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論文答辯是一種有組織、有準備、有計劃、有鑒定的比較正規的審查論文的重要形式。為了搞好畢業論文答辯，在舉行答辯會前，校方、答辯委員會、答辯者（撰寫畢業論文的作者）三方都要作好充分的準備。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精選四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第一篇: 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論文
傳統的金融學理論研究7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解釋股票市場,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傳統理論對個人投資老某些“異常現象“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行為金融學主要從個人投資者的心理出發,以其有限理性和存在的認知鑣差為基礎,對個人投資進行分析.本文選取了股市中保險行業的某一個股,結合行為金融學角度,分析其近期走勢以及投資老的投資行為,最后給出相關建議.
行為金融學保險行業投資行為
引言
行為金融學就是將心理學尤其是行為科學的理論融人到金融學之中,從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行為以及產生這種行為的心理等動因來解釋、研究和預測金融市場的發展.個人投資者由于在收集分析信息以及所學知識上的局限性,其投資決策往往更加依賴于心理活動,因此容易在市場中出現行為偏差和反常的現象.
本文選取了保險行業的一只個股,研究其從今年9月13號到11月27號近2個月股價變動情況.如圖1.結合行為金融學理論來對個人投資者投資行為進行分析以及給出相應的建議.
行為金融學角度個人投資者行為分析
股票市場個人投資行為眾多,難以一一探討因此,本文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個人投資者行為進行解釋.
（1）羊群行為
“羊群效應”通常表現為在一個投資群體或一個投資領域中,個體投資者跟隨他人的買人而買人,隨著他人的賣出而賣出.“羊群效應”現象的產生有很多因素,具有代表性的現象是投資者往往會認為其他人擁有更多的信息優勢以及作為群體具有更準確的判斷和策略.從11月13號到11月24號,中國平安小單的凈額一路飄紅,說明個體投資者流人量大于流出量.特別是在11月22號和23號小單凈額達到頂峰.我認為這兩天小單交易量達到峰值是因為在22號和23號兩天股價有所下跌,個體投資者可能認為其是短期回調,想有一個抄底的行為,因此即使股價下跌,個人投資者仍然將其買人持有.
（2）過度自信以及政策依賴心理
中國股市至今仍被個人投資者認為是政策市、消息市.主要是個人投資者認為小道消息和內部消息能夠較強影響股市走向.就比如11月21號的一個公告,其第三大持股股東中金公司認為股價能夠升至98元,保險行業具有絕對的優勢.那么個人投資者就會依賴這一信息,認為主力機構看好這支股票,并且現在的價格距離98元還存在著一定的漲幅空間,因此就會出現22號大量個人投資者買人的現象.另外還有一個現象是從22號開始大量的機構投資者,主力軍開始大量拋出,但是個人投資者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紛紛人市.這一點也可以通過行為金融學中的投資者反應不足,過度自信來解釋.由此可見,很多個人投資者并不是基于自己對上市公司以及股票市場的總體了解而是依賴于不斷打聽到的政策消息進行投資決策.
（3）反應過度以及恐慌心理
持股明細中從9月28號到10月9號小單持股凈額一直為負,大量的流出,但是在這個時間段內股價一直是在上漲態勢中.我認為這里就要從行為金融學中的過度反應來解釋.過度反應理論認為,投資者對于受損失的股票會變得越來越悲觀,而對于獲利的股票會變得越來越樂觀.他們對于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都會表現出過度反應.由于個人投資者的從眾心理以及人類的非理性情緒,由此產生了認知偏差.如果當股價開始下跌,這種反應過度進而會帶來恐慌心理,在10月13號這一天股價下跌,個人投資者就容易產生恐慌,因此可以看到在10月16號這一天小單的凈流出是13號的兩倍.
基于行為金融學的個人投資策略建議
由于我國的股票市場發展歷程較短,個人投資者還沒有經歷充分的市場學習過程,其投資理念以及投資心理并不成熟.我國股市中有80%為散戶投資者,結構不合理,股市的過度波動更容易引起行為變動,增加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
（1）學習相關知識,三思而后行
個人投資者要積極主動學習相關投資知識,培養個性投資理念,在進入市場之前首先要判斷市場的形勢,目前是否高估?大盤指數的上漲是否過高?如果不是,那么有哪些板塊的估值是最低的?還要轉變投機心態和冒險心理,在投資過程中,不要有賭徒心理,永遠都要有畏懼心理,不要過度自信.
（2）糾正心理偏差,控制貪婪和恐懼
如果對大盤走勢有了不好的判斷,不要被心理賬戶所影響,戰勝對風險的厭惡,哪怕賬戶處在虧損的狀態也要果斷賣出股票止損,否則將很可能遭遇巨額損失.個人投資者要轉變投資理念,變短線投資為長線投資.
（3）反向投資策略
反向投資策略是一種利用人們對信息的過度反應進行投資決策的有效投資策略.由于“羊群效應”的存在,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這就是為什么在股市中大多數人都虧錢的原因.因此需要個人投資者經常查看股價表,尤其是打算購買的那些股票.超額的利潤往往是通過逆向操作來實現的,即在別人過度恐慌賣出時買進,非理性繁榮情緒高漲時賣出,未來是不可預期的,如果疏于觀察往往會錯過機會.因此,個人投資者應更好的采用反向投資策略來減少因盲目跟風導致的損失.
[1]易憲容,趙春明.行為金融學【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侯德鑫,薛博.從行為金融學角度分析股票市場的羊群效應[J].科技經濟市場,2015,（11）：29-30.
[3],李杰.股票市場個人投資行為分析及策略建議一一基于行為金融學視角[J].金融經濟,2013,（24）：91-92.
第二篇: 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論文
摘要：綠色金融發展迅速，已經成為環境和經濟發展的一大助力。隨著綠色金融的不斷發展，綠色金融和互聯網金融的融合也逐漸加深。本文從綠色金融面臨的挑戰出發，借助互聯網金融的優勢，探求綠色金融的發展方向，推動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
關鍵詞：綠色金融;互聯網金融;協同發展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綠色金融越來越滿足國家綠色發展和產業升級的需求，但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也顯現一些問題。此時，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兩者關聯不斷加深，借助互聯網金融工具，探求綠色金融發展的途徑對優化產業結構，改善環境有重要意義。
二、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挑戰
綠色金融強調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將環保理念貫穿于金融經營活動中，實現環境和金融的統一和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產品種類多樣，發展迅速。我國綠色金融產品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碳金融等，其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17年6月末，21家主要商業銀行綠色信貸余額達82956.63億元，較上年增長14.26%。隨著規模的擴大，綠色金融的發展也遇到一些阻礙：
（一）信息不對稱
綠色金融在做投融資決策時，將環保指標考慮在內，因此企業的環境信息對于投融資決策至關重要。大部分企業并不公開企業環保信息，且政府有關部門公開的信息極為有限，致使金融機構在搜集數據時沉沒成本增加，無法有效識別企業的環境信息，進而影響綠色金融活動的開展，從而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配置。
（二）數據資源無法共享
金融機構在開展綠色金融業務時，需要大量的數據作支持進行評估和調查等過程，但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監督機構尚未實現資源共享，不利于綠色金融的開展。
（三）標準不統一
當前，國家、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綠色金融的定義并不統一，這使金融機構在開展業務時，無法有效甄別綠色金融項目。同時，在評估企業項目時，金融機構建立的評價體系并不統一，造成政府、企業、金融機構難以有效交流，給企業融資活動造成干擾。
（四）內在機制尚未形成
由于綠色金融項目前期投入成本高，投資回收期長，導致企業開展綠色金融項目的積極性低，且政府關于綠色金融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善，給綠色金融業務開展增加了難度。
三、互聯網金融助力綠色金融的優勢
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能合理利用時間、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成本、實現數據共享，解決綠色金融遇到的問題，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
（一）降低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
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創新技術的應用，互聯網金融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的信息成本，使信息透明化，合理配置資源，在助力綠色金融發展時具有成本優勢。
（二）實現資源共享
互聯網金融借助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增加信息來源渠道，通過互聯網信息平臺聯系政府有關部門、企業、金融機構、監督機構等，協調各方，可有力實現解決綠色金融的信息披露問題。
（三）業務開展廣泛
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突破時間、空間上的限制，客戶可根據自己的時間進行互聯網融資，節約時間成本，實現資金和信息的快速利用，從而拓寬綠色金融業務規模和范圍。
四、互聯網金融助力綠色金融的建議
（一）構建互聯網綠色金融服務平臺
構建以政府部門為主導、由環保部門、企業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共同建造的運用互聯網金融工具的綠色金融互聯網平臺。該平臺致力于提供綠色金融政策法規、環境保護標準、融資評價體系、獎懲機制等信息，減少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功能設計：
（1）數據信息發布存儲功能。為使信息更加透明化，平臺應涵蓋由政府和環保部門發布的有關綠色金融的政策文件、融資企業的基本信息、企業融資項目信息、監管部門的監管信息等。同時，為保證平臺信息數據的真實可靠，平臺應成立專門的核查小組，定期對平臺信息進行審核和更新。
（2）建立統一信用評價體系和審核流程。目前，各地的綠色金融項目評價體系標準不一，給跨地區的綠色金融項目開展增加了難度。為解決這一問題，綠色金融服務平臺在建立時，應以政府部門為主導、聯合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組成評價小組，將政策指標、環境指標、風險指標和經濟效益指標量化，并結合赤道原則、綠色債券原則建立起統一的綠色金融項目評價體系，為金融機構提供決策依據。借助互聯網綠色金融平臺，實現項目審批的快速、高效、準確。
（3）建立獎懲機制。為解決因前期投資成本高、投資回收期長、負外部效應導致的企業開展綠色金融項目積極性弱的問題，平臺可建立獎懲機制。根據評價體系對評價較高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對評價較低的企業建立“黑名單”，以體現政府對綠色金融的政策引導作用，提高企業積極性。
（4）發布金融產品。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品種多樣，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但卻不能滿足客戶的具體需求。因此平臺在提供金融產品時，可根據企業信息、環保信用評價和項目需要對產品進行創新，如采用綠色信貸和綠色保險相結合的方式，由銀行等金融機構向企業提供綠色信貸融通資金，由保險公司為項目提供環境責任保險，進而降低項目風險。
（5）完善監督機制。由監管機構和環保部門共同組成監督小組，負責監督企業綠色金融項目執行情況并及時評價，對政府財政資金的利用進行監管，防范金融風險。
（二）完善法律體系
為支持綠色金融發展，政府部門、環保部門、金融監管機構可聯合出臺政策法規，通過提供稅收優惠和政策補貼鼓勵企業和金融機構進入金融服務平臺，鼓勵金融機構加強綠色金融產品的設計和創新，完善平臺責任法律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1]陳聚偉，秦建美.綠色互聯網金融模式探析[J].金融經濟，2018（18）：56-57.
[2]王勁屹，林佳婷.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與提升路徑深析[J].金融經濟，2018（16）：21-23.
第三篇: 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論文
一淺析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匯率亦稱“外匯行市或匯價”，是國際貿易中重要的調節杠桿。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出售的商品都是按本國或本地貨幣來計算成本的，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該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和價格，直接影響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在全球經濟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世界貿易格局也有重大影響，因而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必然全球矚目。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屢創新高。2007年1月11日，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突破了7.80比1的心理價位;2008年4月10日，兌美元官方開市價(中間價)終于首次突破七算，正式邁入“6”時代，創出匯率改革以來的新高;直至今日人民幣退換美元的匯率為6.13比1的價位，料想不久的將來，兌美元官方開市價將突破六算，正式邁入“5”時代。與此同時，人民幣兌換港幣的匯率也突破了1比1的心理價位，近期更是出現100港幣兌89.788人民幣的高位。
整體來說，匯率波動是一種常態，尤其是伴隨新型金融危機的出現，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不斷擴大，必然導致各種貨幣的匯率波動的區間增大。但相比而言，人民幣的升值速度確實過快，這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普通群眾的高度關注。
一般而言，影響匯率的因素包括財政經濟狀況、國際收支狀況、利率水平以及貨幣政策、政治因素等等。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可以說，復雜的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使這一結果的出現成為了必然。
我經常在報紙和新聞中看見，有多少億人民幣的熱錢在炒房市、股市。對于這樣的現象，分析其中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在近幾年，國際收支失衡的背景下，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而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所以就使得本幣(人民幣)定價過低，從而使人民幣升值就有很大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
(二)從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另有原因。他們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恢復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歷史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并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
(三)從國內經濟分析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人民幣升值與國家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即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即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利潤率
人民幣升值后，若我國商品以外幣標示的價格不變，則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我國的出口量不會受到影響，但企業的利潤率會下降。若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則以外幣標示的價格上升，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出口量減少，企業利潤也會下降。
(2)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改善貿易結構
對于進口依賴型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使產品的進口價格下降，同樣的資金可以進口更多的資源，企業進口原材料越多就越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人民幣升值還確利于我國企業進口先進設備、引進稀缺技術成果，提高生產率。進口的增加短期來看可能會造成貿易逆差，但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所引起的優勝劣汰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將會起到調整貿易出口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的作用。為我國企業走向世界、改善貿易結構帶來機遇。(3)人民幣升值促進企業的產品升級
人民幣升值給出口企業帶來的壓力促使其增強自身競爭力以減少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雖然我國已經是出口貿易大國。但是出口產品結構依然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大部分也是來自于加工貿易，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例很小，出口產品大多依賴以低成本為基礎的價格優勢。中國企業需要改變思路，把以價格取勝變為以品質取勝，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口企業調整產品結構，從生產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逐漸轉向生產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同時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理論上，一國貨幣匯率上升使得該國商品的外幣價格上升，外圍商品的本幣價格下降，從而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該國的貿易順差減少或轉而出現逆差。但是自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順差并未減少，反而仍在持續增加。
(三)、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資本流動的影響
資本包括長期的投資資本和短期的投機資本，人民幣升值對這兩種資本都有一定影響。升值使得等量外幣折算成人民幣的價值下降，并會提高我國相對于外國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因此投資所得的利潤減少，導致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會減少。短期資本的流入一般有兩個原因，一是短期利率處于高點或還在走高，二是短期內匯率正要升值，目前國內存在的利率和匯率上升的趨勢都會引起短期資本流入。這是因為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若在升值之前把外幣換成人民幣，升值就使投資者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短期資本流入后會大量涌向股票和房地產部門，這些資本除了獲得人民幣升值的收益外還會獲得增值收益。以投機為目的流入的資本會導致出口和貿易順差被高估，帶來更大的外部不平衡。
三、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政策建議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政策取向
基于我國目前的宏觀與微觀經濟基礎和資本開放條件下人民幣自由浮動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為避免和緩解這種沖擊，在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上應當注意：適當控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以應對資本開放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機;為提高經濟主體抗風險的能力創造必要的內外部環境;以漸進化的方式放開資本市場，放松對人民幣匯率交易、浮動的管制，以強化經濟主體對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適應性，同時提高中央銀行外匯市場的宏觀調控能力。
(二)加快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面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國要盡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行政手段和市場運行規律淘汰高能耗、高污染、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產品生產企業，使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金流向資本密集型部門。要確定我國的優勢產業，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提高產品技術水平;制定新的技術標準和規則并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實現我國產品由低勞動成本優勢向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轉變，減少貿易摩擦，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總體競爭力。
(三)培育健全的外匯交易市場
提高經濟主體應對外匯頻繁波動的能力，培育健全的外匯交易市場。首先，讓更多的經濟主體參與外匯交易，打破現有外匯市場交易的壟斷機制，培養企業與金融機構的競爭適應能力。其次，增加外匯交易工具，滿足企業外匯套期保值要求，減少匯率波動對企業的沖擊。充分發揮外匯交易手段，如外匯遠期交易、調期交易、回購交易、外幣期貨期權等。
四、總結
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它對我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積極作用與不利影響必將同時存在，目前也無法判斷誰是誰非。我國政府在一定的國際壓力下到底是否應該采取升值舉措，根本上取決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進出口結構狀況以及對國際市場商品、貨幣供求關系的綜合判斷，中國無須調整人民幣匯率取悅他人。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堅定不移地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制定和實施具有可操作性的應對措施，應該是我們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把目前的人民幣升值當作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一次契機，充分利用其優勢控制其沖擊。針對以上提到的不利因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調控，盡可能降低損失，適應當前形勢：
1.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要通過平抑物價、縮小貧富差距等方式拉動內需，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
2.出口企業應該努力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充分運用科技的力量，提升“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同時應當增強風險意識，迅速、高效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
3.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使我國的外匯更具有彈性。淡化市場對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關注程度，穩定我國對美元區、歐元區和日元區的貿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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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論文
摘要：十九大以來，加快推進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已經成為新時代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重要任務。完善金融治理體系、推動金融治理現代化進程、不斷提升金融治理能力是維護中國金融穩定性以及金融市場良性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新時期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借b前人研究，構建我國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壓力指數以及金融脆弱性指數評價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出近十三年來我國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壓力指數以及金融脆弱指數的走勢水平，并基于SVAR模型探究了三者的動態相關關系。實證研究表明，金融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緩解我國金融市場壓力、抑制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關鍵詞：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壓力指數;金融脆弱性;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2.02.002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31（2022）02-0018-14
金融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提升金融治理水平是加快推進我國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關鍵一環，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對金融治理、金融壓力指數以及金融脆弱指數的內涵進行闡述，對近十三年來我國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壓力指數以及金融脆弱性指數進行了測算，并基于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進一步探析了三變量的動態關系。
一、金融治理的內涵與歷史沿革
金融治理包含金融管理以及金融監管的范疇，金融治理主要是指通過金融市場的規則、制度和機制等對一般金融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金融治理與傳統的政府管制不同，它具有社會化、專業化、透明化特征和要求。而金融治理的模式也并沒有普世的范式，各國實施金融治理關鍵在于摸索出一套適合本國的治理體系。目前各國的金融治理體系之間也存在著諸多的差別，舉例而言，傳統的英美法系的國家側重于金融市場方面的治理，中央金融治理與地方金融治理之間存在普遍的分權現象，而大陸法系的國家則更加注重于對金融機構自身的治理，側重于中央對整個金融體系統一的領導與治理。
金融治理在國外歷經了長期的發展，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建立起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相繼成立，全球金融治理初具規模;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成立了“七國集團（G7）”，本意上想替代布雷頓時期的“硬制度”，以一種“軟制度”來協調管理國際金融體系。在此治理模式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并未爆發，但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如拉美主權債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等層出不窮，到了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經濟體接連崛起，G7模式的金融穩定器作用日漸式微;1999年，二十國集團（G20）在柏林成立，G20模式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俄羅斯金融危機而促成，成員國中吸納進了中國、印度、巴西、澳大利亞等新興經濟體;2008年，G20部長級會議被發達經濟體升格為首腦峰會，2010年，首腦峰會又在匹茲堡峰會上被確立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核心平臺，由此，當前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正式落成。
在我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金融治理的演進主要表現為金融監管體制的變革，而且每一次金融監管的重大變革總是與人民銀行職能或機構的調整息息相關。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歷經了五個階段的發展歷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金融監管集中統一;改革開放之初，中央銀行制度正式確立，全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逐漸形成;1993―1997年，南方談話后，國內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運動如火如荼，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被得到了全新認識，金融體系開始獨立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正式確立，現代金融監管制度初具雛形;1998―2003年，中國分業監管體制正式落成，金融監管得到了質的轉變和飛躍;2004年至今，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金融體系創新能力不斷被拓展，金融機構混業經營成為大勢所趨，在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下，金融監管體制領域不斷改革，構建現代化的金融治理體系逐漸成為整個時代的需求。
二、文獻綜述
（一）金融治理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就我國金融領域，從中央銀行制度、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現代金融體系建設、金融風險防范機制、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完善、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的發展等角度做出要求，為新時代的金融領域建設工作以及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點亮了燈塔。
近年來，我國學者多角度聚集金融治理相關研究。陳四清（2020）認為，金融治理本身就是一個互為支撐、處處銜接的系統。以國有大型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完善國家金融治理的進程中發揮正向的作用，通過不斷完善自身治理體系、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為提升國家金融治理水平添磚加瓦;陸岷峰（2020）考察了地方金融所存在的問題，提出強化黨委對地方金融機構全面領導的治理，推進依法治理、市場機制治理、科技治理、組織管理、金融教育治理六大體系建設，推進政策制度執行、重大風險事項處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履行社會責任四個現代化是當前提升地方金融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徑;王小艷（2020）指出我國目前應通過均衡發展直接和間接融資、平衡金融防控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精確匹配金融市場供需等舉措來推進金融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馮永琦和于欣曄（2020）認為，中國應積極參與后疫情時代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構建，如積極倡導“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與新興國際金融機構的興起等;李宏瑾和孫丹（2015）系統梳理了金融治理的內涵，創新性地構建起了我國金融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上進行綜合評價，證實了2007年到2015年之間我國金融治理總指數大體上升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