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英文是Marxism，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簡稱，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的文章12篇 , 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第一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的時代背景
自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國際政治局勢動蕩,全球金融危機,社會沖突和種族,種族和宗教沖突,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性和社會信息化不斷推進,全球合作,多層次的全面發展。這表明,世界的和平發展道路和區域合作將不會一帆風順，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前和未來國際形勢的主流和本質。習近平主席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明確提倡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呼吁世界在同一條船上,分享責任,促進人類的共同利益”。“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這里出現和廣泛使用,包括了多層次的范圍,不僅從國內到邊境邊境地區和周圍,甚至不斷擴展到亞太和整個世界。近年來特別是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得到廣泛和強有力的應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東盟,周邊國家,如歐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國集團(G20)峰會上,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的國際活動里均反復提到的“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四國”集團,絲綢之路經濟帶,G20國家構建中國東盟命運的命運共同體等等。以上跡象說明,“命運共同體”絕不僅是一個口號或者說中國政府單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國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個新的會話標簽,與外交戰略中時時貫徹的明確目標,也是新時期中國領導人的外交實踐。“命運共同體”的這一概念,完全符合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新的要求。
二、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內涵
“共同體理念”是目前形勢中我國外交方略以及經濟貿易戰略的指導思想，也是世界共同發展的嶄新模式。“共同體理念”在中國的實踐,它不僅是一個適宜的宣傳口號,而是一種基于亞太地區的地理優勢和經濟發展,絲綢之路是一個外圍,打開,迫使對方,相互支持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共同建設的模式。的華人共同體思想,建立霸權,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但是為了實現政治互信為導向,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的經濟為目標,軍隊,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風險和挑戰,實現振興發展的國家,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實實在在的軍事實體,是中國和周邊國家共同繁榮,地區安全共同體思想“命運”、“利益共同體”,“共同體思想”的責任。毫無疑問，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人類社會發展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為邏輯線索,來觀察人類歷史和人類發展的命運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共同體思想是人類歷史的觀察,馬克思人類命運和人類發展的獨特的視角,共同體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聯系,構成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就像一條紅線貫穿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只有把握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內涵,才能可以回到馬克思主義本身,認識和了解以及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共同體思想中的“共同體”是在人類歷史中不斷生成的，是人類歷史上不斷生成,共同體思想的歷史顯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經濟“共同體思想和自由的人。從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體思想,以下的結論可以到共同體思想的原則規定:關節,這是馬克思的社會的本質;民主,這是真正的馬克思思想的共同體思想;自由個性,這是馬克思的社會的前提。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共同體思想的本質是個人現實和存在的基礎,共同體思想是各種所有制的前提,社會階級斗爭史前史和終極價值取向。
三、命運共同體思想在中國的實踐
“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指導中國在國際交流,國際事務中,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間發展趨勢和我國根本利益的戰略選擇。”“中國人民害怕動蕩,是穩定的,希望一切都好。“為什么中國堅定不移地倡導和平發展道路?認知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換句話說,為什么中國強烈強調和倡導建設和諧世界,推動和平發展,是基于當前國際社會是一個社會命運的客觀認知。“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實現中國主張和平發展、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的基礎。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主義并不矛盾,是一種發展。創建人類命運社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每個人都想過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依據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統一。當代“命運共同體”建設基于科學基礎上的古老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感到最親切的條件——“小康社會”。實現小康,當然,一些具體的標準,將去大同,世界將來肯定會逐漸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實用的角度來看,由于社會的整體利益是“命運”人類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則,因此,實施“命運共同體”,不僅有助于克服和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有助于促進全球共同繁榮和進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積極構建社區的命運,讓中國在國際環境的和平安全,從而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和中國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黨的18大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目標。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必須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看到世界的命運共同體,促進和命運共同體建設,顯然對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一個安靜、安全、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助于減緩和壓力不受外界干擾。
第二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120多名國外學者和國內知名學者等共1100余人參加了大會。大會以“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設十個分論壇和四個高端論壇。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以及厲以寧、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國內著名學者，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意大利前總理馬西莫·達萊瑪以及哈維、科茲、比岱、卡弗、布茲加林、阿爾卡利布、邁弗路德斯、奧爾漢加濟、安德森、達萊瑪、塞耶斯、胡比耶夫、賽義德、米爾勒、迦凱、奧伊蒂寧、吉烏拉斯、布倫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納維、哈利勒、希梅內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國際學者參加了各論壇的活動。在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討論中，如下五個議題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第一，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學者們的發言，可以發現學者們實際上是在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框架下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和診斷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所謂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是指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來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困境，結果卻是飲鴆止渴，導致更為嚴重的金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所謂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作為職能資本的集中表現，是推動生產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謂金融資本的非生產積累，是指金融資本通過價格的壟斷操作、證券投機、信用欺詐、地產投機、國債和主權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實現的圈錢機制。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危機，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加深和擴大了危機，這就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又必然向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國際關系危機轉化。在過去五六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每當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處于上升時期時，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就成為主流；每當核心國家處于下降期時，就會出現矛盾激化、積累中心轉移、保護主義不斷上升以及國際矛盾尖銳化等問題。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積累中心和霸權更替都經歷了相當大的社會動蕩，甚至伴隨著世界大戰。從1970年代起，資本主義就已進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資本主義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局部性危機，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進入長期衰退之中。未來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們將處于一個大動蕩、大改組時期。現在美國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國霸權處于下降期的表現。特朗普政權則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趨于衰敗的表現。此次資本主義自身危機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人類如何跨越資本主義。馬西莫·達萊瑪、邁弗路德斯、歐茲·奧爾漢加濟、阿明、如姆魯·圖阿松、大衛·施瓦茨曼教授、許建康研究員、李慎明研究員、丁曉欽教授、宋朝龍研究員等國內外學者對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及其所引起的結構性危機、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做了發言和討論。
第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與會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政策體系和意識形態；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個人出發，把人理解為脫離生產關系的經濟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體等；它使人脫離生產關系并進入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契約社會；它把自由意志之間的契約關系設定為唯一合法的社會關系，而契約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是這種形式主義制度體系難以理解、掌握和應對的。金融資本積累機制是在契約論的基礎上且不違背契約原則時發生的，因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無法診斷和醫治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放任了金融資本的非生產性積累，既導致金融貴族的寄生集團勢力劇增、產業資本成本增加、制造業轉移海外、產業空心化和工人失業，也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衰落，使邊緣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更導致新民粹主義興起和全球化逆轉。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世界體系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所打造的中產階級支配社會的神話、新自由主義“最小國家”觀念、新自由主義關于“人權高于主權”、關于“歷史終結論”的觀念紛紛破產。阿明、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馬西莫·達萊瑪、簡·奧托·安、法特稀·阿爾卡利布、宋麗丹和陳人江等學者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圍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做了發言和研討。
第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與會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基本邏輯，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論。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從《資本論》提供的分析邏輯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從唯物史觀角度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進行了解析和批判，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對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問題進行了闡發和研討。學者們還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野和交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思想和主張，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遇到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當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能力、現實化的調教功能和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交流。薩米爾·阿明、大衛·哈維、馬西莫·達萊瑪、博卡拉、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趙敦華、豐子義、趙家祥、潘維等學者對此主題做了發言和探討。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與會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方法論層次上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原子論和經驗主義世界觀；在核心價值觀上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在經濟制度上強調既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極影響；在政治制度上強調既發揮人民民主，又確保國家能力對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調節；在全球化新階段的頂層設計上，集中表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與踐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包含著東方大國自身的發展邏輯、共產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實現形式的探索邏輯，以及人類命運反思的探索邏輯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上述邏輯軌道上經過艱辛探索而確立的，這些邏輯軌道是世界歷史的內在邏輯軌道，而中國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和全球化時代多數發展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也為處于西方核心文明區的人們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參照。因此，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義。鄭長忠、邁克爾·唐邁、提瓦納、李玲、許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納德·福諾、馮顏利等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進行了確認和討論。
第五，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系統性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失效，意味著全球化正在發生轉向，新的時代呼喚著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來，馬克思主義歷經從西方到東方、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到多國、從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經變得更具解釋力和實踐力。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對金融資本的揚棄能力，具有帶領落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領全球化新階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義重塑人類文明的能力。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面臨艱巨的任務。與會學者認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體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長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中堅力量，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引領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關鍵在于鞏固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把中國共產黨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黨。謝里夫·穆罕默德·菲亞德、穆阿塔法·哈夫納維、萊恩、希梅內斯、迦凱·布倫特、亞當·赫什、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阿德漢·賽義德、田心銘、黃蓉生、何懷遠、章忠民、鄧純東等學者對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必然性、途徑和前景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
綜上所述，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的中外學者們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全球化轉向以及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討論，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全球化轉向的基礎上，勾畫了一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主義方案。
第三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再一次發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觀點.早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就以《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發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指明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方向.因此,對這一論斷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解釋世界”的三個層次及其時間維度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必須要追溯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蘊含的哲學觀念.因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明確自己的目的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要建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就必須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生存理想,以便從馬克思那里獲得這一命題最初的根本性含義.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作為19世紀人類生存理想而提出來的.因此,共產主義理想從時間視野上來看,具有“將來時”的本性.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都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長期以來,對這一論斷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誤解,認為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本人則不關注“解釋世界”而只關注“改變世界”.這種片面的理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說來,馬克思的理論包含“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維度,因而實現了“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統一.
馬克思對以往哲學家的批判,認為他們只是在“解釋世界”,這一“解釋世界”究竟是什么含義?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解釋世界”,主要是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中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其中,尤其以黑格爾為典型代表.在黑格爾看來,世界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絕對真理”的.這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的哲學.顯然,這種對“世界”的解釋,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反思”的思維,只是把“世界”的“本質”,即作為“絕對精神”的本質反思出來,而哲學也到此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這種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就僅僅是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說明的一種唯心論的做法.然而,馬克思的哲學是否就不再是對“世界”的“解釋”了呢?顯然不是.
馬克思的哲學是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問題是,馬克思所做的“解釋”和以往哲學家所做的“解釋”,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解釋”.也就是說,馬克思不是不“解釋世界”,而問題是怎樣解釋世界.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直接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解釋;第二個層面,是批判現實世界而做出的解釋;第三個層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會形態的形式對世界提供了“引導”.對于這三個層面,筆者分別概括為“本質性的解釋”“批判性的解釋”“建構性的解釋”.
首先看“本質性的解釋”.馬克思與黑格爾都在對“世界”做出某種“解釋”,但區別是,馬克思不再是唯心論的“解釋”,而是以對“世界”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論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世界(以資本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制度)是由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而形成的產物,即世界不是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的產物.這也就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條所給出的馬克思的“新世界觀”.“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就本質性的解釋維度來看,這是馬克思對世界本質的一般性解釋,即關于世界是人的實踐對象化的產物,這一判斷是對“世界之一般”的判斷,因而從時間維度上看,只要有人類存在,就從來都在其實踐活動中對象化人的本質給世界,世界便因而成為“屬人的世界”,而不是單純的“物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就時間維度看,“本質性解釋”是在一切時間之中,亦即“全時間視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釋”.馬克思所面對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于是馬克思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做出“批判性”的解釋.更清楚的表述是,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對“世界”做出“解釋”.根據第一個層面的對世界的解釋原理,馬克思進一步進入第二個層面來對世界進行批判性解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所統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對物的依賴性”對象化到世界中的產物.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世界,表現的是“人對物的依賴性”,這種對象化的產物就形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進一步說,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類本質”,而是掩蓋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質應該是包含“類本質”的社會性本質,并且只有“類本質”才構成人之為人的決定性本質.而資本主義世界顯然破壞了人的類本質,進而也破壞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解釋,就體現在馬克思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是對現實的不合理性的“解釋”.這構成馬克思“解釋世界”的第二個層面.然而,僅僅是對世界的批判性解釋還不夠,因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構一個理想的世界,所以,馬克思對世界的解釋就進入第三個環節,即以塑造新的社會形態和人類生存理想的方式,對未來世界做出建構和解釋,這就是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建構性的解釋”.
第四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摘要：“世界歷史”思想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中占據重要地位并且在馬克思的各個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產關系、交往方式、基本歷史、文明交流、生態環境五個方面，更與人類社會實踐的發展邏輯相一致。在當代，習近平主張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有著非常密切的邏輯關聯。因此，只有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基礎上，把握其中的聯系，才會有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馬克思;命運共同體;世界歷史理論
一、世界歷史理論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一）世界歷史理論的內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之間的聯系，就必須要理解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思想的內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曾認為：“每一個相互作用的活動范圍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越是擴展，每個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會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徹底消滅，歷史也成為了世界歷史。”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將這一思想進一步深化：“因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為資產階級拓展了世界市場，所以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自然會成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見，第一、世界歷史不是本來就有的，而是各個民族和國家通過聯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閉狀態后，使各個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漸走向統一的過程。第二、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根本的動力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第三、世界歷史時代的開啟是資產階級，由于資產階級先進的生產方式，使各個國家通過國際市場聯系起來。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黨提出的一個思想理念，是這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的重要理論。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著重提出“為了世界的和平發展，我們應該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又更進一步強調“中國為了世界和平發展和國際秩序，愿意盡全力促進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建立，實現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又明確指出：“中國會一直維護和平發展，堅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構建共贏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同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了努力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因此，推動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通過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由此可見，伴隨著內涵越來越豐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維護公平正義的安全格局”“促進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構筑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它表達了中國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愿景。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歷史理論的邏輯關聯
（一）構筑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謀求利益最大公約數理念的創新，其中構筑的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應該成為當今時代所應該踐行的新公平觀，它是在繼承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公平問題上做出的重新詮釋。馬克思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世界歷史圖景是在順應當時的現實下描繪的，他對于資本主義行為的批判是一種帶有指向性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原始積累“是資本之前的資本生成的史前階段，它們就像地球從流動的火海和氣海的狀態變為地球現在的形態所經歷的過程，處于已經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樣。”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僅承認資本主義用暴力對勞動者進行強迫，由于勞動者在這種暴力威脅下生活而感到長期困苦不安，與此同時他還承認這樣的暴力對于社會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因為資本主義的暴力摧毀了舊的社會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馬克思提出的安全隱患，習近平站在全球可持續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并依據國內外安全形勢變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觀念，準確把握了資本主義市場化與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規律，比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野蠻行為的批判更加深刻。對于野蠻的資本主義，習近平也一直在強調“人類共存之道從來都不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窮兵黷武也不是人類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類發展的道路。”在了解資本主義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習近平主張提倡建立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證國家的安全才是生存發展的前提，進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習近平通過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來增進信任，所有的這些共同組成了包含廣泛領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目前處理國與國之間爭端，尋求國與國之間共識的重要行動指南。這既彰顯了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利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現注入中國力量，更表現出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開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與馬克思所主張的“世界的一般哲學”思想理念如出一轍。馬克思認為“任何的真正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上的精華，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華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所以說當哲學成為自己時代的精華的時候，就“必然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時代：那時候哲學不光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也會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與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影響。那時，哲學變成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變成當代馬克思主義世界的哲學，”這樣的方式成為了馬克思所認為的文明交流方式。習近平認為想要增強交流深度與包容互鑒，推動世界和平的發展與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就必須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學”為思想基礎的文明交流。而馬克思關于“世界的一般哲學”的思想為習近平繼續探尋“構建文明交流的具體路徑”帶來了方法論意義。
對于開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是這樣說的：“不同民族的智慧凝聚了不同的文明，文明并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要平等尊重各種文明，共同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的發展。”他看到了當今多樣性的文明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任何文明成果都需要被尊重，堅持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不攻擊、不貶低其他文明。在文明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持有積極學習的態度，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并使人類創造的文明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相比于馬克思關于哲學的一般世界歷史性，習近平的文明交流思想內容更加豐富，體系更加系統，涉及范圍更加寬廣，提出了用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交往方式，促進了文明融合，架起了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使人類文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三）建立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在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理論中，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才是生態問題。馬克思認為想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就必須休戚與共、相互促進。但是，人與自然原本的關系卻被資本主義打破了。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產生矛盾的根源來自于異化勞動，異化勞動阻礙了生態文明、和諧社會的構建，因為生態文明不僅僅是追求美好環境的建設，它更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自身、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異化關系，積極的揚棄異化勞動，才可以真正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是真正解決對象化與自我確證、自由與必然、個體與類之間的斗爭。因此，實現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終極關懷的根本路徑，就是打破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習近平所主張的“綠色發展、尊崇自然的生態體系”理念是對于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規律的見解，也是對于“生命共同體”的認同，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也是對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繼承。人類命運共同體，先是生命共同體，生態共同體，日益嚴重的氣候問題表明地球上的生態危機問題越來越嚴重，生態一旦崩潰無一國家得以幸免。馬克思與習近平共同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體是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兩人分別處于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時代背景。習近平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之上，在世界歷史理論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生態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馬克思終極關懷的在當代的訴求。
三、世界歷史理論對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
（一）傳播共同利益觀，構建利益共同體
在冷戰結束后，和平發展便成為時代的主題，世界歷史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新時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全球經濟高度融合，世界經濟真正的走向了一體化，各國之間的利益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全球性出現問題時，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各個國家的命運休戚與共，各個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加強合作，傳播共同利益觀，構建利益共同體是各國順應全球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站在人類命運發展的高度提出來的經濟共同體，一是“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經濟發展”，二是“構建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
中國所主張的全球化是一種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標是實現“共贏”的思想理念，推動世界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構建一個開放型世界經濟，建設人類經濟利益共同體，絕不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價值。為了打造經濟領域的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思想主張、成立了亞投行，積極幫助其他國家，歡迎他們搭乘中國的經濟便車。可見，中國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其他國家。中國在用實際證明中國所倡導的這種全新的全球化，積極的傳遞“共贏”理念，打造人類經濟利益共同體。如今，面臨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獨善其身，這就要求每個國家在實現自己國家的發展同時一定不要去損害其他國家的發展，積極傳播并實踐共同利益觀，要實現經濟利益的合作共贏，構建共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
（二）筑牢國家權力觀，構建政治共同體
政治發展多極化的背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了機遇。世界政治和諧、健康發展的關鍵是要有效避免發生國際政治沖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關系，構建政治共同體。構建政治共同體重要的是推動政治朝著均衡的方向發展，增強權力意識，筑牢國家權力觀。因此，每個國家在制定本國發展戰略的時候，要努力做到權責一致、內外兼顧，積極推動構建合作共贏、互惠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過程中，中國一直尊重各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直堅持平等協商的原則，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國際法解決國際事務。為各國發展創造了一個和諧安全的國際政治環境，促進了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對打造政治領域的共同體帶來了重要意義。
（三）倡導多元文化觀，構建文明共同體
現在，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以下挑戰：第一、在外來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應如何既能積極宣傳本民族文化，在繼承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促進本民族文化創新發展。第二、各民族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應該如何應對西方文化霸權。由此，處于多元化和多極化并存的時代潮流之下，當前世界文化領域的主要任務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實現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鑒，并以全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為原則。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既要尊重差異性，平等對待，不歧視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進兼收并蓄、求同存異。習近平對此提出：世界是一個文明百花園，“我們只有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進行匯聚交融，才會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應該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構建注射強勁的文化動力。
（四）樹立生態發展觀，構建生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經濟全球化對于人類生態環境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加劇了全球生態危機，一方面又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態問題是全球化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問題，所以，每個國家不能僅追求自身發展，還應該積極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踐行生態可持續發展觀，積極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共同體的建構。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為世界各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創造人類美好未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并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積極響應國際社會的號召，承擔力所能及的責任，中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在國際社會中始終以實現生態社會的良好發展為目標。
總之，建構以合作共贏、互惠共生為核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是大勢所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審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所以，我們應該以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為指導、以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視角重新審視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還有利于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符合時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動世界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共同迎接人類社會美好的明天，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拿出中國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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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以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為方法論基礎，把世界歷史的理論邏輯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邏輯相結合，從“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的高度提出的應對當今時代全球性危機和現代性困境的一種新型全球文明觀。
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內在規律
作為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世界歷史思想最早是由黑格爾提出的。在黑格爾之前，歷史被普遍認為是無數偶然事件的集合體。黑格爾認為，透過這些偶然事件發現歷史最內在的東西和“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才是世界歷史本身。世界歷史是精神自己表現自己和自己實現自己的舞臺，世界精神借助于民族精神來實現自己的自由本質。黑格爾通過精神的辯證運動來把握世界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雖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卻是非常深刻的，在歷史哲學領域具有劃時代意義。
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世界歷史思想，并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對黑格爾世界歷史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從而創立了科學的世界歷史理論。
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從人的物質生產實踐出發，認為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根本動力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即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推廣，從而形成資本生產的全球體系。
世界歷史的最終理論指向是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發展是歷史發展的核心。世界歷史的價值旨趣是實現個體的人和全人類的徹底自由和解放，建立“自由人聯合體”。
總之，世界歷史思想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世界歷史思想，馬克思構建了歷史的運動和人的解放、資本主義批判和共產主義構想辯證統一的邏輯框架，深化了馬克思哲學“改變世界”的根本特征，為我們觀察當代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哲學框架和解釋思路。
世界歷史發展需要突破困境開啟新的空間
馬克思把世界歷史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一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這是世界歷史的開創期。二是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這是世界歷史的最終歸宿。馬克思把對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批判和共產主義世界歷史的構想有機結合，對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進行了深刻的歷史性分析。
在馬克思看來，在世界歷史的開創期，資產階級“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它促使人類告別了“人對人的依賴時代”進入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正因為如此，資本原則成了現代世界普遍的動力機制，資本價值觀成了現代人的基本價值取向，資本邏輯成為一種“普照的光”深刻塑造了現代世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從而使全球化成為資本文明模式在全球的擴張過程：“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但是，由于資本的本性——即不可遏制地追求利潤的普遍性，資本邏輯內在的自反性也日益呈現出來。
從人和自然關系來看，把自然商品化，肆意開發自然、宰制自然，使自然服從于資本原則和利潤之神，導致了對自然的嚴重破壞，今天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就是例證。從人和人的關系來看，資本主義社會首次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價值理念，但在現實中又把它們推向反面，出現了形式上自由平等民主和實質不自由平等民主的悖論。特別是在國際秩序中，一些民族和國家總是以本國利益為最高利益甚至唯一利益，無視甚至損害人類主體及其共同利益，以民主和自由之名對其他國家大興強權和霸權之實。從人和自身的關系來看，人變成了原子式的個人，“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蔓延全球。正是基于對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歷史的反思，西方社會提出了生態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進行批判。而且近年來國際上出現的“逆全球化”浪潮，既給世界經濟運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也對全球可持續發展帶來重大挑戰，既使全球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又成為一個風險共同體。
面對世界歷史的現實困境，時代呼喚一種新型文明觀，從而開啟人類發展的新空間。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訴求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全球文明觀
當今時代，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兒，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正是在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怎樣建設這個世界”的深刻思考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命題，并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面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體框架和實踐路徑，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這是一種新型全球文明觀。
它既注重價值理性，又注重工具理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利用資本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出豐富的物質財富仍是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當務之急。但同時也主張，要在世界范圍內制定和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資本運行規范，確立資本運行的合理邊界，以保證各個國家在發展本國生產力、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發展，體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
它主張摒棄價值獨斷和話語霸權，強調平等交流和文明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各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情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既有特殊價值，又有人類共同價值。
它既是一種價值追求，又是一種現實行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表達了多元文明和諧共生的崇高理想，更蘊含著為了達到這種崇高理想的現實的實踐追求。作為一種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日趨成熟。作為一種現實，中國順應時代發展大勢，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中國實踐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如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儀、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進一步擴大開放等，都表明中國正以自己堅實的行動去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綜上所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根植于世界歷史當代發展實踐的現實之路，是通向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這一真正共同體的必由之路。這一思想站在世界歷史的道義制高點，彰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敢于直面時代問題的勇氣、善于解讀時代問題的智慧和勇于引領時代發展的使命擔當，展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具有的深邃的世界眼光和高尚的時代情懷，是結合實踐和時代對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第六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在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倡導，并被習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加以闡釋充實，以正確對待本國發展與他國合理關切的問題，尋求世界范圍內的人類共同發展與社會和諧。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期彰顯出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在引領我們追求民族復興夢想的同時，也將這么一系列理論問題帶進我們的視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是否具有內在共通？它是否能夠成為實現理想社會的一個探索契機？我們進一步深思，馬克思主義如何才能更好地關注現實社會，并在展現時代性中保持理論自覺？
一、馬克思主義理想社會開啟的時代性任務
思想要密切關注中的現實社會，并洞穿于現實社會的發展進程，是馬克思主義經久不衰的原動力，也是它被視為“我們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的重要因由。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學說就在于，深入時代的根基，將內含于社會現實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務和實踐任務指明出來；因此之故，任何對于社會現實的漠不關心，都不能不視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的背離。
將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作為思想關注的對象，我們需要反思現代生活中人們的生存境遇，進而追尋和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終極目標，應當成為我們繼承馬克思主義所要堅持的方向。當抽象思辨從天國降到塵世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不得不面對由現實生活開啟的歷史任務——切入時代根基去感知歷史行進與人的生存。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情結合之后，這一歷史任務顯得更加不可推卸。為此，在馬克思主義時代性的問題上，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或許能為我們打開思考空間。
其一，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求理論的時代展現。黑格爾曾將哲學視為“思想中把握到的時代”，馬克思也將哲學視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不難看出，作為社會精神生活內容的反映，理論一定源自特定時代的現實條件。馬克思主義尤其如此，倘若偉大理論的誕生只是源于封閉書齋的冥思苦想，無異于在“頭腦風暴”中獨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馬克思主義雖然被薩特譽為“我們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但它仍面臨著把現實生活據為己有的任務。依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生命力，必定只能從理論與現實的接洽之處生發而來，易言之，它要打通橫亙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城垣。在黑格爾那迷宮似的思想體系中，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盡管給人一副厚重的歷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這種厚重的歷史形象卻站立在“精神的沙灘上”。馬克思基于現實生活表明理論的來源，并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P72）。以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來自于它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并隨著現實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
“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倡導，從追求人類理想社會的視角，無疑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代性的一種努力。查爾斯·泰勒曾言：“歷史的極致，是一個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體，或者我們可以說，一個體現自由的共同體。”[2]（P149）共同體原本是“無中介的”、“直接的社會”，因其并未產生私有觀念而表現為原生意義的社會；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與交往帶來的私有觀念，那么意味著原生共同體的瓦解與追尋理想社會的啟程。謂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現實中的不理想，因為共同體在向社會的過渡中，私有制的出現使其性質發生異化。例如，市民社會作為一種充滿矛盾的共同體，就是“在沒有私人所有的共同體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統治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中，作為同樣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會結構中產生的”[3]（P214）。我們看到，資本主義“虛幻的共同體”似乎并沒有退化至窮途末路的境地，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在當代依然無法克服，最終使得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想共同體獲得現實依據。因此，在我們追尋理想社會的路途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和行動，正以另一種思維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創造契機。
其二，在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之中領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擔當。在現實社會中開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必然關涉當代社會中人的生存境遇，畢竟社會的總體進步與個人的生存發展，都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進程中得到統一。馬克思在論述“現實的人”時就表明了這一點：“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實踐”概念作為開啟哲學革命的武器，馬克思在徹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學體系之后，絲毫沒有脫離理論形態由以生發的現實生活，沒有脫離“現實的人”及其進行著的物質生產活動。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作為一種探尋人類自由解放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始終關注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存與發展，也始終為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樹立一個路標。正是如此，那些將馬克思主義指認為“見物不見人”、“經濟決定論”等論調，無不顯得滑稽與荒誕。
致力于追求現代社會的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學說，馬克思主義需要保持自身與時代的強烈共振，能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保持高度的理論敏感性，在不斷解答社會變化中豐富和發展自身的理論圖景。在現代性特征逐漸深入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就不得不面對現代性的存在樣式：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民主法治、民族國家等歷史進程，以及資本統治、物化意識、技術理性等現代的觀念體系。現代社會所顯露出來的一張張“撲克臉”，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所以，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鏈條中的重要一環，乃是在現實社會中抵御現代形而上學的宰制，還原本真的人類生活。
第七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世界。當今時代，我們也前所未有地身處一個矛盾集中的世界之中。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背景下，我們既沐浴人類和平的燦爛陽光，又無法擺脫戰爭的陰霾；既品嘗發展進步的果實，又不能消除貧窮落后的根源；既分享合作共贏的實惠，又難以避免以鄰為壑的猜疑……對此，許多人感到困惑——這個世界到底怎么了？
從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到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從博鰲亞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大國際場合，深刻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傳達了這一理念：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所謂命運共同體，是指不同的國家、民族所組成的命運攸關、利益相連、相互依存的集合體。概括地說，就是“五維一體”。習近平總書記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5個維度來描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既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為貴”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類進步高度，把握世界發展格局變化趨勢，高屋建瓴地提出來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中國方略。展望未來，一個不斷發展的中國將穩中求進、迎難而上，攜手各國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積極引領國際秩序新變革，共同建設合作共贏的美好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需要與世界發展總體趨勢保持高度一致，需要與國際社會進行密切互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與時俱進提出并不斷充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進行國際交往、處理國際事務、建構國際新秩序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八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十八大報告中被首次提出以來,從周邊國家延至區域并逐步走向全球,從構想到實施,一個源于中華文明但又符合全球發展潮流的中國世界觀已經形成.十九大以來,作為一個基于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提升我國全球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將有效助推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不僅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國語境下全球傳播的新使命.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中華文明和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我國近40年來的社會發展結晶,融合了中國文明和中國語境的道義內涵,同時又是對人類未來和諧發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論提煉.首先,中國社會近40年來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升了中國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創造了國泰民安的空前盛世,與當今世界各地的混亂和無序形成鮮明反差；在互聯網應用、高新技術、環保和軍事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步；精準扶貧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成效；在文化領域,推動了文化繁榮,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這樣一個宏大歷史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結晶.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也源于中國歷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不僅體現中國的“和合”文化語境,也“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全球觀的價值體現,包含著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風范和擔當,為構建全球公平正義、和諧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方案.
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解決中國問題,也要解決全球問題；探索能解決不同國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道,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理念.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從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到聯合國大會、達沃斯論壇等各種國際場合,不斷提出、闡述、充實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為己任,同時強調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倡導“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棄“冷戰思維”,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經濟上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新前景,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環境保護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全面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特別強調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這樣的表述不僅發出了中國聲音,也增強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當然已成為事實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建立新型國際秩序的理論價值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一個理論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價值.縱觀當今國際秩序,形成于二戰結束,發展于冷戰之后,變革于新世紀的信息爆炸時代.從民族國家主權的設立,到國際法體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導,在國際政治和國際傳播的理論上,都是由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主宰.但近年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戰略,“二戰”以后這種國際秩序已越來越無法解釋或解決世界各地的問題,尤其無法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和困難.世界發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種符合當下國際形勢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當今世界秩序的維護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了歷史新高度,俯視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中國維護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論貢獻.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全球化浪潮進入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國家,無論是歐洲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還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都表現出“自掃門前雪”的做法.曾經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國家——已經對全球公共服務和公共秩序逐漸失去興趣.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一起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為變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國智慧.因此,繼2016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后,2017年10月第71屆聯合國大會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納入聯合國決議.這表明中國在維護當下國際秩序和推動全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用自己的智慧證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對當下維護國際秩序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影響著當今新型國際關系重塑.新時代呼喚新精神,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種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途徑,為國際關系的發展貢獻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國強調的正確義利觀和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了傳統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西方全球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極大影響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它體現的是人類在政治上互信、經濟上互補、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體的融合,是重塑復雜國際局勢的重要理論框架和實現路徑.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或依靠領土擴張而積累財富,或依靠殖民掠奪來爭奪財富,零和游戲的規則始終未變.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國際關系表明中國對內提示國人不要有擴張思想,對外傳遞中國合作共贏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對抗性冷戰思維,對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已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來,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在歐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度因此不斷得到擴大,連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對接“一帶一路”倡議.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支撐中國的強國之夢.2018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但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世界各國仍有不同解讀.2017年5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推出專題：《中國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國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旅游和軍事五個領域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不乏對中國在全球活動的貶低.因此,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不能只關注國民經濟發展,忽略國際話語權的建設.如果沒能建立其中國特色對外傳播的理論體系,對于外國媒體的指責和不實報道,我們只能被動回應,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強國,對外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已是衡量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講好中國故事,還要講好別人愿意聽、聽得懂的故事.過去,我們用事實說明中國是和平的維護者；現在,我們要用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國經驗來講述中國是和平的建設者.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具有極強的“道義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國對外傳播理念建設和實踐,理直氣壯地塑造中國的強國之夢.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對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有積極作用
我國曾經歷過“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的時期,目前正在經歷“失語就要挨罵”的階段.改變國際輿論場中的被動格局,才能贏得新時代無硝煙的“文化上甘嶺”.共同體歷史經驗表明：我們對外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經常討論國際傳播中的“術”的手法：我們設立了專門政府機構負責對外傳播、建立了通訊社英語APP服務、外語報紙、廣播電視臺和網絡媒體,會“借船出海”利用國外平臺傳播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正能量.這些做法為我國國際傳播事業發展,發出中國聲音和反擊西方媒體的負面涉華輿情起到了極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這些國際傳播活動始終沒有實質性地觸動或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意識形態和話語框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因此目前國際輿論場和國際信息流中“西強我弱”的格局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我國“挨罵”的被動態勢依然延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框架的中國世界觀,正在成為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王義桅指出：從的“環球同此涼熱”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的世界觀不斷與時俱進,中國正逐漸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其核心是中國能因勢利導凝煉出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理念以及與之匹配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這樣才能在戰略層面（道的層面）提出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非西方理念.有了這樣道義理念的指引,我國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道義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國語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極大增強我國國際傳播的戰略主動性,為我國提供一個彎道超車的國際傳播路徑.只有這樣,我們的國際話語權才會與我們文化軟實力與國家綜合實力有效匹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了道義高峰,我國在改變國際輿論場（“道”層面）中就可啟動主動而為的“攻堅戰”,而不老是被動應對“防御戰”,避免“跟著西方媒體設置議題,被牽著鼻子走,而不敢主動地傳播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的尷尬.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為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行性,也為超越西方話語框架和理論體系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現實路徑,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理論打下基礎.
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助推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世紀曾組織討論過“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最終因美國等國家退出無疾而終,但這次理想化的爭論之后,西方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依舊.因此,我國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不僅有中國意義,還有全球意義,將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諧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貢獻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國際傳播話語理論框架.這是對目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戰和平衡,使得國際信息秩序和國際輿論場中的多元聲音成為可能.其次,文化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基于中國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智慧決定了在國際信息秩序重塑過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堅持共商、共建、共贏、共享原則.這將有助于改變目前國際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現象.當然,這也是中國進一步體現大國擔當的機會.最后,語言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基于中文語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將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國際信息流動中的應用和傳播.這將逐步改變國際信息流動過程中200多年來的“英語強勢”地位,有利于不同語言的國際傳播和交流.近年來孔子學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現的“中文熱”就是例證.
四、如何有效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總書記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為此,中國需要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不斷提升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一切都需要有效對外傳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議：1.深化“元首外交”戰略.總書記的“元首外交”在國際場合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取得明顯成效,應繼續深化這種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戰略.
2.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應堅持以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多元渠道傳播模式.政府可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環保等五個領域的哲學內涵、世界意義和發展路徑,每年以白皮書形式對外發布,同時推動民間參與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輕人（通過孔子學院和來華留學生培養）中普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提高其認可度和獲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屬性.要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東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獨立屬性,可邀請國內外智庫和大學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召開高層次國際論壇,收集整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建構新型國際秩序中的創新案例,總結其發展新趨勢的理論價值,把中國特色道義高峰理論化和具體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蹤國際傳播效果.不僅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國家領導人國際會議講話或其他話題相關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動態效果調查,還可以每年開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圍內國際信息傳播效果的調查,形成對其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環保等領域對外傳播效果的細化評估報告,并用中文和外語同時對外發布和傳播.
5.成立全國性協調機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環保等諸多領域,因此可考慮成立一個全國性協調機構,確保上述相關領域職能部門步調一致,有效開展各自對外傳播的規劃和具體活動,包括落實上面提及的繼續深化“元首外交”戰略、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態跟蹤國際傳播效果等.
第九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十八大報告中被首次提出以來,從周邊國家延至區域并逐步走向全球,從構想到實施,一個源于中華文明但又符合全球發展潮流的中國世界觀已經形成.十九大以來,作為一個基于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提升我國全球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將有效助推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不僅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國語境下全球傳播的新使命.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中華文明和中國語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我國近40年來的社會發展結晶,融合了中國文明和中國語境的道義內涵,同時又是對人類未來和諧發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論提煉.首先,中國社會近40年來在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升了中國民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中國社會治理模式創造了國泰民安的空前盛世,與當今世界各地的混亂和無序形成鮮明反差；在互聯網應用、高新技術、環保和軍事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步；精準扶貧取得實質性的階段成效；在文化領域,推動了文化繁榮,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這樣一個宏大歷史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結晶.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現實,也源于中國歷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不僅體現中國的“和合”文化語境,也“蘊涵著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全球觀的價值體現,包含著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風范和擔當,為構建全球公平正義、和諧的新秩序貢獻了中國方案.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解決中國問題,也要解決全球問題；探索能解決不同國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道,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公共理念.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從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到聯合國大會、達沃斯論壇等各種國際場合,不斷提出、闡述、充實和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為己任,同時強調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倡導“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棄“冷戰思維”,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經濟上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新前景,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環境保護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全面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特別強調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這樣的表述不僅發出了中國聲音,也增強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當然已成為事實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建立新型國際秩序的理論價值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一個理論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價值.縱觀當今國際秩序,形成于二戰結束,發展于冷戰之后,變革于新世紀的信息爆炸時代.從民族國家主權的設立,到國際法體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為主導,在國際政治和國際傳播的理論上,都是由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主宰.但近年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戰略,“二戰”以后這種國際秩序已越來越無法解釋或解決世界各地的問題,尤其無法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和困難.世界發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種符合當下國際形勢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當今世界秩序的維護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了歷史新高度,俯視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中國維護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論貢獻.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全球化浪潮進入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國家,無論是歐洲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還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都表現出“自掃門前雪”的做法.曾經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國家——已經對全球公共服務和公共秩序逐漸失去興趣.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國與其他國家一起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起來的,是中國為變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國智慧.因此,繼2016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后,2017年10月第71屆聯合國大會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納入聯合國決議.這表明中國在維護當下國際秩序和推動全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用自己的智慧證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對當下維護國際秩序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影響著當今新型國際關系重塑.新時代呼喚新精神,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種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途徑,為國際關系的發展貢獻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國強調的正確義利觀和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了傳統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西方全球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極大影響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它體現的是人類在政治上互信、經濟上互補、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體的融合,是重塑復雜國際局勢的重要理論框架和實現路徑.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或依靠領土擴張而積累財富,或依靠殖民掠奪來爭奪財富,零和游戲的規則始終未變.中國提出的建立新型國際關系表明中國對內提示國人不要有擴張思想,對外傳遞中國合作共贏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對抗性冷戰思維,對新型國際關系的格局已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十八大以來,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在歐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度因此不斷得到擴大,連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對接“一帶一路”倡議.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支撐中國的強國之夢.2018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代.但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世界各國仍有不同解讀.2017年5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推出專題：《中國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國投資、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旅游和軍事五個領域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不乏對中國在全球活動的貶低.因此,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不能只關注國民經濟發展,忽略國際話語權的建設.如果沒能建立其中國特色對外傳播的理論體系,對于外國媒體的指責和不實報道,我們只能被動回應,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強國,對外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已是衡量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講好中國故事,還要講好別人愿意聽、聽得懂的故事.過去,我們用事實說明中國是和平的維護者；現在,我們要用改革開放的成果和中國經驗來講述中國是和平的建設者.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承載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具有極強的“道義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國對外傳播理念建設和實踐,理直氣壯地塑造中國的強國之夢.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對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有積極作用
我國曾經歷過“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的時期,目前正在經歷“失語就要挨罵”的階段.改變國際輿論場中的被動格局,才能贏得新時代無硝煙的“文化上甘嶺”.共同體歷史經驗表明：我們對外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經常討論國際傳播中的“術”的手法：我們設立了專門政府機構負責對外傳播、建立了通訊社英語APP服務、外語報紙、廣播電視臺和網絡媒體,會“借船出海”利用國外平臺傳播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正能量.這些做法為我國國際傳播事業發展,發出中國聲音和反擊西方媒體的負面涉華輿情起到了極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這些國際傳播活動始終沒有實質性地觸動或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意識形態和話語框架,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因此目前國際輿論場和國際信息流中“西強我弱”的格局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我國“挨罵”的被動態勢依然延續.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識形態框架的中國世界觀,正在成為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王義桅指出：從的“環球同此涼熱”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的世界觀不斷與時俱進,中國正逐漸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的道義高峰,其核心是中國能因勢利導凝煉出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理念以及與之匹配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這樣才能在戰略層面（道的層面）提出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非西方理念.有了這樣道義理念的指引,我國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道義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國語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極大增強我國國際傳播的戰略主動性,為我國提供一個彎道超車的國際傳播路徑.只有這樣,我們的國際話語權才會與我們文化軟實力與國家綜合實力有效匹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了道義高峰,我國在改變國際輿論場（“道”層面）中就可啟動主動而為的“攻堅戰”,而不老是被動應對“防御戰”,避免“跟著西方媒體設置議題,被牽著鼻子走,而不敢主動地傳播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的尷尬.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為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行性,也為超越西方話語框架和理論體系提供了理論指導和現實路徑,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理論打下基礎.2.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助推重塑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世紀曾組織討論過“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最終因美國等國家退出無疾而終,但這次理想化的爭論之后,西方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框架依舊.因此,我國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不僅有中國意義,還有全球意義,將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諧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國際信息傳播秩序貢獻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國際傳播話語理論框架.這是對目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戰和平衡,使得國際信息秩序和國際輿論場中的多元聲音成為可能.其次,文化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基于中國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智慧決定了在國際信息秩序重塑過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堅持共商、共建、共贏、共享原則.這將有助于改變目前國際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現象.當然,這也是中國進一步體現大國擔當的機會.最后,語言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基于中文語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將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國際信息流動中的應用和傳播.這將逐步改變國際信息流動過程中200多年來的“英語強勢”地位,有利于不同語言的國際傳播和交流.近年來孔子學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現的“中文熱”就是例證.
四、如何有效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總書記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為此,中國需要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不斷提升國家凝聚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一切都需要有效對外傳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議：1.深化“元首外交”戰略.總書記的“元首外交”在國際場合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已取得明顯成效,應繼續深化這種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戰略.2.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應堅持以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多元渠道傳播模式.政府可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環保等五個領域的哲學內涵、世界意義和發展路徑,每年以白皮書形式對外發布,同時推動民間參與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輕人（通過孔子學院和來華留學生培養）中普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提高其認可度和獲得感.3.突出“非西方”屬性.要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東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獨立屬性,可邀請國內外智庫和大學開展專題研究項目,定期召開高層次國際論壇,收集整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建構新型國際秩序中的創新案例,總結其發展新趨勢的理論價值,把中國特色道義高峰理論化和具體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蹤國際傳播效果.不僅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國家領導人國際會議講話或其他話題相關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動態效果調查,還可以每年開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圍內國際信息傳播效果的調查,形成對其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環保等領域對外傳播效果的細化評估報告,并用中文和外語同時對外發布和傳播.5.成立全國性協調機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共同價值規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環保等諸多領域,因此可考慮成立一個全國性協調機構,確保上述相關領域職能部門步調一致,有效開展各自對外傳播的規劃和具體活動,包括落實上面提及的繼續深化“元首外交”戰略、促進傳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態跟蹤國際傳播效果等.
第十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五大洲30多個國家，120多名國外學者和國內知名學者等共1100余人參加了大會。大會以“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設十個分論壇和四個高端論壇。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夏偉東、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以及厲以寧、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國內著名學者，第三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意大利前總理馬西莫·達萊瑪以及哈維、科茲、比岱、卡弗、布茲加林、阿爾卡利布、邁弗路德斯、奧爾漢加濟、安德森、達萊瑪、塞耶斯、胡比耶夫、賽義德、米爾勒、迦凱、奧伊蒂寧、吉烏拉斯、布倫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納維、哈利勒、希梅內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國際學者參加了各論壇的活動。在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討論中，如下五個議題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第一，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學者們的發言，可以發現學者們實際上是在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框架下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和診斷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所謂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是指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機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來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困境，結果卻是飲鴆止渴，導致更為嚴重的金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所謂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是指金融資本作為職能資本的集中表現，是推動生產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謂金融資本的非生產積累，是指金融資本通過價格的壟斷操作、證券投機、信用欺詐、地產投機、國債和主權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實現的圈錢機制。當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時，金融資本試圖以非生產性積累的擴張解決生產性積累的危機，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反而加深和擴大了危機，這就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又必然向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國際關系危機轉化。在過去五六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每當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處于上升時期時，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就成為主流；每當核心國家處于下降期時，就會出現矛盾激化、積累中心轉移、保護主義不斷上升以及國際矛盾尖銳化等問題。從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積累中心和霸權更替都經歷了相當大的社會動蕩，甚至伴隨著世界大戰。從1970年代起，資本主義就已進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資本主義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局部性危機，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進入長期衰退之中。未來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們將處于一個大動蕩、大改組時期。現在美國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國霸權處于下降期的表現。特朗普政權則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趨于衰敗的表現。此次資本主義自身危機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人類如何跨越資本主義。馬西莫·達萊瑪、邁弗路德斯、歐茲·奧爾漢加濟、阿明、如姆魯·圖阿松、大衛·施瓦茨曼教授、許建康研究員、李慎明研究員、丁曉欽教授、宋朝龍研究員等國內外學者對金融資本的悖論邏輯及其所引起的結構性危機、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做了發言和討論。
第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與會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金融資本的政策體系和意識形態；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義從抽象的個人出發，把人理解為脫離生產關系的經濟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體等；它使人脫離生產關系并進入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契約社會；它把自由意志之間的契約關系設定為唯一合法的社會關系，而契約關系背后的生產關系，是這種形式主義制度體系難以理解、掌握和應對的。金融資本積累機制是在契約論的基礎上且不違背契約原則時發生的，因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無法診斷和醫治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放任了金融資本的非生產性積累，既導致金融貴族的寄生集團勢力劇增、產業資本成本增加、制造業轉移海外、產業空心化和工人失業，也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衰落，使邊緣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更導致新民粹主義興起和全球化逆轉。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致的經濟、社會、政治和世界體系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所打造的中產階級支配社會的神話、新自由主義“最小國家”觀念、新自由主義關于“人權高于主權”、關于“歷史終結論”的觀念紛紛破產。阿明、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馬西莫·達萊瑪、簡·奧托·安、法特稀·阿爾卡利布、宋麗丹和陳人江等學者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圍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做了發言和研討。
第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與會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提供了理解資本主義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基本邏輯，提供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法論。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從《資本論》提供的分析邏輯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進行了討論和分析，從唯物史觀角度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進行了解析和批判，從科學社會主義角度對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問題進行了闡發和研討。學者們還對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野和交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思想和主張，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遇到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當代化，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能力、現實化的調教功能和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交流。薩米爾·阿明、大衛·哈維、馬西莫·達萊瑪、博卡拉、歐陽淞、于鴻君、顧海良、李慎明、趙敦華、豐子義、趙家祥、潘維等學者對此主題做了發言和探討。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與會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在方法論層次上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原子論和經驗主義世界觀；在核心價值觀上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抽象人性論；在經濟制度上強調既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極影響；在政治制度上強調既發揮人民民主，又確保國家能力對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的調節；在全球化新階段的頂層設計上，集中表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與踐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包含著東方大國自身的發展邏輯、共產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實現形式的探索邏輯，以及人類命運反思的探索邏輯等。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在上述邏輯軌道上經過艱辛探索而確立的，這些邏輯軌道是世界歷史的內在邏輯軌道，而中國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和全球化時代多數發展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也為處于西方核心文明區的人們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參照。因此，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義。鄭長忠、邁克爾·唐邁、提瓦納、李玲、許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納德·福諾、馮顏利等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進行了確認和討論。
第五，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系統性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失效，意味著全球化正在發生轉向，新的時代呼喚著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來，馬克思主義歷經從西方到東方、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到多國、從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經變得更具解釋力和實踐力。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對金融資本的揚棄能力，具有帶領落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領全球化新階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義重塑人類文明的能力。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面臨艱巨的任務。與會學者認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體系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長期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中堅力量，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引領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關鍵在于鞏固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把中國共產黨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黨。謝里夫·穆罕默德·菲亞德、穆阿塔法·哈夫納維、萊恩、希梅內斯、迦凱·布倫特、亞當·赫什、亞歷山大·布茲加林、阿德漢·賽義德、田心銘、黃蓉生、何懷遠、章忠民、鄧純東等學者對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必然性、途徑和前景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
綜上所述，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的中外學者們對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實踐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全球化轉向以及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討論，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全球化轉向的基礎上，勾畫了一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主義方案。
第十一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世界。當今時代，我們也前所未有地身處一個矛盾集中的世界之中。在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背景下，我們既沐浴人類和平的燦爛陽光，又無法擺脫戰爭的陰霾;既品嘗發展進步的果實，又不能消除貧窮落后的根源;既分享合作共贏的實惠，又難以避免以鄰為壑的猜疑……對此，許多人感到困惑——這個世界到底怎么了?
從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到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從博鰲亞洲論壇到達沃斯論壇、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大國際場合，深刻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倡議，清晰而明確地向世界傳達了這一理念：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所謂命運共同體，是指不同的國家、民族所組成的命運攸關、利益相連、相互依存的集合體。概括地說，就是“五維一體”。習近平總書記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5個維度來描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既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為貴”的大智慧(4.260, 0.16, 3.90%)大格局，也是站在人類進步高度，把握世界發展格局變化趨勢，高屋建瓴地提出來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中國方略。展望未來，一個不斷發展的中國將穩中求進、迎難而上，攜手各國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積極引領國際秩序新變革，共同建設合作共贏的美好世界。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需要與世界發展總體趨勢保持高度一致，需要與國際社會進行密切互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世界和平發展大局，順應各國相互依存大勢，與時俱進提出并不斷充實“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先進理念，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為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進行國際交往、處理國際事務、建構國際新秩序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十二篇: 馬克思人類命運共同體論文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再一次發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觀點.早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就以《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題發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指明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方向.因此,對這一論斷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解釋世界”的三個層次及其時間維度
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思想,必須要追溯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及其蘊含的哲學觀念.因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明確自己的目的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要建構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就必須追溯到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生存理想,以便從馬克思那里獲得這一命題最初的根本性含義.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作為19世紀人類生存理想而提出來的.因此,共產主義理想從時間視野上來看,具有“將來時”的本性.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都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長期以來,對這一論斷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誤解,認為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馬克思本人則不關注“解釋世界”而只關注“改變世界”.這種片面的理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說來,馬克思的理論包含“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雙重維度,因而實現了“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統一.
馬克思對以往哲學家的批判,認為他們只是在“解釋世界”,這一“解釋世界”究竟是什么含義?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解釋世界”,主要是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中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其中,尤其以黑格爾為典型代表.在黑格爾看來,世界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絕對真理”的.這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的哲學.顯然,這種對“世界”的解釋,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反思”的思維,只是把“世界”的“本質”,即作為“絕對精神”的本質反思出來,而哲學也到此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這種哲學在馬克思看來,就僅僅是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說明的一種唯心論的做法.然而,馬克思的哲學是否就不再是對“世界”的“解釋”了呢?顯然不是.
馬克思的哲學是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問題是,馬克思所做的“解釋”和以往哲學家所做的“解釋”,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解釋”.也就是說,馬克思不是不“解釋世界”,而問題是怎樣解釋世界.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解釋”,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直接對“世界的本質”做出解釋；第二個層面,是批判現實世界而做出的解釋；第三個層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會形態的形式對世界提供了“引導”.對于這三個層面,筆者分別概括為“本質性的解釋”“批判性的解釋”“建構性的解釋”.
首先看“本質性的解釋”.馬克思與黑格爾都在對“世界”做出某種“解釋”,但區別是,馬克思不再是唯心論的“解釋”,而是以對“世界”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論的解釋.這種解釋就是,世界（以資本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制度）是由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而形成的產物,即世界不是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對象化的產物.這也就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條所給出的馬克思的“新世界觀”.“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就本質性的解釋維度來看,這是馬克思對世界本質的一般性解釋,即關于世界是人的實踐對象化的產物,這一判斷是對“世界之一般”的判斷,因而從時間維度上看,只要有人類存在,就從來都在其實踐活動中對象化人的本質給世界,世界便因而成為“屬人的世界”,而不是單純的“物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就時間維度看,“本質性解釋”是在一切時間之中,亦即“全時間視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釋”.馬克思所面對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于是馬克思對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做出“批判性”的解釋.更清楚的表述是,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對“世界”做出“解釋”.根據第一個層面的對世界的解釋原理,馬克思進一步進入第二個層面來對世界進行批判性解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所統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對物的依賴性”對象化到世界中的產物.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世界,表現的是“人對物的依賴性”,這種對象化的產物就形成資本主義的世界.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進一步說,商品所掩蓋的人的本質,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類本質”,而是掩蓋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質應該是包含“類本質”的社會性本質,并且只有“類本質”才構成人之為人的決定性本質.而資本主義世界顯然破壞了人的類本質,進而也破壞了人的社會性本質,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解釋,就體現在馬克思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是對現實的不合理性的“解釋”.這構成馬克思“解釋世界”的第二個層面.然而,僅僅是對世界的批判性解釋還不夠,因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構一個理想的世界,所以,馬克思對世界的解釋就進入第三個環節,即以塑造新的社會形態和人類生存理想的方式,對未來世界做出建構和解釋,這就是馬克思對“世界”做出的“建構性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