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之所以是偉人，是因為他不僅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想貫穿時空。他與我們同在，也與山川同在。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周恩來傳讀后感的文章9篇 ,歡迎品鑒！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1
根據中央有關通知精神，為深入推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按照科技部統一安排，社發司分三批觀看了《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電影。大家談感悟、學精神，普遍認為電影真誠感人，傳遞了巨大的正能量，為做好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樹立了榜樣，紛紛表示將這部電影作為生動教材，推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扎實開展。
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是以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遭遇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在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為背景，講述了周恩來到革命老區河北邯鄲武安伯延考察調研時，夜以繼日走村入戶，深入進行調研的感人故事。它不僅詮釋了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更給廣大黨員干部上了生動的一課。在當前全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該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深入群眾交流，認真聽取意見
影片中公社主任郭鳳林為避免給黨和國家添麻煩而選擇隱瞞真實情況時，周總理甩開干部訪貧問苦，多次深入群眾家中探訪，認真了解了大食堂及村干部作風的各種問題。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法寶，也是我們開展工作、加快發展的根本方法，領導干部要想真正掌握事實、體察民意，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
近期由司領導帶隊，深入基層科研單位召開座談會就是與一線科研人員零距離聽取意見，體察民心的舉措，以務實的工作作風繼承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
二、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時分析不足
周總理來到伯延調研的初衷就是要發現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由于中央政策的偏差給群眾帶來的困難，周總理真誠道歉，呈現了老一代革命家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總要求是“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這是黨的優良傳統在新時代的拓展和延伸。結合社發司實際，我們要以這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為契機，認真查找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深度剖析，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真正的推動社發司在業務層面的提升。
三、強化執行能力，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效率
周總理在了解到真實的群眾意見后，連夜整理分析上報，調整農村政策，取消了大食堂分戶吃飯，使問題得到了及時有效的解決。我司是業務司，在科技領域相關政策的制定和科技計劃的管理過程中對于科研單位及科技工作者的意見和建議要認真對待，有效落實。
四、弘揚清正廉潔，杜絕鋪張浪費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水和糧食都來之不易，影片中當周總理看到村干部為他準備的紅燒肉和雞蛋時，已經邁過門檻的腿又邁了出來，從多處細節反映了總理務實清廉的工作作風。廉潔自律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清正廉潔，自覺接受群眾監督，把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黨同志的思想和行動中。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2
戰斗“疫情”和復工復產之際，我觀看了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不知不覺地流了淚。我被周恩來總理平易近人，體恤民情，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品行，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真誠發現真實情況、敢于擔責、勇于向黨中央反映實情的作風深深感動。
1961年新中國面臨三年自然災害，大病初愈的周總理到河北省邯鄲市伯延公社調研，在將近100個小時的時間里，夜以繼日走村入戶，忘我工作，其故事其細節令人感動至深，他充分展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心一意為民情懷，敢于擔當高貴品質。而在現實中，常常耳聞和見諸報端是某些領導到基層調研，是隔著玻璃看一看，住進賓館聽聽匯報，拿著文字材料回單位匯報，這種華而不實，貽害百姓的作法，令群眾深惡痛絕！
感動于周總理親民愛民的情懷。一國之總理給小學汪老師穿鞋，用自己的錢幫老大娘把壽材重新買回來，栽地瓜苗時把一碗水留給群眾而自己只喝一口水，與夫人鄧穎超商量收養張二廷的最小孩子…周總理心里只裝著人民群眾，一心為了群眾。這些點滴作法，如今對于有些干部戴了帽子歪了嘴，有的明哲保身保烏紗帽，糊弄上級欺騙百姓；有的貪圖享受、收受禮金、貪污公款，敗壞了干部形象，敗壞了黨風；其官僚主義，當查；其享樂主義，當誅！其觸犯黨紀一律應嚴懲！
感動于周總理與群眾同甘共苦。公社主任郭鳳林給年事已高的周總理準備了豬肉、雞蛋菜肴，周總理沒吃，而是與社員一起喝著稀湯，吃著窩窩頭，連清碗的水也節約下來，第一天周總理僅吃半碗稀飯。周總理挺著疲憊虛弱的身體，與群眾一起勞動插地瓜苗，大雨夜給救地瓜苗的鄉親們送糖水。如今，有的干部穿名牌，坐高檔車子，住豪華賓館，吃山珍海味，攀比享受等，其脫離群眾，當罰；其奢靡之風，當殺！其觸犯國法一律應嚴懲！
感動于周總理聽真話、講真話。1961年5月3日，周總理一行來到伯延時，新中國正面臨旱災和饑荒，伯延沿路的枯樹便是無聲的證明。然而，從公社主任到老鄉們，沒有人愿意告訴總理饑餓的實情，老區人民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給領導添麻煩，替國家分憂，“善意隱瞞實情”。但周總理四天不停地深入農家，走訪了幾十戶農戶，調查研究，用真情打動群眾，促使張二廷等“放炮”，獲得“大食堂吃不飽”“少數干部多占”真實情況；進而敢于擔責，毅然向毛主席匯報實情，使黨中央及時糾正錯誤，促使伯延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集體食堂的人民公社。現實中，一些地方群眾不敢說真話，愛唱贊歌；干部也聽不進批評意見，甚至打擊報復說真話的群眾，這些行為，必須糾正！否則禍國殃民！
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和改進作風建設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有效途徑，必須聚集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以作風建設新成效匯聚起推動改革發展的正能量。講認真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態度，必須做到無私無畏、敢于擔當，把認真精神體現到黨內生活和干事創業方方面面。”這些講話高屋建瓴，是真知灼見，是金玉良言，我們要以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榜樣，努力改造非無產階級世界觀，堅決反對“四風”，反對瞞上欺下，腳踏實地改進不足，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進一步樹立忠誠為民務實清廉形象。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3
“珠玉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這句話出自誰人之口，我已想不起來了，但認為將其用在周恩來身上，則再貼切不過。在我眼中，周恩來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養和學養，又有著廣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歲月的煙塵非但沒有淹沒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讓人對之懷想萬端。在周恩來110周年誕辰之際，我愿將多年來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隨筆的形式寫出來與大家分享，同時權當一段不可忘卻的紀念。
一、家族背景對周恩來的影響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在血統上與魯迅先生為本家。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周慶為周氏遷紹始祖周茂之曾孫，字德芳，贈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監察御史。歿后與妻合葬紹興破塘殷家塢山麓。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以國民黨軍政部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傳抗日的名義赴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他在瞻仰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系，凡14條，共248字，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屬于紹興寶佑橋周氏的一個支房。
在歷史上，紹興乃物華天寶、人文薈萃之地。周恩來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在五位舉人中，有四位是周恩來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堯、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點是有外出當師爺的傳統，推崇一種“溫、良、恭、儉、讓”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發達。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卻在中國行政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科舉出身的官員，上到六部顯秩，下到知府縣令，多數人僅通曉詩書禮樂等一般知識，所以一旦接觸實際政治，特別是碰到刑名、錢谷等專業知識便顯得力不從心。這就為掌握專門知識的師爺們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臺。
紹興師爺子承父業，家學源遠流長，世家子弟寫公文信函簡練得體，言談舉止不溫不火，律令法規、成例前案爛熟于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在行，更兼熟悉政壇掌故、民間習俗，所以最能應付場面，為主官排擾解難。師爺還是聯系官與吏的紐帶，許多事情吏可瞞官，但不可瞞師爺，因而師爺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隨時注意疏通關節，由此可見師爺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學家陳幾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紹興當知縣，文中說到，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師爺全出自紹興，師爺的父兄教化好了，他們就可以教化好師爺，從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很受朝廷賞識，河南官場中人人都說他依賴一位名叫鄔思道的紹興師爺，以致雍正帝在批復田文鏡的奏折時也隨便問鄔先生好，對鄔師爺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贊賞。
周恩來的祖父周攀龍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并在此定居下來。周恩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淮安周家的紹興氣氛是很濃的，所以周恩來總是強調自己“原籍紹興”。對師爺的思維方式、工作特點、生活習俗等，周恩來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么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么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另據周恩來的秘書馬列回憶，周恩來曾向他們介紹過師爺的工作方法：為主官準備材料齊而全，并提出幾種處理方案，供主官選擇。
家族傳統猶如一個“文化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多少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在周恩來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家族前輩某些群體性格的影子，如謙恭有禮、勤懇謹慎、精明干練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懷等。周恩來的堂伯父周和鼐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為人生歸宿。他1907年做江蘇巡撫陳夔龍的總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軍李純處當主任秘書。周恩來與他的交往頗為密切。周和鼐的長孫周爾流說：“我們周家是個受儒教影響比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為清末舉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給七伯（即周恩來）一定的影響和支持，這都是肯定的。”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研究周恩來時有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即為什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這頂桂冠”。的確，周恩來投身革命后，從來沒有謀求最高領導地位的愿望，盡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機會。他一貫能夠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為新的領袖所器重，成為領袖的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來這種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與他的家族文化習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連。周恩來在談及與毛澤東的關系時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戰略的，我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是自謙之詞，但也反映了他甘當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傳統，家庭生活對周恩來思想性格的影響也不可小視。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后……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魯小和學做師爺，但未學成。他后來長期奔波在外，謀一些小差事，一個月的工資從未超過二十元。因此，周恩來是在濃厚的母教氛圍中長大的。他以后在回憶早年經歷時說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我的性格是有影響的，缺少那種野性。”
周恩來雖然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輩已經衰落，家中的進益甚至不能維持生活。從六歲開始，他就隨兩位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搬遷漂泊，而且家中的變故也尤為劇烈。在九歲到十歲間，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帶著兩個弟弟在族人的幫助和接濟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來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金沖及先生主編的《周恩來傳》還披露了一個細節：少年周恩來在家中墻上貼一張紙，按封建家庭的習俗，“把親戚們的生日、死期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幼承家計的經歷使周恩來積累了一定的辦事和協調能力，同時也培養了他柔中帶剛、愈挫愈奮的心理品質。明乎此，有助于我們理解周恩來后來成為國務活動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隨伯父周貽庚到東北求學的周恩來，常常被濃烈的懷鄉思親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開求學時的一篇作文中寫道：“余幼失怙恃，依于從父，津遼七載，所系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愿。”有年除夕，同學們大多回家了，他的這種感情更難抑制，悲慨躍然紙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團聚時耶？余也何如父母雙亡，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詩經·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詩，語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等。翻閱周恩來的旅日日記，懷鄉思親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想起來這個年，我們家里可以說是極難堪了，東西南北，分散各處。比著說，還是我處境稍優呢。撫心自問，我實在是不安，翻來覆去，也睡不著了。”
周恩來對家族倫理情感的強烈渴求，在求學過程中便轉換成為身邊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說：“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于公眾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他在學校甘于奉獻，凡力所能及之事，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仿佛“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但自己“覺倍有樂趣存于中”。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他作了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與“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種謙抑虛受的品性。他從不鋒芒畢露，而是事事處處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大家公認他出力最多，但周恩來卻堅持推舉張瑞峰擔任會長。1916年初，他在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同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早年周恩來志向遠大，但在對待名利上卻展現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懷。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所以，盡管周恩來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溫情，但后來長期的政治生活又錘煉和豐富了他的性格結構。毛澤東曾以“虎氣”和“猴氣”自喻，而日本學者梨本佑平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周恩來的體內，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他有時也是“尖銳嚴厲的”。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剛柔相濟之人，毛澤東剛中帶柔，而周恩來柔中帶韌，這正是他們在互補互濟中成就巨大功業的性格基礎。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4
在法國巴黎，有一座名叫《他們締造了二十世紀》的墻。這是一幅面積達880平方米的巨型壁畫，上面繪有20世紀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等。其中只有兩個中國人：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身穿西服，神采飛揚，炯炯有神的雙眼凝望著世界的東方，顯現出他對于祖國發展的無限期待。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
國仇家難，從小教育了周恩來，使他懂得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一次，校長在課堂上問大家為什么讀書時，才12歲的周恩來就答道：
“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這一誓言，此后貫徹在他的一生中，滲透在他的各項活動中。
青年時的周恩來先后去了幾個國家，最后認定：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此他加入了在巴黎的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八個發起組之一，周恩來成為黨的創建人之一。從此，周恩來一直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
后來他又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斗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么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并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么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最令人敬佩的是周恩來始終堅持著共產主義信念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病中，他對關心他的親屬講：“這有什么著急的？共產黨員要唯物主義嘛！人生的規律都有這么一天，應該相信規律。”他確實對自己個人離開人世沒有絲毫掛慮。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鄧穎超同聲吟唱《國際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來微睜雙眼，對病床前的醫生吳階平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們。”
這是周恩來所說的最后一句話，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別人。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一代偉人周恩來溘然長逝，終年78歲。“巨星殞落，人們相告不成聲，欲言淚復垂。”億萬人民和國際友人沉痛悼念周恩來。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奮斗，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祖國的富強，為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的目標。
周恩來是多么的偉大，我們應該學習他實事求是、嚴謹細致，求真務實的精神。做到周恩來同志生前提出的“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如若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到其中一點的話，我相信我們的祖國一定會更加繁榮富強！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5
對于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戰爭的陰影已經不是那么明顯的烙印了。動蕩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對于那些帶領著人民走出硝煙的英雄們，尤其是周總理，卻仍然熟悉。打我記事以來，周恩來總理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偉大的人，讀了《周恩來傳》對他的了解更是全面。周恩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總理的童年充滿著艱辛。由于周總理最小的叔父沒有孩子，周總理便被過繼給了叔父，叔父病逝后便跟著叔母生活，叔母守寡后便把全部的身心放在來周總理身上，叔母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家，性格溫和，喜靜，她經常陪著周總理在房間里讀書，講故事，周總理回憶時總說自己溫和的性格多半是由此而來的。但不幸的是叔母很快也去世了，才十歲的他就開始承擔起一家之主的重擔，照顧兩個年幼的弟弟，打理家事。也許正是這段特殊的時期造就了他的堅忍不拔、沉穩不屈的性格。
“時勢造英雄，英雄平亂世”這句話著實不錯，正是童年開始的磨難成就了他，而著名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則是他在南開中學上學是開始呼吁的。周總理的一生都是在為中華的崛起奮斗，雖身居高位卻嚴格要求自己，從來不貪圖享受。有一次總理身邊的警衛乘總理出去訪問的時候添置了一點簡單家具;一個落地臺燈，一對沙發，一塊地毯，鋪設了木地板。因為辦公的地方環境不是很好，總理又每天工作很長時間，警衛就貼心的做了一些小改動，但是總理回來后卻十分生氣，強烈要求將這些東西撤去。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事情，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總理一絲不茍，一心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在我看來，這正是童年的磨難帶給他的----勤儉樸素，務實工作。
看看周總理的奮斗，再看看現在正在學校學習的學生們。其它不說，就說我們大學生吧，個個人高馬大，營養豐富，伙食跟幾十年前的相比就是云泥之別，但是在路上仍可以聽到許多人不停的抱怨食堂的飯難吃死了等等；時不時還抱怨天氣這么熱，空調也沒有；甚至還有人把逃課當成家常便飯。當然我指的是個別學生，他們花著父母的錢，天天購物、KTV、聚餐，完全拋棄了艱苦樸素的中華傳統美德。別說這些同學，就連像我一樣普通的大學生，捫心自問你為國家，為社會或者是為自己的家做過什么？憑什么坐享其成，有什么資格呢？
這樣想來，我反而覺得身處這樣的環境幸福但不利于我們的發展，逆境才能促使進步，有的時候磨難就是一種收獲，雖然有時這些經歷并不是多么的愉快，但是這些刻骨銘心的經歷卻會在某一天給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收獲。正如周總理也許也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經歷能為自己帶來如此大的影響。
我們應該向周總理學習，我們要學會“居安思危”，不要再抱怨生活，要懂得欣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要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對待任何事情都要認真謹慎。為了自己，為了家庭，為了社會，更為了國家，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不要辜負先輩們為我們創下的這個幸福環境。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6
周恩來，對于80后的我來說，是一位從小學課本里、從電視里認識的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偉大而崇高的形象扎根于內心深處，不曾褪色。今天，他再次從銀幕出現在眼前，依然那么熟悉、那么親切，像他身上陳舊的衣服—質樸而干凈地真切。
如果從影片本身來說，雖我不是一個懂藝術的人，但是在我看來，影片所展現出來的“客觀再現”本身已經擺脫了“藝術”粉飾、浮夸的束縛或者套路。沒有粉墨登場、沒有虛張聲勢、沒有故作牽強，于是乎，影片的這種樸實的觸角已自然而然觸及到每個普通人的心靈。或許，這種真實、這種純粹、這種灰白底色本身就是打動人心最強大的力量。
那是一個困難的年代，人們在生存線上掙扎、受難，村兒里的樹葉已被摞光當糧食充饑，村主任為了“面子”背離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向周總理匯報虛假的現實狀況，正如今天有些領導干部為了“面子”搞打腫臉充胖子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來忽悠上級領導干部。難能可貴的是，周總理沒有“車輪轉一轉、手指一指”忽悠著“被忽悠”，而是腳踏實地、身體力行搞起了真材實料的“調研”。他走進困難群眾家、和老黨員談心請教、要求大家講問題、擺事實、走上田間地頭和農民一起勞作……他用筆記錄下他所看到的、所親身體驗到的農村問題，他用心感知著農民生存的疾苦，他用一個總理應有的憂國憂民情懷與責任態度為群眾能過得一天比一天好而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夜色中的那扇窗映著總理的身影，也照亮了那個積貧積弱年代群眾們心中的希望。周總理的“四個晝夜”何嘗不是對“實地調研”的最好詮釋，又何嘗不是對今天的領導干部如何開展“調研”的最好鞭策。
在那個困難的年代，活著意味著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腳下才能有路、未來才有希望！周總理親自來到那個窮鄉僻壤的地方--伯延，他走街串巷，他為生病還堅持上課的赤腳江老師穿上那雙已經不合腳的鞋，他吩咐把特意為他準備的紅燒肉分給群眾吃，他把自己和夫人的工資拿來給孩子買衣服、給老人備棺材……這些對于那里的、那個時代的群眾，意味著什么？在我看來，它超乎了黨關心底層群眾的感動，它意味著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總理和苦難群眾在一起！“在一起”，它所傳遞出來的淳樸與真摯的強大情感足以讓群眾心里有底氣、有依靠、有寄托、有信心！他用愛、用責任、用擔當為群眾筑起不倒的精神豐碑。
有一種眼神，充滿希望，那是群眾望向周總理的“信任”；有一種信念，充滿力量，那是百姓對黨的信仰；有一種精神，充滿正能量，那是中國苦難人民生的勇氣與斗志。周總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段困難的歲月，他像每日升起的太陽一樣，給苦難中的人們帶去光明、帶去希望、帶去溫暖，在那個物質匱乏、精神貧瘠的年代成了人民群眾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一個人的一生需要導師，一個時代的命運需要偉人，一個民族的希望需要精神領袖。周總理，無疑是那個時代人民群眾心中的精神領袖。
群眾看見周總理就如突見很久不見而重逢的親人會熱淚盈眶，老大媽會那么幸福地將自己備的棺材拿去換成面粉給周總理做搟面吃……那種無法掩飾、發自內心的情感流露樸素地足以感染人心。周總理，之所以讓人民群眾如此愛戴，與其是說因為他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黨，不如說他把畢生的愛奉獻給了人民群眾。
“周總理”，這個飽含深情的稱謂在幾代人的心里，似乎已經不再是一個職位，儼然已成一個愛戴的尊稱、一份虔誠的懷念。席間，會聽到淺淺的“唏噓的嘆息”，我知道如泉水般清澈而感動的淚水讓氣息的律動有了顫抖。我也深知在座的黨員干部能有這樣的情感流露—中國的未來值得期待！
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幸福，這是好事，但是作為領導干部，依然不能放松自己身上的責任與使命，因為中國正處于轉型期、各種矛盾凸顯，貧富差距、民生問題、國際挑戰依然嚴峻。中國的未來依然需要越來越多像周總理一樣的領導干部，真正擁有一顆純粹為人民服務之心，真正堅定民族復興的信念，真正肩負起人民幸福、國家富強的重任，把自己真正融入人民群眾中，融入國家的命運中。
干群的血肉關系不可模糊、更不可疏遠。民心聚需要干群同呼吸、共命運，國家昌需要干群眾志成城、同舟共濟。今天，有少數領導干部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甚至傷害群眾，有少數領導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于人民的幸福不顧、于國家的前途不顧，這樣的所作所為、這樣的思想境界于“領導干部”的身份與職責是何等不相稱、又是何等羞愧與渺小。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我看來，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它所傳播的正能量，希望能讓“迷途”的黨員干部自警、自省、自我鞭策、重塑信念、堅定使命，也希望我們的黨員干部能夠少一分浮躁、少一分急功近利，多一份腳踏實地、多一份求真務實、多一份為這個國家真正做點什么的歇斯底里，為“中國夢”的騰飛多一份純粹的偏執。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7
“珠玉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這句話出自誰人之口，我已想不起來了，但認為將其用在周恩來身上，則再貼切不過。在我眼中，周恩來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養和學養，又有著廣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歲月的煙塵非但沒有淹沒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讓人對之懷想萬端。在周恩來110周年誕辰之際，我愿將多年來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隨筆的形式寫出來與大家分享，同時權當一段不可忘卻的紀念。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在血統上與魯迅先生為本家。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周慶為周氏遷紹始祖周茂之曾孫，字德芳，贈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監察御史。歿后與妻合葬紹興破塘殷家塢山麓。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以國民黨軍政部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傳抗日的名義赴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他在瞻仰祖屋時，親筆在《老八房祭簿》上續寫譜系，凡14條，共248字，有關他本人的一條如下：“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屬于紹興寶佑橋周氏的一個支房。
在歷史上，紹興乃物華天寶、人文薈萃之地。周恩來所屬的寶佑橋周氏，僅在清代就出過兩位進士、五位舉人。在五位舉人中，有四位是周恩來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堯、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點是有外出當師爺的傳統，推崇一種“溫、良、恭、儉、讓”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發達。元明以降，全國師爺大多出自紹興，故有所謂“無紹不成衙”的說法。師爺雖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卻在中國行政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科舉出身的官員，上到六部顯秩，下到知府縣令，多數人僅通曉詩書禮樂等一般知識，所以一旦接觸實際政治，特別是碰到刑名、錢谷等專業知識便顯得力不從心。這就為掌握專門知識的師爺們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臺。
紹興師爺子承父業，家學源遠流長，世家子弟寫公文信函簡練得體，言談舉止不溫不火，律令法規、成例前案爛熟于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在行，更兼熟悉政壇掌故、民間習俗，所以最能應付場面，為主官排擾解難。師爺還是聯系官與吏的紐帶，許多事情吏可瞞官，但不可瞞師爺，因而師爺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隨時注意疏通關節，由此可見師爺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學家陳幾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紹興當知縣，文中說到，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師爺全出自紹興，師爺的父兄教化好了，他們就可以教化好師爺，從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很受朝廷賞識，河南官場中人人都說他依賴一位名叫鄔思道的紹興師爺，以致雍正帝在批復田文鏡的奏折時也隨便問鄔先生好，對鄔師爺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贊賞。
周恩來的祖父周攀龍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并在此定居下來。周恩來回憶說：“我的家庭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淮安周家的紹興氣氛是很濃的，所以周恩來總是強調自己“原籍紹興”。對師爺的思維方式、工作特點、生活習俗等，周恩來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會議上說：“我們沒有土地，為什么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么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滄州師爺也是由紹興遷到滄州定居的），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另據周恩來的秘書馬列回憶，周恩來曾向他們介紹過師爺的工作方法：為主官準備材料齊而全，并提出幾種處理方案，供主官選擇。
家族傳統猶如一個“文化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多少都會受到它的影響。在周恩來身上，我們不難看出家族前輩某些群體性格的影子，如謙恭有禮、勤懇謹慎、精明干練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懷等。周恩來的堂伯父周和鼐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為人生歸宿。他1907年做江蘇巡撫陳夔龍的總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軍李純處當主任秘書。周恩來與他的交往頗為密切。周和鼐的長孫周爾流說：“我們周家是個受儒教影響比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為清末舉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給七伯（即周恩來）一定的影響和支持，這都是肯定的。”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的行事風格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英國作家迪克·威爾遜在研究周恩來時有一個困惑不解的問題，即為什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這頂桂冠”。的確，周恩來投身革命后，從來沒有謀求最高領導地位的愿望，盡管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機會。他一貫能夠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專業知識為新的領袖所器重，成為領袖的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來這種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與他的家族文化習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連。周恩來在談及與毛澤東的關系時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戰略的，我只能搞點戰術，當助手是否當得好，還沒有把握。”這雖是自謙之詞，但也反映了他甘當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傳統，家庭生活對周恩來思想性格的影響也不可小視。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后……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魯小和學做師爺，但未學成。他后來長期奔波在外，謀一些小差事，一個月的工資從未超過二十元。因此，周恩來是在濃厚的母教氛圍中長大的。他以后在回憶早年經歷時說過：“母教的過分仁慈和禮讓，對我的性格是有影響的，缺少那種野性。”
周恩來雖然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輩已經衰落，家中的進益甚至不能維持生活。從六歲開始，他就隨兩位母親一次又一次地搬遷漂泊，而且家中的變故也尤為劇烈。在九歲到十歲間，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帶著兩個弟弟在族人的幫助和接濟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來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金沖及先生主編的《周恩來傳》還披露了一個細節：少年周恩來在家中墻上貼一張紙，按封建家庭的習俗，“把親戚們的生日、死期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幼承家計的經歷使周恩來積累了一定的辦事和協調能力，同時也培養了他柔中帶剛、愈挫愈奮的心理品質。明乎此，有助于我們理解周恩來后來成為國務活動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隨伯父周貽庚到東北求學的周恩來，常常被濃烈的懷鄉思親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開求學時的一篇作文中寫道：“余幼失怙恃，依于從父，津遼七載，所系夢寐者，亦僅思瞻我鄉土，樂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難遂愿。”有年除夕，同學們大多回家了，他的這種感情更難抑制，悲慨躍然紙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團聚時耶？余也何如父母雙亡，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詩經·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詩，語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等。翻閱周恩來的旅日日記，懷鄉思親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想起來這個年，我們家里可以說是極難堪了，東西南北，分散各處。比著說，還是我處境稍優呢。撫心自問，我實在是不安，翻來覆去，也睡不著了。”
周恩來對家族倫理情感的強烈渴求，在求學過程中便轉換成為身邊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說：“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于公眾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他在學校甘于奉獻，凡力所能及之事，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仿佛“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但自己“覺倍有樂趣存于中”。從南開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他作了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與“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種謙抑虛受的品性。他從不鋒芒畢露，而是事事處處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張瑞峰、常策歐等發起成立“敬業樂群會”，大家公認他出力最多，但周恩來卻堅持推舉張瑞峰擔任會長。1916年初，他在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同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早年周恩來志向遠大，但在對待名利上卻展現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懷。
當然，一個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所以，盡管周恩來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溫情，但后來長期的政治生活又錘煉和豐富了他的性格結構。毛澤東曾以“虎氣”和“猴氣”自喻，而日本學者梨本佑平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周恩來的體內，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他有時也是“尖銳嚴厲的”。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剛柔相濟之人，毛澤東剛中帶柔，而周恩來柔中帶韌，這正是他們在互補互濟中成就巨大功業的性格基礎。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8
周恩來的人格風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為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他以廉養德，自奉甚儉，曾經自勉勉人地說：“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于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但周恩來嘉惠后世的精神遺產遠不僅是官德官品，而是體現在諸多方面和層次上，特別是他的務實主義的政治哲學、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在當下的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前者表現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普遍共識，后者則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周恩來精神遺產的大部分是務實主義，他曾試圖以此穩步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毛澤東相比，他是“建筑師”而不是詩人。周恩來富于遠大的理想，但這并不妨礙他對眼前的局勢作出盡可能切實的判斷，并以真實可見的成就為滿足。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著重談到防“左”的問題，他說：“我黨歷史上右傾錯誤短，易糾正，‘左’傾錯誤的時間長，不易糾正。”全面經濟建設展開后，他多次告誡黨內干部，因為中國的經濟文化基礎落后，大家的知識這么有限，對于建設、對于科學的經驗又這么少，因此“建設也許比革命更困難”，萬勿以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隨著《共同綱領》退出歷史舞臺，在經濟建設上一種貪多求快的心理氛圍逐漸形成，表現為各部門在發展目標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結果造成生產關系急劇升級和生產資料的全面緊張。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溫，旗幟鮮明地反“冒進”，結果受到嚴厲的批評。“大躍進”的挫敗從反面印證了周恩來務實主義精神的可貴，同時也把調整國民經濟的重任壓在了他的肩上。在艱苦卓絕的調整時期，周恩來直言不諱地說，由于“大躍進”的折騰，農民的底子甚至不如開國初期，因此，他強調建設時期絲毫大意不得，要“戒懼恐懼”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與埃德加·斯諾談起抽象派的藝術品，周恩來問道：“抽象派有什么含義呢？如果沒有意義，對人民有什么價值呢？”這個細節表明，周恩來時刻考慮的是如何創造真實可見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虛的東西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人們也許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就是當時以政治統攝經濟的習慣作法，導致經濟技術工作要么是因為政治活動而受到排擠，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離自身發展的規律，而很少能夠獲得應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進。這也成了周恩來甚為苦惱的事情。周恩來認為，現代化建設固然要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指導，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任意放大意識形態在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識）和技術（專業知識）的關系上，周恩來明顯地傾向于后者。
經考證，早在1939年，周恩來就發表過這樣的見解：“現階段還是政治為主，學術為輔，學術為政治服務，學派也不能代替黨派。但到將來建設時期，就可以以學術為主了。學術領域很廣闊，到那時不發展科學技術，就無法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這一遠見卓識在后來周恩來的行政實踐中得到了頑強的體現。建國初期，政治運動很多，許多大學教授無法集中精力鉆研業務，此種現象使周恩來憂心忡忡，他說：“我們應該看到，業務里面也有政治。使業務有利于人民，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業務有利于人民，這也是政治學習。”他甚至把當時政府機關取消每天一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稱為“一大德政”。為適應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周恩來這樣告誡從事組織工作的干部：“培養建設人才，是擺在你們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這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這段話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來的政治風格，也是對他建設時期要“以學術為主”的觀點的有力印證。現在黨中央一再強調“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下大力氣解決最為緊迫的民生問題，從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角度來考察，的確來之不易，不失為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提出的有長遠價值的思維方法，同時也是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
早在革命時期，周恩來在處理黨內矛盾和統一戰線問題時，就表現出卓越的“求同存異”的才能。上世紀50年代則是他的這一思想大放異彩的時期。這時候新中國欣欣向榮，百廢待興，無論國內外都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致力于恢復經濟和工業化建設。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周恩來指出：“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骨水泥那樣強有力的東西。科學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質組合、統一起來，難道不能把有不同見解和脾氣的人統一起來嗎？我們在自己的隊伍中，就是要強調統一與團結。統一矛盾并不妨礙個性的發展。”周恩來相信，“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具有廣泛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不同領域、不同范圍、不同性質、不同內涵的團結工作、統戰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將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異”四個字。后來它作為體現周恩來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傳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紀30年代就訪問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說過：“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終其一生對內對外都起著這樣的作用。‘周恩來主義’立基于聯絡，尋找共同立場和結合的紐帶。”
“求同存異”是包含差別性的統一。它與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所謂“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協調與協和，即包含差別、對立的有序結構，而不是無差別的絕對統一。“求同存異”還受到中國古代“大同”思想的啟迪。周恩來說：“中國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會’，比外國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這個字似乎要恰當一些，因為中國人叫‘大同’，就說明了有‘小異’，人的關系也是這樣，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有著不同，或大同而小異，這樣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周恩來深知，多樣性和豐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內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況下，差異與其說允許存在，毋寧說應當歡迎。“求同存異”的思想有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表現形式，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展。
從“大同社會”的理想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都富于鮮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來“求同存異”的思維方式無疑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石。當然，正如“求同存異”不是要消除差異，構建“和諧社會”也不意味著回避和掩蓋矛盾。差異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有用適當的方式統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穩定和社會進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統一矛盾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樣也給我們留下了可貴的精神遺產。他說過，所謂“辯證法”，就它的詞源學意義上講，意思就是進行“論戰”，真理越辯越明，人們在思想上要想達到共同點，離不開討論或辯論。表面上的一團和氣，看似一致，實則無助于問題的解決。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力主在人民代表會議上確立辯論的制度，并要從小組辯論擴大到大會辯論。“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見，政府要出來回答。回答對了，人民滿意；不對，就可以起來爭論”。他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不能學”，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周恩來的觀點給我們的啟示是；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建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就談不上和諧。人大代表必須有議政和辯論的本領，必須掌握溝通、談判和妥協的藝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從生動的實踐中接受民主的訓練，增強對社會主義民主的信心，從而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
周恩來傳讀后感篇9
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有不少人通曉中國傳統文化，而周恩來和毛澤東又最為突出。周恩來幼承庭訓，求學期間又刻苦自勵，對博大精深的國學涵詠默會，故對于儒、道、墨、法等傳統學派均有精到的體悟。但中外人士談及周恩來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大多十分強調儒家文化對他的影響，這方面的言論實在是不勝枚舉。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和剛毅”。不錯，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強調“誠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于道德踐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讓人將之與儒家“內圣外王”之道聯系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人世、憂患意識、仁慈厚道、清廉儉樸乃至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找到淵源。但我認為，僅僅專注于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讀周恩來與傳統國學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周恩來對道家文化的研究和體悟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道家文化對他的影響和啟示決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就對老子哲學懷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春秋時代，是中國文化的軸心時期，那時社會秩序失范，天下大亂，于是異說競起，各展風姿。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于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嘗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斗折衡，豈無因而發哉？”老子比孔子年長20歲左右，曾經為周王室守書，博覽文典，又經世變，對成敗禍福之道體悟極深。在周恩來看來，老子的明哲之處，就是他知曉孔子“所言未盡脫于羈摯，所行又多限于繩規”的局限性。換句話說，就是儒學明于知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義出，大道廢；智慧出，有大偽”。鑒于當世人“假仁義以濟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亂象，老子不得不站出來發抒己見，雖言多憤辭，但目的無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見素抱樸的正道上來。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特別強調：那種認為老子主退讓便是失去了競爭之旨的觀點是膚淺的，因為既然一味主退讓，老子又何必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學理之長短哉？”魯迅曾在一次演講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關乎人事，一個人既然寫詩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講“兼愛”，楊朱講“為我”。墨子講兼愛當然要著書；楊朱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真正的“為我”。因為一旦寫出書來給別人看，便成為“為人”了。周恩來與魯迅一樣，不愧為英雄巨眼。他認為老子既然著書，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無為之說，實際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來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確認它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包括孔教、耶穌教和佛教）中，對生死存亡闡發得最為通達的，無過于老子和赫胥黎。這兩家學說，一派主退讓，一派主競爭，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爐，實則“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來“深思”后的見解是，老子主“無為”，實際上是想做到“無不為”；老子講柔弱，而柔弱卻可以勝剛強，比如水至柔，卻無堅不摧；舌至柔，但齒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謙沖處下，但謙沖方能受益，如江海為川谷所歸。這便是老子所謂“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精義所在。退讓與競爭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有某些相通之處。對于周恩來的見解，他在南開的國文教師深有同感，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稱贊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傳出，識解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并稱，恰恰是周恩來以前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后來與人談論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志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于革命、對于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于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么？”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笑著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集中的表達。
《道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它們。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玄德”。老子在這里闡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
誰都承認，周恩來有著儒家、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志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我們只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遺愛。人們往往驚嘆他做入世之事的專注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后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于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在成為職業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共產主義理念在周恩來的頭腦中產生了共振效應，從而使他一步一步地邁向人格的巔峰。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現，周恩來在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總是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人。他對任何宣傳他個人的形式和內容都加以勸阻。江蘇淮安縣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舊居所在地辦個紀念館，他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對功勞緘口不言，但對錯誤卻公之于眾。他說：“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和幫助，也可以給同志以借鑒。”1961年，有次周恩來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說：“如果我寫書，就寫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黨內，周恩來做檢討的次數恐怕是最多的，他動輒講自己過去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錯誤，以致陳毅元帥后來都有了厭倦之感，說你那點事我們都知道了，用不著再說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曾特意將《史記·汲鄭列傳》推薦給周恩來閱讀。汲黯、鄭莊在漢武帝時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習治黃老之術。也許是毛澤東贊賞汲黯、鄭莊不謀私利、忠心輔國的品德，認為他們與周恩來的為人有某些共通之處，所以才將他們的傳記推薦給周恩來。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凌晨讀史記汲黯、鄭莊列傳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實上，周恩來比起汲黯、鄭莊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體現了不以有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無大有的辯證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終不留言，死不留灰，屬于那種事情做完，轉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對周恩來的影響并不局限于人生觀、道德觀方面，而且在其治國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來對中國政治史有極深的體悟。早在1939年他就說過：“我們不但要做黨的領導者，還要做一個治國的人才。如果參加中國的治國，不懂科學，不懂中國的社會歷史，那怎么治國呢。”治國要懂科學，人人都會明白，至于治國還要懂“中國的社會歷史”，則不是人們一下子能體會透徹的。但只要我們留意和分析便不難發現，周恩來在治國中廣泛吸取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中可資借鑒的東西。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顯受到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所謂“無為而治”，絕不是無所作為，無所事事，其實質在于與民休息，講求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保持一個安定無擾的秩序，讓人民在平穩體制所提供的廣大空間中自由地謀求福利。
歷史上有名的“蕭規曹隨”，展示了漢初宰輔“返淳守樸、唯施是畏”的治國風范。那時政治上幾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漢朝最有名的相國蕭何鑒于民眾痛恨秦之酷法，“順流與之更治”，甚至冒死為民請“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蕭何死后，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曹參極為推崇黃老之術，對漢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時人對他的評價是“載其清靜，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時的鄧章、王生、田叔、司馬談等亦貫徹曹參的思想，講求“無為而治”，其結果是到漢武帝時，太倉之粟溢出倉外，府庫之錢年久索斷，窮困已極的天下一變而為物阜民康的社會。北宋有名的宰輔趙普和司馬光，深為周恩來所推許。這兩人皆以道家政術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別是司馬光，他與王安石論戰，便公開以黃老之術為奧援，反對王安石喜激昂、務更張的政治做派。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拋棄老子的“無為而治”，轉而大事興革，是不幸流于“淺丈夫之謀”。由此可見老子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意在使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達到恢復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周恩來鄭重指出：“按照《共同綱領》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會主義的條件就會逐步具備和成熟。”所謂“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實際上就是與民休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經歷了長期的征伐和戰亂，這與漢朝立國時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此時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無為而治”，讓人民平穩地創造和積累財富。周恩來在建國初期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將各項事業納入《共同綱領》的軌道，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一文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應“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還是要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辦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來主持起草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政治報告的修改稿。這份修改稿在簡述建國三年多來的成就之后強調：“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
周恩來以上“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安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等觀念，與劉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思想，都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深化。但不久“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一批評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其實是一種誤解，劉少奇從未在文章和講話中使用過這樣的提法。
1954年，《共同綱領》結束了她的歷史使命。緊接著從1955年起，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步入了一條“務激昂、喜更張”的道路，即所謂“不斷革命”，往往是一個階段立足未穩，就向下一個階段轉變；一項政策的應有效果尚沒有體現出來，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義沖動驅使下的過多過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導致社會的擾攘不寧。由此一來，如何在理想主義激情與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之間搞出一個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為周恩來苦思焦慮的問題，因此著名學者李銳說周恩來是歷史上最難當的“宰相”。我回顧這些往事，無非是想說明，周恩來的確是一個既擅長革命又長于治國的政治家。對他建國之初的政治思想，我們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還應當聯系中國的社會歷史，作進一步的文化闡釋，方能窺見周恩來在進行政策設計時的深層心態。
在治國理念上，周恩來還推崇“無為而治”基礎上的“無我之境”。作為舉世公認的行政雄才，周恩來歷來把政治管理當作一門精湛的藝術來對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長地指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顯然，這與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脈貫通的。在周恩來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應當把自身的活動“消融”在人民的創造過程之中，“無處無我而又看似無我”。如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和施工，本來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當人民大會堂落成時，他考慮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績，而是一再感謝那些為工程的順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們，他甚至特意安排搬遷的群眾回來參觀并觀賞文藝演出。他的無私和淡出，給中國人留下了悠遠的回憶，也為東方式的管理樹立了一座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