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行為按照情節嚴重程度分為一般違法行為和嚴重違法行為（即犯罪行為）。按照其違反的法律，可分為行政違法行為、民事違法行為、刑事違法行為和違憲行為。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調研報告【四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篇一】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調研報告
前不久，筆者隨同人大的調查組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情況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了解。調查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趨勢，而且出現了團伙化、暴力化、低齡化等新特點。這里筆者就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及預防對策，談談自己的看法，期待全社會用雙手和愛心，用法律和責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蔚藍的天空。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十分復雜，涉及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多個方面。綜合分析，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即未成年人個體自身的原因和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觀環境。
一是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不成熟導致犯罪。青少年的認知能力不強，法制觀念淡薄，對事物的認識較為片面，對自己的行為還不能做出正確的估價和判斷。其涉世的無知性、盲目性難以應付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經不起誘惑，很容易被別人拉攏、利用。有的為貪圖享受而盜竊、搶劫、詐騙，有的為了所謂的義氣，充當英雄而打架斗毆，傷害他人，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義氣用事，不計后果，從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是家庭教育不完善導致犯罪。現在大多數孩子為獨生子女，有的因家長過分溺愛，一味嬌慣，養成了任性、自私、倔強的性格。有的家長因忙于工作或本身就有不良習慣，無暇顧及孩子，疏于對子女的管教，導致子女放任自流。不健康的家庭(包括單親家庭)子女因得不到應有的父母之愛，使孩子產生自卑和怨恨心理，或自暴自棄，或沾染不良習氣，逐步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是學校教育方式單一滯后導致犯罪。有些學校重智育輕德育，片面追求升學率，造成學生課業負擔和心理負擔過重，同時忽視對雙差生的引導和幫助，導致部分學生厭學、逃學、輟學,過早流入社會，逐漸走上犯罪道路。近幾年，雖然各中小學校設立了法律知識和品德教育課，但大多形式單調，缺乏創新和吸引力，教育效果不盡理想，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榮辱、善惡觀念。
四是社會負面影響導致犯罪。社會中出現的拜金主義思潮、“黃賭”現象以及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促使一些青少年將“不勞而獲”的思想“合理化”，甚至錯誤地把犯罪當成了“發財致富”的途徑。渲染色情、兇殺、暴力的書刊、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場,黃、賭、毒封建迷信等社會丑惡現象屢禁不止,嚴重侵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部分涉世不深和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腐化墮落,直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對預防犯罪工作的幾點建議
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學校、家庭、社會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構建有效的網絡體系，共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
一是進一步加大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不少干部群眾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形成社會合力。許多家長過于注重孩子考試成績，存有法制教育可有可無的錯誤觀念。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真正納入重要工作日程，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宣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過向廣大青少年普及預防犯罪知識，使之逐步養成知法、學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習慣，不斷提高自我保護意識。通過營造良好的法制宣傳氛圍，增強全社會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抓緊抓好未成年人的預防犯罪工作，切實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二是進一步做好在校生的預防犯罪工作。有些中小學校對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工作，存在“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的傾向。要轉變片面追求升學率的不良傾向，完善教育內容，強化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和社會公德教育，加強學生課外生活引導和管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確立“轉化一個差生與培養一個優秀生同樣重要”的理念，防止適齡少年兒童厭學、失學、輟學，過早流入社會。大力倡導警校共建活動，切實發揮法制副校長的作用，保障法制教育課規范有效。要熟悉學生的心理變化，加大開展學生心理咨詢服務的力度，及時矯治學生的心理障礙。要積極創辦各類家長學校，引導和幫助廣大家長轉變教育觀念，重視對孩子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增強家長教育子女的責任心和管理能力。
三是進一步優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政府雖然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納入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但總體上看，預防責任和任務還沒有全面落到實處。有的部門負責人責任意識不夠強，加之沒有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工作缺乏主動性，工作難以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效。各級政府要積極開展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大力整頓文化市場，加大對社區環境、校園周邊環境的綜合整治力度，特別要加強對新聞出版物、音像制品市場和網吧、游藝廳、錄像廳等營業性娛樂場所的監管，凈化社會環境，減少引發犯罪的社會誘因，為未成年人創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社會環境。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社會投資，盡快建立青少年活動場所,以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動吸引青少年,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四是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的保護工作。調查顯示，家長對孩子不良習慣的矯正有時心有余力不足，缺乏科學的思維和方式。學校對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矯治還很薄弱，沒有成文的措施和很好的手段。村(居)委會及有關企業對有問題的青少年幫教不力或撒手不管，形成了管理真空，成為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對此，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要切實加強中小學生學籍管理，嚴格控制失學、輟學，從源頭上控制和減少社區閑散未成年人的總量。要加強社區責任，大力整合社區資源，通過摸底排查、建檔立卡、跟蹤幫教、專人聯系等措施，加強失學、失業、失管狀態的閑散未成年人的教育與管理。民政、司法等部門要認真落實流動未成年人管理和服務、刑釋解教未成年人的安置幫教、流浪乞討兒童幫扶救助措施。公、檢、法、司等司法行政部門，要認真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積極探索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治理、救濟的最佳途徑，制定有利于保護教育未成年人、防止重新犯罪的政策和措施，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的司法救濟與保護工作。
五是進一步探索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長效機制。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要廣泛調動家庭、學校、社會參與的積極性，建立全社會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整體網絡。建立聯動機制，真正形成齊抓共管的整體合力。要不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協調發揮好政法、綜治、教育、民政、團委、婦聯、工商和文化等部門的作用。建立責任追究制度，牽頭單位要敢于負責，有關部門要通力協作。建立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制定預防工作評估標準和考核制度，將各部門的預防犯罪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整體考核指標體系，做到預防工作與綜合治理工作同部署、同實施、同考核。建立預警機制，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和針對性。要及時了解掌握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新情況、新動向，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趨勢做出分析預測，逐步建立未成年人成長環境的預警體系。
【篇二】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調研報告
青少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加強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設，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國家三代領導人都非常重視青少年法制教育，并把其提到重要位置。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長都十分關心。鄧小平同志在1986年就指出："加強法制，重要的進行教育，根本的問題是教育人。"并強調："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小學、中學教育都要進行這一教育。"江澤民總書記發表的《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再一次昭示了黨中央對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視，對青少年一代的親切關懷和殷切希望。全面分析當前青少年違法犯罪現狀，揭示現階段青少年成長過程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演變軌道和嚴重危害，進一步抓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對于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青少年違法犯罪主要是14周歲至25周歲的青少年為主。我們青山湖區作為一個城鄉結合城區，有52萬人，其中14周歲至25周歲的青少年大約有近10.7萬人，占到全區總人口的26%左右。當前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突出，已向低齡化發展。究其原因，有家庭、學校、社會等諸多因素，而缺乏法律意識，法制觀念淡薄，則是一個重要方面。法制教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養成教育，需要從娃娃抓起，把住人生的每一個關口。因此，加強青少年的法律知識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保障他們健康成長是關鍵的一環。
一、多措并舉，對青少年這一重點普法對象開展長效法制宣傳教育工作。
近年來，區司法局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司法行政職能作用，積極組織、協調、配合有關部門，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宣傳教育，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主要做了以下主要工作：
1、作為普法主管機關，積極組織、協調、指導各鎮場、街道、園區，各區直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做好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把青少年特別是在校生作為普法的重點對象，納入普法規劃，做到長規劃，短安排。同時實行統一領導，分工合作，明確責任，充分發揮各科室的職能作用，確保法制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
2、加強青少年法制教育基礎建設。對法制課師資隊伍、校外輔導員隊伍和法制宣傳隊伍進行輔導，編印《未成年人保護法》、《社會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刑法》等宣傳材料，提供給各中小學學習宣傳。探索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新方法、新措施，協助有關部門在學校、農村、企業開辟法制宣傳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法律知識宣傳專欄，定期出版法制宣傳材料。充分運用大眾宣傳媒體，通過廣播、宣傳欄、標語等形式多樣的方式，廣泛進行宣傳，形成全社會共同關心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濃厚氛圍。
3、利用法制宣傳隊伍，開展對青少年進行法律教育。我局通過法制宣傳隊伍這個有效載體，組織宣傳人員深入全區各學校進行法制教育。先后宣講了《憲法》、《刑法》、《社會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有關禁毒、道路交通等法律法規。另一方面，在農村、社區等基層單位，通過送法下鄉等活動，結合學文化、學科技，對基層廣大青少年進行普法教育。
4、加強對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建設，對青少年特別是在校學生的普法教育，做到經常化、制度化。在我區文教路小學建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并以此基地為中心以點帶面，帶動全區各中小學的青少年法制教育陣地建設。
5、針對青少年的特點，采用各種生動活潑的法制教育形式。如法制文藝宣傳、黑板報、法制錄像、違法犯罪青少年現身說法、學生"帶法回家"等多種形式，激發青少年學習法律知識的興趣，提高學習法律知識的實效。為提高和增強在校學生的法制觀念和"學法、知法、守法"意識，凈化校園環境，減少青少年犯罪，2014年3月29日下午，我局邀請了省勞教局女子所、少管所《青少年懺悔之聲報告團》赴我區羅家一中做現身說法報告會，四名青少年罪犯李某、謝某、曾某和江某分別從吸毒、搶劫、打架斗毆等不同側面講述了自己的犯罪經歷，并對昔日的行為表示了深深的懺悔。在講述過程中他們深刻剖析了自己犯罪的根源：沒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不能辨明是非，不懂法，思想扭曲等等，并呼吁同學們能從他們的深刻教訓中悟出人生的真諦，找準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要以身試法。2014年5月27日下午，我局又邀請了**市勞教所《勞教人員懺悔之聲報告團》赴我區湖坊中學做現身說法報告會，受到了師生的一致好評。這兩場現身說法會給同學們極大的震動，同學們紛紛表示從這幾位少年犯的身上吸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受益匪淺。
6、建立健全法制副校長制度。全區所有的學校均聘任專兼職的法制副校長，負責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和預防犯罪教育。許多學校還開展"軍民共建""警民共建"活動，扎實開展對學生的法制教育。
7、開展法律援助和法律維權活動，依法維護青少年的合法權益。我局通過開展普法和依法治校活動，不斷提高廣大青少年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并在基礎上，組織、協調和指導各部門參與維護青少年的合法權益。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保證他們公平、公正地利用法律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重要途徑。我區建立區設法律援助中心、鎮（街道）園區設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設法律援助聯系點的三級網絡模式，并于團區委就青少年法律援助成立"綠色通道"，實現了法律援助全覆蓋，方便青少年就近申請法律援助。我區法律援助中心不斷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全區青少年基本懂得什么是法律援助，如何申請法律援助等基本知識。降低申請法律援助的標準，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使無收入的青少年都能享受法律援助，從而較好地維護了青少年的合法權益。同時，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所積極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詢，幫助書寫法律文書，聯系委托辯護人等法律服務，為當事人家屬排憂解難。同時還通過"148"法律服務專線，輪流值班，隨時解答青少年的法律咨詢。
二、與時俱進、加強指導，進一步推進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
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一項艱巨的長期工作，我局在工作中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規定》以及省、市有關文件精神，落實"五五"普法規劃，認真履行職責，制定落實措施，采用各種有效方法和途徑，扎實開展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
1、發揮課堂教學主渠道作用，逐步把法制教育內容納入教學計劃，做到計劃、教材、課時、師資"四落實"，在提高法制課質量上下工夫，確保取得實效。
2、校內教育和校外教育相結合，組織生動活潑、寓教于樂的法制實踐活動，如舉辦法律知識競賽、法律知識手抄報比賽等活動，對青少年進行直觀、生動、形式多樣的教育。
3、完善兼職法制副校長制度。從政法部門選派政治覺悟高、有責任感、業務精、宣講能力強的政法干警兼任法制副校長，協助學校開展法制教育和校園周邊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4、依托社區，結合基層治安綜合治理和"法律進社區"活動，把對青少年法制教育作為社區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努力營造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
5、開展依法治校活動。通過制定各種制度，落實責任，保證學校有一個正常的教學秩序，把學校管理工作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加強學校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落實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各項措施，整治學校周邊環境，開展創建安全文明校園活動，保證青少年有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6、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建設，依托基地開展法制教育。要完善法制教育基地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逐步實現規范化。
三、結合我區開展的社區矯正試行工作，對青少年罪犯開展教育矯正工作。
自2014年下半年全省試行社區矯正工作以來，我區按照省、市統一部署，認真開展我區試行社區矯正工作，并于今年元月份順利完成了社區矯正對象交接工作。在青少年罪犯社區矯正工作中，我們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
1、為每一名青少年罪犯成立矯正幫教小組，并與其監護人達成協議，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分管、誰負責"的原則，明確協助監督管理責任人，并簽訂《協助監督管理協議書》，確保矯正對象遠離犯罪，提升青少年矯正工作的科學化水平，同時切實提高個案矯正質量。
2、嚴格執行日常管理。因青少年服刑意識淡薄，服刑表現往往不穩定，在日常管理中更需要嚴格地執行社區矯正的各項管理制度。每周進行一次口頭報到、每月進行一次思想教育、每月固定時間參加公益勞動，通過嚴格的管理培養矯正對象遵紀守法的習慣，將青山年矯正對象的重新犯罪的幾率降到最低。
3、強調思想和心理矯正。針對青少年情緒易波動，思想較幼稚、可塑性強的特點，強調心理疏導和思想溝通的作用。通過每周一次的電話匯報及每月的面談、公益勞動和教育學習的機會，和矯正對象深入交談，了解其心理歷程和心理變化，并適時對癥下藥，予以耐心幫助，引導其樹立正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幫助其徹底告別過去的不良思想和不良行為。
4、幫助文化學習和技能培訓。以青少年矯正對象最終獨立走上社會為目標，督促其學習文化知識，提供學習技能的機會，幫其聯系實習單位和實習崗位
【篇三】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調研報告
近年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在世界各國均形成了犯罪低齡化的趨勢。青少年犯罪已經成為席卷全球、具有共同性的社會問題，他被不少犯罪學家和刑法學家喻為難以醫治的“社會痼疾”。無論是在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處在發展中的國家，大都面臨著青少年犯罪迅速增多，犯罪率日益攀升的嚴重狀況。在我國,青少年違法犯罪同樣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其中也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犯罪現象，如駭人聽聞的馬家爵事件等。如何有效的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做到有效的引導他們健康成長，是值得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為此我們專門設計了調查問卷，深入調查和了解大中學生對這一現象的認識、看法，家庭、學校的教育和環境對他們的影響作用等。分別在XX大學和XX大學附屬中學中抽取了部分學生共發放問卷X份，該問卷同時涵蓋了高中一、二、三年級的高中生和大學一、二、三、四年級的本科大學生。最后收取有效問卷X份，問卷回收率為X%。為了使本次調查更具有代表性和針對性，本次調查還特別邀請了XX大學法學院的刑法學專家指導設計了本次調查問卷形式和基本問題，并對收回的問卷進行理論分析。同時，我們深入杭州市各基層法院、檢察院以及了解當前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基本情況,了解他們的犯罪動機、犯罪過程等。
犯罪預防是指對犯罪風險的參與、承認、評鑒以及為消除或減少而采取的措施總稱,也稱之為犯罪風險管理,它是在符合經濟效益且能保證潛在被害人人身及社會地位安全的基礎上,減少犯罪風險系統措施的總和。犯罪預防作為政府重要課題之一,通過尋求有效的犯罪預防策略,以干預犯罪發生的原因來降低未來發生的幾率,進而控制犯罪的成長與減輕人們居高不下的被害焦慮。在世界各國儼然已成為犯罪控制的新典范。它不限于犯罪處罰,犯罪處罰著重在犯罪發生之后,而犯罪之預防則著重在犯罪發生之前,就像醫療衛生一樣,犯罪也需要事先預防。“事先的預防絕對重于事后的治療與處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要好。因為刑事立法最終目標是在于預防犯罪發生,而非僅僅是在犯罪發生后追訴處罰犯罪者,且大部分的政府理論也認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主要職責之一。
一、破窗效應理論的提出
美國心理學歷史上曾進行過這樣一項著名的實驗:把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分別停放在兩個不同的街區:其中一輛完好無損,停放在社區環境較好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摘掉車牌,打開頂棚,停放在相對雜亂的街區。結果停放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星期還完好無損,而打開車棚的那一輛,不到一天就被偷走。后來把完好無損的那輛汽車敲碎一塊玻璃,在幾小時后就被人盜走。以該實驗為基礎,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林提出破窗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棟建筑上的一塊玻璃,也沒有及時修復,他人就可能受到某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碎更多玻璃,而這些窗戶就會給人造成無序的感覺,在這種無社會秩序的氛圍下,客觀上使得犯罪滋生、蔓延。”這證明同一個道理:環境具有強烈暗示性和誤導性。青少年，尤其是大中學生處于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過度的階段。從人的生理變化來看，他們身體各個器官的成長速度急劇上升或發育趨于成熟、身高、體重、胸圍增加;性激素分泌水平明顯提高，第一、第二性征表現明顯;生理發展走向成熟。從人的心理變化來看，他們的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強，社交需求增加，對他人的認可與尊重的需求加強;有虛榮心，性意識進一步增強，喜歡刺激，富于幻想，模仿力強，易受暗示;好勝心強，易沖動，好感情用事。有很強的獨立意識，但分析、判斷、辨別能力尚不完備，認識問題直觀、片面，其認知結構、情感結構和理智等方面均不夠成熟。總之，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水平處在一個趨于成熟而又不夠完善、穩定的階段。不成熟、不穩定是他們的身心特點。另一方面青少年所處的社會環境來看，他們都具備了一定的科學文化基礎，具有高級、專業的科學文化水平。在經濟上，大中學生未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其經濟來源依賴于家庭。并且，大多數青少年也沒有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從總體上來看，他們的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消費觀念不夠成熟。在社會上，由于他們的年齡小，閱歷淺，因而他們不可能擁有較高的社會威望和社會地位，在人格上，他們至少要受到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的管束，雖然他們有著強烈的獨立意識，但在外界環境的諸多約束下，尚未形成完整的獨立人格。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社會地位低下與獨立人格不完全也是他們重要的社會特征。可以說由于大中學生心理結構不夠成熟、不夠穩定，社會閱歷淺，對問題認識直觀、相對膚淺、片面，使其在面對較為復雜的問題時，一方面，自己往往缺乏冷靜的思考正確的分析、判斷，容易形成錯誤的念頭，產生錯誤的結論，從而導致錯誤的行為。另一方面，他們分析、判斷能力不成熟，獨立人格不完善以及經濟上的依附性使其抵制誘惑與判斷正誤、是非的能力相對低下，容易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被復雜現象所困繞，加上自身強烈的獨立意識與好勝心，易沖動而不理性的個性特征，常常在已經作出錯誤的決策和行為時難以接受家人和其他人的勸阻，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最終導致犯罪。所以大中學生獨特的身心特點和所處的社會特點決定著其內在動因上的不穩定性和外在誘因上的易受感染性等多種復雜原因共同作用是犯罪形成的結果。
實踐證明：治理青少年犯罪問題僅依靠刑罰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而且不當的刑罰不但起不了預防和懲治犯罪的作用,有時甚至會引起反向的刺激犯罪的作用。如震驚全國的湖南常德張君犯罪集團中的主犯張君在其17歲時因為一次打架,而在“嚴打”期間被處“勞動教養”三年。張君對此一直耿耿于懷,認為僅僅一次打架而被“勞教”三年,受了不公平的對待,從此開始了他對社會的報復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刑法學家蔡墩銘先生曾言的“不當之制裁反而助長犯罪”的觀點有其深刻性,“脫序行為破壞社會秩序,故其行為應受社會之制裁固無問題,但行為人只應受合理之制裁,倘屬于不合理或不當之制裁,行為人雖無法拒絕,惟對其將來所實施之行為,必有深遠影響,殊屬不可忽視。因之,為避免社會控制之實施,反而助長社會上的脫序行為或犯罪行為的發生,對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制裁之實施,其妥當性如何,實有待以檢討之必要。”假如刑罰制裁使用得太廣闊,就會形成濫用。濫用的結果會使刑罰失去公平性與嚴厲性,使刑法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并且,就經濟層面而言,任何的資源均是有限的。因此,任何刑事政策的改革推行,若不考慮成本效率,將會產生“排擠效應”。即投入治安經費增加時,相對地就必須減少其它社會福利或公共建設的支出,因而造成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況且若對犯罪采取強硬措施時,整個刑事司法體系在運行中,反而會對犯罪采取寬松的態度,即受到所謂刑事司法熱力學效用的影響。例如立法規定某個罪名的刑罰只為死刑,從立法上看可謂極為嚴厲,但在司法實務中依該罪名判處了死刑的并不多,這就是刑事司法熱力學效用的最佳證明。因而可以看出嚴刑峻法是有其極限的。故在西方世界的許多政府,包括德國、英國、瑞典、荷蘭等均設立專門的政府單位,以便能發展,推行并評估犯罪預防策略。
二、傳統犯罪預防措施對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作用的局限性
傳統的犯罪預防措施或稱威嚇主義是指傳統警政及刑事司法機構的嚇阻,長期隔離及矯治策略等,并貶低他種犯罪預防途徑,其處理原則是鼓勵遵循固有權威的合法指令,即強調威嚇主義、隔離主義、應報主義及依賴刑事司法體系對犯罪者施與明確、迅速、嚴厲和公平的處罰。通過維持更有效而強大的警察力量,高比率的犯罪嫌疑犯被定罪,受刑人刑期的加長,常縮減嫌疑犯的程序權利以提高犯罪者被逮捕、定罪和懲罰的可能性。但就我國來說,近年來,不僅青少年犯罪案件的量增加了,犯罪情節也有嚴重化傾向。犯罪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犯罪中暴力傾向日益明顯化、案情簡單化(臨時起意犯罪的居多)以及團伙犯罪現象尤其突出。故事實證明光依靠促進公共安全的刑事立法與刑事執法對犯罪率和嚴重犯罪的影響是有限的。德國刑法學者賓丁有句名言,稱刑法具有殘缺不全的特征。刑法只是所有社會控制體系或社會規范體系中最具強制性之一種手段,僅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對于尚未發生的犯罪,卻未必有限制之效。刑事司法制度需要與其他社會控制之機構密切合作,始有效維持社會共同生活所必需秩序,以防制犯罪。“刑罰的規模應該同本國的狀況相適應。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里，刑罰給予那些僵硬心靈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地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刑罰只不過是社會用以自衛或防衛犯罪的次要手段。刑罰的規范功能的不完整性意味著刑罰絕非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犯罪預防手段。
三、當前破窗效應理論在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中的應用
因此,我們認為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問題上應借鑒破窗理論,通過消除犯罪的原因、環境，也即環境的暗示性，而控制大中學生的犯罪。于是,重要的問題在于了解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中,究竟觸動了哪些社會因素可能導致青少年犯罪違法的增加呢?分析犯罪問題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體制轉型期內產生的社會震蕩。我國正處于由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后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現形式。商品經濟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促進社會經濟活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它嚴重地沖擊原有的價值準則和社會秩序,引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導致價值觀的異化,成為引發犯罪的思想淵源。而青少年時期，是心理發展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青少年，尤其是大中學生正處在高度的社會化進程中，身心發展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強，拒腐蝕的能力較差，如果受到外療條件的不良誘惑和熏染，就容易發展向反面，甚至淪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另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價值觀的多元化,又在客觀上增加了社會控制的困難,以及受社會亞文化的影響。社會價值導向存在偏頗和混亂,使一些青少年過于注重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缺乏起碼的社會責任感,形成了畸形的價值觀,這成為違法犯罪的心理動因。當自己超常的物質欲望和精神欲望通過正常的途徑得不到滿足時,便采取越軌手段以求解決和解脫。
2.另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客觀環境的不當影響,首先在于家庭的不良影響。家庭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與他們生活時間最長，是對他們影響最大的第一環境。但由于一些家長的生活方式不當或行為不端、監護不力、家庭環境惡劣、家長教育方法不當等原因,導致他們劇烈的心理變化直至矛盾，隨即產生逆反心理和對抗情緒，將孩子“推”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其次是學校教育的失誤。學校是學生成長成才的主要場所。但如果教育方法不當，也可能使學生染上不良習氣，甚至違法犯罪。如教育思想不端正,一些中學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忽視學生全面發展，導致學生厭學、逃學，甚至流入社會參與違法犯罪活動;學校監管不力。一些學校管理不善，規章制度不健全，對學生的不良行為不能進行及時的幫教處理，導致問題沉積,甚至產生違法犯罪團體。此外社會環境的惡化包括大學生在面臨就業時受到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等問題導致他們偏激的認識等都是促使他們犯罪的因素之一。轉型時期的社會控制很難適應這種變化的需要,在諸多社會控制領域表現出明顯的控制乏力甚至失控的狀態。政府職能轉換已沒有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造成社會調控能力弱化。當前,無論是zd機關的建設,還是基層政權,以及治安組織的建設,都存在不適應新的現實的狀況。從而造成無序環境的存在,而這種社會的無組織化或無序性引起了犯罪違法的增加。這些都不是刑事威嚇主義所能單獨解決的。因為個人犯罪的可能性和他居住于何處有關,往往改變生活環境就會改變個人的行為。
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因此，積極提倡社會關心支持教育，努力構筑社會化的防范體系是預防和減少他們違法犯罪的主要策略。犯罪預防的目的在于通過重組、規范其生活的物理環境及強化非正式社會控制來達到減少犯罪的機會和增加犯罪的困難度或風險。最為常見的如門窗加鎖、防盜鈴等使對某特殊犯罪對象之犯罪更加困難或不易成功。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則是指借對生活區的規劃及建筑物的設計使對犯罪產生非正式的心理控制,亦為情境犯罪預防的另一種方式,如美化街道和環境,使產生美感和秩序感,因會有非正式社會控制而減少犯罪,另設計建筑物或活動場所,以使青少年通過相互聚集互動增加熟識,消除都市生活的疏離感,均或多或少可對犯罪預防產生效應。如果由于社會的急劇變化改變了社會結構,使原有的社會中制約犯罪違法的機制打破了,當沒有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新機制時,犯罪違法就會大量增加。德國犯罪社會學派著名代表人物,刑法近代學派主將李斯特的一句名言就是“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人基本上是其所生存社會環境和經濟體系下的產物,財富和權力的不平均以及缺乏機會,增加了某些弱勢團體犯罪的可能性。因此,為能有效控制犯罪,很顯然是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的。可以從完善社會基本制度如社會福利、反歧視法案等相應行為規范準則、社會保障、法律救濟等宏觀環境以及教育培訓和職業訓練等微觀個體環境兩方面著手保證社會的有序性,從而有效地預防犯罪違法,限制犯罪違法的發展。
一個良好社會環境的功能在于保障個人權利能有行使的合理途徑和可能性以及在這種權利遭到侵犯時有救濟的途徑,避免因為制度環境的無序性而造成濫用權利現象的產生。具體到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上,應該通過家庭、學校、社會等各個方面著手,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努力構筑社會化的防范體系來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江書記同志也曾在《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中強調：“加強和改進教育工作，不只是學校和教育部門的事，家庭、社會各個方面都要來關心和支持。”他還指出：“只有加強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形成一種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年輕一代才能茁壯成長起來。”只有學校、社會、家庭三方協調配合，從早抓起，從苗頭抓起，抓緊抓實，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才能收到實效。
人之所以在熟悉的環境中犯罪的可能性較小,在于其對這個環境中習慣慣例或是生活方式的認可。而在不熟悉陌生環境,短期內無法建立起足夠信任的破窗效應狀態下,極有可能通過犯罪途徑濫用權利。特別是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很容易產生高消費意識盲目膨脹，追求物質金錢的欲望及腐朽思想嚴重侵蝕了在校學生們的身心健康，一時間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重新抬頭，經濟收入的差距加大，造成了他們心理上的不平衡，誘發他們向往金錢物質，加上家庭環境氛圍的惡化以及學校教育引導的失誤,使得一些青少年學生無法對整個社會產生足夠的信任感,采取極端的手段來表達自己的主張或滿足自己的私利。這時,就需要通過對通行的習慣慣例一致化或加以融合使之相近的法律法規便有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權利的行使提供了法定的途徑,而國家的其它社會政策則在于維護該權利行使的可能性。例如增強社會管理者的素質，重視整個社會對青少年的教育;發揮zd部門的職能作用，強化社會管理和社會控制;切實改革學校教育,開展好紀律法制教育、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活指導和自我保護意識的培養,建立和完善以家庭和學校為主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早期防范體系;通過就業政策創造工作機會;完善立法保障青少年基本權利等都是宏觀環境急待改善的地方。在個體微觀環境中,則強調提高家庭成員的自身的素養，實行良好的家庭教育;端正辦學思想，加大教書育人的力度等改變大中學生們的生活環境和機構。
結語
本次調查通過對調查結論的分析,借破窗理論,力圖尋求有效的青少年犯罪預防策略,認為加強對社會環境宏觀和微觀方面的改善,以干預犯罪發生的原因來降低未來犯罪發生的幾率,是對青少年犯罪預防工作中不容忽視的一面。“最好的社會政策便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對破窗效應理論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問題上最好的詮釋。
【篇四】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調研報告
青少年是祖國的希望和未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事關國家的持續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集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和司法保護于一體的未成年人綜合保護網絡。我們在開展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方面，認真貫徹“教育、感化、挽救”并重的方針，立足工作實際，對我院少年庭成立兩年來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努力從多方位、不同視角分析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及對策，以期推動和促進少年刑事審判工作開展，穩定我區社會治安，促進我區經濟快速發展。
一、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現狀
自2009年10月以來，源匯區人民法院少年庭共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58件，判處未成年罪犯64人，占同期刑事案件總數的16%，占判處罪犯總人數的10%。未成年罪犯中，14周歲以上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罪犯11人，占未成年罪犯總數的17%，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罪犯53人，占未成年罪犯總數的53%。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搶劫、盜竊、故意傷害、敲詐勒索、詐騙等近10個罪名。大多數未成年罪犯為初犯、偶犯，有前科記錄的僅1人，占未成年罪犯總數的?? 1.5%。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總體上講有四個方面：1、目前社會處于轉型期，來自社會、網絡等方面的因素林林總總;2、家庭教育的缺失與青少年知識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為突出;3、學校教育的單一化與素質教育要求之間的差別及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銜接不足;4、青少年心理發育的不成熟、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及缺乏足夠的判斷能力。
三、延伸幫教情況及主要做法
源匯區法院少年庭堅持全面落實“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針，緊密結合青少年的成長特點和家庭狀況，著力構筑覆蓋全程、因人制宜的延伸幫教新模式，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1、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審判工作。多年來，我院歷任領導都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審判工作，根據未成年刑事案件數量等實際情況，早在1989年就指定專門的合議庭負責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審理。1995年有獨立建制的少年案件審判庭負責辦理涉少刑事案件。2007年3月，根據省高院的部署，設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專門辦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我院黨組把未成年刑事審判工作放到法院整體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來抓，成立了未成年人審判工作領導小組，由主管刑事審判的副院長擔任審判指導小組組長,負責日常未成年刑事審判指導工作，并建章立制，形成院長、分管院長、庭長分級負責，層層抓落實制度，做到年初有計劃、有部署，年終有總結、有講評。同時,邀請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的團委、關工委工作人員和學校教師等擔任人民陪審員，為開展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2、全力做好普法宣傳。在市廣播電臺開通“法官熱線”，為廣大青少年提供法律幫助;定期不定期組織少年庭法官開展送法進社區、進學校活動，提高青少年法制意識;每年舉辦“法制夏令營”、“少年法庭”活動，用身邊的案例警示教育學生，增強法制宣傳效果。
3、強化庭前調查。堅持走出法庭，全面調查了解青少年走上犯罪的主要原因;堅持前往看守所會見被告人，認真聽取被告人對自己犯罪前后的思想認識，做到“四清楚”：被告人的真實年齡清楚;被告人家庭狀況及父母管教方式清楚;被告人社會活動情況和來往關系清楚;被告人成長過程，平時愛好，表現和個性特征清楚。通過走訪被告人的家庭、學校和社區，掌握審理案件的主動權，為幫教和感化找準突破口。
4、全面實施“圓桌審判”。在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時，我們在審判庭的設置形式上充分體現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減少庭審中的對抗氣氛，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緊張情緒和抵觸心理。采取圓桌布局，審判人員、書記員、公訴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圍坐在橢圓形的審判桌周圍，對未成年被告人案件進行審理，配之以相應的審判方式，變“坐堂問案”為“圓桌談心” 的溫馨庭審方式，營造緩和、寬松又不失法律嚴肅性的庭審氛圍，盡可能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戒備心理，縮短與審判人員的心理距離，增強感化效果。同時，審判人員融入愛心、耐心、誠心和信心，避開未成年被告人最敏感、最忌諱、最反感的話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較好地促使其悔悟和接受審判教育。
5、實行未成年人綜合評價制度。未成年人綜合評價制度是指法官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延伸審判職能，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個體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包括深入社區、學校，與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老師等進行談話，從而分析出未成年被告人的個性以及成長過程中存在的積極與消極因素。重點在于挖掘其自身存在的優點，并進行綜合評價，于庭審結束后形成書面意見，為未成年被告人的矯正、幫教工作提供參考依據。除此之外，要求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官利用其豐富的法學和心理學知識及審判經驗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準確評價，幫助學校、家長和未成年被告人自己客觀評價自己，讓學校和家長從新的角度去看待孩子，鼓起他們重新作人的信心和勇氣。實行未成年人綜合評價制度一年以來，社會反響良好，省高院張立勇院長批示要求在全省推廣。
6、做好判后心理疏導。判決后，部分未成年被告人常常出現悔恨、焦慮、急躁的情況，覺得抬不起頭做人，產生絕望、怨世心理，有的甚至產生對抗社會的心理。在移交社區矯正后，由心理專家、法官、社區干部共同對那些心理、性格存在缺陷，對自己未來人生之路缺乏規劃與設計或絕望的非監禁未成年被告人談心，開展心理咨詢、心理疏導，幫助其克服不良心理，切實解決他們的“心病”，幫助他們重新樹立信心，促使他們面對現實，處理好新產生的人際關系，以他們的心理康復為最終目標，避免其再次犯罪。對一些存在無所謂態度，或刑期長、缺乏承受能力的，或產生自悲感和對立情緒的青少年，通過具體案件以案釋法進行有針對性地教育，促使他們認清自己行為的危害性，增強改過自新的信心和決心。
7、扎實開展服刑期訪。我院把每年的10月確定為“回訪月”，法官經常定期或不定期到監所進行回訪，聽取監所干部介紹少年犯服刑中的思想、勞動、改造的表現情況;同時，面對面地與他們交談，傾聽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勉勵他們繼續好好改造。
8、做好釋放后訪。針對未成年被告人思想復雜、憂慮多的特點，少年庭法官及時跟蹤、登門回訪。一方面通過宣傳未成年人保護法，加強他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并結合其自身的實際現身說法，警示他們吸取教訓，教育他們遵紀守法;另一方面加強與監管機關、法定監護人和基層組織的聯系，幫助安置好他們的生活，教育他們要積極面對生活，再創美好未來。
兩年來，我們對40余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了跟蹤幫教，所有未成年人均無一重新犯罪，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延伸幫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在工作實踐中，未成年延伸幫教工作雖然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仍面臨著不少問題與困擾：
一是溝通不順暢。教育、挽救、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艱巨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僅靠某一個部門的努力難以實現，綜合治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但是實踐中，一方面，對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形式和內容還存在分歧。有的認為應當只限于對未成年犯的跟蹤幫教;有的認為向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識，幫助他們強化遵紀守法意識、樹立法制觀念也是工作職責之一。另一方面，法院與其他機關、團體的配合缺乏規范性的文件指導，沒有具體操作措施和統一規定，溝通不暢，造成審理、改造、挽救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不銜接、不協調。
二是幫教落實難。對被判處緩、管、免的未成年犯進行幫教，由于社區預防工作未建立，社會幫教工作基本上由未成年犯罪人所在地的派出所、居委會、學校等承擔，因這些單位處于條塊分割的狀態，很難相互協調配合;對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犯重返學校就學，因很多學校因怕抹黑影響名譽，以種種理由拒絕接納學生返校繼續讀書;在幫助未成年犯重返社會、再就業時，往往得不到勞動部門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企業用工時對有前科劣跡的人也幾乎不予考慮，就業安置無法有效進行;在發出司法建議，要求有關機關對文化市場領域不良報刊、音像制品、網吧、游戲機室、歌舞廳等進行綜合治理，往往得不到響應，犯罪預防尚未形成齊抓共管、合力解決的局面。
三是保障跟不上。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后幫教是一項專門的、復雜的、長期的工程，它不僅需要科學的、系統的制度支撐，還需要專門的機構、專業化的人員和充足的物質保障。而現實中，開展判后延伸工作既無專業人力支持，也無財力保障，判后延伸工作所必需的人、財、物等條件基本上都不具備。雖然我們在判后幫教工作上辛勤付出，但取得的成效與付出不成比例，急需建立更為科學、協調的有效機制，實現幫教工作的健康、規范、穩步、持續發展。
