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近代史論文的文章4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篇1】中國近代史論文
【摘要】歷史有其固有的發展規律與特性，被后人認知。可即使是今天我們站在當下的立場著眼之前的歷史，有些事情是非功過卻也琢磨不清，更不用說古人們的“正在發生”的立場上了。李世民評價魏征的一句話成為當今膾炙人口的名言：“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歷史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事實真相，更多的價值在于我們對于歷史的啟發和在探討中生成的附加價值。不論之前、當下亦或是未來，一些歷史總會是刻骨銘心，正如鴉片戰爭后社會的變化，會帶給我們深刻的反思。
【關鍵詞】鴉片戰爭清政府撫夷與剿夷社會變化
一、未有之變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二、撫夷派和剿夷派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三、社會變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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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國近代史論文
【摘要】《申報》作為一份在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具備著很高的人文社科價值。本文將從史學、新聞學和經濟學三個方面角度來分析《申報》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貢獻。
【關鍵詞】《申報》；歷史回顧；業務改革；經營創新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一、史學價值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二、新聞價值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三、經濟學價值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篇3】中國近代史論文
【摘要】在我國教育發展歷程中，“五四”運動帶來的新舊思想碰撞對師生關系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重要作用。民主科學思潮的活躍，沖擊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打破了傳統教育中尊師重道、教師占據至高至尊地位的傳統思想。本文以“五四”運動為切入點，探索這場運動對傳統教育中師生關系的革新。民主、平等理念的提出使師生關系朝著民主化、平等化方向發展，對現代師生關系的革新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師生關系民主平等革新
【中圖分類號】G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089（2019）25-0214-02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了無數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一、“五四”運動前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
“五四”運動爆發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教育與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象的獨立思考。傳統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展方向。
二、“五四”運動迎來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上得到確立。”[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興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一直在為引進、宣傳和普及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而努力。實用主義教育尊重學生發展的個性，自由選擇學習內容，教師在教育中尊重每一個孩子的不同想法，包容學生的觀點，注重學生學習思想的創新。新的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思想的強烈沖擊和影響，使民主平等理念在中國的影響范圍越來越大，不斷沖擊傳統的“以師為尊”的教育觀念。 三、“五四”運動對師生關系的革新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的師生關系思想。”[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6]隨著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道德素養。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了現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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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國近代史論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的不足，實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23-0089-03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一、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教學說的剖析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二、對東西文化優劣的辯證分析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這一時期李大釗對于東西方文化的態度也較以往溫和了許多，雖然依舊堅持中國文化須由靜入動，也提出東西文明“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合，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6]211
李大釗以動、靜區分東西文明說，很明顯受到日本人茅原華山的影響，后者在1914年出版的《人間生活史》中已提出東方文明為“靜”的文明、西方文明為“動”的文明之說。李大釗曾建議梁漱溟可讀茅原華山的《人間生活史》等書，雖然梁似乎不會日文，茅原華山的想法至少通過李大釗對他產生了影響。如石川禎浩所說，民初中日兩國知識界發生的有關東西文化的論戰，是密切關聯地展開的。[7]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比較東西文明優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三、對“東西調和論”的批駁與革新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立即起而應戰。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濟上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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