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時代》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北京市廣電局、安徽省廣電局聯合出品，由北京北光傳媒影視有限公司、安徽華星傳媒投資有限公司出品。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覺醒年代啟示與思考的文章3篇 ,歡迎品鑒！
第1篇: 覺醒年代啟示與思考
在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擲地有聲、震撼人心的重要講話，深切鼓動了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信仰信念信心，激勵我們在有限的生命里，拓展生命的寬度，豐厚人生的質感，潤染時光的底色。
苦苦探索，初現真理之光。視線拉回到100年前，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破敗的國，貧窮的家。維新志士譚嗣同寫下這樣悲壯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樸實善良的中國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難。一批批仁人志士知恥而后勇，絕地而后生，蹈鋒飲血，前赴后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經過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救亡圖存的探索，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迷惘中的中國人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勢，氣勢磅礴之力，喚醒了東方這頭沉睡的巨獅，喊出了“土地不可以斷送，人民不可以低頭!”的口號，四萬萬同胞，無人不潸然淚下。五四運動拯救了民族危亡、捍衛了民族尊嚴、凝聚了民族力量。這是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使命，需要一代接著一代人的持續奮斗。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永不停步地開拓前進。
拳拳之心，歸來仍是少年。五四先驅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發表警世言論：“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必殆。二者俱無，國必不國。”不論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愛國心是心之所系，情之所歸;立身之本，成才之基。沒有一顆拳拳之心，就像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始終是一顆漂泊的浮萍，心無所依。愛國不是空喊口號，愛國主義作為科學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一部分，其不光是感性的，發心的，它還是真理的，實踐的。青年人要把“愛國”二字鐫刻在心間，流淌于血液，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祖國培養下歷練，在立誓報國中成長。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經典，意思就是告訴青年人要正確處理“大我”與“小我”的關系，要把個人命運同家國命運緊緊相連，要把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偉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志存高遠，勇立鴻鵠浩志。魚不激不躍，人不激不奮。有了理想，奮斗才有目標，有了信念，人生才有航向。“要在堅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追夢需要激情和理想”“做到理想堅定，信念執著”……始終都是習近平總書記掛在嘴邊的殷殷希望、諄諄教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只有13人，到現在已發展成為國際上第一先進政黨，這個過程中一串串閃光的名字彪炳史冊：，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秋瑾、孫中山……他們舍生取義，用鮮血譜寫勝利的謳歌，他們永垂不朽，用生命踐行信念的偉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年要“到人民群眾中去，到新時代新天地中去，讓理想信念在創業奮斗中升華，讓青春在創新創造中閃光”。“兩個一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成為引領中國前行的時代號召，中國青年運動始終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民族復興偉業同頻共振，就能保證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和中國青年先鋒力量，始終樹立為黨和人民奮斗終身的最高目標，就能確保黨的事業燈燭輝煌，確保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強則國家強。五四風雷激蕩百年，青春中國風華正茂!先驅長逝，歷史已遠，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史為鑒，牢記民生之重、國運之重、使命之重。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的期待、民族的重托、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
第2篇: 覺醒年代啟示與思考
最近，反映中國共產黨創建歷程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在主流媒體播出，引發輿論和觀眾普遍關注。作品一改以往主旋律作品刻板形象，將“客觀真實、創新生動、情感真摯”貫穿始終，以厚重的歷史內涵和豐富的文化意蘊，運用紀實手法和精細的細節刻畫，還原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段時期的歷史景象，講述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先輩為中國人開啟民智的革命故事。該劇思想深刻、藝術感染力較強。《覺醒年代》不僅是近年來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優秀之作，也對我們今年開展“黨旗下的風采”微視頻以及“中信故事”后續的攝制工作，提供了生動的示范參考，具有很好的啟示意義。
一是要堅守客觀真實原則，還原事物本色。我認為《覺醒年代》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還原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追求真理、尋找救國救民之路過程中的一些真實故事，被原汁原味地展現在觀眾面前，為廣大觀眾了解認可。一段時間以來，部分作品虛構背景，“神劇”“雷劇”頻出，觀眾觀看時還得“自帶避雷針”；有些劇目把正面人物過分拔高，史實表現得過于輕松和隨意；還有部分作品在情節設計上平鋪直敘，沒有刻畫出豐富生動的人物形象。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在故事創作、視頻拍攝中需要注意避免的。無論是黨建視頻還是企業故事，都應該本著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經驗與教訓總結的統一。既要講取得成效，也應該對曲折失敗進行反思，這樣作品才能經得起時間檢驗。中國共產黨黨史就是認識與實踐交織、經驗與教訓并舉的探索歷程，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二是要力求創新生動形式，展現思想新意。《覺醒年代》通過藝術的方式展現了主創者對歷史的深入理解，為劇目增添了許多新意。其中一些創新生動的隱喻，例如多次出現的“螞蟻”元素，讓觀眾能夠通過創新表達體會到作品希望展現的歷史走向和人物命運。我們在故事制作、微視頻拍攝過程中，也需要更多發現、使用創新生動的元素創意，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統籌處理好場景與人物、事件的展現方式，發掘好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元素，設計出精煉、打動人心的“金句”，帶領觀眾按照設定的敘事邏輯線索，進入沉浸式體驗，通過增加視頻內容的代入感，不斷提升員工收看的興趣，引導員工深入思考記憶。
三是用情感真摯的述說，激發文化認同。《覺醒年代》中不乏“既然已經到了國亡人死之際，便再無投鼠忌器之顧慮，我們應該有破釜沉舟之決心”“敢于努力救國之新青年，筋骨強，方能氣力雄”等情感真摯的臺詞，語句簡單但飽含著愛國愛黨、不畏犧牲的革命精神。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認為，《覺醒年代》以生動、立體的時代“建黨史”“覺醒史”感召著青年觀眾，在多元豐富的思想爭鳴中回溯傳統，收獲海納百川的心態和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我們在故事創作、腳本撰寫的過程中，也應該避免把文案寫得語調單一、平淡無奇，要在充分掌握歷史事實、站在公正的歷史觀角度下，從自身出發，設身處地地想、語言樸實地寫、真情流露地說，用語言精練、情感真摯、回味悠長的表述講述企業的初心和使命，用普通員工聽得懂、愿意聽的話術激發員工的文化認同。
《覺醒年代》完成的不僅是一個歷史的回顧，更是與當下的連接，一百年前的革命先輩們執著尋找信仰的歷史，在“客觀真實、創新生動、情感真摯”的敘事風格中，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同時，作為一名企業文化工作者，我們也能從最受觀眾歡迎喜愛的影視作品中品味潮流趨向，學習借鑒優秀的思考方式和技術手法，為中信文化宣傳工作創新開展貢獻力量。
第3篇: 覺醒年代啟示與思考
中國先進分子覺醒的時代，大前提是中國探索“救亡圖存”“自強自新”之路的“變法”“革命”都沒有成功，參加或追隨孫中山革命的知識分子分化，進入北洋政府為官者有之，灰心喪氣選擇潛心“學問”或者經商者有之，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進分子則率先“覺醒”并試圖喚起國民覺醒，開啟民智，再造新民。各種新思潮紛紛傳入，影響最大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連社會主義思潮、互助共產主義思潮也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子。因為知識分子主流意識認為，“暴力革命”的路子在中國走不通，而且破壞性強大，如果能“和平進步”“長入”“新社會”，趕上時代，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是最好的路徑。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李大釗是最先覺醒者，從接觸走向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贊成暴力革命尤其是工農革命的，仍然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胡適抵制“俄國道路”和“馬克思主義”有他的已經扎根的美國教育背景下形成的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和世界觀根基，陳獨秀接近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沒有李大釗早也沒有李大釗堅定，也是因為他骨子里對美式民主自由道路仍有幻想。思想更活躍、為人更爽朗、心態更陽光、行動更果敢的陳延年，也是因為對“互助主義”推動中國和平發展抱有幻想。《覺醒年代》在這方面的典型刻畫，非常傳神，幾個典型人物的具體行動和言談話語，展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生態樣貌。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對美國抱有好感是毋庸置疑的。據顧維鈞回憶錄披露，1915年5月日本強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時，袁政府認為“唯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的支持的是美國”，因此未遵循日本提出的“對外保密”的要求，零打碎敲式地把二十一條主要內容透露給了美國、英國等“友邦”。美國立即表示關切，美國輿論對中國表示“同情”，美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通告日本政府，聲稱日本的對華交涉，不得危害美國的在華利益。“華盛頓的支持顯然是為了讓中國不屈服”，由此中國政府也才敢于與日本談判中在二十一條的第五號條款上“采取強硬態度”，拒絕接受。美國的這種態度，當然能夠贏得中國人的好感。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美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在與中國外交官接觸中，大多明確表示“中國應當與美國站在一起”。中國對美國抱有好感的人士，也“相信美國是中國真正的朋友”，認為中國加入協約國會“大有好處”。幾經周折，中國終于對德宣戰，和美國成了同一陣線上的“伙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鼓吹“公理”。1919年1月8日，他提出了著名的“和平條件”十四項原則，提出：戰勝國不應要求割地賠款；應該廢除秘密外交，應該通過建立維護世界和平的組織來創立新秩序。他說：“以正義為前提，使國無強弱，共享均等之自由”。國與國不能以強欺弱，國內也不能以強欺弱。這就是電視劇中陳獨秀表示極大興趣的兩大原則。中國大批知識分子對此感到振奮，他們認為，世界大戰中以德國為首的強權國家被打敗，以美國為首的公理國家取得了勝利，“公理戰勝了強權”。美國總統的十四項“和平條件”原則，更是“公理戰勝”的充分體現，從此后，世界上不會再出現以強凌弱的強權壓迫和侵略戰爭，中國是弱國貧國，有了“公理”，不會再受富國強國的壓追、欺凌、侵略了。一些激進民主主義者，鼓吹“公理“取代“強權”，國內也應當排除“強權政治”，建立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因此，大戰結束后的一個短時期內，中國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歡欣若狂，不少城市出現了歡慶“公理戰勝”的歡騰場面。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也走上街頭，興奮地發表演說。
陳獨秀在1918年12月22日創刊的《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大講“公理戰勝強權”，強調“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他寫道：“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陳獨秀還指出，《每周評論》的宗旨，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
中國作為戰勝國一方，參加了巴黎和會。國人和社會輿論，對巴黎和會抱有熱切希望。但傳回來的消息越來越引起國人的失望，最終激起憤怒。先是中國的代表席位問題，非但沒有得到大國的五個席位，也沒有得到次等國家的三個席位，而是只給兩個席位，歸為末等國家。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包括廢除中日二十一條，歸還山東、歸還外國在華租借地、取消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在華各地租界、撤走外國在華駐軍、取消外國在華設立的郵電機構、恢復中國關稅自主等七項要求，指望通過巴黎“和平會議”解決這些問題，以擺脫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但是，和會對中國要求不予理睬，提出討論的唯一問題是山東問題，日本要求享有德國原來在山東占有的租借地和一切經濟權利，中國則要求已被日本乘大戰之機強占的原德國在山東攫取的租借地和一切特權直接歸還中國。操縱和會的是法、英、美、日代表，英、法兩國大戰期間與日本有過協定，支持日本在亞洲的既得利益和要求，唯有美國對中國的要求“表示同情”。中國國內輿論披露，美國代表團在和會上對中國深表同情，無奈中日之間從1915年的二十一條到1918年大戰結束前的九月秘密換文，已經有過一系列秘密條約，使得美國代表在和會上也無話可說，加之法國、英國對日本的支持，造成中國外交極其被動，山東歸還中國的可能性渺茫。這些消息，無疑增添了國人對美國的好感，對北洋政府親日派的痛恨。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正是釀成五四愛國運動的主因。
對德和約對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的承諾，僅僅是“廢除戰前的中德條約，歸還義和團時期德國從北京掠去的天文儀器”，而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和一切經濟權利，則“轉讓給日本”，這等于承認日本對山東的占領。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大大刺傷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給那些自以為“公理戰勝”的幻想家們當頭澆了一盆冷水。1919年7月7日《民國日報》的“時評”寫道：“現在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公理，還是一個大疑問”，“有說的話是公理，做的事全不講公理，有只自己講公理，不許人家講公理”，“公理公理，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引起舉國上下一片沸騰，憤怒至極，終于以此為導火線，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導致中國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
1919年6月28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國內輿論密切注視著國際上對中國拒簽和約的反映，短短幾天，各報刊就開始報導美國對中國拒簽和約表示同情和贊賞。中國媒體披露，美國輿論界對威爾遜總統提出了尖銳批評，美國國會中以共和黨議員為主反對威爾遜總統的國聯盟約和對德和約中的中國山東條款，參議員共和黨人洛治提出和約修正案，即將和約中規定的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轉交給日本改為直接歸還中國。8月2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以9票對8票通過了這一修正案，修正案即可正式提交參議院付諸表決。中國政府和民眾不同意與日本直接交涉，更感興趣的是美國參議員洛治等提出的關于山東條款的修正案，熱切期望修正案能獲通過。
1919年10月16日，美國參議院表決參議員洛治等人提出的關于山東問題的和約修正案，結果以55票對35票被否決。這一消息傳到中國，無異于又一個晴天霹靂，給對美國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的中國知識界澆了一盆更令人心寒的冷水，解決山東問題僅存的一線希望破滅了。依賴外國靠外交途徑解決山東問題似乎已經走投無路，更多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如何靠“自己”“解決問題”了。10月19日《民國日報》“時評”寫道：“美國參議院已將山東問題修正案否決了，我們所希望于美人者今已失望。這可見倚賴人家是靠不住的了”，我們應當“由此得一教訓，就是對內對外，非我國民自己竭力奮斗不可”。就連一直鼓吹英美民主政治的戴季陶，也在10月19日《星期評論》第20號上就美國參議院否決和約修正案一事發表評論，抨擊英美“民主制”。他指出：“要曉得現在各國所行的代表制，他們那樣講多數政治，實在就是少數專制。我們看到美國山東條項修正案的否決，只在二十票的關系，就應該明白我們中國的改革的工夫，是應該怎樣做，人民的權力，是應該怎樣行使了。”他告誡國人：“要徹底的覺悟，曉得權利是勢力的結晶，我們如果要恢復我們國民的權利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他人的幫助，是他人道德上的行為，我們道德上的義務，是在我們自力恢復，不是在依賴他人。自力的國權恢復，是要從人民直接行使人民的權力，排除賣國的官僚武人政治，建設民主的國家作起。”對美國議會制提出懷疑，鼓吹建設人民直接行使權力的民主國家，已經不是原來崇尚的英美民主制了。
美國議會否決山東修正案，使中國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思想尚不僵化的知識分子對美國的幻想破滅，對一直崇尚的美國民主政治產生懷疑，這成了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起點。一直追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心理驅使大批先進分子繼續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和真理。恰在此后不久，蘇俄對華聲明在中國國內報刊上發表，蘇俄宣布愿意談判解決沙皇時代侵占中國的領土和獲得的特權。中國人民極為歡迎，大批知識分子對蘇俄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轉向研究蘇俄的內外政策、蘇俄革命成功的經驗、蘇俄所遵奉的“主義”。許多先進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才開始成為中國宣傳鼓吹新思潮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