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論文常常被用來指在各個學術領域進行研究、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論文。它不僅是學術研究探索問題的手段，也是學術交流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工具。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科學方法論論文的文章7篇 ,歡迎品鑒！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1
人與環境的和諧關系，被稱為是“未來最偉大的事業”。“環境保護”在現行中學課程體系中的設置，就是要通過環境教育，形成學生對人與周圍環境關系正確的、科學的認識，認識到人是自然之子，而不能僅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征服者，人與環境存在著共命運和互相依存的一面，要樹立起在合理利用環境的同時還要保護環境的新觀點，特別要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教學中要積極探索有效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把環境責任與日常行為規范相結合，在有限的在校時間內，把“第一課堂”作為實現學生全面人格教育的主渠道。
一、由被動接受變主動學習，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在傳統的《環境保護》教學中，是多以教師為中心的注入式的滿堂灌，教師為教而教，學生為學而學，很少考慮到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教與學是對立的，不能將環境保護理論應用于實際中去，因此教學效果較差。
筆者針對這種情況，在教學中將整個課程分為若干階段，每一個階段自主確立一個主題，并按照學生能接受和感興趣的方式編排教學環節組織教學，這樣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如結合三月“植樹節”、四月“愛鳥周”、“世界地球日”、六月“世界環境日”等進行宣傳教育活動；寒暑假期間給學生布置任務，收集資料，訪問當地環衛站，參觀工廠，了解主要污染源及污染處理辦法，通過環境保護與學科知識的聯系，使學生學有所用，理論聯系實際，增強保護環境的責任感；把環保知識教育與提高科技意識和科技素質結合起來，與學雷峰、為社會做好事等德育工作結合起來，建立青少年護綠隊，分塊包管校內外區域綠地，開展護綠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育人效果。
二、將傳統環境教育與現代環境教育相結合，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新時代的素質教育強調的一點就是創新思維的訓練。環境教育也要講創新性，不能拘泥于傳統的環境知識的說教，要將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結合起來，將物質環境污染與意識環境污染結合起來，將傳統環境教育與現代環境教育結合起來。
要通過社會實踐將環境意識轉變為自覺行為，把“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相互聯系起來教育，把學校的教育置于社會之中，與社會息息相通，讓學生從小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增強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促進健全人格的形成和發展。要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全國生物百項活動”等社會實踐，在參與社會實踐中提高能力，在參與中提高人格品味。這幾年，學校成立了“大氣監測”、“水質測試”等課外活動小組，用動、植物做試驗，進行環保課題研究，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從小增強環境意識，提高了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技能，培養創新能力。
三、多媒體教學與實踐教學想結合，加強直觀性與時代性
將多媒體運用到教學中，能夠使得教學內容直觀化，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課堂效率，但學生對環境保護理論知識還是缺少直觀的感性認識。因此需要加強實踐運用，鼓勵學生將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中，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以達到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熟悉化。根據教學內容，可分別組織學生到各公園、街道綠地、居住區等地進行現場教學，加強感性認識，加深學生對課堂知識的理解，教會學生觀察問題，并進行討論，這樣能更有效地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通過學習與觀察，學生開闊了眼界，豐富了實踐知識，增強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四、教學過程中滲透德育教育
德育在我國整個教育中具有突出的意義，它不僅是政治教師的任務，而且應該融入各科教學當中。在環境保護課程教學中教師在鉆研教材時應該深入發掘其中的德育因素，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在教學中靈活多樣地滲透德育內容，使顯性的知識與隱性的德育滲透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它的德育功能，把知識傳授與對學生能力和智力的培養結合起來，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寓德育于環境保護課程的教學之中。
五、注重過程評價，改革評價方式
評價作為教學過程的終點，既能起到檢查教學的效果，又能起到對教學過程導向的作用。為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環境教學的評價應在理論學習與實踐活動過程中進行，考核內容和考核方式靈活多樣，既要有理論，又要有實踐，這樣才能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提高教學質量。
總之，通過對《環境保護》課程教學內容、教學手段及考核方式的改革，改變了學生以往學習的被動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觀察能力、實踐及創新能力，達到了預期的教學效果。但仍存在諸多不足，因此還需要在教學中不斷總結、不斷完善，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2
一、科學應被看成是從問題到問題而進步的，隨著這種進步，問題的深度也隨之加深。科學從問題開始，并通過問題的轉移而進步的模式給人以啟迪，從而發現新的理論。可以說，問題就是科學的血液，就是科學的生命。即使我們已經證明某問題為不可能，對科學的發展照樣有益，如永動機的否定導致了能量守恒定律的發現，就是明證。有時我們對舊問題有了更好的理解時，新的問題往往隨之而生。問題的邏輯告訴我們，只有提出問題才能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有些人茫然無知或者對現象熟視無睹，是不可能提出問題來的，分析與解決問題也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正如愛因斯坦說過的那樣：“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創新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這種見解是何等的深刻！提問題的本身就意味著創新性思維的開端。問題提的不好，說明認識還不夠完善；問題提得好，則意味著已確定了一個正確思維的方向，剩下的問題就是結合有關知識如何分析與解決問題了。但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有關背景知識，將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各個序列進行正確的銜接和結合，并且要決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使用怎樣的推理和論證。
二、為使對問題的研究更合乎邏輯，還要談及問題的分類及其解釋。問題的類型不同，其解釋程序也就有所不同。問題是科學知識的助產婆。不管是哪類問題的提出與解決，都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科學知識寶庫。科學知識總是沿著“提出問題———分析與解決問題———提出新問題———分析與解決新問題———”的循環軌跡豐富與增長的。科學應被看成是從問題到問題而進步的。隨著這種進步，問題的深度也在不斷增加。縱觀人類歷史，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提出的問題要多，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方式與手段等要長進得多。因為，解決問題的過程必然包括先前知識的運用、實驗的設計與調整，以及各種試探性的假設的采用、評價、篩選、修正等環節。在此期間，邏輯推理可以用來發揮思維的功能，確定需要什么信息和如何得到這種信息或者接受信息的反饋，而思維的功能必將把這些推理或信息的邏輯處理聯結成有計劃的步驟去實現科學發現的目標。
三、科學發現是一個曲折復雜的認識過程，不能指望輕而易舉便可達到目標，必須有良好的信息反饋機制并充分地利用這一反饋，才能不斷修正和調節自己的認識去實現科學發現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息反饋是創造性思維的前提。信息反饋就是把輸出的信息再反送回來，以便與原來的目標值加以比照，及時發現偏差及時糾正，通過調節被控制量或操作量，使過程狀態達到實現目標的最佳趨勢。這就是創造性思維過程的一般機制。科學家通過實驗、觀察所得到的材料和結論以及自己和他人在此問題上的看法可以看作是反饋回來的信息，充分利用這些信息是科學研究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首先，反饋回來的信息能否定原先的假說或思路，從而重新調整思維，使科學發現的創造性思維少走彎路。再次，反饋回來的信息啟迪了解決問題的關鍵，以使整個思維過程能抓住這一關鍵，進而達到問題的解決。最后，反饋回來的信息可以為我們提出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從而為我們的思維開辟新的路徑。綜上所述，創新性思維必須在充分利用反饋信息的前提下，靈活地運用各種邏輯思維方法，才能有所發現，取得豐碩的成果。科學發現一般從問題開始，對提出的問題展開想象的翅榜并借助于有關背景知識，進行邏輯的加工思考，啟動創新性的思維方法，分析解決提出的問題，逐漸豐富知識寶庫。科學發現是無止境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有待于新的科學理論思維去解釋與說明。創新思維的邏輯就是如此。
二、論創新方法
按照“創新”的定義，“創新不是科學或技術，而是價值??。創新不只是發生于組織之間的某種事，而是組織以外的一種變革。創新應以它對環境的影響來衡量。因此，一個工商企業中的創新始終必須以市場為中心，如果創新以產品為中心，很可能產生一些‘技術上的奇跡’，而報酬卻另人失望。”（這相當于將技術發明專利束之高閣，實現不了市場價值，這也就說不上是創新。所以，創新不是以科學中的發現或技術上的發明作為其標準，而是以實現市場價值為其判別標準。
這中間特別要注意的是在發現或發明的成果與這些成果轉化為新產品、新服務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差別，而恰恰是后者才能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它要求付出的勞動以及所花的代價比前者（即發現、發明）要大得多，困難得多。《科學時報》2002年8月14日有一篇題為《從企業為主體促進專利技術產業化》文章中說：“據統計預測，浙江省專利技術和產品的實效率以40%，其中寧波、溫州、臺州、紹興等市高達50%以上這是該省把專利工作作為事關全省發展全局特別是技術創新大局的基礎性、綜合性工作來抓的結果。”（如果把專利的發明與使專利技術產業化的創新兩者混淆起來，在實踐中就有很大的危害性，人們誤以外有了發明就有了創新，其實相比之下后者要難得多。如果認識不到在一點，那么技術發明的轉化率低下是必然的。
三、論創新領域
創新的內涵十分豐富，之中包括觀念創新，規制創新，以及技術創新等等。觀念創新可以解釋為“以新的觀念代替舊的觀念，改善觀念結構，用改善之后的觀念結構，用以指導個人行為和正在進行的機構活動”，“其結果可以反映人及群體的進化在意識形態上的積淀，形成思維定勢，穩定地指導人的行為。”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很難描述觀念創新，只有通過對規制上的改變，技術上的突破的觀察，才能窺探觀念創新的“良苦用心”。觀念創新對生產力的促動并不見得非要建立在規制改變或者技術突破的基礎上。然而，規制創新或者技術創新必然是在觀念創新的前提下實現的。總而言之，觀念創新和規制創新、技術創新之間同樣表現為源與流的關系。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創新的制度設計》一文中，對于專利制度、獎勵機制和政府支持這三種創新機制曾作過這樣一個比較：“專利制度在研究項目選擇上是分散性的，由研究人員自我選擇，彼此缺乏協調；其籌資方式將帶來高度的扭曲和不公平；訴訟風險較高；對創新的激勵很強，但存在扭曲；推廣的激勵比較有限；交易成本較高。獎勵機制在項目選擇上也是分散性的，缺乏協調；比起專利來，其籌資較少扭曲性，也更為公平；訴訟風險較低；創新激勵強，且扭曲程度較輕；推廣激勵很強。政府支持方式在選擇項目時，是由官僚系統決定的，但可以得到更好的協調；其籌資最為有效，訴訟風險也最低；如果政府以社會福利為目標，其推廣激勵也很強；但是當研究目標缺乏清晰的定義時，這一方式就難以運作。”
斯氏認為應建立獎勵制度以及由政府支持創新活動，許小年教授則如是反駁：“如果是事后獎勵，市場其實是最有效的機制。資本市場使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對于刺激創新而言，這樣的獎勵強過所有的高科技證書和委員會頒發的獎金。如果是事前獎勵，則必須回答‘獎勵誰’的問題。在技術的商業應用未經市場檢驗之前，任何委員會或個人都無法確知創新將會出現在什么地方。汽車的大規模生產是一項重要創新，哪個委員會準確地找到了亨利福特并給予獎勵？市場經濟中，創新的主體從來就是企業和個人，他們所需要的外部支持，不是什么委員會的認可或政府的資助，而是知識產權保護。”
四、談創新事例
創新過程的諸因素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非線性特征，下面我們來談談創新的事例,如袁隆平，農學家、雜交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長期從事雜交水稻育種理論研究和制種技術實踐。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法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設想并進行科學實驗。1970年，與其助手李必湖和馮克珊在海南發現一株花粉敗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為突破“三系”配套的關鍵。1972年育成中國第一個大面積應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號A”和相應的保持系“二九南一號B”，次年育成了第一個大面積推廣的強優組合“南優二號”，并研究出整套制種技術。1986年提出雜交水稻育種分為“三系法品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兩系法亞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到一系法遠緣雜種優勢利用”的戰略設想。被同行們譽為“雜交水稻之父”。
五、論創新需求
“創新”不應該“唯新是舉”。有些人以為只要我們這里沒有的東西就是“新”，就是好東西，似乎沒有什么是非標準，即使有也是一些歪道理。比如殘暴的斗牛表演本來就沒有什么娛樂價值，能夠給人眼球刺激的是驚駭恐嚇。因為這個項目西方有，我們沒有，就是新的。即使西方現在也有很多人反對這項殘酷無情的表演，而我們的北京市西城區領導人卻認為這是一件新寶貝，要不惜巨資興建亞洲最大的斗牛場，把這種西方快被淘汰的垃圾文化搬到祖國莊嚴的首都北京來。這種不加鑒別的“拿來主義”，已引起國人的強烈關注和評擊。的確，我們的社會，也沒有這樣的“創新需求”。
這種“唯新是舉”的觀念，其表現是多方面的。去年南京市公安部門出臺了一個“廉政金”的制度“創新”，就是在公務員已經取得了應得的報酬的基礎上，每年另外用公款給每人存入3000—5000元的錢在退休時一次性可領取20—30萬元。如在職期間違規犯紀受到處分的，則相應扣減或全部不給。據說這是規范公務員廉潔從政很有效的“靈丹妙藥”。是否有此奇效暫且不說，單就這筆巨大的開支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增加了人民群眾的負擔，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況且奉公守法、廉潔從政是對公務員的起碼要求，是寫進了“公務員條例”的，難道也成了市場經濟中的商品，要國家和人民拿錢去買嗎？群眾中也有違法犯罪的，為了使他們不犯法，是否也應該給13億人的每一個人都設一筆“守法金”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現在這種“廉政金”制度，因為是自己制定，自己執行，自己受益，有不推自廣遍地開花之勢。因此，我們的社會更沒有這樣的“創新需求”。
創新肯定是要創新的，而且正在鼓勵億萬人民大創特創。不創新，社會就缺乏前進的活力，各項社會事業就不能更快地發展，各種人才就難以大量地脫穎而出，“全面小康”就難以實現。但在百花盛開的創新時代，還必須給“創新”者設一個鐵樊籬，那就是要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承前啟后地創新；創新，絕不能違背人民的意志，不能違背神圣的法律，不能丟掉我們優良的傳統，更要問一問“三個代表”答應不答應。只有用這樣的標準去創新，才是我們社會所歡迎的“創新需求”。相互影響把科學信息社會推向前進。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3
【論文關鍵詞】歷史唯物主義理解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方法論整體主義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不同于片面的“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社會唯名論”以及“社會唯實論”等社會哲學，它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既對立又統一，構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而社會同自然界對立統一的基礎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徑就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人類社會是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雙重關系的統一，實踐是這種雙重關系統一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歷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人的活動既改造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制約，人是能動性和受動性的統一。因而現實的社會既類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個人的特性又基于個人及其活動，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觀與主觀、客體和主體、整體與個人相統一的完整而全面的過程，這一過程基于現實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以這種全面而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建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不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而形成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內在對立(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的之間的對立)，而且能使得這些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融合起來。
總之，我們所要建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史上一種真正獨立、科學而完備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以它來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必將推動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大發展。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4
一、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
哲學是人類的智慧之學。在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哲學是基礎。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掌握馬克思主義完整科學體系的重要前提。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學哲學、用哲學，是黨的一個好傳統。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 和武裝全黨，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之中，規定著社會性質和基本結構，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只有把這兩對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今天，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也就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促進社會主義制度 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態度。要學習和掌握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的觀點。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要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生產關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必須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通過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是真正的英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是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業。要充分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推動事業發展，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群眾首創精神，鼓勵地方、基層、群眾大膽探索，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二、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能力
俗話說，思路決定出路，思維水平決定工作水平。能不能正確判斷形勢，能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能不能順利推進工作，關鍵看有沒有科學的思想方法。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體現著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科學的思想方法，對許多問題的闡釋讓人豁然開朗。我們要認真學習運用這些思想方法觀察事物、分析問題，不斷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戰略思維能力，就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總是善于從全局角度、以長遠眼光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趨勢和方向，體現出恢宏的戰略思維。他強調，要樹立大局意識，善于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把握工作主動權；要加強戰略思維，增強戰略定力，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就要視野開闊、胸襟博大，緊跟時代前進步伐，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觀察和處理問題，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內在規律，做到既抓住重點又統籌兼顧，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既熟悉國情又把握世情。要增強戰略定力，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旗幟鮮明、態度明確，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平心靜氣、靜觀其變，在制定政策時冷靜觀察、謹慎從事、謀定而后動。歷史思維能力，就是以史為鑒、知古鑒今，善于運用歷史眼光認識發展規律、把握前進方向、指導現實工作的能力。歷史是前人的“百科全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他關于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回顧分析，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關系的精辟闡釋，關于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思想觀點，關于如何評價黨的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深刻論述，都體現了深邃的歷史思維，給人以深刻啟迪。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黨史國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提高歷史思維能力，就要加強對中國歷史、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世界歷史的學習，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辯證思維能力，就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善于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處處體現著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比如，在論述改革問題時，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時，強調要堅持“兩點論”，一分為二看問題，既要看到國際國內形勢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在闡述全面深化改革時，強調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則要穩扎穩打”；在闡述社會治理時，指出“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就要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客觀地而不是主觀地、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觀察事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過程中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克服極端化、片面化。創新思維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過時的陳規，善于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的能力。世間萬物，變動不居。“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從不等待不思進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將更多機遇留給善于和勇于創新的人們。”提高創新思維能力，就是要有敢為人先的銳氣，打破迷信經驗、迷信本本、迷信權威的慣性思維，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以思想認識的新飛躍打開工作的新局面。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意志，有探索真知、求真務實的態度，為了創新創造而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不斷積累經驗、取得成果。底線思維能力，就是客觀地設定最低目標，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種積極的思維能力。“紛繁世事多元應，擊鼓催征穩馭舟。”毛澤東同志說過：“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也強調：“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提高底線思維能力，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寧可把形勢想得更復雜一點，把挑戰看得更嚴峻一些，做好應付最壞局面的思想準備。要見微知著、未雨綢繆，增強前瞻意識，把工作預案準備得更充分、更周詳，做到心中有數、處變不驚。
三、調查研究，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
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領導干部整體素質和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 權，更沒有決策權。”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推進工作，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只有深入調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真正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也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決策的正確制定與貫徹執行，保證我們在工作中盡可能防止和減少失誤，即使發生了失誤也能迅速得到糾正而又繼續勝利前進。經常開展調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進領導干部正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轉變工作作風、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眾的需求、愿望和創造精神、實踐經驗。調查研究要找準問題、有的放矢。要緊緊圍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執行，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突出問題，深入研究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研究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深入研究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深入研究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這樣才能使調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決策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地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科學決策服務，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服務。調查研究要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要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群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尤其對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更要主動調研，抓住不放，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調查研究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堅持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對調查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各種問題，堅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處理好調查和研究兩個環節的關系，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細致的思考，進行一番交換、比較、反復的工作，把零散的認識系統化，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調查研究要制度化經常化。要堅持和完善先調研后決策的重要決策調研論證制度，把調查研究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堅持和完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的調研工作制度，領導干部要帶頭調查研究，拿出一定時間深入基層，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親自主持 重大課題的調研。堅持和完善領導干部聯系點制度，領導干部不僅要“身入”基層，更要“心到”基層，始終關心基層聯系點，關心聯系點的群眾，真心實意地交朋友、拉家常，直接了解基層干部群眾的所想、所急、所盼。
四、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發揚釘釘子精神
釘釘子往往不是一錘子就能釘好的,而是要一錘一錘接著敲,直到把釘子釘實釘牢,釘牢一顆再釘下一顆,不斷釘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很可能是一顆釘子都釘不上、釘不牢。做工作、干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發揚釘釘子的精神”，不折騰、不反復，切實把工作落到實處，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應該肯定，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廣闊天地里，廣大黨員 干部都是想干事的，都有干事的熱情，都想干出一番事業，以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但現實中，我們也時常看到這樣的情況，有的地區、部門換一屆領導，就要推倒重來、搞一個“兜底翻”，領導干部為了顯示所謂的政績，另搞一套，空洞的新口號滿天飛。到頭來，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嚴重損失。這是與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相符的，是與我們黨一貫倡導的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背道而馳的。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揚釘釘子精神，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牢記一個道理，政貴有恒。為官一方，為政一時，當然要大膽開展工作、銳意進取，同時也要保持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一張好的藍圖，只要是科學的、切合實際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著干，干出來的都是實績，廣大干部群眾都會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朝令夕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領導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始終堅持為人民謀利益的政績觀，正確處理大我和小我的關系，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和個人抱負、個人利益的關系，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不搞脫離實際的盲目攀比，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真正做到對歷史和人民負責。
堅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抓實、再抓實，不抓實，再好的藍圖只能是一紙空文，再近的目標只能是鏡花水月。”干事業不是做樣子，不是做表面文章，很多時候，有沒有新面貌，有沒有新氣象，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規劃，喊出一個一個的新口號，而在于結合新的實際，用新的思路、新的舉措，腳踏實地把既定的科學目標、好的工作藍圖變為現實。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切實干出成效來，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任務一經確定，就要一步一個腳印、穩扎穩打向前走，不斷積小勝為大勝。
發揚釘釘子精神，還要建立規范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形成激勵干部求真務實的有效機制，使那些重實際、說實話、務實事、求實效的干部，不僅不吃虧，而且受到鼓勵、褒獎、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不僅撈不到好處，而且受到批評和懲處。只有這樣，才能使開拓進取謀發展、埋頭苦干抓落實蔚然成風。
五、持續學習走向未來
學習是文明傳承之途，人生成長之梯，政黨鞏固之基，國家興盛之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是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重要保證。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思想方法指導實踐，新時代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二是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三是學習黨的歷史，四是學習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其中，重點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管方向、管根本、管全局的東西。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中，重點又應該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這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講的就是掌握方法的重要。思想方法不同，對理論的理解就不同，對形勢的判斷就不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就不同，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就不同，實踐的結果就不同。因此，思想方法是否正確，對于我們事業的興衰成敗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
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同志，一定要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依靠學習走向未來。要通過堅持不懈地學習，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解決問題，堅定理想信念，帶領人民走對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有“望盡天涯路”那樣志存高遠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靜下心來通讀苦讀；要勤奮努力，刻苦鉆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撓，即使“衣帶漸寬”也“終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要堅持獨立思考，學用結合，學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學習和實踐中“眾里尋他千百度”，最終“驀然回首”，在“燈火闌珊處”領悟真諦。其次，要學習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這是領導干部開展工作要做的基本準備，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養。同時，還要結合工作需要學習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科技、軍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識，不斷提高知識化、專業化水平。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5
科學方法論是“自然科學方法論”的簡稱。它既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具體體現，又是對各門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的概括和總結。它所涉及到的觀察、實驗、測定、數據處理、分類、提出假說、驗證假說、得出結論等步驟，正體現了化學研究方法的一般規律。所以，科學方法論是正確認識化學知識的重要理論依據，又是培養解決化學問題能力的基本途徑和步驟。
一、調整教材的編排體系突出知識專題的講練
教學活動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師、學生三元素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學生傳授知識的藍本，它限定了知識的范圍，控制了教學的標高，是教學大綱的具體體現。實踐證明，脫離教材的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師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學生把課本背得滾瓜爛熟，也無法適應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師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識結構，合理地組編知識專題進行教學。
1.按知識的有序性調整章節順序。
2.按知識的網絡性組編知識專題。
二、根據學生的認識規律加強思維能力的培養
思維是人們獲得理性知識的主要心理過程，是化學能力結構的核心。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化學材料，使學生在感性認識中形成感覺、知覺和觀念，進而通過理性認識形成概念、定律和學說，這些都離不開科學思維的培養和鍛煉。如何結合中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識規律，培養和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呢？
1.克服思維定勢，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
2.通過一題多變，培養學生的逆向思維能力。
三、挖掘知識的內在規律注重學習方法的指導
化學知識的特點是“多、亂、雜”。難學、難記，學生視為“第二門外語”。為了消除學生的這一心理障礙，我們應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幫助學生整理歸納，力求使抽象知識具體化；微觀知識宏觀化；零亂知識條理化。使之循序漸進，強化掌握。
此外，我們還不斷地總結解題方法和解題規律，以提高學生的應變能力。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6
摘要：本文從環境監測的概念、內容及主要手段入手，從促進環境保護、制定環境標準、提升現代環境治理能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等四方面論述了環境監測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基于環境保護重要性認識，就如何加強環境監測促進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參考對策。
關鍵詞：環境監測；環境保護；重要性
進入近代工業社會以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能力和破壞能力呈現出“并駕齊驅”的發展態勢，飽嘗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惡果，越來越突出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和擔憂，樹立生態理念、加強環境監測、注重環境保護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同呼吁和心聲。環境監測是環境保護中的基礎性工作，然而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對環境監測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夠，很有必要加強環境監測重要性知識方面的宣傳、研究和探討。
1環境監測的概述
1.1環境監測的概念
環境監測，是指人們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和科學方法，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對影響和可能影響人類以及動植物生存發展的環境質量狀況、影響環境質量的因素代表值進行監視性調查、測定，從而掌握、研究、確定和預測環境受污染、受破壞等質量狀況及其變化趨勢的行為和過程。根據監測對象的不同，環境監測一般包括環境質量監測、污染源監測兩種。
1.2環境監測的內容及主要手段
環境監測的內容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豐富、規范和完善的，因此不同時代的環境監測內容也不盡相同。就當前來看，環境監測是包含“計劃—采樣—分析—綜合”等多環節的信息獲取過程，它一般包括背景調查、方案確定、布點優化、現場采樣、樣品運送、試驗檢測、結果分析、數據收集、綜合評估等環節和內容。環節監測對象和內容的不同，環境監測的主要手段有三種：一是分光光度發、重量法等化學手段和方法，二是用于聲、光等監測的物理手段和方法，三是主要監測環境變化對生物、生物群體影響的生物手段和方法。
1.3環境監測的特點
一是綜合性，環境監測對象包括水體、空氣、土壤、生物、固體廢棄物等綜合性客體，監測手段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等綜合性方法，監測數據處理分析時需要考慮各種綜合因素和情況；二是連續性，根據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時空分布特點，環境監測必須長期堅持才能夠獲得數據，揭示環境變化的趨勢和規律，因而環境監測呈現出時空上的連續性；三是追蹤性，為了保證監測數據的代表性、準確性和可比性，環境監測不能是臨時性的，而是需要建立一個量值追蹤體系，從而實現跟蹤監督和有效監測。
2環境監測對促進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2.1環境監測是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手段
環境監測是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對環境污染因子、環境變化情況、環境影響過程進行科學檢測和動態監督的活動。科學有效的環境保護，離不開環境監測的有力支撐。針對前些年一些地方為追求經濟發展而推行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造成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生態破壞日益突出等問題，就迫切需要運用環境監測手段來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推進和落實。
2.2環境監測是制定環境標準的重要前提
針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情況，就需要制定相應的環標準來降低和遏制人們行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而制定科學的環境標準，首先就需要對水體、大氣、土壤等環境污染整體情況和發展態勢有個全面準確的把握，這就需要科學、準確的環境監測數據作為支撐。
2.3環境監測是現代環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體現
推動生態文面建設、建成美麗中國，都對我國現代生態環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環境監測是執行國家環保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的“標尺”，在環境保護工作中占據著基礎和陣地地位。環境監測水平的高低和環境監測數據的準確性程度，將直接影響環境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環境監測水平是現代環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體現。
3加強環境監測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對策思考
3.1加大環境監測資金投入
做好環境監測工作，經費是保障。當前，一些地方由于環境監測經費落實不到位、保障不充分，導致環境監測設備更新不及時，監測技術應用不高，從而大大影響了環境監測水平。因此，做好環境監測工作，首先需要加大環境監測資金投入，并根據社會發展需要適度調整。
3.2提高環境監測技術水平
環境監測必須以現代科學技術作為有效支撐。近年來我國環境監測技術水平有了很大進步和提升，但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要結合環境保護理論和環境監測實踐，加強對環境監測技術水平的研究、開發和創新，不斷建立完善環境監測技術規范體系，穩步提高我國環境監測質量。
3.3加強環境監測人才隊伍建設
針對當前環境監測點多面廣、人員配備不足的現狀，一方面要注重從優秀的大學生中引進環境監測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逐步提高環境監測領域的人才素養和專業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強對現有環境監測人員的專業技術培訓和技術更新，確保環境監測人員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儀器操作能力和綜合分析研究能力。
當前，我國積極推進環境監測網絡運行機制改革并已經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這對于保障環境監測數據的科學性、真實性、權威性、全局性都具有重要意義。加強科學環境監測，助力環境保護工作，從而努力把環境污染與破壞的風險和范圍降至最低，這是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的重要任務。在美麗中國建設中，環境監測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的重要性也將進一步凸顯。
參考文獻
[1]萬蓮.淺談環境監測在環保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實施措施[J].科技創新與應用,2016,08:164.
科學方法論論文篇7
1引言
摸清環境保護產品經營狀況，發現存在的問題，摸索發展脈絡和趨勢，有利于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和規劃，促進環境保護產品的發展。本文所調查和研究的環境保護產品包括用于環境污染防治、生態環境保護及資源循環利用的生產設備、材料和藥劑、環境監測儀器儀表等。調查范圍為2011年12月31日前在我省正式登記注冊的專業或兼業從事環境保護及相關產品生產經營和環境服務活動，并獨立核算的國有法人單位和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年銷售(經營)收入2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法人單位;從事行業包括環境保護產品、環境友好產品、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的生產經營及環境保護服務業。
2環境保護產品經營現狀
2.1環境保護產品生產經營概況
2011年江西省環境保護產品經營概況見表1。全省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數為48個，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經營單位數6.94%;全省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從業人員為5404人，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經營從業人員6.30%;年營業收入為157850.98萬元，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年收入2.00%;利潤率為13.89%。
2.2環境保護產品生產經營單位規模與區域分布
江西省2011年有48個單位從事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經營單位總數的6.88%。其中萍鄉市32個，南昌市5個，上饒市4個，宜春市2個，景德鎮市、九江市、新余市、鷹潭市、吉安市和撫州市各1個;區域分布上66.67%的生產環境保護產品企業集中在萍鄉市，10.42%集中在南昌市，8.33%集中在上饒市，撫州和贛州均無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其他設區市相對較少，具體如圖1所示。
2.3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領域與行業分布
2011年我省48個環境保護產品生產經營單位涉及水污染治理產品、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環境監測儀器設備和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生產設備等五大領域，各領域經營單位數分別為28個、17個、2個、2個和1個，各領域比例見圖2所示，環境保護產品生產經營單位以水污染治理產品領域為主，達到58.33%。江西省2011年環境保護產品48個生產經營單位分別涉及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通用設備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汽車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和專業技術服務業等10個行業大類，各行業分布如表2所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占50%，12.5%、10.42%、10.42%和6.25%，其余均為6個行業大類均為1個分別占2.08%。
2.4環境保護產品型號狀況
2011年我省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量558個，其中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和水污染治理產品型號相對豐富，型號數分別為332個和183個，占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總數的59.50%和32.80%。
2.5環境保護產品采標狀況
環境保護產品質量狀況以環境保護產品采用標準情況分析，江西省2011年59個(系列)環境保護產品采用國標、行標、企標和非標等各類標準。環境保護產品各領域采用標準情況如圖5，33個水污染治理產品采標，19個大氣污染治理產品采標，4個環境監測儀器設備采標，2個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采標，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生產設備采標1個;水污染治理產品采用標準超過半數，達到55.93%，大氣污染治理產品采標占總數的32.20%。
2.6環境保護產品技術水平
2011年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558個，其中獲得國家級環境保護產品認證的型號數有36個，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6.45%。如圖6所示，環境保護產品涉及的五個領域，在獲得國家級環境保護產品認證的環境保護產品中，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未獲得國家級認證;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占據主導地位，有36個，占50.00%;水污染治理產品14個，占38.89%;環境監測儀器設備3個，占8.33%;循環綜合利用產品生產設備1個，占2.78%。
2.7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銷售收入
2011年全省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年收入為157850.98萬元，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年收入的2%。各設區市環境保護產品銷售收入如圖7所示，萍鄉市、上饒市和南昌市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年收入位于前三位，分別為115421.99萬元、22080萬元和5718.81萬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年收入的73.12%、13.99%和3.62%。2011年江西省環境保護產品各領域銷售收入如圖8所示，在水污染治理產品、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環境監測儀器設備采標、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生產設備五大領域中，水污染治理產品銷售收入最高，位95442.84萬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銷售收入的60.46%，大氣污染治理產品、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生產設備、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和環境監測儀器設備銷售收入為58234.33萬元、2700萬元、784.13萬元、689.68萬元。
2.8環境保護產品出口情況
2011年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為2106.23萬美元，在環境保護產品涉及的9個設區市中，萍鄉市出口額1216.23萬美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57.74%;南昌675.00萬美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32.05%;鷹潭市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為200萬美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9.50%;九江市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為15萬美元，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出口合同額0.91%，其余新余、吉安、上饒撫州和贛州等設區市均未發生環境保護產品出口。
3結論與討論
(1)環境保護產品占比小，發展規模相對小
目前江西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有692個，環境保護產品僅占6.94%。環境保護產品年收入僅占全省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年收入的1.88%。環境保護產品總體規模小，集中度低，難以實現規模經濟。環境保護產品經營單位缺少大型龍頭骨干企業，企業示范帶動作用不強，依然以中小企業為主，屬于小規模生產經營，難以滿足今后我省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應對外來環保企業的有力競爭。
(2)環境保護產門類不齊全、品種類單一
2011年我省環境保護產品僅涉及水污染治理產品、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環境監測儀器設備和資源循環利用產品生產設備等五個領域，固體廢物處理處置產品和輻射污染防護及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產品領域為空白。在涉及的5個領域中其中大氣污染治理產品和水污染治理產品型號數分別為332個和183個，占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總數的59.50%和32.80%，噪聲與振動控制產品、環境監測儀器設備、循環綜合利用產品生產設備型號較少。
(3)環境保護產品標準化程度低，技術水平有待提高
2011年江西省環境保護產品共計產品型號558個，獲得國家級環境保護產品認證的型號數有36個，占全省環境保護產品型號數6.45%;而采用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企業標準和其他標準的產品僅為59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