，這些大都市圈規劃的主要考量是加強都市圈中大都市與城市群的緊密協作，加強城市群、城市帶的聯動，以利于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目前，全國在都市圈戰略安排下，共規劃有19個國家級城市群，這其中有三個成熟城市群，分別是珠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一體化要稍稍落后于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當然，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推動京津冀一體化加速發展。
這些都市圈、城市群的規劃，加上長江經濟帶、淮河生態經濟帶、漢江生態經濟帶等規劃，反映了我國工業化布局和經濟發展的梯度雁陣式安排，是我國都市化、工業化和服務業化的重要空間載體。這些都市區、城市群、經濟帶的建設本身，對基礎設施需求很大，對自身服務業的比重提升亦有明確訴求，都直接推動重化工業和服務業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平衡我國重化工業、輕工業、服務業的合理經濟結構比重。
都市化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更高階段，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同時，也實現了大量農民由農村自然村落居住方式轉而變為城市社區集中居住，城鄉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城鄉居民對于服務業的需求也不斷擴大。這一時期，由于生產、生活性消費升級，工業園區建設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加大，也帶動了重工業發展。1993年以后，為了解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領域的制約瓶頸，我國再度進入重化工業化時期。進入新世紀，“十五”“十一五”開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區都進軍工業化中后期，大力發展重化工業和基礎工業，建設重化工業園區和大型基礎工業基地。標志著中國進入了更高水準的工業化道路，打造完整的工業化體系。
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日臻成熟
新中國在落后生產力基礎上開始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十分艱巨的偉大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去實現。黨的十三大確定了鄧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明確提出：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國民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初步勾畫了第三步戰略目標的藍圖，首次提出了“兩個一百年”新的奮斗目標：21世紀頭二十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進入21世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無論是中國的區域協調發展，還是長三角的區域一體化，都面臨新的考驗，有許多發展過程中的“區域病”需要解決。諸如如何破解資源、環境的約束阻礙發展的矛盾，如何打破產業結構長期傳統低級化的循環怪圈，如何實現區內、區際和國際的經濟整合協調，等等，都是需要逐步加以解決的問題。
面對這些發展的機遇和挑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對“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作出了全面闡述，這是對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發展要求的進一步科學和規范，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在中國的回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也在“富強民主文明”的基礎上，增加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諧社會建設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走進國人的生產、生活，體現了貫徹人與自然及社會協調發展的理念。中國開始走上了更加包容性增長的開放經濟發展道路。
市場經濟發展了生產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帶動經濟增長
市場經濟豐富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
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鄉鎮工業集體經濟、個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漸次走到發展的前臺，使得社會生產得以迅速恢復，社會的商品、物資和服務日漸豐富，就業與民生收入同步增長，百姓消費也隨之改善。今日中國，居民消費已經由昔日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為標志的千元級商品，提升到住房、汽車、家電、電腦等大宗商品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消費級別。冰箱、洗衣機、彩電等大家電不斷更新迭代，手機、電腦現在是大學生甚至中學生的必備，電子可穿戴設備也正日益流行，信息消費爆炸式增長，人工智能消費和機器人服務也開始走進尋常人們的生產、生活……這些變化正說明中國在經濟取得成功發展的同時，消費也在不斷升級。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已經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混合經濟。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個私民營經濟、外資經濟，抑或是經過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來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力量。這些不同經濟體的企業，都已按照公司制要求建立了現代公司制度，實現了法人治理結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的企業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創造了一個開放、公平的競爭平臺；在這個平臺上，無論是做強國企，還是壯大民企，亦或是做大外企，都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都是我國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需要。
“吃飯+穿衣”的生存型、溫飽型消費，帶動輕工制造業規模發展
中國人民真正實現了不愁吃不愁穿，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使得中國在還是那片土地、還是那群農民的情況下，僅僅因為制度安排的創新激勵，就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20世紀80年代，中國東部沿海大量承接世界產業轉移，紡織、食品、服裝、小五金、小塑料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輕工制造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大量吸納了農村勞動就業人口。蘇南鄉鎮企業、溫州個私家庭作坊、珠三角來料加工等模式，迅速在沿海地域集聚規模擴張。紡織、服裝、食品等傳統制造業，起初是解決國人的消費，而隨著90年代我國外貿體制改革推行企業自營貿易，這些制造業企業集群迅速獲取國際市場的貿易份額，形成長、珠三角輕工制造業世界級產業集群。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長、珠三角傳統制造業集群，更加強化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名號。
“住房+出行”的改善型消費，帶動房地產、交通和通訊等產業壯大
沒有了溫飽之憂，下一步就是改善我們的居住條件和出行條件，擴大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這樣的消費升級，直接帶來房地產業、家電設備制造業、家具行業、交通建設、通訊產業、建材等產業大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房地產、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投資，包括旅游業的投資建設和信息產業的發展，成就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房地產業的飛速發展，既改善了中國人的居住條件，也推進了城市化建設，給地方政府帶來充足的財力用于支持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以及改善民生。房地產還帶動上下游幾十個產業的發展和就業，經濟帶動效應非常巨大。
交通運輸、通訊、旅游和信息產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大的關聯產業增長效應，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目前，中國的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光纖寬帶網、移動通訊網絡都居于世界領先行列，我們擁有全球最先進的5G網絡通訊技術，所有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消費滿足感、幸福感。中國的高鐵如今將城市串成線，形成同城生活，并以線帶面，推進了城市群、城市帶和都市圈的聯動發展。
文化休閑、體育健康類消費，帶來文體產業和健康產業繁榮
隨著改革開放帶來國人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人民對于文化的欣賞、體驗和消費需求不斷上升，社會對于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需求也日益豐富和多樣化。媒體書刊、文藝作品、音像制品、文化館藏、文化研究，是傳統的文化產品消費對象；互聯網、旅游娛樂、廣告、會展，是新興發展型文化產品消費對象；自媒體、微信朋友圈、游戲競技等，是現代數字文化產品消費對象；這些文化產品和文化休閑消費增長，是推動文化產業迅速發展的市場源動力。
體育競技和健康休閑，是現代都市人民生活娛樂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們樂于觀看欣賞體育賽事，樂于體驗健康休閑娛樂活動，樂于參與運動健康休閑趣味活動，這些都是體育健康類消費需求，也是體育產業和健康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體育競技和健康休閑的消費增長，帶動了我國體育產業和健康產業的大發展。
智慧生活與手機支付的享受型消費，激發新經濟的成長
今天的中國，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應用，智慧城市、智慧社區和智慧醫療、智慧辦公的推行，給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國人帶來了無限的消費體驗和消費幸福。特別是我們的手機支付已經非常普及，這使得互聯網普惠金融能夠有效地提供個人金融服務，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得金融支持，享受信用消費，更好地支持保障創新、創業、投資和生活，激勵全民參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數字信息技術成為全球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的領域，對經濟社會各行各業的帶動作用最強。現如今包括5G通訊、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數字標識、生物識別、量子計算、再生能源、區塊鏈技術等，都已進入成熟序列，正加速商業化進程。這些新經濟的發展，既拉動了消費升級，又在消費升級的促動下，支持了數字經濟相關產業的迅猛成長。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煥發強大生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調結構、補短板，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形成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設健康、美麗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多邊貿易自由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將長期處在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大等多個場合多次講話中重申和強調的。2018年11月1日總書記在其主持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為民營經濟正名，為民營企業家鼓氣。個體和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公有制可以也必須有多種實現形式，這是我們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目標持續艱難探索，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與包容性增長的理念與要求也是高度契合的。
我們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學習人類一切優秀成果、制度和管理經驗。我們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特別是在當前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嚴峻形勢下，我們更要保持清醒，正確評估和預判中美經貿關系的走向，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阻止中美關系走向對立或交惡。我們要積極利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開拓其它國家經貿合作的市場和空間，最大限度減少中美貿易戰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和損失。
我國是擁有14億人口的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建立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有了比較強大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國防等事業；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龐大的經濟體量、廣闊的幅員和區域不平衡的現實，使得中國經濟具有很大的自我調控回旋余地和發展的韌性。今天，我們有華為、海康威視、大疆無人機這類走在世界前列的實體高科技創新型企業，也有百度、騰訊、阿里、京東等不輸臉譜、推特、亞馬遜的互聯網企業巨頭。我們在高鐵、特高壓輸變電、核能、航天、量子通訊等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創新與突破，更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體系中（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完整工業體系。一家制造商在中國只需半小時電話時間就能完成配套生產，而在其他國家往往半個月都不一定能搞定……我們不想要貿易戰，但我們也完全不懼怕貿易戰。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包含了社會主義要不斷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新發展觀理念，也包含了充分激勵個體的創造力和積極性的思想實質。我們要準確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用前進的、發展的眼光和辯證的思維，學習領會貫徹新發展理念，最大限度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解決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4
摘要：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在市場主體、資源配置、經濟增長、國民收入分配、產業升級和宏觀調控等方面偏離了2003年《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改革方向，為未來經濟發展埋下隱患。只有通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化解這些隱憂，才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鋪平道路。
關鍵詞：經濟發展國民收入宏觀調控
市場主體國有化還是多元化
自市場化改革以來，在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市場主體;而在一些壟斷領域，國有經濟仍占據絕對主體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進入。近年來，在競爭性領域，由于部分行業的利潤率高，國有資本又有重回競爭性行業之勢，甚至出現國有經濟排斥非國有經濟的現象，最明顯的是煤炭行業、房地產行業和鋼鐵行業，如山西國有煤炭企業集團對非國有煤礦的強制性收購;國有房地產公司高價拿地排斥非國有房地產公司;虧損的國有山東鋼鐵重組民營日照鋼鐵;寶鋼收購民企寧波建龍鋼鐵公司;中國商飛、四川航空集團、成都交投集團三家國企重組民營鷹聯航空公司等。
國有資本更多地進入競爭性領域與民爭利，必將影響民營資本的投資熱情，造成市場主體單一、缺乏競爭，最終形成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有經濟的局面，背離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而且，改革的歷程充分證明市場主體在由單一走向多元過程中，市場績效得到明顯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競爭的多元化市場主體至關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場主體絕不局限于充分競爭行業，還包括壟斷行業，也要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允許民間資本與國外資本介入，實現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門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在共同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運行。惟有市場主體多元化才能為經濟發展注入不竭的動力!
資源配置計劃抑或市場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調節作用，但是，近年來在資金配置和資源性產品定價方面卻呈現出市場職能弱化、計劃職能強化的趨勢。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為例，國家預算投資規模愈來愈大，從2003年的2，687.8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4，677.8億元，8年間，投資規模擴大了5.5倍，而同期國內貸款和利用外資的投資規模分別擴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國家新增了4萬億投資計劃，這些項目基本交由國有企業承建，而國有企業自身并不缺乏資金，在資金沒有更好的投向時，有的企業甚至將獲取的貸款違規投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相反，受金融危機;中擊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營出口型企業并沒有得到國家在貸款、貼息、稅收減免、補貼等方面的額外支持。資金沒有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領域，而是通過國家計劃配置。
再以資源性產品定價為例，據海關統計，2007年我國進口原油從年初1月的412美元/噸穩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噸，累計漲幅達56%，而國內的成品油價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調了500元/噸。由于國內油價漲幅遠遠低于國際油價，使得國內的企業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壓力，在國家的補貼下繼續加大出口，換取經濟的快速增長。到了2008年，國內石油企業再也無法承受高價進口原油低價銷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產措施迫使國內油價上漲，一時間“油荒”遍布全國。2010年11月，由于油價調整滯后，導致“油荒”再度蔓延。而當國際原油價格下跌時，國內油價卻遲遲不能下調。國內油價的計劃管理使國家利益和居民利益雙雙受損。
計劃配置資源的低效率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所在。當前的資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續下去無異于計劃經濟的復歸，勢，必將會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背離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就需要逐步減少計劃配置資源的范圍，強化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在當前，尤其要降低國家投資的比重，使企業投資成為主體。另外要逐步解除資源產品的價格管制，深化資源價格改革，理順價格傳導機制，使資源價格既能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又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避免人為干預造成市場機制失效。
經濟增長誰主沉浮
2003年以來，中國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資增速，大規模的投資加劇了國內產能過剩，在國內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條件下，只能依賴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的動蕩使得國內經濟增長起伏不定。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曾高達63%，這比貿易立國的日本還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貿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將主宰中國經濟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強勁拉動，中國經濟始終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達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7年的18.1%急劇跌至，40.6%，拉動經濟增長由2.5個百分點迅速下滑至-3.7個百分點。經濟形勢的變化迫使中國實施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但經濟增長仍未能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經濟增長明顯高度對外依賴。
世界上的大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主要為國內需求所驅動，而非外部需求，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資本短缺年代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但是當前各國為應對經濟危機，都加大了貿易保護力度，中國出口遭到貿易國名目繁多的指控與制裁。繼續堅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貿易保護致使當年中國出口產品遭遇的反補貼、反傾銷調查躍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額高達36億美元。到2009年，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案件數達到116起，涉案金額高達127億美元。顯然，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此外，中國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長期秉持出口導向戰略必將耗盡國內資源，使得未來的經濟發展缺乏資源支撐;而且現有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還沒有一個大國依靠發展外向型經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按照現行的模式只會使中國長期陷于國際分工的低端，難以實現大國崛起的目標。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有著廣闊的國內市場，依靠本國市場完全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正常循環，形勢的發展要求必須把經濟增長由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以減輕對外依賴。國民收入分配國富民富之選
從國民收入分配角度看，這些年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多地歸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結果形成強政府、弱國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速分別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別為9%、7.7%、9.6%、10.4%、12.2%、8.4%、9.8%、7.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速分別為4.3%、6.8%、6.2%、7.4%、9.5%、8%、8.5%、10.9%。8年間，財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鎮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7.7%，財政收入增長2倍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在這樣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長了政府消費，抑制了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形成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據統計，居民消費占比已從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費的比重則由26.6%上升至30%。
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斷增加。為此，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從部門角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將政府部門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領域，緩解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現狀，為擴大居民消費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從生產要素角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國民收入分配適度向居民傾斜和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來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主導產業如何轉換
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依托比較優勢逐漸形成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導的產業，并以此參與國際分工，但這種發展方式延續至今已使主導產業固化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企業興衰主要取決于國際市場，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引起的外需減少造成我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近7萬個中小企業破產和2，000多萬人失業就是很好的例證。重新選擇與確立主導產業，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產業演進的規律決定了我們不能永遠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在選擇未來的主導產業時，我們應遵循生產率上升基準、收入彈性基準和產業關聯基準來確立。2009年國務院陸續公布的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除紡織、輕工業和物流屬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其余大都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含量較高、以及產業關聯度大的特點，具備將其確立為未來主導產業的條件。如再輔之以必要的產業政策，可以助其成長為在國際市場占有～席之地的產業。
在選擇好未來的主導產業后，就需要逐步減少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支持，首當其沖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政策本質上是支持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的一項措施，保持較高的出口退稅率，無異于鼓勵低端制造業的大量存在。實現主導產業轉換，需要將出口退稅率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產業，實現主導產業的升級。與此同時，要積極營造有利于科技創新型企業成長的環境，從注冊資本、土地使用、稅收、貸款貼息方面給予優惠。通過扶植科技型企業的成長，使中國逐步走出高度依賴比較優勢產業的困境，實現主導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換，籍此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宏觀調控績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往往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在應對2007年的經濟過熱時，央行曾頻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收效甚微。進入2008年，上半年，國內還在防止經濟增長由過快轉向過熱，防止物價上漲轉變為全面的通貨膨脹而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半年，當美國金融危機蔓延之時，我們卻不得不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條件下，規模龐大的政府投資一方面擠占了民間投資;另一方面也因支出過大，財政風險正在不斷累積。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條件下，過剩的流動性不斷推動資產價格上漲。2年間，一線城市的房產價格翻了一番;黃金價格不斷創出高位;就連一向低價徘徊的農產品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上漲。國家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保持經濟增長，結果卻引發了通貨膨脹。當2011年國家將抑制通貨膨脹列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后，人民銀行通過連續6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提高存貸款利率回收流動性，通貨膨脹雖有所回落，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日漸凸顯，大量中小企業陷入困境。顯然，政府的宏觀調控績效難遂人愿。
提高宏觀調控績效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由于體制不完善，市場主體對經濟調節手段不敏感，市場機制在調節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就會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計劃手段才能達到目標。其次要轉換調控對象。當前的宏觀調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經濟高漲階段，壓制需求;在經濟衰退時，刺激需求，忽視了供給調控，結果造成過剩與短缺并存的現象。完善宏觀調控要更多地關注供給，使供給能夠迎合需求，避免脫離供給，盲目刺激需求。此外還需改革匯率制度。缺乏足夠彈性的匯率制度容易造成輸入型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失衡，而且還需要根據外匯儲備的增加被動增加本幣供給，我們知道在固定匯率條件下，資本流動，很難保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觀調控績效需要逐步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向浮動匯率過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對穩定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短期內雖然可以起到刺激經濟或抑制通脹的作用，但不宣頻繁使用，如果長期使用，居民理性預期做出的適應性調整反而會使政策失效，影響宏觀調控的績效。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5
26日上午，南京大學洪銀興教授給我們作了題為如何在新常態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報告。洪銀興教授站在全國經濟發展現狀的高度，直面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狀況，科學地、貼切地分析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現狀，用詳實的數據說明了我國經濟正面臨著發展的新常態，用深刻的理論論述了如何適應新常態，加快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洪教授的報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對于如何加快我縣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我認為應該結合泗陽的實際情況，作出合理泗陽發展的設想。我有一些體會:
首先，當前我縣已有的產業和發展情況來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縣的第三產業一直不太景氣，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消費不足，消費主要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真正用于購物、娛樂和高檔消費的并不多，所以繁榮商業和服務業應該優先考慮。修建超豪華的休閑、娛樂場所不僅可以吸引外地客商，還可以促進本地人口的消費，豐富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如修建超豪華的歌舞廳、酒吧、茶吧、新華書店、游樂園、商場等。變星羅棋布為旗艦式引領。
其次、隨著泗陽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對生態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對樹木、花草的需求量上升，對綠色、環保的食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泗陽具有較為豐富的農業資源，但是成規模的、有影響力的品牌較為缺乏，發展現代農業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最后，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推動科學發展，說到底是為了讓群眾過上幸福日子。各級領導班子和黨員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真正把群眾的事情當回事，真心實意為群眾辦實事、好事。如果心里沒有群眾，不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就不會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也就談不上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新常態經濟”著力加強民生工作，建立健全民政救助體系，對符合條件弱勢群體應保盡保，積極爭取上級補助資金，解決優撫、安置、低保、醫療救助等問題，推進醫療衛生事業和扶貧工作開展，抓好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都是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和必然結果。
泗陽的發展要作長遠的規劃、合理的安排，要逐步地去實現，要根據財力狀況實現漸進式地發展，泗陽才會越來越美好。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6
摘要：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6年，中國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始終沒有變。我國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本文將從新中國成立70年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的發展歷程和成就的回顧，總結經驗，見證祖國70年的輝煌，祖國的日益繁榮昌盛，堅定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和信心。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歷程;成就;經驗
大家知道，在國家出現以前，人類社會是處于原始社會狀態。國家產生以前對社會進行管理的基本社會制度是在物質資料生產水平低下時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制度。后來具有公共權力的國家制度是隨著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新的社會制度取代了由血緣關系決定的氏族制度。恩格斯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現和奴隸階級的形成是國家產生的前提。
國家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1949年10月1日，這一偉大的歷史時刻，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隆重的開國大典，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轉瞬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70歲的生日。70年風雨兼程、70年砥礪輝煌，70年見證了我們偉大祖國的日益強盛和輝煌成就。在今天，這一特殊的歷史史刻，就讓我們一同來回顧祖國70年經濟發展的歷程、成就，總結經驗，繼續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而不懈奮斗！
一、回顧70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成就
70年里，我國經濟主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建國初期至1957年，是我國經濟發展從一種經濟形態走向另一個經濟形態的發展階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這個階段，我國的經濟形態由舊中國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建國初期，由于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與戰爭，導致我國這一時期的經濟水平比較落后。但是，1950年，我國政府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尤其是通過土地革命和接受國民政府的財產使我國的經濟發生巨大的轉折。
二是國民經濟迅速恢復時期。1952年，我國一些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已經超過歷史的最好水平。從1953年開始，我國又進行了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過渡。到1956年，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1952年到1956年4年間我國實現了GDP平均每年增長10.9%。這4年間，農民的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25.8%，這一時期，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較快提高。
第二階段。從1957年到1978年，是我國經濟發展經歷曲折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我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失誤。主要是兩次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一是1957年冬開始的“大躍進”，隨后在1958年全國各條戰線都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了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農業上，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原有的正常的經濟體系也遭到破壞，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1960年我國國民經濟又面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直到1960年冬，才迎來了這一歷史時期的重要轉變時期，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由此引起大調整，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并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1月召開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直到1964年，國民收入的絕對量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
二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國民經濟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迅速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1966年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從1969年4月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為第二階段。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1973年十大到1976年十月為第三階段。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7年國家由亂到治 ，經濟開始復蘇，大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從而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受巨大損失，但仍取得了進展。這一時期GDP年平均增速仍為6.1%，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第三階段。1979年至今，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1979年以后，中國走上了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開始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困擾中國多年的糧食問題得到大幅度解決。中國農村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并得到普遍推廣，經過農村改革，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農業生產也大幅提高。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并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講話提出“三個有利于”、“發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觀點，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
1978年中國GDP為4.9%，中國人均GDP僅占世界平均人均GDP的22.1%。2003年中國GDP為15.1%，中國人均GDP占世界平均人均GDP的73.7%。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差距迅速縮小。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發生轉折性變化。2008年，中國GDP總量達到30.07萬億元，中國在GDP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完成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經濟舞臺中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總結經驗、砥礪奮進
1.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70年的歷程證明，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的成就，就在于執政黨的領導，在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于執政黨的正確經濟思想指引。
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國，絕大多數人享有民主，只對極少數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實行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國的政體。在我國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代表人民行使自己的權利。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國執政黨的宗旨和性質決定的。70年我國經濟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就，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
3.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
道路問題關乎命運，國家的命運與我國經濟發展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建國后，一個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便迅速建立起來，在實踐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也是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徑，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如火如荼地進行，也才能鑄就祖國今日的輝煌。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7
夏商西周時期
人類從使用棍棒、制造石器求得生存和發展時起，到發明和控制用火、發明弓箭、馴養家畜和制造陶器；從農業的產生及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到商品的出現和城市經濟的萌芽；從陶器、骨器上的刻劃符號到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的出現；從茹毛飲血到錦衣玉食；從車輛、舟船的產生到天文、歷法的出現，每一種發明，每一個進步，都經歷了長期、曲折、艱苦的歷程，并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一切，都為社會的進步與人類自身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人類智慧發展的集中體現，是科學技術的結晶。
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具有生產能力的人的發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質的提高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此外，還有生產工具的發明與改進、勞動對象的發展與改變。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但緩慢畢竟也在發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比早期的遺址分布更為廣泛，中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則比舊石器時代更密集，這就是生產力發展的具體反映。到了新石器時代，不僅氏族部落的定居營地已遍布整個中國大陸，在高山、草原、海島都有發現，而且黃河流域的不少地方遠古遺址的分布數量已與現代村落大致相同。生產工具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十分豐富，每種工具的制作技術也不斷提高。新石器時代早期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鏟，到了晚期發展成更為進步的石犁、有肩石鋤、有段石錛等，工具的改進無疑對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開發，也有更多的野生動物被馴養成為家畜和家禽；礦產、森林、江河湖海成為人們索取財富、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在這種生產力逐步發展的情況下，社會經濟不斷取得進步。當黃河流域出現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國之際，代表新的生產力的文字、青銅器和城市已經在北方的遼河流域、長江以南地區紛紛出現，從而使中國大陸的奴隸制王朝得以鞏固和發展，成為東方世界的經濟發展中心。
春秋戰國時期
介紹中國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史。
（一）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發展迅速，判斷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這里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指生產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先進的生鐵冶鑄技術，即出現了鑄鐵，促進了鐵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這就為以后中國強大、長期雄居于東方奠定了物質基礎。如果與歐洲相比，歐洲在鐵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鐵技術方面要遠遠落后于中國。如公元八世紀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詩《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還有使用石器的記載，1006年侵入英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軍隊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軍的會戰中英軍也還有使用石斧的記載。中國先進的冶鐵技術是春秋戰國以后才逐漸傳到西方的。《漢書·西域傳》大宛條載：“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從這一記載可知，中國先進的鑄鐵技術是在漢代先傳至西域而后才逐漸傳至西方的。而歐洲“直到十四世紀才使用鑄鐵”。此外，春秋戰國時也為漆器、絲織品等手工業產品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漢代這些產品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這些產品不僅為東方國家所喜愛，而且通過絲綢之路遠銷西方。這說明中國文明在后世享譽世界是有其物質技術基礎的，而這種物質技術基礎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奠定的。（二）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古希臘相比社會發展上存在著差異。這表現在中國奴隸社會崩潰后轉變為建立在個體農民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臘則從不發達的奴隸制社會發展為發達的奴隸制社會。社會發展的這種差別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顯的反映。如大約生于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的孟子雖然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但在孟子的筆下勞力的人主要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個體小農和個體手工業者。而生于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思想家亞里斯多德雖然也像孟子一樣有一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點，但亞里斯多德筆下的勞力者卻是奴隸。亞里斯多德說：“凡是賦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遠見的，往往成為統治的主人；凡是具有體力而能擔任由他人憑遠見所安排的勞務的，也就自然地成為被統治者，而處于奴隸從屬的地位。”“我們可以明白了奴隸的性質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屬于自己的人格而從屬于別人，則自然為奴隸；（2）任何人既然成為一筆財產（一件用品），就應當成為別人的所有物；（3）這筆財產就在生活行為上被當作一件工具……。”“凡是這種只有體力的卑下的這一級就自然地應該成為奴隸，而且按照上述原則，能夠被統治于一位主人，對于他實際上較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僅能感應別的理智的，就可以成為而且確實成為別人的財產（用品），這種人就天然是奴隸。”人們寧愿將奴隸這個名稱局限于野蠻人（外邦人）……在他們看來，世上有些人（野蠻族）到處都應該是奴隸，本性上就是奴隸，另一些人（希臘人）到處都應該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從孟子、亞里斯多德這兩位同時期東西方哲學家、思想家看來，腦力勞動者統治人，體力勞動者受人統治，這一點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體力勞動者是個體農民，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體力勞動者卻是主人的財產、工具奴隸。這種差別正是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希臘社會發展不同的表現。
（三）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發展和井田制破壞，農民個體經濟廣泛出現。這一點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吳問》和《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盡地力之教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另外，從《墨子》、《孟子》、《商君書》、《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當時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個體農民。這時中國的個體農民對土地已有使用權和某種程度的占有權，并有相當獨立的經營權。這種個體農民不像奴隸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產條件為主人生產，也不像農奴那樣在份地進行勞動和為農奴主服徭役時二者在時間、空間上是分開的為農奴主勞動時沒有積極性。這種個體農民由于為統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和為自己所進行的必要勞動在時間上、空間上是一致的，勞動收益好對統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產積極性高。而且個體農民之間存在著競爭，這也促使他們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說：“今也農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強手耕稼樹藝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個體農民比奴隸、農奴生產積極性高。同時，還應看到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個體農民經濟從事的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滿足自己需要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這種經濟是封閉性的，對外部條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經濟那樣生產的目的為了賣，需要銷路和原料來源，一旦銷路和原料來源斷絕，生產就無法進行。所以，這種農民個體經濟有很高的穩定性。另外，這種經濟所需要的固定資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壞之后恢復起來容易。中國后來的長期封建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之上的。
（四）中國春秋戰國與同期古希臘相比，在經濟上還有一個重大差別，這就是希臘海外交通、海外貿易比中國發達。希臘的奴隸制度是一種“以生產剩余價值為目的的奴隸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生產品的很大部分為了賣。這與中國春秋戰國形成的生產使用價值的個體農民經濟是個很大差別。二者相比，希臘的奴隸制經濟由于奴隸主與奴隸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商品經濟下斷絕銷路和原料來源無法進行生產的缺陷，所以希臘奴隸制經濟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國春秋戰國形成的個體農民經濟不僅自身穩定性強，而且由于封建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對它進行了有效的保護所以顯得非常堅韌而能長期延續。然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個體農民經濟有其發展的緩慢性和停滯性。由于這種經濟生產的目的是為自己的消費，生產多了勞動價值得不到實現，所以生產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十分緩慢。相反，商品生產條件下，生產的目的為了賣。
因此只要有銷路和原料來源生產就可以迅速發展。而且，由于商品生產的開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場、原料、勞動力來迅速發展本地經濟。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的這種優越性在歐洲后來得到了充分顯示。14世紀歐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時歐洲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從15世紀末新大陸發現和新航路開通后，西歐國家把商品交換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商品交換，從掠奪殖民地和販賣黑奴的罪惡行徑中積累了資金，并為本國產品打開了市場，找到了原料來源。這大大促進了工廠手工業的發展。17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此后約一個世紀，英國又發生了工業革命。而15世紀后中國卻在自然經濟統治下緩慢爬行。及至1840年鴉片戰爭后就落了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因此，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廣泛的農民個體經濟是和我們民族興衰榮辱密切相連在一起的。
秦漢時期
秦漢經濟史
回顧秦漢經濟發展的歷程，可知始終是在政治干預經濟的狀態下進行的。由于中國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建立了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迫使封建統治集團對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狀態進行干預，以使社會經濟朝著有利于鞏固封建統一的軌道運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經濟的自然發展與封建國家經濟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中國封建政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同一，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的同一，為封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為如此，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才能夠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集中經濟力量創造人間奇跡。然而，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導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矛盾的激化，致使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大動亂和國民經濟的崩潰。秦漢時期這種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既相適應又不適應的矛盾運動，使封建經濟的發展呈現波浪式前進的“同一”趨勢，而且也鑄造成我國封建經濟結構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然后是國家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經濟農業和手工業的同一。這種社會生產結構在家庭、國家、田莊不同生產單位的同一狀態，進一步彌合了社會生產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經濟日益屈從于自然經濟，形成了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國有和私有的同一，國家政權與土地所有權的同一，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的同一。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經濟基礎。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只是破壞，更不是一團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創造和啟示。
第一，從宏觀上說，由于戰亂不斷，這一時期的經濟，在縱的方面，表現為艱難曲折、波浪式的前進。在北方，東漢末年大破壞之后，有三國至西晉太康時的發展；西晉末年十六國時期的大破壞中，還出現過后趙、前秦的兩度統一和經濟上的兩度復蘇；十六國時期的大破壞之后，經過緩慢的發展，出現了北魏后期的繁榮；魏末大亂后，又有齊、周時的發展。在南方，有孫恩、桓玄時的變亂、宋魏戰爭、侯景之亂等的大破壞，也有東晉太元、宋元嘉、齊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發展。橫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屢遭破壞、江南以及東北、西北的發展，向著全國均衡發展的方向跨進了一步。
第二，上述經濟的前進與后退，都與一定的政治環境相關。國內外相對安定，經濟就前進；否則就停滯、后退。經濟的發展從來不是與政治無關，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環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這方面一個最好例證。
第三，發展經濟要同本國實際結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漢代在邊疆屯田的經驗，同曹魏統治區內人民流亡，“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的現實結合起來，在內地實行大規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義。吳、蜀發展經濟的措施與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措施適宜的結果。
第四，經濟的持續深入的發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來推動。北朝的經濟，魏孝文帝的改革給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動。但如果沒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蘇綽、周武帝的繼續改革，其成果也許不能獲得保持和發展。
第五，發展經濟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環境與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經濟內部而言，也需要許多措施的配合。如農業的發展，就與水利的興修，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與推廣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強經營園、墅，不只重視谷物的種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澤的開發，實行多種經營發展大農業，很有啟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寶貴資源，山林川澤，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產財富。
第七，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專制集權較弱，政治上相對寬松的時代。因而對經濟活動的控制也相對寬松，經濟活動也比較活躍。這在南朝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對外交往方面，孫權能夠敞開國門，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積極向海外開拓，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啟發性。其后，南朝各國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北方，即或如十六國的大動亂時期，也同西域保持著交往。這是中國的好傳統。
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五代是中國古代社會光輝燦爛的一頁。他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國經濟史上也是一個巨大轉折時期。自晉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區原來居住和從邊遠地區南進到中原的各民族展開爭奪華夏大地的戰爭，連年戰爭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五胡十六國，極混亂紛爭的局面。以后由南進的鮮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統一了中國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從原始公社制習慣出發，統一中國北方后，經濟上的任務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計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積極推行漢化，這一點對經濟的恢復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北魏政權最后還是被高氏集團建立的北齊，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東晉南渡在客觀上把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帶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也帶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趕上北方，后來終于超過北方。淝水之戰，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兩個異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處于相對安定的環境，使經濟發展有一個和平祥和的有利條件。南方經濟發展極不統一。雖無大的戰爭，但卻并不統一，政治也不穩定。經過了宋、齊、梁、陳，最后讓北方來的繼承了北周的隋統一了全國。
隋所以能統一中國是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還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來說，絲綢是北方生產的，南方只是麻、綿布。在北方建的趙州石橋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當時還處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隋書卷24食貨志）。所以決定的因素還在經濟。
隋朝在戰亂中創立了一個統一的王國，在政治經濟上開始了封建社會的一個巨大變革。隋的統一全國為唐代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應該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陸與臺灣關系進一步密切，隋煬帝派使者二次去臺，到唐時把臺灣劃給嶺南節度使管轄。經隋派兵進駐，到唐則完成了祖國大陸與臺灣的統一。
唐的經濟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
（一）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
（二）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如造船、建筑、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并向海外流傳。
（三）與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五代十國時間很短，實際是唐代的繼續，經濟雖因戰亂而受影響，但仍然有很大進步，正因為經濟的發展才有全國統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統一起來了。
宋遼夏金時期
宋、遼、西夏、金在中國經濟史上處于重要的轉折時期。這個轉折表現在經濟制度、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等各個方面。
在經濟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成為土地制度的單一發展方向，土地租佃關系成為農村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形式，從而把國家對土地的占有和對民間土地占有的干預降低到最低限度。在這一時期，土地私有制度不僅在宋朝統治的漢族地區得到廣泛發展，而且逐步在遼、西夏、金統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區取得主導地位，這不僅擴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圍，而且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土地私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使廣大農村社會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有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
宋代的社會生產有迅猛的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的發展水平都顯著提高。這不僅表現為農業和手工業各部門生產規模的全面擴大和產量的增加，表現為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商業的繁榮，更重要的是表現為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的全面進步，專業化分工的高度發展，商品生產和貨幣關系滲透到各個領域，商業性城鎮的大量涌現，全國性商業網絡的初步形成。總之，農業、手工業、商業及其內部的各個部門，既逐步分化、各自獨立發展，又相互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新的、完整的體系。所以，宋代的社會生產同唐代相比，不僅在量的方面有明顯的、大幅度的增長，而且在質的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為戰國秦漢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隨著漢族對北方民族影響的增強，北方民族也開始被納入這個新的社會生產體系之中。
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漫長過程也完成于這個時期。在宋朝特別是南宋的統治下，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帶的浙西平原，社會生產高度發展，經濟極其繁榮，不僅在中國經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明顯地居于前列。在南宋和金時，南方經濟的發展和北方經濟的萎縮形成鮮明的對比，南方和北方在經濟上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所以，就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而言，經濟的重心已經移到南方。這個經濟格局的變化，在中國經濟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后世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就在全國的經濟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時，北方的經濟格局在金代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就這一局部地區而言，經濟的重心由中原移向華北平原。從此，中原地區徹底失去了上千年來在經濟上的中心地位，華北平原在經濟上的地位日趨重要。這一變化不僅為以后在統一的政權下南方和北方經濟差距的逐步縮小準備了條件，而且為北京成為統一國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經濟基礎。
在宋、遼、西夏、金時期完成的這些轉變，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或幾個朝代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圍。它們標志著中國古代的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漢至清末的經濟發展劃分為發展與成熟兩個階段的話，那末，宋、遼、西夏、金時期就是后一個階段的開端。其主要標志是，以農業為主、以手工操作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保證體系已經趨于完善；從對資源開發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已經接近甚至幾乎達到了古代的技術條件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后的數百年，直到清末，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在宋代達到的新高。
元朝時期
元王朝于于14世紀60年代各族人民起義的烽火中壽終正寢。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經濟管理的劣行被歷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責批判。這是應該的。元王朝的滅亡，距今已有5世紀又25年。元代經濟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或往事。元代上都蕩然無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經濟遺跡廖廖無幾。不過，整部元代經濟歷史已成為中外廣大元史專家尋覓研究的重大課題。
元代經濟歷史盛世輝煌的經驗和衰世急劇崩潰的教訓足可成為今人國民經濟管理活動的暮鼓晨鐘。鳥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視歷史經驗教訓，或不總結自己民族歷史上經濟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偉大的中華民族，在人類漫長的中世紀歷史長河中創造的經濟管理經驗無與倫比，罕有其匹。
元代經濟歷史提供的經驗和教訓在中華民族經濟管理歷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卓越的軍事、經濟管理謀略運籌思維，忽必烈多元一體化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長期影響后世的經濟?鞏固、各族人民的團結交往、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的進步性發展都有重要的、深遠的影響。
明清時期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時代。明代經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處于變革的重要時期，有諸多新現象、新特點，值得認真總結，深刻分析、取其精華，以資借鑒。
在明代270多年中，經濟發展迅速，變化很快，內容豐富，種類龐雜。以明代經濟由單一經營向著農、工、商多種綜合經營過渡為主要線索，循其運行軌跡，稽其來龍去脈，以縱通為主，縱橫結合，力求多視角、多層面展示有明一代經濟發展風貌。
在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中，強調召軍移民開荒屯田的重大經濟效益及其對改變全國人口與土地布局和縮小邊區與內地經濟差距的巨大意義；強調交通運輸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明太祖經濟立法對有明一代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強調田賦“折色”對生產發展的刺激。對于明中葉的經濟問題，從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動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壞而引發土地兼并激烈，導致農民大量破產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統治者不得不進行賦役改革，以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維護王朝的統治地位。對于明后期社會經濟形態的新變化，則緊緊把握住農業經濟結構變化這一重大課題，重點探討了商業性農業的掀起、專業經濟市鎮的勃興、“一條鞭法”、“計畝征銀”的意義以及對外貿易的新發展。對于明末封建國家的財政危機，從政治上的動蕩必然導致經濟上的混亂出發，著重勾勒了“三餉”加派的嚴重后果。而對于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經濟政策，則本著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肯定其應有的進步性。
封建末期
宣統三年（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推翻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幾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卷入戰時經濟，減少了民用商品的生產，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這使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尤其使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進入一個“黃金時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沒有真正觸動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還要經過無比曲折和十分漫長的歷程，甚至出現痛苦的磨難。但無論如何，辛亥革命的勝利，無疑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研究清代經濟的發展歷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當代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是中國近代經濟現代化歷程的自然延續，我們通過研究中國清代經濟發展史，可以從中得到許多重要的啟迪。
清代晚期，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襲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產生并得到初步發展，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濟，從此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軌道。這仿佛給中國以后的經濟發展，開了一扇溝通現代化的窗口。透過這扇窗口，長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開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過這扇窗口，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進步思想，像射進的一束晨曦，喚醒漫漫長夜；像拂來的一縷春風，滋潤莽莽原野。透過這扇窗口，中國人才得以不斷求索，找到富民強國之門，最終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鴉片戰爭后不久，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隨之產生。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則使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進一步擴大。甲午戰爭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已約有10萬人；到民國初年，近代產業工人約達60—70萬人；此外，城市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工人也有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由于中國工業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國近代工業高度集中在少數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還主要集中在為數不多的企業單位。
鴉片戰爭后的半個多世紀內，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的誕生和不斷擴大，為中國今后的經濟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提供了一定的技術力量和產業隊伍；也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力量，并促使舊民主主義革命迅速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又因為中國早期工人階級同時受帝國主義、國內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勞動條件極其惡劣，因此革命性最強，從而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和領導力量。
就在中國遭受西方資本主義侵襲、自然經濟開始逐漸解體、資本主義開始產生的同時，作為大清帝國的鄰國——日本，也碰到了幾乎相似的境遇。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之隔，文化淵源相通，就兩國當時國內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可以說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興起了一場以創辦近代工業為主體內容的維新運動，史稱“明治維新”。這是一場使日本走向世界經濟現代化潮流的變革運動。當時日本的經濟基礎，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維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進近代工業發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868—1877年（同治七年——光緒三年），日本新建的、雇傭10個工人以上的私人企業為487家，1877—1886年增加為760家。但在80年代前，日本工業仍然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即使到了甲午戰爭前，日本近代工業中使用蒸汽動力的企業也只占20%左右。日本的工業革命是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的，但到了90年代，棉織業一般也還繼續使用手工生產方法。1884年（光緒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資本中，工業資本只占4.3%，商業資本占7.8%，而銀行資本占75.6%。盡管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發生的時間相近，起點相同，但明治維新截然不同于洋務運動。明治維新通過日本天皇“下詔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據制度，結束了長期的封建割據。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求知識于歐美，向西方學習，但他們能夠歐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時，及時調整經濟政策，糾正初期不考慮日本與歐美在文化方面的差異，盲目引進而走過的彎路。
歷史并不偏愛任何民族。中日兩國在19世紀中葉曾經處在相似的基礎和起點上，但結局卻迥然不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資本主義處于上升階段的歷史環境中，順應了現代化的潮流，國內資本主義經濟急劇擴大，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這不能不說是大和民族的幸運。光緒二十年，中日兩國間爆發了長達8個月之久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同時也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運動成果的一次大檢驗。其結果，小國打敗了大國，藩屬變成了殖民者，東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戰爭后的中國，不僅遠遠落后于西方先進工業國家，而且被歷史拋在了東方的日本后面。這段辛酸的歷史，不僅使我們感到遺憾，也更值得我們不斷地思考。
民國經濟史
中國民國時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各種予盾的激烈斗爭之中，社會經濟在動蕩、曲折中緩慢前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歷程，各種經濟勢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給我們以如下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于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并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占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后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斗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于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后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并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后過渡到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于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于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現代經濟史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是指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對于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其意義是，標志著我國基本上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從此，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大躍進時期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盡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但由于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后，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在大躍進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虛報產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獲糧食12億斤。《人民日報》對這種行為進行了宣傳。依照這種報告制定的國家征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也是導致后來災荒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時期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包括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的對內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土地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我國對內改革的大幕；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的根本性創新，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途徑，它具有自身質的規定性與基本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經濟建設上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計劃經濟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與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趨單一化，排斥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經濟管理的決策權集中在國家手中，企業只是嚴重依賴于上級政府的經濟實體，或者說是行政機關的附屬物。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8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宣告了中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到來。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經濟體制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不完全，所以還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論述了將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說明了全國勝利解放后解決土地問題及社會經濟中存在的成分，即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且以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重要目標，實現民族復興與強、強盛。關鍵詞：經濟過度經濟發展建設新時期
前言：國家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過度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中國吸收前蘇聯的經驗同時與自己的國情相結合在社會建設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嚴重的錯誤。當中國從社會危機中度過時由于正確的領導與中國國情相符合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是中國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正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為重要任務。在經濟恢復工作中沒收官僚資本，在企業內部開展民主革命和生產革命，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1.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發展
1）恢復和發展。1952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當年工農業總產值超過1936（國民統治時期最高水平）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年產量均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工資平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以上。新中國的成立已經完成了第一項歷史任務，而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即為第二項歷史任務被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
2）歷史與人民的選擇。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國家工業化水平較低。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值中的比例為26.6%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為35.5%。1952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還落后于印度。如鋼鐵產量，美國為538.3公斤，印度為4公斤，中國為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為2949度，印度為10.9度，中國為2.76度。在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建設的中心環節，特別是大力發展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制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制造、國防工業、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學工業。中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工業化建設從此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3）過渡的道路。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一五計劃實施前的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068億元；財政收入從1952年的183.7億元增長到1957年的310.2億元。這一期間的工農業產品產量，也大幅度提高。糧食從1.6392億噸增至1.950.5億噸；鋼從135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
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
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發展
1）良好開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線中，大會堅持既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方針。在大會中陳云提出“三個個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從而突破傳統觀念，為探測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打下了基礎。
2）索中的嚴重曲折。1957年“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經濟規律，急于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估計嚴重不足。從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而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而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斗爭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府撤走全部專家，使得中國經濟早1959~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
3）建設與探索的成果。從“一五”時期到1976年，盡管經歷了“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但是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較快。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計達4956.43億元。
3.改革開放新時期
1）偉大的歷史轉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上討論了從1979年起吧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和實行改革開放上的戰略上來。
2）新局面的展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到1750萬個，產值達到4764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形成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的形式，設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在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決定吧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泉州漳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
3）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強調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據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4）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參考文獻：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第八、九、十章）《中國發展史》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9
經濟問題被認為是與所有政治和道德問題復雜地連結在一起的。中國的政治家們相信，他們能夠操縱經濟的發展，使之從屬于政治的目的。
簡言之，要使經濟從屬于政治，而非政治從屬于經濟。中興的經濟政策——遵循著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興政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通過適當地采納傳統的中國經濟學的原則，能使傳統的經濟再次繁榮。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直接來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稅向來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國度里，保護農業生產者是經濟學的主要目標。
“重農抑商”的原則在經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強調，農業不僅繼續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唯一可行的基礎，而且是唯一合適的基礎。然而，這決不是要擴大農業生產和增加農業稅收，或按現代西方眼光，“繁榮”農業經濟。中興的目標是重建一個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在此社會中提倡節儉，強有力地抑制政府的開支、紳士的奢侈和農民的物質欲望。
凡是節儉和精明的管理相結合的地方，就不會有經濟危機的發生。如王慶云——一位有經驗和才干的經濟學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樣：時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驚呼貧困。臣竊以為斷無驚恐之理。毋庸另尋致富之途，只須嚴肅綱紀，治理得當，何有貧困之苦？基本沿襲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財政機構，依現代標準來看無疑是臃腫的，但在當時是高度發達的，在其早期證明是有效率的。當政府能夠維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時，它不用增加人民無法忍受的負擔就能籌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錢。
然而，戶部及其有關機構應付危機時期稅收減少和開支增長的能力是很差的。咸豐時代（1851—1861年）之前，田賦、漕糧、國內商業稅和鹽業壟斷，是清政府稅收的四個主要來源。清朝所保留的明朝的各種雜稅，在經濟上無關宏旨。田賦占了整個稅收的三分之二，其稅額是永遠固定的。1712至1745年間的一系列上諭，正式宣布永不加賦。漕糧也是固定的，關稅和官營鹽價同樣不能輕易地增加。
在這樣的情況下，遇到一些不大的緊急事變，清政府可以賴其豐年結余下來的積蓄以及出售功名或偶爾賣官鬻爵的所得來應付開支。盡管19世紀嚴重的內憂外患所需要的新的支出對于舊的秩序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但直到光緒時期，開辟和擴大永久性的稅源的重要性，才為人們真正認識。
把商業發展作為一項重要的稅源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士大夫總是把那些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們視為寄生蟲，當然他們自己不包括在內。由于擔心形成一個富有的與之競爭的階級，他們經常并有效地抑制著一切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國家壟斷，通過常備糧倉來調劑糧價，周期性地打擊高利貸活動，懲罰性的稅收政策以及意識形態的禁錮等等，使他們的這種抑制獲得了成功。
與中國的商人階級相比，明治前的日本商人階級要強大一些，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商人階級則可稱為巨人。除政府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外，中國高度自給自足的地方性經濟也不利于商業的發展。盡管某些專業化農業早被承認，像“蠶絲區”、“棉花區”這類名詞已經使用，但每個村莊幾乎都能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每個家庭都能從事多種手工業。
紳士家庭也和農家一樣紡紗織布。曾國藩在其家書中就詢問過兒媳的織布數量。只有在養蠶區，才相對存在著很少一部分“職業專家”。這些人只從事紡織而不干其他活兒。其他一些“專家”，如陶工、泥瓦匠、木工、五金工人，也主要是農夫，他們利用農閑季節從事手工業生產，其產品主要是歸自己或左鄰右舍使用。貨幣雖然存在，但不是貨幣經濟。
集市貿易自明后期以來就得到了廣泛地發展，但它不是市場經濟。由于對節儉的尊崇，由于缺乏追求財富的渴望，由于農民和紳士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由于這種制度給這兩個階級提供了相對安全的保障，自然經濟的穩定性得到了加強。國外貿易比國內貿易更受到了傳統的嚴格限制。人們覺得任何進口都無法補償白銀和茶葉、蠶絲這類有用物品的大量外流。采礦業雖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性到19世紀時仍然受到懷疑。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具有分裂社會的作用，另一方面，從道德上來說，既然沒有人“種植”過礦業，那么，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開采、占有這一財富。人們也可能認為，如果沒有國家和意識形態對社會變革的強大反對，中國人所具有的工藝主義傾向將使中國開始其工業時代，因為“前現代”技術已發展到了一個顯著的程度。
猶如在此之前的耶穌會士，19世紀的觀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國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采礦、熔煉合金，有的方法連當時最發達的歐洲國家也不會。例如，他們能夠熟練地焊接銀塊，雕刻瑪瑙，修補鑄鐵中的孔眼，以及僅僅借助于楔、杠桿和車輪，就能搬運巨大的體積和重量。印刷業和絲織、制茶、制瓷、造紙業的工藝顯示了他們在實際文明中的能力。
費孝通簡明地指出：自然世界的知識是用于生產的知識，它屬于農夫、工匠和其他以此為生的人們。而倫理道德的知識則是那些治人的勞心者所占有的工具。清政府的政策不僅沒有違背經濟學的古老原則，而且使這些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當西方商人變得急不可耐的時候，清政府則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真正重要的外國貿易的發展。在整個清朝的統治時期，國家鼓勵小農的發展，并對大土地所有者和他們的雇傭政策實行相對嚴格的控制。
依據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原則，后來的許多“不符合儒學的”特權被廢除了，越來越多的佃農成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近代中國的經濟史上，如同在中國的政治史上一樣，中興時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由于傳統經濟的崩潰，由于那些對西方工業革命的成就有所了解的新領導人物當權，變革的時機似乎已經到來。然而，雖然新政府是一個“明智的政府”，關心人民的福利事業，但它并不打算建立現代經濟的基礎，也沒有一個如同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經濟計劃。這并不意味著中興時期的領導者們不重視經濟問題。
相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以及他們的一些同僚，都以自己的言行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爭得了一席之地，因為他們不作離奇幻想，而是抓住了生產和分配的現實問題。然而他們感興趣的是恢復傳統經濟的“富強”，對犧牲傳統制度以獲致國家“富強”的措施則興趣索然。在經濟領域內國家采取的每一個措施都要以它對傳統經濟學的兩個目的——國計和民生的貢獻來評判。
這不是新的觀念，但在中興時期得到了新的強調。崇厚和蘇廷魁據此分別主張發展直隸東部的水利和開墾黃河的舊河床。為了國計民生，增加治理黃河的費用是正當的：洪水會摧毀廣大地區內的人民生計，隨之而來的是盜匪盛行，然后釀成叛亂，最后國家出兵鎮壓，其軍費開支遠比興修水利工程的費用為多。在剛收復的地區，特別強調對國計民生的重視。
胡林翼在湖北實行的那種減輕土地稅的賦稅改革方法成了一種模式，它明顯地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同時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同樣的原因，沈葆楨對江西地稅征收方法的改進也受到了贊揚。但隨后江蘇地稅的減少則引起嚴重問題，并由此圍繞如何使國計民生這兩個目的協調一致而展開了討論。如果亞當·斯密在世的話，他會認為儒家的公眾財政原則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十分合理的。中興時期的官員們認為，在制定一切經濟政策時國計民生是相互依賴和同等重要的。
這種觀點值得重視，因為：首先，在前現代的專制國家里，類似的觀點很少見；第二，這些詞的現代意義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中興時期的國計民生概念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概念毫無共同之處。猶如其前輩，中興時期的領導者們也把農業視為國計民生唯一可能的基礎。他們從未懷疑過重建農業的優先權。在給地方官吏的指示信中，曾國藩寫道：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
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不管怎樣，“重農”就意味著給那些勤于農事的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機會，但無論從哪方面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提高生產率、增加空閑時間和改善生活水準的動機。恭親王在指出了不給人民提供生存的機會任何政府都無法維持后，接著贊譽了節儉，并抨擊了奢侈。
需要指出的是，士紳本身也不渴望得到更多財富。在日記和家書中，曾國藩就一再指出，官員們建房置地是可憎惡的行為，他也譴責那種為兒孫們積聚財富的努力。就兒媳的行為舉止，他給兒子提出了如下要求：新媳婦必須早起做飯，空閑時間從事紡織，絕不能使她認為，由于自己出身名門望族，就可以不參加生產勞動。
這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不追求財富的儒家思想告誡人們要注意適合他的階級地位和環境的節儉，但它并不反對特權和地位，只是反對會引起社會分裂的聚集財富的努力。無論士農工商，無論家庭大小，只要節儉，就沒有不興旺的；反之，如果它奢侈，也就沒有不衰落之理。那些迫切要求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歐洲人，也同抵制機器的中國人一樣，承認瀕于危險的是整個傳統的文明。
《北華捷報》贊同中國官員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經驗向他們表明，西方文明的進步是多么地陰險狡詐，對于他們的國家制度是何等致命的威脅。”一個贊成者寫道：我們還將繼續掩飾真相嗎？……它將意味著所謂的中國哲學的消失和“士大夫”權力的廢除。在占人類四分之一的自然財富被毀滅之前，為了人類的彼此利益，我們必須全力發掘和利用它。
半個世紀后，當一系列保守的改革努力已經失敗，現代的機器和觀念摧毀了儒家社會，但沒能提供一種新的共同體結構和國家生活結構時，中興時期的觀點既然要維護傳統的文明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反對經濟的現代化，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針鋒相對的批評。1920年李大釗奚落那些主張復興儒學的領導者說：你們若是能夠把現代的世界經濟關系完全打破，再復古代閉關自守的生活；把歐洲的物質文明、動的文明完全掃除，再復古代靜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會發生。
在1920年使中國免遭工業時代及其結果的影響的努力是愚蠢的，但在1860年代這種努力也許是徒勞的，但不是愚蠢的。中興時期的經濟計劃是要通過一系列措施，使農業經濟恢復到能繼續作為國計民生的主要支柱的水平。這些措施包括：整治水利、恢復荒蕪土地的耕作、開墾新的土地、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與此同時，進行地稅改革，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增加國家的收入。
通過征收厘金、鹽稅、貸款和捐納，傳統經濟中非農業部分的賦稅收入達到貿易所能承受的程度，這既是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又有利于抑制商業的發展。中國對新的不斷增長的國外貿易征稅很輕，這是因為條約對關稅率作了規定。關稅收入對于中興時期的政府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并沒有因此想到要鼓勵國外貿易，以增加稅收。
在金融和財政政策領域，政府勉強保持著貨幣的穩定，并盡量加強對國家收支的控制。但是，盡管政府的開支在不斷上漲，然而這種上漲卻從來沒有被認作是長期高支出的政府的時代之開端的標志。新的開支主要用于臨時出現的緊急事件。如果奉行節儉，那么，正常的狀況將會得到恢復，在農業生產穩定的形勢下，固定的相對輕微的稅收將再次夠用。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0
摘要：世界一體化是國際經濟的主要發展趨勢，但在近些年的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世界經濟發展略顯失衡，國際能源價格的多次變動，世界貿易隱患的增加以及貨幣變化的緊張化，都給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影響，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態與形勢方面產生了影響，更影響了國家經濟決策的制定。世界經濟的變動與調整，讓經濟發展的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在國際經濟形式不盡明確的環境中，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著很大的壓與挑戰。本文以試論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為題，對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形勢進行分析。
關鍵詞：國際；經濟形勢；中國；經濟現狀；前景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01
前言：
近幾年，國際經濟的發展形勢越來越讓人摸不透。不確定與不平衡增長，就是國際形勢發展的主要特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讓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多。美車、歐洲與新興市場之間的競爭與經濟水平的快速提高，讓世界經濟出現不平衡的發展態勢。2008年的一場經濟危機，讓更多的經濟人士開始關注國際經濟趨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必然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影響。在國際經濟形勢角度下對中國經濟發展現狀進行分析，有利于明晰中國經濟發展趨勢。
一、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分析
國際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發展形勢有著密切的關系，要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需要先對國際經濟發展形勢進行了解與分析，掌握國際信息，反思國內經濟。就目前情況來看，國際經濟的發展形態仍然不太樂觀，經濟增長的速度較低。但是，與世界經濟危機后的經濟發展情況相比，經濟復蘇狀態相對穩定。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發展情況下，美國經濟發展速度有小幅度的提高。無論是美國的房地產還是人力資源市場，其緊張情況都得到了一定好轉，這給國際經濟的復蘇帶來了機會。然而，歐洲經濟的發展情況還較為危險，低迷的經濟發展速度，讓歐元市場的緩和情況不佳，歐洲的失業率還在不斷上升，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已經成為必然的經濟發展趨勢。日本的經濟發展形勢與國際經濟發展情況很像，處于緩慢增長的狀態。日本的經濟發展之所以進入氛圍狀態，是因為日本在貨幣方面出臺了相關政策進行調整，這就使得日元的貶值不會對日本經濟的發展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與前幾年相比，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已經趨于穩定，但仍然不能確定國際經濟形式不會出現大的。國際經濟形勢顯示，國際經濟仍然面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據相關部門的預測，世界經濟今年的增長率為3.5個百分點，與去年相比，提出了0.3個百分點。這樣國際經濟發展現狀，仍然讓許多經濟學人士擔心。
二、國際經濟形勢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從我國去年的經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一直在國際經濟變動中穩定前進。國家所實施的穩步發展經濟戰略，讓我國的市場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并且有效抵制了許多城市房產價格上升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并不意味著經濟發展中沒有問題。在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出現了一些較為突出的問題。
1.經濟宏觀調控方面問題。宏觀調控工作質量，對于經濟問題的解決以及經濟的順暢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在近兩年，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出現過高問題，且CPI的增長速度過快，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工作產生了消極影響。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與出臺了有效的信貸政策，從而讓國民經濟指數得到有效調整。但國民經濟指數的下降速度過快，給企業內部運營資金產生了問題，運營資金的讓企業之間進行業務相互擔保，這對于經濟發展來講是不利的。
2.出口經濟問題。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以來，進口與出口成為了國際經濟交流的主要方式。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以來，美國、日本與歐洲等各方的出口態度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島事件的糾紛，讓中國國民抵制日貨的情緒高漲，這給日本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較大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的國際市場擴展也受到限制。中國的出口受到國際市場需求量的影響，國際需求量的減少，使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政策越來越多，我國出口經濟一度出現困難，這對于我國進出額目標的實現較為不利。
3.房價問題。房價問題，是中國經濟中的持續性問題。房價過高，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房價的快速得不到合理控制。特別是在最近十年，房價的快速上升讓社會中房地產行業需求大大增多。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力資源與資金流向房地產行業，我國的其它行業發展受到了影響。工業、制造業以及生產業發展過程中，人力、物力與財力不足問題產生。除此之外，金融體系的發展也逐漸受到房地產行業的影響，大大提高了我國金融體系的危險指數。
4.企業資本問題。在國際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跨境企業的數量直線上升。跨境企業在中國的出現，讓中國同行企業的競爭激烈程度上升。國際經濟的發展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海外市場的擴展戰備制定方向。目前，國際經濟的復蘇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企業跨境發展過程中，資金的流向無法得到有效明確。一旦國際經濟出現反復動蕩，這些資金就很難收回。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給我國許多跨境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挑戰，也給國有資本管理工作提出了難題。
5.貨幣問題。針對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利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進行調節。對于中國來講，貨幣政策的輕松化，使我國的進口經濟、技術與資金的引入增多，在全球匯率不斷變化的今天，我國面臨著較大的通過膨脹壓力。國際經濟流動性增大，讓中國經濟出現了穩步回升的趨勢，這就促使許多國際市場中的短期資本融入到我國市場內部，而這再一次提高了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
三、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分析與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筆者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一定的推測與分析。對于世界人民來講，經濟發展的方向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對于國際環境下的多個國家來講，經濟的發展方向的掌握者很難確定。面對國際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發展關系不斷密切的現狀，經濟學家需要對世界發展趨勢進行預測與把握，從而讓國際經濟形勢服務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利用國際經濟發展背景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建堂.關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幾個問題[J].統計研究，2013（01）.
[2]胡振虎.世界經濟形勢、政策走勢與中國對策[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中旬刊），2013（05）.
[3]余斌.中國經濟前景與2013年展望[J].中國發展觀察，2013（01）.
[4]章玉貴.今日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J].國土資源導刊，2013（03）.
[5]郭大川.國際貿易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探討[J].現代商業，2012（21）.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1
9月26日本人參加了縣委中心組理論擴大學習會，認真聆聽了南京大學洪銀興書記的講座，對中國經濟新常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結合工作實際，本人有了進一步的思考，現將學習體會匯報如下:
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
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
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對于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后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2
摘要：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與國際經濟環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經濟全球化已成為當今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經濟全球化給我國帶來機遇的同時，我國經濟也受到了國際形勢的巨大沖擊。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各國經濟發展明顯失衡、貿易摩擦的案例時有發生以及金融危機的爆發，種種因素都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主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展開淺要的分析。
關鍵詞：國際經濟形勢；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近些年來，盡管國際經濟一直保持著平穩的增長，但是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有些復雜多變。各個國家經濟的不平衡增長和投資環境的動蕩不安是當前國際經濟局勢的主要特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債務危機，給國際緊急局勢的穩定蒙上了陰影。中國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經濟必須依賴于穩定的經濟形勢。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各國經濟都受到了明顯的沖擊，中國的經濟同樣如此，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已是大勢所趨。我國是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成員，經濟局勢的變化勢必會影響我國的經濟走勢。因此，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要時刻關注國經濟形勢的變化，明確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以便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國策。
一、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淺析
我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密切，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與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必須對國經濟形勢有準確的把握，獲得國際金融、貨幣、各國政策等經濟信息的第一手資料，認清我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金融危機的爆發，任何一個國家能不能獨善其身，它對全球經濟的打擊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經濟增速放緩是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必須面臨的問題。隨著全球各國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經濟復蘇的跡象很明顯。分析國際經濟形勢主要看經濟影響力較強的美國、歐洲地區和日本。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流通貨幣，美國經濟發展的問題關系到的不單單是本國的穩定與繁榮，更關系到乃至全球各國的經濟利益。在經濟危機的后期，美國經濟止住了經濟下滑的趨勢，經濟開始有緩慢的增長。房地產的蕭條狀況得到扭轉、國民的就業情況得到改善，種種利好的經濟現象，為改善國際經濟嚴峻的形勢打下了一支強心劑。與美國經濟形勢不同的是，歐洲的經濟發展卻是另一番景象。歐洲各國經濟狀況十分嚴峻，經濟發展速度持續走低、歐元表現狀況不佳、人民的失業率節節攀升、許多企業都申請國家的財政救濟，經濟發展水平的降低延緩了國際經濟復蘇的進程。日本經濟也處于緩慢增長的階段，目前日元持續貶值，但是日本政府積極地貨幣政策，降低了貨幣貶值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盡管各國和各地區經濟狀況悲喜交加，但是總體而言全球經濟處于復蘇的階段，經濟形勢日趨穩定。
二、國際經濟形勢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現狀
中國的經濟比較堅挺，雖然受到了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是總體上在動蕩的國際經濟形勢下穩步前進。國家制定了完備的經濟發展戰略，保就業、促內需等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經濟在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下運行。我國的就業率穩步提升，房價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這不能說明我國經濟是完全健康的，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明顯的問題。
（一）宏觀調控問題
宏觀調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導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近些年來，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過于迅猛、CPI指數依舊保持過快的增長勢頭，不僅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也讓政府宏觀調控工作壓力重重。盡管領導人審時度勢，制訂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這問題得到了緩解，但是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還是出現了顯著的下滑，經濟發展的質量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
（二）貿易出口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出口的產品價格低、質量好，受到了國外消費者的青睞。出口是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我國出口商品的增多，這給國外的當地企業形成明顯的沖擊。出于對本國企業的保護，尤其是西方發達資本主要國家，以各種借口給中國的企業設置了貿易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市場盛行，我國企業和外國市場的貿易糾紛案件時有發生，導致許多國內的公司很難進入國外的市場，這對公司的發展是不利的，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三）貨幣問題
穩定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經濟穩定的運行，我國一直實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外資、技術源源不斷的涌入中國，加以全球匯率的波動使得我國面臨著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我國是美國國債最大持有國，近些年來美元的貶值也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國債損失。
三、結語
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走閉關鎖國的道路，必須與世界各國保持密切的聯系。中國經濟的穩步前進需要穩定的國際經濟形勢，當今的國際經濟局勢處于穩步復蘇的階段，這對我國來說是利好的消息。認清國際經濟形勢、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是制定發展國策的關鍵。
[參考文獻]
[1]馬建堂.關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幾個問題[J].統計研究，2013（01）.
[2]胡振虎.世界經濟形勢、政策走勢與中國對策[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中旬刊），2013（05）.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3
中國遠古暨三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歷史長河的源頭，也是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經濟的發展是以越來越快的步伐前進的，舊石器時代經歷了上百萬年的漫長道路，新石器時代只有幾千年，進入文明時期以后，各個王朝的更替不過數百年的時間。每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特點，也都遵循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農業經濟的共同規律。經濟基礎對政治、軍事、文化藝術乃至人們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4
從古至今，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有著深遠的影響，持續了幾千年的封建經濟的影響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19世紀中葉，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自然進程，促成了其封建經濟的解體，帶來了新的生產力和制度安排，從而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近代前期（1840—1919年)
1)鴉片戰爭后，在外國商品沖擊下，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逐步解體。
2)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大量向中國傾銷商品；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外國商品進口增長3倍，中國淪為外國侵略者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以資本輸出作為對華經濟侵略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3)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內部的洋務派利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軍事工業和以利潤、市場為基礎的帶有封建性的民用工業。
4)19世紀六七十年代，受外商企業利潤的刺激和洋務派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誘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興起；甲午戰后，中國民族工業有了—卻步發展；1912—1919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了短暫的迅速發展，發展最快的是紡織業和面粉業。
該時期并存的幾種主要經濟形式
1)主要經濟形式：自然經濟、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
2)相互關系：自然經擠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一開始起到抵制作用，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對自然經濟產生解體作用，后又由于中外反動統治的需要，這兩種經濟也出現相互依賴的關系；在自然經濟解體的基礎上及外國資立主義經濟的刺激下產生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這一經濟的產生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起到抵制作用，也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
(二)近代后期(1919——1949年)
1)國民政府建立后，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擴大資本輸出，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財政；抗戰時期，日本對淪陷區進行了野蠻的經濟掠奪；抗戰勝利后，美國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國市場。
2)國民政府建立后，通過整頓稅務、控制金融、改革幣制等措施，建立了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統治；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實行統制經濟政策，使官僚資本急劇膨脹；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將大量社會財富消耗在戰場上，使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
3)國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摧殘，日益萎縮，抗戰時期，民族工業遭到破產，解放戰爭時期，又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4)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土地革命的同時，還領導軍民進行了經濟建設；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政策，并組織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解
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
該時期并存的主要形式及其相互關系
1)經濟形式：自然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
2)相互關系：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但又依附于外國資本主義經濟與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其它四種經濟形式都對自然經濟起著瓦解作用。外國資本主義經濟與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相互勾結、相互依賴又相互矛盾。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自然經濟、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的夾縫中生存，同時又具有依賴性，但由于受到剝削、壓制而日益萎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受到中外反動經濟的重大阻礙，但它是最革命的經濟，日益改變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三)過渡時期(1949年至1956年)：
解放后，人民政府沒收國民政府的財產和官僚資本，將他們的企業比較完整地轉為社會主義經濟。
1950年～1952年，人民政府在全國開展了土地改革。
1949年～1952年，人民政府還通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調整工商業、精簡整編國家機構、保護農民土地所有權等措施，使國家財政經濟取得了根本好轉。
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建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6年底，國家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幾千年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上被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
經濟成了國民經濟中的主體，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標志著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時，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大大解放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1957年，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指標，一般都大幅度超額完成。
該時期并存的主要經濟形式及相互關系：
1)經濟形式：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集體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2)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占主導位，其余四種經濟仍占很大比重，并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其趨勢是最終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
(四)曲折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6年～1978年):
從1958年起，由于“左”傾錯誤的發展，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由于黨中央及時采取了措施，從1962年起，國民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使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損失。由于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的努力和廣大群眾、干部對“左”傾錯誤的抵制，經濟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經濟形式及其相互關系：
1)經濟形式：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
2)相互關系：兩種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
(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隨后在城鄉逐步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又分別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綜合實力躍居世界前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科技水平明顯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強，外貿發展速度較快，人民生活水平發生巨大變化。對這些巨大成就進行總結，對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制度變革是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資本高速積累、勞動力不斷增加、技術不斷進步的基礎上；以進出口貿易為主導的需求結構的變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該時期并存的經濟形式及其相互關系：
1)經濟形式：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個體經濟、中外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
2)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是主體，其余經濟為輔助，是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重要補充，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服務。六種經濟形式并存，形成競爭格局，既推動了國營經濟的發展、完善，也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1978～2007年的三十年間，我國經濟以年均9.85％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這在世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5
3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他表示，我們把今年經濟增速定在6.5%左右，其實，增長6.5%這個速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今年世界經濟政治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這是很大的外部風險。對中國來講，不發展是最大的風險。我們保持中高速的穩定增長，本身就是在為世界穩定做貢獻。
鑒于中國經濟的潛力、韌性和優勢，這一目標完全能夠實現，中國經濟的前景會更加光明。
從經濟潛力看，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十分巨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7111元，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消費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間。同時，投資亦有很大的挖掘潛力，雖然近三年投資增速有所下降，但絕非沒有擴大投資的空間。從人均投資規模看，尤其是東中西部的發展差距以及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所孕育的潛在投資需求，完全能夠保障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縱深空間。
從經濟韌性看，中國經濟的支撐能力不斷增強。近年來，中國的新興產業蓬勃興起，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動局面加快形成。2016年全年新登記企業增長24.5%，平均每天新增1.5萬戶，加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場主體每天新增4.5萬戶。新動能正在撐起發展新天地。隨著“互聯網+”行動和國家大數據戰略的深入推進，《中國制造2025》的全面實施，“雙創”政策措施的落實和完善，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明顯上升，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柔性將進一步增強。
從經濟優勢看，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更加凸顯。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于巨大的人口紅利和顯著的制度優勢。不可否認，傳統人口紅利的競爭優勢已經削弱，但基于人力資本的新人口紅利正在形成。整體上看，規模不斷擴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尤其是理工科學生的大量培養，為大批技術工人特別是研發人員的供給提供了堅實基礎。除了人力資源優勢，還有市場、基礎設施、政策調控等優勢。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十分明顯。
中國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充裕、市場規模龐大、產業配套齊全、科技進步加快、基礎設施比較完善，經濟發展具有良好支撐條件，宏觀調控還有不少創新手段和政策儲備。我們堅信，只要牢牢把握“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優化升級，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這五條基本要求，挖掘潛力、鑄錘韌性、發揮優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就一定能呈現出新景觀、新氣象、新格局!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6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宣告了中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到來。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經濟體制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不完全，所以還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論述了將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說明了全國勝利解放后解決土地問題及社會經濟中存在的成分，即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且以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重要目標，實現民族復興與強、強盛。關鍵詞：經濟過度經濟發展建設新時期
前言：國家從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過度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中國吸收前蘇聯的經驗同時與自己的國情相結合在社會建設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嚴重的錯誤。當中國從社會危機中度過時由于正確的領導與中國國情相符合的社會主義發展方針是中國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正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國初期國家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為重要任務。在經濟恢復工作中沒收官僚資本，在企業內部開展民主革命和生產革命，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1.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發展
1）恢復和發展。1952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當年工農業總產值超過1936（國民統治時期最高水平）20%，工農業主要產品的年產量均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國職工工資平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以上。新中國的成立已經完成了第一項歷史任務，而隨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即為第二項歷史任務被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
2）歷史與人民的選擇。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國家工業化水平較低。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值中的比例為26.6%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為35.5%。1952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還落后于印度。如鋼鐵產量，美國為538.3公斤，印度為4公斤，中國為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為2949度，印度為10.9度，中國為2.76度。在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建設的中心環節，特別是大力發展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制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制造、國防工業、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學工業。中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工業化建設從此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3）過渡的道路。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一五計劃實施前的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068億元；財政收入從1952年的183.7億元增長到1957年的310.2億元。這一期間的工農業產品產量，也大幅度提高。糧食從1.6392億噸增至1.950.5億噸；鋼從135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
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萬噸增至5.5萬噸；發電量從73億度增至193億度；貨運量從3.516億噸增至8.0365億噸同時對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商業贖買政策。從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定。
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發展
1）良好開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線中，大會堅持既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方針。在大會中陳云提出“三個個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從而突破傳統觀念，為探測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打下了基礎。
2）索中的嚴重曲折。1957年“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經濟規律，急于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估計嚴重不足。從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而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而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斗爭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府撤走全部專家，使得中國經濟早1959~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
3）建設與探索的成果。從“一五”時期到1976年，盡管經歷了“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但是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較快。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計達4956.43億元。
3.改革開放新時期
1）偉大的歷史轉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上討論了從1979年起吧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和實行改革開放上的戰略上來。
2）新局面的展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改革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到1750萬個，產值達到4764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形成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的形式，設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在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決定吧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泉州漳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
3）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強調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據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4）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參考文獻：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第八、九、十章）《中國發展史》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7
10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系列的經濟數據。從公布的這些數據來看，盡管不及市場預期，但是有一些亮點，特別是全球主要國家經濟都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公布的數據更是顯得鶴立雞群。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第三季GDP按年增長4.9%，略低市場預期的5.2%，但比第二季的3.2%升幅已明顯加快。累計前三個季度，中國GDP終于恢復到正增長，錄得0.7%的按年升幅。而且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出口貿易、規模以上工業增長值、消費零售額、國內投資等都由負轉為正增長。所以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報告也顯示，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中國將是今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增幅有望達1.9%；2021年中國經濟增幅有望達8.2%，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IFM預測基本上是正確的。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公布之后，國內輿論一片看好，認為中國經濟有韌性，能夠應對來自各方的巨大風險。不過，當前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逐漸走出今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陰影的沖擊與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后，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對疫情能夠以科學的方式得到控制，這是整個國家經濟能夠逐漸的復工復產、從疫情危機中走出的前提。中國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上控制比其他經濟體要好，所以，中國經濟能夠最早從疫情的經濟危機中走出。
二是利益于進出口貿易增長并遠好于預期。本來，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后，全球各國的許多商業活動突然停止，需求萎縮、供給中斷，全球之間的貿易立即停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后，中國進出口貿易垂直式下降，但是中國作為貿易大國職能并沒有由此減弱。反之，中國出口從4月份開始連續6個月出現了正增長。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前三個季度防疫物資拉動出口增長2.2個百分點，海外對防疫物資的需求急增，當中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醫療器械、藥品的出口增長36.5%至1.04萬億元；二是同樣是由于疫情爆發，導致“宅經濟”的出現，其商品推動出口增長1.1個百分點，這個時期手提電腦、平板電腦、家電等相關商品出口達8808億元，上升17.8%；第三是中國復工復產有序推進，令出口訂單增加。可以說，就目前全球的情況來看，估計疫情在短期內難完全得到控制，全球各國在這些方面對中國商品需求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中國出口仍然會保持一定的增長勢頭。這對短期內中國出口仍然是有利因素。
三是在政府托市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迅速復蘇。第三季度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7個百分點。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1.8%，降幅比上半年收窄；商品房銷售額115647億元，增長3.7%，上半年為下降5.4%。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由于從2016年以來中國的住房銷售每年都在歷史記錄，住房銷售規模越來越大。而中國的住房交易是采取預售制，即先收款后交貨。所以，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及復工復產，住房開發投資增長是必然（即收款后要建造好房子交貨）。還有，盡管中央政府的房地產政策一直在強調“三穩”（即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但無論是信用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還是地方政府各種托市刺激，從而使得疫情后各地的房地產投機炒作還是盛行。從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到，住房的銷售面積是在下降，而住房銷售金額則在增長。這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還在上漲；意味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性質并沒有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爆發而改變，反之這個市場同樣是投機炒作為主導的市場。在這樣一個市場，只要房價在上漲，投機炒作者就會利用銀行優惠的金融杠桿涌入這個市場。所以，中國房地產市場仍然是拉動各地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動力。
四是同全球各國一樣，數字經濟同樣成了應付疫情保證經濟基本運行的重要方式。比如，前三季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行業增加值增長15.9%。“宅經濟”同樣成了國內經濟增長發展最快部門。而且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中國數字經濟的大眾化遠超過其他國家主體經濟，它在疫情爆發后對經濟增長所發揮的作用會更大。再加上中國號稱為“世界工廠”，具有完整現代制造業體系，這些因素都成了能夠保證中國走出疫情困境的動力。
但是，中國這種經濟格局能夠一直保持下去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隱患又在哪里？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國經濟與消費也在全面恢復，但進入秋冬季節后，中國疫情的防控同樣面臨著再起風險，加上全球疫情居高不下，還在擴散蔓延，這將加劇全球經濟衰退，也可能沖擊中國外部需求，拖累未來中國出口。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居民消費仍然是十分疲弱的。比如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3.3%，仍處于低水平恢復，而且首三季仍按年下降7.2%。還有，從前三季度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盡管這個數據同比名義增長了3.9%，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但其水平之低難以刺激居民消費的增長。比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每月360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每月1360）。這樣的一種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與加拿大相比，實在是低得可憐。今年疫情爆發以來，加拿大的失業人口每個星期可領取政府補助500加元（每月2000加元以上，以現在匯率計算相當人民幣1萬元以上），一直可維持到2021年3月底。就目前的物價來說，以折合人民幣計算，加拿大的豬肉、牛肉、糧食、品牌衣物等價格都比中國的價格低。加拿大居民這種一般性消費根本不是問題。加拿大是這樣，歐美發達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但中國居民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費力從何而來？所以，最近中國政府提出要建立起內循環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而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如此之低，其消費力增強成為最大障礙。再加上中國城市的年青人受住房、教育、醫療等因素的擠壓，更是讓其消費力降低。可以說，這既是確定國內內需為導的內循環經濟的主要障礙，也是中國經濟得以持續穩定發展的重大隱患。
所以，中國要發展以內需為主導的內循環經濟，并非僅讓經濟循環流暢，更重要的在于提高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力，特別是農民居民的消費力。就目前絕大多數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他們的收入水平遠無法啟動消費為主導的內循環。中國只有進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增加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關系、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等，這樣才能真正提升整個國民的消費力水平，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8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2021年全國兩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這個規劃綱要確定了“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擘畫了未來五年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是指導經濟社會工作的綱領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經濟發展方面來講，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在“十四五”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也是根據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無論是黨的--通過的《建議》，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都明確提出“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一、“十四五”時期中國發展環境的變化
我們先談一談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發生了深刻調整。世界大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從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產業布局，還有治理體系變革等方面來看，“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將呈現以下發展態勢：
一是世界經濟有可能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放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就進入了一個深度調整期，增速顯著放緩，國際貿易增速持續低于世界經濟增速，跨國直接投資也趨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經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陷入最嚴重的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全球經濟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來的走勢在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疫情防控形勢的影響，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因此，未來幾年，特別是“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有可能處在持續低迷的態勢，出現強勁復蘇的可能性較低。
從近30年來世界經濟的增速看，世界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盡管常有一些波動，但總體是向上增長的態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隨著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效應逐步減退，世界經濟在這次疫情之前也處在疲弱的復蘇狀態，走勢并不強勁。從目前看，今年世界經濟有可能出現恢復性增長，增速有可能達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負增長，今年世界經濟總量仍然很難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從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走勢的相互關系看，金融危機之前和金融危機之后也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機之前，在經濟全球化高速增長時期，國際貿易增速持續快于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平均來看，金融危機之前，國際貿易增速應是世界經濟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機之后，在多數的年份國際貿易增速低于世界經濟增長。這反映出金融危機后經濟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趨勢增強，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使得貿易的增速低于經濟的增速。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的回落幅度較大，接近10%。
從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曾經達到了歷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基本上穩定在1.5萬億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總量下降了42%，僅有8590億美元。其中發達經濟體只有2290億美元。而新興市場國家基本保持在6000億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國也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由此可見，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特別是企業并購產生的影響比較大，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也進入了低迷期。未來要想重新恢復到比較快的增長態勢，仍然需要很長時間。
從我國的情況看，近年來我們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持續保持較快增長。盡管2020年我們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我國利用外資仍然達到了144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沖擊很大，美國吸收外資大幅度回落。同時，我們的對外投資仍然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穩定水平。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項目仍然保持較快增長。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了2021年關于世界經濟最新的預測。根據最新預測，2021年世界經濟有望出現5.5%的恢復性增長，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環境而言，在“十四五”時期，世界經濟的增速與歷史比，應該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二是國際分工深刻變革，全球產業鏈布局調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推動世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國際分工發生深刻變革。特別是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為引領，生命健康、先進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進、交叉融合，科技創新進入了大融通時代，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迅猛發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發生了深刻重組。
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問題更加凸顯，各國內顧傾向增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向多元化、區域化方向發展，世界各國更加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以效率優先為導向而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優先方向調整，所以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格局在我國“十四五”時期將發生更加深刻復雜的變化。
三是經濟全球化勢頭繼續減弱，國際治理體系呈現“碎片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經濟增長放緩、全球化收益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出現了社會撕裂，民粹主義盛行，對外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經濟、貿易、投資問題政治化。在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較量依舊激烈，經濟全球化的勢頭仍有可能減弱。圍繞著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應對公共衛生領域挑戰等方面的博弈和斗爭可能更趨激烈，國際治理體系變革達成共識的難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勢必要在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自身的發展和推動同其他國家的合作發展。
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也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發展的內部條件也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一是我國仍處在成長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難度在加大。我國仍處在新興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發展的內生動力依然強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與此同時，我國也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以往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有很大的改變，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難度加大，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進入了中高速增長區間。其中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結構調整、協調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壓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來一個時期，經濟潛在增速仍有可能繼續有所回落。
《綱要》沒有像以往對整個未來五年提出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而是強調每年度根據形勢變化決定年度增長目標，這也是考慮到未來的發展環境有很大不確定性。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條件保持經濟適度的發展。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從2007年達到峰值以后逐漸回落。特別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平穩，增速比以往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當然這反映了我們的經濟結構有重大變化，經濟增長目的在轉換。所以，“十四五”時期，我國仍將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長態勢。
二是我國已經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國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方面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過去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經濟總量增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逐漸被摒棄。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機統一，已經成為新發展導向。但是，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我們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任務依然艱巨。
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不意味我們已經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而是意味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階段，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本身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從過去幾年我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績看，我們的經濟結構也在持續優化。從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看，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去年已經達到54.5%。包括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現在在經濟中占比已在40%以下，農業總體維持在接近10%的水平。這種結構變化，與世界各國工業化發展路徑的一般規律是相符的。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國經濟已經由過去工業主導型的經濟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
由于服務業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更加穩固。過去在工業主導時期，工業周期性比較強，所以，往往會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波動。現在服務業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這也使得我們的經濟運行比以往更加穩定。這種結構變化，也使得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我們的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總體趨勢是有所減弱的。另一方面，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持續增加。過去幾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60%現在都來源于服務業。
從貢獻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分解來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最大的。由于這種變化，我國的就業結構也發生了新變化，特別是服務業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務業成為過去幾年吸納就業唯一保持增長的產業。第三產業已經成為我們吸納就業的最主要的渠道。從就業方面來看，我們還要依靠更多的服務業來創造就業。
近幾年，我國每年新增就業超1300萬人，去年受疫情沖擊影響，我們的城鎮新增就業有所回落，但也實現了目標。這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為保持就業穩定增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基礎。
三是“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難以維系。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緊迫性在上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發揮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大循環，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成為世界工廠，這種發展模式有力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
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國內要素條件的變化，這種兩頭在外，也就是市場和資源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近年來明顯減弱，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受限帶來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更加凸顯，經濟安全的風險增大。
我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和配套齊全的完整產業體系。我們本身具備內部循環的大國經濟優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所以，在“十四五”時期，我們要繼續順勢而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加快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我國對外貿易，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是兩位數增長。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由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緩慢、外需減弱，我國的外貿出口增速也在減弱。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總體看，我們的對外貿易增長潛力已經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現高速增長的機會也不是很多了。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內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顯回落。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最高達到過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對我們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們經常項目順差仍然接近3000億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們的GDP按照人民幣計算是101.6萬億元，折合成美元是14.7萬億美元。
現在我們基本上實現了內外的均衡。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在現在被提出來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做這個事情。從需求方面看，消費、投資、進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經濟結構在持續優化。與此同時，我們的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比過去在持續提升，已經超過50%。但是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消費占比仍相對偏低。
從生產角度看，我們的服務業占比超過一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從支出角度，或者從需求角度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接近60%。所以，這兩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們的經濟增長跟以往相比有很大變化，我們不再過分依靠投資、工業。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與新特征
“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既應對了國際環境深刻變化，也是我國在當前階段的主動選擇，更是對“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重塑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因此，必須深刻理解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準確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把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有機結合起來，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將呈現以下新趨勢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擴大國內需求。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特征將更加明顯。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是要求我們堅持擴大內需，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打通國民經濟循環各個環節，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發展模式。我們經濟發展的立足點，從以往看重國際市場為主，轉向以滿足國內需求為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我們有這方面的條件。首先我國有14億人口，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連續多年超過14萬億美元，大概是美國的70%。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十四五”期間，按照世行的標準，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可能最終達到1.2萬美元以上，進入高收入國家行業。
同時我國還有4億多的中等收入群體。2019年，我們的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了40萬億人民幣。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出現了負增長，大概是39萬億元人民幣。但總體來講，我們國內消費品市場規模大概是6萬億美元左右，可以說和美國現在的市場規模相當。但和美國相比，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的市場是全球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
當前，我國還處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產業升級、城鎮化建設、中西部地區的建設都將不斷釋放出投資需求潛力。強大的國內市場是我國最大的競爭力。我們完全有條件依托強大的國內市場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當今世界，市場是最稀缺的資源。我國有全球最有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這也是我們能夠實現擴大內需，支撐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底氣。
但是當前，我們的國內大循環還不夠通暢，突出表現在國內統一的大市場尚未形成，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還有很多門檻，要素商品流動還受很多因素影響。另外，我們流動體系的現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較高。雖然近年來，我國的物流成本持續下降，但是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然較高。2019年，我們的物流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仍高達14%以上。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們進一步降低物流成本還有很多空間。現在我們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費用。
當前，我們的金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發展也不均衡，這均妨礙了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時，我們的體制機制問題也較多。這些現象不僅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循環，也制約了消費和投資需求潛力的釋放。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表面上看它是一個發展問題，實際上是改革問題。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進一步釋放消費和投資需求的潛力。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深化改革，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有效釋放國內市場的需求潛力。
“十四五”期間，我們將堅定不移擴大內需，更加注重和加強需求側的管理，構建擴大內需的有效機制，全面促進消費和拓展投資空間。在穩定汽車、家電等傳統大宗消費的基礎上，我們還要進一步推動線上、線下消費融合，進一步擴大養老、健康、家政等服務消費，進一步凈化我們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提量升級。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像5G基站、大數據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推進以縣城為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積極開展老舊小區改造和市政設施升級。
“十四五”時期，我們在落實擴大內需方面有一系列的舉措，除了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以外，我們在促進消費和拓展投資空間方面還有很多具體的舉措。擴大消費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近年來，我們的最終消費比重已經超過50%，呈現上升的態勢。但剔除政府消費后，我們居民的最終消費還低于40%。也就是說，我們在擴大內需方面，除了穩投資外，重要的一點還是要擴大消費。擴大消費除了從營造消費環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實有效提升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近年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雖然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顯回落。所以，這既不利于當期經濟可持續的恢復，也會制約我們未來的發展。
二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將不斷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持續推動經濟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關鍵還是要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從而讓國內大循環有效運轉起來。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首先，在國內大循環中，供給和需求必須循環起來。我國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生產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供給體系大而不強，特別是一些傳統低端領域的產能和供給持續過剩，而很多新興的高品質服務供不應求。所以，在居民消費加速升級的態勢下，我們的供給體系大而不強、大而不優，供給結構難以適應消費需求變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們國內循環之所以存在很多堵點和斷點，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國有很多個性化的需求。有時，國內的商品難以滿足人們的個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國外去采購。
要解決國內經濟循環不暢的問題，還是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所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我們的供給體系能適應國內需求的需要，那么龐大的國內需求就會刺激我們的供給不斷創新，我們的工業、服務業也就會更好地發展起來。
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既有供給側的，也有需求側的。但深入分析后，我們的判斷是，矛盾主要還是在供給側。供給體系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如果我們僅僅是擴大內需，而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內需供給就很難能支撐經濟增長。所以，我們必須把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地結合起來，著力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不斷增加產品和服務的種類和品種，提高它們的質量和品類。“十四五”時期，我們還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著力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要用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來創造和引領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保障將進一步強化。當前，國際上圍繞著優質要素資源的爭奪在不斷加劇，我國正處在由產業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的階段。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高端設備“卡脖子”問題還比較嚴重，所以，斷供風險難以完全排除，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已成為重大課題。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候不掉鏈子是一個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國經濟循環暢通的關鍵。所以，我們必須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十四五”時期，我們必須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戰略支撐，依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的核心技術，強化對關鍵領域、關鍵技術、關鍵產品的保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我們還可以依托國家超大規模的市場和完備的產業體系，創造有利于新技術快速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升級的獨特優勢。在“十四五”期間，我們在加強科技創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從“十三五”以來，我國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斷加大投入，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不斷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剔除資本和勞動的貢獻以外，經濟增長和其他方面的貢獻是來自科技進步方面的。我國科技的不斷提升，與我們加大研發投入經費有關。
此外，無論在加強國家科技創新力量，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還是市場引導企業創新主體以及激活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等方面，我們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發展壯大戰略新興產業。“十四五”時期，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既面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產業滲透和融合發展的重大機遇，也面臨碳排放達峰和碳中和約束強化的巨大挑戰。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是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加快發展，越來越多的高新技術將進入大規模產業化、商業化應用階段，成為驅動產業變革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時期，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和競爭力。
“十四五”時期將堅持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發展戰略，推進數字化轉型行動和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各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改造，促進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跨界融合發展，大力培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以提升競爭力和產業集中度為導向，把推動先進制造業集群發展與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結合起來，依托產業園區和自貿區等平臺，推動企業、科研單位、金融機構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四五”時期，我們要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會進一步增強。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機構如果脫離實體經濟去搞以錢生錢的自我循環，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是金融危機，最終也會危及到金融自身發展。因此，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也是金融自身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新發展階段，金融工作要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主動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形勢，把更多的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具有現實和長遠的指導意義。2020年，從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的過程中，我們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發展，引導更多金融信貸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不斷降低實體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嚴控資金流向房地產、股市。“十四五”時期，我們將從體制機制建設入手，綜合施策，引導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
從宏觀層面看，重點做好金融領域跨周期政策設計，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使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反映潛在產出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基本匹配;深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機制，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和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
從微觀層面看，我們要進一步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入激勵相容機制，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更多投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進一步疏通金融體系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支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從支持創新層面看，我們要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設，圍繞創新鏈和產業鏈打造資金鏈，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的重要作用，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形成金融、科技和產業之間的良性循環。
從優化結構層面看，我們要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更好服務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從完善貨幣、監管、稅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持續健康發展;實施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業務分賬管理，提升支持國家戰略的能力;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統籌規劃建設管理適應金融雙向開放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確保金融基礎設施安全運行。
從防控風險層面看，我們要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方針及時處置各類風險隱患，加快構建宏觀審慎加微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管理體系，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六是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制度型開放特征更加鮮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要搞封閉的內循環，暢通國內循環與參與國際循環是內在統一、相互促進的，而不是割裂或對立的。
國內大循環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基礎，暢通國內大循環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有利于我們更好參與國際循環。
堅持開放合作、主動參與國際循環，可以更好地聯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深同世界經濟的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為國內大循環注入新動力。
因此，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必須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創造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的“中國機遇”，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和成果。“十四五”時期將以完善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為方向，健全制定內外貿、內外資統一的維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資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廢止或修訂同對外開放大方向和大原則不符的法律法規或條款，加快推動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探索實踐更高水平更高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務領域開放，促進制度型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統籌推進“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資體系，擴大西部和沿邊地區開放，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特別是世貿組織改革，開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出更多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19
中國歷史，從夏朝算起至今，有近4100年。從古至今，中國的經濟呈現波浪式的發展，而改革開放的出現，給新中國的經濟帶來了新的生機，并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
古代中國：封建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中國上古時期，從神農氏教耕作，再到春秋戰國開始使用鐵，而生產力大大提升。而到了唐代，經濟尤其突出。
在那時候南北經濟均有發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經濟已逐漸成為中國中央政權的主要支柱，成為經濟中心，新的技術給生產帶來突破性變化，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如造船、建筑、農田水利、造紙印刷術、瓷器、絲織都有創造性發明并向海外流傳。并且外國經濟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非洲、西歐、中亞、西亞、東南亞、日本、朝鮮等國，都有貿易往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
但到清末時期，隨著民族危機的的加深，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措施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但仍無法改變當時的經濟處于下坡路的現狀。鴉片戰爭后，列強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輸出商品，并在東南沿海地區創辦了一些船塢和工廠，促使自然經濟的解體。
到了19世紀中葉，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自然進程，促成了其封建經濟的解體，帶來了新的生產力和制度安排，從而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到了近現代中國，人民民族復興，民族崛起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從而出現了洋務運動，國民經濟大運動以及計劃經濟三大改造等。
新中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經濟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這一時期，我國的社會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時期的經濟從整體上看是屬于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其經濟結構的突出特征是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趨向是由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向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過渡。
而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這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偉大成就。改革開放打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束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中國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長時期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
如今，中國經濟取得了三個來之不易的成就：第一，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控制在預期范圍之內;第二，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第三，就業狀況符合預期。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利潤生產完成了統治中國社會的大業。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已成為當前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僅如此，中國社會化生產的范圍從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一國擴大到了全球，十幾年來社會化程度顯著提高。中國的經濟已經同全世界結成統一整體，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和“中美國經濟體”的重要一環。
新冠疫情時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彰顯
而在2020年，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影響，各行各業停工停產，疫情對實體經濟的傷害極大。在本次疫情中，傳統服務業幾乎完全停擺，酒店旅游業整體上都已經停業，交通餐飲業也是茍延殘喘，運行越多虧損越大，處在被動運行階段。
面對重大沖擊，中國經濟在經歷年初的“深蹲”之后迅速恢復，走出了一條令人振奮的V形曲線，逐個由負轉正的經濟指標印證著中國經濟穩健前行的步伐。與此同時，民生指標不斷改善：全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明顯高于預期目標；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如期實現。
征途漫漫，惟有奮斗。發展道路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前方依然有風險挑戰。披荊斬棘、勇往直前，中國經濟將繼續書寫高分答卷，創造新的輝煌！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問題、機遇和建議篇20
圍繞著“一個目標、兩條主線”，咱們分階段來梳理。
一
1949年，當新中國成立時，咱們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一窮二白，幾乎沒有工業生產能力，國內的貴金屬（黃金、白銀）也基本上被運到了臺灣。
在新接管的城市，通貨膨脹嚴重、投機盛行、物資緊缺，典型的就是上海。最后靠著從老解放區源源不斷輸送過來的糧食、棉布等，穩定住了城市；
而在新解放的農村，則是繼續推進土改，穩定了農民、穩定了農村。
隨著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抗美援朝戰爭打了三年，全國上下是勒緊褲腰帶，經濟根本沒法發展，反正打得一窮二白。
解放戰爭，咱們只是完成了中國的統一；抗美援朝戰爭，才是新中國真正的“立國之戰”，不僅僅是美國，包括蘇聯，才真正的正視中國、在內心里承認新中國的地位。
戰爭打完了，但中國要真正的“站起來”，必須實現工業化，才是能站穩的實實在在基石。
回顧人類開啟工業革命以來，實現工業化，最基礎的條件就是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對于西方列強（包括日本）來說，積累的方式包括兩步：
以英國為例，首先就是圈地運動，通過對國內農民的壓榨，完成了工業化的第一步資本積累，同時破產的農民也成為工業生產的廉價勞動力；
第二步是進行海外殖民擴張、進行掠奪，來緩解國內的矛盾。
但對于后起國家而言，特別是二戰之后，全球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靠殖民擠壓這一套模式，已經沒法再復制。
西方經濟學家給出的一套模式是：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就應該先一點點的通過農業來積累，發展一點輕工業；再繼續積累資本，慢慢的發展重工業，最終實現整個國家的工業化。
這一套理論，聽起來很好，但根本沒法實現，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實現過。
中國在民國時期，也進行過類似的實驗。在1927-1937年的所謂的民國黃金十年，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主要是輕工業）；但背后，是地主們在農村加大對佃戶的剝削，將從農民身上榨取的一點點資本，螞蟻搬家式的轉移到城市，搞所謂的工商業，也就是所謂的民族資本。
（此處涉及敏感內容省略若干字）
任何的后發國家想實現工業化，這是不得不為的一步，關鍵是在如何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完成這一步。這對于新中國，也同樣是一大難題。
二戰之后，美蘇之間開啟冷戰，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加速實現工業化的機會。
雙方陣營為了對抗，美蘇兩國分別扶持對抗前線的國家，進行工業化：美國在西歐搞了“馬歇爾計劃”，在東亞扶持了日本和韓國；而蘇聯，則相對應的幫助東歐國家和中國，推進了工業化。
所以咱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就是蘇聯的156項援華工程。這些主要是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主，這也符合當時冷戰下緊張局勢的需要。
這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基礎，咱們初步建立了工業化的一整套體系。
啟動重工業這一步，其實是最難的，但這也是咱們抗美援朝打出來的。
在當時冷戰壓力之下，蘇聯援建的項目，都是非常先進的，這開了一個好頭。后面雖然中蘇關系破裂，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底子，后面咱們才能獨立自主的搞出“兩彈一星”。
但也正是因為156項工程嚴重的“偏科”——重工業過重、輕工業嚴重不足，這種比例的失調，為后面埋下了很多的隱患。
二
因為沒有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形成正向循環，而只有重工業，特別是軍工業，這是純消耗的工業，沒法產生任何的收益。同時，跟美蘇兩大陣營都關系破裂之后，中國基本上就處于孤立狀態，咱們的國際貿易規模也非常之小。
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一套重工業體系，對于中國來說，其實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但為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這個負擔也必須背起來。
誰來背？
（此處涉及敏感內容省略若干字）
三
在渡過這一波的難關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在獨立且緩慢的發展著，在當時國家安全占據首位的情況下，繼續舉全國之力搞軍重工業：1960年11月5日，中國仿制的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有原子彈的國家；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時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五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同時，中蘇邊境的摩擦持續升級，蘇聯陳兵百萬，導致戰爭壓力越來越大。為了防范蘇聯的入侵，從1964年起，國內又搞起來了“三線建設”，本質上就將原本聚焦在大城市的工業企業，搬到中西部、搬到山里，而且還要分散開，避免戰爭爆發后被敵人連鍋端。
工業是有產業鏈的、是有聚焦效應的，才能降低成本；“三線建設”這種出于國家安全考慮的政策，在經濟上肯定是會極大的提高成本。
工業提高的成本，最終還是需要農村、需要農民來消化。
同時，國內人口卻是快速增長的，特別是建國前后出生的那一波人，逐漸長大，國家也需要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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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后在1972年初，尼克松正式訪華，中美關系破冰，但中美因為臺灣問題等，并未正式建交（后面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辭職，中美直到1979年1月1日才正式建交）；反倒是日本，搶先與中國建交。
隨后中國開啟了第二輪的引進外資，這次主要是歐美日等西方國家的資金（特別是日本，帶頭給中國大量的援助和貸款，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后），完善中國的工業體系，解決中國的工業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比如當時典型的就是引進化纖、化肥的成套技術設備，解決中國人緊迫的吃飯（化肥為農業增產）、穿衣（化纖可以彌補棉花不足且耐穿）問題。
當時做出第二輪引進外資的決策，也是順應了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開始進入金融資本時代、向外轉移制造業的趨勢，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都還在順應這一股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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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89年之后，政策面進行了一輪收緊，主要是控制通脹、清理三角債等。
同時，因為不穩定因素在城市，國家的政策明顯開始轉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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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國剛剛發展了兩三年，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也形成了嚴重的沖擊。當時國內已經生產過剩，國內消費能力不足，而出口又受到極大的影響，中國第一次進入了通貨緊縮。
在朱镕基的主導下，中國連續三年大規模的發行國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對沖經濟的下滑。三年發行3600億國債，帶動各種投資一共搞了15000億的基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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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這種情況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的出口受到極大影響，對中國經濟形成巨大壓力。與此同時，因為前些年經濟發展良好，中國的杠桿率和財政狀況一直比較好，所以中國政府才能迅速的推出了“四萬億”計劃，通過大規模的放水、通過大量的政府投資，來拉動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
中央出錢，地方也需要配套更多的資金，而在分稅制之后，地方政府的稅收能力相對于它的支出，明顯不足。所以在2008年，又打開了另一只籠子：地方債。
中央推出的是四萬億，但地方政府配套的投機卻達到幾十萬億，中國經濟也率先企穩反彈。
在隨后的幾年中，地方債規模爆發式增長，并且成為中國金融市場泡沫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同時，花錢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形成越來越嚴重的依賴，也成為持續推高房價的最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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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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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今年的政策，其實跟1998年很像：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說白了就是央行不怎么放水，通過發行國債來進行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區別在于，當年搞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現在要搞的是新基建，為中國未來發展科技做準備。
1998-2000年的三年基建，為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現在，中國力推的新基建，也在為中國接下來的核心科技發展，創造條件！
最近熱傳的十四五規劃，中國要大力發展第三代半導體，就是這個意思。
從工業化到信息化，下一個時代，應當智能化。
通過人工智能，來升級甚至顛覆各行各業，就像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一樣。
目前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是中國和美國的雙寡頭格局，遙遙領先于其它國家。
而中國現在要爭取的，就是在下一個時代發展的機會。
5G、芯片半導體，這些都是下一個時代的入場券和基礎設施，所以美國要打壓華為；TikTok，是目前最為成功的一款人工智能產品（抖音背后的人工智能算法），所以美國也要“硬搶”！
而中國，也要接著往下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