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讓、服務提供、相互依存和互聯互通，超越國界，形成全球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的文章6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兩者所獲得的好處與壞處都不同。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就是規則掌控權和頂端職業設置，而壞處就是產業空心化，國內貧富差距越發明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能獲得是經濟的發展和新技術的引進，但弊端就是利潤分配不均以及環保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把自身的高污染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盡可能地轉讓出去，然后在全球尋找最適合的載體，而發展中國家則是作為一個承載體而接受。當然，在整個環節中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可以通過吸取各個國家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科技資源及稅收資源優勢，用最低的成本去發展自身的產業。
第2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各地區相互融合成整體的歷史過程。自20世紀晚期，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成為最時髦的話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我們更加富有。但是，另外一些經濟學家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如果經濟全球化真的那么好，那為什么國際經濟還是如此混亂?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單純從人類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的角度、從提高生產力的標準來看，經濟全球化的確能夠促進經濟效益的提高以及世界產業規模的擴大，會引起生產與消費從結構到地點上的變化，會刺激各種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同樣，經濟全球化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
一、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
1，經濟全球化可使世界范圍內的資金、技術、產品、市場、資源、勞動力進行有效合理的配置。
經濟全球化在有效促進國際合作的同時，也加劇了各國間的競爭。競爭的原因，經濟上是由于世界資源的有限性和資本的擴張性；政治上則是由于國家的存在，各國都試圖通過增強自身的實力來實現別國對自己的依賴，從而較多地獲取收益，較少地付出成本。經濟全球化加速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形成了統一的全球市場，從而推動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和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并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一國的角度看，本國企業將突破本國資源和本國市場的限制，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資源的最優配置與有效利用。發達國家可發揮其資金和技術優勢，通過資本和技術的輸出和轉移，不斷向發展中國家開拓市場，并利用發展中國家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以獲取利潤。發展中國家則可通過吸收和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來發展本國家和本民族的經濟，以滿足人民的物質利益需求，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種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經濟要素的有效組合，客觀上促進了全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減少或避免了人類社會現有的各種資源的浪費。
2，經濟全球化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了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服務的好機會。
隨著市場全球化的發展，物流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國人民可根據自己的愛好和消費需要，選擇自己需要的商品，以各種不同方式設置的貿易壁壘和防線將會被逐步取消，國家壟斷或個人壟斷的局面將一去不復返，以低劣的質量和服務向消費者漫天要價的現象也將結束。
3，經濟全球化將促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是全球化的強大推動力。正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加速發展推進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反之，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又要求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進一步完善。世界貿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內容和核心就在于減少和取消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運轉后，首次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和投資等非貨物貿易也納入到多邊規則之中，使擴大多邊自由化的領域以及擴大國際貿易自由化進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個核心職能。此外，投資自由化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投資發展的主流，不僅是發達國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積極采取投資自由化措施。一方面大量引進外資，另一方面又積極進行對外投資，從而使世界直接投資額迅速增加，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的規范框架和規則也開始形成。
4，經濟全球化加速技術轉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
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分工的大發展、產業的大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大流動，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彌補國內資本、技術等要素缺口，發揮后發優勢，迅速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對促進經濟發展十分有利。跨國公司為了延長技術的生命周期，擴大技術效用以及給自己的技術尋找出路，大大加快了技術轉讓活動。這種加速轉讓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工業化進程，加速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變。此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還加快了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進外資的進程，有助于彌補發展中國家資本的不足。再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僅為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世界市場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也有助于彌補發展中國家市場發育的不足，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組織形式，愈來愈突破國家的界限，出現了所謂無邊界的企業，從而非常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
二、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應
1經濟全球化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使貧富差距拉大。
經濟全球化首先帶來的是對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沖擊，而且這種沖擊是建立在不平等關系基礎之上的。一方面，國際經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都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世界經濟運轉的各種原則、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他們制定的。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經濟、技術和管理優勢，是發展中國家遠不可及的。因而經濟全球化中獲益最大的當然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發達國家，而經濟和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盡管具有一定的中長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較長的時間內，是很少或很難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損害和沖擊，如許多民族企業虧損或倒閉等。
雖然，經濟全球化客觀上能導致全球物質財富的增加，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競爭是首要法則，它在創造高效率的同時，必然導致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國家或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
2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加強。
現在，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不僅體現在實物產品市場上，更重要的是還體現在金融領域。隨著世界各國金融領域的逐漸開放，加快實行自由化以及金融產品的不斷衍生，各國的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股票市場、期貨市場等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巨大交易網絡。在這個網絡作用下，全球金融產品的交易額遙遙領先于實物產品的交易額；而且金融產品的交易是全天候的，交易極其迅速，成本極其低廉。金融市場中“看不見的手”(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國富論》的核心)更有可能成為“骯臟的手”。1992年，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對英鎊發起攻擊，結果，英國損失慘重，而他本人卻收獲了10億多美元。1997年，他又沖擊東南亞金融市場，使東南亞經濟一夜之間回到了起飛前。
3現行的全球經濟運行規則不盡合理，大多有利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客觀上需要用規則去加以規范、約束參與者的行為，而規則的制定是以實力為基礎的。所謂規則，其實就是對利益沖突的一種界定。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國際經濟組織是由歐美等發達國家操縱，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來制定。現存的國際經濟規則中雖然有些規則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但大部分規則卻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制定 的，有些規則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缺席的情況下制定的。某些產業發展規則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沒有發展該產業的時候制定的，如信息技術產業協議以及勞工標準等。發展中國家一旦發展這些產業就必須遵守他們并未參與制定的規則，并為此而付出代價。此外，盡管發達國家極力倡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但是各國政府為維護本國利益，仍然實施各種貿易壁壘措施。尤其是非關稅壁壘措施，如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這些由發達國家有意制定的貿易標準往往都是發展中國家難以達到的。這些措施客觀上阻礙著生產要素在各國間的自由流動，從而使市場導向機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發展中國家所應得到的機會與利益無從保障。因此，目前經濟全球化給世界經濟所帶來的利益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及政治利益遭受損失的基礎之上的。
4經濟全球化還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例如，日益蔓延的荒漠化、土地的侵蝕、動植物物種的滅絕、海洋與河流的污染等問題。其中發達國家往往出于本國戰略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不受污染，而把大量的污染源工業都建立在海外，既消耗了他國的資源，還污染了他國的環境。據有關資料統計，美國將60％以上的污染企業建立在海外。
三、對經濟全球化的建議
經濟全球化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一種趨勢，已經被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所證明。如果我們不融入這一發展過程，將永遠落后。唯一的辦法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己成為競爭的強者。
1必須堅定不移、積極主動地參與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必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歷史潮流，它不是某個國家或者某類國家的政策選擇，而是跨世紀國際經濟關系變化的總體趨勢。如果我們否認乃至拒絕它，既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閉門自守必然導致落后，我國在這方面有過慘痛的歷史教訓。因此，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順應歷史潮流，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
2有序推動國內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使之更適應全球市場規則。
無論是在經濟全球化中逐利，還是為最終推動整體經濟發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制度變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法律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等。但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整體處于劣勢，故目前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安排，顯然不適合處于變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國內經濟。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發展的時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別是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更應該慎重。急于開放金融市場，必然給國際投機勢力以可乘之機。事實證明，金融開放與金融自由化存在著重大的風險。無視這些風險，不嚴加防范，就會給一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
3樹立全球化發展戰略，積極培育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載體，也是國際競爭重要的組織形式。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甚至一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從長期看，取決于是否擁有世界級的跨國公司和世界級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迫切任務之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引導和扶持有競爭力的企業組建大型跨國公司，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開展競爭。通過培育和壯大本國的跨國公司，以全世界為市場來安排投資、開發、生產、銷售，并給予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以獲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經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行為，把對國內市場的消極保護轉變為對全球市場的積極參與，并據此分享經濟全球化中國際分工專業化、精細化所帶來的利益。
4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
對于我國來講，應注重地緣戰略建設，大力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
在西北部，我國已與中亞五國組成上合組織，盡管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慮，但隨著上合組織的健康發展，各成員國深感加強經貿合作的必要性，并有意將該組織向中亞自由貿易區方向推進；在西南部，已與東盟正式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這可以和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協調起來；在東北部，應大力倡議并促進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協調振興我國東北老工業區基地戰略的實施，由于日本對我國的發展心存疑懼，可考慮先和韓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然后再促使日本也加入到自由貿易區來。有了廣泛的貿易基礎和影響之后，在亞洲構建貨幣區，增強亞洲國家和地區抵抗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這對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穩定都有好處。
第3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隨著世界總GDP的提高，跨境資金流動逐漸壯大，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高效率、開展投資、降低風險提供了新機遇，但另一方面也會增加不穩定因素、擴大扭曲局面。本文通過梳理已有的金融全球化文獻，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金融全球化挑戰提供了指導和借鑒。本文重點關注兩個問題：在何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無法從更大規模的資本賬戶開放中獲益，以及發展中國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保護其不受外國貨幣政策的沖擊。
在開放經濟體的新古典模型中，減少或者清除跨境資本流動阻礙對發展中國家有兩方面的好處：其一，平衡各國間的資本成本水平。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相對資金缺乏，資本跨境流動的成本越低，他的資本成本也越低。而理論上，資本成本的下降，可以吸引更多投資，增強經濟運行效率，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其二，提高國內和國外居民分擔風險的能力，換句話說，隨著更多的資產被允許跨境持有，國內消費對國內產出的波動不再敏感，居民個人承擔的風險越多，整體的社會福利也越多。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國內GDP增速浮動更大。所以，在理論上，發展中國家從分擔風險中的獲益也越大。此外，更強的風險承擔能力有利于公司獲取更多的投資，也可以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率。
除了上述兩點外，政治經濟學文獻也給出了金融全球化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原因——隨著資本流動更加自由，政府作出不利決策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宏觀政策一致性更差，這種政策規范效應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更多。
但是在實踐中，跨境資本流動似乎并沒有發揮預期作用。作者通過文獻整理，總結了四個導致跨境資本流動未盡其用的原因。首先，國內金融市場扭曲，資本無法配置給最優秀、高產出的公司；第二，國際資本市場扭曲，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過度借貸，且借款多為短期借款或者集中向某一國家借款；第三，國內勞動力市場扭曲，縮減了資本的收益，提升了在公開資本賬戶中資本外逃的幾率；第四，國內政府機構軟弱無能，監管不力。
金融全球化也會為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管理提出了挑戰，本文總結了名義匯率機制和資本流動管理在國際貨幣沖擊傳導中所發揮的作用，重點介紹了Han和Wei在2018年發表的文章[1]，該文在理論創新上做出了巨大貢獻，提出了測量國家預期變化在利率中的表現方式，并且檢驗了短期和長期利率角度的貨幣自主權。
本文匯總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文獻，發現在實證研究中所用到的數據，并不存在符合利率困境(dilemma)或者三元悖論(trilemma)的特征。相反，將兩者結合起來能更好的解釋現象：在核心國家收緊貨幣政策時，對于不受資本約束的外圍國家，浮動利率會輔助其擁有政策自主權；另一方面，當核心國家放松貨幣政策，他們大多會被“對增值的恐懼”（fearofappreciation）支配，采用相同的寬松貨幣政策。
因此，浮動利率提供了不對稱或者不完全的與國外貨幣政策的隔絕。相比之下，不管是在固定利率還是在浮動利率下，資本約束都為外圍國家隔離外國的政策沖擊提供了保障。
第4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什么是經濟全球化，國內外研究者做過多種表述，從比較嚴格的經濟學角度來定義，一般可以解釋為這樣一種經濟現象：由于世界各國相繼取消或放松對商品、勞務、資本和技術等方面國際流動的管制，各國間的經濟聯系和相互依賴日益加深，進而導致全球范圍內各種生產要素價格趨同。
（一）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地位和主要原因進入80年代，伴隨著全球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革，各國的貿易和投資聯系空前加強。
自1980年至1996年，全球貿易規模幾乎增長了兩倍。全球貿易額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85年占29.8％上升到35％。80年代初至1996年，國際資本流量年均增長率高達20％，遠超過國際貿易約5.5％的年均增長速度。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是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特征之一。1996年，全球跨國公司提供了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40％。與此相關，在過去10余年里，世界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近30％。經過大規模的跨國兼并和重組，在許多重要的生產領域，跨國公司已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甚至唯一的生產組織者，它們將整個世界納入其統一的生產和銷售網絡。
可以認為，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是過去20年里世界范圍內的技術進步和各國社會經濟變革的綜合反映。首先，新技術革命的成果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物質基礎。高新技術的產業化使許多原本并不存在的市場迅速浮現，同時也為各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會。特別是80年代以來現代通信業的革命（互聯網絡的迅速商業化運用），大大降低了國際間的通訊費用和交易成本，成為推動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其次，全球性的非管制化與市場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制度障礙。80年代初，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更加注重市場作用的非管制化時代，各國在取消貿易和資本流動管制方面邁出了相當顯著的步子。1970－1997年，取消經常項目匯總管制的國家由35個猛增至137個，其中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完成的。另據統計，1991－1997年，在世界各地，對管制外國直接投資的條例進行了570次自由化的修改。毫無疑問，無論是各國內部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貿易和投資領域管制的解除或放松，都意味著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一個更有利的制度環境。
再次，國際金融市場的深化與創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技術條件。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不僅交易的制度環境日益寬松，且各種新型的金融工具與交易技術不斷涌現。這些創新，加上電子計算機遠程終端的廣泛運用，加快了交易速度，從而為資金在國際間的快速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此外，近10年來，發達國家投資基金的大規模海外擴張，加速了國際資本流動，并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7個主要發達國家機構投資者用于國際投資的資產比重已從80年代末的7％增至90年代中期的10％以上。
最后，以關貿總協定（后改為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經濟組織和協調機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始于80年代中期的烏拉圭回合，與過去歷次談判主要限于商品關稅減讓和非關稅壁壘拆除等議題不同，將談判議題擴大到了包括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反傾銷規則和建立多邊貿易機構等在內的許多新領域。經過近8年的艱苦談判，各國終于在上述方面基本達成一致，從而為更加廣泛的貿易自由化確立了基本框架。作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倡導和推動者，8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到90年代中期，世界2/3以上的國家已經實現了經常賬戶項下的可兌換。同時，所有發達國家已完全取消資本交易的匯兌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于資本賬戶的開放也開始越來越積極。近兩年來，對于經濟全球化具有重要意義的兩項多邊協定的談判業已取得明顯進展。其一是《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定》。該協定已從1999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并有首批52個國家宣布加入。其二是世界多邊投資協定。這一主要由經合組織成員國參與、被認為是旨在制定“單一的全球經濟規則”的協定，目前正在談判之中，估計不久也將面世。
（二）經濟全球化的代價經濟全球化在給各國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代價之一：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將成為一種常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不少國家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超過30％，個別國家達到了50－60％。在這種環境下，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國家，最后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泰國的匯率危機，很快傳染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從而形成嚴重的地區性金融危機。隨后又波及俄羅斯和拉美地區（一度包括美國），形成了事實上的全球性金融動蕩，便是危機傳染效應的最新例證。國際游資的存在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為一種超越國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國際游資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動蕩的制造者或推動者，扮演了危機傳染的主要媒介物。在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今天，盡管仍然可以繼續探索各種有效監管措施，但對國際游資的完全控制則是不可能的。
代價之二：各國經濟主權的獨立性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考驗。歐盟經濟體發展的歷程表明，隨著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員國經濟主權獨立性則不斷下降。從早期的關稅同盟、統一農產品價格、匯率聯合浮動，到單一貨幣歐元出現以后的統一金融政策（1999年1月歐元利率區啟動），無不說明各成員國的財稅和貨幣主權已逐漸讓渡給超國界的歐盟協調機制。而這種經濟主權的讓渡曾經使許多成員國付出不小的代價，甚至多次危及歐盟經濟體的存亡。對于歐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其經濟主權（特別是在財稅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經濟主權的主動讓渡。從關貿總協定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權主動讓渡。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經濟力量對經濟主權的侵蝕。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很少會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完全一致，因而，它們對于東道國為了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采取的許多政策措施，經常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跨國公司在國際間進行了大規模資金轉移，對東道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消極作用同樣是不可低估的。顯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是應當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
代價之三：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市場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創造了效率，同時，也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國家或少數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國家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到1.6％，即后者為前者的62倍。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其一，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雖然幾乎所有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但并不意味著利益均沾。因為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動權，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名義匯率下降，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減少。由名義貶值引起的實際貶值，又將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在國際交換中付出更大的代價。
第5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收入、工資、財產：分配不平等的三個維度
幾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報告《我們處于分裂之中：為什么收入差距持續上升？》，對15個OECD國家的收入差距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平均上升了14%；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出現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減緩。
在這些國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結果都顯示，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收入差距處于一種相對穩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階層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長，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間收入差距幾乎保持不變。可是，從20世紀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黨執政以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現了持續上升的過程，至今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一篇文章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測算出美國長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從1968年的0.386上升到2018年的0.483。這是一個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國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層人群人均收入的9倍多；而處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頂端的最富的1%和0.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層人群的39倍和196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維度，另一個維度是工資分配的不平等。美國工資差距同時出現了不斷擴大的過程。從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不同工資組員工的工資增長率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差異。有數據顯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間，美國工資最低的90%員工的工資實際增長率僅為24%，而工資最高的1%和0.1%員工的工資增長率卻高達158%和341%。顯而易見，這種高工資人群和低工資人群的工資增長率的不斷拉大，最終結果是他們之間工資水平差距的不斷擴大，進而推動了收入差距擴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變化時，我們不能忽視財產分配的變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收入分配與財產分配具有緊密的聯系，二者相互強化，更大的收入差距會帶來更加不平等的財產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國為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家庭財產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斷上升。根據美國財產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沃爾夫（E.Wolff)的成果，1983年財產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會財產的份額是32%左右，財產最多的1%家庭的財產份額是34%，比前者高出2個百分點；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財產份額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財產份額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個百分點。
過去40年西方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等日趨嚴重的問題激發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Piketty）的研究尤其受到關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紀資本論》，極大激起了西方學術界對西方國家財產分配問題的重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財產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也非美國所獨有，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都出現了類似的財產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問題。如阿爾瓦雷德等的研究顯示，法國最富的1%人群的財產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雖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處在22%以上。同樣，在此期間英國的最富的1%人群的財產份額也上升5個百分點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財產份額上升了7~8個百分點。
對于發展國家來說，各國收入差距的變化有所不同。一些從全球化受益的國家也經歷了收入和財產差距的擴大，中國是一個代表。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也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過程。印度是另一個受益于全球化的經濟體，也出現了收入（消費）差距擴大的過程。印度學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論及到，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費份額增加了40%，農村中最窮的40%人群的消費份額只增加了6%。這意味著這一時期印度的消費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擴大。在新世紀開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繼續擴大。在2004—2012年期間，印度消費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數從0.384上升到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0.536上升為0.543
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公共政策調整：加劇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對工資、收入、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嚴重化趨勢，一些學者試圖加以解釋卻缺乏共識，筆者嘗試從大量的研究文獻概括出幾點共識。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資本全球化，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變革，是導致發達國家財富分配兩極化的主要原因。它們不僅改變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對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分配產生了影響，也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為了參與全球競爭，國內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調整，不得不面對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擴大的挑戰。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表明，經濟全球化主要還是商品貿易和資本的全球化，特別是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資本流動的一般趨勢往往是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從資本相對過剩的國家流向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從資本收益率低的國家流向資本收益率高的國家。在勞動力不能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資本的國際間流動會帶來國際間勞動力就業的變化，資本流出國會失去就業機會，而資本流入國會增加就業機會。
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情況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于資本來說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也就吸引著更多外來資本進入。這樣一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了更高的增長率，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了大發展，就業率大幅度提升。在貿易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國家對外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到發達國家，而且由于其具有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會不斷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發達國家本國生產的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發達國家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困難和工資水平的下降，從而進一步帶來了工資差距、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的擴大。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往往都是資本輸出國，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國，它們的資本的確會從資本全球化過程獲得豐厚的收益，而它們的低技能工人難免會在貿易全球化中受到傷害，這些工人的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工資水平停滯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說，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結構和資源分布情況下，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對于資本是好事，但是對低技能勞動力未必是好事。這也是為什么從2010年開始，西方國家出現越來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也許是另一種景象，外來資本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經濟加速增長，剩余勞動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資和收入開始上升。從這個意義來講，一些發展中國家引入資本，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時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贏家”。這也導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引起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個誘因，是高科技的加速進步。從長期看，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但從短期看，科技進步對就業和工資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一些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發達國家一般具有更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資本實力作為支撐，科技進步更容易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也會影響到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特別是高科技帶來的一些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帶來了就業結構的變化。更準確地說，新技術進步帶來了潛在的市場機會，而資本是將這種潛在機會變為實際利益的驅動器。
新興產業不僅靠新技術支撐，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資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興高科技企業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會不斷提高工資水平和增加激勵手段。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高科技企業高端技術人員收入報酬不斷上升的現象。與此同時，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自然會影響到傳統行業的就業和工資增長。在這些行業中工資增長是緩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產業結構發生急速變化時，就業結構由于受到勞動力自身稟賦的牽絆不能及時調整，這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傳統產業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水平。
新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沖擊是機器替代勞動。一些研究發現，最易于被新技術機器替代的職業是那些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辦公室的文職人員，從事重復性、常規性勞動的員工等，而這些人員大多屬于中等收入群體。他們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業的穩定性和工資收入水平也會大不如前。這導致了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就業崗位的“極化”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是中等收入群體萎縮。
一些發達國家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原因，是其國內公共政策導向發生了轉變。這些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詬病。為了提高效率，提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它們對稅收和福利制度進行了整改，以適應全球市場的競爭。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的支出，幾乎成為所有高福利國家的不二選擇。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也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在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Stiglitz)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價》（ThePriceofInequality)中進行了很好闡述。他認為美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有市場力量的影響，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導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使得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越來越有利于富人，越來越不利于窮人”。這些變化包括對金融部門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斷弱化公司治理制度，為富人提供補貼、漏稅避稅、尋租和獲取壟斷利潤的政策和規則，以及取消和削弱針對窮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項目，等等。不言而喻，這些政策轉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階層，而受到傷害的是中低收入階層。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收入差距的變化原因則有所不同。它們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國經濟和社會體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響。在世界幾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有的國家經歷了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如中國和印度，也有的國家在近十多年經歷了收入差距縮小的過程，如巴西。比如，20世紀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曾超過0.6，然后從21世紀初開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數年均下降1.3%。巴西取得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發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上技術人員的供給，縮小了高技能員工與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政府對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又會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中國收入分配的啟示：共同富裕
毫無疑問，對于中國來說，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引以為戒。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也經歷一段時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擴大的過程，雖然最近幾年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有所緩解，但是收入差距仍處在一種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國居民財產積累速度驚人，財產分配差距急劇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相對貧困問題變得愈發突出。
中國在過去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沖突，除了強有力的維穩手段外，更是因為經濟高速增長使得許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果未來經濟趨于中低速增長，加上外部沖擊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體能否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就是一個問號；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是否仍能保持社會穩定也是一個問號。
為了消除這些變量，我們必須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領域，重點是解決市場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問題。在再分配領域，重點是強化稅收的收入分配的調節機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性，加大對低收入人群和相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的力度。
總之，我們應該從現在起未雨綢繆，改變發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順利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第6篇: 新冠疫情與經濟全球化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大致經歷了經濟全球化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擴張和奴隸貿易加速了西歐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為工業革命的開展奠定基礎。第二階段始于100年前，遠洋運輸和國際商品貿易開始成為聯結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關貿總協定及之后的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以協調國際經濟秩序并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最近的一個階段則始于50年前，跨國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為國際經濟舞臺的主角，大有以資本跨國流動替代商品跨國流動之勢。根據著名國際關系學家小約瑟夫·奈的研究，到2010年，至少有192家跨國公司的年銷售額超過了世界一半以上國家的經濟總量（以GDP衡量），真可謂“富可敵國”。可見，經濟全球化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顯著改變了人類生活和世界經濟秩序。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一直強調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及其FDI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影響。西方的跨國公司不但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溢出”到發展中國家，而且還將先進的制度信息傳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經驗研究也發現，來自發達國家的FDI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權保護和營商環境，甚至遏制了東道國官員的腐敗程度。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西方跨國公司并非“天使”，而是“入鄉隨俗”，通過賄賂當地政府以開拓市場、牟取利益。據報道，德國戴姆勒、美國沃爾瑪和英國葛蘭素史克等國際商業巨頭都存在賄賂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的行為，這不同程度地損害了東道國的制度環境。
這一背景引起了筆者的深入思考。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位居世界前列，從一個吸收外資為主的國家轉變為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經濟體，那么中國的跨國公司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是否也對東道國的制度環境產生影響？這一制度效應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無疑，這一問題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國在深入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過程中，對東道國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特別是對制度領域的影響，一直是學術研究相對欠缺的空白地帶；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具有與西方國家迥異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環境，其對東道國的制度效應可能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帶著這些問題，筆者開始整理相關文獻和跨國數據，試圖通過嚴謹的計量經濟模型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索。我們發現，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制度效應存在異質性的影響。具體來說，對于制度質量弱于中國的東道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改善了這些國家的制度質量，特別是在“腐敗控制”“監管質量”和“法治水平”三個方面，而對于制度質量高于中國的國家，上述制度效應則并不顯著。可以說，中國的跨國公司已經日益成為改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國家制度環境的一種重要機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國內外多個研究機構進行過匯報，與會專家多次提及的一個難題便是東道國制度質量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即很有可能的是，東道國較好的制度質量吸引了中國的跨國公司，而不是中國的跨國公司改善了東道國的制度質量。面對這一難題，我們通過研讀大量國際經濟學文獻，并集合中國具體國情，創造性地構造了以“中國與各國的地理距離”和“中國國內工資水平”為基礎的工具變量，相關檢驗表明，這一工具變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過程中，一個基礎性的工作便是對跨國數據進行整理，這一看似簡單的工作實際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同時也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發，這里簡單分享：首先，應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國數據庫，例如“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世界治理指標”數據庫、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的數據庫等，并仔細了解相關變量的構造方式、計價單位和時間跨度。其次，應熟悉各國的國際通用代碼和簡稱，在拼接（merge）不同來源跨國數據時做到準確無誤。這也要求我們不時關注一些國家政權和領土變化的狀況，確保跨國數據的歷時可比性。最后，應將一些廣泛被認為是“避稅天堂”的國家剔除在分析樣本之外，確保研究樣本與研究問題相一致。
對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效應”這一重大課題，我們的研究僅僅邁出了一小步，希望這一努力讓后續研究“接踵而至”，為構建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貢獻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