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初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反封建思想解放運動。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李大釗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篇1】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李大釗
[摘要]自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中國社會思潮涌現，出現了很多思想和主義。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新文化運動就不在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潮的陣地，而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地方。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就成為宣傳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在此期間，李大釗與其他的思潮進行了論戰，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與胡適的論戰。那么，在五四后期的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是如何宣傳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李大釗；論戰
[作者簡介]趙榮文（1991-），女，漢族，黑龍江省人，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中圖分類號]D23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8031（2018）01-0023-02
一、產生新文化運動的背景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的中國士大夫還沒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并沒有普遍開始探索中國的革命道路。經過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敗告終。直到在21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先進人士或者留學生發起的一場運動。新文化運動就這樣應運而生了。當時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以及先進的人士開始在中國探索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他們開始研究西方的資本主義，要求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民主政治，倡導科學，尤其是科學文化知識。他們這樣的舉動是強烈地反對封建階級的統治。而他們的這種要求最早體現在文化和思想上。而此時，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五四”運動以后，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混淆視聽，魚龍混雜。當時傳入中國的有各種派別的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像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無抵抗主義等，當時人們還很難辨別真偽。
在國際上，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進程，而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實現專制獨裁。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思想文化界的復古派舉起了“信鬼神、尊孔教”的大旗，把孔子作為封建主義舊文化、舊道德、舊文學的神。當時人們紛紛組織并建立了“孔道會”、“孔教會”，曾被辛亥革命打擊了的封建文化思想再一次“復活”過來。
二、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貢獻
在這樣的一個國內外思想眾多而且復雜的環境下，李大釗又是如何做到選擇馬克思主義，然后進行宣傳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數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了。
（一）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接受并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
五四運動的爆發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開始轉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主流的思想運動。工人階級的數量在壯大并且在覺悟上有了很大提高。蘇聯宣布無條件地放棄沙俄政府在中國掠奪的一切權利，并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直接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這樣的條件下，李大釗是如何接受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呢？
首先，在1919年，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系統、完整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指出：“本來社會主義的歷史并非自馬氏開始的、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們的主張，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李大釗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可分為三個部分：歷史論，經濟論和社會主義運動論。其次他認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理論的基礎，離開了特有的歷史觀，去思考他的主義，這是不可能的，而階級競爭正好就像一條線，把這三部分從根本上聯系起來了。這就是最早的學習并宣傳馬克思主義。
其次是關于唯物史觀的，李大釗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中關于唯物史觀的部分，同時闡述了自己對馬克思史觀的理解。李大釗認為，唯物史觀有兩個重要的點：一是說“人類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本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另一個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它變動。”在這里，李大釗詳細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
最后是關于階級斗爭的，李大釗曾說：“歷史的唯物論者，既把種種社會現象不同的原因總結為經濟原因，更依社會學上競爭的法則，認為許多組成歷史明顯的社會事實，只是那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各殊異階級間團體競爭所表現的結果。”“歷史上一切宗教的、政治斗爭，他們背后都藏著很復雜的經濟意味”，“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因此“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以階級斗爭的觀點解釋人類社會和歷史，在當今看來似乎是很平常了，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當時馬克思主義才剛剛傳入中國，許多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還沒有翻譯過來，并且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思想還沒來得及鑒別與研究，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李大釗的一些著作對于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促進了人們的覺醒，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新文化運動的內部戰線也開始分裂，由原來宣傳的民主與科學為主題的運動，一部分人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了。1919年胡適利用陳獨秀被捕和李大釗被迫離京的機會，在《每周評論》的第31期發表了《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反馬文章。胡適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胡適極力反對外來進口的“主義”，叫喊著高談主義不但沒有什么用，而且偏上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同年8月，李大釗專門寄給胡適一封《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批駁了胡適的觀點。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主要講了4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李大釗論證了“問題”與“主義”的辯證關系。說明了“問題”與“主義”不能分離，直擊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的反馬觀點，反對解決中國問題不實事求是而是虛偽的看問題。李大釗說：“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那么要想解決一些問題，應該設法使它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為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盡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不和社會上多數人發生關系，那么問題是不會被解決的。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相互作用的，并不相悖。
第二個問題，李大釗還指出：“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多半帶些招牌的性質，這也就難免招假冒牌的危險。正因為有了假冒牌的人，所以我們就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這也反映出在早期李大釗等人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
第三個問題，李大釗針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言論，明確指出“我們可以自由，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李大釗對待一些反動勢力的言論不理睬，反倒認為沒有那么多時間去理睬這些，研究問題還來不及呢！這也是當時李大釗的態度。
第四個問題，李大釗認為，“bolshevism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它，介紹它。”這就表明像我們這種……的國家來說，就“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依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的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而經濟構造是它們的基礎，只要經濟組織一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所以，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除了遇到了最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困難，在這時期還存在很多的“主義”，像基爾特社會主義，又稱行會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梁啟超。再比如，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劉師復、黃凌霜。“五四”前，無政府主義在反對封建專制、封建禮教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五四”前后，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難以識別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使后者一度占據了優勢。對此李大釗都有過回應。
三、評價新文化運動中的李大釗
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主義舊文化的一次激烈斗爭。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它不僅促使人們更迫切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李大釗作為學者是最早在中國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傳播者。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最早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都是由日本人翻譯出來的小冊子，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他一遍又一遍的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書并且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曾明確的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中國的救星”，就是以這樣的理念與堅持的精神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正是由于像李大釗一樣的一批革命家的艱辛努力，使大批先進知識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時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密切結合，李大釗也成為領導工人運動的先鋒模范。
先進的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精神武器，教育和組織工農群眾，將革命推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而揭開了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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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李大釗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回顧新文化運動中的李大釗，我們能感受百年前那個青春激蕩的歲月。
與《新青年》結緣
李大釗，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讀于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兼習英語日語，立志于再造中國。1913年曾東渡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治學。1916年回國，暫居上海，為《甲寅》《晨鐘報》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釗推薦，李大釗北上，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進入新文化運動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決定采取編輯部“集議制度”，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參與編輯部工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新青年》編輯部發揮了獨特的歷史作用。當時，李大釗29歲，小陳獨秀10歲，小魯迅8歲，小錢玄同2歲，大胡適2歲。如果說陳獨秀和魯迅已經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釗、錢玄同、胡適等人均30歲上下，風華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釗與《新青年》結緣，始于1916年9月發表的《青春》。時年27歲的李大釗感慨于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號召青年“致之回春”“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乘風破浪，迢迢乎遠矣，復何無計留春望塵莫及之憂哉？”這樣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風格。自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起，經陳獨秀《敬告青年》，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國能夠枯木發春，重新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屹立于世界之東方。李大釗之《青春》，以詩意的語言，旁征博引，有力呼應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倡導：“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
1917年底，李大釗北上之后，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發表《新的！舊的！》，認為當時中國處于新舊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卻是納妾的風俗；一方面規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卻“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議會與總統，另一方面皇帝仍舊住在紫禁城。
李大釗呼吁：“我很希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途徑，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包容覆載那些殘廢頹敗的老人，不但使他們不妨礙文明的進步，且使他們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嘗嘗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電車軌道，輸運從前那些乘鴕轎、騾車、人力車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脫去二重負擔，這全是我們新青年的責任，看我們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如何？”
“進！進！進！新青年！”這種認識，和有些認為老年人應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很顯然，在李大釗看來，在那新舊交替的時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歷史的真正推動者。
鼓勵青年到農村去
當時，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生活在農村，生活在工廠。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李大釗對這種現象有較直觀的描述：“現在有許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總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覓一個勞少報多的地位。那曉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預備作官僚的源源而來，皇皇數年，弄不到一個飯碗。這時把他的青年氣質，早已消磨凈盡，窮愁嗟嘆，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滿了青年，卻沒有青年活動的道路。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卻不見有青年的蹤影。到底是都市誤了青年，還是青年自誤？到底是青年辜負了農村，還是農村辜負了青年？這要我們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釗認為，只有這些青年學生到農村去，到最廣袤的中國鄉間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車間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數人結合在一起，中國的問題才有希望。“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農村去，到車間去，勢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釗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中，號召青年“應該在寂寞的方面活動，不要在熱鬧的方面活動”，“應該在痛苦的方面活動，不要在歡樂的方面活動”，“應該在黑暗的方面活動，不要專在光明的方面活動”。
李大釗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中，勞動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慘的。“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么方法？我們不能從苦痛里救出他們，還有誰何能救出他們，肯救出他們？常聽假慈悲的人說，這個苦痛悲慘的地方，我們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們青年朋友們，卻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勵青年說：“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從書齋走向實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貢獻各不相同。
陳獨秀是《新青年》的主編，他以決絕的姿態打倒孔家店，歡呼德先生與賽先生，又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繼而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基礎。魯迅是新文學的導師，他創作的《狂人日記》等小說不僅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礎，而且也是百年中國文學難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釗則提倡知識青年和勞苦大眾相結合，在實際斗爭中爭取中國和勞苦大眾的光明出路。
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改革管理辦法，增購圖書，讓圖書館真正成為青年學生汲取營養、奮發有為的溫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釗主持的圖書館中，讀到了當時世界最新的理論書籍，使自己的認識達到了飛躍，從而走上了救國救民的實踐之路。
1920年，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不久，在李大釗的幫助和指導下，鄧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團的成員到長辛店辦工人補習學校，把《工人周刊》等雜志帶到學校，幫助工人識字，認清社會現實，建立工人組織。1922年，長辛店工人舉行大罷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為一種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面貌。
李大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始終朝著“直接行動”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運動九個月之后，李大釗在《知識階級的勝利》中認為：“‘五四’以后，知識階級的運動層出不已，到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后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
五四運動兩周年時，李大釗在《中國學生界的“MayDay”》中認為：“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MayDay’。因為在那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我盼望中國學生界，把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依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狹小了，把他僅僅看做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紀念日。”
李大釗始終心懷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積極投身于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這樣的解放事業，正是昌明正義和人道的“直接行動”。為了這一事業，他獻出了自己的薪資，獻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恰似一道閃電劃過中國的上空，照亮著后來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篇3】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李大釗
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內的李大釗烈士陵園，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寫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后，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斗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1916年李大釗回國后，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他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立。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并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斗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斗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余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3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