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宗旨，是在追求國家利益中考慮他國的正當關切，在追求國家發展中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的文章12篇 ,歡迎品鑒！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1
【摘要】十八大以來，為適應新時期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科學概念，這是對費孝通先生相關理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創新。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為指引，促進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全面發展，不斷鑄牢中華各族兒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建設工程的歷程任務。這既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建設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2-0001-009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多次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在黨的十九大上將之寫入黨章，相關論述和觀點形成了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這個重大理論成果是結合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發展要求對以往理論探索成果的發展創新，為我們進一步做好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指明了發展方向和實踐要求。
一、對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兩方面基本內容的再考察
1988年11月，費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講，提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論斷。[1]371996年10月，費孝通先生在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書面報告《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中又對自己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2]有學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充分肯定了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3]，并引證了該次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的“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4]來說明習近平同志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肯定。其實這個論斷既是對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片面理解，更是對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國情觀的誤解。
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在內容上如果仔細分辨，其實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的理論：其一是關于中華民族實體“自覺”與“自在”存在的兩種狀態理論。這個理論因為涉及到民族實體的判斷標準及其自身的邏輯缺陷，在理論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從民族實體判斷標準來看，金炳鎬先生認為：“費老的觀點沒有說明民族實體和民族復合體之間的矛盾性，或者說他認為民族實體與民族復合體兩個概念之間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詳細考察民族實體概念5個方面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指出，“中華民族雖然在這五個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特點，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實體的概念內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族是屬于次生形態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復合民族”[5]70。從敘事邏輯上分析，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說中的“自在”狀態，也即“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是指在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古代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的內在聯系與整體不可分割性在客觀地形成與發展著，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種整體聯系，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狀態，準確地講只能定義為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性，而無法用民族實體來界定。更何況用“中華民族”來定義中國各構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體制下的中國民族敘事基本上都是納入“天下體系”和“大一統”格局中來闡述的。這也說明了費孝通先生“自在”狀態的中華民族實體論斷本身與民族敘事的歷史性之間的邏輯沖突。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自在”說顯然無法在概念內涵和歷史實然性上滿足其自身的邏輯自洽性。當然，指出這樣的理論缺陷，并不等于我們就否認這個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內部聯系的整體性與統一性。其二是關于中華民族內部結構及構成狀態的“多元一體結構”理論。費孝通先生在“泰納演講”中對該“多元一體結構”的形成歷程進行了詳實可信的歷史分析，并對其現實存在狀態進行了理論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8]3-4，并明確肯定了“在中華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種情狀”[8]36。我們認為這些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光輝的真知卓見才是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大貢獻。正如林耀華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貢獻在于它提出并通過論證而確立了‘多元一體’這個核心概念在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1]9。有了這個工具和鑰匙，就足以讓我們把關于中華民族的實體概念與其整體結構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也足以讓我們把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形態放在中國社會發展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經歷的民族過程和建設歷程的差異性和共同性。這個理論創新為我們站在中華民族整體觀上回顧過往、認識國情、創造未來都提供了科學可靠的理論框架和敘事體系。這也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元一體格局”的本義所在。
綜上可見，學者們對費孝通先生理論的爭議更多地集中在“一體”的中華民族實體屬性方面，在對中華民族結構整體性研究上并無實質性的否定意見，也不存在某些學者所提出的“討論的焦點是：是否承認存在一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3]。承認“這樣的格局”是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及其內部構成關系的認可，并不等于對中華民族實體屬性已經形成的認可，否則習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創造性地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華民族實體”的提法豈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們在21世紀還要堅持‘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尚未形成’的觀點，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有什么客觀基礎？”[3]的疑問。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也與之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已經形成，那么，今天我們提出“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還有什么客觀必要？顯然，學術問題如果僅僅是依靠這樣簡單的質疑而沒有深入的理論分析，就不會有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所以，我們仍然有必要在對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觀與習近平同志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上，理清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途徑問題。
二、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理論創新和學術價值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上文中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自在狀態的實體屬性敘事判斷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對中華民族自在狀態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從本質上講屬于歷史敘事方式的應然性范疇，而后者則是歷史實踐發展的實然性范疇。前者在話語體系上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背景，而后者則更多地表現為歷史事實，是“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歷史事實。物必先有其實而后有其名，所以歷史存在一般情況下也必先于敘事方式，這是物質存在決定意識形態的基本表現和一般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成為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實然和應然狀態的話語橋梁，也是能夠連接起中華民族王朝國家體系下的“華夷一體、天下一家”歷史敘事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國家層次民族建設敘事的話語橋梁。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對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的批判性繼承與發展。
從歷史發展的實然角度講，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民族實然性發展的客觀描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幾千年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9]150。在開發疆土的過程中，中華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區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進而在地區范圍內實現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統一，最終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國。在此過程中，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民族內部社會分工的發達，民族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滲透，必然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民族的遷徒運動，也促進了民族族體在血統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貫穿于整個中華民族及各構成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存在時期最顯著的發展特點。有些民族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有些民族與別的民族相互融合演變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來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各構成民族在近代世界歷史由王朝國家政治體系向民族國家政治體系的演變中，由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擴張都面臨著國破族亡的共同威脅。外部壓力是中華民族實現由自在向自覺狀態轉化的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劑。費孝通先生認為：“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必須和‘非我族類’的外人接觸才發生民族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民族意識，所以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8]9-10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是中華民族整體在面臨強大的外部侵略時所發生的由自在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的標志。覺醒意識的訴求則是中華民族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外求獨立，在國內構成民族層次上的內求平等。以革命領導階級和綱領路線的差異為依據，為完成這個覺醒訴求的努力在“五四運動”之前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后則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人民積極投身于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共同了締造了屬于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任人宰割、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團結，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為我們考察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發展史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敘事體系和民族話語基礎。可以講，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的歷史前提和基礎。千百年來在王朝體系下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各構成民族間基于不同社會分工基礎上的需求互補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離不棄、生死與共的民族關系是其命運共同體的根基所在，也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客觀的歷史條件。而近代以來在血火抗爭中覺醒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的歷史起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的實體建設也正在這個偉大飛躍進程中突飛猛進，但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某些斷言中華民族實體已經形成的論斷。因為“蘇聯民族”轟然倒塌的“烏拉”聲還在我們耳邊回應，因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堅民族也并沒有像某些學者所宣揚的那樣用公民權力就可以镕鑄成鐵、合眾為一，因為即使是號稱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臨著北愛爾蘭分裂勢力的威脅，更因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民族層次上推進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事業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實體建設歷程是社會發展歷史階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內容。在如何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實體建設的歷史進程問題上，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和重溫毛澤東同志建國初期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準確判斷和科學認識。1956年1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11]214，并首次區分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在他看來，“建立”時期不同于“建成”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很不完善”。這些科學思想無疑為后來我們黨提出和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借用這樣的話語邏輯，我們應該也能夠做出中華民族多元復合性實體“已經建立”但單一民族實體“尚未建成”的判斷。1我們認為，這樣清醒而又審慎的判斷更符合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歷程。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精神要求，在中華民族實體建設進程中，我們一定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成是重中之重，并為之付出更為堅苦卓絕的努力和耐心，扎實推進而又只爭朝夕，多措并舉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這項爭取人心、凝聚民心、團結族心的事業做好做成。 用習近平同志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觀點來改造和提升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實體兩種存在狀態理論，我們嘗試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三個階段的歷史邏輯和基本特點：第一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在存在階段，為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和基本前提。第二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存在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王朝體系向民族國家體系轉型過程中面臨西方列強外部侵略而導致實體意識覺醒，從而為中華民族外求獨立、內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國家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奮斗的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志的中華民族“站起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邁向國家層次的民族實體建設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載體和實現途徑。第三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為存在階段，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時期。“自為”階段與“自覺”階段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僅對自身的存在和整體性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掌握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對自己民族實體的形成建設途徑都有了科學可行的基本思路。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站起來”的基礎上，通過多個方面、多個層次的“建起來”，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實現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施工期。由此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想實現之日，必將是也可能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實體形成之時。只有到了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全體兒女對自己國家層面民族實體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極大提升，在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國際交往中中國各族人民群眾都以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作為自己的首要族屬認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程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形成建設的偉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等基本特點。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
建設工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12]3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千百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心理特征，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強大精神紐帶和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正如國家民委主任巴特爾同志所指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論斷，是對我國基本國情和歷史傳統的準確把握，是對中華民族團結進步規律的深刻揭示，突出點明了處理好“一”和“多”關系的主線，揭示了“我國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奧秘所在，必將引領中華民族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大團結大進步。[13]這個論斷也為我們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在自為狀態的民族實體形成建設工程指明了發展方向和施工途徑。
一是堅定不移地走好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原理與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工作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多年黨和國家民族工作實踐證明了的關于解決當代中國民族問題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條道路的基本內容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對民族工作經驗的歷次總結中。這些工作經驗的總結成果，既體現了不同時期國家發展的統一性、進步性要求，又滿足了民族發展的差異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會發展目標的與時俱進，又有民族綱領基本原則的充實完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闡述，1則是全面系統地對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經驗及綱領、方針的最新提煉、豐富和升華，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基本內容，實現了對新時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則的開拓創新。我們堅決反對某些學者把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這兩次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件作為否定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質疑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甚至抹殺和取消我們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據。[3]我們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數民族敗類自私自利、叛國賣國的丑惡行徑永遠也代表不了這些少數民族廣大人民群眾的主流意志，他們煽風點火、打砸搶燒的刑事犯罪事實既不屬于民族問題，也不屬于宗教問題。我們絕不能按照他們的荒唐邏輯來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些糊涂認識，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地宣告：“新中國成立65年來，黨的民族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國民族關系總體是和諧的，我國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沒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這樣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覺，才能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八個堅持”基本內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結構形式和民族問題處理模式的偉大創造”[14]292，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術，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國家建構與民族平等、保護公民權利與尊重民族差異之間平衡的系統把握，及對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全面考慮。在該制度初創之時，我們黨強調的是區域自治與民族自治的正確結合。此后，與時俱進地結合時代發展需求，不斷深化和發掘對其優勢的認識和本質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對其片面化理解和誤讀。1957年，周恩來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1992年，江澤民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區域自治有機結合起來，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有機結合起來，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統一，后來，又增加了制度因素與法律因素的統一，進一步豐富了該項制度的內涵。為了防止對該項制度認識上出現新的偏差和失誤，2014年，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著重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為我們在新時期正確把握該項制度的本質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習近平同志指出：“團結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15]強調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機械結合，而是要和國家及自治地方整個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考慮兩者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把握兩者關系要強調自治多一些，是為了在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保護和發揮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權;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統一多一些，則是為了彌補民生及公共服務等領域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和政府缺位等市場經濟體制的天然缺陷，加強和發揮好上級國家機關扶持自治地方發展的責任，給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習近平同志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區域因素，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這一點必須搞清楚，否則就會走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達賴集團、‘東突’分裂勢力就打這個旗號，要求漢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禍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們的同志不能照這個邏輯走！”[15]新時期我們黨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充分體現了該項制度強大的生命力、科學性與適應性，也充分說明了其在國家制度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是堅定不移地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從語義學講，作為次生復合民族的中華民族，實際上就等同于中華諸民族。正如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并不是指漢族或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統一體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學地把兩者對立起來，單純地以為強調一方就必須要忽視另一方的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也不符合黨的民族工作實踐。我們無法想象，拋開了56個構成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關系的平等和諧，單純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就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體建設任務。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1強調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堅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把加強民族團結作為戰略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來做。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是在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鋼筋鐵骨，就是在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不可摧的民族關系基石。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離不開“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這些傳統的民族政策話語。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的基本內容，都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體現和要求。這三者辯證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綱領體系之中，但他們各自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實現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前提和基礎，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民族團結是促進民族平等，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保證，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本質在民族問題上的體現和要求。如果不堅持各民族共同繁榮原則，那么民族平等團結便失去了發展方向和前進動力。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對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榮”，“在這個問題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視。”[17]178這些民族綱領在具體實踐中具象化為民族政策時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促進民族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盡量減少同一地區中民族間的公共服務政策差距，避免出現民族間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導向人為制造隔閡、強化固化民族意識，強調要更多針對特定地區、特殊問題、特別事項來修訂完善和制訂出臺政策。可以講，這些對民族平等政策的發展完善正是與時俱進地實踐民族平等綱領的深層次要求的充分體現。
四是堅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民族地區無論從哪個層次和方面理解，也離不開少數民族聚居區這個核心概念。這些地區不僅具有全國其他貧困地區所面臨的普遍性困難和問題，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難和問題。由于自然和歷史原因，這些地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處偏遠，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市場化程度低，多數產業低端化發展，市場競爭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務半徑大，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成本高。這樣的條件，沒有國家和發達地區的扶持和幫助，依靠市場自發力量及其自身條件發展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逐步扭轉民族地區發展差距擴大趨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全局，關系到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是我國實現平衡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保障，也是鑄牢各族群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條件和物質基礎。民族地區只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上與全國其他地區融為一體，形成相對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場經濟共同體，才能為各族群眾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加快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要著眼于民族地區的特殊困難和問題，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和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在依靠民族地區自身努力的同時，還需要中央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減少。同時，還要求要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民生這個首要任務，抓好扶貧攻堅這個重點，抓好教育、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個著力點，以促進市場要素流動和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貫通為途徑，把發展落實到解決區域性共同問題、增進群眾福祉和促進民族團結上，推動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民族地區特點的科學發展路子。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要求與科學發展的路子，顯然體現了我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政治性要求，顯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群體性平等發展訴求的尊重與重視。
五是堅定不移地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總體來講，文化認同是具有不同層次性的差序認同體系，按照文化主體差異性而言，可以分為個體認同——群體認同——國家認同——世界認同等基本認同層級。在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體系中則可以具體表現為個體認同（各民族成員的自我認同）——群體認同（國家構成民族的群體性認同）——國家認同（國家層次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世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一般而言，低層次認同是高層次認同的基礎和組成部分，高層次認同可以包容和引導低層次認同，并且各層次認同協調發展的基礎在于支撐這些認同的利益認同機制的協調發展。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諳各民族文化認同的政治屬性和深遠意義。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推動民族工作，解決好民族問題，要依靠物質和精神兩種力量，要解決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問題。這是新時期黨從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途徑是促進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不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強調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認同，核心就是要增強各族群眾在政治意識上的“五個認同”，1其中的基礎則是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認同是五個認同中最深層次的認同，是鞏固其他四個認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要求。要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內涵，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構成，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要反對把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華文化兩種錯誤觀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文化當代發展的價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內涵和發展方向，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價值取向政治屬性的基本體現。要注意從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中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汲取營養。在民族意識調控上，我們反對某些學者危言聳聽地斷言“我國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并不在于那些實施恐怖襲擊和制造街頭騷動的少數極端分子，而在于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內心中的現代民族意識”[18]。我們認為這樣的判斷首先是對“現代民族意識”的污名化，因為在當代中國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現代民族意識”是能夠正確處理民族與階級、民族與國家以及民族相互間關系基礎上的民族意識，是以“五個認同”為核心的民族意識，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論中以單一實體民族唯我獨尊“一族一國”的民族意識。同時，這樣的判斷也是對廣大少數民族干部與知識分子隊伍的污名化，因為即使是以蘇聯解體為依據，我們也無法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主體民族出身的領導人應該為聯盟解體負的責任歸咎到納扎爾巴耶夫、尼亞佐夫等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頭上。 六是堅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關鍵”和“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關鍵”。有學者把“階級認同”與“以階級斗爭為綱認同”等同起來，把人們的思維導入了階級認同與民族（宗教）認同二元對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撥亂反正導致了“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這兩個傳統群體認同”對“階級認同”的取代。[3]我們認為這樣簡單和武斷的判斷并不能成立。實際上，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相對應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個主張都是我們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線，而“階級認同”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對該階級領導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就是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路線、綱領及方針的認同，更是對其本身領導地位及合法性的認同。所以，即使在我們黨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后，也不能說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眾對黨的階級認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同時，認同是有兼容性的，一個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少數民族群眾，同時也可以保持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對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認同，這并沒有什么認同的沖突可言。各族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認同，從來也沒有因為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的失誤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相反卻因為我們黨對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堅固。這樣的認同成就，自然也就內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為此，習近平同志明確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毫無疑問，這就是新時代各族群眾“階級認同”意識的最好體現和終極表現形態。幾十年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復說明了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的正確性。只要我們各族群眾牢牢堅持黨的領導，就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挑拔我們的民族關系，各民族間“語言不通階級親，民族不同心連心”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本質就會有充分堅實的政治保障。另外，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還明確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贏得民族工作的“未來”。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劇增的新常態后，提出了我國已經進入了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的基本判斷。對于這樣“送上門來的民族工作”，我們還存在著不重視、不熟悉、不適應、跟不上的問題。少數民族流動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泛，是一項系統工程。做好這項工作，關鍵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對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協作機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信息系統，做好各類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開展各類便民服務活動，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著力點放在社區，推動建立互嵌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切實保障好散雜居和城市地區各民族的合法權益，教育和引導各族群眾相互尊重文化、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過這樣的努力，才能實現城市讓各族群眾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是結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和實踐要求對以往中華民族理論成就的偉大創新和發展，是指導我們進行中華民族實體建設工作的理論指南。只有認真、全面、系統地學習、領會和把握好習近平同志中華民族共同體觀的基本內涵，切實按照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要求，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引領凝心聚力，全面系統地促進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發展完善，不斷鞏固和加強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一致性，不斷促進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建設好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園，才能真正完成歷史賦予我們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偉大任務。
參考文獻：
[1]費孝通.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孫秋云.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之我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2）.
[3]馬戎.習近平主席近期講話指引我國民族工作的方向[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3）.
[4]人民日報.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4-09-30.
[5]金炳鎬.民族理論前沿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
[6]潘龍海，陳連開.中華民族學初探[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2.
[7]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系[J].浙江社會科學，2002（1）.
[8]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9]國家民委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創新觀點面對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10]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本書編寫組.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7.
[13]巴特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奮力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J].求是，2018（13）.
[14]張殿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權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15]丹珠昂奔.沿著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前進[N].中國民族報，2014-11-07.
[16]關桂霞.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1）.
[17]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8]馬戎.21世紀的中國是否存在國家分裂的風險？[J].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2010（75）.
FROM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TOTHECONSTRUCTIONOFCHINESENATIONALENTITY——AlsoONTheTheoreticalInnovationAndPracticeDemands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
LiZhi，WangDongli
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inordertomeettheneedtostrengtheningandimprovingtheworkofthenationalitiesinthenewera，theCPCCentralCommittee，with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asthecorehascreativelyputforwardthescientificconceptoftheChinesenationcommunityonthebasisofcomprehensivelygraspingthediverseanduniquecharacteristicsoftheChinesenation.Thisisacritical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innovationofMrFeiXiaotong'srelatedtheories.Guidedbythegoalof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promotingtheall-rounddevelopmentofnationalworkintheneweraandconstantlyforgingasenseofthe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amongallethnicgroupsoftheChinesenation，itwillbepossibletocompletetheprocessoftheconstructionprojectfortheformationofthenational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Thisisnotonly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doingagoodjobintheneweraofethnicworkbutalsoabasiccontentofXiJinping'sconceptofthecommonsense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XiJinping;ChineseNationalCommunity;Nationalentityconstruction
轉載注明來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06302.htm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2
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120多名國外學者和國內知名學者等共1100余人參加了大會。大會以“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設十個分論壇和四個高端論壇。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以及厲以寧、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國內著名學者，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意大利前總理馬西莫·達萊瑪以及哈維、科茲、比岱、卡弗、布茲加林、阿爾卡利布、邁弗路德斯、奧爾漢加濟、安德森、達萊瑪、塞耶斯、胡比耶夫、賽義德、米爾勒、迦凱、奧伊蒂寧、吉烏拉斯、布倫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納維、哈利勒、希梅內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國際學者參加了各論壇的活動。在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討論中，如下五個議題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第一，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學者們的發言，可以發現學者們實際上是在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框架下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和診斷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所謂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是指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來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困境，結果卻是飲鴆止渴，導致更為嚴重的金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所謂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作為職能資本的集中表現，是推動生產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謂金融資本的非生產積累，是指金融資本通過價格的壟斷操作、證券投機、信用欺詐、地產投機、國債和主權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實現的圈錢機制。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危機，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加深和擴大了危機，這就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又必然向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國際關系危機轉化。在過去五六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每當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處于上升時期時，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就成為主流；每當核心國家處于下降期時，就會出現矛盾激化、積累中心轉移、保護主義不斷上升以及國際矛盾尖銳化等問題。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積累中心和霸權更替都經歷了相當大的社會動蕩，甚至伴隨著世界大戰。從1970年代起，資本主義就已進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資本主義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局部性危機，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進入長期衰退之中。未來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們將處于一個大動蕩、大改組時期。現在美國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國霸權處于下降期的表現。特朗普政權則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趨于衰敗的表現。此次資本主義自身危機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人類如何跨越資本主義。馬西莫·達萊瑪、邁弗路德斯、歐茲·奧爾漢加濟、阿明、如姆魯·圖阿松、大衛·施瓦茨曼教授、許建康研究員、李慎明研究員、丁曉欽教授、宋朝龍研究員等國內外學者對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及其所引起的結構性危機、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做了發言和討論。
第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與會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政策體系和意識形態；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個人出發，把人理解為脫離生產關系的經濟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體等；它使人脫離生產關系并進入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契約社會；它把自由意志之間的契約關系設定為唯一合法的社會關系，而契約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是這種形式主義制度體系難以理解、掌握和應對的。金融資本積累機制是在契約論的基礎上且不違背契約原則時發生的，因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無法診斷和醫治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放任了金融資本的非生產性積累，既導致金融貴族的寄生集團勢力劇增、產業資本成本增加、制造業轉移海外、產業空心化和工人失業，也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衰落，使邊緣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更導致新民粹主義興起和全球化逆轉。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世界體系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所打造的中產階級支配社會的神話、新自由主義“最小國家”觀念、新自由主義關于“人權高于主權”、關于“歷史終結論”的觀念紛紛破產。阿明、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馬西莫·達萊瑪、簡·奧托·安、法特稀·阿爾卡利布、宋麗丹和陳人江等學者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圍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做了發言和研討。
第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與會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基本邏輯，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論。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從《資本論》提供的分析邏輯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從唯物史觀角度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進行了解析和批判，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對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問題進行了闡發和研討。學者們還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野和交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思想和主張，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遇到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當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能力、現實化的調教功能和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交流。薩米爾·阿明、大衛·哈維、馬西莫·達萊瑪、博卡拉、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趙敦華、豐子義、趙家祥、潘維等學者對此主題做了發言和探討。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與會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方法論層次上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原子論和經驗主義世界觀；在核心價值觀上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在經濟制度上強調既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極影響；在政治制度上強調既發揮人民民主，又確保國家能力對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調節；在全球化新階段的頂層設計上，集中表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與踐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包含著東方大國自身的發展邏輯、共產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實現形式的探索邏輯，以及人類命運反思的探索邏輯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上述邏輯軌道上經過艱辛探索而確立的，這些邏輯軌道是世界歷史的內在邏輯軌道，而中國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和全球化時代多數發展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也為處于西方核心文明區的人們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參照。因此，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義。鄭長忠、邁克爾·唐邁、提瓦納、李玲、許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納德·福諾、馮顏利等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進行了確認和討論。
第五，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系統性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失效，意味著全球化正在發生轉向，新的時代呼喚著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來，馬克思主義歷經從西方到東方、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到多國、從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經變得更具解釋力和實踐力。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對金融資本的揚棄能力，具有帶領落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領全球化新階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義重塑人類文明的能力。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面臨艱巨的任務。與會學者認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體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長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中堅力量，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引領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關鍵在于鞏固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把中國共產黨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黨。謝里夫·穆罕默德·菲亞德、穆阿塔法·哈夫納維、萊恩、希梅內斯、迦凱·布倫特、亞當·赫什、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阿德漢·賽義德、田心銘、黃蓉生、何懷遠、章忠民、鄧純東等學者對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必然性、途徑和前景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
綜上所述，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的中外學者們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全球化轉向以及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討論，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全球化轉向的基礎上，勾畫了一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主義方案。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3
[摘要]中華民族共同體，客觀描述了新時代我國的民族關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黨中央運用統一戰線思維確立的重大政治任務。進入新時代，黨中央牢牢把握民族工作特點規律，增強做好民族工作的前瞻性、綜合性和針對性，以尊重各民族多元為前提，在團結進步上形成了最大共識度，各民族守望相助;以增強中華民族一體為根本，在繁榮發展上畫出了最大同心圓，各民族共創美好未來。
[關鍵字]中華民族共同體;民族工作;統一戰線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69（2020）04-0027-04
民族關系與國家政治生活息息相關。從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基本國情出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歷史的延續與傳承，更是新時代的召喚與使命。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著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需要，賦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新的時代內涵，既與時俱進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也為有效應對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情況、新挑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領悟深刻內涵，凝聚思想共識
命運共同體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理念，貫穿于中華民族從遠古走到今天的全過程。在共同歷史條件的孕育、共同價值追求的引領、共同物質基礎的支撐、共同身份認可的融合、共有精神家園的涵養下，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各民族實現政治上的團結統一提供了最大的共識力量，實現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提供了可靠的思想鏈接，實現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提供了立體的社會環境，實現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提供了豐富的人文土壤。
中華民族與各民族、各民族相互之間是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關系。中華民族應有博大的胸懷，把各民族緊密地包容其中;各民族應有強烈的自覺，緊密地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中華民族在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下，就不僅僅是創造曾經的輝煌歷史，而且一定會擁有更可期待、更加燦爛的美好未來。新時代黨和國家總體部署援藏、援疆各項事業，精準實施民族地區脫貧攻堅戰略，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作出頂層設計，為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供給有效政策，助力宏大理想的實現和偉大夢想的成真。
中華民族的宏偉大業、各民族的宏大實踐，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深度結合。從事統一戰線特別是從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對此要理解到位、認識到位、把握到位，引導各族人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和珍視民族團結，守護民族團結這條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實現各民族彼此幫助、互相包容，彼此學習、互相欣賞，匯聚磅礴偉力，夯實統一之基。
二、把握鮮明特征，提升政治站位
民族問題極其特殊，不同于其他經濟社會問題，各種社會矛盾混雜其中，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也就是說，民族問題不局限于某一國，其普遍性就在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回避它;民族問題不局限于某一歷史階段，其長期性就在于各民族間的不同特點和差異的消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民族問題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其交織性就在于它既與宗教問題如影隨形，又與各種社會矛盾相互纏繞;民族問題往往跨越國界，其世界性就在于解決起來極易引發國際問題，甚至導致國際關系變化。普遍性、長期性、交織性、復雜性決定了民族問題牽涉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社會穩定、邊疆鞏固等一系列涉及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彰顯了民族問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極端重要性。
面對民族問題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必須從更高的政治站位看待和謀劃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在理論上不斷拓展認知新境界，形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廣泛共識;在推進上不斷嘗試實踐新探索，構建了解決民族問題的成熟的中國模式。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九大以來，從事民族工作的各有關方面，認真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很好地把握了我們國家民族關系的主流和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基調，促進了新時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創新發展，推動形成了各族兒女在中華大地上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共建美好家園、共創美好未來的生動局面。
這深刻地啟示我們，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必須切實提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站位。充分認識到解決復雜問題，科學理論是航標、先進制度是遵循、務實行動見成效、黨的領導是靈魂。要以清新自然、親切易懂的姿態深入闡述、廣泛宣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論述，滿足各族群眾的理論需求，促進民族工作理論進入思想、指導實踐、推進發展。要認真貫徹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在這個制度框架下積極構建完善的政策體系，堅持應該堅持的、鞏固應該鞏固的、完善應該完善的、發展應該發展的，為聚合各民族力量、匯集各民族智慧、促進各民族融合創造有利條件、搭建基礎平臺、提供重要載體。要立足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深入思考和深度謀劃推進民族工作，以鮮明的中國特色、獨特的中國風格、宏大的中國氣派，加速釋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磅礴偉力。要從歷史的演進中看清民族問題的本質，從歷史的邏輯中得到解決民族問題的答案，始終把“兩個維護”貫穿解決民族問題的全過程，為黨長期執政贏得各民族的廣泛認同和堅決擁護。
三、涵養同理之心，匯聚源頭活水
各民族之間缺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失去了根本。解決“三交”問題，既要有物質的政策，也要有精神的引領，做到物質方面拿出辦法與精神方面采取措施一體謀劃、貫通實施。從現實情況看，前者還是很有作為的，但后者仍然比較欠缺，很不到位。從精神方面采取措施，旨在涵養各族群眾同理之心，建設好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入源頭活水。
（一）涵養同理之心，需要突出思想引領 要堅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條主線牽引下，聚焦民族團結進步，開展群眾性思想教育和創建活動，確立鮮明的國家觀、科學的民族觀、先進的文化觀、發展的歷史觀、進步的宗教觀，喚醒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讓各族人民從狹隘的民族、地域、群體中走出來，更好地融入中華民族、中華大地和中華兒女之中，讓熱愛偉大祖國、崇敬中華民族、自信中華文化、擁護中國共產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蔚成風氣，從而形成有靈魂有血肉、入思想入行動的同理之心。
（二）涵養同理之心，需要恪守多元一體
全國各族人民只有以共同的價值追求相互包容，以共同的奮斗目標相互凝聚，才能攜起手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為此，要堅定黨的領導。堅持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是國家希望、民族希望之所在，要堅定不移地以黨的民族理論政策指導民族工作，解決民族問題。要把握共同追尋。深刻認識我們廣袤的疆域、深厚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開拓、書寫、創造和培育的，沒有各民族的共同追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卓越，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更是如此。要善于化異為同。深刻認識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是由多元構成的。對此必須精準把握。從而，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強化一體、在強化一體的基礎上正視多元，為各民族正確處理好本民族局部利益與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關系提供基本遵循，描繪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生動圖景。要講求家國情懷。深刻認識我們國家是生活在這片熱土上的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維護國家統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初心所在，維護國家主權是各民族共同的使命所系，從而把愛本民族與愛國家融匯起來，把建設家園與建設祖國貫通起來，實現各民族共同創造、共同享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果。要保持文化清醒。深刻認識經過集成各民族文化而來的中華文化，為各民族營建了共有精神家園，是將各民族融鑄于中華民族的最強韌紐帶，是中華民族的最鮮活靈魂，從而在促進各民族文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實現和諧共生，在中華大地上滋生出美美與共、生機勃勃的萬千氣象，呈現出中華文化的雄渾厚重與博大精深。
四、豐富理性思維，融合價值追求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是其價值取向，攜手奮斗、一體繁榮是其價值指向。這樣的價值取向和指向，是對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精準把握，是對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愿景的最好回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大使命的應有之義。石榴之喻，彰顯出凝聚性、整體性、不可分割性之于民族團結的重大意義，傳達了全國各族人民對未來民族關系的美好期許。攜手奮斗、一體繁榮，表明了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烈意志，傳達了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達信念。攜手奮斗為一體繁榮提供強大精神動力，一體繁榮為攜手奮斗奠定堅實物質基礎。抓住了攜手奮斗、一體繁榮，就抓住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和本。
（一）要實現這樣的價值追求，就要著眼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未來強化頂層設計
融地緣、血緣與精神為一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本質特征。正是我們黨對此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才在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同時，還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大陸，還包括港澳臺地區乃至世界各地華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思考和謀劃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必須充分考慮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宏大背景，按照既定的路徑和步驟，以國內民族團結帶動祖國統一、以祖國統一促進民族認同，進而形成天下華人一家親的完整鏈條，讓海內外中華兒女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寬廣歷史舞臺上，智慧充分涌流、力量競相迸發。
（二）要實現這樣的價值追求，就要著眼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未來構建國家戰略
在完善政策上，注意通過有效的民族區域自治、港澳臺、對外開放政策，堅定不移把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納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國家戰略。在整體布局上，注意將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宣傳、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的推進與發展、國家統一大業的實施與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互動與雙贏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在謀劃落實上，注意在涉及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各方面問題上加強統合，促進有助于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各種力量的協調凝結，促進民族團結戰略、祖國統一戰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和國家發展戰略在各層級、各領域的有機銜接和有效運作，聚焦形成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戰略能力，實現國家宏觀戰略收益最大化。
（三）要實現這樣的價值追求，就要著眼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未來加強統籌協調
認同中華民族，不只是少數民族的事，而是各民族共同的事。狹隘民族主義不可取，大漢族主義同樣不可取。搞好民族團結宣傳教育，既要面向少數民族，也要面向漢族，促進各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濃厚各民族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良好氛圍，形成各民族為了國家利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同時，要清醒認識到我國當前正處在各民族跨區域流動歷史活躍期，多民族共同居住、共同學習、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共享美好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民族工作進城了、下海了、上網了，從邊疆邊緣走向了華夏廣闊天地和國家中心工作。為此，既要繼續重視少數民族集聚地區社會建設，還要著力把握各民族線下相互嵌入、線上同處“一張網”內，大力統籌協調線上線下民族工作，促進各民族經濟上加大交往力度、政治上增強交流深度、文化上拓展交融廣度，筑牢民族團結進步社會基礎。
五、扛起時代責任，擔當統戰使命
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進一步延伸了愛國者的范疇，將“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士納入其中，進一步清晰了統一戰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的內在邏輯，充分表明“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奮斗目標中是有機統一的。作為新時代的統一戰線，必須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積極作用、擔當崇高使命。
團結之于人民是向上的象征，之于國家是興旺的象征，之于民族是進步的象征。正是因為緊密的團結，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動中國，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礙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七十年崢嶸歲月，新中國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統一戰線工作的主題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問題是人心和力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需要高舉的就是團結的旗幟，最鮮明的主題就是各民族大團結大聯合，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問題。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我們黨無論是干革命，還是搞建設，進而推進改革事業一路向前，始終一以貫之地發揮著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的作用;我們黨無論是增強階級基礎，還是擴大群眾基礎，進而鞏固執政地位，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作用的發揮;我們黨無論是領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也都從未放棄統一戰線這個重要法寶作用的發揮。這一切都充分表明，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的發揮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密不可分。
實現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的發揮，就要善于從整體上把握統一戰線“五大關系”，堅持以政黨、宗教、階層和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加強促進民族關系的和諧;就要著力把握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始終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相統一，著力把握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血脈，促進各民族彌合差異、消解特殊，通過包容多樣形成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相處于和睦之中、共濟于和衷之中、發展于和諧之中，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共識和磅礴偉力;就要寓統一戰線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用發揮之中，弘揚商量辦事精神，務實商量辦事作風，堅持通過商量化解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閡，促進各民族利益訴求的有效整合、智慧力量的高效匯聚，讓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走向強大，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早日實現作出統一戰線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9-09-21（2）.
[2]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9-09-27（2）.
[3]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69-72.
[4]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13.
[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4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再一次發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觀點.早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就以《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發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指明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方向.因此,對這一論斷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解釋世界”的三個層次及其時間維度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必須要追溯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蘊含的哲學觀念.因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明確自己的目的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要建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就必須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生存理想,以便從馬克思那里獲得這一命題最初的根本性含義.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作為19世紀人類生存理想而提出來的.因此,共產主義理想從時間視野上來看,具有“將來時”的本性.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都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長期以來,對這一論斷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誤解,認為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本人則不關注“解釋世界”而只關注“改變世界”.這種片面的理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說來,馬克思的理論包含“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維度,因而實現了“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統一.
馬克思對以往哲學家的批判,認為他們只是在“解釋世界”,這一“解釋世界”究竟是什么含義?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解釋世界”,主要是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中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其中,尤其以黑格爾為典型代表.在黑格爾看來,世界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絕對真理”的.這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的哲學.顯然,這種對“世界”的解釋,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反思”的思維,只是把“世界”的“本質”,即作為“絕對精神”的本質反思出來,而哲學也到此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這種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就僅僅是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說明的一種唯心論的做法.然而,馬克思的哲學是否就不再是對“世界”的“解釋”了呢?顯然不是.
馬克思的哲學是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問題是,馬克思所做的“解釋”和以往哲學家所做的“解釋”,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解釋”.也就是說,馬克思不是不“解釋世界”,而問題是怎樣解釋世界.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直接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解釋；第二個層面,是批判現實世界而做出的解釋；第三個層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會形態的形式對世界提供了“引導”.對于這三個層面,筆者分別概括為“本質性的解釋”“批判性的解釋”“建構性的解釋”.
首先看“本質性的解釋”.馬克思與黑格爾都在對“世界”做出某種“解釋”,但區別是,馬克思不再是唯心論的“解釋”,而是以對“世界”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論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世界（以資本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制度）是由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而形成的產物,即世界不是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的產物.這也就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條所給出的馬克思的“新世界觀”.“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就本質性的解釋維度來看,這是馬克思對世界本質的一般性解釋,即關于世界是人的實踐對象化的產物,這一判斷是對“世界之一般”的判斷,因而從時間維度上看,只要有人類存在,就從來都在其實踐活動中對象化人的本質給世界,世界便因而成為“屬人的世界”,而不是單純的“物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就時間維度看,“本質性解釋”是在一切時間之中,亦即“全時間視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釋”.馬克思所面對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于是馬克思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做出“批判性”的解釋.更清楚的表述是,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對“世界”做出“解釋”.根據第一個層面的對世界的解釋原理,馬克思進一步進入第二個層面來對世界進行批判性解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所統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對物的依賴性”對象化到世界中的產物.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世界,表現的是“人對物的依賴性”,這種對象化的產物就形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進一步說,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類本質”,而是掩蓋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質應該是包含“類本質”的社會性本質,并且只有“類本質”才構成人之為人的決定性本質.而資本主義世界顯然破壞了人的類本質,進而也破壞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解釋,就體現在馬克思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是對現實的不合理性的“解釋”.這構成馬克思“解釋世界”的第二個層面.然而,僅僅是對世界的批判性解釋還不夠,因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構一個理想的世界,所以,馬克思對世界的解釋就進入第三個環節,即以塑造新的社會形態和人類生存理想的方式,對未來世界做出建構和解釋,這就是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建構性的解釋”.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5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十八大報告中被首次提出以來,從周邊國家延至區域并逐步走向全球,從構想到實施,一個源于中華文明但又符合全球發展潮流的中國世界觀已經形成.十九大以來,作為一個基于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提升我國全球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將有效助推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不僅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國語境下全球傳播的新使命.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中華文明和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我國近40年來的社會發展結晶,融合了中國文明和中國語境的道義內涵,同時又是對人類未來和諧發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論提煉.首先,中國社會近40年來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升了中國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創造了國泰民安的空前盛世,與當今世界各地的混亂和無序形成鮮明反差；在互聯網應用、高新技術、環保和軍事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步；精準扶貧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成效；在文化領域,推動了文化繁榮,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這樣一個宏大歷史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結晶.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也源于中國歷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不僅體現中國的“和合”文化語境,也“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全球觀的價值體現,包含著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風范和擔當,為構建全球公平正義、和諧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方案.
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解決中國問題,也要解決全球問題；探索能解決不同國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道,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理念.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從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到聯合國大會、達沃斯論壇等各種國際場合,不斷提出、闡述、充實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為己任,同時強調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倡導“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棄“冷戰思維”,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經濟上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新前景,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環境保護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全面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特別強調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這樣的表述不僅發出了中國聲音,也增強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當然已成為事實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建立新型國際秩序的理論價值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一個理論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價值.縱觀當今國際秩序,形成于二戰結束,發展于冷戰之后,變革于新世紀的信息爆炸時代.從民族國家主權的設立,到國際法體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導,在國際政治和國際傳播的理論上,都是由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主宰.但近年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戰略,“二戰”以后這種國際秩序已越來越無法解釋或解決世界各地的問題,尤其無法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和困難.世界發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種符合當下國際形勢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當今世界秩序的維護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了歷史新高度,俯視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中國維護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論貢獻.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全球化浪潮進入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國家,無論是歐洲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還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都表現出“自掃門前雪”的做法.曾經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國家——已經對全球公共服務和公共秩序逐漸失去興趣.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一起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為變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國智慧.因此,繼2016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后,2017年10月第71屆聯合國大會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納入聯合國決議.這表明中國在維護當下國際秩序和推動全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用自己的智慧證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對當下維護國際秩序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影響著當今新型國際關系重塑.新時代呼喚新精神,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種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途徑,為國際關系的發展貢獻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國強調的正確義利觀和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了傳統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西方全球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極大影響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它體現的是人類在政治上互信、經濟上互補、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體的融合,是重塑復雜國際局勢的重要理論框架和實現路徑.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或依靠領土擴張而積累財富,或依靠殖民掠奪來爭奪財富,零和游戲的規則始終未變.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國際關系表明中國對內提示國人不要有擴張思想,對外傳遞中國合作共贏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對抗性冷戰思維,對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已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來,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在歐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度因此不斷得到擴大,連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對接“一帶一路”倡議.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支撐中國的強國之夢.2018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但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世界各國仍有不同解讀.2017年5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推出專題：《中國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國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旅游和軍事五個領域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不乏對中國在全球活動的貶低.因此,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不能只關注國民經濟發展,忽略國際話語權的建設.如果沒能建立其中國特色對外傳播的理論體系,對于外國媒體的指責和不實報道,我們只能被動回應,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強國,對外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已是衡量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講好中國故事,還要講好別人愿意聽、聽得懂的故事.過去,我們用事實說明中國是和平的維護者；現在,我們要用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國經驗來講述中國是和平的建設者.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具有極強的“道義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國對外傳播理念建設和實踐,理直氣壯地塑造中國的強國之夢.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對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有積極作用
我國曾經歷過“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的時期,目前正在經歷“失語就要挨罵”的階段.改變國際輿論場中的被動格局,才能贏得新時代無硝煙的“文化上甘嶺”.共同體歷史經驗表明：我們對外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經常討論國際傳播中的“術”的手法：我們設立了專門政府機構負責對外傳播、建立了通訊社英語APP服務、外語報紙、廣播電視臺和網絡媒體,會“借船出海”利用國外平臺傳播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正能量.這些做法為我國國際傳播事業發展,發出中國聲音和反擊西方媒體的負面涉華輿情起到了極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這些國際傳播活動始終沒有實質性地觸動或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意識形態和話語框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因此目前國際輿論場和國際信息流中“西強我弱”的格局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我國“挨罵”的被動態勢依然延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框架的中國世界觀,正在成為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王義桅指出：從的“環球同此涼熱”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的世界觀不斷與時俱進,中國正逐漸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其核心是中國能因勢利導凝煉出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理念以及與之匹配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這樣才能在戰略層面（道的層面）提出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非西方理念.有了這樣道義理念的指引,我國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道義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國語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極大增強我國國際傳播的戰略主動性,為我國提供一個彎道超車的國際傳播路徑.只有這樣,我們的國際話語權才會與我們文化軟實力與國家綜合實力有效匹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了道義高峰,我國在改變國際輿論場（“道”層面）中就可啟動主動而為的“攻堅戰”,而不老是被動應對“防御戰”,避免“跟著西方媒體設置議題,被牽著鼻子走,而不敢主動地傳播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的尷尬.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為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行性,也為超越西方話語框架和理論體系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現實路徑,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理論打下基礎.
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助推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世紀曾組織討論過“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最終因美國等國家退出無疾而終,但這次理想化的爭論之后,西方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依舊.因此,我國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不僅有中國意義,還有全球意義,將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諧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貢獻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國際傳播話語理論框架.這是對目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戰和平衡,使得國際信息秩序和國際輿論場中的多元聲音成為可能.其次,文化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基于中國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智慧決定了在國際信息秩序重塑過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堅持共商、共建、共贏、共享原則.這將有助于改變目前國際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現象.當然,這也是中國進一步體現大國擔當的機會.最后,語言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基于中文語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將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國際信息流動中的應用和傳播.這將逐步改變國際信息流動過程中200多年來的“英語強勢”地位,有利于不同語言的國際傳播和交流.近年來孔子學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現的“中文熱”就是例證.
四、如何有效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總書記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為此,中國需要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不斷提升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一切都需要有效對外傳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議：1.深化“元首外交”戰略.總書記的“元首外交”在國際場合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取得明顯成效,應繼續深化這種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戰略.
2.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應堅持以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多元渠道傳播模式.政府可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環保等五個領域的哲學內涵、世界意義和發展路徑,每年以白皮書形式對外發布,同時推動民間參與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輕人（通過孔子學院和來華留學生培養）中普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提高其認可度和獲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屬性.要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東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獨立屬性,可邀請國內外智庫和大學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召開高層次國際論壇,收集整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建構新型國際秩序中的創新案例,總結其發展新趨勢的理論價值,把中國特色道義高峰理論化和具體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蹤國際傳播效果.不僅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國家領導人國際會議講話或其他話題相關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動態效果調查,還可以每年開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圍內國際信息傳播效果的調查,形成對其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環保等領域對外傳播效果的細化評估報告,并用中文和外語同時對外發布和傳播.
5.成立全國性協調機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環保等諸多領域,因此可考慮成立一個全國性協調機構,確保上述相關領域職能部門步調一致,有效開展各自對外傳播的規劃和具體活動,包括落實上面提及的繼續深化“元首外交”戰略、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態跟蹤國際傳播效果等.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6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的時代背景
自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國際政治局勢動蕩,全球金融危機,社會沖突和種族,種族和宗教沖突,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性和社會信息化不斷推進,全球合作,多層次的全面發展。這表明,世界的和平發展道路和區域合作將不會一帆風順，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前和未來國際形勢的主流和本質。習近平主席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明確提倡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呼吁世界在同一條船上,分享責任,促進人類的共同利益”。“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這里出現和廣泛使用,包括了多層次的范圍,不僅從國內到邊境邊境地區和周圍,甚至不斷擴展到亞太和整個世界。近年來特別是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得到廣泛和強有力的應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東盟,周邊國家,如歐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國集團(G20)峰會上,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的國際活動里均反復提到的“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四國”集團,絲綢之路經濟帶,G20國家構建中國東盟命運的命運共同體等等。以上跡象說明,“命運共同體”絕不僅是一個口號或者說中國政府單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國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個新的會話標簽,與外交戰略中時時貫徹的明確目標,也是新時期中國領導人的外交實踐。“命運共同體”的這一概念,完全符合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新的要求。
二、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內涵
“共同體理念”是目前形勢中我國外交方略以及經濟貿易戰略的指導思想，也是世界共同發展的嶄新模式。“共同體理念”在中國的實踐,它不僅是一個適宜的宣傳口號,而是一種基于亞太地區的地理優勢和經濟發展,絲綢之路是一個外圍,打開,迫使對方,相互支持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共同建設的模式。的華人共同體思想,建立霸權,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但是為了實現政治互信為導向,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的經濟為目標,軍隊,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風險和挑戰,實現振興發展的國家,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實實在在的軍事實體,是中國和周邊國家共同繁榮,地區安全共同體思想“命運”、“利益共同體”,“共同體思想”的責任。毫無疑問，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人類社會發展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為邏輯線索,來觀察人類歷史和人類發展的命運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共同體思想是人類歷史的觀察,馬克思人類命運和人類發展的獨特的視角,共同體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聯系,構成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就像一條紅線貫穿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只有把握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內涵,才能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本身,認識和了解以及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共同體思想中的“共同體”是在人類歷史中不斷生成的，是人類歷史上不斷生成,共同體思想的歷史顯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經濟“共同體思想和自由的人。從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體思想,以下的結論可以到共同體思想的原則規定:關節,這是馬克思的社會的本質;民主,這是真正的馬克思思想的共同體思想;自由個性,這是馬克思的社會的前提。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共同體思想的本質是個人現實和存在的基礎,共同體思想是各種所有制的前提,社會階級斗爭史前史和終極價值取向。
三、命運共同體思想在中國的實踐
“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指導中國在國際交流,國際事務中,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間發展趨勢和我國根本利益的戰略選擇。”“中國人民害怕動蕩,是穩定的,希望一切都好。“為什么中國堅定不移地倡導和平發展道路?認知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換句話說,為什么中國強烈強調和倡導建設和諧世界,推動和平發展,是基于當前國際社會是一個社會命運的客觀認知。“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實現中國主張和平發展、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的基礎。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主義并不矛盾,是一種發展。創建人類命運社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每個人都想過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依據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統一。當代“命運共同體”建設基于科學基礎上的古老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感到最親切的條件——“小康社會”。實現小康,當然,一些具體的標準,將去大同,世界將來肯定會逐漸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實用的角度來看,由于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命運”人類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則,因此,實施“命運共同體”,不僅有助于克服和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有助于促進全球共同繁榮和進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積極構建社區的命運,讓中國在國際環境的和平安全,從而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和中國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黨的18大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目標。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必須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看到世界的命運共同體,促進和命運共同體建設,顯然對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一個安靜、安全、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助于減緩和壓力不受外界干擾。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7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十八大報告中被首次提出以來,從周邊國家延至區域并逐步走向全球,從構想到實施,一個源于中華文明但又符合全球發展潮流的中國世界觀已經形成.十九大以來,作為一個基于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提升我國全球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將有效助推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不僅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國語境下全球傳播的新使命.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中華文明和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我國近40年來的社會發展結晶,融合了中國文明和中國語境的道義內涵,同時又是對人類未來和諧發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論提煉.首先,中國社會近40年來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升了中國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創造了國泰民安的空前盛世,與當今世界各地的混亂和無序形成鮮明反差；在互聯網應用、高新技術、環保和軍事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步；精準扶貧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成效；在文化領域,推動了文化繁榮,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這樣一個宏大歷史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結晶.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也源于中國歷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不僅體現中國的“和合”文化語境,也“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全球觀的價值體現,包含著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風范和擔當,為構建全球公平正義、和諧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方案.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解決中國問題,也要解決全球問題；探索能解決不同國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道,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理念.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從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到聯合國大會、達沃斯論壇等各種國際場合,不斷提出、闡述、充實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為己任,同時強調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倡導“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棄“冷戰思維”,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經濟上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新前景,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環境保護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全面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特別強調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這樣的表述不僅發出了中國聲音,也增強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當然已成為事實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建立新型國際秩序的理論價值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一個理論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價值.縱觀當今國際秩序,形成于二戰結束,發展于冷戰之后,變革于新世紀的信息爆炸時代.從民族國家主權的設立,到國際法體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導,在國際政治和國際傳播的理論上,都是由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主宰.但近年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戰略,“二戰”以后這種國際秩序已越來越無法解釋或解決世界各地的問題,尤其無法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和困難.世界發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種符合當下國際形勢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當今世界秩序的維護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了歷史新高度,俯視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中國維護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論貢獻.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全球化浪潮進入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國家,無論是歐洲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還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都表現出“自掃門前雪”的做法.曾經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國家——已經對全球公共服務和公共秩序逐漸失去興趣.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一起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為變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國智慧.因此,繼2016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后,2017年10月第71屆聯合國大會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納入聯合國決議.這表明中國在維護當下國際秩序和推動全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用自己的智慧證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對當下維護國際秩序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影響著當今新型國際關系重塑.新時代呼喚新精神,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種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途徑,為國際關系的發展貢獻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國強調的正確義利觀和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了傳統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西方全球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極大影響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它體現的是人類在政治上互信、經濟上互補、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體的融合,是重塑復雜國際局勢的重要理論框架和實現路徑.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或依靠領土擴張而積累財富,或依靠殖民掠奪來爭奪財富,零和游戲的規則始終未變.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國際關系表明中國對內提示國人不要有擴張思想,對外傳遞中國合作共贏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對抗性冷戰思維,對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已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來,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在歐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度因此不斷得到擴大,連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對接“一帶一路”倡議.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支撐中國的強國之夢.2018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但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世界各國仍有不同解讀.2017年5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推出專題：《中國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國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旅游和軍事五個領域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不乏對中國在全球活動的貶低.因此,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不能只關注國民經濟發展,忽略國際話語權的建設.如果沒能建立其中國特色對外傳播的理論體系,對于外國媒體的指責和不實報道,我們只能被動回應,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強國,對外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已是衡量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講好中國故事,還要講好別人愿意聽、聽得懂的故事.過去,我們用事實說明中國是和平的維護者；現在,我們要用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國經驗來講述中國是和平的建設者.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具有極強的“道義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國對外傳播理念建設和實踐,理直氣壯地塑造中國的強國之夢.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對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有積極作用
我國曾經歷過“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的時期,目前正在經歷“失語就要挨罵”的階段.改變國際輿論場中的被動格局,才能贏得新時代無硝煙的“文化上甘嶺”.共同體歷史經驗表明：我們對外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經常討論國際傳播中的“術”的手法：我們設立了專門政府機構負責對外傳播、建立了通訊社英語APP服務、外語報紙、廣播電視臺和網絡媒體,會“借船出海”利用國外平臺傳播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正能量.這些做法為我國國際傳播事業發展,發出中國聲音和反擊西方媒體的負面涉華輿情起到了極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這些國際傳播活動始終沒有實質性地觸動或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意識形態和話語框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因此目前國際輿論場和國際信息流中“西強我弱”的格局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我國“挨罵”的被動態勢依然延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框架的中國世界觀,正在成為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王義桅指出：從的“環球同此涼熱”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的世界觀不斷與時俱進,中國正逐漸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其核心是中國能因勢利導凝煉出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理念以及與之匹配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這樣才能在戰略層面（道的層面）提出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非西方理念.有了這樣道義理念的指引,我國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道義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國語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極大增強我國國際傳播的戰略主動性,為我國提供一個彎道超車的國際傳播路徑.只有這樣,我們的國際話語權才會與我們文化軟實力與國家綜合實力有效匹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了道義高峰,我國在改變國際輿論場（“道”層面）中就可啟動主動而為的“攻堅戰”,而不老是被動應對“防御戰”,避免“跟著西方媒體設置議題,被牽著鼻子走,而不敢主動地傳播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的尷尬.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為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行性,也為超越西方話語框架和理論體系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現實路徑,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理論打下基礎.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助推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世紀曾組織討論過“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最終因美國等國家退出無疾而終,但這次理想化的爭論之后,西方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依舊.因此,我國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不僅有中國意義,還有全球意義,將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諧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貢獻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國際傳播話語理論框架.這是對目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戰和平衡,使得國際信息秩序和國際輿論場中的多元聲音成為可能.其次,文化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基于中國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智慧決定了在國際信息秩序重塑過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堅持共商、共建、共贏、共享原則.這將有助于改變目前國際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現象.當然,這也是中國進一步體現大國擔當的機會.最后,語言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基于中文語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將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國際信息流動中的應用和傳播.這將逐步改變國際信息流動過程中200多年來的“英語強勢”地位,有利于不同語言的國際傳播和交流.近年來孔子學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現的“中文熱”就是例證.
四、如何有效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總書記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為此,中國需要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不斷提升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一切都需要有效對外傳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議：1.深化“元首外交”戰略.總書記的“元首外交”在國際場合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取得明顯成效,應繼續深化這種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戰略.2.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應堅持以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多元渠道傳播模式.政府可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環保等五個領域的哲學內涵、世界意義和發展路徑,每年以白皮書形式對外發布,同時推動民間參與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輕人（通過孔子學院和來華留學生培養）中普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提高其認可度和獲得感.3.突出“非西方”屬性.要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東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獨立屬性,可邀請國內外智庫和大學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召開高層次國際論壇,收集整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建構新型國際秩序中的創新案例,總結其發展新趨勢的理論價值,把中國特色道義高峰理論化和具體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蹤國際傳播效果.不僅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國家領導人國際會議講話或其他話題相關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動態效果調查,還可以每年開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圍內國際信息傳播效果的調查,形成對其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環保等領域對外傳播效果的細化評估報告,并用中文和外語同時對外發布和傳播.5.成立全國性協調機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環保等諸多領域,因此可考慮成立一個全國性協調機構,確保上述相關領域職能部門步調一致,有效開展各自對外傳播的規劃和具體活動,包括落實上面提及的繼續深化“元首外交”戰略、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態跟蹤國際傳播效果等.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8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在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倡導，并被習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加以闡釋充實，以正確對待本國發展與他國合理關切的問題，尋求世界范圍內的人類共同發展與社會和諧。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期彰顯出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在引領我們追求民族復興夢想的同時，也將這么一系列理論問題帶進我們的視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否具有內在共通？它是否能夠成為實現理想社會的一個探索契機？我們進一步深思，馬克思主義如何才能更好地關注現實社會，并在展現時代性中保持理論自覺？
一、馬克思主義理想社會開啟的時代性任務
思想要密切關注中的現實社會，并洞穿于現實社會的發展進程，是馬克思主義經久不衰的原動力，也是它被視為“我們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的重要因由。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學說就在于，深入時代的根基，將內含于社會現實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務和實踐任務指明出來；因此之故，任何對于社會現實的漠不關心，都不能不視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的背離。
將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作為思想關注的對象，我們需要反思現代生活中人們的生存境遇，進而追尋和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終極目標，應當成為我們繼承馬克思主義所要堅持的方向。當抽象思辨從天國降到塵世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不得不面對由現實生活開啟的歷史任務——切入時代根基去感知歷史行進與人的生存。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情結合之后，這一歷史任務顯得更加不可推卸。為此，在馬克思主義時代性的問題上，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或許能為我們打開思考空間。
其一，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求理論的時代展現。黑格爾曾將哲學視為“思想中把握到的時代”，馬克思也將哲學視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不難看出，作為社會精神生活內容的反映，理論一定源自特定時代的現實條件。馬克思主義尤其如此，倘若偉大理論的誕生只是源于封閉書齋的冥思苦想，無異于在“頭腦風暴”中獨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馬克思主義雖然被薩特譽為“我們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但它仍面臨著把現實生活據為己有的任務。依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生命力，必定只能從理論與現實的接洽之處生發而來，易言之，它要打通橫亙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城垣。在黑格爾那迷宮似的思想體系中，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盡管給人一副厚重的歷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這種厚重的歷史形象卻站立在“精神的沙灘上”。馬克思基于現實生活表明理論的來源，并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P72）。以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來自于它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并隨著現實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倡導，從追求人類理想社會的視角，無疑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代性的一種努力。查爾斯·泰勒曾言：“歷史的極致，是一個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體，或者我們可以說，一個體現自由的共同體。”[2]（P149）共同體原本是“無中介的”、“直接的社會”，因其并未產生私有觀念而表現為原生意義的社會；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與交往帶來的私有觀念，那么意味著原生共同體的瓦解與追尋理想社會的啟程。謂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現實中的不理想，因為共同體在向社會的過渡中，私有制的出現使其性質發生異化。例如，市民社會作為一種充滿矛盾的共同體，就是“在沒有私人所有的共同體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統治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中，作為同樣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會結構中產生的”[3]（P214）。我們看到，資本主義“虛幻的共同體”似乎并沒有退化至窮途末路的境地，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當代依然無法克服，最終使得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想共同體獲得現實依據。因此，在我們追尋理想社會的路途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和行動，正以另一種思維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創造契機。
其二，在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擔當。在現實社會中開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必然關涉當代社會中人的生存境遇，畢竟社會的總體進步與個人的生存發展，都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進程中得到統一。馬克思在論述“現實的人”時就表明了這一點：“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實踐”概念作為開啟哲學革命的武器，馬克思在徹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學體系之后，絲毫沒有脫離理論形態由以生發的現實生活，沒有脫離“現實的人”及其進行著的物質生產活動。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作為一種探尋人類自由解放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始終關注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也始終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樹立一個路標。正是如此，那些將馬克思主義指認為“見物不見人”、“經濟決定論”等論調，無不顯得滑稽與荒誕。
致力于追求現代社會的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學說，馬克思主義需要保持自身與時代的強烈共振，能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保持高度的理論敏感性，在不斷解答社會變化中豐富和發展自身的理論圖景。在現代性特征逐漸深入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就不得不面對現代性的存在樣式：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民主法治、民族國家等歷史進程，以及資本統治、物化意識、技術理性等現代的觀念體系。現代社會所顯露出來的一張張“撲克臉”，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所以，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鏈條中的重要一環，乃是在現實社會中抵御現代形而上學的宰制，還原本真的人類生活。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9
摘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各族兒女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是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動力和寶貴精神財富，大學生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接班人和中堅力量，必須持續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不負國家和時代的重托。
關鍵詞：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義;問題;對策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民族工作的總體思路是：“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在重要場合明確提出，要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升到更高的政治高度。當代，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元一體格局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而言，就是要提升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促進各民族團結進步和共同發展繁榮。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大學生作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理應在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中有所作為，肩負起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陣地，更應該主動作為，加強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和研究，探索出一條符合新時代大學生特點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
一、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已步入新時代，新時代的總任務是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影響下，民族分裂勢力有所抬頭，中華各民族團結、發展、繁榮的美好局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和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其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發展和“中國夢”的實現，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邏輯前提和必然要求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強調民族認同，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又強調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認同，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內在的高度一致性，只有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思想基礎和力量來源，號召各民族群眾同心同德，凝心聚力，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不懈奮斗，把各民族的力量和智慧最大限度的聚集起來，共同捍衛建設國家和民族的美好局面。
（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崇高的事業，也是各中華兒女共同的事業，需要各民族同胞團結奮斗，攜手同行。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之際，我們面臨著國內外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現實挑戰，加強民族團結的工作不容半點懈怠，必須久久為功，常抓不懈，維護好民族團結穩定的良好大局，通過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夯實好民族團結進步的思想文化基礎，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群眾基礎，捍衛好、建設好來之不易的民族團結一家親局面。
（三）有利于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
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把56個民族打造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同呼吸，共患難，榮辱與共，誰也離不開誰，也不拋棄誰，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政治層面上就是要強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在目標指向上則是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認同，增強各民族群眾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歷史文化多樣性中保持統一，在團結中實現各民族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道路上書寫各民族的精彩華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添磚添瓦，奉獻力量。
（四）是培養新時代合格大學生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就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誠如是，青年學子特別是大學生群體作為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肩負著國家民族的未來和前途命運，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將直接關系到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否實現。無論是在革命還是在改革建設的歷史大潮中，大學生群體作為先鋒隊和生力軍的歷史角色從來都未缺席，并將在新時代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強化大學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不僅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激發他們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追求，更有利于號召大學生自覺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個人的理想追求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牢牢結合起來，弘揚社會正能量，培育社會新風尚，在砥礪奮進中推進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
二、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一）西方仇華勢力的滲透
西方仇華勢力利用大學生喜愛接受新生事物的特點，不斷地將其腐朽消極的思想政治文化進行有針對性地滲透和傳播，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極端主義等思想開始在大學生群體傳播蔓延，并利用互聯網開放性、便捷性、無界性、隱秘性的特點，在網絡上肆意丑化黨和政府的形象，歪曲放大社會問題，并美化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在高校中，西方仇華勢力則通過宗教文化學術交流、講座、培養代理人等途徑來宣傳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給價值觀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的大學生群體帶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也給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工作帶來無形的挑戰。
（二）傳統呆板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但受制于師資、教育發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行政化、功利化等問題，仍有不少地區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流于形式，仍然實行單向的被動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雖然這種模式簡單高效，但嚴重的影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創造性，使他們無法獨立自主的進行價值評價和選擇，也就很難內化為大學生自身的行為規范，這樣的教學模式也就難以取得長效，久而久之，則使得部分大學生逃避甚至厭煩思想政治課，使思想政治教育課只是為了取得相應學分的一種手段，無法從根本上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也就無從談起。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思想價值的多元化
伴隨著的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重大變革，各國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也使得西方各種各樣的思潮文化如潮水般涌向中國，給人們的價值思想帶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然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并不排除主流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和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諸多價值觀中依然處于指導和統帥地位，各種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西方腐朽文化的傳播蔓延，不可避免的會對我國主流價值觀的宣傳和教育產生沖擊，尤其是對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尚未正確確立的大學生而言，所面臨的迷惑和誘導不言而喻，不僅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的成長成才，也削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給新時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小的阻礙。
（四）大學生群體自身的性格心理特點
當前，大學生群體大多屬于獨生子女，物質生活條件相對優越，但由于部分家庭不健康的溺愛的家庭教育，導致部分大學生群體的心理特征偏于自我和功利，同時，由于大學時期，正是大學生性格心理發展完善和成熟定型的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就是不穩定、波動性較大，容易受到外界環境或因素的干擾或影響，在價值判斷上往往趨于簡單化、片面化、從眾化，難以真正做出理性的獨立自主思考，叛逆心理比較強烈，如果在這一時期不進行合理的干涉和引導，則很難使大學生自身樹立起正確崇高的理想信念，甚至會走向歧途。
三、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對策探析
（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引導
西方的敵對勢力從未放棄西化、分化、丑化中國的圖謀，在價值文化多元開放的背景下，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引導顯得格外重要和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價值指導，必須牢固樹立，堅決貫徹落實，只有這樣才能在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中，保持主導地位和戰略主動，才能在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中保持正確的方向和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色，不至于迷失自我，失去目標。
（二）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
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然成為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和目標要求，廣大思政教學工作者要緊跟黨和政府的時代要求，立足于滿足大學生理論知識訴求的基礎上，創新教育形式和內容，革新以往純理論說教式的教學模式，通過講案例、視頻播放、小組互動討論當前熱點社會現象等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教學形式，在潛移默化中加強大學生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教育，并在課后教學實踐環節，通過走訪參觀紅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民族團結示范基地等形式引導大學生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關注和解決大學生群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大學生正處于經濟尚未完全獨立，價值思想尚未成熟的特殊階段，這一時期的大學生往往在思想心理上趨于敏感，經濟上與其他同學的差距，很可能導致他們的自卑和自我封閉心理和行為，在學習、生活、情感、就業等方面，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干預和解決，則很有可能使他們放棄學業、放棄生命、甚至仇視社會，在思想行為上走向歧途，因此高校老師特別是輔導員要對學生的異常言行舉動保持敏感，及時地加以疏導和幫助，必要時進行正確的心理干預，使他們走出自卑封閉的自己，端正理想信念，認真完成學業，成為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
（四）積極開展特色實踐活動，增進各民族相互了解和團結
高校在開展實踐活動時，要不失時機的利用民族節日的良好契機，組織學生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學習參觀他們的民族節日活動，增進相互了解和民族認同，要通過“三下鄉”、志愿者支教等多種形式，引導大學生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關心解決少數民族同胞的現實困難問題，宣講黨的最新民族政策，在學習實踐中幫助大學生增強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中華民族是偉大而團結奮斗的民族，在新時代強化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要常抓不懈，深入貫徹落實，鞏固發展好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2]孟瑜.鑄牢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8（03）：44-49.
[3]商愛玲.鑄牢大學生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8，20（01）：3-8.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10
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120多名國外學者和國內知名學者等共1100余人參加了大會。大會以“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設十個分論壇和四個高端論壇。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以及厲以寧、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國內著名學者，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意大利前總理馬西莫·達萊瑪以及哈維、科茲、比岱、卡弗、布茲加林、阿爾卡利布、邁弗路德斯、奧爾漢加濟、安德森、達萊瑪、塞耶斯、胡比耶夫、賽義德、米爾勒、迦凱、奧伊蒂寧、吉烏拉斯、布倫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納維、哈利勒、希梅內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國際學者參加了各論壇的活動。在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討論中，如下五個議題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第一，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學者們的發言，可以發現學者們實際上是在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框架下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和診斷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所謂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是指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來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困境，結果卻是飲鴆止渴，導致更為嚴重的金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所謂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作為職能資本的集中表現，是推動生產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謂金融資本的非生產積累，是指金融資本通過價格的壟斷操作、證券投機、信用欺詐、地產投機、國債和主權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實現的圈錢機制。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危機，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加深和擴大了危機，這就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又必然向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國際關系危機轉化。在過去五六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每當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處于上升時期時，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就成為主流；每當核心國家處于下降期時，就會出現矛盾激化、積累中心轉移、保護主義不斷上升以及國際矛盾尖銳化等問題。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積累中心和霸權更替都經歷了相當大的社會動蕩，甚至伴隨著世界大戰。從1970年代起，資本主義就已進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資本主義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局部性危機，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進入長期衰退之中。未來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們將處于一個大動蕩、大改組時期。現在美國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國霸權處于下降期的表現。特朗普政權則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趨于衰敗的表現。此次資本主義自身危機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人類如何跨越資本主義。馬西莫·達萊瑪、邁弗路德斯、歐茲·奧爾漢加濟、阿明、如姆魯·圖阿松、大衛·施瓦茨曼教授、許建康研究員、李慎明研究員、丁曉欽教授、宋朝龍研究員等國內外學者對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及其所引起的結構性危機、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做了發言和討論。
第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與會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政策體系和意識形態；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個人出發，把人理解為脫離生產關系的經濟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體等；它使人脫離生產關系并進入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契約社會；它把自由意志之間的契約關系設定為唯一合法的社會關系，而契約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是這種形式主義制度體系難以理解、掌握和應對的。金融資本積累機制是在契約論的基礎上且不違背契約原則時發生的，因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無法診斷和醫治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放任了金融資本的非生產性積累，既導致金融貴族的寄生集團勢力劇增、產業資本成本增加、制造業轉移海外、產業空心化和工人失業，也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衰落，使邊緣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更導致新民粹主義興起和全球化逆轉。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世界體系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所打造的中產階級支配社會的神話、新自由主義“最小國家”觀念、新自由主義關于“人權高于主權”、關于“歷史終結論”的觀念紛紛破產。阿明、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馬西莫·達萊瑪、簡·奧托·安、法特稀·阿爾卡利布、宋麗丹和陳人江等學者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圍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做了發言和研討。
第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與會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基本邏輯，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論。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從《資本論》提供的分析邏輯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從唯物史觀角度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進行了解析和批判，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對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問題進行了闡發和研討。學者們還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野和交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思想和主張，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遇到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當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能力、現實化的調教功能和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交流。薩米爾·阿明、大衛·哈維、馬西莫·達萊瑪、博卡拉、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趙敦華、豐子義、趙家祥、潘維等學者對此主題做了發言和探討。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與會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方法論層次上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原子論和經驗主義世界觀；在核心價值觀上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在經濟制度上強調既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極影響；在政治制度上強調既發揮人民民主，又確保國家能力對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調節；在全球化新階段的頂層設計上，集中表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與踐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包含著東方大國自身的發展邏輯、共產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實現形式的探索邏輯，以及人類命運反思的探索邏輯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上述邏輯軌道上經過艱辛探索而確立的，這些邏輯軌道是世界歷史的內在邏輯軌道，而中國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和全球化時代多數發展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也為處于西方核心文明區的人們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參照。因此，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義。鄭長忠、邁克爾·唐邁、提瓦納、李玲、許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納德·福諾、馮顏利等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進行了確認和討論。
第五，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系統性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失效，意味著全球化正在發生轉向，新的時代呼喚著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來，馬克思主義歷經從西方到東方、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到多國、從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經變得更具解釋力和實踐力。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對金融資本的揚棄能力，具有帶領落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領全球化新階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義重塑人類文明的能力。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面臨艱巨的任務。與會學者認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體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長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中堅力量，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引領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關鍵在于鞏固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把中國共產黨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黨。謝里夫·穆罕默德·菲亞德、穆阿塔法·哈夫納維、萊恩、希梅內斯、迦凱·布倫特、亞當·赫什、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阿德漢·賽義德、田心銘、黃蓉生、何懷遠、章忠民、鄧純東等學者對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必然性、途徑和前景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
綜上所述，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的中外學者們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全球化轉向以及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討論，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全球化轉向的基礎上，勾畫了一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主義方案。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11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世界。當今時代，我們也前所未有地身處一個矛盾集中的世界之中。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背景下，我們既沐浴人類和平的燦爛陽光，又無法擺脫戰爭的陰霾；既品嘗發展進步的果實，又不能消除貧窮落后的根源；既分享合作共贏的實惠，又難以避免以鄰為壑的猜疑……對此，許多人感到困惑——這個世界到底怎么了？
從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到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從博鰲亞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大國際場合，深刻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傳達了這一理念：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所謂命運共同體，是指不同的國家、民族所組成的命運攸關、利益相連、相互依存的集合體。概括地說，就是“五維一體”。習近平總書記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5個維度來描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既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為貴”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類進步高度，把握世界發展格局變化趨勢，高屋建瓴地提出來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中國方略。展望未來，一個不斷發展的中國將穩中求進、迎難而上，攜手各國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積極引領國際秩序新變革，共同建設合作共贏的美好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需要與世界發展總體趨勢保持高度一致，需要與國際社會進行密切互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與時俱進提出并不斷充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進行國際交往、處理國際事務、建構國際新秩序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中華民族共同體論文篇12
摘要：“世界歷史”思想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中占據重要地位并且在馬克思的各個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產關系、交往方式、基本歷史、文明交流、生態環境五個方面，更與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邏輯相一致。在當代，習近平主張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有著非常密切的邏輯關聯。因此，只有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基礎上，把握其中的聯系，才會有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馬克思;命運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
一、世界歷史理論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一）世界歷史理論的內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之間的聯系，就必須要理解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思想的內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曾認為：“每一個相互作用的活動范圍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越是擴展，每個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會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徹底消滅，歷史也成為了世界歷史。”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將這一思想進一步深化：“因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為資產階級拓展了世界市場，所以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自然會成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見，第一、世界歷史不是本來就有的，而是各個民族和國家通過聯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閉狀態后，使各個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漸走向統一的過程。第二、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根本的動力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第三、世界歷史時代的開啟是資產階級，由于資產階級先進的生產方式，使各個國家通過國際市場聯系起來。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黨提出的一個思想理念，是這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的重要理論。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著重提出“為了世界的和平發展，我們應該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又更進一步強調“中國為了世界和平發展和國際秩序，愿意盡全力促進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建立，實現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又明確指出：“中國會一直維護和平發展，堅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構建共贏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同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了努力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因此，推動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通過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由此可見，伴隨著內涵越來越豐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維護公平正義的安全格局”“促進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構筑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它表達了中國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愿景。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歷史理論的邏輯關聯
（一）構筑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謀求利益最大公約數理念的創新，其中構筑的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應該成為當今時代所應該踐行的新公平觀，它是在繼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公平問題上做出的重新詮釋。馬克思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世界歷史圖景是在順應當時的現實下描繪的，他對于資本主義行為的批判是一種帶有指向性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原始積累“是資本之前的資本生成的史前階段，它們就像地球從流動的火海和氣海的狀態變為地球現在的形態所經歷的過程，處于已經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樣。”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僅承認資本主義用暴力對勞動者進行強迫，由于勞動者在這種暴力威脅下生活而感到長期困苦不安，與此同時他還承認這樣的暴力對于社會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因為資本主義的暴力摧毀了舊的社會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馬克思提出的安全隱患，習近平站在全球可持續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并依據國內外安全形勢變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觀念，準確把握了資本主義市場化與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規律，比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野蠻行為的批判更加深刻。對于野蠻的資本主義，習近平也一直在強調“人類共存之道從來都不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窮兵黷武也不是人類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類發展的道路。”在了解資本主義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習近平主張提倡建立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證國家的安全才是生存發展的前提，進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習近平通過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來增進信任，所有的這些共同組成了包含廣泛領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目前處理國與國之間爭端，尋求國與國之間共識的重要行動指南。這既彰顯了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現注入中國力量，更表現出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開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與馬克思所主張的“世界的一般哲學”思想理念如出一轍。馬克思認為“任何的真正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上的精華，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華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所以說當哲學成為自己時代的精華的時候，就“必然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時代：那時候哲學不光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也會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與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影響。那時，哲學變成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變成當代馬克思主義世界的哲學，”這樣的方式成為了馬克思所認為的文明交流方式。習近平認為想要增強交流深度與包容互鑒，推動世界和平的發展與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就必須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學”為思想基礎的文明交流。而馬克思關于“世界的一般哲學”的思想為習近平繼續探尋“構建文明交流的具體路徑”帶來了方法論意義。
對于開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是這樣說的：“不同民族的智慧凝聚了不同的文明，文明并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要平等尊重各種文明，共同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的發展。”他看到了當今多樣性的文明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任何文明成果都需要被尊重，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不攻擊、不貶低其他文明。在文明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持有積極學習的態度，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并使人類創造的文明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相比于馬克思關于哲學的一般世界歷史性，習近平的文明交流思想內容更加豐富，體系更加系統，涉及范圍更加寬廣，提出了用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交往方式，促進了文明融合，架起了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使人類文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建立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在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理論中，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才是生態問題。馬克思認為想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就必須休戚與共、相互促進。但是，人與自然原本的關系卻被資本主義打破了。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產生矛盾的根源來自于異化勞動，異化勞動阻礙了生態文明、和諧社會的構建，因為生態文明不僅僅是追求美好環境的建設，它更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自身、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異化關系，積極的揚棄異化勞動，才可以真正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真正解決對象化與自我確證、自由與必然、個體與類之間的斗爭。因此，實現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終極關懷的根本路徑，就是打破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習近平所主張的“綠色發展、尊崇自然的生態體系”理念是對于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規律的見解，也是對于“生命共同體”的認同，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也是對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繼承。人類命運共同體，先是生命共同體，生態共同體，日益嚴重的氣候問題表明地球上的生態危機問題越來越嚴重，生態一旦崩潰無一國家得以幸免。馬克思與習近平共同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體是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兩人分別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時代背景。習近平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之上，在世界歷史理論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生態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馬克思終極關懷的在當代的訴求。
三、世界歷史理論對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
（一）傳播共同利益觀，構建利益共同體
在冷戰結束后，和平發展便成為時代的主題，世界歷史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新時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全球經濟高度融合，世界經濟真正的走向了一體化，各國之間的利益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全球性出現問題時，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各個國家的命運休戚與共，各個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加強合作，傳播共同利益觀，構建利益共同體是各國順應全球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站在人類命運發展的高度提出來的經濟共同體，一是“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經濟發展”，二是“構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中國所主張的全球化是一種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標是實現“共贏”的思想理念，推動世界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構建一個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人類經濟利益共同體，絕不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價值。為了打造經濟領域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思想主張、成立了亞投行，積極幫助其他國家，歡迎他們搭乘中國的經濟便車。可見，中國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其他國家。中國在用實際證明中國所倡導的這種全新的全球化，積極的傳遞“共贏”理念，打造人類經濟利益共同體。如今，面臨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獨善其身，這就要求每個國家在實現自己國家的發展同時一定不要去損害其他國家的發展，積極傳播并實踐共同利益觀，要實現經濟利益的合作共贏，構建共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
（二）筑牢國家權力觀，構建政治共同體
政治發展多極化的背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了機遇。世界政治和諧、健康發展的關鍵是要有效避免發生國際政治沖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關系，構建政治共同體。構建政治共同體重要的是推動政治朝著均衡的方向發展，增強權力意識，筑牢國家權力觀。因此，每個國家在制定本國發展戰略的時候，要努力做到權責一致、內外兼顧，積極推動構建合作共贏、互惠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過程中，中國一直尊重各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直堅持平等協商的原則，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國際法解決國際事務。為各國發展創造了一個和諧安全的國際政治環境，促進了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對打造政治領域的共同體帶來了重要意義。
（三）倡導多元文化觀，構建文明共同體
現在，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以下挑戰：第一、在外來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應如何既能積極宣傳本民族文化，在繼承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促進本民族文化創新發展。第二、各民族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應該如何應對西方文化霸權。由此，處于多元化和多極化并存的時代潮流之下，當前世界文化領域的主要任務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實現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鑒，并以全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為原則。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既要尊重差異性，平等對待，不歧視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進兼收并蓄、求同存異。習近平對此提出：世界是一個文明百花園，“我們只有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進行匯聚交融，才會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構建注射強勁的文化動力。
（四）樹立生態發展觀，構建生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經濟全球化對于人類生態環境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一方面又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態問題是全球化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問題，所以，每個國家不能僅追求自身發展，還應該積極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踐行生態可持續發展觀，積極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共同體的建構。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為世界各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創造人類美好未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并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積極響應國際社會的號召，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中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在國際社會中始終以實現生態社會的良好發展為目標。
總之，建構以合作共贏、互惠共生為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是大勢所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審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所以，我們應該以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為指導、以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視角重新審視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還有利于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符合時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動世界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共同迎接人類社會美好的明天，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拿出中國藥方。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3]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9-04.
[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
[5]習近平.深化合作伙伴關系共建亞洲美好家園——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5-11-08.
[6]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9-29.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8]習近平.銘記歷史，開創未來[N].人民日報，2015-05-08.
[9]習近平.同舟共濟、揚帆遠航，共創中拉關系美好未來[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11-23.
[10]習近平.攜手共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