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在武昌都府堤41號完成。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的十九大報告讀后感的文章3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黨的十九大報告讀后感篇1
因為工作關系，當年經瞿秋白推薦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兒羊蘋，曾多次向筆者講述其父親當年所回憶的，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許多往事，聽來頗為感動，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從事黨的宣傳理論工作不辭辛勞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蘇聯生活、工作已近兩個年頭。鑒于國內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他同赴蘇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的陳獨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廣州參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他主持起草了黨章、黨綱草案，并向大會作了報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擔任了剛創刊的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編，同時又參與黨的理論刊物《向導》和《前鋒》的編輯工作。同時還為《民國日報》、《東方雜志》等期刊撰寫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國共合作期間創辦的由于右任擔任校長、邵力子為副校長的上海大學，主持教務工作，并經李大釗推薦兼任了該校的社會學系主任。丁玲在回憶中說:“瞿秋白給我們上課，講的面很寬，既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不但講死人，也講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員。”
1924年1月24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參與修改了主要有孫中山提出的“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核心內容的大會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瞿秋白作了長篇發言。他明確提出并闡述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會后他與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等組成了中央局，領導全黨工作。同年“五卅”運動后，他又擔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熱血日報》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這份報紙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為每期報紙撰寫了兩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瞿秋白，與已是10年未見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經瞿秋白的推薦，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來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從事文件的校閱和一些雜差。瞿秋白對羊牧之說:“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視思想戰線上的動向，對各種反動的思想，要給予堅決地打擊；而打擊的唯一方法是通過說理，不能靠漫罵的辦法，因為漫罵是一種無能表現。”他還幽默地說:“你看有幾個潑婦罵街的罵贏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將《近階段宣傳要點》送給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記憶中，此時瞿秋白的肺病發作得很厲害，身體消瘦，臉色蒼白，醫生要他臥床休息，但他仍然堅持工作。他鄭重交待羊牧之說:“這個要點還要征求基層同志的意見。”接著又說:“宣傳要點，關鍵是在‘要’字上；基層的同志在一線，他們最有發言權。”瞿秋白說到這里，停頓一下后，指著書架上的《水滸》風趣而嚴肅地說:“魯智深三拳解決了鎮關西，可見這三拳都打在了要點上。”
正在瞿秋白談及其對《近階段宣傳要點》的意見時，交通員送來一個文件，他閱看后興奮地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現在北伐戰爭已經打響，周恩來、林伯渠、李富春、葉挺等一大批我黨卓越的軍事干部，都在北伐戰爭中擔任了主要骨干，看來革命形勢將會出現突破。”說著，他拿起了《近階段宣傳要點》對羊牧之加重了語氣說:“宣傳要點里要增加宣傳北伐戰爭偉大意義的內容，要宣傳北伐戰爭取得的一個個勝利，進一步做好喚起工農群眾、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擁護我黨立場的人士，使他們支持北伐、參加北伐，爭取北伐戰爭的全面勝利。”
羊牧之曾回憶說，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上，要持慎重的態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紹1926年1月于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情況時說:“在這次會議上，堅決貫徹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民黨的右派受到了斥責，制裁了西山會議派；但是，以戴季陶為代表的反動思潮，仍然是一種潛伏的最大危險，一定要在理論上揭穿它的反動本質。”他接著說:“會議期間，我和毛澤東等代表正在樓上一起交談，這時戴季陶等幾個國民黨頑固派人物也上了樓。毛澤東禮節性地與他們一一握手。可在與戴季陶握手時，毛澤東對他說:‘在臺上握了手，可不能在臺下踢腳啊！’戴季陶聽后，呈現出了尷尬的神情。”據羊牧之回憶，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間，先后撰寫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導》周報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導》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斗爭》以及1926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號上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等重要論文中，他在迎頭痛擊戴季陶之流的荒謬言論的同時，準確全面地闡明了他自己關于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
批駁右傾錯誤毫不留情
據羊牧之生前的回憶，在一次晚飯后，瞿秋白神情嚴肅地對他說:“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了反革命政變，這是他看到了我們黨的右傾軟弱的致命傷，所以他才敢于這樣做。”他停頓了一會接著又說:“我們真的太幼稚了，這一著棋輸給了蔣介石；血的教訓，真是太深刻了，我們對不起犧牲的同志。”由于講得過于激動，引起他肺部的隱痛。他隨手撫摸著胸口，稍停一歇后繼續說:“我作為黨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責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線的斗爭經驗太少，單靠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武昌第一小學禮堂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羊牧之作為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參加了這次大會，站在主席臺對面的看樓上。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想通過陳獨秀的工作報告，進一步認識當時嚴峻的形勢，提出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也很想聽聽陳獨秀在會上做出的自我批評。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陳獨秀依然堅持他的反對土地革命、反對武裝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葉挺聽了就問羊牧之:“他的報告經中央集體討論過沒有？”羊牧之回答說:“不知道，但這應該是討論的。”這時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對另一位代表說:“不管他(陳獨秀)怎么講，格老子還是像以前那樣干，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對陳獨秀工作報告的強烈不滿情緒，羊牧之就走到主席臺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匯報了葉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聽后黙不做聲，神色凝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著煙。
就在這次代表大會第二天的下午會議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顯赫的放著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扉頁上的副標題為《第三國際還是第0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塞維克主義》。這篇文章在系統地闡述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統一戰線等根本問題的同時，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傾錯誤理論進行了尖銳地批判。陳獨秀看到了這本小冊子，表示大為不滿。陳獨秀的追隨者彭述之則堅決支持陳獨秀。他拍拍小冊子說:“這是見了鬼？”而絕大多數代表看到了這本小冊子，邊閱讀邊交談，情緒一時間活躍了起來。惲代英對坐在一旁的楊之華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寫得尖銳！文章中對誰革誰的命？誰能領導革命？如何去爭取領導權？這些問題問得實在是好！”會上，蔡和森、惲代英、任弼時等代表，他們在閱讀瞿秋白的文章后，紛紛站立了起來，激憤地批判陳獨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就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權兩大政治任務，并討論通過了關于沒收大中地主土地、發展工人運動等問題決議。瞿秋白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議結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補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明確主管中宣部工作。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實上接替陳獨秀擔負起中央的領導工作。羊牧之看著工作更加繁忙而身體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經常上機關二樓去看望住宿、工作在這里的瞿秋白。這位同鄉老友帶著淡淡的笑意說:“現在是形勢緊迫啊，我已經跨上了戰馬，除非中彈倒在槍口下，能不向前猛沖嗎？”
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趕出單行本
1926年7月，北伐軍勢如破竹，不到半年時間，即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的封建軍閥的主力。當時形勢大好的又一個標志是，農民運動如火如荼。
但在對時局的估計和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以及如何與國民黨相處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層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瞿秋白與陳獨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觀點相悖，爭論異常激烈。瞿秋白這時因肺病日趨嚴重，在黨組織的催促和安排下，住進了醫院的單人病房。誰知他一到醫院，就要楊之華按照他開列的書目送書來，他說要乘機多讀點書多寫點文章。他邊讀書，邊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思考著許多問題。他說:“我一天不做事，就會感到不舒服。”
在這期間，他撰寫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關中國革命與農民問題的文章中，明確論述了中國革命必須依靠農民的重要觀點，認為沒有農民的參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1926年8月間，他又在廣州，帶病在毛澤東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里演講了《國民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就在這篇演講里，他提出了“必須要重視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這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的觀點。他還提出了耕地農有、武裝農民、農民參加政權、剝奪買辦地主階級政權等方面的具體主張。瞿秋白的這些論述恰好與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對于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如何去領導中國革命使之能夠取得勝利的指示中特別強調指出:“農民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共產黨人如果不能把千百萬的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并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而成為他們的領袖，革命事業就不可能勝利。”
羊牧之曾回憶說，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達武漢，在了解了黨內在對待農民運動的分歧意見后鄭重對他說:“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經開始或正在開始的農民革命斗爭，反而橫加指責，今天一個過火，明天一個越軌。毛澤東則不同，他針對我們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在1927年1月親自到湖南農村，作了32天的實地調查，寫出了針對性很強、很有說服力的調查報告。毛澤東在文章中痛斥了我們黨內一切懷疑、否認農民運動的錯誤論調，大加贊賞農民運動，滿腔熱忱地給予支持。”瞿秋白顯得異常氣憤:“毛澤東的這份調查報告，在湖南省委機關周刊《戰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節，對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可是，在毛澤東將這份報告寄到中央后，陳獨秀、彭述之卻不準在《向導》周刊上全文發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記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經熟睡了。瞿秋白開會一回來就叫醒了他說:“我已看過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調查報告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說后就交代他要單獨刊印成小冊子。羊牧之因當夜睡眼惺忪，一時未能弄清楚單獨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鄉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樓上的瞿秋白，欲問個明白。誰知瞿秋白卻問羊牧之有否看過這篇調查報告？還未來得及閱看的羊牧之脫口回答說:“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聽了羊牧之的回答，顯得很不滿意。他嚴肅地說:“這不行，我們部里的同志，對黨內任何同志送來中央的報告文章，都要認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見。”說著，他站起來:“只是翻了一下，我們舊衙門里的‘師爺’！”看到瞿秋白對自己的好友和部屬這樣嚴肅的批評，站在一旁的楊之華感到不服氣。她接過瞿秋白的話頭說:“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幾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擺出了舊衙門的官僚架子來了。”楊之華這一插話，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來。
羊牧之說:“瞿秋白看到了黨在陳獨秀右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已經發展到非常危險的境況了，必須要及時糾正，所以他急著要趕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羊牧之記得，瞿秋白為了使黨內外的同志都能夠重視這篇調查報告，他還特別在4月11日的深夜趕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筆者找到的序言是這樣寫的:“‘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惰農、痞子……’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的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在這篇序言里，瞿秋白稱毛澤東、彭湃為“農民運動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紀90年代還回憶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瞿秋白所寫的序言，在瞿秋白對我交辦后，我就鄭重交給了一位熟悉黨的出版機構武漢長江書局的負責同志，是這位負責同志去辦理了趕排出版單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單行本，其書名改為《湖南農民革命(一)》，一時間廣為傳播，影響很大。
《湖南運動考察報告》小冊子印好不久，恰好楊之華從上海來到了武漢。誰知她剛見到瞿秋白，瞿秋白便從抽屜里拿出了幾本書來，認真地對她說:“你要冷靜下來，不要被革命高潮沖昏頭腦。”說著，又特別拿起了《湖南農民革命(一)》這本小冊子對楊之華說:“人人應該讀幾遍，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須讀！你要好好研究這幾本小冊子，這算是我在武漢給你的見面禮。”
關于這本《湖南農民革命(一)》的小冊子，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發表了。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說，這篇調查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沈偉東）
黨的十九大報告讀后感篇2
1927年下半年起，隨著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北伐大革命的勝利進軍，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貪官污吏和舊惡勢力等各種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統治制度，引發了深刻的農村社會大革命。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遭到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紳的詆毀和破壞，也遭到黨內右傾錯誤領導的懷疑和責難。
為了回擊和駁斥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回到當時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迅猛的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在32天里，毛澤東步行700多公里，實地考察了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在鄉下和縣城，毛澤東廣泛地接觸和訪問廣大群眾，召集農民和農民運動干部，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2月5日毛澤東結束考察回到長沙后，在湖南區委幾次作關于農民問題的報告。2月12日，毛澤東回到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駐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號住所的臥室內，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重要的馬列主義文獻。從3月5日起，這篇報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報、漢口《民國日報》、《湖南民報》等連載。當時主管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視這個報告，他于3月間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發表了這篇文章的前兩章。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單行本出版發行。瞿秋白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雜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國際》先后以《湖南的農民運動（報告）》為題，轉載了《向導》刊載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擴大會上談到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并稱贊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熱烈贊頌大革命中的農民群眾推翻鄉村封建統治勢力的革命行動和歷史功績，尖銳地批評黨內外責難農民運動的各種謬論，闡明農民斗爭同中國革命成敗的密切關系。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確地提出，一切革命的黨派和同志，都應當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前進，而不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更不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他強調，必須依靠廣大貧農作“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把農民組織起來，從政治上打擊地主，摧毀封建武裝，重組農村政權。這是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之后，進一步解決了無產階級正確對待農民這個最主要同盟軍的重大原則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于工農聯盟的理論，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
這篇報告發表后，很快就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它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為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動了農村大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在湖南，廣大農民群眾從掌管鄉政權發展為要求掌管縣政權，從減租減息發展為要求沒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農民群眾奪取地主武裝、擴大農民武裝的斗爭也進一步開展起來。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在隨后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的極為險惡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才能夠領導工農群眾，從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中成功地轉向土地革命戰爭。
黨的十九大報告讀后感篇3
1927年3月，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問世后，引起廣泛關注。這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為革命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動了農村大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90年過去了，再讀《報告》，追溯《報告》形成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調查湖南農民運動不單是為了回應黨內外對于農民運動的責難，還有其認識、實踐、心理基礎；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對農民作用的肯定、對農村建設的關注，仍不失其當代價值。
1927年3月，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湖南民報》刊發，引起廣泛關注。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單行本，瞿秋白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5月、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轉載《向導》周報刊發的《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評價《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在《報告》發表90周年之際，本文追溯《報告》形成的過程，對其歷史作用和現實啟示略作解讀。
只有經歷調查才有發言權
毛澤東青年時期就開始接觸社會、了解社會。1920年3月，毛澤東在致周世釗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施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在這里，毛澤東把調查研究、通曉國情作為改造中國的起點。
1925年2月，經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回韶山養病。于是他利用這一機會在韶山進行社會調查。經過同各類人士接觸、交談，了解了韶山附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農民的階級狀況和各種社會情況。1926年5月，毛澤東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曾主持擬定租率、田賦、地主來源、主佃關系、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36個項目引導學生作調查，并要求學生把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填寫。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時，深感研究農民問題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時期內，“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7頁）。因此，國共合作后，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村調查，這些關于農村調查的具體實踐、問題選擇與行動倡導，為農民運動調查奠定了基礎。
1927年1—2月，毛澤東歷時32天，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進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2月16日，毛澤東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報告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的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的議論；以從來并沒有什么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79頁）。這些基本觀點，構成了《報告》的主要內容。
正是基于實地調查，毛澤東在《報告》中，對湖南農民運動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澄清了關于農民運動的不實之詞。針對農民運動“糟得很”，農會的舉動“太過分”、有一點“亂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等說法，毛澤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在他看來，農民運動“好得很”，成就了“奇勛”；農會的所謂“過分”舉動具有“革命的意義”；農民是“革命先鋒”。國民黨右派關于農民運動的種種說法是道聽途說，缺乏調查基礎；而毛澤東關于農民運動的結論是基于實地調查，因而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輿論混雜、是非難辨的情況下，有利于贏得話語優勢和話語主動權。美國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在論及《報告》時說：“毛澤東是以農民運動專家的資格在說話”，“長期的實地調查賦予了他在論述農村問題的權威性。”（《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湖南農民運動的親身經歷，使他說這番話有足夠的底氣和自信。
當前，中國農村處于變革之中，各級領導干部制定農村政策，推動農村改革發展，仍需要對農村進行調查；在對農村進行調查時，要開調查會，廣泛聽取農民的意見，進行實地考察，不能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只有經過充分的農村調查，才能制定適應當代中國農村狀況的改革發展政策。沒有農村調查，就沒有資格在農村問題上發言。
充分重視農民的力量
毛澤東在農村環境下成長，尊重農民、敬畏農民，對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在尋找中國革命力量時，如果說1924年前對工人關注較多的話，那么，1925年后則將目光主要聚焦于農民。《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通過對各階級的革命態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徹分析，認識到中國農村所蘊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澤東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將中國農村分為八個階級和階層，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對各階級的革命態度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強調將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工人組織起來，成為中國革命力量。6月，毛澤東為第六屆農講所學生講授農民問題時，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系、革命目的五個方面，闡明了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的結論。9月，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時說得更直接：“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3頁、第166頁）。這些認識，揭示了農民革命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為毛澤東在《報告》中定位農民及農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在《報告》中，毛澤東依據自己的觀察，斷言“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這是對農民運動革命性、正義性的總體肯定，彰顯了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在《報告》中，毛澤東對農民的革命態度進行了具體分析，將農民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種。在他看來，富農的態度是消極的，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貧農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頁、第20頁）。農民的力量，來自農民的組織、農民的武裝、農民的權力，來自針對農民的政治動員、文化教育。農民的力量，主要體現在推翻農村社會的封建統治，建構新的社會基礎、社會秩序。經過這次農民運動調查，毛澤東認定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選擇提供了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在國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漸縮小，但農民的絕對數量仍不容忽視。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新農村建設依然需要依靠農民力量；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需要農民的智慧和探索；農民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各級黨和政府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滿足農民基本利益訴求。
農村建設任重道遠
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村革命，也非常關注農村建設和發展。1926年6月，他為第六屆農講所學生講授農村教育問題時指出：“農村教育是現在社會很大的問題”，對當時農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極大憂慮。8月14日，毛澤東以第六屆農講所所長的身份參加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大會。他在講話中指出：“農民是農業的根本，也就是中國的根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65頁）他鼓勵與會代表到民間去，直接指導農民，從根本上救治中國農業。
在《報告》中，毛澤東所關注的14件大事，既是農民革命的內容，也是農村建設的重點。如通過農會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武裝，建設廉潔政府，破除迷信與神權，普及政治宣傳，嚴禁牌、賭、鴉片，辦農民學校，建立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壩，實際上已涉及農村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毛澤東期待通過農民革命改造農村權力框架，實現農村制度變革，改良農村社會風氣，提升農民文化素養，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農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應當看到，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傳統觀念制約了農村發展，部分農村尚未走出貧困狀態。如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農村成為現實；如何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同步推進，在完善村民自治、發展農村經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協調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如何在謀求農村發展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道路，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作者：陳金龍，單位：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