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的民族關系。有媒體稱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篇1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對美國白宮新聞發言人當地時間25日表示，拜登政府將以“戰略耐心”與中國開展“激烈競爭”一事向發言人提問。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犯下了方向性的錯誤，將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并據此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錯誤行徑，導致中美關系出現兩國建交以來的異常嚴峻局面，這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等方面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肩負著特殊的重要責任。
趙立堅指出，中美兩國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能夠吸取特朗普政府對華錯誤政策的教訓，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中美關系，采取積極建設性的對華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系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篇2
〔提 要〕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中美關系總體上發展順利，但雙方并未就兩國關系的定位和框架達成共識。隨著特朗普政府內對華強硬派影響力的上升，中美關系在經濟和安全領域正面臨嚴峻挑戰，兩國關系的競爭性在強化和擴大，在此情況下，如何管理和引導競爭是雙方共同面臨的課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進入新階段，與中國的力與勢之爭是這個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維持對華力量優勢將是未來20~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關切。這一重大變化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驗。
〔關鍵詞〕特朗普、美國對華政策、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宮，作為非建制派，他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偏好與其前任大相徑庭，這種差異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中美關系的議程和互動方式。與此同時，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也外溢到雙邊關系，在更深的層次推動著兩國關系的轉型，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中美競爭態勢更加突出。本文旨在總結特朗普執政第一年中美關系發展的特點，梳理兩國關系面臨的挑戰，探討新形勢下中美競爭關系的內涵，剖析新階段美國對華政策的特征與走向。
一、特朗普執政首年中美關系發展的特點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對中國頗多指責，因此他的當選曾令人對中美關系的前景感到擔憂。然而在其執政的第一年，對華關系成為特朗普外交上不多的亮點之一。那么，這一年的雙邊關系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第一，對接迅速、啟動順利。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其通話、基辛格受特朗普之托訪華、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與白宮高級顧問庫什納建立聯系渠道、楊潔篪國務委員在紐約與特朗普的高級助手會晤，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里進行的這一系列密切互動使得中方與特朗普團隊實現了順利對接。之后中方在臺灣問題上與特朗普的斗爭，有助于防止特朗普執政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脫軌。以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與習主席的通話為起點，中美雙方著手啟動美國新政府執政后的雙邊關系。在同年4月的海湖莊園會晤上，兩國政府同意建立四個對話機制，實施經貿百日行動計劃，聚焦雙邊關系中的重點問題，標志著中美關系的全面啟動。
第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海湖莊園會晤使習主席和特朗普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和個人友誼，特朗普屢屢表達他對習主席的敬重，并為其與習主席之間建立的個人關系而感到自豪。從2017年2月到2018年1月，特朗普與習主席一年之內3次會晤（包括2次互訪）、10次通話，這種互動頻率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鑒于特朗普乾綱獨斷、自行其是的執政風格，習主席與其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并保持密切聯系，對確保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發揮了獨特作用。
第三，中美互動具有明顯的問題導向特征。特朗普重商的執政理念使得他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高度關注，而對朝鮮核計劃的擔憂也使得爭取中國幫助處理朝核問題成為其對華政策的優先考慮。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海湖莊園和北京的會晤都重點討論了這兩個問題。在經貿問題上，從百日行動計劃的順利推進，到首輪全面經濟對話達成積極成果，再到特朗普訪華兩國簽署高達2500多億美元的經貿大單，體現出中美經貿關系在雙方的激烈博弈中穩中有進。在朝核問題上，中美保持了密切的溝通與協調，中國更加全面和嚴格地執行安理會的相關決議和制裁措施，力度之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雖然2017年朝核問題的政治與和平解決未能取得進展，但中美之間維持了重要共識，即堅定推進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致力于用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
第四，中美關系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確。中方希望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在與特朗普團隊交往之始就強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重要性。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在首次訪華時也表示美方愿本著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系。然而在國內建制派的壓力下，特朗普的立場開始后退，不再響應中方關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而是提出要發展“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系。[2]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宣稱要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突出中美關系的競爭性。[3]中美在兩國關系定位上未能達成共識，凸顯雙方欠缺高質量的戰略對話，亦表明雙邊關系的發展缺乏明確一致的總體框架。
第五，多邊互動減少。21世紀以來，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問題的增加、全球治理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中美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兩國大大強化了在多邊框架內的互動，中美關系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向，它不僅拓展了兩國關系發展的空間，也提升了中美關系的國際影響力。[4]然而，特朗普基于“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在對外政策上大幅減少對國際和多邊問題的投入，此舉也相應弱化了中美在多邊場合的互動。多邊互動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關系發展的動力，也潛在地降低了中美關系的全球影響力。
二、中美關系發展面臨的挑戰
當前中美關系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中美互動和美方內部在對華政策上的互動層面，二是中美關系的具體問題領域。
特朗普的個人背景（缺乏擔任公職的經歷）、性格特征和處事風格給處理中美關系帶來了獨特的挑戰。特朗普本人考慮中美關系缺乏廣闊的視野，過分關注比較狹隘的利益訴求，重視短期利益目標，忽視長遠利益，這些都與中方處理雙邊關系的風格大相徑庭，造成雙邊互動的“不合拍”。特朗普以其擅長的“交易”風格處理中美關系，優點是能夠接受互動的互惠性，缺點在于其謀求利益最大化、虛張聲勢、搞議題掛鉤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成本，降低了其可信度。[5]尤為突出的是，特朗普對經貿問題的認識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經濟現實脫節，在對華關系中不現實地執拗于解決商品貿易逆差問題，人為增加了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不僅如此，特朗普偏執和自以為是的決策風格也加大了中方與其交往的難度。
特朗普執政團隊內部在對華問題上立場不一致，強硬派的影響力呈上升趨勢，這也給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帶來了壓力。特朗普雖然作為非建制派執政，但政府的組成仍反映了共和黨傳統的兩大權力基礎：商業利益與安全利益。從對華政策的角度看，這兩大利益板塊內都存在對華鷹派。在商業陣營中，總統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PeterNavarro)、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Lighthizer)等主張以強硬手段處理對華經貿關系，他們的影響力從特朗普對中美首輪全面經濟對話的消極反應、美方否決中資企業收購美國半導體公司、對華發起“301調查”、對中國輸美鋁合金板材發起反傾銷調查等案例中可見一斑。在安全陣營中，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Mattis）、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等視中國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并將中國定義為現存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積極推動美國軍艦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提出“印太戰略”等，顯示出對華強硬立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家防務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表明來自商業和安全陣營的鷹派對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影響有顯著上升趨勢。隨著鷹派背景的博爾頓（JohnR.Bolton）和蓬佩奧（MikePompeo）分別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國務卿，特朗普外交與安全團隊的對華強硬色彩更加濃重，這無疑給中美關系的前景蒙上了更大的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正在試圖對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施加更大的影響。特朗普的個人背景和執政風格決定了他缺乏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興趣，他重視的是結果。由于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層官員是建制派背景，他們可以利用特朗普缺乏對具體政策過程監督的特點，嵌入他們所偏好的政策設計。就對華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印太戰略”之名，行“亞太再平衡”之實，加大特朗普地區政策對華制衡的一面。他們的影響力也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涉華部分體現出來。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員、媒體和專家對特朗普訪華的激烈批評，是他們試圖影響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另一種表現。
就中美關系的問題領域而言，挑戰在于如何處理好經濟與安全關系，其中經濟的優先性高于安全。
在經濟關系中，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消極看待中美經貿關系。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視經貿關系為中美關系的積極方面，在兩國政治或安全關系出現緊張的時候，經貿關系往往被看作雙邊關系的穩定器和潤滑劑。然而特朗普政府卻把對華經貿關系看成是對美國繁榮與安全的挑戰，視中美經濟競爭為對美國的“經濟侵略”。[6]二是對抗性上升。雖然中美經貿關系長期以來就是兩國關系中的一個紛爭之源，但雙方始終以對話與協調的方式處理，而特朗普政府內的強硬派則認為，過去美國處理對華經貿問題的方式都沒有取得成功，因此必須改弦更張，以施壓和對抗取代對話與協調。[7]三是全面出擊。美方不僅關注貿易逆差問題、市場準入問題，也關心知識產權問題、中國對美投資問題、中國的產業政策問題等。在此背景下，美方頻頻對華采取強硬措施，包括提高中國輸美產品關稅、否決中資企業在美并購和開展業務等，行政當局和國會也在醞釀賦予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更大的權限（如審查技術領域的并購活動、把“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范疇等），以加強對中國在美投資的限制等。
由此一來，中美經貿關系面臨的考驗是，在美方采取強硬且非理性立場的情況下，能否避免爆發貿易戰甚至更廣泛的經濟戰？中美能否像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樣，重回通過對話與協調處理經貿紛爭的軌道？鑒于中美都對對方的某些經貿政策和行為不滿，兩國能否通過妥善回應對方的合理關切來達到雙贏？
在安全關系中，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大國戰略競爭”的視野，把中國與俄羅斯一道定義為“修正主義大國”，指責中國要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重塑地區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在論述中俄兩國對美國的挑戰時，把中國置于俄羅斯之前，表明特朗普政府鑒于中國力量快速增長的態勢，更重視來自中國的競爭。[8]在南海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繼承了奧巴馬政府開始的、針對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的“航行自由行動”。2017年5月24日，“杜威號”導彈驅逐艦駛入中國南沙群島的美濟礁6海里領海，標志著特朗普執政后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動”開始。至2018年3月，美軍共開展9次此類海空行動，頻率超過奧巴馬時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給予了軍方在南海更大的行動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朝野有人主張，鑒于目前的“航行自由行動”未能有效阻止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和軍事部署，美軍應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在積極勸說澳大利亞、英國等盟友派軍艦巡航南海，以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在宣布終結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后，特朗普政府轉向“印太戰略”，美國國防部是該戰略的主要推手。2018年1月發布的《美國國家防務戰略報告》稱，“我們將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同盟和伙伴關系，并將其建成一個網絡安全架構，有能力制止侵略，保持穩定，并確保自由進入公域。我們將與該地區的關鍵國家一起，把雙邊和多邊安全關系結合起來，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9]目前美國官方尚未公開發布關于“印太戰略”的詳細信息，但鑒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責中國要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重塑對己有利的地區秩序，中國顯然是該戰略的主要目標。該戰略的核心內容包括加強美、日、澳、印的外交與安全合作，[10]在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袤水域，監視和牽制中國的軍事活動，同時加大對沿岸國家的安全與經濟投入，防止中國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影響力的擴大。[11]與“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視東南亞不同，“印太戰略”更重視印度的作用，美印軍事合作將大幅提升，美軍將更多地與印軍開展聯合訓練、演習和行動，將能更多地利用印度的軍事基地，而印度則有望從美國獲得更多的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增加與中國戰略博弈的籌碼。更危險的是，“臺灣旅行法”由美國國會批準和特朗普政府簽署，以及美國國務院公告所謂臺灣的潛艦“國造”營銷核準證等舉措，表明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內的親臺勢力正在積極推動加強美臺關系，加大對奉行“臺獨”路線的民進黨當局的支持力度，并對中國大陸打臺灣牌。
在此背景下，中美安全關系面臨一系列的嚴峻挑戰。隨著美國更加重視來自中國的戰略競爭，美軍將鞏固對華軍事力量優勢、推出新的對華軍事戰略。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對華采取更加激進的施壓和挑釁舉措，南海地區的緊張局勢將加劇。隨著“印太戰略”的實施和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的加強，中國在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所面臨的安全壓力會加大，與一些國家的安全競爭和摩擦也會增加。而美方有可能采取的實質性提升美臺關系的舉動將不可避免地嚴重沖擊兩岸關系和中美關系。
三、中美競爭的新態勢
分析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的變化，不能僅僅著眼于特朗普政府的理念和政策偏好，還要結合中美兩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在更深層次推動著兩國關系的轉型。
美國自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后，實力優勢和國際影響力相對下降，戰略焦慮感上升。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加劇，社會對立嚴重，經濟增長的前景不容樂觀，這極大地削弱了美國朝野對國家未來的自信心。反觀中國方面，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大國外交砥礪前行，戰略進取有聲有色，中共十九大規劃的中長期發展藍圖使中國的發展前景被外界看好，中國民眾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更加自信。
在此大背景下，美國對華思維出現了重要變化。首先，美國朝野有一個越來越普遍的認知，那就是幾十年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在戰略上是不成功的。美方認為，美國對華政策除了促進美國具體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外，還應當謀求在戰略上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根據美國的偏好推動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演變以及塑造中國的對外行為。如今中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堅守使美國感到失望和沮喪。[12]其次，美國對中國的發展越來越擔心。中國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國防現代化迅猛推進，技術進步速度加快，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不斷縮小。中國積極進取的戰略態勢使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亞太地區戰略主導地位和同盟體系受到挑戰。中共十九大所明確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更使美國感到來自中國的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國被形容為美國現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可怕的競爭對手”。[13]此外，美國分析家們普遍對設計和實施行之有效的對華政策缺乏信心。一方面，他們大多懷疑特朗普政府的能力——既不相信其政策制定能力，也不相信其政策實施能力；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外交影響力的擴大削弱了美國的對華優勢，限制了其對華戰略運籌的空間。[14]
從美國對華政策的趨勢看，中美競爭在增強，競爭的全面性正在顯現。政治上，美國既擔心中國要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又擔心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滲透”和影響力。經濟上，美國既擔心貿易不平衡和中國的產業政策，又擔心中國在科技領域的進步。安全上，美國既擔心中國軍事力量的上升，又擔心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拓展。如果說過去美方在對華關系中往往是在不同階段關注不同的問題領域，[15]現在則轉而開始全方位關注來自中國的挑戰，并采取應對措施。
當然，競爭的全面性并不意味著美國將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以同等力度與中國開展競爭。實際上，競爭性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具體體現要受到執政者的理念、優先關注的問題領域以及執政團隊行事風格的影響。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對華競爭將更多聚焦中美實力之爭，以維持美國的硬實力優勢，中美在亞太或印太的地緣政治競爭、全球影響力與領導力之爭也會成為兩國競爭性互動的一部分，但不太可能會是競爭的重點。而在實力之爭中，經濟力量的競爭將會是重中之重，這既是緣于特朗普對經濟在國家實力和國家安全中作用的高度重視，[16]亦是因為中國與美國實力差距的縮小首要地表現在經濟領域。
由于國家間利益和偏好的差異，競爭乃是國際關系的常態。在實踐中，競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演變路徑。一種是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競爭雙方都認為爭奪中的利益對己方關系重大，不可放棄，也難以妥協，因此不斷加大資源投入，競爭力度不斷加劇，最后走向對抗和沖突；或者競爭難以達成妥協，導致雙方的利益受損，相關的雙邊或多邊機制被削弱和破壞。另一種是可控的競爭，由于雙方都遵守既定的規則，競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之內，因而不會失控；或者由于雙邊關系中更大的利害關系的需要，競爭能夠達成妥協。還有一種是可轉化的競爭，競爭中的一方或雙方作出調整，從而減緩甚至終止競爭；或者雙方在利益權衡上從追求相對收益轉向追求絕對收益，從競爭走向合作（共贏）。
在中美競爭加劇并呈現全面性的趨勢下，上述三種競爭形態都有可能在中美關系中出現。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雙方在現有雙邊或多邊機制中的合作破裂，并損害這些機制；在經濟上表現為美方為了阻止中國力量的發展和與美國實力差距的縮小，采取相對收益的思維方式，在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收緊政策，導致中美經貿合作的蛋糕變小；在安全領域則表現為中美在亞太/印太地區的競爭走向集團化，美方鞏固和擴大其同盟加伙伴體系，中方則被迫構建自身的陣營，使地區國家紛紛選邊站隊，呈現冷戰對抗格局。
可控的競爭在政治上表現為雙方互不挑戰對方的政權和體制安全，在國際事務中遵守共同的規則，建立新的多邊機制旨在補充而非取代現有機制，雙方能夠接受對現有多邊機制的必要的改革和完善；經濟上不挑戰多邊機制及其規則，不破壞中美經貿關系的大局；安全上不搞冷戰式的集團對抗，不以武力解決彼此分歧。
可轉化的競爭在政治上表現為中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過程中向美國借鑒有益之處，美國學習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力，通過改革使國際機制更好地反映變化的力量對比，使其規范、規則更加公正合理；經濟上表現為做大中美經貿關系的蛋糕，動態地擴大各自的絕對收益；安全上正視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現實，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國際安全形勢錯綜復雜的背景下，美國歡迎中國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在中美競爭態勢更加突出、競爭面擴大的背景下，雙方面臨的重大挑戰就是如何管理和引導競爭。基于中美之間有可能出現的幾種競爭形態，要減少和避免對抗性或破壞性競爭，保持競爭的可控性，努力推動競爭的轉化。當前，鑒于特朗普政府對實力對比的高度重視和對美國國家經濟利益的狂熱追求，中方應以實力為基礎、以利益交換為手段，積極引導中美競爭。盡管摩擦和局部對抗不可避免，但在中美力量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在對華關系中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訴求不斷上升的大背景下，爭取中美競爭的可控甚至良性轉化是可能的。
四、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
從更宏觀的視野看，美國對華政策正在進入新階段。后冷戰時代貫穿中美關系的主線是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反應。依循這個脈絡，可以將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塑造中國，第二階段是保持美國的力量優勢，第三階段是維護和爭取美國利益。在第一階段，美國的政策目標是通過雙邊和多邊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為上影響中國，促使中國的內外政策朝著符合美國偏好的方向發展，確保中國崛起的進程在美國的掌控之中。在第二階段，隨著美國塑造中國幻想的破滅和中國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國的政策重點轉向保持對華力量優勢，以維持在對華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在第三階段，隨著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減弱甚至在某些領域力量或影響力優勢的喪失，美國對華政策將主要關注如何維護和爭取美國的實際利益。當然在實踐中，每個階段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并非單一和孤立的，而是多元和重疊的，但就政策的邏輯重點而言，階段性的特征是顯而易見的。
后冷戰時代，從克林頓政府的對華全面接觸政策，到小布什政府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再到奧巴馬政府強調中國應遵守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都是要塑造中國。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對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具體問題的處理（如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不擴散問題、網絡安全問題等等），既是要維護美國的實際利益，也是要影響中國的政策行為，這一階段隨著特朗普執政基本結束。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影響中國發展軌跡的能力和可行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坦言，面對全球范圍內日益激烈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美國需要重新思考其過去的政策，“這些政策基于這樣的假設，即與競爭對手的接觸并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將使它們成為良性的參與者和可信賴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該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17]雖然這里沒有點中國的名，但其所指顯而易見。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決定了他的對華政策重點是與中國開展力量的競爭，而不是試圖塑造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華政策進入了新階段。鑒于中國力量快速發展、與美國差距不斷縮小的大趨勢，維持對華力量優勢將是未來20~3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
特朗普政府正是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而加大對華競爭力度。雖然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聲稱“競爭并不總意味著敵對，也不一定會導致沖突”，[18]但特朗普執政團隊的保守偏激思維和強勢的行事風格有可能導致中美惡性競爭。經濟上，美方在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上采取的極端措施有可能導致中美貿易戰的發生。事實上，在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對進口鋼鐵產品和鋁產品征收高關稅（即“232措施”）后，中方宣布自4月2日起對自美進口的128項產品加征15%或25%的關稅，“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對中方造成的利益損失”。[19]中美貿易戰烽火已燃。接下來更大的較量將圍繞特朗普在3月22日作出的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決定進行。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必將以牙還牙，兩國貿易戰就會升級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雖然有理性的分析認為特朗普此舉更多是討價還價的伎倆，中美經濟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決定了雙方不至于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但給這輪較量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有賴于雙方付出艱苦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數百億美元中國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和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的決定并不完全是為了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問題，更是要通過阻撓“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實施，遲滯中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進步，使中國實力增長的步伐放慢，以達到維持美國對華力量優勢的目的。[20]這種基于相對收益思維的政策行為不僅會嚴重阻礙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更會加劇中美戰略競爭態勢。安全上，鷹派主導的外交與安全團隊會默許甚至縱容美國軍方在南海加大對華施壓力度；而“印太戰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國針對中國的實質性安全合作的增強，無疑將加大地區地緣政治分裂與對抗的風險。
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為了維持對華力量優勢，華盛頓除了加強硬實力（經濟、軍事、科技）的競爭外，也會注重軟實力的競爭，包括其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影響力以及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權。這一動向在奧巴馬時期已見端倪，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旨就是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雖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實力之爭，但未來美國政府有可能同時關注硬實力與軟實力，特別是在中美硬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的情況下，華盛頓將會更加重視維持軟實力優勢。由此一來，中美在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國際機制、規則、話語權方面的競爭將會加劇。
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階段，美國將更加注重與盟友和伙伴的協調。為了應對所謂中國“不公正的貿易行為”，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防止先進技術流入中國，美國正在積極與歐洲盟友（也許還包括日本）協調。在所謂抵制中國的“政治滲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掀起了一輪大合唱。在所謂“維護南海航行自由”和實施“印太戰略”方面，美國積極拉攏日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和印度等國參與。如果說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階段，與盟友的協調主要是規制和影響中國的話，到了對華政策的第二階段，與盟友的協調則旨在牽制、防范甚至壓制、遏制中國。
五、結語
當前中美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背后既有特朗普執政的個性因素，更有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趨勢性因素。隨著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中美關系的發展也會呈現出新的特點和新的互動形式。圍繞力量對比與利益分配的競爭這一現實主義特征會更加突出，而對雙邊關系進行有效管控的挑戰也會更加迫切。中美關系發展固然有其內在的規律，但這并不支持宿命論的觀點，而是對中美政策互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中國的對美政策而言，如何準確認識新的形勢，如何在新形勢下積極引導和塑造中美關系，是新的重大課題。對美外交一方面要汲取豐富的經驗積累，同時也要開拓新的思路、推出新的舉措、開創新的局面，推動中美關系朝著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美外交的理念與實踐創新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駕馭中美關系，也會豐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內涵。
【完稿日期：2018-5-3】
【責任編輯：肖瑩瑩】
[1]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戰略互動研究”（項目批準號17JJDGJW002）的研究成果。
[2] “U.S.PursuesConstructive,Results-orientedRelationshipwithChina:SeniorU.S.Official,” Xinhuanet,March13,2017,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3/15/c_136128598.htm.（上網時間：2018年2月27日）
[3]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ecember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上網時間：2018年2月27日)
[4]吳心伯：“中美關系的重新國際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2頁。
[5]例如，2017年11月特朗普訪華，中美達成了2500多億美元的貿易與投資協議，特朗普對此感到滿意，人們普遍以為中美經貿關系可以太平一陣子了，但沒料到特朗普回國后不久就對華采取了新的施壓措施。
[6]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p.17-20.
[7]DavidJ.Lynch,“TrumpReadiesTougher‘AmericaFirst’LineforChinaTradein2018,”December27,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7/12/27/trump-readying-shock-and-awe-response-on-china-trade-for-2018/?utm_term=.c296365b3652; AndrewRestucciaandDougPalmer,“WhiteHousePreparingforTradeCrackdown,”January7,2018,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01/07/trump-trade-crackdown-327283.(上網時間：2018年2月28日)
[8]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25.
[9]TheU.S.DepartmentofDefense,Summaryofthe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January2018,p.9,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上網時間：2018年3月1日)
[10]2017年11月12日，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外交部門的官員在越南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了正式會議；與此同時，四國官員還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峰會期間討論并同意重啟“四方安全對話”，這標志著四國合作的正式啟動。
[11] 秋田浩之：“美中沖突的DNA”，《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2月7日，第6版。
[12]KurtCampbellandElyRatner,“TheChinaReckoning:HowBeijingDefiedAmericanExpectations,”ForeignAffairs,March/April2018,pp.60-70.
[13]KurtCampbellandElyRatner,“TheChinaReckoning:HowBeijingDefiedAmericanExpectations,”p.70.
[14]HalBrands,“TheChineseCentury?,”TheNationalInterest,March-April2018,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hinese-century-24557.(上網時間：2018年3月7日)
[15]例如，克林頓執政之初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小布什執政之初關注來自中國的安全挑戰、后期則關注經貿問題，奧巴馬執政時期突出與中國在亞太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競爭。
[16]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強大的經濟可以保護美國人民，支撐我們的生活方式，并且維持美國的實力……經濟的發展和創新使得美國能夠維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并捍衛我們的國土安全”。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17.
[17]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3.
[18]Ibid.,p.3.
[19]中國商務部：“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中國決定對部分自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發表談話”，2018年4月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4/20180402726864.shtml。(上網時間：2018年4月3日)
[20]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8年4月3日公布“301調查”對華加征關稅產品清單，涉及“中國制造2025”計劃受益領域的產品，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總金額為500億美元左右。OfficeoftheUSTradeRepresentative,“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ReleasesProposedTariffListonChineseProducts,”April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上網時間：2018年4月4日)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篇3
特朗普當選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從表面看，中國有幾個理由對特朗普的當選感到滿意。中國官員和學者普遍對希拉里持負面看法，她是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政策主要推動者。一般來說，中國更喜歡共和黨總統，因為感覺親貿易的共和黨不會危及美中關系。但特朗普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人，而是代表一個新的、民粹主義派別。中國可能會歡喜特朗普拒絕TPP，但特朗普政府同樣不可能追求與中國的貿易協議。奧巴馬政府周五放棄了頒布TPP的所有希望，這一協定旨在保持美國在迅速增長的亞洲的經濟影響力，現在被一股隨著周二總統大選結果而達到高潮的反貿易政治情緒所葬送。在特朗普意外獲勝僅僅幾天后，美國官員說，國會共和黨領導人明確表示，他們在奧巴馬任期的剩余時間內不會考慮TPP。無法通過這項十多年來最大的貿易協定對奧巴馬來說是一個苦澀的挫敗，他對自由貿易遲來但熱烈的支持令民主黨分歧擴大，并對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造成影響。TPP的瓦解還打擊了美國在泛太平洋地區的威信，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彰顯其經濟實力，一些媒體開始預測“中國將成為贏家”。
特朗普在競選中還承諾對中國的出口征收高額關稅，阻止中國繼續“強奸”美國。另外，中國學者可能會在特朗普對美國亞太盟友非同尋常的立場中找到安慰。但同時也有跡象表明特朗普不會放棄美國的盟友。“特朗普面臨的中國經濟與8年前非常不同”，與上屆共和黨政府相比，特朗普將面臨一個大得多、更加成熟，但增長動力變少、正面臨一系列挑戰的中國經濟。中國一度由出口和投資驅動，但如今增長模式已經轉向更多地依賴消費和服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事務前主管普拉薩德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更大、更強、更有影響力的經濟體，美國能夠損害中國利益的想法不再是切實可行的威脅了。”
10日在記者會上回應特朗普此前宣稱將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45%的高額關稅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美經貿合作是兩國關系的“推進器”和“壓艙石”，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我相信，美國任何一個政治家，只要從本國人民利益出發，都會采取一個有利于中美經貿合作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篇4
過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
這個調整簡單來講就是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前面開展對華政策，三個基本點就包括脫鉤、限制和施壓。
過去中美關系都一直講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合作與競爭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后，經過一年的調整，明確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在這個理念下，美國要推進一系列的辦法阻撓甚至中斷中國崛起的過程，這就是打三張牌：脫鉤、限制和施壓。
脫鉤最理想的就是全面中斷中美經貿關系。因為美國在過去的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得益于美國的市場、資金和技術。如果在這三個方面全部切斷跟中國的聯系，是最理想的。但事實上辦不到，中美經貿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是當今世界上那么多大國里面所沒有的。如果美國要達到這個目標，他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因為在中國已經扎根的美國企業，面向中國市場的企業不可能再離開這個市場。那怎么辦？現在特朗普政府要做的就是兩個執行，一個是在技術上做。中國接下來經濟要實現質的飛躍要靠技術，所以如果在高技術上能夠在中美之間弄上一堵墻，防止中國在中美這里得到的技術，肯定可以大大地放慢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另外一個就是在國防產業鏈上要脫鉤。去年10月份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份報告，報告分析當今美國在國防工業上有280項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要依賴中國。也就是講如果中美發生戰爭，中國可以切斷美國的國防供應鏈。對美國來講，如果能夠打造一個在戰爭的環境下，還能夠安全運作的后勤，要防止在戰爭環境下中國的制約，美國已經下決心要跟中國脫鉤。包括很多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過去是利用中國的成本為美國的國防工業生產零部件，現在美國政府要求要么離開中國搬到越南、搬到印度，要么以后就不要拿國防部的合同，所以一定要在國防產業上實現脫鉤。美國依賴中國稀土的進口，沒有稀土，高精尖的很多裝備生產不出來。現在美國考慮，第一，能不能從其他國家得到稀土；第二，在技術上看看能不能實現迭代，用一種新的材料替代對稀土的依賴，這是當下美國推進脫鉤。
第二個，限制。前年底的時候，特朗普政府發布了第一份國家安全報告，里面講到一句話，中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在過去40年利用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對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開放。所以這句話就帶來了政策調整，現在要限制中國學生學者對美國去學習相關專業和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這個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了，現在限制越來越多。
第三，施壓。施壓的手段便是所謂中國的企業或個人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違反美國的相關政策等等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動。去年有件事情大家可能還有印象，就是美國以中國從俄羅斯進口蘇39戰斗機和s400防空系統為由，對我們中委裝備部部長進行制裁，這以前是沒有過的，就是中國從別的國家購買武器，美國要來制裁。又比如，美國對華為一系列的打壓措施等等，還有去年對中興采取的行動。所以這個方面美國正在做，而且采取的措施是越來越多，這就是我們講的當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中心和三個基本點。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系當然也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的中美關系的其他問題。第一個特點，中美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所謂結構性矛盾并非具體問題上發生的問題，如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知識產權問題，而是整體性的問題。
第二個特點，中美關系正在轉型。這個轉型就是從合作領域競爭層面到了競爭主導性。以前中美是合作與競爭并存，在奧巴馬的時候，中美之間的合作和競爭都在上升，經濟、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都在加強。但是在南海、亞太地緣政治，中美的競爭也在上升。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合作面在縮小、合作的動力在下降、競爭的領域在擴大、競爭的結構大幅上升，那么這也是過去40年中美關系沒有過的局面。
第三個特點，雙邊關系的縮水。過去一年，我們看到雙邊關系是大幅度的縮水，外交互動、經貿關系、人文交流都呈直線下降的趨勢。特朗普上臺以后，中美兩國領導人商量要走一個四大對話體系，全面經濟對話、外交與安全對話，還有執法與網絡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第一年，2017年四大對話機制先后成立。但是到了去年，勉強是走了一個外交與安全對話，其他的三個對話停止了，為什么？因為美國人覺得，第一，全面經濟對話，已經幾十年，沒有對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覺得從小布什搞到奧巴馬，每年都隆重登場，但是沒有解決問題，還不如直接來貿易戰就行了，所以他最后決定進行貿易戰，就是用對抗的措施、用貿易戰的措施來解決美國關心的問題。在人文和社會交流方面，美國認為不需要，因為現在是要限制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要踩剎車。在執法和網絡安全方面，美國覺得對話沒用，要單邊措施，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不管是民間的還是政府的，直接起訴他、通緝他，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問題。
未來40年，中美關系會怎么走？
第一，最后的中美關系會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之間的關系。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跟著美國走或者完全成為美國的一個俘虜，這個階段已經過了。中美之間大國的博弈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準備好沒準備好，這個階段已經到來了。
第二，合作會有新模式，競爭會有新規則。過去40年，這個合作基本上是我們珍惜美國對我們的支持。在我們經濟發展、在處理臺灣問題、在我們國內的政治問題等等，希望美國能夠理解，能夠支持我們。今后不一樣，今后美國也會越來越多的去找中國合作，因為中國有能力來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最近一段時間，特朗普就已經發現中國在試圖影響美國選舉，前面是講俄羅斯，現在是講中國。所以以后我們能夠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能力和手段會越來越多，所以中美之間的合作肯定是要雙向的。競爭會有新規則，中美正在進入一個戰略競爭時代，但是很多規則還沒有或者講這些規則是由美國來建立的。今后不一樣，規則要雙方一起商量，南海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網絡安全問題是另外一個例子。中美之間競爭不可怕，關鍵是要有規則。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最后爆發全面的軍事沖突。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希望不會，但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講會或者不會。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是存在的，這個風險會是變化的。如果從1-10的話，也許有時候我們處理的不好可能就會上升到8、9，甚至真的會爆發戰爭，那就是10。處理的好，可能以后就會是4或者是3，就是中美之間的摩擦和沖突的趨勢如何避免，關鍵是降低大國沖突的風險，這就需要我們在外交上很好地處理跟美國的關系。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的風險指數，是我們今后要研究和處理的東西。
最后，相信只要中國保持好國內良好發展的信心以及外交上吸取過去40年的經驗，今后我們能夠跟美國建立一個更加完整和平衡、兼顧競爭和合作的關系。所謂的平等，以前美國是老大，今后會更加平衡，平衡也就是意味著可能今后我們對美國的依賴會下降，從經濟上、從科技上、從人文交流，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某種意義上肯定還是靠自己，因為沒有中興、沒有華為這些事件出來，可能我們還不會下定決心要在高科技方面自給自足，就像當年如果蘇聯不撤走專家的話，可能后來我們的原子彈、我們的核潛艇還是要靠蘇聯，我們才能夠制造得出。蘇聯一走，我們花了幾年也自己造出來了。中美也一樣，就是現在美國給我們的鍛煉比十年前給我們的鍛煉要好的多，所以現在美國人也很能講現在要跟中國脫鉤，即使做得到，也已經太晚了。雖然特朗普把中美關系定義為全面性的戰略競爭，但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這個合作的需求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是經濟上，在很多國際問題、地區問題、新的領域等等，只要美國想推進這些事情就離不開中國，比如朝鮮半島、阿富汗、伊朗，哪一個事情離得開中美合作，所以中美關系肯定會繼續是兼顧競爭和合作。但是在新的形勢下，競爭更加突出，競爭帶來摩擦和對抗的風險更大。因此，對美外交就會面臨過去40年可能都沒有面對一些新的課題。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要考慮的就是中國的大國外交要有新格局、新布局、新謀略、新戰略、要有新思路，然后才能夠走出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