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國之一，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的文章9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1】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筆者看來，雙循環的提出，既是對短期疫情沖擊下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更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長遠出發，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展望未來，立足大循環，促進雙循環，直面國內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釋放內需潛力，對于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實現創新驅動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必然舉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與博弈加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遭遇明顯沖擊。而早在2018年，習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給多年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帶來了嚴峻挑戰，深刻影響著大國關系。此時形成國內大循環、構建雙循環，是適應外部環境新變化、新局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和要求。
從產業鏈層面來看，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國際分工與合作不斷得到加強。在此過程中，我國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鏈條，并深度融入了全球價值鏈：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進出口份額的23%。然而，隨著疫情催生產業鏈回流、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全球成本競爭優勢發生轉移，使得國際大循環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動。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國反思缺乏基礎醫療設施自主生產能力、過度依賴我國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業回流的力度，這可能導致涉及民眾醫療衛生、國家安全等基礎產業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削弱了我國商品在美國的競爭力。目前，我國過去四年出口到美國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類占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在減少，其中不僅包括勞動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來自美國近鄰墨西哥的競爭。三是東盟憑借勞動力、資源等低成本優勢，在全球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一定程度上壓縮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變革來自于中美關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鋒正在貿易、金融、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展開，且博弈不斷升級。
在政治方面，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國通過《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為由，授權行政當局針對我國相關人士及金融機構，實施包括禁止財產交易在內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單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 11 位香港及內地駐港高級別官員。從目前的博弈態勢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擁有的法律授權，擴大制裁范圍的可能。
在技術領域，最近一段時間，TikTok被美國政府要求強制出售，白宮展開以去中國化為目標的“凈網行動”，接著又頒布行政命令封殺TikTok和Wechat。美國針對我國科技公司的“組合拳”接二連三，不僅針對“硬科技”，還加大對“軟科技”企業出手的力度，加速與我國在科技領域脫鉤。如果科技脫鉤的趨勢無法改變，一場影響更加深遠的新型數字鐵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領域，美國就中資企業海外融資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會計準則和審計合作之爭加劇，美國財長姆努欽表示，中國和其他國家不符合會計準則的公司到 2021 年年底，需從美國退市;而之前參議院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待眾議院通過和總統簽署)亦對我國赴美上市企業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國還可能會加大對部分中資金融企業的制裁。
變局同時蘊含機遇與挑戰。筆者總體認為，從“國際大循環”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積極戰略選擇與調整。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二季度，我國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圍內首先走出了疫情陰霾。然而，盡管迎來疫情后的經濟快速反彈，但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四大結構性失衡，給經濟反彈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
一是生產端的恢復快于需求端。當前工業生產恢復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復要相對緩慢，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1%，仍舊處于負增長區間。
二是工業恢復快于服務業。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4.3個百分點至4.7%;而第三產業僅回升7.1個百分點至1.9%。部分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還處在深度負區間。
三是大型企業恢復快于中小企業。7月，限額以下企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3.7%，連續五個月低于限額以上企業，且差距進一步拉大;制造業PMI也顯示，小型企業景氣度趨于回落，與大型企業表現顯著分化。
四是實體與金融的不平衡，即實體經濟下滑、金融體系擴張。疫情之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加大，資金流入股市現象顯著;但在實體回報率仍然低迷的情況下，流動性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
此外，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中，供需失衡、區域失衡、行業失衡、企業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劇，成為困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難點。例如，實體經濟結構方面，我國長期面臨產能過剩局面，但供給難以滿足需求，不少高品質商品還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獲得滿足;區域層面，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行業層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擴張與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形成反差;企業層面，民營經濟發展常常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障礙，生存空間弱于國有企業。
因此，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緩解結構性失衡，立足內循環，促進雙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環，實現雙循環的政策著力點
內外部經濟形勢的深刻變革以及我國經濟面對的長短期的挑戰與壓力，使得我國決策層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這也可能成為貫穿我國未來5—10年發展的戰略綱領,成為“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針。為了促進雙循環，如下五大政策發力點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雙循環”并非閉關鎖國，應保持積極開放態勢。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備的基礎設施,在全球范圍內獨具吸引力。在產業鏈轉移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仍應通過加大開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貿港建設等，吸引外資流入。與此同時，也要做好外部經濟衰退背景下的政策應對，包括：鼓勵出口轉內銷，在電子、醫療、高端制造等關鍵行業提供政策優惠，大力推動進口替代;以多邊主義穩定貿易投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歐投資協定等經貿框架的談判;在保證產業鏈不過快流出的情況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等經濟體的經貿關系;助力外貿企業尋找替代出口市場。
第二，培育高質量的國產服務供給，擴大國內最終消費。短期內，應通過出臺扶持政策措施，穩住目前的消費回暖勢頭，加大對消費薄弱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續國內消費難能可貴的回升態勢，進而推動服務消費盡快回到正軌。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其零售市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未來，應將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主要抓手，以推進新型城鎮化為主要方向，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應鏈的韌性。短期而言，應對美國對中方的技術封鎖，應當篩查海外供應鏈，特別是具有戰略安全意義的海外供應鏈，查明上游設備、零部件、軟件等受美國管控的部分，對其中不能自產的，要提前準備非美國的替代品。長期而言，根本的解決途徑仍然是加強基礎研究，提高政策層面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創新科技領域，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貿易和服務規則的制定，把數據安全、技術安全、金融安全問題留在經貿框架內，主動打造國際貿易的前沿陣地。
第四，建立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體系。鼓勵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長江經濟帶開發、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地區協調平衡戰略，縮小區域經濟之間的差距;同時，降低沿海外貿企業的成本與轉移壓力，盡可能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與中西部地區形成梯隊承接，避免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制造業形成抑制，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實體經濟活力。要推進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創新生產要素供給;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推動教育和科技體制的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改革，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紅利。
【篇2】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筆者看來，雙循環的提出，既是對短期疫情沖擊下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更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長遠出發，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展望未來，立足大循環，促進雙循環，直面國內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釋放內需潛力，對于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實現創新驅動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必然舉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與博弈加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遭遇明顯沖擊。而早在2018年，習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給多年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帶來了嚴峻挑戰，深刻影響著大國關系。此時形成國內大循環、構建雙循環，是適應外部環境新變化、新局勢的重要戰略部署和要求。
從產業鏈層面來看，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國際分工與合作不斷得到加強。在此過程中，我國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鏈條，并深度融入了全球價值鏈：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進出口份額的23%。然而，隨著疫情催生產業鏈回流、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以及全球成本競爭優勢發生轉移，使得國際大循環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動。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國反思缺乏基礎醫療設施自主生產能力、過度依賴我國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業回流的力度，這可能導致涉及民眾醫療衛生、國家安全等基礎產業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二是中美貿易摩擦削弱了我國商品在美國的競爭力。目前，我國過去四年出口到美國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類占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在減少，其中不僅包括勞動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來自美國近鄰墨西哥的競爭。三是東盟憑借勞動力、資源等低成本優勢，在全球貿易活動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一定程度上壓縮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變革來自于中美關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鋒正在貿易、金融、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諸多領域展開，且博弈不斷升級。
在政治方面，2020年7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國通過《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自治為由，授權行政當局針對我國相關人士及金融機構，實施包括禁止財產交易在內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單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11位香港及內地駐港高級別官員。從目前的博弈態勢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擁有的法律授權，擴大制裁范圍的可能。
在技術領域，最近一段時間，TikTok被美國政府要求強制出售，白宮展開以去中國化為目標的“凈網行動”，接著又頒布行政命令封殺TikTok和Wechat。美國針對我國科技公司的“組合拳”接二連三，不僅針對“硬科技”，還加大對“軟科技”企業出手的力度，加速與我國在科技領域脫鉤。如果科技脫鉤的趨勢無法改變，一場影響更加深遠的新型數字鐵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領域，美國就中資企業海外融資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會計準則和審計合作之爭加劇，美國財長姆努欽表示，中國和其他國家不符合會計準則的公司到2021年年底，需從美國退市;而之前參議院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待眾議院通過和總統簽署)亦對我國赴美上市企業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國還可能會加大對部分中資金融企業的制裁。
變局同時蘊含機遇與挑戰。筆者總體認為，從“國際大循環”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體現了我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積極戰略選擇與調整。
促進國內大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表現出了較強的韌性。二季度，我國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圍內首先走出了疫情陰霾。然而，盡管迎來疫情后的經濟快速反彈，但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四大結構性失衡，給經濟反彈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
一是生產端的恢復快于需求端。當前工業生產恢復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復要相對緩慢，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1%，仍舊處于負增長區間。
二是工業恢復快于服務業。第二產業GDP增速大幅反彈14.3個百分點至4.7%;而第三產業僅回升7.1個百分點至1.9%。部分服務業(如住宿餐飲、租賃與商務服務業)還處在深度負區間。
三是大型企業恢復快于中小企業。7月，限額以下企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3.7%，連續五個月低于限額以上企業，且差距進一步拉大;制造業PMI也顯示，小型企業景氣度趨于回落，與大型企業表現顯著分化。
四是實體與金融的不平衡，即實體經濟下滑、金融體系擴張。疫情之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加大，資金流入股市現象顯著;但在實體回報率仍然低迷的情況下，流動性存在“脫實向虛”的傾向。
此外，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中，供需失衡、區域失衡、行業失衡、企業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劇，成為困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難點。例如，實體經濟結構方面，我國長期面臨產能過剩局面，但供給難以滿足需求，不少高品質商品還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獲得滿足;區域層面，東部沿海城市發展較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行業層面，金融業和房地產擴張與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形成反差;企業層面，民營經濟發展常常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障礙，生存空間弱于國有企業。
因此，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緩解結構性失衡，立足內循環，促進雙循環，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環，實現雙循環的政策著力點
內外部經濟形勢的深刻變革以及我國經濟面對的長短期的挑戰與壓力，使得我國決策層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這也可能成為貫穿我國未來5—10年發展的戰略綱領,成為“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針。為了促進雙循環，如下五大政策發力點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雙循環”并非閉關鎖國，應保持積極開放態勢。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備的基礎設施,在全球范圍內獨具吸引力。在產業鏈轉移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仍應通過加大開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貿港建設等，吸引外資流入。與此同時，也要做好外部經濟衰退背景下的政策應對，包括：鼓勵出口轉內銷，在電子、醫療、高端制造等關鍵行業提供政策優惠，大力推動進口替代;以多邊主義穩定貿易投資，加快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歐投資協定等經貿框架的談判;在保證產業鏈不過快流出的情況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等經濟體的經貿關系;助力外貿企業尋找替代出口市場。
第二，培育高質量的國產服務供給，擴大國內最終消費。短期內，應通過出臺扶持政策措施，穩住目前的消費回暖勢頭，加大對消費薄弱地區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發放消費券、現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續國內消費難能可貴的回升態勢，進而推動服務消費盡快回到正軌。從長期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其零售市場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場。未來，應將要素市場化改革作為主要抓手，以推進新型城鎮化為主要方向，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應鏈的韌性。短期而言，應對美國對中方的技術封鎖，應當篩查海外供應鏈，特別是具有戰略安全意義的海外供應鏈，查明上游設備、零部件、軟件等受美國管控的部分，對其中不能自產的，要提前準備非美國的替代品。長期而言，根本的解決途徑仍然是加強基礎研究，提高政策層面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創新科技領域，我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數字經濟貿易和服務規則的制定，把數據安全、技術安全、金融安全問題留在經貿框架內，主動打造國際貿易的前沿陣地。
第四，建立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體系。鼓勵通過新型城鎮化建設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長江經濟帶開發、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地區協調平衡戰略，縮小區域經濟之間的差距;同時，降低沿海外貿企業的成本與轉移壓力，盡可能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與中西部地區形成梯隊承接，避免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制造業形成抑制，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實體經濟活力。要推進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推動創新生產要素供給;釋放民營經濟活力，推動教育和科技體制的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優化資源配置，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改革，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紅利。
【篇3】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如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明了方向，也為我國經濟行穩致遠、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足國內大循環，是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基礎。從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發了全球經濟的持續萎縮，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我們深挖國內巨大需求潛力，以國內大循環引領國際循環，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內部看，內需是雙循環的主引擎。我們立足國內需求有序復工復產，同時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領域各環節強化“六穩”“六保”措施，我國經濟呈現深V型恢復態勢，為國內大循環奠定了良好基礎。從長期看，我國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陣痛期”，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受疫情影響，一些結構性矛盾凸顯。實現國內大循環，可以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控的環境，穩住產業鏈、供應鏈和經濟運行，有效對沖日益增長的國際風險，促進價值鏈和需求鏈轉型升級。
立足國內大循環，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14億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比較優勢和我國強大的發展韌勁所在，孕育著巨大的潛力與活力。一要進一步挖掘內需潛力。支持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開拓國內市場，促進國內消費提質升級。積極培育新型消費，加快形成創造國內消費增量的新增長點。二要健全和完善我國制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找準高端產業發展中產業鏈、供應鏈存在的薄弱環節，開展集成研究、協同攻關，提升我國制造業的整體實力和先進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打造先進制造業和關鍵產業鏈外商投資高地，更好輻射并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三要在體制變革與機制創新中構建內需體系的制度架構。構建完整的全國統一市場，暢通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循環。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完善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投資的營商環境。
立足國內大循環，還要謀篇國內國際供給需求良性循環。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既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新趨勢的客觀需要，同時也彰顯了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責任擔當。為此，一要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拓展國際間外貿、外資、技術貿易等經濟層面的合作空間，加快創新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夯實供應鏈基礎，提升價值鏈層次，培育產業鏈生態，推進區塊鏈應用，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深度分工調整和創新發展中作出新貢獻。二要進一步增強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柔性和韌性，從制度、技術、規則等多方面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融合、相互促進。
“紛繁世事多元應，擊鼓催征穩馭舟”。在世界變局中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格局，是黨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新趨勢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深刻領會、認真貫徹，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以更高效的資源流動和要素配置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血脈”，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篇4】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2016年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國希望與中國脫鉤的趨勢愈發明顯。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讓全球的經濟雪上加霜,世界經濟的衰退已成定局。雖然中國依靠自身對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復工復產，給世界經濟注入一劑強心劑，但中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
針對上述情況，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總書記在看望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了“內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一“內循環”+“雙循環”的中長期戰略到底有何目標，又有何挑戰呢?
一、 短期與長期：以時間換空間
1、“內循環”=“擴大內需”?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內循環”等于“擴大內需”。我們認為，“內循環”與擴大內需有根本的不同。
擴大內需是各國在面對經濟危機，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軟時，最常用的應對方法之一，其目標是通過提振內部的消費和投資，保障就業，消化過剩產能，從而避免經濟衰退以及系統性風險。因此，擴大內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更何況，如果把“內循環”簡單理解為擴大內需，則很容易走進政策誤區。在宏觀經濟統計上，素來有消費、投資、凈出口的“三駕馬車”一說。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三者對GDP的貢獻是不同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將經濟增長劃分為六個階段，其中的第四階段和第五階段分別是成熟階段和大眾高額消費階段。成熟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業基礎和出口產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等)和社會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發展迅速，投資和凈出口是此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凈出口和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勢必導致國民收入水平的上升，進一步傳導到消費總量和消費GDP占比的上升，最終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
以進出口依存度(即進出口額占GDP的比例)為標準來檢驗，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大致符合這個理論。如下圖所示，從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歷年進出口依存度持續上升，可謂典型的世界工廠。雖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機打亂了步伐，但進出口依存度還是呈現出倒U型曲線。2019年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分別遞減至14.5%和17.4%，達到近20年來的歷史低位。這表明中國的經濟結構未來將迎來質變，會重點借助國內的資源，深耕自己的市場。當然，中國對外貿易額的絕對值擴大與在比例上外貿依存度的漸進下降并不矛盾。不過，中國目前尚未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而是處于成熟階段與大眾高額消費階段之間的過渡期。按照羅斯托的論述，大眾高額消費階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產業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車為代表的高檔耐用消費品走向普及。中國目前第一產業的GDP占比雖然已低至約7%，但仍明顯高于美國1%的水平。而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人口比例仍高達約40%，不僅遠高于美國同年的17%，甚至比美國在1960年的30%水平還要高10個百分點。換言之，中國尚未走完成熟階段，國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夠高的水平。加上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負債率(即債務額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也尚不完善，這些都制約了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推動能力。
因此，盡管提振內需是很重要的發展環節，但如果“內循環”只是“擴大內需”，那么結果未必會明顯，甚至可能揠苗助長。所以中國除了有為居民消費的提升提供條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對外貿易與開放，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和“外循環”，從而切實提高國民收入水平。
2、“內循環”+“雙循環”：以時間換空間
當前的世界經濟衰退不是進入了經濟周期的蕭條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疊加效應，且短時間內危機很難結束。因此，僅通過“擴大內需”是無法應對新局面。中國經濟需要更持久、更具體、也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和產業結構的雙改革，將“擴大內需”與“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從供給和消費雙向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也就是“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因此，“內循環+雙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更是一個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
因為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短期內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低位。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高度細化的背景下，許多產業在疫情之后的重啟都需要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經濟復蘇，而是需要主動苦練內功，以更好的制度環境和產業能力來準備迎接疫情后全球產業重啟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們做好了“內循環+雙循環”，不浪費這段全球產業重啟前的時間，那么我們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脫鉤的趨勢持續，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聯系將更加密切，而中國也將處于更加有利的狀態。這是以時間換取未來中國經濟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內循環+雙循環”不僅僅是擴大內需，而是通過“內循環+雙循環”改善制度環境，激活創新創業潛力，提升產業能力，改善產業結構。這些方面的提升空間是巨大的。按照黃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國要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論”。
二、以空間換時間：產業鏈與產業升級
“內循環+雙循環”也是一個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為何要強調“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內循環+雙循環’”。
美國目前對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進行打壓，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延緩中國進一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的步伐。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壓來換取時間。而無論國人接受與否，至少在短期內，美國的打壓是起到了作用。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只有放眼更長的時間，保證自己能夠穩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因此，中國需要用空間來換時間，這也是“持久戰”的精髓。
而在以空間換時間的目標中，核心產業的升級毫無疑問是重中之重，即優先發展目前中國所欠缺的尖端產業。一句話，“補要害的短板”。
中國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無數次遭受發達國家“挾技術以漫天要價”。而當中國通過自己研發掌握了該項技術時，又會面臨外國廠商大幅降價以扼殺中國尚處于萌芽狀態的研發成果。而通過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則可以合理地保護中國的市場健康和新的研發成果。進而可以作為談判籌碼，有利于拿到合理報價;退可以保護中國的技術成果不被價格戰扼殺在搖籃中。
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經濟、彌補產業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號召和推動各產業鏈的龍頭企業向自身的上游產業布局。保證龍頭企業在非正當競爭時期的長期、穩定的運營就是在保護我們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產出的相對全面且穩定產業鏈這一珍貴果實。產業鏈對經濟的作用無異于神經網絡與身體，只有神經完整健康，身體才可控，遇到危機才能開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業的龍頭企業通常是最了解產業鏈、最清楚中國產業鏈短板的角色，由龍頭企業帶頭縱向布局產業鏈，發展產業內循環，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利用效率。
短期內，“內循環+雙循環”有利于產業鏈較短的行業，且這些行業的短期經濟帶動能力強。產業鏈較短的行業受到國際關系影響的程度較小，因此在促進內循環時可以得到快速發展，并拉動經濟、保就業。這與“擴大內需”一致，是有效緩解經濟壓力的手段。發展國內大循環也是國內欠發達地區一個彌補發展的極好機會，過去盈利困難、缺乏發展動力的產業迎來了一次發展良機。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對標國外優秀企業，來發展與自身條件相適應的上中游產業，從而積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輪經濟發展當中。
三、“內循環”+“雙循環”的挑戰
任何戰略都是有代價的，也是有風險的。那么“內循環+雙循環”的代價和風險在哪里呢?要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思考：哪些產業更適合開展“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換句話說，哪些產業開展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成功概率大?而哪些產業不容易成功?基于產業鏈分析，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優先“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
“內循環+雙循環”有非常明確的發展方向：最優先發展那些已經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產業，而不是探索邏輯尚未明確的新興產業。這樣可以免去產業發展中的探索和試錯環節，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半導體產業是一個成熟的、國際分工高度明確的產業。其上游為EDA軟件業和光刻機等設備制造業，中游有芯片設計、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產業，下游為消費電子、電子通訊等產業。而中國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體水平較為落后。我們可以通過對標國際巨頭、借鑒其發展經驗，達到少走彎路，縮短差距的目的。但在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上，仍需要一步一個腳印。以光刻機為例，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是該領域的龍頭企業，占據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且壟斷了高端光刻機市場，故而有著超過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國方面的壓力，阿斯麥遲遲無法向中國晶圓代工企業出售最先進的EUV光刻機，延緩了中芯國際在工藝制程上的追趕步伐。而美國今年5月的新一輪制裁，更是讓國產光刻機和晶圓代工之痛波及到了華為。因此，光刻機顯然應該成為“內循環+雙循環”的發展產業之一。
但鑒于中國當前的國產光刻機技術與阿斯麥相差甚遠，甚至沒有一家國內企業位列阿斯麥的17家核心供應商。如果以生產相同技術水平的國產光刻機為目標，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實現。因此，一個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機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鏡頭等)上下功夫，爭取在零部件上實現產品趕超，進而成為阿斯麥的核心供應商之一，在EUV光刻機的進口談判上獲得更大的主動權。而這一策略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起點，進而實現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過程。
2. 下游產業短期缺少發展動能
“內循環”發展的重點還必須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產業”。這就意味著短時間內，國內的一些下游產業可能會受到影響，無法獲得高速發展所需的上游資源。發展關鍵的上游產業是為了創造出更適宜下游產業生長的土壤，但這需要通過犧牲一部分下游產業的短期利益，來換取更長期、更持久的穩定收益。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樣的集體行動并不容易實現，估計需要政府和企業協調才有可能達成。
中國在過去快速發展過程中，經常是產業鏈“跳躍”式發展，而這必然導致產業鏈結構不穩定、不健全。“內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之一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因此適合以內循環經濟來發展的產業應當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經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產業之間卻存在一定技術斷層、產業鏈斷層現象的產業。
其中下游產業發展程度要比上游產業發展程度更加重要。這也可以解釋中國當前為什么選擇扶持半導體產業，而不是EDA軟件或光刻機制造業;以及為什么中國的電動汽車領域可以擁有較為完備的內循環體系，在全球汽車產業變革來臨之際，拿到了一張寶貴的入場券。
3. 當前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存在隱患
中國在許多產業上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然而，貿易順差也意味著本國的產能大于本國的需求，一旦貿易環境有所惡化，受到的負面沖擊會更大，且難免要去產能。因此，鑒于目前的國際態勢，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適宜優先開展“內循環”建設，使整個產業鏈進一步延伸，并盡快實現升級，確保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結語
“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到底要持續多久呢?中央的會議雖未提及具體時限，但參考國務院隨后出臺的對半導體產業的扶持政策，為龍頭企業開出“十年免稅”可以看出，“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時間以上的發展方向。這就意味著，“內循環+雙循環”對中國未來10年的經濟影響將是深遠的，而這些影響也是商界、學界和政府部門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對的一個大趨勢、大格局。
【篇5】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2016年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國希望與中國脫鉤的趨勢愈發明顯。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讓全球的經濟雪上加霜,世界經濟的衰退已成定局。雖然中國依靠自身對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復工復產，給世界經濟注入一劑強心劑，但中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
針對上述情況，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總書記在看望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了“內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一“內循環”+“雙循環”的中長期戰略到底有何目標，又有何挑戰呢?
一、短期與長期：以時間換空間
1、“內循環”=“擴大內需”?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人士認為，“內循環”等于“擴大內需”。我們認為，“內循環”與擴大內需有根本的不同。
擴大內需是各國在面對經濟危機，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軟時，最常用的應對方法之一，其目標是通過提振內部的消費和投資，保障就業，消化過剩產能，從而避免經濟衰退以及系統性風險。因此，擴大內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產業結構的調整。
更何況，如果把“內循環”簡單理解為擴大內需，則很容易走進政策誤區。在宏觀經濟統計上，素來有消費、投資、凈出口的“三駕馬車”一說。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三者對GDP的貢獻是不同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將經濟增長劃分為六個階段，其中的第四階段和第五階段分別是成熟階段和大眾高額消費階段。成熟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業基礎和出口產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機場等)和社會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發展迅速，投資和凈出口是此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凈出口和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勢必導致國民收入水平的上升，進一步傳導到消費總量和消費GDP占比的上升，最終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
以進出口依存度(即進出口額占GDP的比例)為標準來檢驗，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大致符合這個理論。如下圖所示，從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歷年進出口依存度持續上升，可謂典型的世界工廠。雖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機打亂了步伐，但進出口依存度還是呈現出倒U型曲線。2019年中國的進出口依存度分別遞減至14.5%和17.4%，達到近20年來的歷史低位。這表明中國的經濟結構未來將迎來質變，會重點借助國內的資源，深耕自己的市場。當然，中國對外貿易額的絕對值擴大與在比例上外貿依存度的漸進下降并不矛盾。不過，中國目前尚未進入大眾高額消費階段，而是處于成熟階段與大眾高額消費階段之間的過渡期。按照羅斯托的論述，大眾高額消費階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產業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車為代表的高檔耐用消費品走向普及。中國目前第一產業的GDP占比雖然已低至約7%，但仍明顯高于美國1%的水平。而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人口比例仍高達約40%，不僅遠高于美國同年的17%，甚至比美國在1960年的30%水平還要高10個百分點。換言之，中國尚未走完成熟階段，國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夠高的水平。加上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負債率(即債務額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也尚不完善，這些都制約了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推動能力。
因此，盡管提振內需是很重要的發展環節，但如果“內循環”只是“擴大內需”，那么結果未必會明顯，甚至可能揠苗助長。所以中國除了有為居民消費的提升提供條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對外貿易與開放，進一步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和“外循環”，從而切實提高國民收入水平。
2、“內循環”+“雙循環”：以時間換空間
當前的世界經濟衰退不是進入了經濟周期的蕭條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疊加效應，且短時間內危機很難結束。因此，僅通過“擴大內需”是無法應對新局面。中國經濟需要更持久、更具體、也更深層次的經濟制度和產業結構的雙改革，將“擴大內需”與“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從供給和消費雙向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也就是“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因此，“內循環+雙循環”是一個中長期的戰略，更是一個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
因為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短期內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低位。在全球產業鏈分工高度細化的背景下，許多產業在疫情之后的重啟都需要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經濟復蘇，而是需要主動苦練內功，以更好的制度環境和產業能力來準備迎接疫情后全球產業重啟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們做好了“內循環+雙循環”，不浪費這段全球產業重啟前的時間，那么我們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脫鉤的趨勢持續，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聯系將更加密切，而中國也將處于更加有利的狀態。這是以時間換取未來中國經濟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內循環+雙循環”不僅僅是擴大內需，而是通過“內循環+雙循環”改善制度環境，激活創新創業潛力，提升產業能力，改善產業結構。這些方面的提升空間是巨大的。按照黃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國要以高水平開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營商環境反制撤資論、以超大市場的吸引力反制脫鉤論”。
二、以空間換時間：產業鏈與產業升級
“內循環+雙循環”也是一個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為何要強調“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內循環+雙循環’”。
美國目前對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進行打壓，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延緩中國進一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的步伐。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壓來換取時間。而無論國人接受與否，至少在短期內，美國的打壓是起到了作用。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只有放眼更長的時間，保證自己能夠穩步縮短和美國的技術差距和經濟總量差距。因此，中國需要用空間來換時間，這也是“持久戰”的精髓。
而在以空間換時間的目標中，核心產業的升級毫無疑問是重中之重，即優先發展目前中國所欠缺的尖端產業。一句話，“補要害的短板”。
中國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無數次遭受發達國家“挾技術以漫天要價”。而當中國通過自己研發掌握了該項技術時，又會面臨外國廠商大幅降價以扼殺中國尚處于萌芽狀態的研發成果。而通過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的經濟模式，則可以合理地保護中國的市場健康和新的研發成果。進而可以作為談判籌碼，有利于拿到合理報價;退可以保護中國的技術成果不被價格戰扼殺在搖籃中。
發展“內循環+雙循環”經濟、彌補產業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號召和推動各產業鏈的龍頭企業向自身的上游產業布局。保證龍頭企業在非正當競爭時期的長期、穩定的運營就是在保護我們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產出的相對全面且穩定產業鏈這一珍貴果實。產業鏈對經濟的作用無異于神經網絡與身體，只有神經完整健康，身體才可控，遇到危機才能開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業的龍頭企業通常是最了解產業鏈、最清楚中國產業鏈短板的角色，由龍頭企業帶頭縱向布局產業鏈，發展產業內循環，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資源利用效率。
短期內，“內循環+雙循環”有利于產業鏈較短的行業，且這些行業的短期經濟帶動能力強。產業鏈較短的行業受到國際關系影響的程度較小，因此在促進內循環時可以得到快速發展，并拉動經濟、保就業。這與“擴大內需”一致，是有效緩解經濟壓力的手段。發展國內大循環也是國內欠發達地區一個彌補發展的極好機會，過去盈利困難、缺乏發展動力的產業迎來了一次發展良機。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對標國外優秀企業，來發展與自身條件相適應的上中游產業，從而積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輪經濟發展當中。
三、“內循環”+“雙循環”的挑戰
任何戰略都是有代價的，也是有風險的。那么“內循環+雙循環”的代價和風險在哪里呢?要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思考：哪些產業更適合開展“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換句話說，哪些產業開展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成功概率大?而哪些產業不容易成功?基于產業鏈分析，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1.優先“卡脖子”的產業和技術
“內循環+雙循環”有非常明確的發展方向：最優先發展那些已經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產業，而不是探索邏輯尚未明確的新興產業。這樣可以免去產業發展中的探索和試錯環節，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半導體產業是一個成熟的、國際分工高度明確的產業。其上游為EDA軟件業和光刻機等設備制造業，中游有芯片設計、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產業，下游為消費電子、電子通訊等產業。而中國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體水平較為落后。我們可以通過對標國際巨頭、借鑒其發展經驗，達到少走彎路，縮短差距的目的。但在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上，仍需要一步一個腳印。以光刻機為例，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是該領域的龍頭企業，占據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且壟斷了高端光刻機市場，故而有著超過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國方面的壓力，阿斯麥遲遲無法向中國晶圓代工企業出售最先進的EUV光刻機，延緩了中芯國際在工藝制程上的追趕步伐。而美國今年5月的新一輪制裁，更是讓國產光刻機和晶圓代工之痛波及到了華為。因此，光刻機顯然應該成為“內循環+雙循環”的發展產業之一。
但鑒于中國當前的國產光刻機技術與阿斯麥相差甚遠，甚至沒有一家國內企業位列阿斯麥的17家核心供應商。如果以生產相同技術水平的國產光刻機為目標，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實現。因此，一個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機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鏡頭等)上下功夫，爭取在零部件上實現產品趕超，進而成為阿斯麥的核心供應商之一，在EUV光刻機的進口談判上獲得更大的主動權。而這一策略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起點，進而實現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過程。
2.下游產業短期缺少發展動能
“內循環”發展的重點還必須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產業”。這就意味著短時間內，國內的一些下游產業可能會受到影響，無法獲得高速發展所需的上游資源。發展關鍵的上游產業是為了創造出更適宜下游產業生長的土壤，但這需要通過犧牲一部分下游產業的短期利益，來換取更長期、更持久的穩定收益。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樣的集體行動并不容易實現，估計需要政府和企業協調才有可能達成。
中國在過去快速發展過程中，經常是產業鏈“跳躍”式發展，而這必然導致產業鏈結構不穩定、不健全。“內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之一是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因此適合以內循環經濟來發展的產業應當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經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產業之間卻存在一定技術斷層、產業鏈斷層現象的產業。
其中下游產業發展程度要比上游產業發展程度更加重要。這也可以解釋中國當前為什么選擇扶持半導體產業，而不是EDA軟件或光刻機制造業;以及為什么中國的電動汽車領域可以擁有較為完備的內循環體系，在全球汽車產業變革來臨之際，拿到了一張寶貴的入場券。
3.當前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存在隱患
中國在許多產業上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然而，貿易順差也意味著本國的產能大于本國的需求，一旦貿易環境有所惡化，受到的負面沖擊會更大，且難免要去產能。因此，鑒于目前的國際態勢，處于貿易順差的產業適宜優先開展“內循環”建設，使整個產業鏈進一步延伸，并盡快實現升級，確保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結語
“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到底要持續多久呢?中央的會議雖未提及具體時限，但參考國務院隨后出臺的對半導體產業的扶持政策，為龍頭企業開出“十年免稅”可以看出，“內循環+雙循環”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時間以上的發展方向。這就意味著，“內循環+雙循環”對中國未來10年的經濟影響將是深遠的，而這些影響也是商界、學界和政府部門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對的一個大趨勢、大格局。
【篇6】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新冠疫情催生世界格局的變化，全球化道路受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面臨新變局，中國制造業需要調整生產、銷售等各方面企業發展策略。本文以福耀玻璃集團三十年的全球化布局策略，闡明在國家戰略層面下，企業在外循環實現追趕，內循環謀求超越的策略與發展。“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重大理論創新，成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政策指引，具有深遠意義。
當今世界全球治理體系遭受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嚴峻挑戰，新冠疫情加劇我國外部環境的變化。當前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同時，我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超4億，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推動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在雙循環方面，作為中國汽車玻璃巨頭——福耀玻璃的應對策略值得借鑒學習。
國內大循環不是閉關鎖國。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同時對內、對外加大力度。于外部，是繼續開放市場，了解并參與創建國際規則，真正實現共贏共享。于內部，是建立統一公平的國內市場，建立法治社會、信用社會，強化政府服務，改善營商環境。
福耀玻璃專注汽車玻璃30余年，汽玻業務占比近90%，收入年復合增速20.4%，凈利潤年復合增速15.8%。全球汽玻市場呈寡頭壟斷格局，CR5達89.3%，公司以22.5%的市占率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旭硝子（27.0%），領先板硝子（20.6%）、圣戈班（17.2%）、信義（2.0%），已成長為全球汽車玻璃絕對巨頭。
福耀玻璃的成就來源于對國際國內雙循環的全球戰略布局，企業極致專注的匠心精神，產業鏈垂直一體化，重資產運營與規模效應，對競爭對手形成碾壓之勢，構筑了當前難以逾越的企業“護城河”。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寬松的全球化環境，而今面臨的困局亦是收窄的全球環境。
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與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將隨著對外開放引入稀缺要素后而縮小，這個過程將繼續，直到達到一定的平衡。
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發達經濟體在國家層面上的一種優勢意志，與微觀企業的利潤動機沖突的發生不可避免的產生。巨大數量的生產要素輸出，最終都不利于其母國經濟增長。發達國家的內部差距擴大了貧富差距、產業差距、區域差距，擴大到國內政治上難以接受的地步。這是最近一輪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生產要素輸出的過程，也是國際力量展示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國際剝削，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種剝削，是參與全球經濟周期的邊緣國家所應承受的租金，是各個國家維持其國際經濟地位的一種手段。參與國際流通或許更好，但很難跨界，更不能占據主導地位，關鍵位置跨界，不是簡單的開放就能實現，一定會受到現有國際力量格局的制約。國際流通戰略支持民族復興后，不足以支撐國家回到歷史高峰地位。
具體到福耀玻璃來說，是以開放的心態擁抱全球市場，海外業務占比近50%。福耀是國內最早走出去的零部件企業之一，早在1991年就向加拿大TCG出口汽車玻璃，涉足海外市場。截至2019年，福耀海外市場收入101.9億元，占比49.9%。近年來福耀俄羅斯工廠、美國工廠、歐洲工廠陸續建成投產，預計公司海外業務占比仍將持續提升。全球布局，本土化響應。福耀鋪開全球布局，貼近配套客戶，提升客戶響應速度與服務質量。福耀已在中國16個省市以及美國、俄羅斯、德國、日本、韓國等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工廠、分公司和辦事處等機構，并在中、美、德設立6個研發中心，在全世界的職工約有2.7萬人。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國內相當多的行業沒有外部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應、外部市場的需求就沒有生存的能力。中國不可能迅速減少對外工業的依賴；沒有必要在總體一級層面進一步減少對外依賴的程度；也沒有迫切需要在面向出口的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之間，做出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的選擇。
極致專注，才是最深的“護城河”
福耀玻璃圍繞汽車玻璃專注經營幾十年，規模上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之一，效益上成為全球盈利能力最強的制造商。其汽車玻璃國內市場占有率高達61.2%，整體毛利率達37.5%，近三年加權ROE為17.4%。福耀玻璃在提升單一產品市占率的成長道路上做到了極致，成功突破成長困局與價值困局，成為細分行業絕對巨頭。綜合收入規模、市場份額、盈利能力，福耀都是國內首屈一指的零部件企業。
垂直一體化下，打造福耀全產業鏈
浮法玻璃4大基地10調產線，高自供率有效降低成本。浮法玻璃占汽車玻璃生產成本的3成以上，福耀多年來持續推進產業鏈垂直整合，建立浮法玻璃生產線并實現浮法玻璃自供。目前，浮法玻璃自供率已達80～90%，在進一步保證玻璃原片質量同時顯著降低了生產成本。與此同時，設有子公司湖南溆浦硅砂、海南文昌硅砂、通遼本溪硅砂，自供有效降低浮法玻璃生產成本。進行深度的垂直一體化整合，將降本增效體現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
產業鏈延伸至更上游，生產設備自制。公司子公司福清機械制造公司是集團內部專注于汽車玻璃生產設備研發、制造與服務的下屬制造部。已為福清、俄羅斯、美國等地的汽車玻璃工廠提供了80%以上的自制優質設備。很大程度降低了公司生產成本，也顯示了福耀對汽車玻璃行業深刻的理解。
重資產模式的天然優勢
重資產運營模式下規模效應突顯。汽車玻璃產能擴張需要消耗大量資金，福耀近年來處于市場擴張階段，經營凈現金流、凈利潤基本與資本開支基本相當，說明公司每年賺的錢又重新投入成為工廠等固定資產。
福耀最強大的“護城河”正是在于通過強大的固定資產投資不斷擴建產能，在提升規模效應的過程中使生產成本得到最大限度的優化，也就是說福耀可以將盈利平衡點做到極低，競爭對手要么同樣擴建產能優化成本（這就要求競爭者資金實力同樣雄厚），要么就處于虧損狀態直至退出。這種通過產銷回籠資金不斷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所構筑的隱形壁壘讓福耀能不斷截取競爭對手退出的市場份額，在提升市占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精細化管理下出類拔萃的盈利能力
精益管理貫穿始末，控本降費做到極致。福耀堅持精益管理，將降本增效體現在生產運營各個環節，本土建廠提升響應速度、浮法玻璃自我供應的垂直一體化整合、生產設備改裝保養內部化等舉措都提升了公司的經營效率，而高效的運營管理使得福耀在毛利率處在行業遙遙領先的地位。福耀近年來毛利率一直處于40%左右的水平，而旭硝子、板硝子、圣戈班等國際巨頭近年來毛利率均不足30%。福耀玻璃近20%的凈利率也遠高于競爭對手，顯示出福耀出類拔萃的盈利能力。
海外拓展走在國內制造業前列
福耀是最早一批走出去的零部件企業，海外市場拓展成果顯著。由于福耀在國內汽車玻璃市場占有率已達61.2%，進一步提升空間不大，國內市場成長瓶頸顯而易見，因此海外市場拓展為其必經之路。公司海外市場拓展穩步推進，近年來海外收入占比不斷提升，由2010年的29.4%提升至2019年的49.9%。福耀玻璃近年來海外收入占比約40%，較國際一線零部件巨頭仍有提升空間，海外市場繼續拓展是福耀躍升成為全球一線零部件巨頭的必經之路。福耀全球化版圖正在鋪開。
汽車玻璃行業門檻較高，進入新市場難度較大，福耀借著其他汽車玻璃巨頭面臨危機，關停工廠之機，插縫進入國外市場。而一旦切入海外市場，初步站穩腳跟，公司便加速擴建產能。2014年福耀俄羅斯工廠投產，2016年福耀美國代盾工廠投產，2016年美國芒山工廠投產，福耀一系列的海外產能布局目前基本完成，為海外市場業務拓展打下堅實基礎，福耀的全球化版圖正在快速鋪開。
集中優勢力量，專注細分市場。新冠疫情已使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我們應該做的是繼續高舉全球化旗幟，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更好地在世界各地的企業中形成分工，從而維護國際經濟的良性循環。對于國內制造業來說，福耀玻璃為中國汽車玻璃行業樹立了一個新典范，集中企業優勢力量，專注細分市場，向全產業鏈開放發展，積極主動擁抱全球化。這是一條陽光大道。
（上海大學）
參考文獻：
[1]黃奇帆.加快構建完整內需體系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J].中國經濟周刊，2020（7）.
[2]周子勛.以開放的“雙循環”應對新變局[N].中國經濟時報，2020.
[3]張岸元.外循環實現追趕內循環謀求超越[N].第一財經日報，2020.
【篇7】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中國傳統醫學歷史悠久 底蘊深厚，擔負著除病濟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為中華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醫藥顯示了明顯成效，發揮了重要作用。面向未來，我們要深入挖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做好傳承創新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一定要保護好 發掘好 發展好 傳承好。”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我們堅持科學防控，在藥物研發和疾病救治上堅持中西醫結合 中西藥并用，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作用和價值，取得了顯著成效。中醫藥抗擊疫情的療效備受國際關注，完全能夠為維護人類健康發揮更大作用。
中醫藥為中華民族健康繁衍生息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傳統醫學歷史悠久 底蘊深厚，擔負著除病濟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為中華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與疫病斗爭的實踐中，中醫藥防疫理論體系和治療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神農本草經》等眾多古代典籍，形成了較完善的疫病防治理論和技術體系。中醫學對于疫病有許多先進的理念和防治方法。中醫學在秦漢時期已經認識到疫病病因不同于普通疾病，并論述了疫病的傳染性 傳染方式以及潛伏期等內容。在疫病防治學方面，早在秦漢時期，《黃帝內經》就系統論述了疾病預防理論，在戰國時期就已設有與清潔衛生有關的官職和除害防疫的專職人員，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通過消毒來防治疫病傳播的方法。中醫還創造了疫病預防內服和外用方藥，并形成了系統理論，至今仍在臨床中廣泛應用。
新中國成立后，中醫藥在治療乙腦 麻風 結核 手足口病 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在2003年抗擊非典疫情時，中醫藥療法在減輕發熱癥狀 控制病情進展 提高治愈率 縮短治療時間 降低病亡率 減少并發癥等方面成效明顯，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
中醫藥在歷史發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僅守護了中華民族的健康，也對全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國明 清時期發明的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是醫學接種免疫預防的先驅，曾傳播到西方并產生很大影響，為全球最終消滅天花作出了貢獻。青蒿素的發現也是從中醫藥典籍中獲得靈感，已經挽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中醫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我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醫藥顯示了明顯療效，在抗擊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超過7.4萬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
其中，湖北省超過6萬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90%以上。這一突出成效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在診療中，群眾對中醫藥有迫切需求，隔離的患者希望中醫藥早期介入，輕癥患者有90%愿意用中藥進行干預，重癥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醫結合治療。實踐證明，中醫藥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獨特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改善疾病初期癥狀。對于密切接觸者，通過中醫藥“治未病”來預防，運用中醫藥調節機體狀態，提高免疫力，抵御病毒 阻斷病情發展，可以減少發病或者實現不發病。對于已經有發熱癥狀 不能排除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中成藥具有明顯的抑制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癥反應作用，可有效降低群體發病率。
減少輕癥向重癥轉變。對于輕癥 普通型患者，可以有效阻止其向重癥 危重癥轉變。中藥湯劑與成藥劑型相得益彰，中醫藥救治機理 方法和方劑能夠快速改善確診輕癥患者癥狀，在病人退燒和減輕咳嗽 咽喉痛 體虛乏力等方面改善比較明顯，見效比較快。
通過中西醫結合縮短病程，提高救治質量。在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研究中，患者平均體溫恢復時間 癥狀消失時間 平均住院時間等都明顯優于單純西醫治療。對于重癥及危重癥患者，一方面，可以減緩 阻止重癥向危重癥轉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另一方面，在治療重癥方面有較好效果，不僅能改善重癥患者癥狀，還能保護患者臟器功能。
幫助患者康復，提高生活質量。在患者恢復期運用中醫藥特色療法，可以更好地改善肺功能，避免引起后遺癥。一些益氣健脾 益氣養陰 化痰通絡的藥物和針刺 艾灸 八段錦 穴位貼敷 隔物灸 熱敏灸 拔罐等非藥物的中醫特色療法，在幫助患者增強體質 加快康復方面有明顯效果。
推動中醫藥在傳承創新中發揚光大
中醫學與西醫學的研究方法及理論體系差別很大，治療疾病各具特點 各有優勢。中醫學的研究方法蘊含著系統論，主要以整體為著眼點，多以定性觀察為手段，一般采用綜合的方法進行辨證論治;
西醫學的研究方法體現著還原論，主要以局部為著眼點，多以定量實驗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進行辨病論治。可以說，中醫和西醫是人類醫學之樹上生長出來的兩個枝繁葉茂的分枝。現在，連接中醫和西醫的橋梁越來越多，正在相互結合 共同發展。現代醫學的技術方法極大推動了傳統中醫藥的現代機理研究，中醫藥的整體觀和系統觀極大豐富了現代醫學的內涵，二者的結合應用極大提高了疾病臨床治療效果，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與推廣。當前，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步伐日益穩健，中醫藥服務遍及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40多個外國政府 地區和組織與我國有專門的中醫藥合作協議，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辦了數百所中醫藥院校，一批中醫藥海外中心在“一帶一路”參與國家和地區相繼建立，國際合作項目數量日益增加。也要認識到，在促進中醫藥發展過程中，挖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并做好傳承創新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發揮中醫藥獨特優勢，使其發揮更大作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中醫藥走向世界還有許多瓶頸和門檻，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尊重中醫藥理論，加強現代科學研究。充分挖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深入梳理總結中醫藥學術思想，從更高 更深的層次探討中醫藥辨證論治的精髓，更好發揮中醫藥學整體綜合的原創優勢。既把握傳統理論與經典，又堅持守正創新。在尊重中醫藥典籍 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技術深入研究中醫藥理論與臨床應用，用現代科學語言闡釋中醫藥獨具特色的診療方法和作用機理，發揮中醫藥在個體生命全周期健康維護中的優勢，發展適合中醫藥學自身特點的現代研究與評價體系。加大對中醫藥科研投入的力度，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及中醫藥重大科學問題，建立多學科融合的科研平臺，開展防治重大 難治 罕見疾病和新發突發傳染病等攻關，研究針對性診療方案，加快中藥新藥創制和臨床應用研究，篩選出更多具有實效的廣譜藥物。
堅持中西醫并重，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與特色。將傳統中醫藥學與現代醫學有機結合，推動中西醫學相互促進 相互借鑒，取長補短 共同發展，在重大疑難疾病防治中有針對性地發揮各自優勢 結合二者長處。加強和完善中西醫結合教育，在培養一支“中醫人，中醫魂”的主體人才隊伍基礎上，培養一定數量多學科交叉的高層次中西醫復合人才。提高醫務人員中西醫結合救治能力，規范開展中西醫結合醫療救治，更好發揮中西醫結合在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中的作用。
堅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揚中醫藥文化。加大對中醫藥文化宣傳推廣力度，保護中醫文化內核，促進人們對中醫藥提高認識 加強應用，堅定樹立中醫藥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瑰寶這一文化自信。規范和推動中醫藥防病治病知識傳播，綜合運用新媒體平臺和多媒體形式，以深入淺出 形象生動 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科學普及，營造珍視中醫藥文化 崇尚中醫藥學習 發展中醫藥應用的社會氛圍。強化中醫藥在疾病預防中的作用，促進形成符合中醫“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堅持開放共享，積極推動中醫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更大作用。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中醫藥防控 治療新冠肺炎的中國方案，積極開展抗疫國際合作。加強中醫藥學與世界醫學的溝通和交流，突出中醫藥綠色 可持續發展的優勢，提升對話能力與解釋能力，促進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加強中醫藥國際合作。中醫藥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特色，又要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推動中醫中藥國際標準制定，積極參與國際傳統醫學相關規則制定，不斷拓展中醫藥走向世界之路，讓中醫藥更多造福人類健康，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更大作用。
【篇8】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站在決勝“十三五”迎接“十四五””的關鍵歷史時刻，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嚴酷挑戰史無前例，新冠疫情下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新常態，國際秩序與國際格局加速轉變。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絕無僅有，第四次產業革命發展方興未艾，“一帶一路”建設下的新型全球化日異月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相伴而生，旨在宏觀不確定經濟環境中，以“發展基建擴內需、優化產業鏈促穩定、自主創新增潛力、對外開放謀發展”的確定性戰略舉措拓展經濟發展空間，保障經濟安全。
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一方面形成內循環下擴大內需、鞏固全產業鏈的戰略腹地及戰略支點，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環下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及紐帶。與此同時，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因其區域內極富戰略意義的河西走廊地區和河套地區，簡稱“兩河三地”，以其聯結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區位和獨特的區域資源稟賦，成為新時代國家經濟發展總體布局的關鍵一步。從地理位置來看，“兩河三地”區域貫穿中西部，連接中亞;從人口結構來看，“兩河三地”區域人口眾多，少數民族自治，區域人口約占西部十二個省、區、市人口總數的15.5%，占全國總人數的4.2%;從資源稟賦來看，“兩河三地”區域存在著豐富的礦產及生物資源，僅區域煤炭儲量即超8500億噸，風能及水利資源均位列中國前列，以世界儲量之首的稀土礦藏為代表的礦產資源豐饒。因此，無論是新時期落實西部大開發戰略2.0的需要，還是構建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需要，聚焦“兩河三地”是必然之選。
一、“雙循環”是對西部大開發理論和實踐的重要補充
“雙循環”是我國在新時期“立足國內，兼顧國際”視角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布局，也是西部大開發理論和實踐過程中的重要補充。“雙循環”的實施西部地區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區“扛大旗”才行。西部大開發經過20多年摸索發展，專家學者已經發現東、中、西部地區的互動自建國70余年以來從未停歇，西部區域發展戰略始終與我國經濟發展脈絡相伴而行，與我國不同階段的基本矛盾相適應，整體呈現出“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階段性演變。而國內學者對于西部發展狀況，尤其是“兩河三地”區域發展的研究討論，集中于從新世紀初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1.0”起，至2020年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2.0”之間的這20年間，對西部地區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總結和未來發展規劃的對策建議。
首先，關于西部地區政策效果分析，國內一大批學者從西部地區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投資規模擴大、生態環境改善、對外開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畫西部大開發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內蒙古和寧夏地區，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過我國平均水平，一二三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同時，鄧翔等對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效果以面板數據政策效應評估模式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表明：西部大開發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效用，“兩河三地”區域發展受益匪淺，但其政策效果隨時間呈倒“U”型變化趨勢。
其次，關于西部地區“十四五”期間發展的對策建議，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學者緊扣《指導意見》36條，提出要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強西部城市間聯系互動、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態保護及資源利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對策視角。高新才、魏麗華從西部城市群建設的規模效應、擴散效應和集聚效應入手，提出以全面開放為前提，形成貫通南北主軸，對接“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的“一軸三帶”新格局。鄧翔則通過闡釋西部大開發政策效果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升情況下的邊際效應遞減規律，強調既要重視基建投資等“硬環境”，更要重視對外開放程度、人才教育培養等“軟環境”的協同效應。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十三五”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成效剖析全面，對未來“十四五”的西部區域經濟增長對策建議豐富。然而，對“兩河三地”區域整體經濟協同發展情況討論較少，對策缺乏針對性。因此，理順“兩河三地”在西部大開發中的戰略地位，明確“兩河三地”在構建雙循環中的角色定位，對西部大開發更好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開發戰略下“兩河三地”面臨的問題
（一）“兩河三地”發展演變
“兩河三地”區域涉及總面積為167.53萬平方公里，接近全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肅位于西部黃河上游，是將戰略地位影響行政區域劃分展現的淋漓盡致的省份，與6個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為甘肅糧倉，東西幾乎貫穿整個甘肅省達1200多公里，是古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的重要結點，是中部地區聯通西部乃至中亞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兩大游牧社會聯結的關鍵紐帶。其二，內蒙古自治區于北部同俄羅斯、蒙古國毗鄰，橫跨西北、東北和華北三大區域，臨省數量全國之最。其中，河套地區指黃河在陰山山脈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幾”字彎曲處，主要包括鄂爾多斯市和巴彥淖爾市。“黃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無山、土質肥沃、水源充足、宜農宜牧，八大引黃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種植業發達，是西部地區糧食主要產區。其三，寧夏回族自治區坐落于我國西北部黃河上游地區，串聯了黃土高原與內蒙古高原，是中國幾何位置的心臟，也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連接了河西走廊與河套地區，是“兩河三地”的紐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雖然“兩河三地”區域戰略意義重大，但整理建國以來“兩河三地”相關支持政策及經濟發展數據不難發現：似乎是歷史與“兩河三地”開了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玩笑，“兩河三地”一直被忽略，變成了西部區域中的西部，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通過對比新中國成立至今“東三省”和“兩河三地”分別受國家的重視程度看出。“兩河三地”首次受到的政策傾斜便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1.0最初涵蓋的省份便包括了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 “十五”期間開展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中央主要分三階段實施，從基礎開發建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逐步賦予新時代西部地區發展“鼓勵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新的靈魂。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三個實施階段，既有連續性，又有創新性，一脈傳承，不斷升級。
（二）“兩河三地”發展桎梏
具體就“兩河三地”發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開發建設，基礎設施等方面雖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仍無法滿足新時代“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的西部發展格局定位，區域發展的支持和推動仍任重而道遠。首先，以“兩河三地”為典型的西部地區近些年發展動能有所下滑，區域發展在補短板、固底盤的同時，更需要新的體制機制激活區域經濟增長潛能，《指導意見》的頒布恰逢其時。其次，“兩河三地”的發展仍然面臨著人才稀缺、生態環境脆弱、創新開放能力欠缺、產業結構層次亟需轉型等因素的制約，長遠來看，這些制約因素必然是西部發展、雙循環格局實現所要直面解決的。再次，“兩河三地”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同時，“軟環境”建設發展不協調，市場體制機制建設、營商環境打造、法治環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兩河三地”區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資源稟賦和發展空間的約束，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突破，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待加速。
然而，“兩河三地”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促進構建雙循環的戰略主攻點。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地區坐擁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區兩大重要戰略支撐點，新型農業及天然能源等資源稟賦優勢突出，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突出，與我國雙循環構建下的戰略大后方需求相適應。從文化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我國中西部文化融匯的啟點，又是我國同中亞各國多元文化交流的交點。從政治發展角度看，“兩河三地”區域必然是踐行精準扶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重點戰場。
三、雙循環新格局下的“兩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0年5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新時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指導意見》相繼頒布出臺，兩會期間更是明確強調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戰略地位，不難看出中央對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雙循環發展格局構建寄予厚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對當前復雜經濟形勢的長遠戰略規劃，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與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并重的最優選擇，主要著眼點在于擴大內需、強化自主創新、完善全產業鏈條、持續對外開放這四大方面。與此同時，該四項抓手與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的發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區發展被賦予的戰略意義，已從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轉變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接力棒。伴隨西部大開發戰略踏上新階段，“兩河三地”區域應當充分發揮人口、地域、自然資源等要素優勢，重新站上發展的歷史舞臺，為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貢獻力量。
（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促內需
應當大力發展“兩河三地”基礎設施建設，以傳統基建+新基建投資擴大內需，為國內大循環奠定基礎。自2015年以來，我國的貿易順差即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新冠疫情和經貿摩擦對經濟產生沖擊，以內循環為主體，以擴大內需為核心，成為以確定性發展戰略應對不確定性國際經濟形勢的必然選擇。當前內需的擴大無非依賴于三條主要路徑：擴大消費需求;擴大企業投資需求;擴大政府投資需求。顯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既是近端拉動內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遠端通過供給側改革促進個人消費與企業投資的必然保障。
同時，“兩河三地”區域近年來經濟增速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以“兩河三地”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更大，具備很強的后發優勢，尤其是風能水能為代表的新能源建設和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著不可比擬的資源優勢，未來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因此，基建投資帶動“新時代的西部大開發”將成為基礎支撐，可以有效深挖和釋放內需潛力，科學促進國內大循環提質增效，尤其在適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也能提升我國在國際循環中的位勢。
（二）打造差異產業集群保產業鏈
應當秉承“兩河三地”區域協調戰略，打造差異化區域產業集群，為雙循環發展格局下的產業鏈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區打造新的區域產業集群，促進不同區域間經濟內循環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當前產業垂直分工的趨勢下，一定要吸取美國制造業對外轉移的經驗教訓，由于我國西部地區提供了廣闊的產業鏈戰略騰挪空間，應當充分衡量區域比較優勢和制造業空心化問題，積極鼓勵部分產業往中西部梯度轉移，保障本國企業生存空間，確保全產業鏈優勢和安全，將供給側改革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機結合，暢通區域產業發展之間的聯通性，為國內大循環注入不竭動力。
“兩河三地”區域應當以此為契機打造區域產業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區域的要素條件優化生產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資源集中的優勢，大力發展信息化、智能化產業，在承接部分中低端傳統制造業的同時，推動信息技術新動能與傳統產業廣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區現代化產業集群，積極將西部地區的教育、醫療、旅游等第三產業與大數據緊密結合，推動西部發展與第四次工業革命齊頭并進。另一方面，利用區域內河流、高原等生態環境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產業鏈齊全、集自動化與現代化一體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農牧業一二三產業鏈深度融合轉型，以高標準農田和現代化牧場推動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以高端特色農機裝備的生產研發及推廣應用支持生態集約高效的設施農業發展。
（三）增強科技創新能力補短板
應當加強“兩河三地”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發揮資源稟賦打造科研技術創新高地，為雙循環發展格局下突破關鍵技術短板營造環境。新時代下的國內大循環一定不僅僅是循規蹈矩的生產與流通，同《指導意見》提出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的要求一樣，應當以創新能力建設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存在缺陷，整體的供應鏈循環都會受到約束。西部大開發戰略本次最大的升級，也就在于強調了產業賦能西部的同時，不容忽視西部科技創新產業的建設，通過一批示范區與創新平臺的搭建，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建設，以此推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現代制造業體系。 “兩河三地”區域應當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設的機遇。一方面，應當通過完善傳統基建與新基建配套適應機制、金融投融資體制等一系列措施，營造科技創新企業經營環境，并借此大力發展高校資源，建設一批應用導向的本科高校、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增強“雙一流”高校與西部地區的交流合作，擴大企業在職培訓規模。另一方面，應當借助科技浪潮發展區域優勢產業。如就農業產業而言，立體種植、無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農業技術的發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農業新型領域，推動戈壁廣闊的土地資源以建立糧食生產基地為核心發揮效益;對于能源行業，可通過發展化學儲能技術，建設特高壓電網，布局大數據計算中心，科學合理地將當地豐富的水電、光電與風電資源更加穩定可持續的輸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擴大對外開放步伐謀發展
應當持續推進“兩河三地”與蒙古國、俄羅斯的經濟貿易往來，從貿易和資本兩方面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質量交流融合，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謀求契機。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并不能阻礙我國擴大開放的步伐，從一定程度來講，仍然需要外部市場需求來消化產能，更加需要資源的進口、外資及技術的引進來促進國內大循環的發展。同時，西部地區與東盟以及歐亞等“一帶一路”地區緊密相連，只有加強西部地區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濟聯通與循環，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國西部區域層次清晰、渠道豐富的新時代對外開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
“兩河三地”緊鄰蒙古國與俄羅斯，更應該加大區域開放力度，加強與周邊國家交通運輸設施建設，將中蒙經濟走廊建設擺到重要發展位置上來，并通過構建核心樞紐城市帶動區域發展;積極發揮甘肅省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對外開放中的核心戰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形成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有力支撐;高效助推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先行先試和寧夏銀川綜合保稅區的建設步伐，把握中阿博覽會舉辦機遇，全力助推寧夏對外貿易高速發展。
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關口，展望“十四五”規劃，西部大開發戰略與雙循環發展格局相得益彰，而“兩河三地”的發展理應是西部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也是構建雙循環無可厚非的關鍵一環。探索高質量發展的西部路徑，培育西部區域新經濟增長極，加大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與韌性，是未來我國拉動內循環、激活雙循環的動力之源。
【篇9】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心得體會論文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聯合出臺《推動物流業制造業深度融合創新發展實施方案》（發改經貿〔2020〕1315號，下稱《方案》），提出了18條重要舉措。對于在當前形勢下進一步深入推動物流業制造業深度融合、創新發展，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從“兩業聯動”到“深度融合”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根基，也是物流需求的重要來源。在我國社會物流總額中工業品物流占90%以上，工業品從原材料采集、生產制造到消費端整個流程中90%以上的時間處于物流環節。物流業與制造業的融合程度，決定著“兩業”發展水平和國民經濟的綜合競爭力。早在200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就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組織召開了首屆全國制造業與物流業聯動發展大會。隨后的2009年國務院首次推出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第一個國家規劃《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把“制造業與物流業聯動發展工程”列入“九大工程”之一。十幾年來，我國物流業制造業聯動融合發展趨勢不斷增強，在推動降低制造業成本、提高物流業服務水平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效，但融合層次不夠高、范圍不夠廣、程度不夠深，與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適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總體要求還不相適應。
進入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物流業、制造業。供應鏈彈性不足、產業鏈協同不強、物流業制造業聯動不夠等問題凸顯，直接影響到產業平穩運行和正常生產生活秩序。13年后的今天，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緊扣“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對制造業和物流業聯動發展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由聯動發展提到深度融合。我的理解“兩業聯動”還是兩個主體之間的協同互動關系，而“深度融合”則是將“兩業”融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是進一步提高物流發展質量效率，深入推動物流降本增效的必然選擇;也是適應制造業服務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趨勢，加快物流業態模式創新的內在要求。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方案》針對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立足于產業經濟發展的全局性、系統性、結構性問題，基于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在總結過去“兩業聯動”經驗基礎上，提出了“深度融合、創新發展”的政策舉措，更著眼于前瞻性、戰略性、全球性競爭的考量，提出了統籌推動物流業降本增效提質和制造業轉型升級，促進物流業制造業協同聯動和跨界融合，延伸產業鏈，穩定供應鏈，提升價值鏈的總體要求，這對于物流業、制造業實現“一體化”運作，適應“雙循環”發展新格局，構建現代化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二、從“關鍵環節”到“重點領域”
《方案》從18個方面做出了總體部署，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到2025年，物流業在促進實體經濟降本增效、供應鏈協同、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等方面作用顯著增強。探索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模式，制造業供應鏈協同發展水平大幅提升，精細化、高品質物流服務供給能力明顯增強，主要制造業領域物流費用率不斷下降;培育形成一批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標桿企業，引領帶動物流業制造業融合水平顯著提升;初步建立制造業物流成本核算統計體系，對制造業物流成本水平變化的評估監測更加及時準確。
為落實上述目標，《方案》對5個關鍵環節和6個重點領域進行了重點部署。
一是緊扣五個關鍵環節，為兩業融合創新發展疏通路障。其一，促進企業主體融合發展，力推發揮融合發展的市場主體作用。明確提出“支持物流企業與制造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創新供應鏈協同共建模式，建立互利共贏的長期戰略合作關系”，有利于改變產業鏈與供應鏈上的不穩定、難協同問題，強化在國際市場競爭的抗風險能力。其二，促進設施設備融合聯動，打通融合發展的基礎保障。其中“積極推進生產服務型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充分發揮國家物流樞紐對接干線運力、促進資源集聚的顯著優勢，支撐制造業高質量集群化發展”，勢必加速物流基礎設施集成化發展，加速生產制造與物流服務的集群化協同。其三，促進業務流程融合協同，力推業務場景深度融合創新發展。其中“加快發展高品質、專業化定制物流，引導物流、快遞企業為制造企業量身定做供應鏈管理庫存、線邊物流、供應鏈一體化服務等物流解決方案，增強柔性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必將推動適應數字化競爭環境下的個性化、智能化、柔性化供應鏈協同。其四，促進標準規范融合銜接，強化以標準化疏通融合發展障礙。“建立跨部門工作溝通機制，對涉及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在立項、審核、發布等環節廣泛聽取相關部門意見，加強標準規范協調銜接”的要求，有利于營造兩業聯動融合發展的專業化、標準化軟環境。其五，促進信息資源融合共享，強化數字物流時代的新融合發展。其中“促進工業互聯網在物流領域融合應用”“建設物流工業互聯網平臺”“推動將物流業制造業深度融合信息基礎設施納入數字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探索和推進區塊鏈、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等新興技術在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用體系建設中的應用”等新提法，將助推新基建與兩業融合發展，促進傳統行業數智化改造。
二是突出六個重點領域，為兩業融合創新發展布高地。其一，抓大宗商品物流，維護國家能源及戰略物資供應鏈安全。《方案》重點提到了原油、礦石、糧食、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物流，明確提出“依托具備條件的國家物流樞紐發展現代化大宗商品物流中心，促進大宗商品物流降本增效”。其二，抓生產物流，力推智能化制造物流和支柱產業（汽車制造）高效物流保領先發展。《方案》明確要求，“鼓勵制造業企業適應智能制造發展需要，開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廣應用物流機器人、智能倉儲、自動分揀等新型物流技術裝備，提高生產物流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其三，抓消費物流，力推消費物流升級促進相關消費制造滿足高品質需求。《方案》要求推進“個性化較強的產品提供高品質、差異化寄遞服務，促進精益制造和定制化生產發展”并重點發展冷鏈溫控物流。其四，抓綠色物流，強化發展貫穿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綠色制造供應鏈。《方案》要求“引導制造企業在產品設計、制造等環節充分考慮全生命周期物流跟蹤管理，推動產品包裝和物流器具綠色化、減量化、循環化”并推進廢舊物資逆向物流體系建設。其五，抓國際物流，強化跨部門協調機制和骨干物流體系建設保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方案》要求“發揮國際物流協調保障機制、全國現代物流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等作用，加強頂層設計，構建現代國際物流體系，保障進口貨物進得來，出口貨物出得去”，為“中國制造”構筑“買全球，賣全球”的國際供應鏈體系。其六，抓應急物流，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應急保障和修復再生體系建設。《方案》明確要求“研究制定健全應急物流體系的實施方案”“增強相關制造產業鏈在受到外部沖擊時的快速恢復能力”，這將利于強化制造業供應鏈應急保障和再生能力，積極應對公共衛生事件和自然災害等帶來的供應鏈風險。抓好了這些重點行業及領域的工作，必將帶動其他領域的融合創新發展，也可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贏得競爭制高點。
三、從“推進機制”到“政策落地”
兩業深度融合創新發展離不開相應的政策環境，《方案》從營商環境、政策措施、金融支持、示范帶動到組織協同提出了五個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一，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強化營商環境。《方案》要求“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對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實施包容審慎監管”。其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重點支持。《方案》重點推進鐵路專用線建設、物流用地給予等支持力度，為解決當前物流用地難及鐵路貨運專線建設難等突出問題提供了政策依據。其三，創新金融支持方式，強化活血紓困。《方案》首次提出“支持社會資本設立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產業投資平臺，拓寬融資支持渠道”，有利于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其四，發揮示范引領作用，強化骨干帶動。《方案》首次提出“鼓勵龍頭企業發起成立物流業制造業融合創新發展專業聯盟，促進協同聯動和跨界融合”。其五，強化組織協調保障，強化協同保障。《方案》提出了“兩個依托”。在管理層面，依托全國現代物流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機制推進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加強跨部門政策統籌和工作協調;在行業層面，“依托主要行業協會建立物流業制造業融合發展動態監測和第三方評估機制，研究制定融合發展統計和評價體系，定期發布研究報告，為相關政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引導行業健康發展”。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作為全國性物流行業社團組織，在推動《方案》落實過程中將按照有關部門的具體安排，積極反映企業訴求，主動協助政府部門做好相關委托事項，為推動制造業與物流業深度融合創新發展，適應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做出應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