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集合14篇

觀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連續劇或參觀展覽等后，把具體感受和得到的啟示寫成的文章。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的文章14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

　　馬林在1923年10月被調離中國。

　　1924年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鑒于意見不合，1924年4月，馬林向共產國際辭職，回到了祖國荷蘭，參加荷蘭共產黨工作，擔任碼頭工會秘書。

　　1929年，馬林在荷蘭組建“革命社會黨”。此后，以“革命社會黨”代表的身份參加荷蘭國會。

　　1940年，德國法西斯侵吞了荷蘭。作為一位熱烈的愛國者，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義斗爭之中。他編輯了秘密發行的報紙《斯巴達克》，鼓勵荷蘭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馬林落入德國法西斯手中。

　　馬林在獄中堅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開庭審訊時，他怒斥德國法西斯。

　　他自知難逃厄運，在4月11日給女兒菩菩、女婿桑頓寫下感人至深的遺書：

　　永別了，我的女兒，我的寶寶――永別了，我親愛的!

　　孩子們，我無疑真誠地愿為我的理想獻身。誰知驟然間死神將至，不可逆轉。但我心中坦然――多年來我始終是一個忠誠的戰士。告發我的人和法官們無不承認我死得光明磊落。這使我非常感動，因為人們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殫精竭慮，高舉我信仰的旗幟，奮斗到最后一息……

　　馬林視死如歸，壯烈走向刑場。一位幸存的難友普雷特爾后來在1945年11月6日寫文章給荷蘭《火炬》周刊，記述了馬林和六位戰友一起殉難的悲壯一幕：

　　那是1942年4月13日早晨6時，德國法西斯要下毒手了。

　　“斯內夫利特（即馬林）當時問，他們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這個要求遭到了拒絕。‘你們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內夫利特又問，槍斃時他們是否可不戴遮眼布，這個要求被允許了。

　　“在臨死前一個鐘頭，七個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國際歌》。多么豪壯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詞啊!我曾出席過多次音樂會，可從來沒聽過這樣感人肺腑的合唱……然后，他們被裝進了一輛汽車。9時20分，第一聲槍響了……

　　“馬林這年不過五十三歲。”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懷念著列寧派來的共產國際代表、曾對中國革命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的馬林。

　　1986年5月21日中午，兩位中國女中共黨史專家飛抵荷蘭。其中一位名叫楊云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多年來致力于研究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精熟英語；另一位名叫李玉貞，精熟俄語，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多年。這兩位中國女專家在荷蘭漢學家班國瑞先生的幫助下，埋頭于阿姆斯特丹荷蘭皇家科學院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查閱那里保存的馬林檔案。

　　馬林在1942年去世，他的女兒、女婿把馬林所有來往信件、文稿、遺物整理出來，加上荷蘭警方原先監視馬林所留下的記錄――時光沖淡了隱秘。原本屬于絕密的保險柜中的東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這些文件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馬林檔案”。

　　在查閱這些文件時，英文的文件由楊云若來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貞來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則請班國瑞協助翻譯。在一大堆檔案中，查到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她們甚至看到1921年12月發給馬林的孫中山“大本營出入證”，見到了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見到了馬林與孫中山、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以及蔣介石的往返函件等。馬林的女婿把珍藏多年的馬林絕命書也復印了贈給中國學者。

　　這些紙張發黃的馬林檔案，是研究中共黨史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就在這些珍貴的檔案中，發現了關于尼科爾斯基的重要線索！

　　終于查明尼科爾斯基生平

　　尼科爾斯基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后，就返回蘇俄，跟中國共產黨失去了聯系。多少年來，在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獨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連他當時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也眾說紛紜。

　　多少年來，這個謎一直未能揭開。

　　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各種各樣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著作，涉及尼科爾斯基的，總是寥寥數句，語焉不詳，而且各有說辭。

　　包惠僧把尼科爾斯基當做“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1921年6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此處的“李克諾斯基”，亦即尼科爾斯基。

　　在張國燾的回憶錄中，提及一段李達告訴他的話：“他（引者注：指李達）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這就是說，尼科爾斯基（即尼科羅夫斯基）是共產國際的代表，而且是馬林的“助手”。

　　劉仁靜在《回憶黨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另一個尼科爾斯基，是俄國人，搞職工運動的，他不懂英語。馬林講話，是我替他做翻譯的。”這么說來，尼科爾斯基是“搞職工運動的”。

　　至于周佛海，對尼科爾斯基毫無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爾斯基錯記為維經斯基(即吳庭斯基)：“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林和吳庭斯基也出席。”

　　另外，包惠僧和張國燾的回憶錄里，還寫及尼科爾斯基不僅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中國的代表，而且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他同時肩負著兩項使命。

　　1958年8月14日，包惠僧回憶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情況，說：“約在（1921年）8月初組織工作方面召集我們開會，張國燾傳達馬林和李克諾斯基的意見：要設立一個領導工人運動的專管機構，定名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并擬定了一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綱要……”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則寫及尼科爾斯基還參與了派遣一批中國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開的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會議。張國燾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回憶說：“當我向他（尼科爾斯基――引者注）說，我已做好了充分準備，可以馬上動身時，他就從自己的寫字臺的抽屜里取出一張某個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這張紙很平常。讓我看過后，他說：‘這張表就是您的身份證，上面被大頭針壓有印痕，這是暗號。’他向我詳細地講述了如何秘密地把這張卡片交給所規定好的滿洲里的一個理發館的老板，這個人把我送過邊境。”由于有了尼科爾斯基給的這個證件，張國燾才順利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后從那里來到莫斯科出席會議。張國燾回憶說：尼科爾斯基是一位“言簡意賅，相貌一般的人……我應該說，他是一位有才能，辦事認真，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

　　在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材料中，能夠找到的關于尼科爾斯基的記載，也就是以上這點東鱗西爪。

　　然而，1986年，中國學者在荷蘭馬林檔案中，忽然發現涉及尼科爾斯基的一些內容。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中寫道：

　　“據莫斯科給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3月間，已在伊爾庫茨克建立遠東書記處。這個書記處負責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進行宣傳工作。維經斯基曾在上海工作過。1921年6月書記處又派出尼克爾斯基接替其工作。當我同期到達那里時，便立即取得了同該同志的聯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幾乎每天我們都要會面。”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并非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尼科爾斯基直到1921年12月還在上海。

　　馬林還寫道：

　　“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于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

　　這清楚表明，尼科爾斯基絕非馬林的“助手”。他倆是由共產國際的不同部門派出的。雖然馬林的職務比他高，但他“只局限于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從馬林的手稿中得知，當時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尼科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直接派來的，馬林反而是他的助手。

　　還有一段話，也頗重要：

　　“尼科爾斯基同志從伊爾庫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說，黨（引者注：指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必須有他參加。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愿有這種監護關系。”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所執行的是來自伊爾庫茨克的指令――他確是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領導的。

　　其實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專家們也在研究這個謎一樣的人物。

　　蘇聯黨史專家注意起尼科爾斯基，是因為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曾經于1985年通過外交途徑，致信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請求幫助尋找尼科爾斯基的生平資料和照片。另外，1987年，蘇共中央一位書記應中共中央邀請訪華時，中共方面又一次向他轉達了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請求。回國后，他交給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一項任務：尋找中共一大參加者尼科爾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卡爾圖諾娃博士受命破解尼科爾斯基之謎。卡爾圖諾娃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終于揭開了尼科爾斯基之謎。

　　1987年，一位名叫斯維廖夫的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工作人員，前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他透露重要信息：蘇聯方面已經找到有關尼科爾斯基的檔案。

　　1988年，當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卡爾圖諾娃博士來華訪問時，李玉貞向她問及尼科爾斯基的情況，卡爾圖諾娃證實確已找到不少關于尼科爾斯基的材料――是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檔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二期蘇聯《遠東問題》雜志，發表了卡爾圖諾娃的論文《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這篇論文是極有價值的，只是標題不甚確切，因為尼科爾斯基在中國不是“被遺忘”，而是多年尋覓未得――也許在蘇聯，他由于蒙冤遭錯殺而把他遺忘了。

　　1989年七、八期合刊《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李玉貞的《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尼科爾斯基》一文，依據卡爾圖諾娃的論文，在中國首次介紹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

　　尼科爾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爾斯基?符拉季米爾?阿勃拉莫維奇，即貝爾格?維克多?亞歷山德羅維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學院讀完三年級的課程。1919―1920年在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的部隊服役，1921年在共產國際機關行政處工作。此時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國東北工作。1926年從哈巴羅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誣陷說他參加了托洛茨基反對派。五年后(1943年)被錯殺。后得到昭雪平反。

　　這么看來，尼科爾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來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時，只有二十三歲，而且剛剛加入俄共（布），是個當了兩年兵的大學生，又不大會講英語。正是因為這樣，他言語不多，像是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沒有給人留下什么印象。

　　雖然如此，尼科爾斯基畢竟直接與伊爾庫茨克保持聯系，按照伊爾庫茨克的指令行事，就這一點而言，這位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擔負著很重要的使命。至此，尼科爾斯基之謎，總算揭開。

　　不過，卡爾圖諾娃博士并沒有找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只掛著中共一大十四位出席者的照片，唯獨缺尼科爾斯基的照片！

　　隨著蘇聯的解體，尋找尼科爾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羅斯中斷了好多年……

　　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大團圓”

　　2007年6月29日，從上海傳出令人興奮的消息：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原來，俄羅斯遠東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阿列克賽?布亞科夫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要求面晤館長倪興祥先生。他給倪興祥館長帶來了企盼多年的尼科爾斯基的照片！

　　布亞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訴倪興祥館長，他是在2006年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見到中共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唯缺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決心填補這一空白。

　　布亞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羅斯之后，向尼科爾斯基工作過的幾個邊疆地區的檔案館致函查詢，均無收獲。布亞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檔案館問訊。兩個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檔案館的回函，寄來一張光盤，內有兩張照片：一張是尼科爾斯基的人事檔案封面，另一張是貼有尼科爾斯基照片的履歷表。這樣，布亞科夫教授終于找到了尼科爾斯基的照片。更準確地說，是找到了尼科爾斯基在20世紀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檔案館還告訴布亞科夫教授，該館還收藏有尼科爾斯基的幾十頁文字資料，他的本名與化名均有明確記錄，在他的自傳中還披露自己曾經去過上海工作。

　　當然，這張新發現的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略有遺憾，因為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紀20年代的照片，即盡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訊接連不斷。2007年8月，從蒙古國打來電話，學者達西達瓦也找到了尼克爾斯基的照片。

　　原來，在2001年，蒙古國人民黨的一位負責人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參觀，注意到尼科爾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國之后，他請蒙古國研究共產國際歷史的學者達西達瓦關注這一問題。2005年，達西達瓦到中國呼和浩特出席學術會議時，又聽到中國同行說起這一個問題。

　　于是，達西達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羅斯，在跟尼科爾斯基生平相關的幾家檔案館、博物館細細查找，得到大量第一手資料。據此，達西達瓦寫出尼科爾斯基的年譜：

　　1889年2月10日生于貝加爾湖巴爾古斯區。

　　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亞步兵預備團等當列兵。

　　1920年4月轉入紅軍。

　　1921年起為俄共（布）黨員。

　　1921年在俄共遠東區書記處工作。遠東區書記處機構內設領導委員會，設中國處、朝鮮處、日本處等四個分支機構。尼科爾斯基在中國處工作。

　　1921年6月間，他代表遠東國際間諜處、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這三個機構來到中國，來中國時使用的名字為尼科爾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產國際，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會議上講話。

　　1922年到1925年在遠東邊區全權代表處間諜科工作，曾在滿洲里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25年，在遠東邊區工作，曾任遠東邊區領導委員會外事處處長。

　　1933年到1935年，在遠東邊區內務部管理處工作。

　　1935年到1937年，為蘇聯內務部國家安全領導委員會第七處全權代表，曾到中國從事過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羅夫斯克，以“間諜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羅夫斯克被槍決。

　　1956年11月8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為尼克爾斯基平反昭雪。

　　達西達瓦所寫的尼科爾斯基的年譜，可以說是關于尼科爾斯基生平最準確、最詳盡的考證。其中特別是尼科爾斯基被槍決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達西達瓦所考證的尼科爾斯基生卒，精確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達西達瓦的朋友拉?博?庫爾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檔案館里，發現了尼氏的兩張照片。

　　2007年9月12日，達西達瓦來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向倪興祥館長贈送了兩張珍貴的尼科爾斯基照片。倪興祥館長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張跟俄羅斯布亞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爾斯基照片一樣，另一張則是新發現的，而這張照片是尼科爾斯基在20世紀20年代的照片，更為接近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這張照片被放大，懸掛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

　　就這樣，經過中國、荷蘭、俄羅斯、蒙古學者的共同努力，終于破解了尼科爾斯基之謎；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終于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實現了“大團圓”！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2

　　1921年，在這個血雨腥風的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們在那個的年代，共同為世界第一大黨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然而一大會后，由于對黨認識的不同，目標理想的各異，他們走過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終的人生結局也不盡相同。今天我們就來探尋一下我黨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軌跡，透過歷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
　　初心永志——堅守信仰，戰斗一生成就宏圖偉業。毛澤東和董必武是13名一大代表中最終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人。毛澤東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一大的書記員，是黨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偉大的締造者。毛澤東初期在黨內幾經沉浮，最終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他的正確思想得到認可，從而確立了他的領導地位。從此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抗戰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董必武是對黨忠誠一生的革命志士。1920年，曾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中學。就在這年夏天，他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訴他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在這次大會上，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的發起人、見證人之一。作為一位忠厚長者，歷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馬列：“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毛澤東和董必武從頭走到尾，同時出席黨的一大，又同時參加開國大典，參與并領導革命贏得了最后勝利。踐行信仰需要長期奮斗，前進路上再多艱辛磨難，也要永志不移。正如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的，“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初心不改——獻出生命，血戰疆場永葆初心本色。為黨犧牲的一大代表有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王盡美4人。陳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槍殺敵在疆場浴血的革命戰士，1942年9月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被折磨致死。王盡美是積勞成疾最早離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發展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在1925年8月，因長期積勞成疾在青島逝世，時年27歲。鄧恩銘用熱血演繹傳奇一生。鄧恩銘一大后回到山東，積極開展建黨和工人運動，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濟南英勇就義。何叔衡默默無聞的革命志士。一大會后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1935年2月在長汀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這4人雖然為革命事業英年早逝，但都永遠刻在共和國歷史的豐碑上，祖國和人民永遠銘記他們。
　　初心仍在——身離心儀，歷經曲折但仍向黨為黨。一大代表中，李達和李漢俊雖然留學日本，但最終都放棄理科專攻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參與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李漢俊還是當時國內頂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一大報告主要起草者。這倆人雖然后來與陳獨秀、張國烹政見不和憤而脫黨，后來李漢俊加入國民黨，中間走過彎路，但從未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后，李漢俊對國民黨反共活動進行了抵制和斗爭，利用工作的“合法”身份掩護了董必武等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1927年被軍閥逮捕并殺害。著名作家茅盾回憶起李漢俊時說：“我很欽佩他的品德和學問。”李達后來談起自己脫黨的這段經歷，說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嚴重、最不能饒恕的大錯誤”。不過，1924年至1949年間，盡管李達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他的信念從未動搖過。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雖然脫離開了黨，卻絕不脫離馬列主義，決不做違反黨的事情。”，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毛澤東稱為“理論界的魯迅”、“真正的人”，解放后經劉少奇介紹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初心忘卻——立場搖擺，迷途知返默默終老一生。這指的是包惠僧和劉仁靜，他們因信仰的動搖走向人民對立面，后又迷途知返，再度尋找組織，但沒能再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痛苦與悔恨中終其一生。包惠僧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他膽寒了，后來自行脫離黨組織，為生存加入了國民黨，又遭國民政府遣散跑到澳門，因為處境艱難給毛澤東寫信懺悔，解放后回到北京。劉仁靜曾是“五四”運動的急先鋒，1926年赴莫斯科學習，由于受托派思想影響，回國后自命為“中國托派第一號”人物，隨之被我黨開除。1948年他投靠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陶希圣，在其授意下發表包括《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反共文章，成為國民黨的御用槍手而向共產黨開炮。解放后劉仁靜向中央領導寫信請求處理，最后38年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和養老。如果頭腦不清醒、信仰不堅定，政治上就會缺定力，包惠僧和劉仁靜有這樣的結局也是情理之中。
　　初心背棄——叛黨賣國，自絕人民永釘歷史恥柱。張國烹、陳公博、周佛海就是這類人，這3名黨的創始人被釘在了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張國烹曾是中共一大執行主席，長征途中擁兵自重、另立“中央”，后來脫黨叛變當了國民黨特務。1948年底他見大勢已去先后移居臺灣、香港、美國，最后在加拿大多倫多病逝。張國烹做了20年共產黨、40年國民黨，最后客死他鄉，可悲可嘆!陳公博、周佛海算是最壞的典型，后來都當了大漢奸，抗戰勝利后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陳公博脫黨后投靠國民黨，從此效忠汪精衛，成為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他政治上變化多端，是沒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搖擺者。周佛海參加一大時就爭地位，因欲望得不到滿足跑到日本，回國后又一頭扎向國民黨，抗戰時追隨汪精衛降日，成為第三號大漢奸。周佛海壓根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投機家。嚴格地說，這三個人從來沒有在思想上加入共產黨，只因一時追求新奇而對共產主義理論產生興趣，為追名逐利最終變成黨的敵人、民族敗類。
　　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告訴我們，堅守信仰的韌度決定著人生命運的方向。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些時代的弄潮兒已離我們遠去，他們的悲喜、榮辱與成敗，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那就是應該怎樣堅守信仰?是像老一輩革命家那樣不忘初心本色、挺起精神脊梁，還是像這些年貪腐墮落、銀鐺入獄的人民罪人，忘記入黨初心、背棄錚錚誓言?答案己不言而喻。
　　從一大到十九大，中國共產黨己經擁有了8900多萬黨員。如果說信仰曾經體現在“砸碎舊世界”的革命之時、閃耀在“創造新世界”的建設之時、迸發在“追趕全世界”的改革之時。那么新時代的我們，須把信仰寫在全面小康之路、偉大復興之路、改革強軍之路上，縱然百水千山萬重難，唯有初心本色終不改，在堅守信仰、踐行信仰中丈量人生高度、綻放最美芳華!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3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4

　　尼科爾斯基是個謎

　　上海的法租界貝勒路是一條并不熱鬧的馬路。1921年7月23日正值周末，在朦朧的暮色之中，不時有人進入望志路和貝勒路交叉口的石庫門房子。

　　這幢用青紅磚相間砌成的房子，人稱“李公館”――同盟會元老李書城在此居住。李書城此時回了湖北老家，李公館住著他的弟弟李漢俊。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另一位成員、中共一大代表。

　　“到我家里開會吧。”李漢俊一提議，馬上得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支持。確實，李公館是一個很合適的開會場所，是一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于是，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館樓下的餐廳隆重舉行。在那張長方大餐桌四周，坐滿了十五位代表――其中十三位是中共一大代表，另兩位是來自遠方的國際代表。

　　中共一大由北京代表張國燾主持，來自湖南的毛澤東和從日本回來的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

　　在那個晚上，有三個人在大會上發言：開頭是張國燾，報告大會的籌備經過，提出大會的議題，即制訂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中央機構。接著，是來自荷蘭的共產國際代表作長篇講話，這位中年男子用洪鐘般的聲音講了三個多小時。最后，是來自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作簡短的講話，這位國際代表是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小伙子。

　　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一個國家的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必須由共產國際派出代表出席，建立組織關系。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國際派出了兩位代表出席了會議。

　　來自荷蘭的中年男子叫馬林，他具有很高的聲望，當時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是列寧直接派他前往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不過，馬林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他的身世并不為人所知。

　　至于那個來自蘇俄遠東的二十三歲的小伙子，更是個謎一樣的人物。正因為這樣，在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簡明詞典》中，關于他只有這么幾句話：

　　〔尼柯爾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稱李克諾斯基。俄國人。1921年6月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遣到上海，與馬林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同時又執行了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同年12月離華回國。

　　尼柯爾斯基，通常又譯為尼科爾斯基。這一條目沒有寫及其生卒年月，沒有道明他來華之前及來華之后的經歷――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實在不知道。這一條目可以說是囊括了在1987年時所有關于尼科爾斯基的信息。

　　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未能揭開尼科爾斯基之謎？不少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以為，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尼科爾斯基”極可能是一個臨時使用的化名，誠如馬林有著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樣。倘若按照“樂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類化名去查找，也很難查明馬林的身世。

　　不過，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懷念尼科爾斯基――因為他畢竟是曾經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的一位國際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及他后來的下落。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一直在尋覓著尼科爾斯基――因為在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五個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數。

　　這個未知數，終于在不久前解開了……

　　然而，要說清楚尼科爾斯基的來歷，必須從馬林講起。

　　他的到來驚動上海密探

　　1921年5月12日，在地中海之畔的塞得港，一艘名叫“英斯布魯克”號的意大利輪船，進港后正在沿著蘇伊士運河緩緩南行。船舷，一位年近四十的壯漢，熊腰虎背，身材高大，八字胡子，衣著隨便。可那一副金絲邊近視眼鏡，開闊的前額，卻又顯示出知識分子的風度。

　　打從4月2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這艘駛往上海的“英斯布魯克”號，他便驚動了北京的荷蘭駐華公使、上海的荷蘭代理總領事，驚動了海牙的荷蘭外交大臣，驚動了荷屬東印度總督府（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也驚動了英駐華公使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局……他們之間，密電交馳，轉告著“英斯布魯克”號的動向，提醒著注意船上那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壯漢。那架勢真可謂如臨大敵!

　　歲月淡化了昔日劍拔弩張的氣氛。荷蘭海牙殖民事務部當年的絕密檔案，如今也允許中共黨史專家前往查閱。內中1921年4月21日奧地利維也納警察局致荷蘭駐維也納使館的信，稱那位壯漢為“斯內夫利特”。此信十分清楚地密告斯內夫利特的行蹤，全文如下：

　　警察局謹就1921年4月19日貴館第1063號函通知如下：如前告知，斯內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發護照，其上蓋有前往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國和日本的簽證。其他身份證件則一概沒有。經驗證其身份和雇聘與解雇證明之后，斯不愿在維也納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離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乘直達上海的火輪繼續其旅行。

　　在上海，他將作為一家英國雜志（引者注：應為日本雜志）《東方經濟學家》的記者進行活動。據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反軍國主義大會期間曾有傳言說斯內夫利特到東方也將為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而建立聯系。

　　一家《東方經濟學家》雜志的記者前往東方，會引起警察、密探、公使、領事們如此恐慌？

　　早在1920年11月，荷蘭外交部從海牙發往北京荷蘭駐華公使的一份密電，倒是把斯內夫利特的身份說得清清楚楚：“斯內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

　　他被列寧派往東方。他肩負的任務是：考察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各國的情況和建立聯系，調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肩負如此重任的共產國際高級代表難怪會引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和東方統治者們的恐慌和焦慮。無線電波急急傳送情報。“英斯布魯克”號沿途所到之處，都在嚴密監視那位壯漢的一舉一動。荷屬東印度的密探還探明，斯內夫利特的“同黨”阿塞爾?巴爾斯及其十七歲的爪哇妻子在中途上船，一起前來上海。

　　意大利輪船“英斯布魯克”號剛剛在上海靠岸，斯內夫利特便成為密探跟蹤的目標。

　　斯內夫利特跳上一輛黃包車，消失在十里洋場的茫茫人海之中。

　　“幸虧”如今荷蘭外交部還保存著當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荷蘭駐滬總領事的信，即“G類檔案”，清楚地記載著斯內夫利特的行蹤：

　　那輛黃包車駛入行人如鯽的南京路，在高懸“統銷環球百貨”六個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彎，便歇了下來。迎面，便是“大東旅社”招牌。斯內夫利特化名“安德烈森”，住進大東旅社三樓三十二號房間。據密探偵查，斯內夫利特的“同黨”巴爾斯，化名達姆龍，和妻子一起也住進大東旅社。還查到“同黨”(印尼共產黨黨員)達爾索諾也于6月3日從新加坡趕抵上海，住進大東旅社。不過，達爾索諾于6月8日上午離滬前往長春，巴爾斯夫婦于6月10日離滬前往哈爾濱。唯有斯內夫利特仍留在上海。

　　密探們的監視雖說夠嚴密的了，可是，老練的斯內夫利特畢竟甩掉了身后的“尾巴”：他來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會晤了來自蘇俄的二十三歲的小伙子――尼科爾斯基。這位從西伯利亞經中國東北來到上海的大學生模樣的人物，是由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負有和斯內夫利特同樣的使命，即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斯內夫利特避開了跟蹤者，悄然會晤了上海的“二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前任代理書記李漢俊。他們商量了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宜。

　　這樣，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開始著手進行……

　　斯內夫利特確實成功地甩掉了密探，因為在密探們的記錄中，只記載著他“于7月14日離開南京路大東旅社，住進麥根路三十二號（今石門二路）一家供膳食的旅館內”。“9月底，他到匯山路（今霍山路）俄國人里亞贊諾夫家居住。在這個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1日”。密探們沒有發覺他在上海籌備、參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5

　　1921年，在這個血雨腥風的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們在那個的年代，共同為世界第一大黨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然而一大會后，由于對黨認識的不同，目標理想的各異，他們走過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終的人生結局也不盡相同。今天我們就來探尋一下我黨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軌跡，透過歷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
　　初心永志——堅守信仰，戰斗一生成就宏圖偉業。毛澤東和董必武是13名一大代表中最終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人。毛澤東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一大的書記員，是黨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偉大的締造者。毛澤東初期在黨內幾經沉浮，最終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他的正確思想得到認可，從而確立了他的領導地位。從此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抗戰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董必武是對黨忠誠一生的革命志士。1920年，曾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中學。就在這年夏天，他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訴他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在這次大會上，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的發起人、見證人之一。作為一位忠厚長者，歷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馬列：“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毛澤東和董必武從頭走到尾，同時出席黨的一大，又同時參加開國大典，參與并領導革命贏得了最后勝利。踐行信仰需要長期奮斗，前進路上再多艱辛磨難，也要永志不移。正如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的，“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初心不改——獻出生命，血戰疆場永葆初心本色。為黨犧牲的一大代表有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王盡美4人。陳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槍殺敵在疆場浴血的革命戰士，1942年9月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在獄中堅貞不屈被折磨致死。王盡美是積勞成疾最早離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發展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為黨做了大量工作，在1925年8月，因長期積勞成疾在青島逝世，時年27歲。鄧恩銘用熱血演繹傳奇一生。鄧恩銘一大后回到山東，積極開展建黨和工人運動，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濟南英勇就義。何叔衡默默無聞的革命志士。一大會后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1935年2月在長汀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這4人雖然為革命事業英年早逝，但都永遠刻在共和國歷史的豐碑上，祖國和人民永遠銘記他們。
　　初心仍在——身離心儀，歷經曲折但仍向黨為黨。一大代表中，李達和李漢俊雖然留學日本，但最終都放棄理科專攻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參與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李漢俊還是當時國內頂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一大報告主要起草者。這倆人雖然后來與陳獨秀、張國烹政見不和憤而脫黨，后來李漢俊加入國民黨，中間走過彎路，但從未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后，李漢俊對國民黨反共活動進行了抵制和斗爭，利用工作的“合法”身份掩護了董必武等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1927年被軍閥逮捕并殺害。著名作家茅盾回憶起李漢俊時說：“我很欽佩他的品德和學問。”李達后來談起自己脫黨的這段經歷，說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嚴重、最不能饒恕的大錯誤”。不過，1924年至1949年間，盡管李達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他的信念從未動搖過。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雖然脫離開了黨，卻絕不脫離馬列主義，決不做違反黨的事情。”，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毛澤東稱為“理論界的魯迅”、“真正的人”，解放后經劉少奇介紹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初心忘卻——立場搖擺，迷途知返默默終老一生。這指的是包惠僧和劉仁靜，他們因信仰的動搖走向人民對立面，后又迷途知返，再度尋找組織，但沒能再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痛苦與悔恨中終其一生。包惠僧是武漢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他膽寒了，后來自行脫離黨組織，為生存加入了國民黨，又遭國民政府遣散跑到澳門，因為處境艱難給毛澤東寫信懺悔，解放后回到北京。劉仁靜曾是“五四”運動的急先鋒，1926年赴莫斯科學習，由于受托派思想影響，回國后自命為“中國托派第一號”人物，隨之被我黨開除。1948年他投靠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陶希圣，在其授意下發表包括《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反共文章，成為國民黨的御用槍手而向共產黨開炮。解放后劉仁靜向中央領導寫信請求處理，最后38年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和養老。如果頭腦不清醒、信仰不堅定，政治上就會缺定力，包惠僧和劉仁靜有這樣的結局也是情理之中。
　　初心背棄——叛黨賣國，自絕人民永釘歷史恥柱。張國烹、陳公博、周佛海就是這類人，這3名黨的創始人被釘在了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張國烹曾是中共一大執行主席，長征途中擁兵自重、另立“中央”，后來脫黨叛變當了國民黨特務。1948年底他見大勢已去先后移居臺灣、香港、美國，最后在加拿大多倫多病逝。張國烹做了20年共產黨、40年國民黨，最后客死他鄉，可悲可嘆!陳公博、周佛海算是最壞的典型，后來都當了大漢奸，抗戰勝利后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陳公博脫黨后投靠國民黨，從此效忠汪精衛，成為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他政治上變化多端，是沒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搖擺者。周佛海參加一大時就爭地位，因欲望得不到滿足跑到日本，回國后又一頭扎向國民黨，抗戰時追隨汪精衛降日，成為第三號大漢奸。周佛海壓根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投機家。嚴格地說，這三個人從來沒有在思想上加入共產黨，只因一時追求新奇而對共產主義理論產生興趣，為追名逐利最終變成黨的敵人、民族敗類。
　　一大13位代表的各自走向告訴我們，堅守信仰的韌度決定著人生命運的方向。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些時代的弄潮兒已離我們遠去，他們的悲喜、榮辱與成敗，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那就是應該怎樣堅守信仰?是像老一輩革命家那樣不忘初心本色、挺起精神脊梁，還是像這些年貪腐墮落、銀鐺入獄的人民罪人，忘記入黨初心、背棄錚錚誓言?答案己不言而喻。
　　從一大到十九大，中國共產黨己經擁有了8900多萬黨員。如果說信仰曾經體現在“砸碎舊世界”的革命之時、閃耀在“創造新世界”的建設之時、迸發在“追趕全世界”的改革之時。那么新時代的我們，須把信仰寫在全面小康之路、偉大復興之路、改革強軍之路上，縱然百水千山萬重難，唯有初心本色終不改，在堅守信仰、踐行信仰中丈量人生高度、綻放最美芳華!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6

　　黨史工作是黨的一項具有全局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工作，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黨史和黨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關于新形勢下黨史和黨史工作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是新時代做好黨史工作的遵循和依據，是推動黨史工作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黨史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史學工作，黨史工作既是一項史學研究，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兼具政治性與科學性。黨史工作的根本任務是“以史鑒今，資政育人”，黨史工作者是黨史工作的重要實踐主體，是黨史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承擔著為黨存史述史、續寫“紅色家譜”的工作職責。新時代黨史工作者做好黨史工作要具備“三力”，即政治定力、初心動力、業務能力。
　　政治定力：堅持“黨史姓黨”，站穩政治立場，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新時代黨史工作者要具備政治定力，首先體現在堅持黨對黨史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黨史姓黨”是黨史工作的生命線，是做好黨史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證。黨史工作者要有強烈的黨性觀念，對黨絕對忠誠，讓黨放心安心，做到在黨言黨、知黨信黨、憂黨為黨、愛黨興黨。黨史工作者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握好黨史工作的正確政治方向，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黨史工作的政治性要求黨史工作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黨史工作者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為黨修史立傳、著書立說。立場基于信仰，立場決定話語。黨史工作者應堅定馬克思主義政治信仰、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牢固樹立政治理想。黨史工作者要彰顯政治擔當，毫不動搖地、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立場在本質上是反動的，歷史虛無主義帶來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危害是巨大的。反對遏制歷史虛無主義，黨史工作者責無旁貸，要敢于亮劍、勇于發聲、善于引導，要用客觀史實正本清源，堅守住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黨史陣地。
　　再次，黨史工作者要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是一項基本政治要求。全面從嚴治黨不允許有“漏網之魚”，黨史工作者要廉潔自律、慎獨干凈，守住紀律的紅線底線，面對各種誘惑，要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在與私欲的斗爭中錘煉政治品格，保持政治本色，自覺踐行“三嚴三實”要求。黨史工作者要嚴格遵循黨史上兩個“歷史決議”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重大黨史事件和重要黨史人物的新評價、新論斷，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能犯歷史錯誤、政治錯誤。
　　初心動力：要為人民寫史，熱愛黨史事業，牢記光榮使命
　　初心是一個人干事的“源動力、元動力、愿動力”，初心不忘，就不彷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黨史的主人公是中國共產黨，創造者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黨史歸根結底是人民的歷史。黨史工作者應從黨史中領悟自己的初心，堅守自己的初心，常問自己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堅持為人民寫史，為人民說話，當好黨和人民的“責任編輯”。
　　始于初心，源于熱愛，熱愛是感性初心。人對于自己熱愛的事業，內心總有一股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干勁。黨史工作者做好黨史工作就要發自內心地熱愛黨、熱愛黨史事業，只有真正熱愛，才會在工作中充滿激情動力。黨史工作者在研究、宣傳黨史的過程中，要感受到黨的偉大以及百年歷程的艱辛與不易，加深對黨史的認識，涵養對黨史的情懷，升華對黨史的感情。黨史工作者只要真正熱愛黨史事業，將自己奉獻給黨史事業，即使是默默無聞地“青燈黃卷，皓首窮經”日復一日，內心也不失樂趣，因為精神上的滿足要遠遠大于物質上的富足。
　　初心是情懷，使命是擔當，初心和使命都是黨史工作者勤勉工作的不竭動力。使命是時代賦予的，希望是黨和人民寄托的。新時代黨史工作者肩負著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研究“三大規律”，為黨治國理政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歷史支撐的崇高職責和光榮使命。黨的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產生于艱苦卓絕的革命年代，是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品牌”，是激勵一代代共產黨人攻堅克難的強大動力，黨史工作者要把黨的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用黨史呈現出來，用文字傳承下去，讓后輩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黨史事業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程，黨史工作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主動作為、積極作為。
　　業務能力：加強理論修養，提高文字水平，創新工作思路
　　黨史部門是黨史研究部門和主管黨史業務的工作部門，黨史工作的性質和內容對黨史工作者的業務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黨史工作者的理論修養是其業務能力的突出表現，是保證黨史理論性的重要基礎。新時代黨史工作者加強理論修養，要在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下大功夫，特別是要認真研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黨史工作者要閱讀大量的文獻書籍，包括《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等權威著作，還有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央全會決定和黨的其他重要會議決議與黨中央主要領導的重要講話。要廣泛輸入黨史理論知識，夯實理論基礎，扎實理論功底，在常學常新常用中強化理論修養，做到“肚里有貨，心中有數，筆下有神”。
　　黨史工作者的文字能力是一項“硬實力”“核心能力”，黨史工作者要提高文字水平，讓黨史兼具學術價值和閱讀價值。一方面，寫作要堅持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辯證的觀點，保證黨史的客觀真實、科學嚴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黨的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重大史實、歷史細節要充分挖掘，理清歷史脈絡，理順歷史邏輯，嚴防任何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
　　另一方面，寫作要注入真情實感，要寫得生動感人。黨史要面向人民群眾，要用簡約樸實的文風敘述，讓人民群眾愿意看、樂意看。既要寫大事，也要寫小事，既要寫黨的領袖，也要寫普通黨員和群眾，要為全黨全社會寫出科學嚴謹、史實準確、生動流暢的黨史作品。
　　歷史每天都在發生，黨史工作者面對社會轉型時期各方面的深刻變化，要培養創新思維，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黨史工作思路，增強黨史工作的感染力、影響力、吸引力、說服力。第一，創新黨史研究方法。黨史本身就具有復雜性和多重面目，黨史工作者在運用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同時，要借鑒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優勢，為我所用，構建黨史研究的方法論體系。第二，創新黨史研究角度。黨史工作者應堅持“大黨史”理念，把黨史置于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研究，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對百年黨史進行全面系統地把握。拓展研究新領域，比如，中共紀念活動史、改革開放以來地方縣委書記口述史等。第三，創新黨史宣傳方式。當今時代是網絡時代、信息時代、自媒體時代，黨史工作者要緊跟時代潮流，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進行廣泛宣傳、重點宣傳，擴大宣傳面，主動占領黨史輿論陣地，讓熱愛黨史、學習黨史在全黨全社會蔚然成風。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7

　　人民網北京10月17日電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8日將在北京召開。這一盛會的召開引起了海外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他們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盛贊中國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贊嘆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

　　全球點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5年。中國各領域改革建設呈現新面貌。其中，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贏得了中國民眾的廣泛支持。很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經驗值得其他國家政黨及政府參考、借鑒。

　　每年總要多次前往中國參加學術研討和會議的巴基斯坦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菲扎爾·拉赫曼對中國可稱得上相當熟悉。對于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菲扎爾·拉赫曼認為，十九大是中國的一件大事，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將以開放的姿態接受人民的檢驗，大會將發布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愿景，這對于中國全面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菲扎爾·拉赫曼表示，在過去長期歷史實踐中，共產黨的領導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重大進步，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能力、承諾和智慧。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敢于直面急需解決的問題，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了遠見卓識的“中國方案”。中國共產黨還堅決反腐，在加強黨的自身能力建設方面保持與時俱進，從而實現自我完善和不斷進步，增強了人民的信心。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經濟、社會將繼續取得更大的發展成就，造福中國人民。

　　土耳其愛國黨副主席索內爾·波拉特對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新、自我凈化深表贊嘆。“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力度之大堪稱前無古人，值得稱贊。”“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最有效率的政黨之一。”

　　剛果(布)總統薩蘇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發展成就，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必將取得圓滿成功。

　　中國近5年經濟建設成績單全球矚目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蘊含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是中國對全球多極化和世界和平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外國專家學者對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互聯網經濟發展及國際貢獻等給予高度評價。

　　俄羅斯戰略研究所亞洲和亞太地區中心主任康斯坦丁·科卡廖夫認為，中國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共十九大的召開。會議召開期間將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黨中央前五年工作進行總結，這個階段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而言具有特殊意義。在此期間，中國面臨并解決了國家內部發展以及當代國際政治局勢的諸多復雜問題。在當前國際上存在諸多阻力和復雜因素的大環境下，中國依然能保持成功發展，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完善并深化與外國伙伴的合作關系，協調與各國際組織的工作關系并提高了與各方的合作效率，實屬不易。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江原規由表示，中國過去的5年里，年平均增長率為7.2%，雖然進入中速增長期，但與世界經濟增長率相比，仍然為相對較高的增長率，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貢獻。尤其是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比2012年增長9.7個百分點，達64.6%。從中可以看出增長類型的轉變與民生提高、中產階級的增加等種種積極快速變化。

　　江原十分關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他表示，在反全球化與保護主義抬頭的當今時代，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贏”為指導原則的“一帶一路”倡議，符合時代潮流，得到全球廣泛支持。

　　加州州長杰里·布朗對人民網記者指出，在過去五年中，中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并聯通大量的商業貿易渠道，在環境保護、減少碳排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對中國在未來有更多作為表示期待。

　　十八大以來民生新變化外國人看在眼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常常到訪中國的海外人士對此也頗有感觸。

　　緬甸天網電視臺記者佐耶昂此次來中國采訪，乘坐了當今世界最快的高鐵“復興號”、看到了黃浦江畔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目睹了中國在創新發展領域的努力拼搏，這些都令他耳目一新。他最為企盼的是緬甸人民也能早日坐上高鐵，發展的道路越走越寬。“所以，我非常關注中共十九大將為中國進一步參與全球治理、進一步發展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關系、進一步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而提出的倡議和舉措，這將惠及世界，惠及周邊”。

　　美國俄勒岡州長凱特·布朗表示，自己曾三次到訪中國，每一次都能見到巨大的變化。她在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驚嘆的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在科技發展方面有著長足的進步。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8

　　斯內夫利特在大東旅社旅客登記冊上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他跟中國人打交道用的是中國式的名字“倪恭卿”，鑒于他后來以“馬林”這一化名在中國著稱，本文沿用這一習慣，以下均以馬林相稱。

　　馬林是荷蘭人，1883年5月13日降生在荷蘭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學畢業后，他來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1902年，十九歲的馬林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鐵路部門從事工會工作，表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

　　1913年2月，三十歲的馬林遠渡重洋，前往那時是荷蘭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亞。在那里，馬林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投身革命活動。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議下，發起成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的前身）。

　　1917年11月，列寧成功地領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喜訊傳到荷屬東印度，馬林興奮不已，一連發表了好多篇文章，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

　　荷屬東印度總督早已把馬林視為眼中釘，這時抓住了馬林的文章作為把柄，通緝馬林，并由三寶垅法院對馬林進行了審訊。1918年12月5日，馬林被荷屬東印度總督下令驅逐出境。

　　馬林不得不回到荷蘭。但是，他仍通過他在荷屬東印度的戰友，領導著那里的革命活動。

　　1920年5月23日，荷屬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印尼共產黨”。就在這個月，馬林從荷蘭前往蘇俄，以印尼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二大的籌備工作。在莫斯科，馬林非常榮幸地會晤了列寧。列寧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主席，馬林被任命為秘書。馬林的膽識、經驗和對共產主義的赤誠，給列寧留下很深的印象。

　　列寧那睿智的目光，關注著世界的東方，尤其是關心東方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列寧在考慮著、物色著恰當的人選派往中國，幫助中國革命者建立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前，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并獲得共產國際的批準，由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派出了以魏金斯基為首的代表團前來中國，同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了聯系。魏金斯基在北京會晤了李大釗，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魏金斯基認為中國經過五四運動的戰斗洗禮，涌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已日臻成熟……

　　1920年8月，馬林被列寧委派為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國。

　　就在馬林動身前往中國前夕，他在途經維也納時落進奧地利警察手中。由于友人和一位律師的奔走，他在被捕六天之后獲釋，并被奧地利驅逐出境。他在威尼斯踏上了駛往上海的“英斯布魯克”號。

　　馬林來到上海時，陳獨秀到廣州工作去了。李達和李漢俊挑起了籌備中共一大的重擔。

　　李達后來回憶：“6月初，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7月1日開幕……”李達提及的“尼可洛夫”，亦即尼科爾斯基。當然，一大開幕日期他是記錯了。

　　畢竟這是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各地代表陸續動身，直至7月21日，最晚的一位代表――陳公博抵滬后，十三位代表才算全部到齊。他們是：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也有人認為包惠僧只是出席者，不算正式代表)，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代表們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借宿于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三百八十九號(今太倉路一百二十七號)私立博文女校(陳公博住在大東旅社)。“北李南陳”（李大釗和陳獨秀）因事務繁忙，未能赴會。

　　7月23日晚，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劉仁靜是北京大學英語系學生，坐在馬林旁邊擔任翻譯。

　　馬林這個人講起話來，一派宣傳鼓動家本色。馬林一開頭便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

　　馬林詳盡地向中國戰友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談及了他和列寧在莫斯科的會見，會場頓時變得熱烈起來。馬林說起了列寧期望著中國建立共產黨，期望世界的東方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倘不是馬林事先關照過不許鼓掌以免驚動密探，到會的代表們定然會熱烈鼓掌。

　　他的這一席話，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見斯諾《西行漫記》)

　　他的這一席話，給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見《包惠僧回憶錄》)

　　馬林講畢，尼科爾斯基簡短致辭。他向大會表示祝賀，并介紹了在伊爾庫茨克建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情況。

　　后來，中共一大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們在這里非常高興地說：希夫廖特同志（即馬林――引者注）和尼柯爾斯基（即尼科爾斯基――引者注）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并給我們做了寶貴的指示……尼柯爾斯基同志把成立遠東局的情況告訴了我們，并向我們述說了他對俄國的印象。在這個報告以后，根據尼柯爾斯基同志的建議，我們決定打電報給伊爾庫茨克，告訴他們代表大會的進程。”

　　尼科爾斯基講畢之后，張國燾宣布散會，代表們很快就消失在濃重的夜幕之中。

　　考慮到外國人進出李公館容易引起那些特殊的眼睛的注意，馬林此后沒有出席會議，但是每天聽取張國燾的匯報。

　　7月30日晚，當中共一大準備在李公館舉行閉幕會時，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又來到了那里。8時多，十五個代表剛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后門，忽地進來一個面孔陌生、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這人闖入餐廳，朝屋里環視了一周。

　　李漢俊首先發現這位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哈腰，一邊匆匆朝后退出。

　　馬林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么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

　　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使馬林判斷出那位陌生人是何等人物。“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從前門走出去。平時，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開啟……

　　代表們散去才十分鐘，李公館便被法國巡捕和中國警察包圍。法國捕頭帶著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名法兵、三個翻譯，闖進了李公館，卻撲了個空。

　　當時，中共一大的代表們尚缺乏地下工作經驗。馬林的當機立斷，使中共一大代表們避免了一場災禍。

　　壯烈犧牲在法西斯刑場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馬林仍留在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重大的戰略方針――實行國共合作。馬林以為，中共黨員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應加入國民黨，進入國民黨領導層，以迅速壯大中共。

　　馬林的意見遭到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反對，而毛澤東十分堅決地贊同、支持馬林關于國共合作的戰略。在馬林親手所記錄的《與毛澤東同志的一次談話》中，馬林稱毛澤東為“一個很能干的湖南學生”。在那次談話之后，馬林十分重視毛澤東。在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當時中共中央委員只有五人)并兼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擔任顯要職務。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9

　　人民網重慶4月6日電為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6日，由中共沙坪壩區委宣傳部、中共沙坪壩區委黨史研究室共同主辦的“輝煌的歷程——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圖片展，在沙坪壩區愛民廣場開展。

　　此次展覽由十九個部分組成，以中國共產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序，通過精煉的文字和百余幅珍貴歷史照片，全面反映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走過的發展歷程，生動地展現了從艱難探索到開拓創新的奮斗歷程。

　　圖片展相關負責人介紹，本次展覽史料豐富、內容詳實、脈絡清晰，對于在新時代講好黨的故事、傳承好“紅色基因”，指導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正確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從黨的百年偉大奮斗歷史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據悉，“輝煌的歷程——中共一大至十九大”圖片展還將在三峽廣場商圈，以及沙坪壩區各個鎮、街道相繼進行巡展，進一步擴大黨史學習教育覆蓋面，在全區營造“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濃厚氛圍。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0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的百歲老戰士們的回信中強調，多講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引導廣大黨員特別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仰、勇敢斗爭，為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不懈奮斗。
　　讀史可以明鑒，知古可以鑒今。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史是一部血與淚的奮斗史、是一部百煉成鋼的民族史、是一部飽經風霜的磨難史。作為新時代青年黨員干部，我們要常讀常新憶黨史，不忘初心勇前行。
　　讀黨史，牢記共產黨人的忠誠本色。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史是每一名黨員的必修課，是每一名黨員都應該銘記于心的歷史鏡鑒。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以來，始終將忠誠的政治本色擺在首位。我們都曾在黨旗下宣誓“對黨忠誠”，都曾在學黨史時認識了一個個錚錚鐵骨的民族英雄，都曾在國家危難之際見識了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我們在種種事跡當中看到了什么叫做對黨對人民絕對忠誠，那就是在國家有難時不畏生死、挺身而出，在人民群眾利益遭受損害時先人后己、勇往直前，沒有一點猶豫、沒有一絲怠慢。“我是黨員我先上”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座右銘，這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讀黨史不僅是為了學習先輩們的精神，更是為了加強黨性修養、提高政治執行力，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人民的。
　　學黨史，不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學黨史是我們每個黨員干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黨史中我們了解到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真正懂得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句歌詞背后的深意，我們明白了只有國家強大了我們才能安居樂業，祖國就是我們最堅強的后盾，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大的底氣。因為有黨的堅強領導，所以面對疫情、洪災、地震等大災大難，我們不再害怕，我們知道共產黨會來救我們，共產黨會來保護我們，共產黨不會丟下我們，不論何時何地。學黨史，教會我們年輕干部要繼續沿著先輩們走過的路，繼續守護人民的安寧，守衛祖國的疆土，無論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輩們用生命換來的，來之不易，我們要繼續帶著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砥礪前行，不負韶華。
　　憶黨史，傳承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焦裕祿、孔繁森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們讀書時課本上必不可少的內容，工作后，我們也時常開展“參觀紅色教育基地”“老黨員講黨課”等活動。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中國歷史不太了解，對黨史更是知之甚少，這樣顯然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和每個公民的自身成長。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有太多的歷史等著我們去了解去探索去學習，學習先輩們為黨為人民舍生忘死的奉獻精神，學習先輩們履職盡責、愛崗敬業的奮斗精神，學習先輩們百折不撓、勇敢執著的無畏精神。憶黨史是為了我們更好地銘記黨恩，更好地從黨史中汲取攻堅克難的智慧力量，傳承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1

位于延安路高架旁的輔德里，是中共二大的召開地。這是一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沈家善 攝

　　記者驀然鼻酸——翻開1951年的解放日報，在3月24日的第三版，底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行《尋人啟事》：“張靜泉（人亞）一九三二年后無音訊，見報速來信，知者請告。”

　　這是經歷戰亂后一位父親對離散親人的苦苦尋覓。20多年前，他的兒子張靜泉從上海悄悄回到浙江鎮海老家，叮嚀再三，交托了一個大包裹。這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見。幾天后，父親對外佯稱“不肖二兒子靜泉長期在外毫無音信，恐怕早已死了”，隨后在山上修了一座墓穴，葬了一個空棺，埋進這個包裹。老人家從此一人獨守著秘密。

　　眼看寧波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兒子卻依然杳無音訊。尋人啟事登了數月，無果。這才打開空棺，取出包裹，獻給國家。里面，是彌足珍貴的一批中共早期檔案。

　　其中，就有中共的第一部《黨章》。

　　這部《黨章》，正是90年前的那個夏天，誕生于上海輔德里。

　　就在這里，1922年7月16日，一群年輕的共產黨人又聚在一起，中共二大開幕了。

　　會開了八天。八天，每一天都驚心動魄。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個人不是正式代表

歷史如此巧合——中共一大召開的地方叫“樹德里”，中共二大召開的地方叫“輔德里”。一“樹”一“輔”，一個開天辟地，一個相輔相成。一大和二大共同完成了黨的創建任務，年輕的政黨，就此在上海誕生。

　　一大結束后，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宣傳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婦女工作，率先在上海開展。1921年8月，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這個“中國產業中心”建立，它是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第一次組織上海浦東煙廠罷工，煙廠工會由此設立，此后決定在北京、長沙、廣州等設分部。后支持上海英美煙公司9000工人大罷工，不僅提高工人工資10%，還迫使英國監工答應善待工人，這是中國工人同雇主直接談判的開始。不久，工人運動在各地蓬勃展開。

　　中央檔案館選編史料明載：“到l922年6月底，中共有195名黨員，其中上海就有50人，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26%。”

　　“二大另一個可能召開的地點是廣州。”上師大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教授邵雍說。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對廣州很有興趣。而陳獨秀與張國燾等人卻覺得：“當時廣州風云變幻，是個是非之地，政治局勢并不明朗。”6月16日，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總統府。此后半年多，廣東地方黨組織轉入地下活動。

　　中共二大開會地點，本身就是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產黨》月刊編輯部所在地，后門就是黨的第一個婦女干部學校 “平民女校”，團中央也在不遠處……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可以說也是歷史的必然。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個人不是正式代表

【當日《申報》摘抄】 “閔行……米價昂貴，民不聊生……”“總商會催結澳兵行兇案：澳門葡兵殺戮華人案，前經廣州政府與澳門交涉，未得解決……此案關系數百余條人命……速行知照澳督，儆戒行兇軍隊，而篤中葡國誼。”

　　嗚呼！華人慘遭殺戮，關系數百人命，居然還表示“篤誼”？

　　還有一條重要消息未刊登——也就在這一天，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

　　同日，還有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正式決定：在中國實行馬林關于國共合作的建議。

　　仍在緊張進行的中共二大，八天議程也實現了“加入第三共產國際成為其黨支部”的組織舉措。中共黨史學會研究員林建公說，從中共一大通過“聯合共產國際”，到中共二大確認“加入共產國際”，期間針對一些分歧，“1921年，陳獨秀主動與馬林交換意見，為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提供了思想基礎”。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2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的百歲老戰士們的回信中強調，多講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引導廣大黨員特別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仰、勇敢斗爭，為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不懈奮斗。
　　讀史可以明鑒，知古可以鑒今。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史是一部血與淚的奮斗史、是一部百煉成鋼的民族史、是一部飽經風霜的磨難史。作為新時代青年黨員干部，我們要常讀常新憶黨史，不忘初心勇前行。
　　讀黨史，牢記共產黨人的忠誠本色。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史是每一名黨員的必修課，是每一名黨員都應該銘記于心的歷史鏡鑒。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誕生以來，始終將忠誠的政治本色擺在首位。我們都曾在黨旗下宣誓“對黨忠誠”，都曾在學黨史時認識了一個個錚錚鐵骨的民族英雄，都曾在國家危難之際見識了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我們在種種事跡當中看到了什么叫做對黨對人民絕對忠誠，那就是在國家有難時不畏生死、挺身而出，在人民群眾利益遭受損害時先人后己、勇往直前，沒有一點猶豫、沒有一絲怠慢。“我是黨員我先上”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座右銘，這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讀黨史不僅是為了學習先輩們的精神，更是為了加強黨性修養、提高政治執行力，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人民的。
　　學黨史，不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學黨史是我們每個黨員干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黨史中我們了解到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真正懂得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句歌詞背后的深意，我們明白了只有國家強大了我們才能安居樂業，祖國就是我們最堅強的后盾，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大的底氣。因為有黨的堅強領導，所以面對疫情、洪災、地震等大災大難，我們不再害怕，我們知道共產黨會來救我們，共產黨會來保護我們，共產黨不會丟下我們，不論何時何地。學黨史，教會我們年輕干部要繼續沿著先輩們走過的路，繼續守護人民的安寧，守衛祖國的疆土，無論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輩們用生命換來的，來之不易，我們要繼續帶著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砥礪前行，不負韶華。
　　憶黨史，傳承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焦裕祿、孔繁森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們讀書時課本上必不可少的內容，工作后，我們也時常開展“參觀紅色教育基地”“老黨員講黨課”等活動。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中國歷史不太了解，對黨史更是知之甚少，這樣顯然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和每個公民的自身成長。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有太多的歷史等著我們去了解去探索去學習，學習先輩們為黨為人民舍生忘死的奉獻精神，學習先輩們履職盡責、愛崗敬業的奮斗精神，學習先輩們百折不撓、勇敢執著的無畏精神。憶黨史是為了我們更好地銘記黨恩，更好地從黨史中汲取攻堅克難的智慧力量，傳承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3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的十九大）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

　　該會議主題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1]

　　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承擔著謀劃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中共一大會址觀后感篇14

　　黨史工作是黨的一項具有全局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工作，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黨史和黨史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關于新形勢下黨史和黨史工作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是新時代做好黨史工作的遵循和依據，是推動黨史工作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黨史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史學工作，黨史工作既是一項史學研究，也是一項政治任務，兼具政治性與科學性。黨史工作的根本任務是“以史鑒今，資政育人”，黨史工作者是黨史工作的重要實踐主體，是黨史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承擔著為黨存史述史、續寫“紅色家譜”的工作職責。新時代黨史工作者做好黨史工作要具備“三力”，即政治定力、初心動力、業務能力。
　　政治定力：堅持“黨史姓黨”，站穩政治立場，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新時代黨史工作者要具備政治定力，首先體現在堅持黨對黨史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黨史姓黨”是黨史工作的生命線，是做好黨史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證。黨史工作者要有強烈的黨性觀念，對黨絕對忠誠，讓黨放心安心，做到在黨言黨、知黨信黨、憂黨為黨、愛黨興黨。黨史工作者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握好黨史工作的正確政治方向，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黨史工作的政治性要求黨史工作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黨史工作者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為黨修史立傳、著書立說。立場基于信仰，立場決定話語。黨史工作者應堅定馬克思主義政治信仰、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牢固樹立政治理想。黨史工作者要彰顯政治擔當，毫不動搖地、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立場在本質上是反動的，歷史虛無主義帶來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危害是巨大的。反對遏制歷史虛無主義，黨史工作者責無旁貸，要敢于亮劍、勇于發聲、善于引導，要用客觀史實正本清源，堅守住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黨史陣地。
　　再次，黨史工作者要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是一項基本政治要求。全面從嚴治黨不允許有“漏網之魚”，黨史工作者要廉潔自律、慎獨干凈，守住紀律的紅線底線，面對各種誘惑，要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在與私欲的斗爭中錘煉政治品格，保持政治本色，自覺踐行“三嚴三實”要求。黨史工作者要嚴格遵循黨史上兩個“歷史決議”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重大黨史事件和重要黨史人物的新評價、新論斷，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能犯歷史錯誤、政治錯誤。
　　初心動力：要為人民寫史，熱愛黨史事業，牢記光榮使命
　　初心是一個人干事的“源動力、元動力、愿動力”，初心不忘，就不彷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中國共產黨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黨史的主人公是中國共產黨，創造者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黨史歸根結底是人民的歷史。黨史工作者應從黨史中領悟自己的初心，堅守自己的初心，常問自己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堅持為人民寫史，為人民說話，當好黨和人民的“責任編輯”。
　　始于初心，源于熱愛，熱愛是感性初心。人對于自己熱愛的事業，內心總有一股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干勁。黨史工作者做好黨史工作就要發自內心地熱愛黨、熱愛黨史事業，只有真正熱愛，才會在工作中充滿激情動力。黨史工作者在研究、宣傳黨史的過程中，要感受到黨的偉大以及百年歷程的艱辛與不易，加深對黨史的認識，涵養對黨史的情懷，升華對黨史的感情。黨史工作者只要真正熱愛黨史事業，將自己奉獻給黨史事業，即使是默默無聞地“青燈黃卷，皓首窮經”日復一日，內心也不失樂趣，因為精神上的滿足要遠遠大于物質上的富足。
　　初心是情懷，使命是擔當，初心和使命都是黨史工作者勤勉工作的不竭動力。使命是時代賦予的，希望是黨和人民寄托的。新時代黨史工作者肩負著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研究“三大規律”，為黨治國理政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歷史支撐的崇高職責和光榮使命。黨的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產生于艱苦卓絕的革命年代，是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品牌”，是激勵一代代共產黨人攻堅克難的強大動力，黨史工作者要把黨的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用黨史呈現出來，用文字傳承下去，讓后輩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黨史事業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工程，黨史工作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主動作為、積極作為。
　　業務能力：加強理論修養，提高文字水平，創新工作思路
　　黨史部門是黨史研究部門和主管黨史業務的工作部門，黨史工作的性質和內容對黨史工作者的業務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黨史工作者的理論修養是其業務能力的突出表現，是保證黨史理論性的重要基礎。新時代黨史工作者加強理論修養，要在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下大功夫，特別是要認真研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黨史工作者要閱讀大量的文獻書籍，包括《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等權威著作，還有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央全會決定和黨的其他重要會議決議與黨中央主要領導的重要講話。要廣泛輸入黨史理論知識，夯實理論基礎，扎實理論功底，在常學常新常用中強化理論修養，做到“肚里有貨，心中有數，筆下有神”。
　　黨史工作者的文字能力是一項“硬實力”“核心能力”，黨史工作者要提高文字水平，讓黨史兼具學術價值和閱讀價值。一方面，寫作要堅持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辯證的觀點，保證黨史的客觀真實、科學嚴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黨的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重大史實、歷史細節要充分挖掘，理清歷史脈絡，理順歷史邏輯，嚴防任何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
　　另一方面，寫作要注入真情實感，要寫得生動感人。黨史要面向人民群眾，要用簡約樸實的文風敘述，讓人民群眾愿意看、樂意看。既要寫大事，也要寫小事，既要寫黨的領袖，也要寫普通黨員和群眾，要為全黨全社會寫出科學嚴謹、史實準確、生動流暢的黨史作品。
　　歷史每天都在發生，黨史工作者面對社會轉型時期各方面的深刻變化，要培養創新思維，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黨史工作思路，增強黨史工作的感染力、影響力、吸引力、說服力。第一，創新黨史研究方法。黨史本身就具有復雜性和多重面目，黨史工作者在運用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同時，要借鑒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優勢，為我所用，構建黨史研究的方法論體系。第二，創新黨史研究角度。黨史工作者應堅持“大黨史”理念，把黨史置于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研究，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對百年黨史進行全面系統地把握。拓展研究新領域，比如，中共紀念活動史、改革開放以來地方縣委書記口述史等。第三，創新黨史宣傳方式。當今時代是網絡時代、信息時代、自媒體時代，黨史工作者要緊跟時代潮流，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進行廣泛宣傳、重點宣傳，擴大宣傳面，主動占領黨史輿論陣地，讓熱愛黨史、學習黨史在全黨全社會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