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教育黨員和積極分子的課程。各級黨組織定期通過黨課向黨員和積極分子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展黨性、黨的紀律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黨課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必修課，是嚴格執行黨的組織生活制度的重要方面。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文章4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可劃分三個大的階段。從1921年黨的成立到新中國的誕生，是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黨領導的從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是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和人民96年的奮斗、求索，開拓出今天的大好局面，的確來之不易。
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這樣，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并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后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斗爭。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共13名代表，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為了便于紀念黨的生日，我們黨把1921年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
二、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一)、從南昌起義到人民軍隊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后，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二)、遵義會議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機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三、在抗日戰爭烽火中發展壯大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變。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經過八年抗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軍隊宣告戰敗投降。
四、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最后打敗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重要準備。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全會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后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六、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它能夠發動起來，反映了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后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幾年內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得人們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七、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5月，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二)、林彪集團的覆滅
黨的九大以后，當時黨的副主席林彪極力想強班奪權，秘密策劃武裝政變，被黨中央及時發覺。1971年12日深夜，林彪決定投敵叛國，爬上256號三叉戟專機，倉狂出逃，13日凌晨，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落，機毀人亡。一場反革命政變被徹底粉碎。
(三)、同“四人幫”的斗爭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復，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干部群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黨內圍繞著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1976年1月8日，人民最愛帶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干部群眾長期郁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于在1976年清明節前后爆發出來。4月4日清明節這天，二百多萬人民群眾涌向天安門廣場，象“四人幫”發出聲討。1976年9月9日，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幫”更加猖獗向黨進攻。1976年10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八、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最大歷史關頭召開了一次歷史性會議，即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知道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被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史冊。
九、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進行全面改革的綱領，由此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在全面推進城鄉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區向內地滾動的格局。根據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進行調整，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十、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一)、鄧小平視察南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黨和國家的發展處于又一個緊要關頭。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二)、“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進入歷史新時期后，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鄧小平從維護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以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
按照“一國兩制”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于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設立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樣本著“一國兩制”原則，1987年4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于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范例。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準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集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創先爭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在新的世紀新的階段，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家環境和國內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科學分析和把握形勢，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足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思想。
第一，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第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進治體制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第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96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富有革命創造精神的黨;是密切聯系群眾，為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奮斗并作出最大犧牲的黨;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得起勝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順境和逆境的考驗，任何敵人和困難都壓不倒、摧不垮的黨;是與時俱進，站在時代前列，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的黨。歷經磨難，斗志彌堅，千錘百煉，更加堅強。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第二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可劃分三個大的階段。從1921年黨的成立到新中國的誕生，是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黨領導的從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是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和人民92年的奮斗、求索，開拓出今天的大好局面，的確來之不易。
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這樣，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并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后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
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
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
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潮。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運動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后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于1919年3月)的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并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主要開展了幾個方面的活動: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界限，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三是通過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培養后備力量。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第三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讓我們廣大黨員認識到了新事物發展之初的艱難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強大生命力。習主席曾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集中體現為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黨發展史上的艱難時期
(一)黑暗統治下應運而生。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日益結合，中國先進分子在斗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必須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從1920年初開始，中國先進分子從各方面展開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從建立地方組織開始的。最早醞釀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為了擺脫反動當局的迫害，陳獨秀決定離京赴滬，李大釗在護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換了建黨的意見，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展開建黨的準備工作。4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來華，在北京與李大釗等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又去上海會見陳獨秀，商討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經過幾個月的醞釀，1920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在北京;
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
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
譚平山、陳公博等在廣東;
王盡美、鄧恩銘等在山東;
張申府、趙世炎、周恩來等在法國;
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繼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或開始建黨活動。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3號秘密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
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
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
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
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
廣州代表陳公博;
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來自7個地方，代表著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列席了會議。會議聽取了各地黨組織的報告，起草了黨的綱領和決議。7月30日晚，會議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舉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勢亂的背景下召開，但它的成功預示著一個偉大的政黨即將登上歷史舞臺。
(二)關乎生死存亡的遵義會議。1934年11月，在湘江戰役中，中央紅軍付出了空前慘痛的代價，由從江西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多人。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是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集中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屢遭挫折的紅軍從此有了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保證
(三)抗日戰爭中反清剿斗爭。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最為猖獗的時期，是中國抗日戰爭極端困難的時期，也是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轉入下降的時期，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出現了極為嚴重的困難局面。日本為了把中國作為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基地，妄圖在短期內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隊，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進攻，對淪陷區殘酷地進行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
在華北，日軍把1938年底在華北推行的“治安肅正運動”擴展為兇狠毒辣的“治安強化運動”，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從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軍在華北連續五次推行以“反共”與“建立東亞新秩序”為中心口號的“治安強化運動”，把整個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敵占區、“淮治安區”即敵我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非治安區”即敵后抗日根據地。然后對這三種不同的地區，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敵占區，日軍以“清鄉”為主，普遍建立漢奸政權，強化保甲制度，鎮壓人民的反日運動，進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騙，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在游擊區，日軍推行“蠶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網、碉堡群、封鎖溝、封鎖墻和崗樓，制造“無人區”，以防止人民武裝深入游擊區和敵占區活動。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日軍以“掃蕩”為主，實行極其野蠻殘忍的“三光”政策。
在人民抗戰的嚴重困難時期，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處于下降階段。從1941年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兵力由50萬減少到40萬，干部損失很多;
根據地面積縮小了1/6，人口也從1億降到5千萬;
生產遭到破壞，財政經濟和軍民生活發生極大困難，沒有任何外援。這時幾乎弄到沒有衣穿，沒有油，沒有菜，沒有紙，戰士沒有鞋襪，傷病員沒有醫藥，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境地。當時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宣稱華北的共產黨軍隊敗局已定。
針對敵人進攻的新形勢，1941年11月，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確定了敵后軍民對敵斗爭的方針是堅持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爭，采取一切斗爭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時機。終于在1945年迎來了戰略反擊，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1965年11月1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此后，全國上下進行了紅衛兵運動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持青年學生到全國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社論，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社論根據毛澤東1986年12月25日在一次會議上的談話內容，提出1987年“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從此，“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奪權階段。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從北京回到上海，緊急策劃奪權。4日、5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先后被造反派奪權。這就是當時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了這一奪權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貫徹“文化大革命”方針，徹底改組各級領導的有效方式，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
這樣的嚴重局勢，引起了新中國開國元勛們的擔心和憂慮。在1967年1、2月間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來主持的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和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同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進行了嚴正的斗爭。毛澤東對于批評“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滿，于2月18日夜，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葉群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對提意見的老同志進行圍攻和批判，周恩來也受到責難。同時，他們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老一輩革命家的二月抗爭被壓下去之后，無政府主義的狂潮更加高潮。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經劉少奇請示中央批準決定出獄一事，錯定為“自首叛變”，并說這是一個“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的所謂“叛徒集團”。這樣，全國刮起了“揪叛徒”的惡風，矛頭直指劉少奇，誣蔑他是“叛徒集團的頭子”。
7月18日在中南海組織召開“批判劉少奇大會”，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判，并對劉少奇實行抄家和人身迫害。7、8月間，康生、謝富治、戚本禹等煽動組織“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沖擊國務院。
從1967年1月上海奪權起，至1968年9月初止，經歷了20個月錯綜復雜的斗爭，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后勉強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這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奪權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當時，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奪權斗爭”和全面內戰，使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冤假錯案遍及全國，給全國各族人民造成了空前災難。
二、我黨發展史上的輝煌時刻
(一)抗戰得勝利舉國齊歡。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向勝利的方向發展，盟軍在歐洲取得了徹底戰勝德意法西斯的巨大勝利。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歐洲戰爭結束。
在中國戰場上，堅持在敵后的八路軍、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削弱日偽，發展我軍，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的指導方針，從5月12日開始，向日、偽軍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兩顆原子彈。中國的抗日戰爭隨即進入全面反攻階段。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解放區“軍民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愿投誠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10日至11日，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布受降及對日展開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器，接受日軍投降，并命令冀熱遼邊區的人民軍隊迅速深入東北。在黨中央的指揮下，根據地軍民紛紛出擊，在各戰場上向敵偽軍舉行了全面大反攻。
在蘇聯紅軍及英美盟軍的打擊下，在解放區軍民的全面反攻下，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蘇、美、英、中四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告無條件投降。16日，日軍大本營在下達“停止戰斗行為”的命令同時，又命令日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自衛可以采取戰斗行為”。由于日軍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反攻作戰仍繼續進行。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勝利結束。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華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運，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對世界各國人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新中國成立華夏同慶。1949年4月21日，也就是國民黨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上簽字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在第四野戰軍嚴密監視帝國主義動向的情況下，第二、第三野戰軍于21日凌晨，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余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徹底摧毀了敵人苦心經營了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政權中華民國的徹底覆滅。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占上海。第四野戰軍于5月14日，在武漢以東的團風、武穴間2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強渡長江，16、17兩日，解放華中重鎮武漢三鎮。與此同時，華北各兵團于4月20日攻克太原。第一野戰軍于5月20日解放西安。接著，各路野戰軍分別向西北、西南、東南、中南等地進軍，用戰斗和和平兩種方式迅速解決殘余敵人。8月4日和平解放長沙。17日解放福州。26日解放蘭州。9月19日和平解放綏遠。25日和平解放新疆。到9月底，全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獲得解放。
10月1日，首都30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親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斗，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其他各階級的政黨都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能建立新中國;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歷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可以預料，建國以后的漫長歷史還將進一步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三)改革開放春潮滾滾。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恢復和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開成了全局性的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會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圍繞工作重點轉移這個主題，討論決定了一系列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實施改革開放的偉大策略。
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集體所有的土地長期承包給各家農戶使用，農業生產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在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財政體制，疏理流通渠道、搞活流通體制，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向廣東省委領導人提出了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
三、從苦難輝煌的歷史中感受黨的偉大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事實充分證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一)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注重在思想上建黨。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堅定的基礎，理論上的與時俱進是行動上銳意進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統一是全黨步調一致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堅信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從來不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條。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我們黨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比如“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等等，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實際。我們黨能夠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在挫折中奮起，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復和堅持貫徹了實事求是。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注重及時回答實踐提出的新課題，為實踐提供科學指導。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要求全體黨員、干部都要把學習作為一種精神追求，深入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真正做到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創業。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要不斷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堅定理想信念，增強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做到堅定不移、矢志不渝。
(二)我們黨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注重培養和使用人才。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是我們黨性質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我們黨除了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們黨堅持這個崇高原則，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獻人民的人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寬廣舞臺。我們黨堅持以寬闊的視野、高尚的境界、宏大的氣魄，廣開進賢之路，在革命斗爭時期廣泛吸納各方面的優秀人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指出，要把各方面優秀干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要堅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選拔任用那些政治堅定、有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要堅持憑實績使用干部，讓能干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臺，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鉆營者得利，讓所有優秀干部都能為黨和人民貢獻力量。
人才是第一資源，是國家發展的戰略資源。習主席在講話中要求，全黨同志和全社會都要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重大方針，牢固樹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觀念，敢為事業用人才，讓各類人才都擁有廣闊的創業平臺、發展空間，使每個人都成為對祖國、對人民、對民族的有用之才，特別是要抓緊培養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
(三)我們黨堅持貫徹群眾路線，注重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是黨的科學的領導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生動體現。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我們黨是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共同戰斗中誕生、發展、壯大、成熟起來的。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我們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我們黨始終保持生機與活力的重要源泉。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前進的不竭力量。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提醒全黨同志“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要求全黨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四)我們黨堅持對腐敗的“零容忍”，注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提起腐敗，很多人都會在腦海中迅速掠過幾個貪官的丑陋嘴臉，可能還會記起那令人瞠目的貪腐數字。對腐敗的種種形式，比如貪污賄賂、索賄受賄、挪用公款、買官賣官等等，也并不陌生。腐敗，在民眾眼里已如“過街之鼠”。我黨在反腐敗工作上一直保持高壓態勢，每年都有不少官員因貪腐落馬，鋃鐺入獄。
1952年，剛剛在廢墟中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阻止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2月10日在保定東關大教場，河北省人民法院臨時法庭面對2萬多與會群眾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法院令準，判處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兩個昔日屢建戰功的“紅小鬼”，沒有犧牲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卻因貪污倒在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槍口下。“鋤一害而眾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兩聲槍響，舉世震驚，舉國震撼，廣大人民群眾無不為之拍手稱快
(五)我們黨堅持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注重保持蓬勃生機和活力。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
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最活躍力量。習主席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強調，青年是我們黨的未來和希望，這既是歷史的生動寫照、現實的深切呼喚，也是對祖國富強和民族復興的殷切期待。
我們黨的偉大征程，就是一部始終代表廣大青年、贏得廣大青年、依靠廣大青年的“青春之歌”。13位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創造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劉胡蘭、雷鋒、張海迪、李向群等一批批年輕優秀黨員前赴后繼，為鮮紅的黨旗添光增彩;
一代又一代從青年時期就追隨馬克思主義并為之奮斗終生的共產黨人，讓黨的事業薪火相傳。今天，8000多萬黨員中35歲以下年輕人有近1/4，呈現著黨的事業對青年一代強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贏得青年，就是贏得未來。毛澤東把青年生動地比作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中國共產黨始終注重發揮青年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作用，始終高度重視青年工作，黨的偉大事業才有了繼往開來的輝煌。只有黨的隊伍里始終洋溢著懷抱崇高理想、充滿奮斗精神的青春激情，黨的肌體里始終流淌著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銳意改革、大膽創新的青春血液，我們偉大的事業才能永葆生機活力，我們偉大的祖國才能更加繁榮富強。
第四篇: 一把手講黨課：中國共產黨誕生
同志們：
在建黨一百周年來臨之際，我們聚在一起，開展學習黨史教育，正當其時，非常有必要。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學習黨史，汲取偉大力量砥礪前行”。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黨史是黨執政興國的根基與血脈。我們黨近百年的奮斗歷程，是各個時期黨員干部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歷史積淀，其中蘊含的最珍貴的智慧和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代代相傳的“赤子之心”，是舉起右手入黨宣誓時的承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更是一心為人民、一切為民族、一心為國家的理想信念、執著追求和奉獻精神。我們要從學習黨史中汲取營養、打牢根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今天我們的黨史學習，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一是知過去，溫習黨的光輝歷程;二是鑒現在，傳承黨的光榮傳統;三是明未來，牢記黨的初心使命。
一、知過去，溫習黨的光輝歷程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新中國成立28年間的光輝歷程，主要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黨的創立及早期活動(1919.5-1923.12)。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青年學生熱烈參與，工人運動迅速掀起，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1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并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922年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國發生罷工一百多次。1923年中共三大召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
第二階段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1924.1-1927.7)。以1924年5月國共合作創辦的黃埔軍校為標志，國共展開了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消滅了南方軍閥勢力，其中，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在北伐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此期間，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擴大到一萬人。伴隨革命運動發展，以蔣介石、汪精衛為首的反動派開始掀起反共逆流，通過1925年廖仲愷被殺、1926年“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汪精衛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等一系列事件，第一次國內革命宣告失敗。
第三階段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1927.8-1937.10)。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隨后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到1928年底，全國各地還有一百余次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起義，使我黨“進入了創建紅軍的新時期”。經過發展，到1930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全國黨員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開辟了大小十余塊革命根據地。但隨著1934年對國民黨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軍，在陜北會師，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第四階段是抗日戰爭時期(1937.7-1945.8)。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關大捷，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在戰略相持階段的1941年至1942年間，人民軍隊共作戰4.2萬次，斃傷俘敵軍33萬余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在抗戰中發展為有120多萬黨員的大黨，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這些都為奪取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五階段是解放戰爭時期(1945.8-1949.9)。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經過千里躍進大別山、三大戰役等歷程，我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殲滅了國民黨的有生力量，在解放區開展土改運動，贏得群眾大力支持。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取得全面勝利。
二、鑒現在，傳承黨的光榮傳統
開展黨史教育，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作出的重大部署。黨的歷史學習是保證我們永葆初心使命的有效途徑，我們要帶著尋求知識和經驗的心態，樹立歷史思維、培養歷史眼光、增強歷史擔當，學習和傳承黨的光榮傳統。
一是傳承共產黨人忠于理想、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翻開厚重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前的28年進程中，方志敏、向警予、夏明翰等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著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后繼、舍身取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和信仰。方志敏曾說：“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絕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歷史昭示我們，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永遠的精神之鈣，只有堅定信仰支撐，才能譜寫國家和民族的光明未來。
二是傳承共產黨人艱苦奮斗、永不懈怠的崇高精神。毛澤東同志曾告誡全黨：“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年代，物質條件極其匱乏，但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奮斗、永不懈怠，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取得了艱苦卓絕革命的成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奮斗是艱辛的，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沒有艱辛就不是真正的奮斗，我們要勇于在艱苦奮斗中凈化靈魂、磨礪意志、堅定信念”，這是我們學習黨史要深刻感悟的崇高品格，也是我們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法寶。
三是傳承共產黨人一心為民、不怕犧牲的偉大情懷。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把“一切為了人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正是這樣的為民情懷，一代一代的共產黨人為了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建立新中國，全國有2100多萬革命者捐軀，而各地烈士在冊記載的只有160多萬，有1900多萬革命先烈名字無法確認。在新時期的脫貧攻堅斗爭中，1800多名同志將生命定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生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正是一代一代敢于犧牲、甘于奉獻、一心為民的中國共產黨人，確保了我們黨能經受各種嚴峻挑戰和風險考驗，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歷史昭示我們，堅持心中有民，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永久的赤子情懷。
三、明未來，牢記黨的不忘初心
知往鑒今，以啟未來，距離共產黨成立馬上100年，100年彈指一揮間，100年滄桑巨變，100年矢志踐行初心使命，100年篳路藍縷奠基立業，100年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然而始終未變的，是共產黨人心系國家和民族，矢志為民服務的初心。
一是堅定信念明方向。“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從1921年的南湖起錨揚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槍桿子里出政權”到二萬五千里長征;從百萬雄師勢如破竹推翻蔣家王朝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懈奮斗的“理想長詩”，以堅定的理想信念為指引，不斷攻堅克難。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各種考驗的精神支柱。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當前，我們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我們更需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
二是修身自好優作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和作風，這是我們黨所特有的，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新時代尤其需要弘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需要深入把握黨的優良作風和偉大精神的科學內涵，并結合新的實踐、新的發展進行豐富升華，弘揚“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好傳統、“自帶干糧去辦公”的好作風、“反對貪污浪費”的好制度，把廉潔品格作為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始終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央八項規定”扎緊了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籠子和不想腐、不愿腐的思想籠子，黨員干部要善于用黨史中寶貴的廉政資源涵養浩然正氣，以刮骨療傷的勇氣、刀刃向內的精神，始終保持為民務實清廉的政治本色，清清白白為官、干干凈凈做事、踏踏實實做人。
三是為民服務守初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中國共產黨的從上海石庫門和嘉興南湖啟程，在近百年波瀾壯闊的進程中，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無論順境還是逆境，始終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從毛澤東同志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習近平同志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的一條主線，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都充分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政治立場，黨的執政之基在人民，力量之源在人民。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黨員干部必須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辯證把握時代主題，扎根在初心上、成長于使命中、綻放于新時代。
回首過往，研讀黨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幅恢弘磅礴、硝煙彌漫的歷史畫卷，看到老一輩革命家勇于實踐、勇于擔當的壯志雄心。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就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歷史，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歷史。學習黨史，就是要把黨史作為生動的教材，作為武裝思想的利器，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中獲得裨益，在黨的成功經驗中啟迪智慧，構筑起更為牢固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以高瞻遠矚的戰略謀劃，做出一系列關系全局、影響深遠的重要決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中華民族走上了全面復興、加速崛起的新征程。在關鍵時刻，我們的黨員干部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從黨史中汲取堅定信仰、實踐智慧、優良傳統，在新時代進程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矢志奮斗，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以昂揚奮進的姿態書寫社會主義建設新的輝煌篇章，以優異的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