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也稱《商君》、《商子》，現存26篇，其中2篇有目無書，是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著重論述了商鞅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榮枯鑒》完整原文及譯文的文章4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第一篇: 《榮枯鑒》完整原文及譯文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
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勞，賞必加于其功。功賞明，則民競于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于功，則兵必強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茍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茍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后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
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
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翻譯
我聽說：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眾就沒有犯罪的邪惡行為；發動戰爭，就會造就干練的人才；實行賞罰，軍隊就會強大。這三個方面是君主治理國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眾沒有邪惡行為，這是因為國家的法度嚴明而民眾認為對自己有利；進行戰爭能造就人才，這是因為功勞分明，民眾就全心全意為國家出力；施行賞罰軍隊力量強大的原因是指爵祿俸祿而說的。爵位俸祿是軍隊用來獎賞的財物。因此，君主頒發賜予爵位俸祿，必須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國家就會一天天強大；遵循原則不公正，國家就會一天天削弱。所以發出爵位俸祿的原則公正還是不公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那些被削弱的國家，亡國的君主，并不是沒有頒發爵位俸祿，這是因為他們頒發爵祿所用的方法是錯誤的。三王五霸，他們所運用的`方法不過是授予爵位、獎賞俸祿，可是他們所達到和功效與其他君主相比高一萬倍，原因是他們獎賞爵祿的原則正確。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眾時，重用他們，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國家的功勞，獎賞他們一定要加在他們在功績上。論功行賞原則明確，那么民眾就會爭著立功。治理國家能讓民眾爭著立功，那軍隊就強大了。
本來是處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隸，這是因為貧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國家卻相互兼并，這是因為國家強弱不同；因為擁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國家有的強大有的弱小，這是政治昏庸與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擁有道路與居報，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眾就能吸引過來；假如置身于進行買賣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財富。戰友有土地就不能說貧窮，擁有民眾就不可以說自己弱。土地被正確使用就不愁沒有財富；民眾被正確役使，就不會懼怕強暴的敵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執行，那么就能使民眾所有的力量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東西，役使不屬于自己的民眾。
英明的君主所重視的，只是按照實際情況授予官爵，依據實情授予爵位，使他們感覺到榮耀顯貴了。假如不榮耀，那么民眾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覺得不顯貴那民眾就不會追求爵位；爵位容易獲得，那么民眾就不認為君主賜給的爵位尊貴。頒發爵位，給予俸祿獎賞不遵循正常的門路，民眾就不會拼死爭奪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歡和討厭的東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眾。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眾的愛好和厭惡的習性。民眾的喜好和厭惡是使用獎賞和刑罰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歡爵位俸祿而討厭刑罰，所以君主設置這兩樣逢迎民眾的志向，而設立民眾想要的爵祿。民眾用盡了力，那爵位也隨著得到，建立了功績，那獎賞也跟著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讓他的民眾相信這一點像想念明亮的太陽和月亮一樣，那軍隊就會天下無敵了。
君主有爵位頒發，軍隊的實力反而弱，有俸祿發放，可國家依然貧窮，有的國家法度確立了，而社會政治還是亂了，這幾種情況是國家的禍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寵臣的求情請托，而把有功勞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祿頒發了，而軍隊就實力就削弱了。民眾不拼死作戰而利祿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祿發放了而國家卻貧窮了。法令沒有標準，而國家的事務一天天增多，結果是確立了而社會政治混亂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眾使他們一定用盡全力來謀求立功的事，功績建立了，而富貴便隨之而來，除此之外國家沒有私下的獎賞，所以國家的政令就能夠成功執行。像這樣就會君主英明，臣子忠誠，政績顯著而軍隊強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根據民眾為國家出力的情況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據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擔憂不勞累便將功績建立了起來。
法度的標準確立了，法令才可以執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對待自己。離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鳥獸身上細小的毛卻不能將他的好眼力轉給別人，烏獲能舉起上萬斤的重物，卻不能將大力氣轉給別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稟性，也不能轉給別人，但是功業卻可以建立，這是因為憑借法治啊。
第二篇: 《榮枯鑒》完整原文及譯文
1，善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純純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于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糊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圣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譯文】圣人懂得治國要領，所以號召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務農上。
百姓專心務農，淳樸好管理，厚道容易役使，誠實可以讓他們守城作戰；百姓專心務農，會減少奸詐之事，而且重土難遷；百姓專心務農，國君可以用獎賞和懲罰的辦法來鼓勵他們上進；百姓專心務農，（閑時）還可以讓他們對外作戰。
百姓親附國君并且死心塌地遵從國君，就是由于他們一天到晚從事農耕的緣故。如果百姓不服從役使，是因為他們發現空談游說之人可以靠逢迎國君得到尊貴的地位、發現商人可以發財致富、發現手工業者也能養家糊口。
如果百姓發現這三種人的職業即輕松又賺錢，必會逃避農耕。逃避農耕，百姓就會輕易遷居。輕易遷居，就不會為國君守土作戰。
凡治國之君都害怕百姓渙散沒有凝聚力，所以圣人實行農戰政策就是為了把百姓凝聚起來。
百姓專心農戰一年，國家就能強大十年；百姓專心農戰十年，國家就能強大一百年；百姓專心農戰一百年，國家就能強大一千年，強大一千年就能稱王于天下。
國君還要設定賞罰措施作為農戰的輔助手段，因此，只有用常法教化百姓，治理國家才會有成效。
注解：
①純純：淳樸厚道。②信：真誠，誠信。③重居：安土重遷。
2，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于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后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
【譯文】由于稱王天下的國君掌握了統治百姓的要領，所以不等國君賞賜百姓，百姓就會親附國君；不等國君封爵加祿，百姓就會從事農戰；不等國君使用刑罰，百姓就會拼死效命。
當國危主憂之時，即使巧言善辯空談之人成群，也對國家沒有任何益處。
之所以國危主憂，是因為國家遇上了強大的敵國。當國君戰勝不了強敵、攻破不了大國時，就要修整防御設施，占據有利地形，集中民力，來應對外來入侵，這樣危險就可以解除，稱王天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因此明君治理國家應專心農戰，去除那些無用的東西，禁止百姓學習浮華的學問、從事不正當職業，讓他們專心務農，這樣國家就能富強，百姓的力量就可以凝聚了。
注解：
①從事：從事農戰。②便地形：占據有利地形。③外事：外敵入侵。④事淫：從事不正當職業。
3，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于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怠；農者怠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于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于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國作壹，摶之于農而已矣。
【譯文】現在各國國君都擔心自己的國家危急而軍事力量薄弱，可是又都愿意聽游說之士的空談。
游說之人成群結隊，煩瑣空談、巧言令色，根本沒有什么實際用處。
國君愛聽他們的辯論，卻不去深究這些言談的實用價值，這就令游說之人非常得意，不管走到哪里都巧言詭辯，成群結隊。
百姓看見這些人能取悅王公大臣，便都效仿他們。于是結成黨羽，在國內議論紛紛，夸夸其談。
普通百姓喜歡這么做，王公大臣也喜歡這樣做。結果是務農的少了，游說的人多了。游說的人多了，務農的人便會懈怠，務農的人懈怠，田地就會荒蕪。
效仿空談成風，百姓就會放棄農耕而從事游說，高談闊論。百姓放棄農耕，靠游說吃飯，并且憑花言巧語互爭高下。這樣下去，百姓就會遠離國君，不臣服的人就會成群結隊。這是貧國、弱兵的政教。
如果國家僅憑空談任用人，百姓就會不喜歡農耕。因此只有明君才知道靠空談是不能增強國力、開疆辟土的，只有圣人明白治理國家要靠專心農戰，集中百姓的力量罷了。
注解：
①強：勉強。②煩：繁復。③輩輩：一批一批。④取：博取。⑤庸：任用。⑥畜：喜好。
第三篇: 《榮枯鑒》完整原文及譯文
原文：
一盞離愁，孤單窗前白鬢頭，
奄奄門后人未走。
月圓寂寞，舊地重游，
夜半清醒，燭光空留。
一壺漂泊，浪跡天涯難入喉，
君去酒暖思念瘦，水向東流，
三春如夢向誰偷，花開卻錯。
誰家琵琶東風破，琴幽幽，
人幽幽，楓染紅塵誰看透。
籬笆古道曾走，
荒煙蔓草的年頭，紛飛后。
賞析：
《東風破》本是古琵琶曲，而這首歌仿古小調曲風，輔以二胡與琵琶的融入，復古的曲風，聽來讓人容易進入唐詩宋詞的世界與遐想，方文山想藉由古詩詞入歌的想法，讓古詩詞與現代流行音樂融合，打破現今新詩與歌詞分家的模式，在方文山的特別經營下，歌詞古今交替，更有時空交錯的感覺，“東風破”就是代表著這首歌曲的新名詞。
《東風破》模仿著人在西湖走的江南嫵媚，旋律上使用了周杰倫罕用的中國調式，lasilaso把樂句落在so上，符點打出中國古曲慣常的跳躍感，做足了古韻，琵琶滾動，二胡起舞。還有一堆類似豎琴之類的'柔和樂器翩翩作態。
融入宋詞元曲式的“詞牌”，和有些類似“古道西風瘦馬，小橋流水人家，斷腸人在天涯”的意境，表達的是當代少年的戀情，出來的化學效果是很微妙和奇妙的……
第四篇: 《榮枯鑒》完整原文及譯文
【原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于民。語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后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么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么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后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圣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后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么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么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于天下,并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頒布了關于開墾荒地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